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奇人。

    奇人之奇，就在于无世俗之累，入世可经天纬地，出世可“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不为穷困所忧，不为闻达而喜，不论穷困还是闻达，均无所累，常得率性而为。

    奇人又往往在旧朝衰微、新朝更生之时才有施展才能的天地。所谓乱世出英雄，乱世亦出奇人。

    何谓奇人？能够纵横沙场、挥兵杀敌者只算英雄，算不得奇人；能够运筹帷幄、治国安邦者可算贤智之士，也算不得奇人。所谓奇人，要能通往古、知未来，能洞察世事、预知休咎，还要能“处事可调合天人之际、事成能泰然相处”或是洁身远引，总之，是那种既可纵横于世俗之中，又可脱羁于俗世之外的人。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奇人当数武王伐纣时的姜子牙了。

    姜子牙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本领，但时运不来，他也无可奈何，于是就耐心等待。他可谓事事不顺心，即使做点儿小买卖，老天也要与他作对。一次，他借钱买了点儿面到街上去卖，没想到一阵风把面全吹跑了，弄得他血本无归。但他没有灰心，等待时来运转。他在渭水边上钓鱼，用的是直钩，所以一条鱼也钓不到，他老婆来送饭，见他用直钩钓鱼，不禁大怒，就把鱼钩弯过来，趁他吃饭的功夫钓了许多。姜太公见了，反把那些鱼都倒进水里，并对老婆说：“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岂可勉强。”后来，连老婆都跟他离婚了，他还是在等待。一直到了八十岁，周文王才来到渭水边，请他出山。周公亲带车马，在他的身边一站就是半天，姜子牙终于被周文王的态度所打动，决定出山帮助文王打江山。

    据说姜子牙不仅智谋超人，而且道术精深，既出智画计，又能掐会算，甚至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他立下了大功，后被封于齐，可谓福寿双全。

    秦末汉初的张良也算是一位奇人，他的奇有四处：

    一是散尽家财，誓为韩国报仇，寻访使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虽未成功，但其勇烈刚毅，不能不叫人啧啧称奇。

    二是他得遇奇缘，学得兵法。据说张良遇到一位老人，老人让张良把掉在地上的鞋子给自己穿上，张良照办了，老人就约他黎明在某地相会，授以兵法。张良连去两次，老人都先他而到，老人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张良干脆从晚上等到黎明，根本就不回去，总算使老人满意了。老人觉得他品德甚佳，才质不凡，就授他兵法，张良从此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这个“张良纳履”的故事，直到现在还常常被拿来教育儿童应当尊敬老人。

    三是他屡出奇计，助刘邦脱困危、胜项羽，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

    四是他能功成身退，不贪名利，既躲过了刘邦、吕雉对功臣的诛戮之祸，又免去了像萧何那样的屈身之辱，只是洁身远引，钻研兵法，恰像清溪湍湍，避世而流。

    刘基也是这样的一位奇人。

    关于刘基的传说十分丰富，据说他能掐会算，会呼风唤雨，简直有些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军师公孙胜，至于冒他的名而出的风水堪舆之作以及预测祸福的《推背图》之类，比比皆是。如果剥去这些虚幻迷离的色彩，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出，刘基是一位学者、军事家、政治家和特立独行的智达之士。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其家庭为耕读传家的正统地主家庭。浙江自宋以后就成为文化教育发达、才杰俊秀迭出的地方，素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称。刘基的祖先原是丰沛人氏，在宋为官，后随宋室南迁，落脚浙江青田，刘基的祖父还做过南宋的太学上舍，并且博学多智，通晓天文地理，为人正直仗义，曾经组织过反元起义。刘基出身于这样一个较有名望的家族，自小耳濡目染，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

    据载，刘基才华出众，这一点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尤其他的博闻强记，实在令人吃惊。刘基家附近有一家书店，他上下学经常路过。一天，他看到一本天文方面的书，随手翻阅了一遍，第二天再来读书时，竟能将前一天读过的那本天文书背诵下来。书店主人十分钦佩，就想把书送给他，刘基说：“书已在我胸中，书本已对我无用了！”

    他能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老师断言他将来必成大才。在十七岁时，刘基离了府学，到括苍山的石门洞师从当时的名士郑复初学习“二程”的理学。在这一期间，他更进一步地博览群书，尤其注意正统经史子集之外的杂家著作，医农术数、天文地理均深有心得。这样，刘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打下了极为宽厚扎实的知识功底，为他以后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驰骋纵横做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但刘基的青年时期是十分坎坷曲折的。他于元至顺四年（1333年）考中进士，其后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当时，元朝的政局动荡不定，一方面是统治者横征暴敛，醉生梦死；一方面是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极少有人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刘基也是这样，他虽是一个辅佐县令的小官，但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为元朝着想，而是十分注意收集风土人情，了解社会时事。当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他也不能不例行公事，做一些应付门面的事，但他绝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去伸张正义。

    后来因为不愿阿谀奉承，刘基弃官，于至元六年（1340年）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

    刘基的学问品才已广为人知，浙江行省又让他担任儒学副提举的官职，刘基觉得也许这一官职比较适合自己的特点，便即到任。谁知到任一看，天下官场一片黑暗，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对一些不法现象仍是愤加指责，其结果当然是得罪了许多人。很多人弹劾他超越职责范围，多管闲事。于是，刘基又一次愤而辞官。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前后，方国珍兄弟时降时反，占据着温州、台州、庆元等地，在海上出没无常，很难剿灭，也更加深了沿海一带百姓的灾难。元朝官吏自己无能，想起刘基是个人才，便把他任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他主张实行分化瓦解之策，即只拿方国珍兄弟，余者不问，此布告一出，方国珍的军心立刻不稳。原来，方国珍多行不义，其部下大都是被他胁迫，本不愿为他卖命，见了布告，就想离之而去，方国珍再次接受了招安。这也罢了，气人的是刘基挨了一顿训斥，说他是擅作威福，伤了朝廷爱民好仁之心。

    至正十七年（1358年），他第三次辞官，又回到了青田老家。

    这次归隐，他为中国文学史添了一部寓言集。他借寓言的形式嬉笑怒骂，表达自己对污浊现实的愤慨和对人生的精辟见解，他给这部寓言集取名为《郁离子》，大概寓有郁愤不平而又离经叛世之意。

    此时，刘基已四十多岁了，他于二十多岁中了进士，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并数度隐居。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刘基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建议，避开了蒙古人的锋芒，迅速壮大起来。朱元璋十分注意军队的纪律，建立了良好的威望，而且每到一处，十分重视访求当地的贤达，并将其罗致帐下，以为己用。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访得刘基正在青田老家隐居，便派专使往请。刘基虽也早已听说朱元璋的名声，但毕竟缺乏了解，再加上他二十年做官的坎坷经历，因此不愿再出山了，所以，他拒绝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请。朱元璋并未气馁，再派总制孙炎前往邀请，朱元璋备以聘礼书信，极言求贤若渴之情，再加上孙炎对朱元璋的雄才大略、鸿鹄之志的一番描述，刘基终于被感动。他说：“我过去曾经辞官在西湖闲住，见西北方向有异样云气，我曾说那是天子之气，十年之后应当在金陵。现在朱氏创业兴旺，又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恐怕将有大成。”就这样，刘基经过朱元璋的三次邀请，终于应聘。

    刘基针对朱元璋的情况，提出了他的所谓“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听了兴奋不已，认为刘基未到军中，就已把天下大势看透，实在是不世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礼贤馆，把他待为上宾，引为心腹知己。

    当时，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想合力消灭他。因此，朱元璋的军队虽生气勃勃，但仍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中，怎样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就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朱元璋就可能继续发展；如果策略不好，就会像包饺子一样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

    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请教了刘基。

    朱元璋说：“希望先生不要抛弃我！如果您有什么指教，请直言不讳，我一定虚心接受。”

    刘基说：“明公占据了金陵，甚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当务之急，先除此二人！”

    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这两人势力强大，怎样才能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敌人，当权衡缓急，用兵当有先后次序，如今应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

    朱元璋说：“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诸将多认为应当先除弱者，剪除陈友谅的羽翼，而且先弱后强，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

    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张士诚只是一自守汉罢了，他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击陈友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不会乘虚攻金陵。而陈友谅劫主称帝，没有一时一刻忘记金陵，且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图扫荡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对付张士诚，陈友谅乘虚而入，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则张士诚的存亡全操于我手，还有何惧呢？先灭陈，后扫张，继而西攻陕西，北上大都，天下岂不可定了吗？”

    这一番话，实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把朱元璋说出了一身汗。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在具体的战役中，刘基也屡立大功。刘基到朱元璋军中不到两月，陈友谅就挟持徐寿辉率大兵来攻，并联合张士诚东西夹击。当时，敌兵浩大，朱元璋势小，因此诸将主张不一，有主战的，但更多的是主逃，甚至主降。刘基斩钉截铁地说：“先斩言降者和言逃者，才能取胜。陈友谅挟徐寿辉而来，乃是向我示威，逃无处逃，降则死无葬身之地，如今之计，只有决一死战。陈友谅虽说势大，但属不义之兵，士气不振，且又远行深入，疲惫不堪。而我们则是守卫疆土，将士齐心合力，以逸待劳，再多设埋伏，一定会成功。况且陈友谅骄悍有余，智计不足，正应了骄兵必败、悍兵必败的古训。以此看来，战之必胜。”

    刘基的这番话，坚定了朱元璋和诸将士的必胜信念，也确实符合当时的形势，道出了胜败的根源。

    陈友谅进军初期，凭其势打了一些胜仗，在占领太平以后，就使人椎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为汉。后来深入朱元璋的防地，被刘基困住，弄得缚手缚脚，施展不开，屡吃败仗，最后退至江州。江州临水而建，城墙多建在水中，易守难攻，朱元璋攻了数日，城完如故，陈友谅以为江州固若金汤，便放心回去睡觉了。谁知刘基暗中测量了城墙高度，造了许多坚梯，载于船尾，趁黑暗缓缓移至水中的城墙边，军士顺利登上城头，一举攻克。陈友谅还以为天降神兵，忙携带妻子乘船逃往南昌。在后来的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又多出奇计，帮助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并将其杀死于湖中，彻底消灭了陈友谅的大汉政权。

    在奉韩林儿为小明王问题上，刘基与朱元璋等人的看法完全不同。朱元璋接受韩林儿的封爵，其目的是为了不招人眼，把元兵的矛头都指向韩林儿、陈友谅等人，他这样做，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但随着形势的推移，再尊奉韩林儿，就有害无利了。

    至正二十年（1361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中书省设座，遥拜小明王，刘基独傲立不拜。朱元璋问其故，刘基说：“韩林儿虽是韩山童（红巾军重要首领）之子，但自身并无建树，只是一个牧童罢了，且他姓韩不姓赵，却诡称宋裔。宋亡已久，人心不归，何必要假借前代年号？大丈夫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摆脱别人的牵制。如果继续尊他的名号，将无以自立。”朱元璋当时未做什么表示，但他已深受刘基的影响。后来因救韩林儿而差点儿被陈友谅乘虚打败，才愈加相信刘基的话。最后，朱元璋干脆杀了韩林儿，自树一帜。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刘基在明朝的开国中立有三件大功：

    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

    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

    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

    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向刘基请教如何治国治民，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他仍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他也毫不通融，不顾李善长的求情和威胁，毅然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杀死了李善长的亲信、贪污犯李彬，引起了朝野震动。后来，他敌不住李善长的陷害，干脆回家闲居。

    刘基极有知人之明，他深知朱元璋生性多疑，外宽内急，所以不去致身仕途，而是尽量洁身远引。

    一次，朱元璋想把李善长换掉，让他当丞相，刘基说：“李善长是功臣勋旧，能够调和众臣。”

    朱元璋奇怪地问：“李善长多次说您的短处，您为什么总说他的长处呢？我想让您当丞相，不知意下如何？”

    刘基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易相犹如殿之换柱，如用小柱，非折即仆，我就是这样的小柱，怎么可以换上去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器量更浅，胸怀更小。”

    朱元璋最后说：“胡惟庸怎么样？”

    刘基答道：“万万不可。当丞相好比驾车，胡惟庸不仅驾不好车，还会弄得辕断轮摧。”

    朱元璋还是让这几个人当了丞相，结局如何呢？杨宪因触犯法律被杀，汪广洋被赐死，胡惟庸谋反，其案株连之多，被杀三万人，连李善长也被连累灭族！

    刘基可算有知人之明了！

    胡惟庸因刘基曾在朱元璋面前贬评过自己，就怀恨在心，当了丞相之后，就诬陷刘基的儿子，也诬陷刘基占了有王气的坟地。刘基本来在家过着隐居的生活，下棋品茶，逍遥自乐，却忽然被传到京城，令其对证。虽然最后朱元璋还是把他护送回家，但他还是忧愤成疾，于洪武七年（1375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俗人庸人、英雄烈士、志士仁人、圣贤俊良以至奇人逸士，前者多多而后者少少，至于奇人逸士，可谓世不一出，如凤毛麟角，只能自待其来而无处寻觅，其风采百世之后犹令人思慕。

    （参见《明史》、《明史纪事》、《明史纪事本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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