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草鞋我要带回北京去,不光我穿,还要教娃娃们穿。”
一连串的回忆和印象,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着。从1926年到1965年,在这40年的漫长岁月中,我和朱德同志有过多次接触,有大庭广众之下的接见,也有两人促膝叙谈,听他的亲切教诲。但不管是哪次会见朱老总,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德同志和毛泽东等同志一道,缔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外国朋友称之为“红军之父”。他呕心沥血于军队的建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带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他特别重视对军队干部的教育和培养。
1927年1月,朱德同志在南昌创办了军官教育团。虽然,这个教育团名义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但是,这时已是共产党员的朱德同志,却以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用马列主义思想影响和培养着这支队伍。虽然,这只是朱德同志培养新型的军队指挥官的尝试,但从这里,已经奠定了他培养革命军人的基础。当时,我在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农民协会工作,曾目睹过朱德同志是怎样培养教育团的军官的。
朱德同志注意引导学员,使军事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1927年夏天,是江西南昌地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右派杀害江西省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同志、革命群众举行“四·二”暴动捉拿“AB”团头目、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五卅”惨案后的江西沪案后援会运动、朱培德宣布对共产党人“礼送出境”等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时候。我记得,当时,每逢社会上有什么重要事件发生时,朱德同志总是要率领教育团的学员上街,武装示威。那锃亮锃亮的刺刀,闪烁着耀眼的寒光,叫反动派看了心惊胆战;那1000多人整齐的队伍,看着叫人精神振奋。部队迈着坚实的步伐,那“嚓嚓”的脚步声,一声声地震撼在群众的心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许多地方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而在南昌地区,反动派却不敢大打出手,最后只是将共产党人“礼送出境”,这与朱德同志当时在南昌任公安局局长和教育团团长是分不开的。
“八一”起义以后,朱德同志率部离开南昌,省委在南昌坚持工作也日益困难,我就回到了家乡,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开始了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我随赣东北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十军到中央根据地,在黎川又和朱总司令见了面。朱总司令在黎川篁竹街接见了我(当时,红军总司令部驻在这里)。朱总司令在询问了赣东北根据地的整个情况后,特别关心地询问了红十军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的情况,并问我军队建设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我向朱总司令报告说,根据地群众觉悟很高,踊跃参军,兵源不成问题,困难的是武器和指挥员缺乏。武器还好办,可以从敌人手里夺。指挥人员就没办法了。朱总司令说:“红十军不是从连排到军师都有一批很好的干部吗?”我说,整个赣东北军队的指挥员,只有一个黄埔生,其余都是学生和农民出身,闹革命后才接触军事工作的,虽然打仗很勇敢,但指挥艺术要差一些。朱总司令感慨地说:“是啊,自有军队以来,物色将帅就是军队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人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求兵容易求将难啊!”他接着指示说:“我们总算是初步培养出了自己的军官。今后,各级指挥人员还是要在战争中培养。”
就在这次接见中,朱总司令还谈到了领导班子、指挥员的重要。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起决定作用,但是也不否认个人的重要因素。一个领导班子的好坏,可以影响一块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一个指挥员本领的高低,可以影响和决定一场战斗的胜利与失败。
1937年,我从南方到延安,朱总司令在问到闽赣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时,我向他汇报说:“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是闽赣根据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闽赣省军区司令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均叛变)。”朱总司令又一次对我说,没有一个好的指挥人员,没有一个好的指挥班子,是带不出好的部队的。至于叛徒,那就另当别论了。
朱总司令对军队指挥人员要求严,对指挥人员的培养看得很远,不光从当时的战争考虑,而且从未来的战争考虑。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苏联学习了3年,在军事课中,我们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学习指挥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1946年,朱总司令接见我,当我谈到在苏联的军事学习,认为学的东西没有用,流露出不屑于汇报的情绪时,朱总司令批评我说:“你别看我们今天是小米加步枪,但到明天,我们的军队是会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也会有海军和空军各军种,陆军也会有众多的兵种的。你们学的东西用得上。我们要有一批能指挥多军种、兵种联合作战的优秀的指挥员。”
朱总司令喜欢穿草鞋。
我第一次看见他穿草鞋是1927年五六月间,省委农民运动训练班请朱德同志讲课。那天,我屏住呼吸,睁大眼睛,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这位鼎鼎有名的将军。当我看到他的双脚时,心里不禁暗暗地惊叹着:天啦!当过滇军旅长,现在是北伐军名将的朱德同志,脚上穿的竟是草鞋。他那天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得了,只有他脚上的那双草鞋,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向朱总司令谈到他穿草鞋给我的印象,却是在5年之后。1933年,就在那次黎川接见中,我见朱总司令脚上穿着草鞋,便向总司令坦率地说:“开始,我穿草鞋上街还有点不好意思呢,后来,看到您都穿草鞋,才觉得穿草鞋是我们农民的本色,自豪得很呢!”朱总司令接着说:“草鞋好嘛,我从小喜欢穿草鞋。”停了一下,他指着眼前的山头说:“你看,我们将要穿着草鞋在这里跳跃、穿插、迂回、奔袭,打垮穿胶鞋的国民党部队,粉碎敌人的‘围剿’。”
我们穿着草鞋,跟随朱总司令那双穿草鞋的脚印,转战江西,跃进福建,在闽赣之间的广阔战场上纵横驰骋着,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没想到,我们穿草鞋的脚,竟从中国走到了外国,竟会出现在莫斯科街头。
1939年,在我将去苏联学习前,去向朱总司令辞行。朱总司令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最后,他严肃而又慈祥地对我说:“到了外国,可别学洋气了,要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不要到莫斯科穿上皮鞋,就忘记了在延安穿的草鞋。”
到苏联后,我们倒真没有忘记穿草鞋。我们中国支部的几个同志,精心编了几双草鞋,穿着草鞋,我们去谒列宁墓。当我们出现在红场时,许多苏联同志都围上来,惊异地看着我们脚上的草鞋。他们好像是猎奇,后来好像是领悟到了什么似的,竖着大拇指称赞我们说:“好!好!好极了!”在苏联群众的夸奖声中,我们迈着穿草鞋的双脚,精神抖擞地前进在十月革命的土地上。后来,一些苏联同志还来找我们,要我们教他们打草鞋呢!
回国后,当我把在莫斯科红场穿草鞋的事讲给朱总司令听时,他高兴地表扬我们说:“没想到,你们把‘草鞋作风’带到了外国,不错!”
全国解放后,又是因为“草鞋”问题,朱总司令那艰苦奋斗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2年,朱总司令到江西视察工作,我陪他去南昌市郊的红旗农场时,他看到这个农场编的草鞋不错,就买了几双。我疑惑地望着他,心里想:朱老总这样大年纪了,还穿草鞋?他望着我,好像是自语,又好像是教育我说:“进城10多年了,穿皮鞋了,但可别忘记了草鞋哟!”他指着买的草鞋说:“这些草鞋我要带回北京去,不光我穿,还要教娃娃们穿。”
(方志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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