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术是个十分庞大复杂的体系，各代都有不同，这里无法详细介绍，其实也没有详细了解的必要，如果能知道一些关于星占术的常识，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也就足够了。
必须看到的是，古代的占星家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政治预测家。他们占星的主旨是为宫廷政治服务，所以不但要精通占星学，而且还要具有十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善于分析和把握社会动向以及社会发展的动态，否则就会有不可预测的灾难。古代的占星活动并不是民间的，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乱说的。其实，占星活动与其说是一项占卜活动，倒不如说是一项政治活动。古人认为，占星是一项非常重大凶险的活动，没有高超的才学和出众的智慧是无法胜任的，如果随便猜测，不仅会给别人带来灾难，还会祸及自己；同样，接受占星结果的帝王也是必须有一定的德智的，否则就会变成故弄玄虚，自欺欺人，结果自然是自讨苦吃。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了《天官书》一章，后来的史书绝大多数都仿效了。他在其中把天空分为五官。所谓五官实际上是指把天空划分为五大区域，分别称为中官、东官、西官、北官、南官。其实它的理论基础还是以《周易》的思想为根据的，即以四象的理论来划分，只是又多划出一个中间区，称为中官，从而形成了五官。五官各有其对应物，但在具体的对应物上又没有统一的说法。虽然各有各的理论，但归结起来，也无非是把传统的四象变成五象、四兽变成五兽，使之更加符合阴阳五行的说法而已。司马迁在《天官书》中似乎试图将这些纷乱的说法归于统一，他将四方的四官对应四兽，中官定为北极。这样一来，东方的天象对应春天，南方对应夏天，西方对应秋天，北方对应冬天。
接下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分野。分野就是将上天的星座按照一定的规则划分给地下的某一个地区、州域和诸侯国，当天上的星象发生变化时，它相应的地区也就会产生感应。汉代郑玄在注释《周礼》时说：“九州州中诸国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意是说，帝王在划分各个诸侯国的时候，也给它们分封了相应的星座。但划分星际的方法很多，如十二次分野的分法是按照岁星的运行规律，将天空划分为十二等分，以一年为单位，每一年岁星到达一个相应的天上的区间，十二年之后岁星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分野的基本方法是将这十二个天上的区间与诸侯国对应起来，哪一个区间对应哪一个地区（诸侯国）是由古代天文学的权威（占星的权威）决定的，并不是随便划分的。另外还有二十八宿分野、五星分野、干支分野，等等。
在中国的古典诗文中有一个经常用到的典故，这就是“丰城剑气”。据《晋书》记载，西晋时的太傅张华见天上的斗、牛二宿中间经常凝聚一股紫气，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就请当时著名的占星家雷焕推占，雷焕私下对张华说：“我已经观察很久了，斗、牛之间确实有一团奇怪的云气。”张华问：“这是什么预兆？”雷焕说：“这是宝剑的精气，反射到了天上。”张华说：“你推断得出在什么地方吗？”雷焕说：“我能看得出来。我小的时候，有一位相面的人说我六十岁时可以做大官，并且能得到宝剑。现在果然应验了。”张华又问：“宝剑在哪里呢？”雷焕说：“根据分野来推测，宝剑应是在丰城。”于是，张华便任命雷焕为丰城县令，私下去寻找宝剑。雷焕到任后，在一间牢狱的地基下挖了四丈多深，得到一个石函，将其打开后，见其中放着两把宝剑。雷焕将其中的一把剑送给了张华，自己留下了一把。
后来张华认出那是春秋战国时期所铸的干将和镆铘剑。张华就派人去责备他说，你怎么敢欺骗我呢？把雌剑给我，自己留下了雄剑。雷焕说：“朝廷将有动乱，您也将不久于人世了。况且神来之物也是留不住的，终将化去。二剑早晚会聚合的。”
张华死后，那把剑不知去向了。后来，雷焕的儿子雷华带着他父亲的那一把剑经过延平津时，宝剑突然从他的剑鞘中跃出，落入水中不见了踪影。雷华派人寻找，但见两条巨龙在延平津中翻腾，波浪惊人。
中国古代的科学实际上是十分发达的，只是往往综合把握世界，没有分门别类地探讨各门科学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往往和阴阳迷信混淆，使人难辨真伪。例如，中国古代的气象学是很发达的，但往往和风角占候混为一谈，一些善于风角占候的方士几乎都是很高明的天气预报员。
据《后汉书》记载，当时一年好几个月没有下雨，天气大旱，任文公却对有关官吏说：“五月一日将要发大水，应该赶快准备，否则就要吃大亏了。”人们当然都不相信任文公的话，他见别人都不相信，便自己建造了一艘大船，别人见他这样，不仅更不相信，甚至还嘲笑他。到了五月一日，天气十分炎热，根本没有下雨的样子，官吏们便纷纷嘲笑任文公料事不准。到了中午，风云乍起，暴雨骤至，河水涌起十余丈，一时间屋塌房倾，淹死了许多人，任文公却乘坐着准备好的大船幸免于难。
唐代的李淳风不仅是数学家，他的占卜技艺也十分精湛。据《太平广记》和《旧唐书》等书记载，他“每占吉凶，合若符契，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学习所致”。一次，李淳风与张率共同服侍唐太宗，张率也是当时占卜的高手。此时，突然有一阵暴风从南边吹来，李淳风说：“南方距离这里五里的地方，一定有人在哭泣。”张率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一定有人在演奏音乐”。为了证明他们两人占卜谁更准确，唐太宗让人骑马去观看，果然有人在演奏鼓乐，但那是一群送葬的人，哀号之声不绝。
有一次，李淳风对唐太宗说：“明天北斗七星将要变成人的形状，到了时候你可请他们来做客。”唐太宗听信了李淳风的话，第二天派使者在指定的地方等候。不一会儿，从远方走来了七位僧人，他们从金光门进入西市的酒家，让人取来一石酒，在那里聚饮；饮完之后，又添了一些。这时，唐太宗的使者走上前来说：“皇帝请你们入宫。”这些僧人相顾而笑，说：“一定是李淳风这个小儿走漏了风声。”回头对使者说：“我们饮完了这些酒便进宫，你不必着急。”喝完酒之后，使者在前面先走，过一会儿回头一看发觉身后无人，僧人都不见了，只见座下放着两千两银子。
古代专事天文历算的术士们通过观测天文星象的变化，来预测人世间的各种变化，尤其是政治上的变化，有时确也能言中。但是宋朝的星官术士们的技术却令人怀疑，他们往往不懂什么是占星术，而只知讨好皇帝和执政大臣，所以为了赢得皇帝的欢心，不惜谎话连篇，让人听起来忍俊不禁。
《四朝史·天文志》一书，上面记载了宋哲宗即位后八年之间的星象观测：
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戊申，有一流星从东壁西座出现，漫漫流动到羽林军星座的位置而消失。表示现在主上提拔任用文士，贤良的大臣在位。
绍圣元年（1094年）二月丙午，有一流星从壁东座出现，慢慢流动至浊星的位置而消失。表示现在天下的文人才子均能登科录用，贤良大臣在位。
元符元年（1098年）六月的一天，有一流星出现，慢慢流动到壁东星座的位置而消失，表示现在有文人受到重用，有贤明之士来到我国，贤良大臣受到重用。
元符二年（1099年）二月癸卯，有一流星从灵台座出现，向北行至轩辕座东而消失。表示现在有贤良大臣在位，天子将有子孙之喜。
这些记述实在是胡诌八扯。其实，元祐八年，高太后不幸归天，国家随之发生了巨变。原来真正的贤良大臣都被罢免流放远地，朝廷却起用了蔡京、蔡卞等奸臣辅政。
其实，古人早就不相信这一套了。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次，齐国的上空出现了彗星，齐景公感到非常害怕，不知如何是好，便请人去祈禳。晏子去劝景公说：“这么做没有什么好处，只是自我欺骗罢了。上天有道，不可随便去讨好它，不能对上天的意旨怀有二心，既然如此又何必去禳星呢！况且天上有彗星出现，是暗示国君应清除污秽，如果没有了污浊的德行，又何必祈祷呢？如果德行有污秽，祭告鬼神能有什么作用？《诗经》上说：‘这位周文王啊，慎言行事，小心翼翼侍奉上帝，心地光明，得来大福大吉，他不违背道德规范，掌握了天命。’大王没有违背德义的行为，各国诸侯就会前来朝拜，还怕什么彗星呢？《诗经》上的话难道不值得借鉴吗？从夏到商，哪个不是因为淫乱失德的缘故使百姓最后流浪逃亡。要是真的违背德义，发生祸乱，百姓就将流亡他乡，即使祝史祭祀，也是无济于事的呀！”
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就立即停止了禳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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