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官场，往往利令智昏，虽明白及时抽身的道理，却是身不由己，不愿抛弃荣华富贵，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也许是人性使然吧！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集大学者、大权谋家、大政治家于一身的李斯，就是这样一个例证。他在身为秦国丞相的大红大紫时期，多次想起老师荀子告诫他的“物忌太盛”的话，也多次想和他儿子一起回到故乡上蔡过那种牵着黄犬、优游自在的生活，但由于功利之心太重，权势之欲太盛，未能抽身离去，最终落个父子均被腰斩的下场。
李斯出生于战国末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人，少时家境不太宽裕，年轻时曾经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官。至于他的性格为人，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插叙了一件小事，极能够形象地说明。
据说，在李斯当小官时，曾到厕所里方便，看到老鼠偷粪便吃，人和狗一来，老鼠就慌忙逃走了。过了不久，他在国家的粮仓里又看到了老鼠，这些老鼠整日大摇大摆地吃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而且安安稳稳，不用担惊受怕。他两相比较，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说，人有能与无能，就好像老鼠一样，全靠自己想办法，有能耐就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无能耐就只能做厕所里的老鼠。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也预示了他未来的结局。
为了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求得荣华富贵，他辞去了小吏职务，前往齐国，拜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为师。荀子虽继承了孔子的儒学，也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但他对儒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较少传统儒学的“仁政”主张，多了些“法治”的思想，这很适合李斯的胃口。
李斯十分勤奋，同荀子一起研究“帝王之术”，即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当官的学问。学成之后，他便辞别荀子，要到秦国去。
荀子问他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人生在世，贫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干出一番事业来。齐王萎靡不振，楚国也无所作为，只有秦王正雄心勃勃，准备兼并齐、楚，统一天下，因此，那里是寻找机会、成就事业的好地方。如果留在齐、楚，不久即成亡国之民，能有什么前途呢？所以，我要到秦国去寻找适合我个人的机会。”
荀子的思想中本来就有许多法家的成分，他同意李斯前往秦国干，但告诫李斯要注意节制，在成功之际想想“物忌太盛”的话，不要一味地往前走，必要的时候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李斯来到秦国，投到极受太后倚重的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很快就以自己的才干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小官。官虽不大，但有接近秦王的机会，有此一点就足够了。
处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军功而显，亦不能以理政见长。他深深地知道，要想崭露头角，引起秦王的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书。他在揣摸了秦王的心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毅然给秦王上书说：凡是能干成事业的人，全是能够把握机遇的人。过去秦穆公时代国势很盛，但总是无法统一中国，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周天子势力还强，威望还在，不易推翻；二是当时诸侯国力量还较强大，与秦国相比，差距尚未拉开。不过从秦孝公以后，周天子的力量急剧衰落，各诸侯国战争不断，秦国已经趁机强大起来了。现在国势强盛、大王贤德，扫平六国真是如掸灰尘，这正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大王千万不可错过了。
这些话既符合秦国及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李斯赢得了秦王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接着，李斯不仅在大政方针上为秦王出谋划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意见。他劝秦王拿出财物，重贿六国君臣，使他们离心离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卓有成效，李斯因而被秦王封为客卿。李斯在秦国开始崛起了。
可就在这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是韩国派间谍帮秦国修渠引起的。
韩国是秦国的近邻，秦国若想统一六国，韩国首当其冲，因此韩国感到既着急又害怕，但又无其他办法可想。于是，他们就派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来到秦国，对秦王陈述在某地修渠的必要，征得了秦王的同意，开始修渠。不久，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原来，郑国是韩国的间谍，修渠的目的并非为了兴修水利，而是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和财力，以免秦国国力强盛后集中兵力东进。这时，东方各诸侯国也纷纷暗派间谍，以各种方式在秦国活动，尤其以做宾客的为多，有些间谍也被揭露出来。这样，出身秦国的群臣一方面为秦国考虑，同时也为了消除官场竞争对手，都坚决主张驱逐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怀着失望而又悲伤的心情离开秦国，在临近边境的时候，他觉得应该最后试一试，否则，一旦出了秦国，就再无返回之日，一生的功名利禄也就付诸东流了。于是，他抱着试探的态度，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不对的。从前的时候，秦穆公寻访贤能之士，从西方的戎地请来了由余，从东方的楚地请来了百里奚，又从宋国请来了蹇叔，并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正是因为任用了这五个人，秦穆公才兼并了二十个国家，在西方称霸。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更加富强，因此打败了楚国、魏国，扩大了近千里的国土，秦国更加强大起来。秦惠文王采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之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王权，蚕食诸侯，秦国终于建立了帝业。这四代君王都是因为任用客卿，才使秦国强大起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当初这四位君王也下逐客令，只能导致国家没有富利之实，也没有强大之名。
在《谏逐客书》里，李斯还用秦国喜欢异国出产的珍珠、宝马、美女为例，反问为什么物产能用，人才就不能用呢？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秦国不用他国人才，那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鸟，只能使人才归于各国，加强各国的力量，对秦国的统一大业是很不利的。
《谏逐客书》可谓证据确凿，理论也符合秦国当时的实际需要，又兼言辞恳切，情意真诚，秦王读后大受感动，竟撤销了“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封他为廷尉。
被囚系狱中的韩国奸细郑国也趁机上书说，当初鼓动秦国修渠的目的确是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但修渠也确实是秦国的需要，否则，大王当初就不会批准动工了。况且现在已修了一半，如果半途而废，那就前功尽弃，如能坚持修完，那秦国将会受泽万代。秦王觉得郑国的话也有道理，就放他出狱，继续主持修渠。这就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的来历。
李斯在秦国总算站稳了脚跟，经过一番“谏逐客”的接触，秦王也就更加信任李斯，李斯步步高升，前途不可限量。正在这时，李斯的同学韩非也来到了秦国，这对李斯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著作极丰，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著。这些著作，本是因他看到韩国太过软弱，上书献策而不被用，感到失望和怨怒而发愤著述的，韩国君主未加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大喊：“我若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韩国对人才的轻侮和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秦国。就这样，韩非来到了秦国。
李斯明白，不论是学术能力还是政治、外交能力，自己都远不如韩非。现在秦王把他留下，是否重用，还未决定，不过一旦重用，自己就永世不得出头。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他必须首先除掉韩非。他对秦王说：“韩非是韩王的亲族，大王现攻打韩国，韩非自然不会同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秦王说：“既然不能用，那就放走吧！”李斯的目的是要赶尽杀绝，于是又对秦王说：“如果放他回韩国，他定会为韩出谋划策，对秦国十分不利。不如就趁他羽翼未成之时将他杀掉。”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话，李斯就送给韩非毒药，令他自尽。韩非深知李斯的为人，就饮毒自杀了。李斯从此没有了对手，就更加放胆大干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全兼并了六国，使中国在经历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以后复归于统一。统一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个大一统的国家。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应像周代那样，分封诸子，裂土而治。在召集群臣讨论这件事时，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上书说：“殷、周所以能有千年的天下，其原因就在于把天下分封给了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同于百姓，万一发生了像齐国的田常、晋国的六卿那样的叛乱，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能长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唯有李斯坚持置郡设县，遣官治理。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战乱频仍，全在于周朝分封以来，诸侯各自为政，相互仇视，周天子也无力制止。如今天下一统，如果再立许多国家，等于再次分裂，不利于中央集权管理。
出于对当时情况的考虑，也出于个人生活经历，秦始皇接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李斯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成熟的统治形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淳于越坚持实行分封制，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遂把他交给李斯处理。而李斯审查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认为淳于越泥古不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等罪状全是由于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缘故，竟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按照李斯的规定，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都要统统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人再敢谈论诗书，就在闹市区处死，并暴尸街头；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下令三十日仍不烧书者，面上刺字，并征发修筑长城。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摧残。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对书生进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即为“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极大的污辱，是对人的尊严的残暴践踏。这个事件，固然与秦始皇的暴政主张分不开，但李斯的借题发挥乃至无中生有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今天看来，李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秦却步，李斯也就可以独行秦廷了。
李斯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学者出身的李斯，竟能这样背叛文化、残害文化，实可谓天良丧尽，对这样的“读书人”，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了宣扬皇威，镇抚六国百姓，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出游，从咸阳出发，经武关，沿渭水、汉水到云梦，再经长江东下直到会稽。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深得秦始皇喜爱。赵高是秦国灭掉赵国时掠来的太监，十分精明，懂得法律，看到这一情况，就挖空心思地接近胡亥，博得了胡亥的欢心，并给他讲解法律条文，讲解各种案例的处理，还教胡亥学书法，实际上成了胡亥的老师。秦始皇见他很有才干，就提拔他当了中车府令，掌管皇宫中的车马。秦始皇出游，除了要带左丞相李斯帮助处理政事以外，还要带赵高去管理车马。胡亥见自己的老师去了，也想跟着出去玩玩，就托赵高去说。秦始皇觉得让胡亥见见世面也好，就答应带他同去。
秦始皇先来到云梦泽，又到了九嶷山，祭祀了古代帝王舜，然后再沿长江东下，到达绍兴，在会稽山又祭祀了治水英雄禹，并刻石纪念，颂扬功德。在回咸阳的途中，秦始皇生了重病，他极为怕死，也讳言死，直到行至平原津时，秦始皇危在旦夕，才叫赵高写信，召大儿子扶苏前来咸阳办理丧事。信还未及发出，秦始皇就去世了。
当时随行的有李斯、胡亥、赵高。秦始皇临死之前，曾有书信召扶苏送葬，按当时的习惯，长子承位是天经地义的，况且扶苏刚毅勇敢，较得人心。但赵高为了掌握大权，极力想把胡亥推向皇位，就让胡亥扣留了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
秦始皇猝死，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便令人在秦始皇的车内伪装成秦始皇，让人照常送水送饭，另让一个太监坐在车中，照常批阅文件奏章，李斯和赵高也照常给他供应茶水饭食，照常前去请示。
当时天气炎热，秦始皇的尸体腐烂，发出恶臭，为了不让随从士兵闻到尸体臭气，赵高和李斯就假传秦始皇的旨意，买了一车鲍鱼拉在车后面，因鲍鱼可发出奇臭，就将秦始皇的尸臭掩盖过去了。就这样到了咸阳。
其实当时赵高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多少实权，要想实施计划，就必须取得李斯的同意。于是，赵高找到李斯，秘密地对他说：“现在皇帝死了，印玺都在胡亥那里，始皇帝写给扶苏的信也在我手里，还没有发出去，你看谁即位更好一些呢？”
李斯勃然变色道：“这难道是你说的话吗？谁做皇帝始皇帝早有安排，你这样不守人臣之礼，岂不是要亡国吗？”
赵高知道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官位的人，把官位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要想说服他，只有从官位入手，于是就趁此机会拉拢李斯，采取攻心战术，他们之间就有了一段精彩的对话。
赵高说：“我做胡亥的老师，已有很多年了，可从未发现过胡亥有什么过失。胡亥为人老实厚道，聪明伶俐，又不挥金如土，能礼贤下士，全国之中恐怕找不出比他更好的人了，让胡亥即位，不是很好吗？”
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虽然视官如命，到底还未丧尽天良，他还是怕让胡亥即位会祸乱国家，于是对赵高说：“我个人不足惜，本是上蔡的一个百姓，蒙先帝垂青，得以效劳于秦廷，让我做侯爵，子孙也都做了大官。先帝把如此重大的责任交付给我，我怎么能辜负先帝呢？况且前车可鉴，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废了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为君，结果弄得三代不安，混战几达二十年；齐国的齐桓公与公子纠争位，结果公子纠被杀。殷朝的纣王杀了比干，结果落得国破家亡！上述都是亲人相残以至香火断绝的例子，秦国怎么能效法呢？”
赵高锲而不舍，对李斯进一步晓以利害，他说：“世事是变化无常的，前朝的例子在今天不一定都完全适用。当今之事，如果能上下一心，就可以长久，如果能内外协力，事情就可成功。您如果听了我的话，就可世代封侯，传之久远，您本人也会拥有像孔子、墨子一样的声誉。如果不按我的意思办，您必定会祸及子孙。会办事的人可以因祸得福，不会办事的人会因福得祸，事到如今，您怎么还不明白呢？”
赵高又说：“始皇帝临死前写了一封宣召扶苏来送葬的书信，未及发出，便死了，这您知道。但现在这封信在胡亥的手里，皇帝死了又没有人知道，决定由谁继位，全看胡亥和我了。您意下如何呢？”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哪里是做臣子的应该说的话。您这样做，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赵高说：“如果按始皇帝的意思去办也未尝不可，对我毫无损害。我只想问您，您和蒙恬相比，谁更有才能呢？”
李斯说：“我不如蒙恬。”
赵高说：“那好。扶苏刚毅勇武，又曾坚决反对您和始皇帝焚书坑儒。他即位之后，必定任用他最为亲近的蒙恬做丞相，到那时，您怎么办呢？”
李斯本来还有正直善良之心，但人在官场久了，其官格也就压倒了读书人的品格，对切身利益的考虑也就压倒了对正义的坚持，李斯考虑到自己的官位及身家性命，最后只好服从了赵高的建议，流着泪对赵高说：“我生于乱世，既不能以死谢世，我的命运又能交给谁呢？”
赵高就这样开门见山，紧紧抓住李斯贪恋权位富贵的心理，争取了李斯。于是，两人合谋，伪造秦始皇的书信，指斥扶苏“不孝”，蒙恬“不忠”，令其自杀。
赵高还要做通胡亥的思想工作。他觉得掌握大权时机来临了，就对胡亥说：“皇上没有分封诸位公子的遗嘱，只是给大公子扶苏写了一封信，叫他前来咸阳安葬，扶苏与大将蒙恬一起带兵，又素有威信，如果他来到咸阳，肯定会即位当皇帝，而您却没有一寸封地，那该怎么办呢？”说着，赵高就把秦始皇写给扶苏的信拿给胡亥看。
胡亥倒颇有一副书生气，对赵高说：“父亲去世了，没有分封给我土地，我也无话可说。人言了解臣下莫若他的君主，了解儿子莫若他的父亲，父亲既然这样安排了，我还能怎么办呢？”
赵高这位老师倒也循循善诱，他耐心地对胡亥说：“统治人与被人统治，是截然不同的。现在，信和御玺就在我和丞相这里，谁即位当皇帝，就是我俩说了算数。您可要好好考虑啊！”
胡亥还是十分害怕，他说：“弟弟废掉哥哥，这是不义；不遵父命而怕死，这是不孝；无才无德而靠别人拥戴成功，这是无能。如果犯了不义、不孝、无能这三条，老天是不会饶恕的。不仅自己会丧命，就是宗庙也会断祀。”胡亥此时还算清醒。
赵高见胡亥还不明白，就直言劝说道：“顾小事而忘大事，必定有后患；犹豫不决，也必定后悔；果敢决断，连鬼神也要躲避。况且古有先例，商汤、周武杀他们各自的君主之时，天下人都说他们仁义，而不说他们不忠，只说他们诛除了一个暴虐的人，而不说他们是冒上弑君；卫国的君主杀了自己的父亲，连孔子都大加赞扬。可见，干大事的人，是不必顾及小节的，有大德行的人，也不计较小的责备之辞。至于你和你的哥哥，这本来就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又不是你哥哥早已做了皇帝。还是请你快拿主意吧！”
胡亥终于动心了，他隐晦地说：“现在父亲的丧事还未办完，甚至连消息也还未发，怎能为这事去麻烦别人呢？”赵高斩钉截铁地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你一切都准备好了，恐怕时机就晚了。”胡亥终于同意了赵高的意见。
就这样，一场阴谋就此策划完毕，并付诸实施。赵高伪造诏书，派使者送往扶苏所在的边防驻地，责备扶苏不孝，并赐他宝剑，令其自杀，扶苏接到诏书后，未加反抗就自杀了；大将蒙恬却不愿自杀，后被逮捕入狱，死于狱中。
赵高一行人回到咸阳发丧，极其隆重地举行了秦始皇葬礼，胡亥也就顺利地当上了皇帝，是为秦二世。
在赵高的一手策划之下，胡亥沿秦始皇当年东巡的路线出游，并沿途刻石纪念，以证明胡亥是秦始皇选定的接班人，遮掩天下人的耳目。赵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去掉异己分子，让胡亥实行严刑峻法。赵高亲自主持撤换了朝中的大多数大臣，并分别将其处死，蒙恬的弟弟蒙毅当然首当其冲。对于胡亥的兄弟姐妹，他也绝不留情，一次杀掉胡亥的十二个哥哥，关押至死三个哥哥，车裂了十个姐妹，其家属受株连而死的不计其数。这样，朝中的大权差不多掌握在赵高一人手里，只有丞相李斯，因拥立有功，才未被废。
在进行了这场大屠杀之后，赵高得意地对胡亥说：“现在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朝野上下都人人自危，自我保全尚且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去搞别的呢？陛下您可以尽情享乐了，一些琐碎的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就行了！”就这样，胡亥完全落入了赵高的掌握之中。
李斯是一个可以牺牲任何良知来换取和保住功名的人。秦二世胡亥十分昏庸，只顾享乐，不理国政，秦朝已如厝火积薪，十分危险，但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虽然看得十分清楚，却不加规劝。一次，胡亥竟向李斯问道：“你的同学韩非在文章里说过，古代的帝王都非常辛苦，难道做帝王就是为了受罪吗？如果帝王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能治理天下呢？我看是臣子无能，才使君王受累。如今，我既想随心所欲，又想治理好天下，你能替我想个办法吗？”
李斯不仅不直言相劝，反而揣摸胡亥的心理，献上了一套“督责之术”。他说，贤主若能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就不敢不勉力效劳，否则，那就比唐尧、虞舜还辛苦。所谓“督责”之术就是君王的独断专行加严刑酷法。胡亥一听这种哄小孩般的把戏，正中下怀，立即采用。结果弄得天下“忠臣”被杀，“明吏”遭戮，怨声载道。
赵高和李斯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日后的钩心斗角、排除异己也就势在必行。胡亥整日在宫中淫乐，根本就不视朝理事，所有大小事务，全委托赵高办理。
李斯此时所想的还是如何治理好国家，这是知识分子无法改掉的“劣根性”，而此时赵高想的是如何除掉这个唯一的权力障碍。对于李斯，赵高是必欲除之而后安。赵高设计了一整套完备的计划，让李斯一步步地蹈入死地。
一天，赵高往访李斯，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赵高故意谈及关东乱事，两人相对欷歔。赵高说：“现在关东群盗如毛，警报频传，而主上恣意为乐，又征调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狗马等无用之物，充斥宫廷，不知自省。我们心急如焚，怎奈人微言轻，不如丞相德高望重，还望丞相进谏。”李斯说：“不是不愿进谏，实是皇上并不出朝视事，无由得见。”赵高则说等他探得主上闲暇，便来报告。李斯还以为赵高是个忠臣，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正当胡亥玩得高兴的时候，赵高却派一宦官急传李斯入见。李斯穿好朝服，疾趋入宫，没想到正撞在胡亥的兴头上，迎头遭了一顿训斥，只好回去。这样往复三次，胡亥十分讨厌李斯，怪他败坏了自己的游乐之兴。赵高趁机诋毁李斯说：“假造诏书让您当皇帝的事，李斯参加了，他本以为功劳很大，皇上会封赏他的，现在未能如愿，就心怀不满。现在接连求见，恐怕不怀好意，要加提防。再说外边风传他与长子李由合谋反叛，虽未证实，但关东盗贼猖獗，李由并不奋力扑击，就是绝好的证据，请陛下下令拘捕，不要犹豫了。”
胡亥听了，也未敢全信，就派人去调查李由谋反的案子。到了这时，李斯听说有人在调查自己和儿子李由，才知道中了赵高的计。他立刻上书，历数赵高的罪状，妄图挽回败局。但胡亥看了奏章以后十分气愤，说：“赵高为人清廉，下知人情，上适朕意，朕不任赵君，将任何人？丞相心虚，还来诬劾赵君！”当即把李斯的奏章掷回。
李斯见胡亥不听，竟去联络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胡亥罢修阿房宫，并有隐斥赵高的语意。胡亥这才真正动怒，在他看来，天子富有天下，无论怎样享乐都是应当的事情，而臣子不能平定盗贼，不能为君分忧，实属不该。李斯没想到自己献上的“督责之术”竟“督责”起自己来了。在赵高的一再怂恿之下，胡亥当即下令逮捕了三人，一并罢官，下狱论罪。
冯去疾、冯劫不肯受辱而自杀，李斯却贪恋富贵，不肯就死，被赵高打了一千多杖，竟致昏去。李斯曾想上书申冤，但被赵高截留。李斯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招供，其长子李由又已战死，正好死无对证。于是赵高就轻而易举地罗织了一件谋反大狱。
胡亥见了案件材料以后，十分赞叹地说：“多亏赵卿破了这一大案，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
胡亥令李斯受五刑，诛三族。李族的子弟族党一并逮至市曹。李斯哭着对次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赶捕狡兔，已不可能了！”
他先被在面上刺字，再割去鼻子，再截去左右趾，然后杀头，最后从腰中斩断，砍为肉泥。其余族党一并处斩。
李斯是中国第一位合政治家、权谋家与学者为一体的人物，然而，他的下场却是如此！纵观李斯的一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出谋划策，为建立郡县制力驳群儒，其功劳确有不可埋没之处，但其原发动机却并非为了国家、百姓，甚至也不是为了哪一个朝代、君主，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名位，顾他的一生也劣迹斑斑，害死韩非，阿谀逢迎等姑且不说，只促成“焚书坑儒”之一事，已够他万世也不得翻身了。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政治家、权谋家、学者的最后下场！
这时，由陈胜、吴广首先发难的农民大起义节节胜利，大有席卷全国之势，秦朝的大将章邯也投降了项羽，秦朝的灭亡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不过，似乎更值得叹息的还不在这里，为什么传统的中国很少有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呢？为什么学者的忧国忧民，一旦做了官，就变成了忧身忧家了呢？更何况到处都是李斯这样的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功名利禄的人！封建官场真是一口灵魂的大染缸，把一个民族都染换了颜色！
但说句公道话，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还残留着一丝正直和诚实，否则，他就不会中赵高之计，前去劝谏胡亥了。与赵高相比，李斯既保留读书人的本色，又使人看到，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这一丝善良和正义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李斯死后，赵高就开始策动政变。他为了检验朝臣对他的态度，演出了一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活剧：指鹿为马。
一天，他当众给胡亥送了一头鹿，指着鹿对胡亥说：“臣下献给皇上一匹马。”胡亥以为赵高弄错了，便笑着说：“丞相错了，那是一头鹿，你怎么能指鹿为马呢？”说完，就问身边的侍者和臣下：“你们说是鹿还是马？”大多数人连声说：“是马，是马。”只有几个人说是鹿，散朝以后，赵高就派人把说鹿的人都处死了，就这样，赵高完成了一次政变预演，心里更有了着落。
胡亥根本没有怀疑赵高在搞什么阴谋，反而怀疑自己出了毛病，回去之后连忙找人算卦。算卦的人也受了赵高的嘱托，对胡亥说：“你之所以把马看成鹿，是由于你没有很好地斋戒的缘故，现在需要马上斋戒。”胡亥信以为真，连忙带着一批人到上林苑里斋戒去了。赵高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胡亥赶远一点，让他躲起来。胡亥在上林苑里也不斋戒，反而纵情游乐。一天，他率众射猎，偶尔遇见一人从上林苑经过，一箭就把那人射死了。赵高知道了就嘱咐自己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装作不知道这件事，给胡亥写了一道奏章：“不知谁杀了人，把尸体移到了上林苑，希望能拿到惩办。”赵高就拿着奏章去对胡亥说：“听说这个人是您射死的，皇上杀了一个无罪的人，上天和鬼神都会生气，您还是躲远点罢，以免灾祸降到你的身上。”
胡亥果然听了他的话，赶快离开上林苑，跑到咸阳县东八里处的望夷宫躲灾去了。
赵高正好积极策划政变。赵高的亲弟弟赵成是郎中令，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赵高派他做内应；赵高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手中有些兵力，由赵高派他率兵化装成农民赵义军，攻打望夷宫杀掉胡亥；其后是立子婴当皇帝，由赵高操纵。
秦朝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要经历第二次宫廷政变了。
首先，郎中令赵成在望夷宫中造谣，说农民赵义军已攻入咸阳。赵高就急忙命令咸阳县令阎乐带兵保卫望夷宫，阎就趁机带兵冲进望夷宫，诈说反贼已经入宫，要进宫搜查。阎乐杀了守门的官兵，直趋宫中，有个别太监和士兵想抵抗，全被阎乐杀死。赵高派人向胡亥报告说：“反贼打进宫来了。”等胡亥登上城楼四下一望，只见“反贼”四处乱窜，回望身后，只剩下一个太监。
胡亥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啊，弄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太监说：“早告诉你也不听，我就是因为没早说话，才活到了今天，如果早说了话，那早就死了！”阎乐带兵冲到胡亥跟前，历数他的罪状：“你大兴土木，荒淫无道，残暴成性，弄得天下皆反，还是极早自己了结吧！”
胡亥抖着身子问：“可以见一下丞相吗？”
阎乐说：“不行！”
胡亥又说：“我不当这个皇帝了，可以给我个郡王当吗？”
阎乐果断地摇头说：“不行。”
胡亥退而求其次：“那就让我当个万户侯吧！”
阎乐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秦二世绝望地哀求道：“那我就带着妻子去当平民百姓，总可以了吧？”
阎乐吼道：“你啰唆什么，我是奉丞相之命为民除害，对你的要求，我不敢转达，你还是快点儿自尽吧！”
胡亥知道再无希望，如不自杀，阎乐就要动手了。他低头看看自己孤零零的身影，又最后看了一眼豪华的宫殿，就拔剑自杀了。
赵高杀掉胡亥以后，立子婴为秦王，因为当时秦朝的大部分土地已被农民军夺去，只剩下不到原来秦国大小的一片。赵高这一立君建议，朝廷上无人敢于反对。虽然大家都明白赵高取消秦国的帝位实际上就等于宣布秦朝的灭亡，是为自己召开新朝做准备，但无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子婴非常清楚，赵高很快就会杀掉自己的，于是，趁赵高来看他之机，埋伏好士兵，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突然出击，杀死了赵高。不久，刘邦率农民军攻入咸阳，子婴投降，秦朝灭亡了。
秦朝如此短命的原因在哪里呢？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皇帝，他统一了中国，也想统一“思想”，因而“焚书坑儒”，且“以吏为师”，任用酷吏，施行血腥的法律，企图把人民置于武力的统治之下。其实，读书并非亡秦的根源，不让人读书才是使秦国灭亡的根本。
秦始皇企图让人们整齐划一，都按绝对的规矩规和尺寸去生活，秦朝表面上好像是安定了，但由于消灭思想，消灭文化，其结果是使社会失去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并由此而导致了惨无人道的统治，这样，农民大起义就势不可免了。思想和文化不是导致灭亡的原因，消灭思想和文化才是覆亡的根本。其实前人已早替我们总结出来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参见《史记》、《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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