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红军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

    “出任驻苏大使，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想我还能胜任，我是留苏学生，又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一个时期，了解苏联的情况……”

    毛主席说：稼祥同志很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

    担架上的“阴谋”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农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湖南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子升在六个星期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1927年12月，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进行了历时五个星期、足迹遍及五个县的旅行。正是在这次旅行的基础上，他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时，他的体力和耐力是惊人的。可是长征途中，由于患疟疾而身体虚弱，医生傅连暲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却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傅大夫一直鼓励他多吃点东西，一天晚上，他给毛泽东带来一只炖鸡。但毛泽东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从这时开始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竿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像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毛泽东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竿扛在肩上，竹竿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差不多所有坐担架的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那时患了肺病，不时地吐血，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红军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

    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上海，进了进步的上海大学。他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1925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但他支持过他们的观点。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间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如何才能使革命摆脱眼下的困境？红军在转移以后付出的惨重代价，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对错误的领导愈来愈不满。干部、战士议论纷纷。

    王稼祥在长征路上，曾经几次诚恳地找李德交换过意见，也批评过李德的错误，无奈李德一意孤行，拒不接受。想前想后，一个强烈的愿望在王稼祥心里逐渐成熟。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他必须勇敢地站出来讲话。自己身为军事领导人之一，怎能安心躺在担架上跟随着错误路线节节败退下去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撤换李德等人的军事领导职务。

    王稼祥把心里的设想和毛泽东商量。他两眼发亮，定眼注视着毛泽东同志，等待着他的回答。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高兴地笑着问道：“能行吗？”

    “行！能行！”稼祥爽朗地回答说。

    “好哇！这很好！”毛泽东想了一想，嗓音也提高了，“前面快到遵义了！马上在遵义开个总结性质的会！”

    王稼祥见毛泽东支持他的建议，他那消瘦的脸上泛起了希望的红晕。

    “那要在开会之前，多多活动活动，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稼祥同志！”

    “是的！我一定尽力去办。”王稼祥深知毛泽东自从被李德、王明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以后，正像后来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时，我毫无发言权，处境困难呀！”

    不久，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都取得一致意见，他们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这件事，被戏称为担架上的“阴谋”。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两个工作任你挑”

    全国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大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中。一天，朱仲丽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舞会。因为她在延安时曾经多次教毛泽东学跳交际舞，在那天的舞会上又伴毛主席一起跳舞，他一边随着音乐的节奏跳着舞，一边告诉朱仲丽说，王稼祥在东北局执行的城市管理政策，不论是路线方向还是方式方法，都与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朱仲丽回到家里，兴冲冲地把这消息告诉王稼祥，他抿嘴无言。

    西柏坡会议开得很顺利，在迎接全国胜利的欢快气氛中，党中央即将建都北平（后改名北京）。建国前的一些准备工作，也在按计划顺利地进行着。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即1949年3月14日，毛泽东请王稼祥去谈工作。

    毛泽东坐在椅子上，手中拿着纸烟，对王稼祥说：“会议开完了，接着就要进行人事安排。你不必回沈阳东北局了，有重任给你。”

    自1946年到北平担任军调部顾问，王稼祥和毛泽东分别已两三年，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再过些天，党中央就要进北平了。王稼祥听到毛泽东的话后，不觉思绪万千。

    “有两件工作，中央想让你去做的，看你愿意做哪一件？”毛泽东好像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请主席决定好了。”王稼祥回答。

    “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个是出任驻苏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都很重要，也都合适你来担任。”毛泽东愉快地说着。

    “主席，请你给我一天时间考虑一下。”王稼祥慎重地回答。

    “好，你考虑好了就告诉我。一到北平就要宣布了。”他十分亲切地叮嘱着。北平将是新中国的首都，这是最近党中央决定的。

    王稼祥回到窑洞里，考虑着毛泽东提出的工作问题。他对夫人朱仲丽说：“出任驻苏大使，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想我还能胜任，我是留苏学生，又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一个时期，了解苏联的情况……”朱仲丽坐在一旁，手里织着毛线活，点头同意说：“好！还有一条，你在工作中敢于坚持原则，这一点也很适合。”

    “是啊，中央是很信任我的。”王稼祥说。

    不久，王稼祥便愉快地偕夫人去苏联走马上任了。

    “让他站出来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受到了冲击。他被押起来，还被拉上台批斗。红卫兵骂他，中联部有人朝他脸上啐唾沫。还有一个想帮造反派把周恩来赶下台的外国人打过他的耳光，王被打翻在地，引起心脏病发作。

    1971年林彪事件后，王稼祥写了一封长达1万多字的表态信，送呈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讨伐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同时，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作了深刻检查。信写完后，请王震亲自送交党中央。

    毛泽东看了王稼祥的信后，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并请周恩来在1972年春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口头传达。

    会后，王震马上请廖承志亲自去王稼祥家，向他转告了有关的内容。

    周恩来在大会上一字不漏地照读了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稼祥同志很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三和一少’是王力在外喧出来的嘛，是王力搞的嘛，稼祥只提了一些意见。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

    随后，王稼祥被“解放”了。

    （贾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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