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被查出这个病也是自找的。我不过是进行每年例行的身体检查罢了。都怪我多嘴，我说我这些年检查，每次都是绿灯，什么病都没有。医生肯定地说，不可能吧？我想想，说，对了，其实我心跳可能有问题……
于是，我的病就被查出来了。
这几天我的心情和这倒霉的初夏天气一样，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中，忽而阴，忽而晴，忽而晴转多云，忽而多云转晴，总之没有一时平静过，都是这该死的病。
给我看病的是一个中年医生，姓邓。邓医生据说在心血管方面是个权威，经常到医学院去讲学，更是三天两头被友邻医院请去做手术。我对邓医生的诊断当然不会怀疑了。但是，人到危难的时候，总会多一些想法的。为了进一步确诊，我又托一个朋友，找到医院的另一个权威——郝博士。郝博士相比较邓医生来说，更为年轻，她还不到四十岁，医学理论在全国赫赫有名，发表心血管方面的论文多达十余篇。我听我朋友介绍说，郝医生是个尽力尽职的好医生，口碑和医术一样，得到医院和病人一致的好评。我相信朋友的话，而且，看起来，郝医生还是个难得一见的美女。
郝医生果然表现得非常专业和仔细，她在对我的病史做了详细的了解之后，又动用了各种先进的仪器，对我做了全面的检查，得出的结论和邓医生如出一辙，我的心脏存在巨大的隐患，如不采取手术，在发病时很可能出现危险。从郝医生涓涓如水淌的细语中我能听出来，所谓危险，就是小命难保啊。我自然是紧张了。但是，病得在我身上，我觉得，我的心跳时而快，时而慢，毕竟还在跳，还不至于出现停跳的现象。因为我的这个毛病，可以说从我记事以来，就有了。如果我不去做这个检查，没有人会说我有病的。我自己也一直没觉得有多么的严重，就是说，在我人生五十年的历程中，我的心脏一直在带病工作，或者换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我的心脏已经习惯这种病症了。
但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医生坚决不同意我的观点。
给我看病的两位医生，几乎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询问我什么时候做手术。
关于手术，我也做了了解，就是从耳朵旁边的一根血管里打一个洞，把一个装置从血管里透进去，一直伸到心脏里，用邓医生和郝医生的专业术语讲，就是给心脏装一根导管，把一个辅助心脏跳动的器械装在心脏里，这样就能保证在心脏突然发生偷停的时候，让我的心脏正常跳动。
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
而且这种手术刚从国外引进时间不长，是不是很成熟还难讲。但是从两位医生的口气中，他们似乎很有把握。
邓医生又给我打电话了，他口气显然比前几次急，他甚至威胁我说，没见过你这样的患者啊，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对生命这么不负责任，这个手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仅从技术上讲，可以说是小手术，价钱也不贵，也就四万来块钱吧，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刚结束和邓医生的通话，郝医生的电话又打来了。她虽然没有表现出和邓医生那样的急促，从话里也听出来，她也十分想给我做手术的。她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我越早做越主动，否则，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有些犯难了。一方面，我理解两位医生为什么争着要给我做手术，肯定是出于经济利益，说白了，他们会从我这里赚取一笔不菲的医疗提成吧？另一方面，是我私下里认为，两位医院的顶级高手，争先恐后地要给我做手术，或者是出于某种竞争——究竟谁是这方面的权威。
这种境遇，对患者来说，是祸是福，我不得而知。之所以犯难，是我不知道该请给我做手术。
不过我倾向于郝医生，一方面她是女性，可能会更细心一些，另一方面，我是托朋友找到她的，她或许会更负责更认真。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于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来到郝医生设在病房的办公室。郝医生不在，可能没走远吧，我也没有去向走廊上那些来来往往的护士和病人打听，因这她今天不到专家门诊去值班，就算是去病房查房，应该一会儿就回来的。
我在她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
郝医生的桌子上放着一叠稿子，我随意地瞄一眼，看到那一行黑体标题字和下面的副题，知道这是一篇论文，而且，论及的就是我患的这种病。我拿过论文——其实只是一种好奇心——读下去，在读到郝医生列举的病例时，我心跳突然加快了，因为她举的这个病例和我极其相似，再往下看，我的名字非常醒目地出现了——她写的就是我——我还是愣住了，因为我的手术还没有做啊？我怎么就成了她的病例了呢？而且还是她施行这种手术的第一个病人。我一下子悟出了她为什么非常想给我做手术的原因了。
我的电话又响了。是邓医生的。邓医生不会也是因为论文才需要我这个病人吧？我有些害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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