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没出阁的大闺女，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结伴出远门，多难为情！但看到这个人举止不凡，和颜悦色的，心也放宽了些。

    “干革命就得要吃苦，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那是1930年四五月间，我在上海闸北区的经纶丝厂当女工，只有17岁。那时，地下党在厂区附近办起了工人夜校，我和一些小姐妹都参加了夜校学习。沈保英（恽代英同志的爱人）、伍仲文（闸北团委书记）、徐大妹等同志经常来上课，一方面教文化，一方面宣传革命道理，指导我们去团结、组织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

    有一次，伍仲文同志对我讲，有一个会，你去不去参加？我问是什么会，在什么地方开。她说：“在俄国，你同意去的话，我们找一个可靠的人和你一起去。”征得家里同意后，我就决定去。

    我辞了工，在一个女交通家里住下了，等着那个人来。过了两天，一个30多岁的男同志来了。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穿一件长袍，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很沉着，老练。他亲切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工厂做工，识不识字，多少岁，参加罢工没有等一些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又说：“我替你改个名字好不好？”我说：“好啊！”他想了想，就起了个名字叫黄菊英。为我改名字，是考虑到赴俄途中的方便。他走后，女交通告诉我：“他叫刘少奇，就是他带你到俄国去。”一听这话，我的脸“唰”地就红了，心里扑扑直跳：我一个没出阁的大闺女，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结伴出远门，多难为情！但看到这个人举止不凡，和颜悦色的，心也放宽了些。

    两天后，少奇同志来了，对我说：“黄菊英，跟我走。路上少说话。”

    我们从上海搭海船到大连，从大连乘火车到哈尔滨。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凡有事都是他出面。他很有办法，既大胆又心细，机智灵活地应付着一次又一次的盘查，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对我，他既亲切又严肃，既热情又稳重，关怀照顾得细致周到。很快，我那种少女本能的害怕心情没有了，而把他当作一个可敬的长者，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到了边境，一个俄国同志和我们接上了头。他在前边带路，我们在后边跟着。我们走的地方根本没有路，荆棘丛生，怪石林立。走了一个上午，我又饥又渴，步子越迈越慢。看见他在前面迈着大步走，我咬着牙坚持着。

    通过国境，到了一个红军哨所，有人拿来了黑面包。我一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你吃一点吧！目前这里生活还很艰苦。”看见他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我也勉强咽了一点。后来，又有人用马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兵营，安排在一个装满稻草的屋子里休息。我又不高兴了。少奇同志耐心地给我做工作，鼓励我要克服困难，坚持到底！

    到了俄国境内一个城镇后，我们的话就多起来了。少奇说：“小鬼，这一路，你叫我担了不少心！”我问：“担什么心？”他说：“我们做地下工作的，遇事要沉着冷静，不能由着性子来，不能发脾气。你气量这么小怎么行呢？不能吃苦怎么行呢？”停了停，他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就得要吃苦，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他对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讲了俄国革命是怎么回事，讲了列宁、斯大林是怎样伟大的人物，说我们中国也要学俄国的榜样。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和地主、资本家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设一个新中国。到那时，工人当家做主，一天工作8小时，人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看他懂得这么多大道理，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心里很钦佩。心想，这个人不像我原来接触过的那些学生。大概是个老革命吧。

    我们乘车到了海参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来看望刘少奇。在这里住了将近10天，他这才对我讲这次开会的情况。这次在莫斯科开的会叫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瑞士等一些国家。我原来只知道有美国、英国、法国，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荷兰、瑞士，就问荷兰、瑞士是怎么回事。他就耐心地讲给我听。他说：“世界工人运动力量大得很！我们这次来开会，就是商量世界工人运动的事情，学习世界各国工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我问他为什么叫赤色职工代表大会。他说，我们工人的工会叫赤色工会，也就是红色工会，红色是革命的标志；资本家的工会叫黄色工会，是资本家破坏工人运动的工具。他还讲了一些工人要学习革命道理，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并教我做秘密工作的方法。

    当时，我年龄小，才参加工人运动，还不太懂事，见他尽是讲些大道理，有些厌烦。后来回想，他这是在对我这个革命的新兵进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引导我不要把眼光只局限在自己一个工厂，局限在闸北区，而要看到整个中国，整个世界，要看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以俄国工人为榜样，为建设一个工人当家做主的新社会而斗争。

    从海参崴出发，又坐了好些天火车，才到达莫斯科。汽车把我们接到旅馆，我一看，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四五十个中国同志，感到很高兴。少奇同志对我们讲，会议还没有开始，先学习学习，请人给你们讲一讲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况。这时，他就非常忙了，找他的人特别多，工作很紧张。后来，我从别的同志那里才知道，他是我们代表团的负责人，是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的，本事大得很，我对他就更加敬佩了。

    会议期间，不少国家的工人代表相继发言，控诉本国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的罪行，介绍工人同资本家英勇斗争的情况。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推选我在大会上发言。我想，自己识不了几个字，懂得的革命道理少，年龄又轻，在这好几百人的国际大会上讲话，我可不敢。

    这时，他把我叫到他身边，亲切地问我：“你们厂里的资本家怎样骂你们，怎样打你们，你们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一天工资多少，你们怎样和资本家斗的，这些你该知道吧？”我回答道：“我9岁进丝厂，到现在都八九年了，这些当然知道啰！”他说：“你就讲这些，讲给其他国家的工人兄弟姐妹们听听，让他们也了解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情况。”我说：“如果讲这些，那我能讲。”于是，他让别人给我写了个稿子，我就在大会上发了言。

    这次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了两三个星期，圆满结束时，适逢十月革命13周年纪念日。我们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纪念活动。到列宁格勒参观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回到莫斯科，准备动身回国了。我对代表团的杨立安同志（即陶承同志的《我的一家》中的欧阳立安）说，我不想回去，要留在这里学习，一些中国留学生也鼓励我留下。

    我把自己的想法对少奇同志讲了。他说：“这次来的人都要回去，你不回去，你们厂的工作谁去做？闸北区的工作等待着你。你是代表，是来开会的，回国以后还要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发动工人起来斗争。”我强调自己没有文化，需要学习。他说：“你想学习，这是好事情，以后学习的机会有的是，主要的是要在斗争中学习。”在他的启发、开导下，我的思想通了，愉快地和杨立安等一起安全地回了国。到上海后，我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劲头十足地投身到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去。

    从上海到莫斯科，我在少奇同志的身边度过了近半年时间。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啊！他那宽阔的胸怀，高贵的品质，丰富的学识和斗争经验，坚定的革命信念，对党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同志对人民的满腔热情，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戴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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