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
——袁隆平
袁隆平，男，1930年9月1日生于北京，汉族，江西省德安县人，无党派人士。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着名农业科学家。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慧眼发现“天然杂交稻”
1960年7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于是，袁隆平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杂交水稻之父”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1986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9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
1998年8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有关专家对48亩实验田的超级杂交水稻晚稻的实测结果表明：水稻稻谷结实率达95%以上，稻谷千粒重达27%以上，每亩高产847公斤。这表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又取得“四大突破”：目前超级杂交水稻晚稻亩产量高；稻谷结实率高；稻谷千粒重高；筛选出适合华南地区种植的两个中国新型香米新品种。在场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对这位卓越科学家取得的新成功而欣喜不已。这标志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研究再次超越自我，继续领跑世界。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
20多年来，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稻56亿多亩，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000多万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总和。杂交水稻还被推广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面积达3000多万亩，他因此被海内外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荣获国家特等发明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等。袁隆平的精神和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袁隆平院士作为科学家，不仅贡献巨大，更是一位精神可贵、品德高尚的人。他杰出的科技成就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达到了完美结合和高度统一，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尊重。他的人品、精神和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典范。
一是为国为民为事业不畏艰难，勇于付出的精神。袁隆平对祖国和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常说：“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不爱国，就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就不能成为科学家。”
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勤奋进取的务实精神。袁隆平院士认为：成功的要诀在于“知识、汗水、灵感、机遇”，20世纪60年代初，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盛行，他视野开阔，通读外文资料，了解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现代遗传学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于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打开了杂交水稻“王国”的大门。
三是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协作精神。自从事杂交水稻研究起，他都是从大处着眼，从难处着手，从全局着想，所以课题一上马就能带动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合作攻关。20世纪70年代，他曾把自己研究小组发现的“野败”材料毫无保留地分送给全国18个研究单位，从而加快了协作攻关的步伐，使三系配套得以很快实现。
同时，袁隆平院士还具有非常好的人品、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谦逊豁达，不以权威自居；他作风纯朴，关心他人；他热爱生活，健康乐观。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当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造福人类的宏大抱负、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奋斗意志、淡泊名利、奉献社会的思想境界。在工作中实现了人生价值。
人民的数学家——华罗庚
“我想，人有两个肩膀，应该同时发挥作用，我要用一个肩挑着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和科学工具送到工人师傅手里；另一个肩膀可以做人梯，让青年们踏着攀登科学的更高一层山峰。”
——华罗庚
华罗庚江苏省金坛县人，中共党员、民盟盟员。生前曾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着名数学家。
华罗庚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为中国当代数学发展及其应用作出重大贡献。他初中毕业，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边做工边自学。1930年春，他的学术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引起了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高度重视，邀请他到清华大学工作。随后，华罗庚出版了数学专着《堆垒素数论》和一系列学术论文，并先后赴苏联、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美国一所大学给他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投身我国数学科学研究事业。他在多元复变数函数、数论、代数及应用数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成果，有许多定理、引理、不等式、算子与方法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致力于用数学为国民经济服务。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推广应用数学方法的工作之中，特别是“双法”——优选法、统筹法的推广应用，取得了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早年学习时期
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华瑞栋，开一间小杂货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
华罗庚出生时，父亲已经40岁。40岁得子，夫妻俩把儿子看成掌上明珠，为了给儿子祝福，一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扣住了他，华罗庚因此得名。
他12岁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初一之后，便深深爱上了数学。一天，老师出了道“物不知其数”的算题。老师说，这是《孙子算经》中一道有名的算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23！”老师的话音刚落，华罗庚的答案就脱口而出。当时的华罗庚并未学过《孙子算经》，他是用如下妙法思考的：“三三数之剩二，七七数之剩二，余数都是二，此数可能是3×7+2=23，用5除之恰余3，所以23就是所求之数。”
华罗庚不承认自己是天才。
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为的是能谋个会计之类的职业养家糊口。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他回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乾生泰”这个只有一间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干活、记账，一面继续钻研数学。回忆当时他刻苦自学的情景，他的姐姐华莲青说：“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账台上看他的数学书。
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这样伸着，右手还在不停地写……”
那时罗庚站在柜台前，顾客来了就帮助父亲做生意、打算盘、记账，顾客一走就又埋头看书演算起数学题来。有时入了迷，竟忘了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结果当做顾客应付的货款，使顾客吓一跳。因为经常发生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时间久了，街坊邻居都传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
每逢遇到怠慢顾客的事情发生，父亲又气又急，说他念“天书”念呆了，要强行把书烧掉。争执发生时，华罗庚总是死死得抱着书不放。
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说：“那正是我应当接受教育的年月，但一个‘穷’字剥夺掉我的梦想，在西北风口上，擦着鼻涕，一双草鞋一支烟，一卷灯草一根针地为了活命而挣扎”，顽强地自学到18岁。1927年秋，和吴筱元结婚。
1929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理，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
其实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时在金坛中学任教的华罗庚的数学老师，我国着名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1900~1952，金坛人）发现华罗庚虽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别致。一次，金坛中学的老师感叹学校“差生”多，没有“人才”时，王维克道：
“不见得吧，依我看，华罗庚同学就是一个！”“华罗庚？”一位老师笑道：“你看看他那两个像蟹爬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王维克有些激动地说：“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才能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一双眼睛，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华罗庚开始他的数学家生涯时，仅有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在19岁那年写出了那篇着名的论文。
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对这篇文章很受感动，他问周围的人说：“这个华罗庚是谁？”，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华罗庚这个人。后来，一位名叫唐培经的清华教员向熊庆来介绍了他的同乡华罗庚的身世。“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啊！应该请他到清华来。”熊庆来听后非常赞赏。这年，华罗庚只有19岁，却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坎坷的生活道路。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年成为讲师。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着《堆垒素数论》。《堆垒素数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着，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匈牙利和中文版。
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接着又被当时的国民政府选派赴美考察。9月，华罗庚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回国建设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罗庚感到无比兴奋，克服了种种困难，决心偕家人回国。他们一家五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爱国激情，鼓励海外学子回来为新中国服务。
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乘火车抵达北京。
华罗庚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接着，他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开始筹建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数学研究所成立，他担任所长。他潜心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王元、陆启铿、龚升、陈景润、万哲先等在他的培养下成为着名的数学家。
回国后短短的几年中，他在数学领域里的研究硕果累累。他写成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专着；1957年出版《数论导引》；1959年莱比锡首先用德文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又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中文版；1963年他和他的学生万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他为培养青少年学习数学的热情，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从出题、监考、阅卷，都亲自参加，并多次到外地去推广这一活动。他还写了一系列数学通俗读物，在青少年影响极大。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培养学术气氛，开展学术讨论。他发起创建了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1964年初，他给毛主席写信，表达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同年3月18日，毛主席亲笔回函：“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他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亲自带领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到一些企业工厂推广和应用“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夏去江汉斗酷暑，冬往松辽傲冰霜”。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写照。1965年毛主席再次写信给他，祝贺和勉励他“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文革”开始后，正在外地推广“双法”的华罗庚被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统筹方法还是要搞的。”1970年4月，国务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邀请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听华罗庚讲优选法、统筹法。这之后，他凭个人的声誉，到各地借调了得力的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小分队共去过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到之处，都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的工作受到胡耀邦、叶剑英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1975年他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着也相继正式出版了。1979年5月，他在和世界隔绝了10多年以后，到西欧作了七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
1982年11月，他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
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担任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7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答邓颖超同志的勉励时他表示：“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逝世。
华罗庚一生在数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及高维数值积分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成就，主要在于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报国之心和坚忍不拔的创新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毅然放弃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迎接祖国的黎明；他才能够顶住非议和打击，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成为蜚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
航天英雄——杨利伟
杨利伟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正师职，少将军衔。他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航天员。
2003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9时，杨利伟乘由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他和技术专家的创举使得中国成为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作为执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不畏艰险，敢为人先，乘神舟五号飞船在太空飞行21个小时，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赢得了巨大荣誉。杨利伟入选航天员之前是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面对祖国的召唤，他毅然投身全新的载人航天事业。
为适应新的任务，他惜时如金，勤学肯钻，不到两年时间，学完了载人航天工程基础、航天医学基础等10多门高新技术课程，考核成绩全部达到优秀。为掌握过硬的航天技能，他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勇克难关，日复一日苦练，一项一项攻关，在5年的时间内圆满完成了8大类58个专业近百项的训练任务，熟练掌握了飞行程序和操作规程，以专业技术考核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选首飞梯队。首飞任务中，他沉着冷静，以良好的素质、坚强的意志和过硬的本领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他是中共十七大代表。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航天英雄”荣誉称号，并颁发“航天功勋奖章”。
成长历程
杨利伟出生在辽宁省绥中县。绥中靠近渤海湾。大海养育了杨利伟，同时杨利伟在“神舟”五号飞行中进行天地对话也塑造了他刚毅质朴、沉静温雅的性格。儿时，面对蓝色的大海，他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像海鸥那样，向着蓝天飞去。
少时梦想：要做火车司机
杨利伟的文笔生动、朴实、流畅、大气，既有对故事的生动描述，也有对自己的感觉、感情的细腻解剖。他的父亲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杨利伟小时候非常爱看书，他写过一篇作文《我见到了周总理》曾入选了作文集。
《天地九重》由20万字和150幅珍贵图片组成。对于进入太空的所经、所历、所见、所感，杨利伟不遗余力地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详尽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在太空飞行14圈，经历了地球上14个昼夜，看见了怎样的太空奇景以及他在太空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险与痛苦，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时刻。
1965年6月21日，杨利伟出生在辽宁省绥中县绥中镇。爸爸杨德元、妈妈魏桂兰同在镇里一家中学当教师（爸爸后调到县土产公司）。小利伟自幼比较文弱、性格内向、缺少胆量。为了改变小利伟的性格，每年寒暑假，爸爸有意识地带他去爬山、到县东六股河去游泳。秋天，带他去大山里爬树采摘果实。从此，小利伟竟对探险及运动有了兴趣，常常同伙伴跋山涉水野游，登狐仙洞山探访狐洞、寻访古寺遗址，寻觅传说中的“链锁地井”。看完《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鸡毛信》等战争故事片后，他央求爸爸帮助同班的小伙伴赶制了红缨枪，毛遂自荐当上了儿童团长。而看了《铁道游击队》后，他就一直梦想做火车司机，却没想到后来成为中国太空第一人。
1983年6月，在他高中三年级的时候，空军招飞人员要在当地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飞行员，而从小就有从军梦的杨利伟第一个到选飞报名处报上了自己的名字，经过严格的选拔、考察、体检、面测等程序，18岁的杨利伟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学院的一名学生。
航天员的体检跟飞行员的体检又不一样
1995年9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获中央军委批复，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工作分为四步走，即预选、初选、复选、复审四个阶段。
预选是由原国防科工委和空军联合组成的选拔领导小组，按照一系列条件，从全军现役飞行员中进行筛选。条件中包括有坚定的意志、献身精神和良好的相容性，身高160厘米至172厘米，体重55公斤至70公斤，年龄25岁至35岁，歼击机、强击机飞行员，累计飞行600小时以上，大专以上学历，飞行成绩优良，无等级事故，无烟酒瘾，最近三年体检均为甲类等等。符合以上条件的总人数是1500多人，之后调阅这些人的全部档案，并作全面情况调研，确定886人参加初选。
初选将886人变成了90人。然后，从90人中又筛选出60人，到北京接受再次体检，也就是复检。
60人分为四批，15个人为一批，杨利伟是第二批。
1996年8月，杨利伟到现在所在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做特殊功能检查。查完了，只剩下20人。60个人当中，第二批选上了15人，选拔成功率比较高。杨利伟、聂海胜和景海鹏都是这一批。
1996年12月，全部测试结束，却没有宣布结果，只是要他们回部队等待消息。那年只选12个，这意味着，20个人当中有8个还将被淘汰。
1997年4月中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集中了多名着名专家，做最后的研究和挑选，最后从20个人中录取12个人为预备航天员。杨利伟在临床医学、航天生理功能指标、心理素质的测试中都达到了优秀，成为其中的一员。
这12个人，学历都在大专以上，驾机飞行都在800时以上，平均年龄32.8岁，大都有处置空中险情的经历。
神舟五号 准备发射
2003年7月，杨利伟经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的能力，被授予三级航天员资格。
从来没有一次飞行，像杨利伟那样，振奋着亿万人的心。
2003年10月15日晨，杨利伟进入飞船，按照规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射前的各项检查。
8时59分，0号指挥员下达了“1分钟准备”的口令。火箭即将点火。指挥大厅里充满紧张气氛，许多观看飞船发射的人，紧张得连一切在瞬间仿佛凝固了。
杨利伟在飞船内安稳地目视着前方，静静地等待着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医学监视仪器显示，杨利伟的心率：76次／分。据国外有关资料显示，发射前航天员因为激动或紧张，心跳一般都要加快，有的达到140次／分。
指挥大厅里传出了清晰的口令：“10、9、8、7、6……”这时，屏幕上出现杨利伟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军礼的画面。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一位老专家激动得满眼泪花，不住地说：“杨利伟，好样的！”
事后，这位老专家向记者说，在这样的特殊时刻，杨利伟敬礼向大家致意告别，心里想的是大家，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不仅体现了杨利伟坚强的意志，良好的心理素质，更展现了杨利伟的人格魅力。
飞船起飞了。飞向了太空。从飞船的舷窗往外望去，杨利伟看到了深邃而美丽的太空。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看到美丽的太空了。”
这时，大家想起了一个故事。发射前，杨利伟参加飞船模拟发射演练。按照飞行程序，飞船起飞后3分20秒左右，罩在座舱外的“整流罩”将被抛除，航天员在此时可以看见舷窗外的天空。但在演练时，这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景况，不会实际发生。因此，指挥大厅里的老总们谁也没料到航天员在此时会有什么反应。
演练在进行，飞船座舱内的杨利伟在一丝不苟、忙而不乱地做着各种规定动作。程序刚刚走到3分20秒，指挥中心大厅里传来杨利伟响亮的报告声：“整流罩抛除，我看到窗外的天空了！”
专家们惊讶地问航天员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宿双宁：“你们的航天员训练得这么好，连这都知道？”宿双宁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开玩笑，你都知道，他还能不知道？！”
为了这个“都知道”，杨利伟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和巨大的努力。
“神舟”五号飞船发射准备阶段，经专家组无记名投票，杨利伟以其优秀的训练成绩和综合素质，被选入“3人首飞梯队”，并被确定为首席人选。
杨利伟全身心地投入了“强化训练”。“飞船模拟器”成了杨利伟的“家”。飞船模拟器是在地面等比例真实模拟飞船内环境、对航天员进行航天飞行程序及操作训练的专业技术训练场所。飞船从发射升空到进入轨道，再调姿返回地球，持续时间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飞行程序指令上千条，操作动作有100多个。舱内的仪表盘红蓝指示灯密密麻麻，各种线路纵横交错，各种设施星罗棋布。要熟悉和掌握它们，并能进行各种操作和故障排除，只有靠反复演练。于是，杨利伟把能找到的舱内设备图和电门图都找来，贴在宿舍墙上，随时默记。他还用小型摄像机把座舱内部设备和结构拍录下来，输入电脑，刻制了一个光盘，业余时间有空就放来看。
他自信地告诉记者：“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仪表、电门的位置都能想得清清楚楚；随便说出舱里的一个设备名称，我马上可以想到它的颜色、位置、作用；操作时要求看的操作手册，我都能背诵下来，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不看手册，也完全能处理好。”
后来，在5次正常飞行程序考试中，他取得了1个99.5分，1个99.7分，3个100分的好成绩，专业技术综合考评排名第一。正因为杨利伟对飞船飞行程序和操作程序烂熟于心，在21小时23分钟的飞天之旅中，他的全部操作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飞船进入了太空轨道。这时，杨利伟突然感觉到身体似乎要飘了起来，他清醒地意识到，飞船已经脱离地球引力，来到了太空。在他还来不及体验失重的奇妙感受时，就觉得好像头朝下脚朝上，十分难受。他意识到这是在太空失重状态下出现的一种错觉，如果不及时克服，就很可能诱发“空间运动病”，影响任务的完成。他用平时训练的方法，凭着顽强的意志，强迫自己在意识上去对抗和战胜这种错觉，很快就调整过来，恢复了正常。
飞船在飞行。舷窗外，阳光把飞船太阳能帆板照得格外明亮，那下边就是人类的美丽家园。蔚蓝色的地球披着淡淡的云层，长长的海岸线在大陆和海洋间清晰可辨。飞船绕着地球以90分钟一圈高速飞行。一会儿白天，一会儿黑夜。黑白交替之间，地球边缘仿佛镶了一道漂亮的金边，景色十分迷人。杨利伟拿起摄像机，赶紧把这壮观的景色拍摄下来。他不由得从心里腾升起从未有过的强烈自豪感，为中国人飞上太空感到骄傲。他郑重地在飞行手册上写下了“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
飞船飞行到第七圈时，他又在太空展示了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表达了中国人民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美好愿望。
飞船总设计师高度评价杨利伟的太空飞行：“不是一般的成功，而是非常成功；不是一般的完美，而是特别完美。”国外媒体和航天员同行也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完美的飞行。杨利伟在太空飞行中的杰出表现，让世界再次对中国及中国的航天英雄刮目相看。他于2003年10月15日执行中国首次载人航天任务。
杨利伟在执行神舟五号任务前为中校军衔，从太空返回后晋升为上校，2004年春节前夕晋升为大校，2008年7月晋升为少将。1987年，杨利伟在解放军第八空军飞行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在开始宇航员生涯前，杨利伟有过1350小时的战斗机飞行经历。
2004年杨利伟开始在清华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博士学位。
英雄杨利伟
2003年7月，杨利伟经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的能力，被授予三级航天员资格。在“神舟”五号飞船发射准备阶段，杨利伟以其优秀的训练成绩和综合素质，被选入“3人首飞梯队”，并被确定为首席人选。
2003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9时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F火箭将杨利伟乘坐的神舟五号飞船送入太空。在发射前，中国航天员的人选并不公开；杨利伟被选为神舟五号航天员的新闻直到发射前一天才公布给媒体。
在任务中途，杨利伟在太空展示了中国国旗以及联合国国旗，表达了中国人民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美好愿望。
考虑到神舟五号有可能降落在无人区，他的太空舱里备有枪、刀以及帐篷等基本生存工具。
在环绕地球轨道十四周，航行了超过六十万千米后，神舟五号于北京时间2003年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实际着陆点与理论着陆点相差4.8千米，返回舱完好无损。杨利伟在降落15分钟后离开了太空舱，温家宝总理在现场祝贺。
当祖国和人民给予航天英雄杨利伟以最高荣誉时，杨利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感谢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光荣属于祖国，光荣属于人民，光荣属于千万个航天人。我为祖国感到骄傲。我将继续努力工作，时刻准备接受祖国和人民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杨利伟探索太空的成功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让我们以他为榜样，树立远大的理想，努力学习，顽强拼搏，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报效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青春是美好的，奋斗的青春更美好！
震古烁今的科学巨人——牛顿
艾萨克·牛顿爵士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晚年醉心于炼金术和神学。他在1687年7月5日发表的不朽着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用数学方法阐明了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这四条定律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由此奠定了之后三个世纪中物理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现代工程学的基础。牛顿为人类建立起“理性主义”的旗帜，开启工业革命的大门。牛顿逝世后被安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成为在此长眠的第一个科学家。
1643年1月4日，在英格兰林肯郡小镇沃尔索浦的一个自耕农家庭里，牛顿诞生了。牛顿是一个早产儿，出生时只有三磅重，接生婆和他的亲人都担心他能否活下来。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会成为了一位震古烁今的科学巨人，并且竟活到了85岁的高龄。
牛顿出生前三个月父亲便去世了。在他两岁时，母亲改嫁给一个牧师，把牛顿留在外祖母身边抚养。11岁时，母亲的后夫去世，母亲带着和后夫所生的一子二女回到牛顿身边。牛顿自幼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这种习性可能来自他的家庭处境。
大约从五岁开始，牛顿被送到公立学校读书。少年时的牛顿并不是神童，他资质平常，成绩一般，但他喜欢读书，喜欢看一些介绍各种简单机械模型制作方法的读物，并从中受到启发，自己动手制作些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如风车、木钟、折叠式提灯等等。
传说小牛顿把风车的机械原理摸透后，自己制造了一架磨坊的模型，他将老鼠绑在一架有轮子的踏车上，然后在轮子的前面放上一粒玉米，刚好那地方是老鼠可望不可及的位置。老鼠想吃玉米，就不断地跑动，于是轮子不停地转动；又一次他放风筝时，在绳子上悬挂着小灯，夜间村人看去惊疑是彗星出现；他还制造了一个小水钟。每天早晨，小水钟会自动滴水到他的脸上，催他起床。他还喜欢绘画、雕刻，尤其喜欢刻日晷，家里墙角、窗台上到处安放着他刻画的日晷，用以验看日影的移动。
牛顿12岁时进了离家不远的格兰瑟姆中学。牛顿的母亲原希望他成为一个农民，但牛顿本人却无意于此，而酷爱读书。随着年岁的增大，牛顿越发爱好读书，喜欢沉思，做科学小实验。他在格兰瑟姆中学读书时，曾经寄宿在一位药剂师家里，使他受到了化学试验的熏陶。
牛顿在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并不出众，只是爱好读书，对自然现象有好奇心，例如颜色、日影四季的移动，尤其是几何学、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等。他还分门别类的记读书笔记，又喜欢别出心裁的做些小工具、小技巧、小发明、小试验。
当时英国社会渗透基督教新思想，牛顿家里有两位都以神父为职业的亲戚，这可能影响牛顿晚年的宗教生活。从这些平凡的环境和活动中，还看不出幼年的牛顿是个才能出众异于常人的儿童。
后来迫于生活，母亲让牛顿停学在家务农，赡养家庭。但牛顿一有机会便埋首书卷，以至经常忘了干活。每次，母亲叫他同佣人一道上市场，熟悉做交易的生意经时，他便恳求佣人一个人上街，自己则躲在树丛后看书。有一次，牛顿的舅父起了疑心，就跟踪牛顿上市镇去，发现他的外甥伸着腿，躺在草地上，正在聚精会神地钻研一个数学问题。牛顿的好学精神感动了舅父，于是舅父劝服了母亲让牛顿复学，并鼓励牛顿上大学读书。牛顿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书本上的营养。
1661年，19岁的牛顿以减费生的身份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靠为学院做杂务的收入支付学费，1664年成为奖学金获得者，1665年获学士学位。
17世纪中叶，剑桥大学的教育制度还渗透着浓厚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气味，当牛顿进入剑桥时，那里还在传授一些经院式课程，如逻辑、古文、语法、古代史、神学等等。两年后三一学院出现了新气象，卢卡斯创设了一个独辟蹊径的讲座，规定讲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地理、物理、天文和数学课程。
讲座的第一任教授伊萨克·巴罗是个博学的科学家。这位学者独具慧眼，看出了牛顿具有深邃的观察力、敏锐的理解力。于是将自己的数学知识，包括计算曲线图形面积的方法，全部传授给牛顿，并把牛顿引向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
在这段学习过程中，牛顿掌握了算术、三角，读了开普勒的《光学》，笛卡尔的《几何学》和《哲学原理》，伽利略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胡克的《显微图集》，还有皇家学会的历史和早期的哲学学报等。
牛顿在巴罗门下的这段时间，是他学习的关键时期。巴罗比牛顿大12岁，精于数学和光学，他对牛顿的才华极为赞赏，认为牛顿的数学超过自己。后来，牛顿在回忆时说道：“巴罗博士当时讲授关于运动学的课程，也许正是这些课程促使我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当时，牛顿在数学上很大程度是依靠自学。他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笛卡尔的《几何学》、沃利斯的《无穷算术》、巴罗的《数学讲义》及韦达等许多数学家的着作。其中，对牛顿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要数笛卡尔的《几何学》和沃利斯的《无穷算术》，它们将牛顿迅速引导到当时数学最前沿——解析几何与微积分。1664年，牛顿被选为巴罗的助手，第二年，剑桥大学评议会通过了授予牛顿大学学士学位的决定。
1665~1666年严重的鼠疫席卷了伦敦，剑桥离伦敦不远，为恐波及，学校因此而停课，牛顿于1665年6月离校返乡。
由于牛顿在剑桥受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熏陶和培养，对探索自然现象产生浓厚的兴趣，家乡安静的环境又使得他的思想展翅飞翔。1665～1666年这段短暂的时光成为牛顿科学生涯中的黄金岁月，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思潮奔腾，才华迸发，思考前人从未思考过的问题，踏进了前人没有涉及的领域，创建了前所未有的惊人业绩。
1665年初，牛顿创立级数近似法，以及把任意幂的二项式化为一个级数的规则；同年11月，创立正流数法（微分）；次年1月，用三棱镜研究颜色理论；5月，开始研究反流数法（积分）。这一年内，牛顿开始想到研究重力问题，并想把重力理论推广到月球的运动轨道上去。他还从开普勒定律中推导出使行星保持在它们的轨道上的力必定与它们到旋转中心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牛顿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球引力的传说，说的也是此时发生的轶事。
总之，在家乡居住的两年中，牛顿以比此后任何时候更为旺盛的精力从事科学创造，并关心自然哲学问题。他的三大成就：微积分、万有引力、光学分析的思想都是在这时孕育成形的。可以说此时的牛顿已经开始着手描绘他一生大多数科学创造的蓝图。
1667年复活节后不久，牛顿返回到剑桥大学，10月1日被选为三一学院的仲院侣（初级院委），翌年3月16日获得硕士学位，同时成为正院侣（高级院委）。1669年10月27日，巴罗为了提携牛顿而辞去了教授之职，26岁的牛顿晋升为数学教授，并担任卢卡斯讲座的教授。巴罗为牛顿的科学生涯打通了道路，如果没有牛顿的舅父和巴罗的帮助，牛顿这匹千里马可能就不会驰骋在科学的大道上。巴罗让贤，这在科学史上一直被传为佳话。
在牛顿的全部科学贡献中，数学成就占有突出的地位。他数学生涯中的第一项创造性成果就是发现了二项式定理。据牛顿本人回忆，他是在1664年和1665年间的冬天，在研读沃利斯博士的《无穷算术》时，试图修改他的求圆面积的级数时发现这一定理的。
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把描述运动的函数关系和几何曲线相对应。牛顿在老师巴罗的指导下，在钻研笛卡尔的解析几何的基础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可以把任意时刻的速度看是在微小的时间范围里的速度的平均值，这就是一个微小的路程和时间间隔的比值，当这个微小的时间间隔缩小到无穷小的时候，就是这一点的准确值。这就是微分的概念。
求微分相当于求时间和路程关系得在某点的切线斜率。一个变速的运动物体在一定时间范围里走过的路程，可以看作是在微小时间间隔里所走路程的和，这就是积分的概念。求积分相当于求时间和速度关系的曲线下面的面积。牛顿从这些基本概念出发，建立了微积分。
微积分的创立是牛顿最卓越的数学成就。牛顿为解决运动问题，才创立这种和物理概念直接联系的数学理论的，牛顿称之为“流数术”。它所处理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切线问题、求积问题、瞬时速度问题以及函数的极大和极小值问题等，在牛顿前已经得到人们的研究了。但牛顿超越了前人，他站在了更高的角度，对以往分散的努力加以综合，将自古希腊以来求解无限小问题的各种技巧统一为两类普通的算法——微分和积分，并确立了这两类运算的互逆关系，从而完成了微积分发明中最关键的一步，为近代科学发展提供了最有效的工具，开辟了数学上的一个新纪元。
牛顿没有及时发表微积分的研究成果，他研究微积分可能比莱布尼茨早一些，但是莱布尼茨所采取的表达形式更加合理，而且关于微积分的着作出版时间也比牛顿早。
在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为争论谁是这门学科的创立者的时候，竟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种争吵在各自的学生、支持者和数学家中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造成了欧洲大陆的数学家和英国数学家的长期对立。英国数学在一个时期里闭关锁国，囿于民族偏见，过于拘泥在牛顿的“流数术”中停步不前，因而数学发展整整落后了一百年。
应该说，一门科学的创立绝不是某一个人的业绩，它必定是经过多少人的努力后，在积累了大量成果的基础上，最后由某个人或几个人总结完成的。微积分也是这样，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在前人的基础上各自独立的建立起来的。
1707年，牛顿的代数讲义经整理后出版，定名为《普遍算术》。他主要讨论了代数基础及其（通过解方程）在解决各类问题中的应用。书中陈述了代数基本概念与基本运算，用大量实例说明了如何将各类问题化为代数方程，同时对方程的根及其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引出了方程论方面的丰硕成果，如，他得出了方程的根与其判别式之间的关系，指出可以利用方程系数确定方程根之幂的和数，即“牛顿幂和公式”。
牛顿对解析几何与综合几何都有贡献。他在1736年出版的《解析几何》中引入了曲率中心，给出密切线圆（或称曲线圆）概念，提出曲率公式及计算曲线的曲率方法。并将自己的许多研究成果总结成专论《三次曲线枚举》，于1704年发表。此外，他的数学工作还涉及数值分析、概率论和初等数论等众多领域。
在牛顿以前，墨子、培根、达·芬奇等人都研究过光学现象。反射定律是人们很早就认识的光学定律之一。近代科学兴起的时候，伽利略靠望远镜发现了“新宇宙”，震惊了世界；荷兰数学家斯涅尔首先发现了光的折射定律；笛卡尔提出了光的微粒说……牛顿以及跟他差不多同时代的胡克、惠更斯等人，也像伽利略、笛卡尔等前辈一样，用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对光学进行研究。1666年，牛顿在家休假期间，得到了三棱镜，他用来进行了着名的色散试验。一束太阳光通过三棱镜后，分解成几种颜色的光谱带，牛顿再用一块带狭缝的挡板把其他颜色的光挡住，只让一种颜色的光在通过第二个三棱镜，结果出来的只是同样颜色的光。这样，他就发现了白光是由各种不同颜色的光组成的，这是第一大贡献。
牛顿为了验证这个发现，设法把几种不同的单色光合成白光，并且计算出不同颜色光的折射率，精确地说明了色散现象。揭开了物质的颜色之谜，原来物质的色彩是不同颜色的光在物体上有不同的反射率和折射率造成的。公元1672年，牛顿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皇家学会哲学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论文。
许多人研究光学是为了改进折射望远镜。牛顿由于发现了白光的组成，认为折射望远镜透镜的色散现象是无法消除的（后来有人用具有不同折射率的玻璃组成的透镜消除了色散现象），就设计和制造了反射望远镜。
牛顿不但擅长数学计算，而且能够自己动手制造各种试验设备并且作精细实验。为了制造望远镜，他自己设计了研磨抛光机，实验各种研磨料。公元1668年，他制成了第一架反射望远镜样机，这是第二大贡献。公元1671年，牛顿把经过改进得反射望远镜献给了皇家学会，牛顿声名大震，并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
反射望远镜的发明奠定了现代大型光学文望远镜的基础。
同时，牛顿还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实验和数学计算，比如研究惠更斯发现的冰川石的异常折射现象，胡克发现的肥皂泡的色彩现象，“牛顿环”的光学现象等等。
牛顿还提出了光的“微粒说”，认为光是由微粒形成的，并且走的是最快速的直线运动路径。他的“微粒说”与后来惠更斯的“波动说”构成了关于光的两大基本理论。此外，他还制作了牛顿色盘等多种光学仪器。
牛顿是经典力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系统的总结了伽利略、开普勒和惠更斯等人的工作，得到了着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
在牛顿以前，天文学是最显赫的学科。但是为什么行星一定按照一定规律绕太阳运行？天文学家无法圆满解释这个问题。万有引力的发现说明，天上星体运动和地面上物体运动都受到同样的规律——力学规律的支配。
早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前，已经有许多科学家严肃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开普勒就认识到，要维持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必定有一种力在起作用，他认为这种力类似磁力，就像磁石吸铁一样。1659年，惠更斯从研究摆的运动中发现，保持物体沿圆周轨道运动需要一种向心力。胡克等人认为是引力，并且试图推到引力和距离的关系。
1664年，胡克发现彗星靠近太阳时轨道弯曲是因为太阳引力作用的结果；1673年，惠更斯推导出向心力定律；1679年，胡克和哈雷从心定律和开普勒第三定律，推导出维持行星运动的万有引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牛顿自己回忆，1666年前后，他在老家居住的时候已经考虑过万有引力的问题。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在假期里，牛顿常常在花园里小坐片刻。有一次，像以往屡次发生的那样，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一个苹果的偶然落地，却是人类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使那个坐在园里的人 的头脑开了窍，引起他的沉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切物体都受到差不多总是朝向地心的吸引呢？牛顿思索着。终于，他发现了对人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万有引力。
牛顿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解决了胡克等人没有能够解决的数学论证问题。
1679年，胡克曾经写信问牛顿，能不能根据向心力定律和引力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定律，来证明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牛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1685年，哈雷登门拜望牛顿时，牛顿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两个物体之间有引力，引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和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比。
当时已经有了地球半径、日地距离等精确的数据可以供计算使用。牛顿向哈雷证明地球的引力是使月亮围绕地球运动的向心力，也证明了在太阳引力作用下，行星运动符合开普勒运动三定律。
在哈雷的敦促下，1686年底，牛顿写成划时代的伟大着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皇家学会经费不足，出不了这本书，后来靠了哈雷的资助，这部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着作之一才能够在1687年出版。
牛顿在这部书中，从力学的基本概念（质量、动量、惯性、力）和基本定律（运动三定律）出发，运用他所发明的微积分这一锐利的数学工具，不但从数学上论证了万有引力定律，而且把经典力学确立为完整而严密的体系，把天体力学和地面上的物体力学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史上第一次大的综合。
牛顿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他除了在数学、光学、力学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外，他还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化学实验。他常常六个星期一直留在实验室里，不分昼夜的工作。他在化学上花费的时间并不少，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显着的成就。
为什么同样一个伟大的牛顿，在不同的领域取得的成就竟那么不一样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各个学科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力学和天文学方面，有伽利略、开普勒、胡克、惠更斯等人的努力，牛顿有可能用已经准备好的材料，建立起一座宏伟壮丽的力学大厦。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而在化学方面，因为正确的道路还没有开辟出来，牛顿没法走到可以砍伐材料的地方。
牛顿在临终前对自己的生活道路是这样总结的：“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中，我不过就像是一个在海滩玩耍的小孩，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
这当然是牛顿的谦逊。
牛顿并不善于教学，他在讲授新近发现的微积分时，学生都接受不了解决疑难问题方面的能力，他却远远超过了常人。还是学生时，牛顿就发现了一种计算无限量的方法。他用这个秘密的方法，算出了双曲面积到二百五十位数。他曾经高价买下了一个棱镜，并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用它试验了白光分解为的有颜色的光。
开始，并不愿意发表他的观察所得，他的发现都只是一种个人的消遣，为的是使自己在寂静的书斋中解闷，他独自遨游于自己所创造的超级世界里。后来，在好友哈雷的竭力劝说下，才勉强同意出版他的手稿，才有划时代巨着《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问世。
作为大学教授，牛顿常常忙得不修边幅，往往领带不结，袜带不系好，马裤也不纽扣，就走进了大学餐厅。有一次，他在向一位姑娘求婚时思想又开了小差，他脑海里只剩下了无穷量的二项式定理。他抓住姑娘的手指，错误地把它当成通烟斗的通条，硬往烟斗里塞，痛得姑娘大叫，离他而去。牛顿也因此终生未娶。
牛顿从容不迫地观察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结果作出了科学史上一个个重要的发现。他马虎拖沓，曾经闹过许多的笑话。一次，他边读书，边煮鸡蛋，等他揭开锅想吃鸡蛋时，却发现锅里是一只怀表。还有一次，他请朋友吃饭，当饭菜准备好时，牛顿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便独自进了内室，朋友等了他好久还是不见他出来，于是朋友就自己动手把那份鸡全吃了，鸡骨头留在盘子，不告而别了。等牛顿想起，出来后，发现了盘子里的骨头，以为自己已经吃过了，便转身又进了内室，继续研究他的问题。
但是由于受时代的限制，牛顿基本上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认为运动是机械力学的运动，是空间的位置的变化；宇宙和太阳一样是没有发展变化的；靠了万有引力的作用，恒星永远在一个固定不变的位置上……随着科学声誉的提高，牛顿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升。1689年，他当选为国会中的大学代表。作为国会议员，牛顿逐渐开始疏远给他带来巨大成就的科学。
他不时表示出对以他为代表的领域的厌恶。同时，他的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了和同时代的着名科学家如胡克、莱布尼兹等优先权的争论上。
晚年的牛顿在伦敦过着堂皇的生活，1705年他被安妮女王封为贵族。此时的牛顿非常富有，被普遍认为是生存着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他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在他任职的二十四年时间里，他以铁拳统治着学会。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被选举。
晚年的牛顿开始致力于对神学的研究，他否定哲学的指导作用，虔诚地相信上帝，埋头于写以神学为题材的着作。当他遇到难以解释的天体运动时，竟提出了“神的第一推动力”的谬论。他说“上帝统治万物，我们是他的仆人而敬畏他、崇拜他”。
1727年3月20日，伟大的艾萨克·牛顿逝世。同其他很多杰出的英国人一样，他被埋葬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墓碑上镌刻着：
让人们欢呼这样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类，荣耀曾经在世界上存在。
不管牛顿的生平有过多少谜团和争议，但这都不足以降低牛顿的影响力。
1726年，伏尔泰曾说过牛顿是最伟大的人，因为“他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用武力奴役我们”。
事实上，如果你查阅一部科学百科全书的索引，你会发现有关牛顿和他的定律及发现的材料要比任何一位科学家都多二到三倍。莱布尼茨并不是牛顿的朋友，他们之间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但他写道：“从世界的开始直到牛顿生活的时代为止，对数学发展的贡献绝大部分是牛顿作出的。”伟大的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写道：“《原理》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中最卓越的杰作。”拉格朗日经常说牛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
在美国学者麦克·哈特所着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牛顿名列第2位仅次于穆罕默德。书中指出：在牛顿诞生后的数百年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大都是基于牛顿的理论和发现。而从大多数人的日常活动看，公元1500年时的大部分人仍过着与公元前1500年的人差不多的生活。但是在过去500年里，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1500年前的人相比，我们穿着不同，饮食不同，工作不同，更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还有大量的闲暇时间。科学发现不仅带来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革命，它还完全改变了政治和宗教思想、艺术和哲学。经过这次科学革命，几乎人类活动的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在一次全球性的评选最伟大的英国人活动当中，牛顿被评为最伟大的英国人之首。在《伟大的英国人》系列纪录片中专门编辑了牛顿专集的历史学家特里斯特拉姆·亨特表示：“全球的公众意识到牛顿的成就是世界性的，而且对全人类都产生影响。”
博物学家——达尔文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英国的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出版《物种起源》这一划时代的着作，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曾乘贝格尔号舰作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在距离伦敦二百二十公里、距离西海岸约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英国的古城施鲁斯伯里。弯弯曲曲的塞文河在这里转了个急弯，把一个由小山形成的半岛围了起来，河湾的直径有几公里。这个城市很早就在这个河湾里发展起来，城市的街道逐渐往小山的顶端扩展。塞文河大桥把施鲁斯伯里与城的四郊联结起来。
从市里往西北方向走去，通过威尔士大桥，沿着塞文河岸再走半公里，在弗兰科尔区就可以看见施鲁斯伯里的近郊以及坐落在塞文河岸的悬岩峭壁之上的一座三层红砖楼房。这座楼房是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在一八○○年建成的。医生的第五个孩子，即后来的伟大博物学家达尔文，于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就诞生在这座楼房里。
楼房的所在地叫“山丘”（芒特）。楼房的旁边有一个花园，花园里种有供观赏的植物果树。有一条小路穿过峭壁，在这条叫作“医生路”的旁边长着一棵栗树，树枝相互平行地弯曲着。这是达尔文小时候喜爱的一棵树，他和他的妹妹凯瑟琳在树上都有自己的特殊“座位”。靠近楼房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暖花房。
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身高一米八八，很胖，体重约有一百六十公斤。罗伯特·达尔文作为一个医生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对人的关心，他那博得人们信任的本领和他那高度敏锐的观察力（这使他总是能够预先准确地说出病的发展经过）——这一切对他的成功都起了促进作用。他在二十一岁（这时他在莱丁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以前就开始行医了，在施鲁斯伯里刚行医半年就诊治了四五十个病人。这样，他一开始行医就能够完全靠自己收入为生，而不需要父亲的资助。他很能博得人们的信任，所以许多病人往往不只是向他诉说自己的健康状况，而且还把自己的忧虑和不幸讲给他听。达尔文说他父亲是“人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他对父亲无限信赖。达尔文在回忆父亲时，常常列举几件描述这位医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的趣事。例如，达尔文听父亲说，有一些到他这里来就医的妇女总是哭哭啼啼，使他感到难受。这位医生很快就发现，愈是请她们不要哭，她们哭得愈厉害。因此，后来他就鼓励她们哭，说这能使她们感到痛快，这样一来他就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啼哭停止了，于是他就 可以听她们述病，然后进行诊断。
医生与他父亲的朋友老乔赛亚·韦季武德（他是着名的英国“韦季武德”美术瓷器厂的创办人）的女儿苏桑娜结了婚。在达尔文八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正如他自己所说：“除了她临终时睡的床、黑丝绒长衣和结构奇特的针线桌之外，我几乎记不起关于她的任何事情了。”
除了达尔文，家中还有他的大哥伊拉司马斯和四个姐妹。在他们中间，他同比他大六岁的苏桑娜和医生最小的女儿凯瑟琳最亲近。
母亲去世那年（一八一七年），达尔文开始进凯斯先生的学校学习，他在学习上赶不上小妹妹凯瑟琳。不过他却有另外一些兴趣，即在搜集方面的兴趣：他收集矿物、贝壳、硬币和图章。应当指出，在家庭成员中只有他特别爱好收集，——他的哥哥和四个姐妹都不进行收集。就在这时他已经对自然史产生了兴趣，他竭力要弄清楚各种植物的名称。在他童年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也是很有趣的，这就是他喜欢长时间地单独散步，散步时他总是专心致志地进行思考，有一次他在走过施鲁斯伯里的旧城堡旁的一条小道时，由于只顾思考，就从七八英尺高的地方失足跌了下去。他喜欢钓鱼，常常拿着钓鱼竿接连几个小时坐在塘边或河边。他在搜集鸟蛋时，从每个鸟窝里他只拿走一个鸟蛋，从不多拿一个。每当他想起他在幼小的时候曾经无缘无故地揍了小狗一顿这件事时，他一生都感到内疚。
第二年，即一八一八年，达尔文被送进别特列尔博士主办的一所旧式学校学习，在这里他学了七年。他是个寄宿生，但是他却常常在校方每天两次点名之间的那一长空当里跑回家去，因为他在家里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他在家总要呆到最后一分钟才离去。为了不迟到，他只得拼命跑步去学校。
校长别特列尔先生是利奇菲尔德大教堂的神父，还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就因自己写的希腊颂诗得过两枚奖章。无怪乎学校所进行的是一种严格的古典教学，学校对作诗特别重视。达尔文虽然没有作诗的才能，但是他收集了大量旧诗，并加以剪裁，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他也就能够很容易地作出任何题目的诗篇来。
学校里学的是古文，读的是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着作，并且还要背诵。背诵对达尔文来说是很容易的，但两天以后他就把所背会的东西同样容易地忘掉了。
只有贺拉斯的某些诗篇使他得到唯一真正的快乐。学校还讲授古代史和地理，这两门课讲授得都很扼要。
达尔文对别特列尔的这所学校十分反感。在这所学校里，他是一名中等生，可能还是一名落后生，所以他认为在这所学校的那段时间是一个“空白”。
但是，达尔文却有各种各样的校外兴趣。例如，他曾跟一位家庭教师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当他了解了对定理的一些明确的论证方法时，他就感到非常满意。
当有人向他说明如何使用晴雨表上的游标时，这也使他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他做的主要事情还是搜集。他一面照旧收集矿石，一面努力设法找到一些有新的名称的新矿石。他还收集各种昆虫，他在十岁时就对地方动物志相当熟悉，而读了鸟类学方面的书籍之后，就开始对鸟类习性进行观察，并作出各种标记。他在这样小的年纪就十分喜欢“在刮风天的傍晚沿着海滨散步，观赏那些沿着奇怪而又错误的路线飞回家去的海鸥和鸬鹚。”
在达尔文快要毕业时，他的哥哥伊拉司马斯对化学发生了兴趣，并在一个棚子里搞起了一个小试验室。达尔文经常帮助他，并且认真地读了几本化学方面的书籍。当他在实践中了解到了试验方法的奥妙之后，便对化学入了迷。但是别特列尔的学校反对他从事这一工作：别特列尔博士曾当众斥责他白白地浪费时间，而同学们则给他起了个“瓦斯”外号。
在毕业前不久，达尔文又迷上了打猎。在他十五岁时，他曾去探望住在伯明翰附近的萨缪埃利的姑父哥尔顿（他的妻子是他父亲的妹妹），姑父常带着他这个侄子去打猎，并给了他一支猎枪。当他们打猎归来时，姑父开玩笑地对他说：
“鸟儿正站在树上笑你哩。”达尔文也笑了起来，可是这个玩笑刺伤了他。不久哥尔顿来到芒特，达尔文把他叫到花园里，以胜利的姿态表演给姑父看，他是怎样射中抛到空中的手套的。
至于谈到他当时的文学兴趣，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常常坐在学校深深的窗户洞里入迷地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他还阅读诗人汤姆逊的《四季》诗以及刚刚出版的拜伦和华尔德·司各特的长诗。
当他对诗歌失去兴趣而感到不快时，就骑马到城外郊游，这使他有机会欣赏大自然的风景，这种娱乐他一直保持到晚年。
还有一个特点应该指出：看来在当时达尔文就具有一种温和可亲的、善于交际的性格。他在同学当中有许多朋友，他对他们非常留恋，非常热爱。
父亲对达尔文在别特列尔先生那里的学习情况很不满意，有一次他严厉地对儿子说，“你关心的只是打猎、玩狗、捉老鼠，这样下去你会使你自己以及我们全家都要蒙受耻辱的”。
他让达尔文提前退了学，并于一八二五年十月派他随同他的哥哥伊拉司马斯一起进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伊拉司马斯一年前就已经在这里学习了。父亲作出的这项决定，可能是受了儿子这年夏天表现出的对行医发生了兴趣这一点的影响。
早在施鲁斯伯里时，达尔文就已开始给一些病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看病：
他对每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一切病症都记载下来，并且读给父亲听，父亲让他对病人再作一些检查，告诉他下什么样的药，然后由达尔文自己去配制。在达尔文那里，有时会同时有十二个病人，于是父亲发觉，达尔文就像他本人那样也善于博得病人的信任。他之所以设法把儿子送进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学习，是希望儿子将来能踏着父亲和祖父的足迹走，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伊拉司马斯和达尔文来到爱丁堡，租了一所有三个房间的住所：两个明亮的房间做卧室（他写信告诉父亲说，这样明亮的房间在这里是很少有的，因为这里的房间通常都是些“没有空气和光线的小洞穴”），另一间做客厅。他很喜欢这个城市。
达尔文办完了一切入学手续，报了如下一些课程：医学、化学、解剖学、临床课和外科学；他领了皇家医院实习证和大学图书证，后来他和哥哥都成了图书馆的经常的读者。
但大学的授课情况也使他大为失望：他认为几乎所有的课都是“极其枯燥的”。他对讲授医学课的邓肯常提出特别激烈的批评。他在自传里写道：“一想起在冬季早晨八点钟开始的脑膜治疗课，至今还有些可怕”。讲授人体解剖学的是亚历山大·门罗“第三”，他没有保持住在他之前由他的父亲和祖父讲授这门课程时所赢得的好名声。达尔文在对自己没有努力学习解剖表示遗憾时说：“他讲授的人体解剖，同他本人一样，也是枯燥无味的，因此这一门课程使我感到厌恶”；因为要是能学好这门课程那是会更有好处的。达尔文经常到医院门诊去实习。至于外科学，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曾参加过两次危险的手术，但由于不忍目睹痛苦的场面，没等手术做完就跑掉了，因为这时还没有使用哥罗芳。
他唯一喜欢的课程是霍普的化学课。
在大学的第二年，达尔文又报了产科学、物理实验和自然史这三门课。关于他前两门课的学习情况，我们毫无所知；至于自然史这门课，我们已经知道他很早就对这门课程产生了兴趣。当时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自然史的教授是岁伯特·詹姆逊。他的这门专业课包括动物学和地质学。他主要研究矿物学、海洋动物学和鸟类。此外他还出版讨论一般科学问题的《爱丁堡哲学杂志》和《新哲学杂志》。他的功绩还在于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史博物馆，馆内陈列有极好的搜集品，这个博物馆当时被认为是第二个英国博物馆，仅次于伦敦英国博物馆。在地质学方面，詹姆逊所持的是着名的岩石水成论者魏尔纳那些极端的、早已过时的观点。
詹姆逊通过讲课，通过他对这门课程的兴趣和他对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博物馆的兴趣，博得了同时代人的尊敬，如伊·福勃斯这样一位大博物学家就对他作出了好评。他于1826年讲授的《动物学》这门课程开头讲的就是人类自然史，然后主要讲授脊椎动物亚门和无脊椎动物，最后讲授《论物种起源》这门哲学课。
但是达尔文对这样的课程也未必听进去多少。他认为这些课程也是“极其枯燥的”。诚然，他的这个意见可能是对课程中的地质部分讲的，因为达尔文补充说：“这些课程对我所产生的唯一作用，就是保证我一生决不再读一本地质方面的书，决不研究这门科学”。幸而他没有恪守自己的这个保证。
但是，如果说从表面上看来达尔文很少研究医学、很少上必修课的话，那 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然科学已失去了兴趣。相反，他找到了一种满足自己需要的方法。他常常到设在教学楼里的博物馆去，并同在那里工作的两位年轻的大博物学家交上了朋友。其中的一位就是罗伯特·格兰特博士，他当时才三十三岁，正是处于从事科学活动的风华正茂的时期。早在一八一四年，他就在爱丁堡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在一八一五——一八二〇年间，他一直呆在巴黎和欧洲的其他一些设有大学的城市里，在那里研究医学和自然科学。当拉马克出版了自己的进化论着作《动物学哲学》（1809年），并准备和开始出版自己的无脊椎动物学方面的一部最重要的着作时，格兰特很快就到巴黎向拉马克学习了很多东西。他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于一八二〇年回到爱丁堡，并考察了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专门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他写了几部关于海绵动物重要着作（一八二五——一八二六年），他在爱丁堡附近的福斯湾海岸上对海绵动物做了大量的观察。他在这几年中写了十来本其他有关无脊椎的腔肠动物门、软体动物门、苔藓动物纲和甲壳纲方面的着作和几本有关脊椎动物亚门的着作，例如《羊驼》即巴西啮齿目的解剖学。
达尔文经常同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的博物学家去游览，帮助他在落潮后的水坑里收集动物，而他自己也尽力去研究如何对这些动物进行解剖。达尔文在一八二七年的笔记中提到，他在福斯湾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海鱼——“海雀鱼”，并“与格兰特博士一起对这种鱼作了解剖”。他们对鱼的内部器官，包括心脏和心瓣几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达尔文发现，格兰特表面上看起来显得冷淡和拘谨，但内心却极其热情。
有一次格兰特在同达尔文游览时非常高兴地谈论起拉马克的进化观点。达尔文一言不发，好奇地倾听着他的谈论。但无论是这些观点本身，还是格兰特对这些观点的迷恋，都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的家庭当中，进化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大概达尔文当时已经读了他祖父伊拉司马斯·达尔文所写的《动物生物学》和其他一些着作。不过他对所有这些纯理论的观点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兴趣。他依然热衷于对生物界的考察和对动物机体的研究。
他同纽挨文尼的一些渔民结为朋友，并同他们一起去捉牡蛎。采捕机从河底捕了许多其他的动物，他对这些动物进行了研究。他在这一年的笔记中记载和描述了某些软体动物的产卵情况，描述了软体动物的幼虫，并简要叙述了珊瑚虫和海鳃。根据笔记的记载，他同另一位同学科利茨特里姆一起观察过一条鱼往圆盘和桡骨基之间特殊分泌囊里产卵的情况。笔记本中保存有几份动物统计表，显然他是把这些统计表放在笔记本内，旅行时随身带着的。这就是：“福斯湾和苏格兰其他地区的蠕虫”（这是从詹姆逊教授的着作中摘录来的）；一份在上述地区所找到的各种鱼类的统计表（这是由另一位博物学家编制的）；两份用以确定从各产地捕获来的鸟类的详细说明。
年轻的达尔文在爱丁堡结交的第二个青年科学家叫维利亚姆·马克——吉利弗雷。他比达尔文大十三岁。他由于发表了一些软体动物方面、特别是鸟类方面的着作而出了名。后来他又出版了一部论苏格兰鸟类的巨着。他送给了达尔文几个罕见的海贝，时常同达尔文交谈自然史中的各种问题。可能，他是支持达尔文对搜集鸟类和观察鸟类的兴趣的。正是在这个时期，达尔文向一个曾同鸟类学家沃捷尔通一起工作过的黑人学习制作鸟类标本。达尔文常常高兴地在这个黑人那里闲坐，因为“他是一个逗人喜欢和知识渊博的人”。上面谈到的两份确定鸟类的详细说明材料，足以说明达尔文对鸟类学具有浓厚的兴趣。
达尔文在爱丁堡的第二学年是在哥哥不在的情况下度过的。他在像他那样热爱自然科学的同学中结交了许多新朋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达尔文积极参加普利尼学生自然史学会的工作，这对他同这些朋友的接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该学会是在詹姆逊教授的鼓励下于一八二三年创立的。学会会员们每星期二在爱丁堡大学的学院地下室里集会，宣读和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着作。学会一共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会员，但是通常参加开会的人数不超过二十五人。学会秘书是格兰特。达尔文于一八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选为学会委员，而在下一个星期选举负责人和理事会时，他又当选为学会理事会五人成员之一。这当然说明了他在同学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自然史爱好者，一个对自然史感兴趣的人。保存下来的学会记录记载有所有出席会议的人和所有参加辩论的人，这些记录表明，在达尔文担任学会委员的几个月中，一共举行了十九次会议，他只有一次缺席。他曾不止一次地在辩论时发言，例如他曾就自然分类问题和种类特征问题发过言。
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达尔文在普利尼学会就自己的两项发现作了报告。这些发现都与观察海生动物有关。首先，他在一种小群体的黏附在海生动物底部的苔藓动物所谓的“卵上发现有纤毛”。当时人们一般都把“卵子”理解为早期发育阶段的胚胎，“细胞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切有机体都是由许多细胞或一个细胞构成）只是在十二年以后才产生，而要使人们彻底承认动物的性发育也是从一个细胞即“卵细胞”开始的，则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因此，后来“卵子”的概念就缩小了，它只是关于这个单细胞阶段的概念。根据达尔文的发现，苔藓动物的“卵子”原来是一个周围布满了许多颤动纤毛的幼虫。
其次，他发现被当作藻类植物发育阶段的黑色小球状体，实际上是一种卵胶囊或者是水蛭产卵的卵袋，这种水蛭经常停留在海底的那些平坦的斜坡上，靠捕食其他生物为生。学会听取了达尔文的报告后，建议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并在下一次会议上用实物说明他所论述的问题。下一次会议的记录中提到，达尔文展示了一个带有卵袋、卵子和幼虫和水蛭标本。他在笔记中用了四页半的篇幅来论述这些发现。
罗伯特·格兰特比达尔文早三天在爱丁堡魏尔纳学会作了关于这些发现的报告。看来，罗伯特·格兰特很关心自己这位年青朋友的发现，于是他就在玻璃表蒙子里培养了一些卵子和幼虫，观察它们幼龄菌落的形成，因此他作的报告要更为详细，并且使用了一些图画和实验标本来加以说明。他还在刊登于一八二七年七月份《爱丁堡科学杂志》上的一篇专门论文中论述了毛虫的卵袋，并提到了“确定卵袋正是属于这种动物的这种功劳，应该属于施鲁斯伯里的我的年青朋友达尔文先生，他曾友好地把卵袋连同卵子在各个成熟阶段上所孵化出来的动物标本提供给我。”
达尔文同普利尼学会主席团中的许多年青人关系很密切。他在《自传》中谈到了艾斯沃尔特、科利茨特里姆和哈第（可能是学会理事会的理事阿尔金加）。
主席团中还有三名同学，他们都比达尔文大两岁到四岁，都于一八二七年大学毕业。格兰特还带达尔文参加魏尔纳学会的一些会议，达尔文在这些会议上听了美国鸟类学家奥久邦关于北美鸟类习性的报告，达尔文也经常参加其他一些学会，如“皇家医学会”和“爱丁堡皇家学会”（由苏格兰着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华尔德·司各特担任主席）的会议。
达尔文在一八二六年和一八二七年这两年的暑假中过得很“快乐”。在这期间，他第一是旅行和游玩；第二是打猎；第三是访问他舅舅韦季武德的庄园梅尔。例如，一八二六年夏天，达尔文同两个朋友沿着北威尔士徒步游玩了一趟，他们一天要走五十公里左右的路。这是一项对于这位未来的旅行家很有益处的和有意义的运动。另一次，他同妹妹一起沿着北威尔士进行了一次骑马旅行。
这时达尔文愈来愈喜欢打猎。他多半是到舅舅乔赛亚·韦季武德的庄园或到奥温先生的武德高兹去打猎。但是到梅尔“舅舅乔斯”那里去旅行，对达尔文来说，也是非常诱人的。一幢古式的房屋坐落在小湖岸边，亲戚朋友们经常聚集在梅尔。
青年们组织游玩、演戏，如演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当时撰写了《英国革命史》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梅金托什也到梅尔来做客，他经常举办的那些有趣的座谈使达尔文很难忘怀。夏天，全家人和客人们常坐在柱廊的台阶上，面前是花坛和小湖，对面那陡峭的、树木繁多的湖岸倒映在一平如镜的湖面上。达尔文十分喜爱和尊重“舅舅乔斯”。他喜欢舅舅那坦率的性格和清晰的头脑。
关于在两三年间到梅尔去作“令人神往的”旅行的那几行文字，关于在柱廊台阶上举行晚会的记述，都使人们不由想到，在度假期间，这个年青人在这里很可能产生过某种类似理想的初恋的念头。根据家庭的传说可以判断，初恋的意中人是比达尔文大十岁的表姐沙尔洛塔·韦季武德（她当时已年近三十）。
关于年青的韦季武德和年青的达尔文之间的友谊和亲密关系的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当他的未来的妻子埃玛·韦季武德于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和一八二七年五月两次到大陆（她在那里向肖邦学钢琴）去的时候，她的哥哥乔斯同达尔文和卡罗莉娜·达尔文曾到巴黎去看过她一次，并陪她一块回家。这是达尔文到欧洲大陆去的唯一的一次。达尔文喜爱音乐，但他却根本没有乐感。埃玛在谈到达尔文时说：“他演奏时像个疯子”。
家书向我们描画出年青的埃玛是个快乐、活泼和机灵的姑娘，她举止大方，一点都不轻浮。她比达尔文大一岁。
总之，在这个时期，尽管达尔文对大学的必修课程仍然学不进去，但他早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科学的爱好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培养。他结交了一些年青的自然科学家，考察了分布在海岸边的动物群，掌握了一些研究自然界的新方法，参加了由大学生们组成的普利尼学会，并且访问了其他一些自然史学会。而打猎以及在游玩和旅行中所得到的锻炼，则更加把他训练成为一个野外的博物学家。当达尔文进入爱丁堡大学两年后，父亲清楚地看到，要儿子在医学上有所作为的希望已经无法实现。
达尔文对医学根本不感兴趣，他不去上课，不参加考试，也不进行外科实习。达尔文的姐姐们也都告诉父亲，说弟弟厌恶医学。达尔文医生知道达尔文对体育运动入了迷，但他激烈反对达尔文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运动员”。罗伯特·达尔文严肃地同儿子谈了一次话，并建议他将来成为一个牧师。达尔文请求允许他“考虑”一些时候。诚然，他当时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他也喜欢将来做一名乡村牧师，但是他决定要重新审查英国教堂的教义，以便确认他是否能把所有的教义都当作真理。他开始阅读一些神学方面的书籍，并“确信”英国教会的教义是可以完全接受的。于是，他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后来他自己承认，要是注意到他的理论受到教徒们的猛烈攻击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他自己“一想起来就觉得可笑”的决定。
要成为一名牧师，就得毕业于大学神学系。可是达尔文已把他在别特列尔学校所学到的那些古典语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入学之前，他不得不温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根据剑桥学院注册的记载，他于一八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被录取为低年级寄宿生，受绍乌老师的指导。不过根据他本人的回忆，他只是在第二年初才最终进入剑桥。
这位被达尔文称之为“人们当中最聪明的人”的达尔文医生有一点是不理解的，这就是自然科学本身仍是儿子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东西，实际上达尔文没有能够使自己认真地去学习神学，正如他未能认真地学习医学一样。在爱丁堡如此，在剑桥还是如此。不过这时的达尔文岁数大了一些，他能够约束住自己，不想让父亲生气。他不是循序渐进地进行学习，而是长期不上神学课、语文课和数学课。但是一到考期临近，他就迫不得已地把自己的甲虫放到一边，着手准备功课，参加考试。考试完后他感到很轻松，便又暂时扔下必修课，转到他那些心驰神往的兴趣上来。
例如，他在一八二九年七月十八日写给堂兄福克司的信中叙述了一系列关于向昆虫学进军的计划，谈到了所谓小规模学位考试问题。信的语气发生急剧的变化，他告诉福克司，传说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要对六个人（他是其中之一）特别严格，谈完这一点后，他大声疾呼：“鬼才知道等待我们这些懒人和昆虫学家的会是什么！”不难断定，这些“昆虫学家”（当然暗指他自己）对于应该考试的那些科目是特别懒的。但是，当他顺利考完试后，他又是感到多么高兴啊！他于一八三○年三月还是给这位福克司写信说道：“我考试及格了，及格了，及格了！我可以把整张的纸都写满这个令人愉快的字眼。……那些主考人是够严格的，他们提了很多的问题”。接着谈到他将在何地如何收集昆虫的计划，他要在伦敦听一出歌剧，将和朋友们消遣一番。看来他考试完后就再也不去关心神学了。另一方面，他对他所选择的前途是否正确越来越感到怀疑。他的一位剑桥同学赫伯特在回忆他时写道：
“我们曾经严肃地谈论过成为一名牧师的计划。达尔文问我，我能否肯定地回答出主教向牧师提出的问题：您是否相信，您的内心受到了圣灵的激励，等等。我回答说我不能，他说：‘我也不能，所以我不能当牧师’”。
但是，当达尔文在剑桥的最后一年准备学士学位的考试时，他开始稍微学习了一下数学（他仍像以前一样对几何感兴趣，代数学得很差）和古典作品，并高兴地熟悉了柏利的《基督教教义证验论》、《伦理学》和《自然神学》。那时他并没有钻研柏利所根据的前提，就信以为真。但他喜欢那一长串的结论和从这些前提中借以引出后果的逻辑。根据剑桥地方报的报道，达尔文在一八三一年五月通过了学士学位的考试。
年青的达尔文是一伙十分快乐的年青人中的一个，他们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每周聚餐一次。达尔文在回忆这些聚餐的情形时说：“我们时常饮酒过度，随后还兴高采烈地唱歌和玩牌……我知道我应当对这样地消磨光阴感到惭愧，但是，因为我的一些朋友们都是些非常可爱的小伙子，所以我们大家也就尽情地玩乐，直到现在一想起这段时光就感到高兴。”这些朋友中有许多人都是体育爱好者，所以对射击、打猎和骑马旅行的爱好，便使达尔文和他们更加接近起来。
约翰·毛里斯·赫伯特是这伙人中一个，后来他在威尔士当了一名法官，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他还十分亲切地把达尔文称为同学。他说：“这是一位极其亲切、热情和宽宏大量的朋友，人们都用最亲热的态度对待他。他同情一切美好和公正的行为；他从内心里憎恨一切虚假的、卑鄙的、残酷的、庸俗的和不诚实的行为。”
达尔文性格开朗，像在爱丁堡时一样，在这里他也结交了许多同学朋友。例如，他同自己同学中的一位优秀的数学家维特莱非常要好。剑桥有个习惯，就是把数学考试的优等生造出一份专门的花名册。花名册叫作“荣誉学位考试”名单，列入花名册者被叫作“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而花名册中的第一名，即优等生，则被叫作“优等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维特莱荣获了这个荣誉称号。
他使达尔文对精美的版画和油画产生了爱好，因此达尔文常去伦敦绘画陈列馆参观。兹茨威廉博物馆中，替善画的维纳斯、拉菲尔、莫尔根、缪勒的蚀刻画，以及伦敦国立美术馆中谢巴斯季安·德尔·皮奥姆波的彩色画，都使他赞叹不已。一般来说，他最喜欢写生画，他甚至还购买了一些彩色画。他同维特莱常在一起长时间的散步。
维特莱居住在圣约翰学院（施鲁斯伯里来的学生通常都住在这里），达尔文在他那里认识了他的表兄赫伯特（这在上面已经提到），他是一位“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他介绍达尔文参加了一个音乐小组，在那里达尔文可以进一步发展他从前就十分热爱的音乐爱好。他常说，他一听到美好的音乐就心旷神怡。但他的乐感很差，所以他的朋友们用另一种拍子演奏英国国歌，达尔文就辨别不出这首人所共知的旋律了。
他在假期中同赫伯特特别接近，他们偶尔一起到巴尔穆特去度假。在这里达尔文马上吸引赫伯特“为科学服务”（当时他把收集甲虫称之为“为科学服务”）。他们每天不是乘船去旅行，就是到巴尔穆特前面的山里去游玩。在那里，在坡度不太陡的山上，达尔文经常收集昆虫，特别是甲虫。他交给赫伯特一个装有酒精的瓶子，要赫伯特给他收集各种他认为是罕见的甲虫。热心肠的赫伯特就极其认真地往瓶子里塞甲虫。可是收集来的他本人认为是罕见的甲虫，在达尔文这位甲虫行家看来，却并不特别重要。所以每当达尔文看完瓶子以后，总是感叹地说：“喂，老切尔比尤里（达尔文常这样称呼他），这些全没用！”不过达尔文对昆虫学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显然感染了赫伯特。他离开巴尔穆特后，常在信中委托赫伯特给他收集昆虫。在巴尔穆特所收集的捕获物中发现了一些特别罕见的昆虫类型。达尔文对这些昆虫作了极其详细的记述，并指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可以给他找到这些昆虫。他在信中还常问候巴尔穆特的另一位居民，即他深信一定是同赫伯特一起去旅行的别特列尔。达尔文使别特列尔对植物学产生了爱好，而这种爱好别特列尔毕生都保持着。
但是，看来达尔文在剑桥时期同他的堂兄威廉·福克司·达尔文更加亲近。据他在《自传》中说，他是多亏了堂兄才得以熟悉昆虫学的。由于他们俩同过学，由于他们俩都对自然科学非常爱好（直到福克司已成为乡村牧师的时候还保持着这种爱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俩后来更加亲密。达尔文于一八二九年一月在剑桥时期给福克司的一封信中，怀着愉快的心情希望剑桥时期的生活能够恢复起来。
达尔文经常把自己在昆虫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告诉福克司。他告诉福克司说，在伦敦，他在牛津大学的第一个动物学教授霍普先生那里整整呆了两天，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同他谈论和观察昆虫”。达尔文特别喜欢霍普的昆虫收集品。此外，霍普给了他将近一百六十个新品种，并且还十分慷慨地要把自己最稀有的昆虫标本（这种标本每种只有两个）送给他。看来，霍普对达尔文很感兴趣，对达尔文拿给他看的那些达尔文和福克司的收集品赞扬了一番，达尔文接着告诉福克司说，他还认识一位研究甲虫的大专家斯捷芬斯，他把斯捷芬斯的蔸集品捧上了天，并说他常在斯捷芬斯那里喝茶。总之，达尔文充分利用了他这次到伦敦去的机会。他结识了许多博物学家，参观了各种自然史机构，访问了皇家学院、林纳学会和动物园，参观了其他许多“博物学家集聚”的地方。
他还告诉福克司，他读了哪些书（关于长臂猿的书），猎获了什么鸟，他曾为甲虫问题而同一位昆虫学家发生了争吵，并威胁说要把这位昆虫学家从楼梯上推下去，他也把自己不顺利的事告诉福克司。例如，他曾同霍普到北威尔士去作了一次采集昆虫的旅行；头两天还顺利，可是后来却突然病倒了，以至于不得不返回施鲁斯伯里。他把他对剑桥音乐会的印象也告诉了福克司。他还写信把考试的情况告诉福克司，说在准备考试期间他发过牢骚，为了准备考试他没有抓过一只昆虫。
总之，他当时对收集甲虫的兴趣大得很。例如，达尔文在最后所写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下面一件事（他在《自传》中也扼要地提到了这件事）：“有一次我剥开了一块树皮，看到两只罕见的甲虫，于是我两手各捉了一只；就在这时我又瞧见了第三只新品种的甲虫，腹部带有大十字花纹，我不忍把它放走，于是我把右手里的那只用牙齿轻轻咬住，好腾出手来。可是狡猾的甲虫排出了一种极辛辣的液体，使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不得不把这只甲虫吐出，这样一来，捉到的两只跑了，而第三只也没有捉到。”
大概，达尔文不止一次地向剑桥的同学们讲述了这次捉第三只新品种甲虫的故事。因为在后来同他们的通信中他时常提到“大十字”的事。看来，这是他对昆虫学的爱好一次清晰的回忆。
当时达尔文想出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些收集昆虫的新方法：专门雇用一个人给他从老树上刮苔藓，然后把刮下来的苔藓装进一只口袋里，或者是把运芦苇的驳船船底上的垃圾扫在一起，这样达尔文便找到了一些罕见的新品种。
当他在斯捷芬斯写的关于不列颠甲虫的书中看到“查理·达尔文捕获”这几个字时，他感到无比荣幸。
剑桥大学除了必修课外，还开设公共课。例如，塞治威克教授就讲授很有兴趣的地质课。可是由于以前爱丁堡大学的地质课使达尔文大失所望，所以他根本不去听塞治威克的讲课。然而他却去听汉斯罗的植物学课；他对汉斯罗在讲课中清楚的叙述和美妙的图解尤其喜欢。早在剑桥大学之前，达尔文的哥哥就评论过当时才三十二岁的汉斯罗，说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而另一位年青人在向达尔文评论汉斯罗时说得很简单：“他什么都知道”。汉斯罗有时带着学生和同事们一块去徒步旅行。如果确定的旅行目的地距离远的话，他们就乘车或坐船顺流而下。达尔文认为这样的旅行是令人神往的。汉斯罗像孩子一样常同他们逗乐，他对那些怎么也捕捉不住金凤蝶的人，或对那些陷进沼泽地的泥泞里的人由衷地感到好笑。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就一些比较罕见的植物或动物接连讲好几节课。看来他对于任何一种植物、动物或化石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久，达尔文通过福克司接到汉斯罗的邀请。
大学里一些年青的学生和年长的职员每周要在汉斯罗那里聚会一次。团结博物学家的这种聚会，在剑桥起了伦敦的那些科学协会所起的作用，这些集会的特点是无拘无束，它们真正成了后来在剑桥建立雷耶夫协会的核心。
达尔文身上有着某种特点，不仅使许多同龄人，而且也使那些比他的年龄大好多的人对他产生好感。也许，这就是他热爱自然史的那种特别真诚的心和他那活泼而又反应灵敏的大脑吧。汉斯罗很快就和达尔文亲近起来，以至于达尔文在剑桥的最后几年中，他们几年每天都要一道散步，无怪乎人们都这样来谈论达尔文：“这是常同汉斯罗一道散步的那个人。”这种友谊对达尔文以后的整个生涯起了难以估计的影响，因为它导致了达尔文后来的环球旅行。
汉斯罗不仅乐意告诉大家那些植物学、昆虫学、地质学、矿物学和化学方面的渊博学识，而且他待人特别亲切，他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毫不利己、毫无虚荣心，这一切都在精神上给达尔文以良好的影响，而他们那一伙人多次在汉斯罗那儿举行的有趣的聚会对达尔文的成长起了促进作用。在这一伙人之中，达尔文提到的有威韦利，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任何人都健谈”，还有汉斯罗的一个亲戚詹宁斯，后来他同詹宁斯经常通信，詹宁斯后来曾出版了几部自然史方面的着作和其他一些着作。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时期对达尔文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天文学家约翰·赫瑟尔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这本书激起了达尔文的一种愿望，就是要“用自己菲薄的力量为建立自然科学的大厦作一点贡献”。另一本书是亚·洪保德的《美洲旅行记》。
亚历山大·洪保德出生的时间比达尔文早四十年，法国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岁，刚刚进入格廷根大学。他在那里结识了乔治·福尔斯特。乔治·福尔斯特和父亲都是虎克舰长在他最长的第二次环球旅行中的旅伴。乔治·福尔斯特十五岁就同虎克一起旅行，他后来出版了这次旅行的游记。由于他的才能，由于他对旅行各国的大自然和风土人情作了生动的描写，因此他的这部游记远远超过了其他一些游记。他是一个知识渊博、仁慈、爱好自由和富有敏锐美感的人，他善于对旅行（在旅行中他在地理上有不少新的发现）中所遇到的那些难以描述的然而却印象新颖的事物作一系列细腻的艺术描写。
洪保德从小就向往到遥远的国家去旅行，从小就酷爱植物学和矿物学。他同福尔斯特结识后，便随他沿着莱茵河到荷兰，然后到英国和法国去旅行。福尔斯特对艺术、历史、工业和自然的广泛兴趣，使参加这次旅行的人看到沿途能看到的一切：各种矿场、工厂、科学机构、天文台、植物园、船坞等。无怪乎洪保德在几乎过了十年之后还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在五年之中旅行了拉丁美洲各国。他心目中的理想旅行家就是福尔斯特，时常呈现在他的脑海里的是福尔斯特对旅行所作的那些艺术性的描写，他把这些描写当作某种典范。但是自然科学在这个期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洪保德去旅行时与福尔斯特在虎克第二次旅行前的情况大不相同，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很有造诣和很有学识的博物学家，一位富有学 识的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了。此外，他还在意大利旅游过不少地方。
因此，在他用法文写成的美洲旅行记中，他对各地风景、大自然、人物、事件所进行的艺术性描写，同他对许多科学问题的阐述，同其他许多国家和人民相比较，同对许多事物的阐明和概括等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年青的达尔文读了洪保德这部艺术性的旅行记的第一卷之后（他读的是英文版三卷本），感到非常高兴。人们阅读洪保德关于介绍加那利群岛的自然条件的描写，阅读他关于攀登高度超过维苏威火山两倍的火山特纳里夫峰的描写，的确是入迷的。
关于对特纳里夫峰的初步观感（在这个观感中混杂着幸免于难的念头）的描述是引人入胜的。洪保德乘坐的那艘西班牙船是在早晨的浓雾中驶向加那利群岛的，什么也看不见，即使距离很近。但是雾很快就消散了，于是在浓云上面立即展现出壮观的山峰和它那被第一线曙光照得光怪陆离的山巅。大家都奔向船头，观看出现的景色。这时在离船尾不远的地方出现了四艘游弋的英国军舰正在追赶西班牙的船只（当时西班牙正同英国作战）。如果洪保德乘坐的船只被俘，并被押送到英国去的话，那他的旅行一开始就可能遭到夭折。但是浓雾很快又遮住了山峰，遮住了很快就置身于港口炮火的保护之下的那只船。下面接着描述了他们登上东海岸那晒得极热的不毛之地，东海岸边圣克鲁斯市的那些白色小房子紧靠在黑色的峭壁边。然后洪保德描述了旅行家们曾经航行到的西海岸的景色，他们之所以航行到这里，是因为只有从这里才能登上山峰。据洪保德说，这个位于“热带入口”附近的特纳里夫岛的西岸有许许多多植物。
洪保德说：“植物在那里增加了一些热带自然界的种类，如芭蕉和棕榈。对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在这个岛上能够找到比气候更强的药物。这里的每个地方都使我觉得比特纳里夫和马德拉群岛更能解除烦闷……这些愉快的感觉绝不仅只是优美的地理位置和清新的空气引起的，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还由于在这里不存在奴隶制度，因为奴隶制度的形式，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一切地方（欧洲殖民者在这些地方引进了所谓的光明和工业），都使人感到极其愤慨”。
正如他的剑桥朋友们一致指出的，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仇视奴隶制度。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特点在他的先驱者洪保德和乔治·福尔斯特的一些记述中也曾表现出来（乔治·福尔斯特在晚年曾参加了法国革命，后来由于同自己的同胞和亲友发生意见分歧而离开了他们，最后过早地逝世于巴黎）。
但是达尔文这位“对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也一定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来阅读对西岸景色的精彩记述的。西岸的岸边长满了海枣树和椰子树；稍微高一些的地方是一些龙血树种。洪保德用了好几页篇幅描写了其中的一株大树。这棵龙血树又高又粗：树干的圆围达十三米。树龄很长。它把它那长着一束束树叶的像烛台一样的树枝往上扬起，它真正“象征着大自然的青春永不消逝”，因为尽管它树龄很长，但它每年都开花结果。
这里的仙人掌和龙舌兰长得比较高，远处便是栽有北欧果树以及南方橙子树和海枣树的奥罗塔沃市。
在描述房屋和花园布局很美的西岸美景时，洪保德补充说：“不幸的是，这里居民的富裕程度，无论与他们的勤奋程度，还是与工业情况以及大自然向该地所提供的效益相比，都是不相适应的。农民一般都不是财产所有者。他们的劳动果实都归贵族所有，而那些长期使整个欧洲陷于贫困的封建机构，则阻碍着加那利群岛的人民过富裕的生活。”
达尔文跳过几行又谈到：“这座山的风景不仅以其巍巍壮观而引人注目，它还很快使人产生一个想法：登上那神秘莫测的火山爆发地。”
洪保德非常轻松地由发表美感的见解转到政治的和科学的结论，加上他那生动的语言和明确的思想，这一切都吸引住了达尔文。
洪保德在描述奥罗塔沃港附近的那个植物园时，以不赞成的口吻评论了林纳的植物人为分类法（接两性来分类），因为这个植物园的植物都是按这种方法来分类的。早在林纳时期，巴黎植物园就采用了“自然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创始人是别尔纳德·求修，他的继承者是他的侄儿安东尼·芬兰·求修。
达尔文大概是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洪保德关于登上特纳里夫峰的记述和对那些不断变化的风景的描述（在描述过程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语）。
他们登上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地方时，天已黑了。他们就到山洞里避寒。透过蒸汽可以看见月亮，而山峰的影子却倒映在他们下面的云彩上。特纳里夫峰和其他邻近岛屿的顶峰在晨曦中就像一群岛屿似的突兀在把海洋和岛屿底部遮盖住的毛茸茸的白云之上。
“特纳里夫峰以其陡峭和地形而集各种高峰之大成。从其山巅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比邻近岛屿的最高山还要高的辽阔海面的天际线，而且也能看得见特纳里夫岛的森林和有人烟的地方的景色，它们同附近的形状和颜色形成了极美妙的对比。火山好像要用自己的岩浆把作为自己根基的小岛压平。火山从水面逐渐往上升高，一直升到比夏天白云缭绕的地方还要高上两倍的高度”。
据达尔文说，无论是单独一本书，或者是几十本书加在一起，都没有像这两本书（即洪保德的《旅行记》和我上面提到的赫瑟尔的那本书）对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此外，他从洪保德的描写中抄下了关于特纳里夫岛的很长一段话，并且在一次游览时，似乎给汉斯罗、拉姆塞和道兹读过，洪保德之所以对特纳里夫岛的奇迹作了描写，是因为较早的时候“有一些人……曾表示要到那里去一趟”。据达尔文说，他们的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说说而已。“而我却是十分认真地一心一意要到那里去的，因此我曾请求介绍我同一位伦敦商人认识，以便向他打听什么船开往那里”。
达尔文知道了到那里去的代价之后，便专攻西班牙文，用西班牙文称自己的朋友福克司为“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并写信告诉汉斯罗说他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洪保德所描述的龙血树了。
但这次旅行未能实现，先是受地质学参观的干扰，后来则是为一项完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提议而改变了一切计划。
洪保德对巴西热带森林的描述也是使达尔文赞叹不已的。根据他在剑桥大学同一学院的一位同学沃特金斯回忆，达尔文同他就巴西风景和热带植物曾进行过长时间的、非常有趣的谈话。沃特金斯回忆说，达尔文当时是多么激动地摸着下巴，滔滔不绝地谈论藤本植物和兰科植物以及其他植物。
达尔文在暑假中仍然酷爱在梅尔和武德高兹，有时在埃通的新住处打猎。
虽然达尔文在一八三一年初就进行了毕业考试，但是由于他是在圣诞节前进入剑桥大学的，所以还必须在那里再呆上两个学期。
达尔文在汉斯罗的影响下决定研究地质学。他甚至绘制了一张施鲁斯伯里周围涂上各种颜色的各地的地质图，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研究了英国地质学方面的书籍之后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结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对于我们地球结构的整个认识，很像一只老母鸡对于它在一个地角上用爪子刨的那块一百公顷的田野的认识……”汉斯罗请求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到北威尔士去旅行时把达尔文也带上。
塞治威克也像汉斯罗一样，是一位优秀的“野外”考察家。他同自己的朋友，即后来以俄罗斯地质学方面的着作而出名的麦启孙，一起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查明了各个时期沉积物的序列。当时他们正好转到在不列颠群岛研究他们称之为志留纪和寒武纪的古生代的沉积物。塞治威克和麦启孙对英国古生代所作的这些研究，后来（1839年）使他们又划分出了一个体系，即泥盆系。
塞治威克在带达尔文去旅行以前，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三日来到芒特，并住在那里。这天晚上达尔文同塞治威克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话的内容是：根据达尔文说，当地一个工人在附近一个沙坑里找到了一个古生热带贝壳。塞治威克听了达尔文告诉他的这件事后，想用这种发现使他吃惊，于是不假思索回答说，这个贝壳是有人扔进那个坑里的（这样的贝壳常常用来点缀英国小别墅的壁炉），可是马上又补充说，如果它真是属于冰河时期的表面地层，那将是地质学的真正不幸，因为这会推翻人们当时所不知道的关于中部各州表层沉积物的一切认识。这样的回答使达尔文感到惊讶。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以前，我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我从来还没有这样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是由这么多的可以从中得出一般规律或结论的事实构成的”。
塞治威克在旅行中经常让达尔文去采集岩石标本，并让另一位达尔文传的作者吉夫里·威斯特在驳斥华尔德的见解时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经过这一刹那间，达尔文从前的整命科学观点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位收集家。现在，即在八月份的这天晚上科学家达尔文才真正诞生了”。
这当然是过分夸大的说法。不应把达尔文的一个明确的思想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科学家“是不能刹那间诞生的”，而是逐渐造就成的。他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岩石标本的层理。这样，达尔文就学会了分析全国的地质情况。后来，他离开了塞治威克，穿过几座山，直接到了巴尔穆特，在那里他有几位剑桥朋友，然后从那里到了施鲁斯伯里，又到梅尔去打猎。他在日记中写道：“七月份我像一只贪婪的老虎似地钻研地质学”。
总之，我们看到，达尔文在剑桥时期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并没有什么特殊举地参加了必修课的考试和学士学位的考试，另一方面，他一心扑在自然科学上和体育运动上。
同汉斯罗等人的结识，同昆虫学家们的交往，读书和旅行，同塞治威克一起进行的地质考察旅行，打猎和骑马旅行，这一切都日益把他锻炼成一个被自然科学家们称之为“野外工作者”式的博物学家。
一八五八年，《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这一天，不只是在达尔文的个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批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的观点和对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观点开始转变的一天，这种转变就像哥白尼在十六世纪因指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实现的转变一样。
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逝世，安葬在西敏寺。扶柩的人是：虎克、赫胥黎、华莱士、皇家学会主席拉卜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参加葬礼的人还有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科学学会代表，以及达尔文的家属和达尔文的许多亲属。达尔文的妻子没有参加葬礼，因为葬礼太庄重，太隆重了。
达尔文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划时代贡献、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因此，1882年4月19日当他逝世以后，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把他安葬在另一位科学界伟大人物牛顿的墓旁，享受着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
心理学史家D．舒尔茨在1981年评论道：“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进化的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经常引证人类和动物的意识反应。由于心理学与进化论中的意识相一致，因此心理学不得不接受这一进化的观点。”
马克思说，《物种起源》本书实际上也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提供了“自然科学根据”。
恩格斯则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细胞学说和质量守恒定律并称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没有人觉得把提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
《时报》甚至评论说：“该大教堂需要这个葬礼甚于该葬礼需要大教堂。”进化论与基督教的冲突似乎已成为历史。英国基督教领袖们乘机在世人面前展示他们的宽容。
《旗帜报》宣称：“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像接受天文学和地质学一样接受进化论的主要科学事实，而不会对更古老和珍贵的信仰产生任何偏见。”高教会派的报纸《晨报》声称：“我们无法欣赏他的理论的全部，但是我们能够敬佩他的生活。”
《教会时报》则干脆说达尔文是一名“基督教绅士”。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谣言声称达尔文临终忏悔放弃了进化论，这个谣言至今还能在传教宣传品中看到。
事实上达尔文死时不仅不信神，甚至对基督教极其反感。他生前不愿公开他的宗教立场，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参与争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认为不信神的立场只适合于有教养的人，让普通大众接受无神论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在私下场合，达尔文并不隐瞒他反对基督教的立场。这有他晚年写的自传为证。在《自传》中，他用一章专门阐述自己的信仰，批驳各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据，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存在，并介绍了自己唾弃基督教的经过。他甚至抨击基督教的教义“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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