百年之后，正是在先人为之奋斗的这个国家中，社会上掀起了无与伦比的全民奋斗热潮。在中国现代化的又一个社会大变局面前，上至权贵新富，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乃至黄发垂髫，每一个人都在通过或大或小的奋斗把握自己的命运。
又与百年前不同，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时代，却并不专属于史诗般的人物。人们的奋斗当然关乎国家、关乎民族，但重点是自己的小小未来。唯我独尊，听起来不雅，却又是人们的心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仍然存在，却不再是主流。
当然，社会总是会有打击，然而，现实的不堪之处是否决奋斗的充分必要条件吗？不！这些不堪之处，正是整个社会的公平可以拓展的空间。公平的空间的绵延，需要每一个奋斗的人去牵引。
我们庆幸，毕竟这还是一个奋斗能够造就改变的中国。奋斗让我们得到了很多，但当奋斗变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为奋斗而奋斗时，我们是不是正在失去什么？是的，如果奋斗成功的代价是亲情、道德、幸福………除了成功，我们将一无所有。
这是你想要的奋斗吗？
所以，我们需要停下来，冷静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奋斗？
其实，这很难说清楚。但至少，我们的奋斗不应是让父母枯坐家中，不应是让孩子望眼欲穿，不应是让爱人孤独守候。至于不择手段、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请悉数摒弃之，就让奋斗跟着你善良的内心。
这样的奋斗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奋斗，安放在了他乡
左图是25岁的山东女青年李小小的人生履历表。7年的青春，流淌在了迁徙的路上。生活在何处？这是时下国人谁也回避不了，却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千千万万的李小小们的迁徙，似乎找不到正确的终点。是故乡，是他乡？
※ 理想不大，却只有大都市装得下
毕业了，应该去哪里？这是摆在今天的年轻人面前关于人生的必选题。想必每个大学生都为此纠结过：留校？出国？跟着恋人走？跟着兄弟干？报效家乡？
就在20年以前，大学生们没有这样的烦恼。那时就业实行计划分配，毕业生完全不用为工作发愁，或者说愁也没有用，你总要接受被国家安排一份工作。那个时候大家甚至踊跃去老少边穷地区工作，也很让人血脉贲张。
1990年以后，自由择业时代来临，大学生们的思想开始活跃了，广阔的世界铺陈在了眼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时候东部沿海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孔雀东南飞”略成气候，不过，大学生的择业选择还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最倾向于选择的是离家比较近的大城市。
又10年过去，2010年以后，大学生们对于大城市的热情依旧，但万千的热情之火却聚集在了几个地方：北上广深。2012年零点“大学生就业意向城市调查”发现，选择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的大学生比例居于首位，占到了35.1%。
其实这个结果一点儿也不奇怪，目前大学生选择就业地区时，最看重的因素都是关乎个人发展的，如工作机会多（53.5%）、有人脉（43%）、经济活跃（38.6%）、收入水平高（27.3%）。毫无疑问，这都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专利。虽然省会等一般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很快，工作机会也较多，但是相较于北上广深这些经济文化超活跃的地方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 城市伤人千百遍，我仍待它如初恋
但是大城市外表光鲜，内里却“压力山大”：物价高、房价高、竞争激烈，工资水平却与生活成本不相称。数年的打拼、满腹的艰辛，仍不足以保证一个光明的未来。2009年零点“城市白领调查”显示，56.9%的白领表示工作压力大，其中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对自己职业规划和发展前景的担忧（27.5%）。
于是，回老家就成了人生奋斗的一个备选。李小小在2011年的回归，正是搭上了这股回归潮的末梢。
但当大城市的辛苦被一扫而光，轻松地度过半年时光之后，新的痛苦又产生了。当初追求的大城市的美好，家乡统统找不到，生活没了变数，竟如死水一潭，没有变化，竟也如此可怕，一番犹豫之后，众多李小小们又离开了家乡。
其实，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也出现过逃离纽约的现象，进入80年代后，由于公共交通的改善、城市建设的发展、服务业整体条件的改善、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汽车燃油成本的上升等，从郊区返回城市成为了新潮流。中国的城市白领正在重复着30年前纽约人的路子，却是由于不同的原因。
知识人口的流动，一方面是个体谋求发展机遇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国家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繁荣的重要支撑。年轻人为了发展机会而选择迁徙，却又在迁徙中忍受着对未来的不安。他们在奋力抓住时代机遇，也在坚忍地面对着不同于父辈的艰辛与困扰，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遭遇挫折、失败、彷徨与失落。
他乡还是故乡的纠结，归根结底是对前途和未来的选择。我们无法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只能提供这样一种折中的劝告：走在奋斗道路上的年轻人要结合自身实际，冷静分析现实，既不沉迷于大城市光鲜的外表，也不贪图故乡安逸的生活，找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然后全力出击。
都市里的“漂一族”
当无数个像李小小一样的青年义无反顾地扎进大城市时，集群效应出现了。
流动人口短时间内高密度聚集，使这些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严重超过承载量。住房刚性需求强劲，投资和炒卖如影随形，房价始终高企不下，这成为制约宜居城市建设的最大“紧箍咒”，也催生出了“漂一族”的两个亚群体：“两点一线间的上班族”和“城乡结合部的蜗居者”。
※ 两点一线间的上班族
由于城市中心地价太高，居民住宅区迅速向城郊扩散，“卫星城”“卧城”“睡城”等理念成了城市规划的新宠。这些词汇从学术上说是“大城市周围承担居住职能的区域”，通俗的解释就是“城市郊外给上班族睡觉的地方”。
住在北京通州的龚浩是个标准的卫星城居民。他租住的房子位于梨园——与他的工作地点灯市口相距24千米。为了赶在8点半上班，龚浩放弃了早饭，却还要每天6点半起床。在路上，他需要三次换乘地铁，每次换乘都要在排队的长龙里走上十来分钟，然后犹如冲锋一样挤上车和挤下车。在完全没有耽搁的情况下，龚浩到达公司时距离上班时间也仅有5～10分钟，然后在浑浑噩噩中开始一天的工作。
白天在市中心上班，晚上回通州睡觉，龚浩的每个工作日基本都是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状态。遇到加班的情况，龚浩到家时已是深夜甚至凌晨，睡眠时间便只有五六个小时。
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龚浩们如潮水般来去，公共交通工具里的景象相当震撼。坐车的人过多，乘客间免不了磕磕碰碰，龚浩对各种纠纷已见怪不怪了。
北京市通州区人口在2000年至2010年间由67万升至110万，地铁八通线日客流量突破25万。为应对高负荷的客流量，八通线的发车间隔从最初的10分钟缩短至目前的2分50秒。尽管如此，仍需在早晚高峰期限流，乘客挤不上车和挤不下车的情况还会时有发生。
2012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显示，目前城市上班族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间实际距离在10千米以上的占到7.6%，在20千米以上的也有近3%，特大城市的上班族工作地与居住地距离10千米以上的甚至达到11.1%。
这些住在卫星城里的上班族，每个工作日都会走两次“长征路”，平均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在1小时以上的占13.1%。如果遇上堵车，该比例要攀升至40.4%。还有34.9%的城市上班族属于“BMW族”。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些“BMW族”的出行方式是公共汽车（Bus）+地铁（Metro）+徒步（Walk），一句话评价就是“真折腾”。
这种刻板而必不可少的往返，既可以说是现代化之痛，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可以进一步开拓的领地。信息的传递早已是瞬间千里，或许很快，这种日常的苦，就会成为尘封的过往。
※ 暂安角落的青春
李飞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3年了。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激动得一周没有睡好觉。4年的大学时光，李飞一直把当明星作为唯一的职业目标。即使2008年遭遇了“毕业即失业”的尴尬，他也没想过放弃自己的明星梦。
只是最近，他开始有些焦躁了。毕业3年有余，李飞还是没能找到期盼已久的成名机会。他一直和两个难兄难弟合租海淀区的一个地下室。白天，他去北影厂门口坐等当一次群众演员的机会；晚上，他带上吉他到蓟门桥的地下通道里唱一会儿“原创”口水歌捞些外快。
地下室里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泡面是李飞最熟悉的“料理”，蟑螂是最常光临的“客人”，又潮又浑浊的空气让李飞患上了严重的湿疹……与李飞一样的，将青春暂安在城市某个狭小角落中的年轻人，还不在少数。
其实，初出社会的年轻人的境遇，从来都不如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们，甚至刻意将自己的身躯用旧衣烂衫包裹，用颓废武装自己的精神，表达对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叛逆。著名的华裔导演李安，从纽约大学毕业后，竟一直未能找到工作，不得不赋闲在家，依靠妻子微薄的薪水度日。但天道酬勤，从来都是一条铁的定律。
2009年时，“蚁族”作为一个新名词首次出现并迅速流行起来。这个概念特指大学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年轻人。“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是这个群体的关键词。从地域上看，该人群主要分布在直辖市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从收入上看，工资相对很低，在其生活的城市无固定房产；从支出上看，70%以上收入用于支付房租和承担基本生活，“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平均标准；从居住环境上看，大多数维持在“一张床”的居住面积。
愿意忍受眼前种种的不如意，不也正好说明了这些年轻人有着摆脱这种境遇，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决心和渴望吗？青春的美好年华，难道只有华屋琼宇里，才能够安放吗？理想的实现，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否则又怎会有奋斗一词存在的意义。逆境中奋斗的青春，需要的，并不是悲哀和怜悯，而是鼓励和喝彩。
“中心城区住不起，郊区交通伤不起”，工作压力和住房压力高度叠加，使都市里的“漂一族”们喘不过气。奋斗的青春，无奈地成了无处安放的青春。无论如何，“漂”不是一种可以持久的状态。但愿在未来的20年里，龚浩们可以在大城市住上理想的属于自己的房子，李飞们也可以拥有理想的生活——大城市“居者有其所”，小城市建设也可以“遍地开花”，让“漂一族”彻底成为尘封的过去。
职场资本的变迁
如果你正在高校读书，或者已从大学毕业，是否会因为下面这句话而感到很受伤？“博士生满街走，硕士生不如狗，本科生没事做，只好做扒手。”虽是戏言，却道出了一个比通货膨胀更让人心酸的事实：文凭膨胀。
不要提大学毕业生包分配的美好年代，也不要提“天之骄子”们意气风发的光辉岁月，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给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浇上了一瓢冷水。官方数据显示，2002～2011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人数十年间从134万增加到608万，增加了3.5倍。
原先单位招人看学历，大学生是香饽饽。而现在，学历依然重要，但已不是单一的衡量标准，而只是入门条件了。21世纪，什么是人才？不是满腹经纶的博士，不是拿着一箩筐证书的“考证狂”，也不是吃苦耐劳的壮劳力。人才，需要的是综合实力，最顶尖的就是全方位立体人才和创新型知识才干。
※ 从拼学历到“人脉送我上青天”
长久以来，不少人一直在以如今找工作靠“学历”不如靠“关系”作为世风日下的理由。其实，这样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变迁：学历曾经珍贵，是由于高等教育不普及，高学历人才珍稀的缘故。而随着高校不断扩招，高学历人才数量不断扩大，学历自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魅力。更多的人站在了同等的起跑线上，那么，“信息”自然成了另一种稀缺的东西，靠“关系”，寻求的，不正是这一点在“信息”上对于别人的领先权吗？中国如此，国外亦是如此。
清华大学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显示，25%的大学毕业生在求职中有家庭或熟人帮忙，其中有73%的学生认为“关系”对求职有帮助。2010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也表明：在人们看来，人脉和社会关系对于成功具有重要作用（15.2%），仅次于“机遇”和职场硬通货——才干和知识技能。
人脉是不可替代的，却也是可以争取和积累的。2010年零点“大学生公益调查”表明，大学生参加公益的社交动机（72.8%）高于献爱心（63.1%）。此外，零点的“系列城市生活调查”结果也显示，年轻的父母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人际交往的魅力要从娃娃抓起，他们让孩子参加课外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2007年：5.9%；2011年：23.3%）。
※ 从拼资历到“年轻才是资本”
在以往，即使有了丰厚的人脉，那些能干的年轻人也会苦闷不已，因为他们还是年轻人。但现在，“铁饭碗”的时代已经过去，职场里的论资排辈现象日渐式微。经验的累积、工龄的长短已经不再是衡量企业员工贡献大小的最重要标准，工作能力、专业知识和活跃思维造就的创新型知识才干，才是好员工的重要特征，这给年轻人向上奋斗打开了“天窗”，因为他们具有天生的优势。“年轻才是资本”——年轻意味着拥有知识和技能，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这些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
我们看到，在很多公司员工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一些高技术企业和新兴行业。甚至一些公司会大手笔地推动员工年轻化。如2006年，爱立信辞退1000名老员工，推行员工年轻化；2009年，万科调整员工年龄结构，“80后”占到八成；新近报道显示：华为员工
平均年龄不足29岁。
企业管理层也在年轻化，《首席执行官》杂志和伦敦经济学院对1450个跨国公司总经理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年龄是47岁，而在全球这一指标为55岁。此外，香港城市大学2011年一项调查表明，68%的受访者在25～28岁期间晋升为企业管理层。
回顾过去的20年，年轻化趋势这种微观经济现象的背后，是整个国家经济的转型：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铁饭碗”，市场机制的成熟和民营企业的壮大增加了经济竞争和活力，科技产业的急速前行让知识和技能大显神通。
在今天，单靠学历或资历已经无法如鱼得水，现代职场强调创新、节奏快，年轻活跃的气氛越来越成为主流。年轻的心态、活跃的思维、良好的人脉关系，能助我们一往无前。在奋斗的路上，就让我们的青春之火尽情燃烧吧！
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我想融入城市
1991年春天，央视一套开始在黄金时段播出10集电视连续剧《外来妹》，很少有人能预料到这部关注“小人物”的电视剧会引发怎样的轰动。
2011年春天，央视一套在黄金时段播出了“农民工”题材的电视剧《月嫂》，“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的生活又引发了社会强烈的从1991年到2011年，两部电视剧，折射出了一个变化的时代。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基调从“严控”到“鼓励”，流动规模从几千万到近三亿，何其磅礴。20年来，农民工始终身在城市建设的最前线，以及城市生活的最边缘，旁人看待他们的眼光依然如故。
然而，他们自己，早已经改变。
※ 崛起的新生代农民工
20年间，第一批入城务工者已步入中年或老年，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了城市发展建设的生力军。与上世纪90年代候鸟般往来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钟摆式”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定居于城市的“全职农民工”。
在人们的印象中，农民工的头发蓬乱、满脸胡茬、叼着烟、驼着背，奔波于大街小巷揽体力活，身上的乡土气息与城市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每当“城里人”在路边的大排档碰见光着膀子、三五成群吃肉串儿、喝啤酒的“民工们”，总会有意识地躲着走。而这些农民工扛着大箱小件地出现在火车站、汽车站时，也会招致不少嫌弃的眼神。
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穿着、爱好、思想、追求都已变了样。这个群体更有社交意识，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生活也更有闲情逸致。他们也穿名牌服饰，剪入时的发型，拿新潮的手机。这些来自农村、工作在城市的年轻人们，对网络的熟悉程度、对电脑操作的熟练程度也并不比城市的孩子们差。
从成长轨迹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趋同于城市同龄人：89.4%基本不会农活，37.9%在就业前从来没有务工经验。甚至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是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已不太可能重返农村。新生代的加入使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他们之中的很大比例从事技术工作或供职于服务行业，已成为“新蓝领”的主力军。
※ 打工不再只是为了糊口
如果说改革初期农民进城务工多是为了谋生糊口，当代农民工的职业诉求明显更加多元化。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对高薪酬和更加理想的工作状态都十分关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自主创业。2011年零点“农民工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一次择业时重点关注薪酬的比例为45.9%，而认为在今后择业时仍会重点关注薪酬的比例则下降至32.7%，另有31.7%、12.9%和12.1%的新生代农民工把发展潜力、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作为择业的新标准。
农民工群体的多元化职业诉求并不是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对于工作的期待越来越高，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有进取心且更具行动力：95.4%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为下一份未知的工作做些努力，传统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78.5%；在努力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积累阅历、主动学习、扩展人脉的比例也分别比传统农民工高出28.5%、24.1%和9%。
※ 被认可的贡献，尴尬的身份
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2001～2010年零点“全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发现，城市居民认可农民工给社会带来有利影响的比例始终保持高位：2001年这一比例为33.6%，2011年上升至44.2%，不认可的比例则从32%下降至13.9%。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对于这一群体贡献的认可，却与对于他们人格的尊重是逆向增长的。简言之，我可以感谢你，但我不会尊重你。2004年69.2%的农民工认为在城市受到了尊重，这一比例在2011年下降至59.2%。该如何解释这种某些城里人的分裂认知呢？或许，这得归结于我们一再给这一群体贴上的“农民工”这一标签。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尽管这一群体20年来早已经改变，我们的媒体、影视文学作品却一再重复他们20年前的形象。
2004年，5分制下，农民工对城市社区事务的关注度为3.5分，2011年下降至3分；愿意与城市人交往的农民工比例也从72.4%降至63.6%。许多城里人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但与同样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兄弟们成了陌路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无关乎制度，完全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而要改变这种偏见，我们没有理由去依赖任何外来的变革，如果如此，那就是推卸责任的表现。需要变革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一个农民进城了，他和这个城市唯一的关系就是脚上那双回力牌白球鞋。”多年前，媒体这样讲述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20年后，廉价的回力牌白球鞋，不仅成为潮人的时尚单品，还成为明星的足尖挚爱。只是，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尴尬依旧。“我只是想做一个城里人！”这是农民工兄弟最朴素的愿望。下一个20年，这个朴素的愿望会不会成真呢？
因为流动，所以留守
与漂泊在都市的人们遥相呼应的，是众多守家待业的“留守者”们。因为有流动，所以有留守——流动者为城市建设贡献着力量，而留守者也在为城市的发展默默做出牺牲。
当我们为城市的“花朵”们茁壮成长而欣慰时，还有大量的农民工子女留守在家无人照料；当我们沉浸在花前月下的幸福中时，还有很多妻子忍受分居两地的孤独；当我们陪伴父母阖家欢乐时，还有很多空巢老人终年与电视、宠物，甚至空气做伴。
20年间，中国的“离居时代”已悄然来临。留守儿童、留守女士和留守老人，三个群体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加入了同一个注脚：我们正在为物质的繁荣牺牲精神上的一些抚慰，用一些人的孤独换取了另一些人的幸福。
因为流动，所以留守，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无可规避的一对矛盾。然而，留守现象本身，是中性的，它无所谓对与错，我们应该关注的，并不在于该不该留守，而是这是怎样一种留守？留守也可以是安乐的、安全的、安心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为留守者做些什么。
可喜的是，很多人都开始了自己的行动，比如广州市番禹区便推出了“想妈妈”关爱留守儿童工程，建立了“想妈妈”关爱留守儿童服务网站，父母可以录制视频放在网站上让孩子看，孩子也可以录制视频给父母看，增加父母与孩子交流的机会。除了政府部门，一些高等院校也在大学生中招募志愿者，来到乡间帮扶留守者，为他们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也有不少心理专家也加入了进来，针对留守者最易出现的心理问题，给予援助。
我们不能阻止社会的流动，但可以通过共同的努力，温暖因流动而来的留守。
迁徙老人：不能归根的落叶
对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省际人口迁移，中国人口学家王桂新曾有过研究，发现老年人离退休后离城返乡、落叶归根的现象比较突出，老年人的迁移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年轻时为了工作背井离乡，年老退休后不再受工作单位的制约，许多人选择回到家乡安享晚年，是20年前最普遍的迁居养老方式。
20年后，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大城市打拼，回到或守在家乡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于是，许多老人们不得不到子女所在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生活。“迁徙”这个候鸟的专有名词，或许，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生活现状。
※ 来：儿子想父母，父母想孙子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六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失能老人3300万。据预测，2015年和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分别占到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而且，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面对“银发冲击”，中国显然没有做好准备，社会保障制度及公共设施都跟不上老年人衰老的速度。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各类养老机构拥有床位266.2万张，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
面对这样的养老困境，有着“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中国人自然而然选择了家庭子女养老。而在外地打拼的年轻人又不能守在故乡为父母尽孝，因此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随子女迁徙到外地养老。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让老年人迁徙到子女所居的城市中去。2011年零点“老年人调查”显示，近两成老年夫妻“老来分居”，帮子女看孩子做家务是主因（71.2%），女性老年人此项比例略高（女：71.5%，男：67.6%）
从此，老人们每天的生活就像从山西来到北京的张大妈一样。早晨6点：去菜市场买菜；7点：准备一家人的早饭；7点半：叫儿子儿媳起床吃早饭，伺候孙子明明起床穿衣吃饭；8点半：送明明去幼儿园；10点：回家做家务；下午4点：接明明回家；下午6点：准备晚饭；下午7点：收拾厨房，伺候明明睡觉；晚上10点：睡觉。
据张大妈说，像她这样的老年人有很多，每天下午在幼儿园等着接明明的时候认识了很多盟友，都是因为子女太忙没有时间做家务、带孩子，年老的父母不得不从外地赶来，为家庭做最忠实的保姆，顺便来养老。
※ 走：回到熟悉的土地
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迁移之后的新环境，种种的不熟悉都让老年人有点不知所措，如何适应他乡生活是横在老年人面前的一道大山。难以消除的生活习惯差异。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地域差异巨大：饮食习惯上南米北面，东甜西辣；气候上南方潮湿多雨，北方干燥多风；南北语言差异巨大，较难懂的方言给老年人的日常沟通交流造成了极大的不便。除了地域差异以外，城乡差异也让很多老年人颇感不适。农村老年人学会适应城市环境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生活方式和习惯上的巨大差异给老年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难以建立的新交际圈。大多数迁居老年人在新的城市里是孤独的。除了自己的儿孙之外，他们几乎不认识任何人。而且由于新旧环境在文化、思维和生活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导致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很难在短时间内再扩大，同时原有的社交圈子完全淡化，这都导致迁居老年人的社交规模急剧缩小。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关系发泄或缓解情绪紧张，只能在精神上感到苦闷和孤独。
无法转移的社会福利。老年人离乡时一般都将户籍留在原地，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限制，相应的一些社会福利待遇都无法带到迁居的城市，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不便，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医保。一般迁居老年人在迁居地看病买药是不能报销的，医疗费用只能由个人家庭承担；即使大病能报销也要先在当地申请异地就医，才能回去报销，而且申请手续非常烦琐，报销周期也被拖得很长。这让一些身体不好，经常生病的迁居老年人倍感苦恼。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为了便于子女赡养老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提出了完善老年人口户籍迁移的管理政策，老年人将有望随着子女迁移户口，这项政策的出台对迁徙老人来说是一个利好信息。也许，未来老年人随子女迁徙的现象还会发生，甚至会愈演愈烈。晚年岁月，如何安度？老年人的幸福生活需要我们运用智慧去改善，让他们不再为迁徙而苦，而是以宜居为乐。
汽车：奋斗中的一抹暖色
1949年，5亿中国人才不过拥有5万余辆汽车。到2011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而汽车的拥有量则达到了1.01亿辆，增长近两千倍！2012年，为期一周的北京车展吸引了超过80万人前来凑热闹。虽然在大城市，交通拥堵已经让汽车的速度越来越慢，但是人们依然钟爱汽车，因为有了汽车，我们的奋斗才会增加一些色彩。
※ 汽车，让工作有了“后台”
2012年7月17日，又一个凌晨两点，张浩然步出灯火通明的写字楼，从为数不少的车群中找到自己的车子，点火，上路。白天热闹的道路已经比较冷清，畅顺的道路让他的心情也放松不少。半个小时后，他顺利抵达位于北京通州的住宅，洗漱完毕后，不再干其他事情，赶紧上了床，因为早上5点半，他要如往常一样为了避开高峰期早早起床上班了。虽然工作了16个小时，但交通顺畅，心情也舒畅了不少：至少不用被堵，不是吗？
在中国，像张浩然这样的“工作狂”并不在少数。根据日本专家统计，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的“工作狂”增加了5成，日本增加了7成，中国至少也增加了4成。在中国，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疯狂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对于把加班当成家常便饭的工作族来说，汽车成为必不可少的装备。2012年零点“城市白领调查”显示，为了上下班方便（33.7%）是中国人购车的第二大原因！当公交停运、地铁休息、出租拒载，我还有我的汽车！
尤其让张浩然们坚定购车的理由还有其他。2012年北京春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的数据显示：直线距离两千米意味着房价相差1万左右。也就是说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三环比四环高出60万，就是10辆奇瑞QQ、4辆宝来、一辆宝马5系！这让不少中国人出手毫不犹豫：买郊区房，购城市车！买车不仅仅让他们更高效，更是一种省钱的高招！
※ 汽车，让遥远不再遥远
2012年7月15日，周日，位于北京四环路的宜家家居城迎来了周末购物高峰期。张婉娴、李婷同住于西四环一个小区，两人结伴来购买家具。两个书桌、一张茶几、一个书柜、两把椅子是她们的收获。结束购物，两人犯难了：这么一大批东西，怎么弄回家？两人对比了一下宜家送货及打出租的价格，最后选择了出租车，花费68元，比宜家送货省了32元。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同住一个小区的王芳购买了一个书柜、一个单人沙发、一张落地柜，她开着自己的SUV将家具运回了家，仅耗费18元。
同样的距离，相差两倍，甚至是四倍的成本，这就是私家车带来的好处之一。一站式购物，一车式自回，相信这是很多有车族的快乐。
随着中国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中国人越来越习惯一次性购物，而事实证明：汽车给出行带来的改变的确重大！2006年，宜家在中国的第四家分店在成都开业。虽然身在成都，但宜家的辐射面可不仅仅局限于成都。到了周末，在宜家的停车场里，川B、川C、川F、川K、川R……挂着四川各地牌照的车都有。到成都来度周末，顺便购购物，已经成为不少四川其他城市年轻人潮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汽车也让流动的中国不再那么冷漠。中国的春运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季节性人口迁徙。在春运这个需要“流动”但公共交通又拥堵的情况下，汽车成了不少人实现“回乡梦”的月光宝盒。每到过年，中国的大城小镇，许多人家的楼下都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这都是在外的游子们回家的证据。汽车让不少游子们能够常回家看看，虽相隔千里，但一日可达！
※ 汽车，让乐趣多一些
从2006年开始，成都青城后山上就多了很多驾车而来的人。他们或三五成群，或独来独往，而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享受山中喝茶的乐趣！几张椅子、几杯清茶、山林幽静、鸟虫共鸣，无怪乎此地让注重享受的成都人青睐有加！
上山饮茶仅仅是汽车带给成都人的众多福利中的一条。以享受生活著称的成都人将汽车与生活乐趣的结合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了汽车，春天出城赏桃花是多么的便利，想上哪山上哪山；有了汽车，吃得地道完全不是问题，哪里正宗上哪儿吃；有了汽车，一日半天也可以出去旅个游……汽车让中国人的活动半径不再受公共交通的限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就是“自驾游”的火爆。2012年五一小长假期间，郑州市旅游局的抽样调查显示，市内自驾车旅客占比达到59%。而根据贵州省假日办的统计数据，2011年自驾游已占到贵州旅游市场60%的份额，并且呈现上涨的趋势。
汽车给中国人带来的趣味何其多，甚至有人专门编撰了一本《心随车动：汽车生活趣味故事》，汽车的魅力可见一斑。而零点的数据也证明：汽车对于中国人生活品质的提升的确有方方面面的影响。可以说，汽车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它提升了我们的速度，增加了我们的运载量，扩大了我们的私人空间，它是舒适和便利的代名词。
因此，我们的工作、购物、休闲、娱乐，才如此地依赖汽车，它是亲密的伙伴，让我们在这个压力泛滥的时代，也能从容应对。
奋斗之后的归途：请给我一点安宁！
我知道，你累了一天，就盼着下班以后早回家，吃上饭，泡个澡，看电视，和家人聊聊；我知道，你累了一年，就希望能从从容容买上回老家的车票，平平安安回到家，看见爹妈冲着你笑；我知道，你的这些愿望很朴素，很低调；我还知道，你的这些并不算奢侈的愿望，现在真就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得了。你肯定也想知道：“归途，到底啥时候可以安宁得了？”
※ 下班：我们在寂寞中拥挤
2011年6月23日，一个网友在天涯上晒出了自己的堵车记录：从东三环北路亮马桥到西四环南路丰北桥，26.3千米车程，整整耗费了7小时24分钟！7小时24分钟，如果不浪费在路上，能干多少事情呢？
粗略估算，7.5小时=1个工作日=2场奥运会开幕式=3场“中国好声音”=4部好莱坞电影=5场英超足球赛。按照正常行驶速度，从北京出发7.5小时后，驾驶私家车可以抵达内蒙古锡林浩特，乘坐特快火车可以到达河南郑州，乘坐国际航班可以抵达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但是这位网友，就在自己的车上痴痴等待了这7.5小时。毋庸说，在路上一起等待的车友必然还有他人。
与漫长的等待如影随形的是焦躁而苦闷的情绪，当这种苦闷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有车族就变成了路怒族。2006年底，“路怒症”这个词以“华语地区年度中文新词榜”的身份，首次进入中国媒体的视线。所谓的“路怒症”，就是指汽车或其他机动车的驾驶人员出现攻击性或愤怒的行为。
2009年零点“机动性指数调查”显示：高达86.2%的城市居民曾见识过司机的某些“路怒症”症状：35.8%的人见过司机在堵车时大声鸣笛，甚至有5.5%的人见过司机“故意撞车”。同期调查还显示：三成（29.2%）有车族“在堵车时感到很苦闷”，17.3%的受调查者表示“交通问题是每天下班时最痛苦的事情”——有车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真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 春运：回乡的路途太跌宕
春运绝对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现象，传统的春节团聚习俗和目前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使中国春运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类大迁徙。“过年不回家，等于没过年”——每年春节前后40天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大地上都会出现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这大致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两倍或世界人口的半数。
人多车少，一票难求。春运期间，最温馨的词汇是“回家”，最敏感的词汇是“车票”。2005年春节时，深圳地区每小时拨打订票电话的旅客超过200万人次，而广州地区这一数字的峰值更是达到1991万。2008年时，我国南方地区发生罕见的冰雪灾害，广州火车站最多时滞留了近80万旅客，杭州火车站还发生了通宵排队购票的乘客猝死的偶然事件。媒体当时评论说：“回家的路太长，他没有排到可以伸手买到一张票的距离。”着实让人动容。
归乡之路的痛苦不堪，更在挤进车厢之后的数小时甚至数十小时。在沈阳打工的成都小伙儿王斌，每年春运都会坐K388次火车回老家。这趟车由沈阳始发，运行42小时、途经2882千米才能到达成都。通常，K388次未出沈阳已超员30%，沿途高峰时超员达到95%以上，连关车门都很费劲。而王斌，还要时刻照看和腾挪带给父母、妹妹的两大箱年货。
春运的火车上，嬉闹声、争吵声、孩子哭声，各种声连成一片；睡过道、挤厕所、躺在椅下，各种见缝插针；如厕难、喝水难、呼吸也难，各种难上加难。十数年的春运，运送了无数悸动的返乡游子，也有太多的历史欠账。所有的激烈与无奈，所有的挣扎与改变，无不伴随着浓浓的年味儿被放大并彰显出来。
奋斗的归途，到底何时可以安宁？短时间内难有满意答复。可以欣慰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机动车限行、公交车专行等治理拥堵问题的政策出台，也见证了网上订票新科技走入日常生活和高铁、航空事业的突飞猛进。由这些新鲜体验带来的新期待、新希望，是否可以部分缓解你的“路怒症”和“春运恐惧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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