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淘气少年

    辛比尔斯克（1924年改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是俄国一座不大的省城。它坐落在风光秀丽的伏尔加河畔。

    小城里，住着一位颇有声望、年仅39岁的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总监。他名叫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

    1970年4月22日，阳光灿烂，温暖异常。乌里扬诺夫在客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保姆萨尔巴托娃跑过来高兴地说：“老爷，恭喜你，上帝又赐给你一个儿子！”乌里扬诺夫快步走进妻子玛丽娅的房间。玛丽娅见到丈夫，微睁双眼，说：“瞧，小家伙长得多么像你！”乌里扬诺夫俯下身，左瞧右看，喜滋滋地说：“像，真像！高高的颧骨，宽宽的前额，蒙古人型的眼角。太像我了！”

    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起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小名叫沃洛佳。他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伟大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原苏维埃国家、苏联共产党、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沃洛佳出生的时候，正是沙皇专制统治最残暴的年代，也是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日益高涨的时期。许多进步人士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在俄国组织秘密团体，出版进步书刊，传播“民主”思想，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沃洛佳的父亲乌里扬诺夫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他常对自己的学生们说：“祖国的富强需要那些争取自由的斗士，也需要大批帮助民众提高觉悟的教育家。我愿意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乌里扬诺夫说到做到。经过十几年努力，乌里扬诺夫在辛比尔斯克建立了400多所学校，培养了大批出类拔萃的教师，他本人因此获得了贵族头衔。

    沃洛佳的母亲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是喀山省库科什基诺村的医生亚历山大·勃兰克的女儿。玛丽娅的童年时代是在穷困的乡村度过的。因家庭人口多，父亲薪水低，玛丽娅无钱上正规学校。但是她聪明勤奋，自学了好几门外语，钢琴也弹得不错，经过考试，她取得了小学教师的资格。在乡村的一段经历，培养了玛丽娅坚强稳重的性格。

    沃洛佳兄弟姐妹六个，他排行第三。有姐姐安娜·乌里扬诺娃一叶里扎罗娃、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大妹沃丽珈·乌里扬诺娃、弟弟德米特里·乌里扬诺夫和小妹玛丽娅·乌里扬诺娃。除了沃丽珈在20岁病死以外，其他的兄弟姐妹后来都成了革命者。

    沃洛佳的父母是一对恩爱夫妻，父亲负责对孩子们的才能、毅力和理想的培养；母亲则无微不至地照料孩子们的衣食起居，教育他们养成节俭、勤劳和关心他人的美德。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他俩始终结成“统一战线”，即使发生分歧，也从不在孩子面前争吵。因此，他们的家庭充满着和睦、温馨的气氛。

    当时，他们家在辛比尔斯克有一幢宽敞的住宅。这是伊里亚·乌里扬诺夫在任国民教育总监时购买的。房子前面有一个长满绿草的大院，后面是一片果园，斜对着波克罗夫大街。果园西边有一道小门，直通辛比尔斯克的第二条大河——维斯亚加河。夏天，沃洛佳和弟弟、妹妹们在院子里捉迷藏、做游戏，有时跟父亲去维斯亚加河划船、游泳。冬天，他们在院子里堆雪人、打雪仗，时而随父亲到伏尔加河沿岸的树林里狩猎。

    童年的沃洛佳天性活泼、聪颖，爱动脑筋，但是淘气，不守规矩。对此，父母从不压制。一年夏天，小沃洛佳和妹妹沃丽珈想抄近路去波克罗夫大街玩耍。他俩不愿从正门出去，而是从阁楼的窗户爬上爬下。父亲发现以后，不但不责骂，反而在窗户下面放置了一个由他亲手做的小木梯，以免他俩摔伤。

    沃洛佳5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认字。这不过是为了锻炼他的自我克制能力，并不想把他培养成“神童”。出乎意料的是，沃洛佳的自学能力很强，他竟能长时间地躲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好在父亲的藏书丰富：语文、数学、天文、地理、历史、文学等应有尽有。1879年秋季，刚满9岁的沃洛佳通过自学，以优良成绩考取了辛比尔斯克古典中学。

    上中学时，沃洛佳每天早晨7点前起床，整理床铺，锻炼身体，温习功课。8点半，他准时到了学校。在课堂上，他专心听讲，放学后一做完作业，便跑进哥哥和姐姐的房间里翻筋斗，说话喧闹。这时，不是母亲教他弹钢琴，就是父亲检查他做的作业。

    为了提高沃洛佳的智力，父亲常教他下棋。初下棋时，父子俩便定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落子为算，不准悔棋。父亲对儿子说：“有人不遵守规矩，老是悔棋，结果下了一辈子棋也没有什么长进。本来嘛，在没有动子之前，就应当仔细考虑下一步怎么走。”

    父亲的话给沃洛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他不管和谁下棋，从不破坏这个规矩。所以，他的棋艺进步很快，不过几年就超过了父亲。临近中学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和喀山省的几位高手下“盲棋”（不用看棋盘下棋）了。照父亲的愿望，凭沃洛佳的智力，他一定能成为俄罗斯的一名国际象棋大师的。

    然而，父亲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沃洛佳在一次棋赛结束后，郑重地对弟弟德米特里说：“下棋不过是一种游戏，我不能把时间耗在这上面！”

    二、激进的学生

    从9岁至17岁，沃洛佳一直在辛比尔斯克古典中学读书。这8年，是俄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同全国一样，辛比尔斯克古典中学经常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任何进步思想都难以传入。学校除了向学生们灌输“信奉上帝”、“忠于沙皇”等封建思想以外，主要是教授神学、宗教和拉丁语等课程。对此，沃洛佳曾气愤地说：“学校的课程安排得极不合理，尤其是神学和宗教课程竟要学8年，简直是浪费青年人的大好时光！”

    因此，沃洛佳学习神学、宗教和拉丁语课程，不过是为了应付考试，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里雪斯基等俄国民主主义者和进步作家的作品。这些人的作品，加深了沃洛佳对俄国社会的了解，激发了他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不满，引起了他对神学和宗教思想的不满，促进了他的革命思想的形成。

    有一次，沃洛佳放学回家，正赶上他父亲和一个乡绅在谈话。父亲告诉客人：“我的几个孩子没有一个认真做礼拜的，我批评他们，总是不管用。”客人瞟了一眼沃洛佳，说：“这样的孩子该揍！不做礼拜可是对上帝的不敬！”沃洛佳毫不示弱，狠狠地瞪了绅士一眼，跑出屋外，扯下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把它扔掉了。

    在中学的最后两个学年里，沃洛佳特别注意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他发现，学校如同一个小社会，凡是社会上存在的假、恶、丑，真、善、美，在学校都有反映。1885年，学校新来了一个名叫波尔的法语教师。此人原来是个做饭的厨子。但是他善于钻营，娶了辛比尔斯克一个地主的女儿为妻，因此挤进了“上流社会”。他惯于拍校长的马屁，常在背地里向校长打小报告，告发那些不满沙皇政府的教师和同学。沃洛佳最看不惯这种人，决定找机会教训波尔一顿。碰巧，在一次上法语课时，波尔将“猫”和“鼠”的单词读颠倒了。沃洛佳站起来，讥笑说：“老师，在法文里猫是猫，鼠是鼠。猫，眼大目光远；鼠，眼小目光浅。二者不能颠倒，颠倒了，猫就逮不着老鼠啦！”沃洛佳对波尔的讽刺挖苦，引起了满堂的哄笑。波尔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恼羞成怒，提前下课，跑到校长那里，要求学校给这个“不尊敬老师的学生最严厉的处分”！校长慑于沃洛佳父亲伊里亚的威望，只答应在学期结束时，给沃洛佳的“操行课打4分”。

    后来，校长把此事报告了伊里亚。等沃洛佳回家后，伊里亚批评他说：“在课堂上取笑和捉弄波尔老师，是不应该的。用取笑的办法，只能满足于一时的痛快，却解决不了问题。有些学生就是因为这些小事被学校开除的！”

    “是的，我知道错了。”沃洛佳低着头大声说，“爸爸，我向您保证，今后不会再用这种愚蠢的办法去对付我所痛恨的人了！”“这就对了！”伊里亚满意地点点头。

    1886年1月，沃洛佳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不幸病故了，这对全家来说是个沉重打击。然而，他们全家还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另一个不幸又降临了。就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即1887年3月，沃洛佳一向爱戴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为参与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警察当局关押。接着，正在上大学的姐姐安娜因为受牵连也被逮捕了。

    在大学，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学习成绩优异，尤其在化学和动物学方面造诣很深。大学三年级时，他写的一篇论动物学的文章，获得了金质奖章。因此，学校决定在他毕业后，聘请他为教授。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为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宁愿放弃个人的美好前程，不惜牺牲宝贵生命，参与谋刺沙皇的行动。这次谋刺事件是由彼得堡“青年革命小组”策划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担负了制造爆炸装置的危险任务。由于“青年革命小组”计划不周，走漏消息，参与此事的15名成员全部被逮捕。

    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和安娜被捕的消息，是乌里扬诺夫家的密友卡什卡达莫娃传到辛比尔斯克的。由于她担心沃洛佳的母亲承受不了这一打击，便先告诉了沃洛佳。听到这一消息，沃洛佳紧锁眉头，沉默了许久才说：“案子将是严重的，法庭的判决肯定会对萨沙（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小名）不利。”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卡什卡达莫娃问。

    “我必须想办法使母亲经得起这一沉重打击！”

    回到家里，沃洛佳没有先把哥哥被捕的事告诉母亲，而是问：

    “妈妈，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成为有知识，为人正直，对社会有用的人。”母亲微笑着说。

    “我是说现在，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应该做些什么呢？”

    “当然是完成学业。以后，按照你们的理想，各奔前程吧！”母亲说。

    “妈妈，假如我们当中，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发生什么不幸呢？”

    母亲察觉沃洛佳说话有些异常，便和蔼地对沃洛佳说：“孩子，我看得出，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告诉我。”

    “是的，妈妈，不过这个消息还不太准确。”沃洛佳强装镇静地说，“今天，卡什卡达莫娃对我说，彼得堡发生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事件。据说，参与的人全被逮捕了。”

    “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母亲吃了一惊。

    “听说萨沙和安娜与这事有牵连。”沃洛佳低声说。

    “啊！”母亲摇着头说，“不，不会的，我了解他们。萨沙一向做事谨慎，你姐姐也是。”沃洛佳看着母亲，安慰她说：“妈妈，我知道你一向很坚强。无论他俩发生什么意外，你可要挺住！”母亲把沃洛佳拥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噙着眼泪说：“好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放心吧，妈妈不是那种感情脆弱的人。”

    4月初，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被捕的事，由当地警察局正式通知了乌里扬诺夫一家。5月初，沃洛佳的母亲获准出席法庭对儿子的审判。在法庭上，母亲见到了儿子宁死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英雄气概，听到了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谴责地主、资本家和官吏的腐朽和堕落，深情地诉说俄国人民所受的苦难。

    儿子在法庭上的表现，使母亲玛丽娅激动不已。她对沃洛佳说：“我惊奇极了，萨沙说得多好啊，那样有说服力，那样雄辩。我没有料到他能说得这么好。可是，我又非常难过，没等到他把话说完就离开了法庭。”

    1887年5月8日，年仅21岁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被沙皇刽子手杀害了。哥哥的死，使沃洛佳既悲伤又愤恨。从此，他永远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兄长和知心朋友，同时也迫使他考虑自己今后的道路。他曾经为哥哥的英勇就义，写下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

    “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英勇牺牲了，然而他的鲜血像熊熊燃烧的烈火，照亮了追随他前进的弟弟——弗拉基米尔的道路！”

    沃洛佳克制着内心的痛苦，冷静地思考哥哥走过的道路。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朋友和同学们说：

    “我哥哥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颂扬，但是他和他的同志们采用的手段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杀死了一个老沙皇，还将出现一个新沙皇。用谋刺沙皇的恐怖手段，不仅永远实现不了革命的目标，反而会引来沙皇政府对革命者更加疯狂的报复。”

    当同学们问沃洛佳今后的打算时，他坚定地回答：“不，我不走这条路！应当走的不是这条路，而是一条通向革命的、胜利的路！”

    在哥哥被杀害后，出于对哥哥的思念和对沙皇当局的愤恨，已满16岁的沃洛佳打算中断中学学业，直接投身革命。但是母亲却劝他打消这一念头，振作精神，勤奋学习，完成学业。并且告诉他，作为革命者不具备扎实的文化知识，是不会取得革命胜利的。沃洛佳听从了母亲的劝说，并于当年7月出色地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荣获了一枚金质奖章。校长在沃洛佳的毕业成绩单上写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很有天才，学习努力。由于他品学兼优，特授予一枚金质奖章。”从这时候起，“沃洛佳”的名字在正式场合就不用了，而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900年后又改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简称“列宁”）。

    1887年6月底，列宁随母亲离开了辛比尔斯克，移居离喀山市一百多里地的库科什基诺村。8月13日，他考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在这里，他下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因为发生了谋刺沙皇未遂事件，政府向全国各大学派遣了许多学监和特务，严密监视着学生们的一举一动，禁止学生成立各种政治组织和团体，随时逮捕“任何图谋不轨分子”。学校当局还颁布了严格的校规，要求学生穿统一的服装，参加军事训练。如有人逃避，将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列宁被学校里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压得透不过气来。他对一位来自辛比尔斯克的同学说：

    “我们是有头脑、有思想的青年，不能听别人摆布。必须摆脱这种困境！”

    “只有傻瓜才老老实实听他们的。”这位同学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介绍你参加我们的组织。”

    “秘密组织？”列宁惊疑地问。“当然！喀山大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位同学自豪地说，“‘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欢迎你参加。”

    “你不怕我告密？”列宁故意问。

    “怎么会呢。谁不知道，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刚刚被反动政府杀害，他的弟弟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经过这位同乡的引荐，列宁在入学后不到两个月就参加了“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他很快成为同乡会里的“最活跃分子”。

    “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的主要活动是，定期在一起阅读当局禁止的政治书籍，交流读书体会，介绍从不同渠道听来的消息，研究如何对付当局的办法。在同乡会里，列宁不轻易发言。他经常坐在后排听别人说话，如果遇到大伙争论激烈的问题，他就提出自己的看法。

    有一次，一个来自萨马拉市（现今的古比雪夫市）的同学提议：“找个机会把那个可恶的学监痛打一顿。”这个提议得到了一部分同学的赞成，但是却遭到了另一部分同学的反对。双方争执不下。

    “请问诸位，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要不要继续办下去？如果不需要，我赞成把这个学监痛打一顿。不过，别指望我参加你们的行动。”列宁站起来说。

    “你知道，我们成立同乡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怎么能解散？”

    “这么说，问题就解决了。”列宁对大家说，“学监固然可恶，但是根子在这个社会制度。痛打一两个学监，解决不了问题，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戏。我们是大学生，应该设法加强和壮大同乡会的力量。因此我主张，暂不要惊动学监。我相信，目前当局的这种高压政策，不仅我们无法忍受，全国其他高校的同学也一样。”列宁的提议，得到了一致赞同。

    1887年11月底，莫斯科的大学生举行集会罢课，强烈抗议当局对学校的严密控制。莫斯科的学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城市。接着，喀山大学的学生也开始了学生运动。

    这年12月4日，喀山大学礼堂挤满了学生，许多人争先恐后地登台发表演说，要求废除禁锢学生思想的“校规”，允许学生自由组织团体，自由表达意见，恢复被校方开除的学生的学籍。列宁是第一批涌入喀山大学礼堂的学生，也是头几个走上讲台的演说者之一。在离开会场时，他还带头把学生证扔到了地上，表示如果学校不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就集体退学。

    喀山大学发生学潮，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惊慌。喀山市宪兵局调来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躲在大学礼堂旁边的院子里，严阵以待。喀山市教育局长带领学监和打手们赶到现场，声嘶力竭地叫喊：“闹事的学生们必须立即离开礼堂！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在老师们的反复劝说下，这次学潮才渐渐被平息。

    通过这次学潮，列宁觉得喀山大学的政治空气太沉闷，他不想在这里继续读书，于是决定退学，打算到其他学校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他还给校长写了一封退学信：

    “尊敬的校长阁下：在目前的条件下，本人认为在喀山大学已无法学习。因此，请阁下批准本人退学。”

    校长没有批准他的退学申请，而是宣布开除他的学籍，不准他再进入喀山大学。

    12月4日深夜，警察又突然逮捕了他。在他被押往拘留所的途中，警察用教训的口气说：“小伙子，造反有什么好处？要知道，你的面前是一堵墙！”

    “是的，这是一堵轻轻一推就倒的破墙！”列宁轻蔑地说。

    “不管什么墙，我劝你别去碰它。”警察假惺惺地说，“政府手中有军队，和政府作对，可没有你的好！”

    “这个不用你说，”列宁鄙夷地说，“别忘了，军队来自老百姓。老百姓现在生活得很苦。他们总有一天要起来造反的。我倒是劝您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干吗和学生过不去呢？”

    “我警告你，不许再胡说，老老实实地跟我走吧！”

    “哈哈！”列宁忍不住笑出来，“瞧，你害怕了！”

    在拘留所里，列宁和其他被捕的学生关在一间大屋子里。他们天天在一起交流思想，畅谈未来。有个名叫阿多拉茨基的同学问列宁：“你今后打算干什么？”列宁不假思索地说：“在我的面前，只有一条路——革命！”

    12月7日上午，喀山地方政府做出决定：禁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住在喀山，将他放逐到库科什基诺村，交当地警察严加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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