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杨聋子是画家。

    我也是画画的，在我没跟杨聋子做朋友的时候，他就是画家了。而且，似乎很多人都知道他，时不时有人提起杨聋子，特别是在画画的时候，大家指指点点，说这一笔，要是杨聋子画，应该怎么着怎么着，这一块，要是杨聋子动笔，应该如何处理等等。这当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二十多年前，杨聋子只有四十出头岁，在麻纺厂设计室做一名工艺美术师，可能是收入很低的缘故吧，常常给一些报纸搞搞插图或画个刊头什么的，苦一包烟钱，或一顿早餐钱。

    我第一次见到杨聋子，是和朋友合作画广告牌的时候。那天画的广告牌是大街上的护栏广告，在室外工作天气又冷，虽然说“钱头有火”，但哈手冻脚的，大家干得还是极其没劲。这时候，杨聋子到了。杨聋子骑一辆破自行车，一手扶把，一脚搭地，对我朋友说，大陈，苦钱也不带我啊？大陈转头看是杨聋子，仿佛见到救星似的说，怎么不带你？不是找不着你吗？快点下车，动手啊。

    就这样，有了杨聋子的加盟，三块广告牌，到天似黑未黑的时候终于完成了。那天是我第一次见识杨聋子干活的手艺，一是快，二是好，三是节约，我才知道，为什么大家常常提到他了。

    收拾了工具，大陈就到公司去拿钱，让我和杨聋子在街边一家大排档点菜喝酒。我和杨聋子点了三个菜，一盘水煮虾婆，一盘水煮花生米，还有一盘红烧肥肠。杨聋子不时地伸出他那双拿画笔的手，到盘子里捏一个花生米扔到嘴里，问，大陈怎么还不来？拿没拿到钱啊？说着，伸着头往街口望，好像怕大陈独吞了钱似的。

    大陈慌慌张张跳下自行车，杨聋子就迫不及待地问，钱拿到啦？

    拿到了。

    大陈坐下后，从屁股后边掏出钱来，当场分钱。一块牌子八十块钱，按说一人八十块正好。可杨聋子是在我们干到快中午时才来，应该少拿点。但这话我没说，我以为大陈会提出来的。大陈就是不提出来，杨聋子也应该主动提出来。有意思的是，大陈不但不提，杨聋子还跟大陈多要了五块。杨聋子说，我早上吃饭花了五块，应该多给我五块钱。大陈爽快地说行。

    过后我问大陈，广告牌是你接的，请客也是你的，你怎么让杨聋子多拿钱啦？

    大陈说，你不懂，杨聋子干活多漂亮啊。

    这倒是。我想。

    有一次，大陈把百货大楼临街一百多米长的橱窗装饰接下来了。晚上，我和大陈一起到杨聋子的宿舍，看到杨聋子正在画画。他屋里堆一盆火，火盆里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烧的不能烧的，全被他用作取暖的柴火了。我们到他屋里，他还在破口大骂。我以为他屋里还有别人，听了半天，他是在骂这该死的天气，说全世界没有比连云港再冷的天气了，而且单位还不发取暖费。骂了一阵，才听大陈跟他说干活的事。接下来，杨聋子扔了画笔，和我们一起研究如何干活，采用哪些技术等等。他只顾自己喝水，突然对我们说，他三天前调到群众艺术馆了，做专业画家了，正赶一张国画，准备去省里参加展览。我们恭维他几句之后准备离开，他走几步对大陈说，我们搞橱窗要不要用颜料？大陈说用啊。他说，我卖点给你，我今天刚从单位领来几盒水彩，也用不完。大陈说，你明天带来吧。杨聋子还是不放心地说，这可都是好颜料啊，十二块钱一盒子，我给两盒，二十块钱，够意思吧。

    但是，第二天，我们在干活时，迟迟不见杨聋子。一直到小傍晌时，他才跑来。大陈还没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就主动说，晦气啊，那些狗东西真是有眼无珠啊，我就是在夜里翻墙头到群艺馆画室拿几盒颜料，看大门的就让联防队把我送到派出所了，难道就没认出来我是群艺馆新调来的画家？还非让馆长去接我不可，真郁闷，我也没客气，跟馆长说了，我本来连夜就赶出来参加省展的那幅画的，这下好了，事耽搁了。杨聋子说到最后，呵呵一笑，得意地说，也没上当，馆长请我吃了顿早餐，我操！

    杨聋子说完，拿脚踢踢地上的一堆东西，从一个布包里拿出两盒颜料，往地上一丢，说，没耽误用吧。

    大陈心照不宣地说，没耽误，二十块钱不少你的。

    一年后，杨聋子就调到北京国家画院了。杨聋子的画确实好，特别是去年参加省展的那张，得了一等奖，又参加全国美展，得了金奖。杨聋子就是凭着这个金奖，调到北京的。

    杨聋子在国家画院任展览部主任，我在他到任半年后去找过他。那时候，我也刚到北京进修中国画，心气很高，想在国画界一展身手。去找杨聋子，无非是向他请教请教，拉拉关系，套套近呼。杨聋子很热情地招待了我，在一家小饭馆请我吃一盘猪耳朵和一盘炒鸡蛋。只是在埋单的时候，杨聋子忘了带钱包了，由我付了账。杨聋子很抱歉地说，没吃好啊，下次我请你到前门去吃北京烤鸭。

    烤鸭没吃成，杨聋子就死了，还是头部的毛病——杨聋子一只耳朵聋，就是脑子里肿瘤压迫造成的。

    以上就是我对认识杨聋子的基本行状。在我们小城，杨聋子一直是个有争议的名人。但是，我却特别喜欢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