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人最爱把祸乱国家的历史罪责往女人身上推，于是，“红颜祸水”这句话也就成了中国男人的口头禅。尤其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中国男人更爱祭起这一法宝，让女人们来为自己顶罪，男人则摇身一变，成为历史的功臣或是指点未来祸福的预言家。
商纣王像
据说，商朝是妲己祸乱灭亡的；周朝的天下是因褒姒的一次微笑而丢掉的；明朝所以亡国，是由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于是妓女陈圆圆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还有唐明皇因宠爱杨贵妃而导致“安史之乱”；汉成帝因宠爱赵飞燕、赵合德姐妹而使西汉国祚衰微。至于在漫长的历史上因受宠及其他需要而被迁怒杀害的妇女，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中国男人真是好度量！即使真是女人乱国，中国男人也该表现出一点绅士风度，替她们担一点责任，也不枉中国女人“三从四德”了一场，更何况祸乱国家的责任根本就不在女人身上。
据说因女人亡国始自商朝的苏妲己。商纣王自幼聪慧过人，体格壮健，力大无比，能言善辩，本是一位有为君主，但自从宠爱苏妲己之后，就荒废国政，致使商朝灭亡。正所谓“红颜祸水”，言之凿凿，真似无可辩驳。那纣王又干了些什么呢？
首先，他频繁地对外发动战争，穷兵黩武，使人民不堪其苦。其次，其生活奢侈荒淫，远逾前代。据历史记载，他在沙丘的园囿里挖了许多大池子，把大量甜酒灌注其中，又把煮好的肉挂在周围的树枝上，称之为“酒池肉林”。同时，他让男男女女脱光衣服，在“酒池肉林”中追逐嬉闹，陪他通宵宴饮。其三，行为残暴，绝不是草菅人命四字所能形容，简直是灭绝人性。纣王喜欢以活人喂虎，剖挖人心，喜杀孕妇。一次，为了验证他猜的胎儿的性别是否准确，竟当场剖出婴儿检查。至于敲开人的骨头，剜下人的膝盖挖取骨髓，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四是滥杀大臣。他创造出炮烙刑具，把人绑在铜柱上，再用木炭给铜柱加热，使人慢慢地化为灰烬。纣王的罪恶，真乃罄竹难书。商朝如果不灭亡，那真叫没有天理了！这又关妲己何事？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为祸女人”还是褒姒，“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几乎成了一句概括力极强的成语，真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褒姒的“笑”确实跟西周的灭亡有关，但不是“笑”使西周灭亡——设法让褒姒“笑”的人才是西周灭亡的真正罪魁祸首。
西周因宠爱褒姒的周幽王被杀、其子周平王东迁而灭亡，但要讲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的故事，还得从周幽王的父亲周宣王说起。
周宣王四十年（公元前788年）的时候，有个谣言，说是周朝将来要灭亡在一个女妖精手里。实际上，谣言的产生，不一定都是无中生有，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大概当时政治腐败，人民不堪其苦，希望这个朝代早点灭亡，人们又想起了前代（商代）是灭亡在“女妖精”妲己手里，于是，人们就编出这样一个谣言来诅咒当时的社会。周宣王本应从这一谣言中看到人民的不满情绪。体察自己为政的过失，好好地为人民想一想。如果真能这样做，谣言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可是，周宣王反被谣言吓糊涂了，急忙派了一个叫杜伯的大臣去逮女妖精。于是，一些有嫌疑的女人就被逮捕治罪，还有些不幸的妇女被杀害了。这样，全国都处在恐慌之中，谣言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盛了；谣言本来是假的，这回也快要成真的了。
过了三年，就是公元前785年（周宣王四十三年），周宣王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妖精来夺他的王位；他自然感到十分害怕，就又想起捉妖精的事，又想让大臣杜伯去杀人。杜伯倒还比较正直，不愿意多杀人，就告诉周宣王没有妖精，如果再去到处搜捕，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国家恐怕真要灭亡了。周宣王十分生气，一怒之下就把杜伯杀了。杜柏的好朋友左儒因劝谏周宣王，也差点被杀掉。左儒回到家里，越想越憋闷，就自杀了。自从这两个大臣死后，周宣王精神怔忡，坐卧不安。一次，他跟诸侯们一起去打猎，因感身体不适，就提前坐车回来。在车上他打了个盹，梦见杜伯和左儒穿着红衣红帽，拿着大红弓箭向他射来；周宣王感到胸口剧痛，就惊醒了。从此，周宣王一病不起，不久就死掉了。
周宣王捉妖精不成，反倒送掉了一条老命。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周的统治已经腐败不堪，离真正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了。有趣的是，女妖精并没有在周宣王的手里灭掉西周，到了他的儿子周幽王手里，却果真出了一位“女妖精”，这位名叫褒姒的“女妖精”一笑就把西周给弄得土崩瓦解。难道真是谣言应验了吗？
如果说周宣王已是昏庸、糊涂乃至残暴的话，周幽王在这几方面比起他的老子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吃、喝、玩、乐上，周幽王在中国的封建君主中也是排行在前的。除了酒肉，就是女人，至于政事，他是不管不问的。他派遣大臣广搜天下美女供他淫乐；在物质生活上，他虽未搞商纣王的“酒池肉林”，但也穷奢极欲。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听不进正直的劝谏之言，对于谄谀奉承，他当然是甘之如饴。于是，朝野之上怨言四起，西周已“亡在眉睫了”。
幽王即位的第二年，国都镐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据《诗经·十月之交》记载，这次地震的情况是“百川沸腾，山冢坍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地震之后，紧接着是大旱，“三川皆竭”。这一系列天灾，使本来就困苦不堪的人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地震、天旱本是自然现象，但在古代社会里，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和惩罚。人们应该好好地检查自己的过失，加以改正，以获得上天的原谅和庇护，否则，必致亡国。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几乎每一次大的天灾或异象出现，如地震、台风、旱涝、日蚀、慧星等，都会引起当朝统治者的恐慌，因这些现象出现而招致朝廷内阁大臣引咎辞职的事，真是数不胜数。这次镐京地震，周幽王的大夫赵叔带正好借此上书劝谏幽王，赵叔带说：“地震、山崩、地陷、旱灾是上天对人的惩罚，天王应当找正直而有才能的人来矫正国家的失误，以求上天的原谅。在这多灾多难的时候。怎么能派人到处去找美女呢？”周幽王恼羞成怒，把赵叔带革去官职，轰出门去。大臣褒珦万分气愤，对周幽王说：“天王不怕天灾，不问国事，反到亲小人，远贤臣，如此下去，这国家肯定是保不住啦！”周幽王不分清红皂白，就把他关进了监狱。从此，无人敢劝周幽王了。
褒珦在狱里呆了三年，幽王似乎已把他忘了，看样子一辈子也别想出来了。褒珦家里的人十分着急，就想办法救他出来。他们知道幽王喜欢美人，就千方百计地设法弄到了褒姒，献给了幽王。这一招果然十分灵验，周幽王当时就免了褒珦的罪。
其实，如果去掉后人附会的神话传说，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褒姒原是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在周宣王时，就流传着“桑弧箕服，实亡周国”的歌谣，意思是说用桑木做的弓，用箕木制的箭袋要把周朝灭掉，这跟周朝要灭在女妖精手里的谣言一样，都是反映了人民对连年战争的不满情绪。但昏聩的周幽王却真的认为这两件东西要把周朝灭掉，于是下令不准制造和买卖这两件东西。可恰巧有一对夫妇不知道这条禁令，到都城里来卖桑木弓和箕木箭袋，周幽王就下令逮捕他们。这对穷苦的夫妇连忙逃走，在城外的路边捡到了一个被人抛弃的女孩，把她喂养长大，这女孩就是后来的褒姒。至此，女妖精亡周和桑木弓箕木箭袋亡周的谣言就完全统一起来了。
褒姒是贫苦出身，虽然天生丽质，但并不会唱歌跳舞。褒珦的家人找到了她以后，就出高价买下，并把她当做褒家的人，改名褒姒，教以歌舞及侍候君王的方法，然后把她献给了幽王。幽王一见褒姒，如获至宝，褒姒的天生丽质及其淳朴健康的体魄使周幽王迷恋欲狂。但惟一使周幽王遗憾的是，褒姒从来不笑。如果这个历史传说是真实的话，那么肯定是因为贫苦出身的褒姒心怀凄苦，不愿以身侍奉这位无道的昏君，虽然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也终日郁郁寡欢。
周幽王虽得褒姒朝随夜伴，但越是夜夜侍寝、日日随游，周幽王就越觉得褒姒是个冷美人，就越想让她笑一笑。周幽王想尽办法，褒姒始终难得一笑。最后，幽王终于黔驴技穷，不得不张榜悬赏：谁能让褒姒笑一笑，就赏千两黄金。这就是千金买一笑这一成语的由来。
当然有许多人妄想发财，前来献计献策，可是这些办法并不能让褒姒笑，只能使褒姒生气。倒是有一个极会逢迎天王的奸佞小人虢石父会出主意：他让幽王点燃烽火台，等诸侯们的兵马来到，看到并无敌兵，就会垂头丧气地乱哄乱窜，褒姒看到那种情景，肯定会笑的。
昏聩的周幽王竟然同意了虢石父的话，但这烽火台是万万不可轻易点的：烽火台本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报警设施，因为当时的周王朝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要靠周围各个小诸侯国的拱卫，一旦敌人入侵，就点燃烽火报警。当时西周的都城镐京在今西安市的长安县内，西、北两边都靠近戎、狄等少数民族，很容易遭到袭击。所以，西周在骊山下设了烽火台。烽就是烟，火就是火光，一旦点燃，白天则浓烟冲天，晚上则火光映野，几十里外即可看见，下一个烽火台也立刻点燃示警，这样就能迅速传警，诸侯也就会即刻带兵勤王。
骊山下有二十多座烽火台。周幽王带褒姒来骊山这天，周幽王的叔叔郑伯友知道了这件事，怕出乱子，就赶来阻止。但周幽王根本听不进去，反说自己是放放烟火，解解闷，没什么了不起。就这样，周幽王终于点燃了烽火。邻近的各小诸侯急忙带兵赶到都城镐京，听说天王在骊山，又急忙赶到骊山，可一看不像打仗的样子，根本没有任何敌情。周幽王站在高台上对他们喊：“你们辛苦了，没有敌人，你们回去吧！”诸侯们被如此戏弄一番，十分气愤，他们的兵马也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骊山下嗡嗡乱转，各诸侯国不同的旗帜和军服交错混杂，显得十分滑稽。褒姒看到这种场面，据说真的咧开嘴冷笑了一声，说：“亏您想得出这种主意！”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褒姒给周幽王生了个儿子，取名伯服。周幽王因为极为宠爱褒姒，就把她立为王后，把伯服立为太子，把原来的王后和太子宜臼废掉了。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立后、废后或是废立太子历来是大事。周幽王同时废立王后和太子的事，在朝野之上更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况且被废王后的娘家还不是一般的人呢。原来，被废的王后是申侯的女儿，被废的太子宜臼就跑到了他的外祖父家申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哭诉，当申侯知道自己的女儿被废，宜臼将被杀害，自己也要被幽王治罪时，既感到害怕，又感到愤怒。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为了发泄愤怒，申侯竟暗中串通邻国郐国和犬戎一同攻打镐京。犬戎一直想劫掠镐京，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既是申国相约，又估计不会有其他诸侯国的军队前去救援，真是求之不得。
烽火台遗址
当敌兵兵临城下的时候，周幽王赶紧让虢石父点燃了烽火台。烽火燃烧了几天几夜，各诸侯国始终没有一兵一卒到来，他们当然以为这是天王在给褒姒逗乐，不愿意劳师动众地白跑一趟。镐京的兵马并不多，大将郑伯友率兵出去抵挡了一阵，势单力薄，被敌人围住射死了。周幽王、虢石父，还有太子伯服一同逃到骊山，也被犬戎拿住杀害了；那个关在深宫中一直未曾真正笑过一次的褒姒，也被犬戎捉去了。被犬戎射死的大将郑伯友是郑国的国君，他的儿子听说父亲战死，就带领大军前来复仇。郑国的军队素来强大，再加上哀兵必胜，到了镐京就连打胜仗。申侯原来不过打算借犬戎的兵马来逼迫幽王，让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复位，没想到弄成这个局面，也感到后悔，就暗中写信给其他诸侯国，请他们出兵援助。犬戎看到各路诸侯到来，就把周朝的所有货物宝器全都弄走，放火烧掉镐京，撤兵而去。
犬戎撤兵后，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等人把原来的太子宜臼立为王，称周平王：同时虢公翰等拥立携王，这就出现了“两周并立”的局面。平王得到了一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的支持，十多年之后，晋国攻杀了携王，西周又告统一。但镐京地近犬戎，屡屡遭到袭击，防不胜防，再加上镐京的房舍毁坏很多，无法修复，于是周平王决定放弃西周的旧都，东迁洛邑（即今洛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诸侯的护卫下，终于迁都洛邑，西周灭亡，东周产生。但是，东周连自己的地盘都无法保住，更别说号令诸侯了。实际上，周朝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大国，自西周灭亡起就不复存在了。从东周开始，周朝沦为一个中等诸侯国，中国历史也开始了春秋时期。
纵观西周灭亡的教训，当然主要是因为西周末期，几代统治者生活上荒淫无道、政治上昏聩混乱所致。几代统治者如此延续下来，社会问题越积累越多，以致人心离散，无法收拾。这也是古代君主专制制度所无法避免的结果。每一朝代的开国君主或是靠前的几位君主，尚能从前代的覆亡中汲取教训，尚能洁身勤政、励精图治。但当太平日久之后，人的自然欲望就会无节制地膨胀，而世袭君主专制制度又不可能对君王提供约束，于是，只好任由无道君主胡作非为。所以，历代王朝多因君主的荒淫无道致败就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历史规律。至于周幽王直接导致败亡的导火索，则有两条：一是烽火戏诸侯，一是废除申后和太子。
俗语说：君无戏言。君主如果言而无信，那就会很快失去威信；如果拿政策法令当做儿戏，那就会使臣下无所适从，政治混乱，从而招致怨怒。至于周幽王以烽火传警来招集兵马大开玩笑，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表明周幽王统治无术，直接反映了周幽王以国家社稷为儿戏，根本不去思考怎样治理国家，其实，就是心目中完全没有国家。如果这样的君主还能稳坐江山的话，那也实在是苍天无眼了。
其次是废除王后和太子。立后立嗣是一个君王的头等大事，本须慎重考虑。中国历史上因立后立嗣的事不知出过多少次乱子，多少人人头落地，何况申后是申侯的女儿，而西周王朝自己又十分虚弱呢？一般说来，废立王后首先要考虑外戚的势力，否则必定后患无穷。幽王废掉了申后，要杀太子，却又让他跑掉；要治申侯的罪，却又让他得知内情并自由活动。周幽王的灭亡，那是神仙也救不了的了。
褒姒作为历史的替罪羊，实在是无辜的。作为一个贫寒女子，她完全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任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不过是深宫里的一只小鸟。她的一颦一笑跟国家的兴亡成败绝无干系。然而从古到今，人们却把国破家亡的责任推到她的头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已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不易做到的“大义灭亲”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我们民族的美德。我们也经常使用大义灭亲这一成语，但往往是溢美之辞，很难名副其实。真正的大义灭亲并不是那样容易做到的，只有那些在人格修养上达到了相当境界的人才有可能下此决心。如果想真正了解这一成语，还是要看看古人的做法。
在春秋战国时期，卫国经常发生一些与众不同的事。下面的例子就是一件。
卫庄公的妻子名叫庄姜，是齐国国君的女儿。庄姜生得非常美丽，倾国倾城，连《诗经》中都有文章记载她的美丽，但她始终未能给庄公生孩子。庄公为传宗继位，便又在陈国娶妻名叫厉妫，生了孝伯，但不久又夭亡。后来，厉妫的妹妹戴妫又为庄公生了儿子，取名为完。以后，庄公的妃子们又为他生了几个儿子。而庄姜很爱自己的妹妹生的这个儿子完，便将完作为自己的儿子，不准别的妃子夺爱。
庄公有一个儿子名叫州吁，是一个宠妃所生，很受庄公的宠爱，但庄姜很不喜欢他。石碏是当初十分受宠信的大臣，便对庄公说：“怎样才算是真正喜欢孩子呢？应当教育他懂得道义，不要让他走邪路。怎样才能不走邪路？就是不要对孩子偏宠、溺爱。偏宠、溺爱，就会使孩子傲慢、无礼、犯法、放荡，就会走上邪路。孩子受宠就会骄傲，骄傲就会对自己地位下降不安心，不安心就会导致怨恨，怨恨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一些邪恶的行为。现在州吁就处在这个地位上。您很宠爱他，却不能对他严加管教。而庄姜王后却不喜欢他，一旦他地位下降，就会酿成祸乱。如果您准备立州吁为太子，那就赶快定下来；如果总定不下来，祸患迟早就会发生。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全力除去隐患，总不该不除隐患，反而加速它的爆发吧！”
庄公对石碏的一番良言一点也听不进去。石碏见劝说无用，知道州吁早晚要危害卫国，便去管教自己的儿子石厚。因为石厚和州吁关系很好。但石厚不但不听，反而和州吁更加亲近。
卫庄公死后，国内果然出了乱子。庄姜的儿子完继位，为卫桓公。不久，州吁便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这样一来，国内局势十分混乱，很多人都对他的统治不满。为了消除国人的怨恨，他利用宋国和郑国的矛盾联合宋国、陈国、蔡国共同攻打郑国。当时鲁国人众仲就预见到州吁一定会失败，他说：“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又挑动战争，使百姓饱受战争的苦难。一个人不是靠自己的德行去赢得百姓，反而想通过战乱取得成功，是一定要失败的。”
果然，战争反而加剧了国内的混乱局势，国内百姓反对州吁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州吁为了稳定其统治地位，便让石厚向石碏请教安定君位和国家的办法。石碏早就想除掉他们，他见石厚前来询问自己，便想出了一个计策。
他对儿子石厚说：“如今各诸侯国虽已纷纷各自为政，不听调遣，但周朝天子还有他的虚名，诸侯还是无法取代，因此，可以利用朝拜周天子的办法使州吁的君位名正言顺。”
石厚问：“怎样才能去朝拜周天子呢？”石碏说：“现在陈国的国君陈桓公正受着周天子的宠信，而陈国又与卫国交好，如果你带着州吁去拜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周天子，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石厚听了，觉得还是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真心实意，他非常高兴，便跟着州吁去陈国。不料石碏早就派人先到了陈国，对陈桓公说：“我卫国是个小国，而我年事已高，有心为国除害，但已力不从心。州吁、石厚这两个人，确实是杀害君王、纂夺君位的贼子，希望您能借机帮助我们除掉他们。”陈桓公答应了。
石厚、州吁一到陈国，便被陈国逮捕起来。接着，陈桓公便派人去卫国，请卫国派人前来处置他们。卫国便派来两个人将石厚、州吁分别杀死。
即使在今天看来，石碏也是一个十分值得敬佩的人：首先，他为国着想，曾经竭诚尽智地劝谏过国君，当不能成功时，他知难而退，积极地寻找另外的办法；其二，是他能够大义灭亲；第三，是他能够韬光养晦，在合适的时候将国君和自己的儿子一网打尽。能够做到这三点，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看，也是难能可贵的。
天子、诸侯、庶人之剑
《庄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它不仅是老庄学派的重要的代表著作，还被道教奉为《南华经》，是为道教的无上经典。《庄子》不仅教我们修身养性，无为而治，而且还涉及到经世济时的道理。
《庄子》的作者是庄子。庄子（前3607～前280？），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曾经为蒙漆园吏。庄子的思想实质是反对人的异化。在当时，人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外在的权势、富贵、名誉乃至自然生命的追求，超过了对人自身的朴素本性、本真情感的追求。庄子的哲学就是要对这种异化进行矫正，在对宇宙的认识上，他提倡无限、大同等观念，主张齐一万物，齐一是非；在对个体的人格修养上，他主张无欲、无待，提倡“心如死灰”、“形如槁木”，进而建立“至大无外”的人格，以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他主张“无为”、“无仁”，否弃仁义道德，主张顺其自然，建立没有约束的极乐世界。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追求超越的情感体验、玄学思辩以及对社会的批判等方面。
战国时，赵惠文王（前298～前266年）非常喜好剑术。他的王宫内供养有三千多名剑客，夜以继日地在他面前表演击剑，一年到头，剑客死伤了一百多人。赵惠文王越看越高兴，依然命令剑客厮杀。过了三年，剑客死伤已经很多了。由于赵惠文王沉湎剑术，荒于国政，国势也就一天天衰落下来。其他的诸侯国见到赵国有机可乘，便想举兵攻打。
太子悝见到赵国国力日衰，忧愁不已，便召募左右的人说：“有谁能够说服国王，使他停止观看击剑，我便赏赐他千金。”左右亲信异口同声地向太子悝推荐庄子，并对太子悝说：“庄子可以使国王停止击剑。”
太子悝久闻庄子之名，又见左右一致推荐庄子，便派人带着千金去请庄子。庄子辞金不受，和使者一起来到赵国。太子喜之不禁，亲自出迎，待以上宾之礼。庄子对太子说：“太子有什么指教，赐我千金？”太子回答说：“听说先生睿智圣明，所以诚谨地进奉千金，先生不肯接受，我怎么敢说！”庄子说：“听说太子请我的目的，是想让我断绝国王的喜好。假使我向上劝谏大王，违背了大王的心意，不能成功；下又不能迎合太子的旨意，就会被处死，那么要千金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上能说服大王，下能迎合太子，那时我再要求什么，又怎能得不到呢？”
太子见庄子如此说，也就不再提赠他千金的事。他想到国王所接见的人都是剑客，便对庄子说：“大王所接见的，只有剑客，您如何能见到大王呢？”
庄子回答：“我很会使剑。”太子说：“国王所接见的剑客，都是帽子低垂，冠缨粗实，头发蓬乱，鬓毛突出，穿着后襟短的上衣，怒目圆睁，出口相互责难，这样国王才喜欢。如果您穿着一身儒服去见国王，恐怕见不到。”
庄子便对太子说：“请您准备好剑客的服装。”三天后，太子准备好服装，庄子穿好后。便同太子一道去见国王，赵王拔出宝剑来等待着庄子。庄子昂首挺胸，走进殿门，见到赵王并不下拜。赵王问道：“您有什么剑术来指教我，而让太子先做介绍呢？”
庄子说：“我听说大王喜欢剑客，所以以剑术来见大王。”赵王说：“您是用什么剑术制服对手的？”庄子说：“我的剑法，十步以内便可击倒一人，横行千里无人阻挡。”赵王听了，非常高兴，赞叹地说：“如此说来，您将是天下无敌了。”
庄子说：“用剑之道，先示人以虚空，给人以可乘之机，然后后发制人，制服对手。请大王允许我给您试一试。”赵王说：“请先生先到馆舍休息，待我安排好击剑比赛，再来请先生。”
赵王见庄子口气极大，信以为真，认为他剑法出众，非寻常可比，便命令门下的剑客较量七天，死伤了六十多人。然后，挑选出五、六个出类拔萃的剑客，准备同庄子较量。
赵王命令选出的剑客，持剑侍立于殿下，然后派人请来庄子。赵王对庄子说：“今天准备请您和剑客对剑。”庄子回答说：“我已经盼望很久了。”赵王问道：“先生所用的剑，长短怎么样？”庄子说：“我长剑、短剑都可以用。我有三种剑，任凭大王选用，请大王听我陈说，然后再试。”
赵王说道：“请您先介绍一下您有哪三种剑。”庄子回答说：“我的三种剑，有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人之剑。”
赵王问道：“天子之剑是怎么回事？”庄子说：“天子之剑，以燕国塞北的燕溪的石城作为剑端，以齐国的泰山作为剑刃，以晋国、卫国作为剑背，以周王畿朝、宋国作为剑刃，以韩国、魏国作为剑柄；以四夷包裹，以四时相围，以渤海环绕，以恒山为系带，以五行相制，以刑律和德教来判断，以阴阳为开合，以春夏来扶持，以冬秋来运作。这种剑，一旦用起来，就会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按之无下，上可决断浮云，下可绝断地维。这种剑一旦使用，便可以匡正诸侯，降服天下。这就是天子之剑。”
越王听了，茫然失意，惶惑不安，只得往下问道：“诸侯之剑，是怎么回事？”庄子说：“诸侯之剑，以智勇之士作为剑端，以清廉之士作为剑刃，以贤良之士作为剑背，以忠贤之士作为剑口，以豪杰之士作为剑把。这种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按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效圆天以顺应日、月、星三光，下效方地以顺应四时，中和民意以安顿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般震撼四方，四境之内，无不宾服而听王命。这就是诸侯之剑。”
赵王听了，若有所思，接着往下问道：“庶人这剑，又是怎么回事？”庄子回答：“庶人之剑，低垂帽子，冠缨粗实，蓬头乱发，鬓毛外突，穿着后襟短的上衣，怒目相视，相互责难。然后，你来我往，争斗无已，上斩颈项，下刺肝肺。这就是庶人之剑，就如斗鸡一样，一旦丧命，对国家没有丝毫好处。如今，大王拥有天子之位，却偏偏喜好庶人之剑，连我都替大王感到不值得。”
赵王听罢，恍然大悟，亲自牵着庄子的手步入殿堂，命令厨子大摆酒宴，款待庄子，赵王绕着宴席走了三圈，向庄子表示敬意。庄子对赵王说：“大王请坐下来休息，关于剑术之事我已经叙述完了。”
于是，赵惠文王连续三个月不出宫观看斗剑。剑客们气愤不已，相继散去或自杀而亡。
庄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道家的主要创始之一。他主张清静无为、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但这篇奇文却大谈治国治民的道理，显然是王霸之道，并符合庄子绝圣弃智的主张。其实，在《庄子》一书中，只有“内篇”中的七篇是真正的庄子的作品，至于“外篇”和“杂篇”并不是出自庄子之手。这篇文章即选自“杂篇”，显然是后人的伪托，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上面的文章中看出许多治国治民的道理来。
《庄子》善用寓言，对《庄子》一书，前人有“寓言十九”的评论。其中的有些寓言，仍然为今人所常用，如“庖丁解牛”、“匠石运斤”、“轮扁斫轮”、“蜗角触蛮”等。上文以剑喻国，正是《庄子》的风格。
人性与反间计
猜疑、嫉妒、武断恐怕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明智的人稍不注意都可能犯这种错误，何况历代君主多是昏庸暗昧之人呢？因此，古往今来的反间计均有很大的市场。
反间计是一种用谣言迷惑、假造情报等手段惑乱敌方，使其自毁长城的计谋。
在中国军事斗争史上，反间计的使用有着极为成熟的先例。早在两千多年前出现的军事专著《孙子兵法》中，就有对反间计的论述，并对反间计有着很高的评价。这说明反间计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中国由于立国久远，争战不休，成为一个世界上权谋之术、智谋之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与之相比，根本就不能望其项背。不过，即使在智谋之术如此发达的国家中，只是具体运用一两条计策就能决定整个战役乃至整个国家成败的智谋，还是极其少见的。或许只有反间计才有这样的功效。
在以权谋、智谋著称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各种智谋层出不穷，简直可以说是一部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诸方面的权谋、智谋百科全书；但就是在这部对后世的文学、军事等方面发挥巨大影响的奇书中，或许只有一条计谋对后世的某个历史转折点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周瑜借曹操之手杀死蔡瑁、张允的反间计。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未成之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发兵数十万，号称百万，企图一举消灭孙权的东吴政权。曹操在破荆州后，用荆州降将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为曹操操练水军。曹操的军队本以陆军居多，一般不习水战，如果蔡瑁、张允练熟了水军，那么东吴的军事优势就完全失去了。东吴都督周瑜偷看了曹操的水军营寨后，见布列整齐有方，十分忧虑。恰巧曹操的帐下幕宾蒋干来访。蒋干原是周瑜的同窗好友，此次夸下海口，要“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周瑜）来降”。周瑜深知蒋干腹无谋略，只是一善于吹嘘之人，正好借他除掉蔡瑁、张允。
周瑜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蒋干，并派人监酒，规定只叙旧情，不谈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违者即斩，以免蒋干做曹操说客。这首先就使蒋干绝望，既做不成说客，总得捞点东西回去，免得空来一趟，为人看不起这就为蒋干盗书在心理上做了铺垫。
同学相聚，喝得酩酊大醉，周瑜故意安排和蒋干抵足而眠，以消其疑心；又沉沉酣睡，为蒋干盗书提供机会。果然，蒋干偷看周瑜的信件，内有一封竟书“蔡瑁、张允封”字样，抽出看时，内中写道：“某军降曹，非图仕禄，迫于势耳。今已赚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曹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关报。幸勿见疑。先此敬覆。”蒋干如获至宝，连忙逃回曹操营中。
曹操生性多疑，见书后立唤二人前来问道：“我想让你们两人进攻东吴，是否可以？”蔡瑁、张允回答说：“军尚未练熟，不可轻进。”这似乎更证实了蒋干的信息。曹操就怒喝道：“军若练熟，吾首级献于周郎矣！”立命推出斩首。
曹操毕竟是聪明人，等看见二人人头，猛然省悟道：“吾中计矣！”但又不肯认错，等众人人问其故时，曹操掩饰道：“二人怠慢军法，吾故斩之。”周瑜听到二人被杀的消息时只说了一句话：“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剿除，吾无忧矣。”如果有这二人在，也许徐庶的“连环计”就会被识破，火烧赤壁之败就不会发生，也许东吴政权就会被曹操一举灭掉。
周瑜使反间计斩蔡、张二人似乎并无真实的历史依据，但到了清朝初年，努尔哈赤却把它当做真实的历史来读。其实，一旦写成文学作品，是否有真实的历史依据已不重要，只要能为人们接受就够了。
努尔哈赤所属的满清部族初起之时粗陋无文，汉族的传统典籍不易弄懂，只能粗通一些小说戏曲。由于征战的需要，像《三国演义》一类的权谋之书就备受重视。据说清人出关以后，其主要将帅都随身备有《三国演义》，足见其影响之大。努尔哈赤向山海关发展，所遇劲敌是明朝的名将袁崇焕。努尔哈赤这位自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满清英雄，居然在宁远之战中损兵折将，连自己也因伤病交加而死。袁崇焕紧守中国的北方门户，使清兵屡受重创，难以进军，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忧虑。他们想起了周瑜用反间计杀死蔡瑁、张允的故事，就散布流言，伪造假象，引起明朝皇帝崇祯的怀疑，终于凌迟处死了袁崇焕。明人自毁长城，清人从此长驱直入，直至入关。《三国演义》的创造者们也许不会想到，就是那么一条莫须有的反间计，竟关涉到中华民族几百年的运数。权谋之为用，可谓大矣！但真正使用得既巧妙又成功的反间计，当数秦、赵长平之战时秦国用计换掉了赵军主帅，赵军因此大败全输，被秦国活埋了40万。赵国从此一蹶不振，秦国也因此奠定了兼并诸侯的明确趋势。这个反间计，不论其使用的巧妙、成功，还是对中国历史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都是首屈一指的。因此，我们称之为千古第一反间计。
公元前270年，秦昭襄王拜魏国人范雎为客卿，采用了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秦国对外政策的成熟，改变了秦国过去一直乱攻乱打、费力而无成效的外交状况。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秦国与远离本国的齐国等国家交好，对紧邻本国的韩国等国进行攻击。这样，秦国每夺得一寸土地就真正增加了一寸土地，秦国也就日益壮大起来。因此可以说，“远交近攻”的对外政策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外交基础。
秦昭襄王在攻齐受挫后，完全听信了范雎的计谋，在国内“废太后，逐穰侯”，对外与齐国暂时交好，对韩国实行侵灭政策。公元前262年，秦王派大将王龅攻打韩国，占领了韩国的野王城，把韩国从中切为两段，使韩国的上党郡和本土完全隔绝。韩国十分恐慌，准备把上党地区献给秦国，以求撤兵；但上党军队的将领冯亭却不愿降秦，他说：“与其把上党地区献给秦国，不如献给赵国。赵国得了上党，秦国必定会去争夺，这样韩、赵就可联合起来，也许能够抗击秦国。”韩国的绝大多数人同意这一建议，就派使者前去赵国献地。赵孝成王是个不明事理的人，觉得白白得到大片土地，是绝大的便宜，就十分高兴地派平原君带5万大军前去接收。平原君到上党后封冯亭为华陵君，仍拜为上党太守；但冯亭死命推辞，认为自己不能为国守土，私献土地，又得了富贵，实是罪不容诛，不敢再授封授官。在平原君的一再恳求下，冯亭才答应代为守卫上党，但嘱托平原君一定快发大军救援。秦王见土地被别人抢走，十分气愤，立命王龅围攻上党。冯亭势单力簿，不足以抵抗，在死守四十多天后只能带着百姓一起逃往赵国，在长平关遇到了赵国的救兵。
赵王昏庸糊涂，只知庆贺新得土地，不知秦兵进攻迫在眉睫。过了些日子才想起发兵救助，于是派廉颇为大将带20万军队前往，但这时上党地区已经丢了。廉颇的军队与秦军刚一接触，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廉颇见不易取胜，就森严壁垒，加深壕沟，坚守不战，并下命令说：“不论战败还是战胜，凡出战者必斩。”廉颇的用意很明确：一是想使秦军浮躁疲乏，二是想使秦国乏粮，三是可乘秦国退却再行追击。
王龁是个十分有经验的老将，他深知久战不下的厉害，多次发动猛烈进攻，无奈廉颇守御有方，又兼矢志坚守，决不出战。王龁既苦攻不下，又无法把赵军引出壁垒消灭。最后王龁只得向秦王报告说：“赵军统帅廉颇久经沙场。深知攻守之道，现在他坚守不出，我军无法与之决战。现已持续了三年多，粮草供应已出现困难，请大王快想办法。否则，秦军会有不归之虞。”
范雎这时已被拜为宰相，范雎说：“在敌国碰到廉颇这样的老将，确实难以对付。据我看来，廉颇拖住秦军是战胜秦军的唯一方法，要想战胜赵军，就必须使赵国改变这一作战策略；要想让他改变这一策略，就要把赵军的主帅换成一个急躁无知的人。我看这个人选只有赵奢的儿子赵括最合适。”
于是，范雎收买赵国官员，用各种方式制造假象，散布流言。没过几天，赵国朝野议论纷纷，说是廉颇年纪已大，失去了年轻时的锐气，不敢同秦军作战，如果换上年少有力的赵括，那秦军不久就会垮下去。赵王本就不明事理，老觉得廉颇拖泥带水，坚守不战实在太窝囊，这回听了议论，更是生气，立即派人前往催战。
但廉颇并不为赵王所动，而是对赵王之命置之不理，继续坚守不出。这使赵王非常恼怒，就立刻派人找到赵括，问他：“你能否把长平的秦军打垮？”赵括十分轻率地说：“如果是与秦国的武安君（白起）打起来了，我还得慎重地考虑考虑：王龅是不在话下的。不是我说大话，若是秦国碰上我，就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败下去。”赵王一听，十分高兴，立刻派赵括前去接替廉颇，做赵军的主帅。
赵括是赵国的名将赵奢的儿子。公元前270年，秦昭襄王派王龅越过韩国前去进攻赵国的阏与地区，赵王派赵奢带兵增援。赵奢并不急躁冒进，而是在离邯郸三十里的地方驻军近一月，做出畏思不前的样子，并派间谍报告秦军，说赵军胆怯，不敢同秦军作战。秦军见赵军驻扎得很远，又不敢前来，就麻痹起来。赵奢利用这机会，进行了两天的急行军，悄悄地接近秦军，占领了有利地形；然后派大军突袭猛攻，打得秦军措手不及，一败涂地，使秦国遭受了少有的重大损失。
赵奢是一个老成持重、具有丰富经验和真才实学的将军。但他的儿子赵括却是一位空谈家。赵括自幼聪明肯学，又热情好辩，跟父亲读了不少兵书，父子俩也经常辩论行军作战事宜。辩论时赵括口才便捷，又常常引经据典，赵奢往往不是他的对手，这就是所谓的“纸上谈兵”。赵括虽无实际经验，却因学了些理论知识，就十分狂妄自大，经常自我吹嘘，简直认为自己就是举世无敌的将军，但赵括的父亲和母亲都十分清楚，赵括只会夸夸其谈而已，并无真实本领。
此时赵括的父亲赵奢已死，赵括的母亲一听赵王任命赵括为主帅，惊慌万分，立刻去见赵王。她哭着对赵王说：“赵奢临死的时候曾嘱咐我，千万不可让大王重用赵括，因为行军打仗是十分凶险的事，需要万分谨慎。可赵括每当谈起军事却显得十分轻率随意。如果让他带兵打仗，非遭失败不可。再说，赵括也不会得到士兵的拥戴，他的父亲每当受了大王的恩赐，从不拿回家去，总是全部转分给将士；一旦接受命令，就全心全意地为国工作，从不过问家事。而赵括正相反，他做了将军，就盛气凌人，对大王的赏赐，他全都拿回家置办了房屋田产，对部下毫不关心。难道这样的人能做大将带兵打仗吗？还是请大王收回成命吧！”宰相蔺相如等人也极力反对，但赵王一意孤行，不肯收回成命。赵括的母亲见不可挽回，就对赵王说：“如果您一定要让赵括做主帅，将来他出了差错，请您不要怪罪我们全家全族，希望您能给我一张文书做证据，以免我们全家被杀。”赵王答应了她的要求，给她立了字据，保证赵括成功与否，均不会连累家人。赵括的母亲回到家里，知道赵括必败无疑，就分散了家财，遣散了众人。
赵括挂上帅印，来到长平，代替了廉颇，更换了一些主守的将领，统率了赵军，拆除了廉颇等人筑建的防御工事，做好部署，准备大举进攻秦军。
秦国得知赵军果然中计，派赵括代替了廉颇，十分高兴，也立刻调整了部署，派白起为大将，代替王龁，改王龁为副将，并增派了大批援军。
冯亭等一些老成持重的将领看到赵括急于进军，忙来劝阻，并把廉颇的策略解释给他听，希望他能继续坚守。但赵括却说：“廉颇懂什么？我有40万大军，声势浩大，士气正可用，遇见敌军，就要迎头痛击，不杀得秦国片甲不留，决不退兵！”
白起是身经百战的宿将，深知用兵之道，他决定先给赵括点甜头，以诱其出兵。白起派出几支小股部队前去挑战，接连几次被打得大败。赵括十分得意，第二天就亲率大军追出城来。王龁反而被迫防守，赵军就把王龁围住，连攻了几天。
长平之战图
赵括正在得意的时候，忽听军士报告：“后路已被秦国的大军堵死。”接着又有一位将军来报：“西面已布满秦军，无法通行，只有东面尚未发现秦军。”这时，赵括已三面环敌，只有东面还是空隙，他只得率领赵军往东面的长平关撤退。刚跑了五里多路，斜刺里冲出一支秦军，带队的大将蒙骜高喊：“赵括小儿，你已中了武安君的计了！”赵括一听武安君白起的名字，立刻吓得晕头转向，没有主意，就在半道上就地扎寨。冯亭等老将劝说道：“现虽四面被围，但我军势力尚大，如能拚死突围，可望回到大营。如果就地扎寨，被秦军四面围住，那就一个也跑不掉了！”赵括不听，执意在中途扎寨。
白起一见赵括扎寨，立即抓住时机，四面围住，赵括率领的赵军立刻成了孤军。赵括守了46天，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军士杀人相食，已无法支撑下去。赵括只得选派军士冲击，但每次均被秦军的强弓硬弩射回，死伤惨重。赵括眼见无计，只得自率五千精兵硬冲。他自己骑一匹快马，正撞上了秦军大将王翦和蒙骜，吓得拨马旁逃，却掉入陷坑之中，当即被秦军乱箭射死。赵军见主帅已死，失去了斗志，混战了一阵，就全部缴械投降。
白起把投降的40多万赵军分成10队，每队均有秦国军队看守。当天晚上，白起让人分给赵军牛肉和酒，犒赏他们，并告诉他们说：“老弱病残和愿意回家者明天即可离营，愿留在秦军中的人明天也可编入秦军队伍，发给兵器。”当夜，赵国降兵都安心地进入了梦乡。
白起对于上党地区投降赵国，深怀怒愤，他知道赵人不会真心降服，必欲除之而后安。他让秦军用白布包头，以示区别，然后分别突入赵国降兵的宿营地，把赵兵全都捆绑起来。白起早已让人挖好了许多大坑，然后把赵国降兵全部推入坑中，活活埋掉。一夜之间，赵国的40万降兵，就这样被白起杀掉了。白起只留下240名赵兵，让他们跑回赵国，宣扬秦国的“威风”。赵国得到了这一消息，立刻就变成了一片哀嚎的海洋。
赵国就这样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元气，秦国在实行“远交近攻”的政策以来第一次取得了极有成效的巨大胜利，从此在外交、军事等诸方面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
可以说，就是这一条反间计，决定了赵国和秦国乃至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命运，计谋之重要，不能不令人咋舌。其之所以被称为千古第一反间计，不仅由于它恰好运用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还在于其与众不同的巧妙之处，那就是通过让赵国改用幼稚轻率的主帅造成指挥失误来消灭赵国的大军，这种通过隐晦巧妙的更换来间接达到目的的方法，比普通的排除目标而直接达到目的的方法又高出了一个档次。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燕惠王即位。这时，燕国的大军已攻入齐国五年了，只有莒邑和即墨这两座城尚未攻下。燕国的主帅乐毅就把齐国的七十多座城邑设置了郡县，归燕国管辖，慢慢地经营起来。但燕惠王从当太子的时候，就看不惯乐毅，即位后当然不喜欢他。即墨的守将田单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刻派人到燕国散布谣言说：“乐毅攻入齐国已有五年，唯独两座城池不去攻克，原因就在于乐毅与新君有嫌隙，乐毅是想联络士兵，留在齐国，自立为王。”这一招果然有效，燕惠王立即下令换掉乐毅，让自己宠信的骑劫去当主帅。乐毅知道临阵换将，用意不善，恐遭杀身之祸，就跑到赵国去了，在那里他受到格外的尊重，被封为望诸君。骑劫比起乐毅来差得太远。田单一看计策成功，就先使人诈降稳住骑劫，然后夜间突出“火牛阵”大破燕军，再一鼓作气，收复了七十多座城池；然后从莒邑迎回齐襄王，重入临淄，再振齐国。
猜疑、嫉妒与武断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类的本性，反间计就是利用人类的这种本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设计这一计谋时，看准对象、抓住时机和讲究方法是成败的关键。例如，长平之战中的反间计，对象是赵孝成王，如果这位赵王不是年轻气盛、刚愎自用，而是老成持重、善于纳谏，反间计是决不会奏效的；如果不是廉颇三年不出战，也无从抓住时机，找出把柄来散布流言。至于以骑劫来取代乐毅的反间计，最关键之处还不在燕惠王这一对象，而在于抓住了“乐毅要在齐国自立为王”这一历代君主最为忌讳的“谋反”事件，更兼新君乍立，不信乐毅，这一计策的成功是有了很大把握的。
政治家的经验与年龄
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大意是说，有年轻的科学家，没有年轻的政治家。这话虽然绝对了一些，但其基本道理还是对的。科学家需要智慧，政治家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经验，有的时候经验比智慧更重要，甚至经验产生智慧，而经验如果没有一定的年龄作基础，一般是很难想象的。
在中国历史上，因饱经磨炼而成为政治家的例子不在少数，仅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齐桓公和晋文公。尤其是齐桓公，由无知小子终成五霸之首，其曲折的经历颇能说明问题。
齐国的公子小自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终于即位当了齐王，这就是齐桓公。他在他的老师鲍叔牙的极力推荐下，任用了自己的“仇人”管仲当国相，从此开始了他称霸诸侯的艰难的历程。
桓公元年，召见管仲。管仲到，桓公问：“国家可以安定吗？”管仲回答说：“如果您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如果您不能建立霸业，国家就不安定。”桓公说：“我可不敢有那么大的抱负，只求国家安定就行了。”管仲再次请求，桓公还说：“不能。”管仲就向桓公告辞说：“您免我于死，是我的幸运；然而，我之所以不为公子纠而死，是为了国家安定。国家不安定，要我掌管齐国大政而不去殉主而死，这是我不敢接受的。”说完走出去，刚走到大门，齐桓公又召回管仲。管仲回来，桓公流着汗说：“您既然坚持要建立霸业，那就勉力成霸吧！”
过了一段时间。桓公告诉管仲说：“我想乘现在诸侯之间没有战事的时候，稍稍加强军备。”管仲说：“不可以。百姓有困难，您应该先亲百姓而后考虑军备。与其厚爱军队，不如厚爱百姓，只有百姓安定了，军队才能可靠。百姓尚未安定，您不把百姓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这是外对诸侯不亲，内对百姓不亲。”桓公说：“好。”这件事没有能实行。
后来，国家混乱，桓公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说：“不行。”桓公不听，增加了军备。一次，桓公与宋夫人在舱中饮酒，宋夫人晃起船来吓唬桓公。桓公十分生气，把宋夫人休了。宋国接受了宋夫人，并让她改嫁给蔡侯。第二年，桓公很生气地对管仲说：“我想讨伐宋国。”管仲说：“不行，我认为我们的内政没治理好，对外作战不会成功。”桓公不听，出征伐宋。结果各国都来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桓公回来以后。大怒，对管仲说：“请您替我加强军备。我的战士缺乏训练，我的兵力又不充实，所以诸侯国才敢援助我的仇敌。”管仲说：“不行。这样就更危险了。对内夺取民用物品，鼓励兵士参战，这是国家大乱的原因。对外攻打诸侯国，招致各国的怨恨，行义之士也不肯到齐国来，国家怎能没有危险？”鲍叔也说：“您一定要采纳夷吾（即管仲）的意见。”
齐桓公不听管仲的话，增加税收，加强军备。鲍叔牙对管仲说：“从前，您想建立霸业，而现在，国家是如此之乱，您打算怎么办呢？”管仲说：“齐桓公的性格急躁，主意经常改变，还不够成熟。我们要耐心地等待他的觉悟。”鲍叔牙说：“这样一来，国家不是受损失了吗？”管仲说：“不要紧的，国家的政事我还在暗中办理，我们还有时间等待。既然诸侯国的卿相没有比我们更贤能的，我们也暂时不怕别人的攻打。”
又过了一年，宫廷里因为争权夺利杀了许多人，鲍叔牙又对管仲说：“这难道不是齐国的损失吗？”管仲说：“这怎么是齐国的损失呢？他们都是一些势利之徒，死了正好。我所忧虑的是别的诸侯国的义士不肯到齐国来，齐国的贤人也不肯为我所用。”
桓公又在国内整顿军队。桓公三年，桓公将讨伐鲁国，说：“鲁国本来与我接近。是我的邻国，那么快出兵救宋，我一定要讨伐它。”管仲说：“不可以。我听说有志之士不常用兵打仗，不增加自己过错，这样国家就能安定；相反地，经常用兵打仗，忌恨小辱，增加自己的过错，就危险了。”齐桓公不听，兴师伐鲁，到了长勺。鲁庄公出兵抵抗，大败齐军。齐桓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而是说：“我若以三倍兵力包围它。它怎么能阻挡我？我的兵力还是太少了。”
桓公四年，他整顿军队，已有训练齐整的十万甲士，五千乘兵车。桓公说：“这次我已经练好了，兵也增多了，我要征服鲁国了。”管仲叹息说：“齐国危险了。您致力于战争，天下拥有十万兵甲的国家并不少，我们要用小的的兵力征服大的国家，国内失掉了民心，诸侯又有戒备，我们只好行诈，而不实行仁义之法，在此情况下，国家想不危险，办得到吗？”
齐桓公不听，出兵于鲁。鲁国不敢迎战，只在离国都50里的地方设关防卫。鲁国请求服从齐国，齐国也不要再入侵鲁国。桓公答应了鲁国的要求。鲁国要求会盟，说：“鲁是小国，当然不带兵器，也希望您也不带兵器；否则，诸侯各国还以为我们是在打仗。”齐桓公同意了。管仲说：“不行。各诸侯国对您都很忌恨，您还是就此告退为好。您真的不要削弱鲁国了；如果您一定要削弱鲁国，那么，诸侯就会说您太贪了。以后有事，小国会更加顽抗，大国也更加防备，这对齐国都是十分不利的。”桓公不听。管仲再次建议说：“您千万不能去同鲁国人会盟。鲁国人怎么能不带兵器？曹刽的为人，奸诈而又阴毒，不是可以用盟约取胜的。”桓公不听，果然与鲁君相会。
鲁庄公怀中带着剑，曹刽也带着剑。到了会盟坛后，鲁庄公从怀里抽出剑说：“鲁国边境离国都只有五十里了，也不过一死而已。”左手举剑指着齐桓公，右手比着自己说：“让我们一起死了吧！我死在您的面前。”管仲见此情景，跑向桓公，曹刽马上抽出剑站在两个台阶之间，说：“两位国君将要改变原来计划，谁也不可进前！”管仲说：“君主请把鲁国的土地还给鲁国，以汶水为界吧！”桓公答应，同意以汶水为界，这才回到了齐国。
回国以后，齐桓公有些成熟了。桓公这次回来后努力整顿政治，再增加军备，自守边疆，不干涉他人，停止过分的行为，并且息兵停战了。
齐桓公五年，宋国伐杞国。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宋国本来是我要讨伐的，无奈诸侯国都来援助它。现在，宋国讨伐杞国，我想去救杞国，这可以吗？”管仲回答说：“自己的内政还没治理好，向外推行仁义就没人信服。您现在要通过派兵救助杞国来推行仁义，诸侯国会依附您吗？”桓公说：“此时不救，以后就没有讨伐宋国的机会了。”管仲说：“您作为君主，不应该贪图土地。贪图土地必然勤于用兵打仗，勤于动兵必然使百姓辛苦，君主就要行欺诈。当然，如果能保守秘密，对敌人进行欺诈还是可以取胜的，但对百姓实行欺诈就不会取得成功，而国家也就会发生动乱。一旦发生了动乱，就会危及到君王的生命。因此，历代的明君都不在军事上下功夫！”齐桓公听了，说：“那应该怎么办呢？”管仲说：“依我之见，您可以去同宋国交涉；如果交涉不成，您再接受杞国并对杞国加以赐封。这样一来。您就是对外行仁义之道了。”齐桓公问鲍叔牙说：“您觉得怎么样？”鲍叔牙说：“您完全可以照这个意见去做。”
桓公便派遣孙宿出使宋国。宋国不听，桓公便送给杞国兵车千乘，战士千人。第二年，狄国讨伐邢国，邢国国君逃至齐国，桓公又为之修筑夷仪城（今山东省聊城市西），也送兵车百乘，战士千人。又过一年，狄国讨伐卫国，卫国国君逃到虚这个地方，桓公还要封他。有的大臣说：“不行。这三个国家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小。现在您只想赠给他们土地，国土用尽了怎么办？”桓公问管仲说：“您看怎么办？”管仲说：“您有了推行仁义的名声，又得实际的好处。您还应该干下去。”桓公又问鲍叔，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办事。”齐桓公就把丘城封赐给卫君。并送兵车五百乘，战士五千。
封赐了卫国国君以后，第二年。桓公问管仲还应该干什么事，管仲回答：“您在国内治理好政事而且劝勉百姓，就可以取信于各国诸侯了。”于是，齐桓公就减轻赋税，放宽关卡市场的税收，建立赋税和赏罚制度。实行了这些以后，管仲又请求说：“您还应该实行慰问病人的制度。我愿您实行有赏而无惩罚的制度，实行五年，就可使各国诸侯依附于您。”齐桓公说：“好。”
制度实行以后，管仲又请求说：“在对待诸侯国的礼节问题上，我们要做到：齐国送豹皮给诸侯国，小的诸侯国以鹿皮回报就行了；齐国送马给别国，小国以狗回报就行了。”桓公同意并做到了。管仲请求在国内和诸侯国实行奖赏措施，桓公说：“好。”也做到了。
管仲负责在国内行赏的事，齐桓公负责对诸侯国行赏的事；如果有的诸侯国大国君做了好事，就以重礼祝贺他；国内各种士民有做好事的，就送给他衣服和食物。凡诸侯国的大臣有给君主提建议并且建议正确的，就送印章去慰问，以示赞许。
桓公实行了这些措施后，又问管仲说：“还应该做什么？”管仲说“隰朋聪明敏捷，可命他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坚强而纯良，可以命他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卫国的教化，诡薄而好利，公子开十分聪明敏捷，办事不能持久但喜欢创始，可以派他出使卫国；鲁国的教化，好六艺而有礼，季友的为人精细，博文而知礼，多行小的信用，可出使鲁国；楚国的教化，机巧文饰而好利，不好实行大道义而喜好小的信用，蒙孙政教广博而辞令美巧，不好实行大的道义而喜小信，可出使楚国。当小的诸侯国已经服从，大国诸侯已经亲附时，就可以开始叫他们实施政令了。”
齐桓公说：“好！”于是，派遣公子开方到卫国，派季友到鲁国，派蒙孙到楚国。五年后，果然各国诸侯都亲附了。
不久，狄国又要讨伐别的国家，桓公通告各国诸侯说：“请出兵救援被讨伐的国家。如同意，大国请出兵车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国出兵车一百乘，士卒一千。”各国诸侯都答应了。齐国出了一千乘，士卒若干先到了缘陵，待各国人马到齐后出兵会战，打败了狄国。这是对齐国的国际威望的第一次成功的检验。
缴获的狄国的车甲与物资，都分给了小的诸侯国；大诸侯国就近分了狄国的县，但没有践踏狄国的都城。北州诸侯没有来参战。齐桓公就对南州诸侯说：“狄国无道，违犯天子命令而征伐小国，我们由于服从天子，才救援被讨伐国家。但北州诸侯未到，这是上不听天子命令，下对诸侯无礼，我请求大家惩罚它。”各诸侯都同意。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攻取孤竹国，拦阻山戎国。
在取得了这些成绩以后，桓公看着管仲，又问道：“还要做些什么？”管仲回答说：“您可教诸侯为百姓积聚粮食。至于军备不足，您可发兵相助。这样，您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照办，便告示各诸侯。要求备足百姓三年的口粮，用余力整顿军队。军备不足的，把情况报告齐国，齐国可发兵相助。
办完这件事以后，桓公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回答说：“您考察他们君臣的关系，就可以对其施行政令了。”桓公问：“用什么办法考察呢？”管仲回答说：“诸侯不准擅自立妾为妻，诸侯不准擅自诛杀大臣，对国家没有功劳的人不准擅自给予禄赏，士和庶人不准擅自抛弃家室，不准随意修筑堤坝，不准囤积粮食，不准滥砍木材。实行一年后，您对那些不服从的人就可以开始惩罚了。”于是，齐桓公就向诸侯公布上述规定，诸侯都同意并且执行。
满一年。吴国讨伐齐国的谷城，桓公尚未普遍通告，各诸侯国的军队就都来了，等待桓公。桓公率兵车千乘在边境与诸侯会合，但军队尚未开到，吴国就逃跑了。诸侯国也罢兵。
桓公回来以后，就问管仲说：“我们还做什么事？”管仲说：“可以对诸侯施行政令了。”管仲还说：“从今后的两年，诸侯中的嫡长子不孝父母，不爱护兄弟，不尊敬国家的良臣，这三条罪状中有一的，可以诛杀。诸侯的大臣管理国家大事，三年中没有好的政策，可以惩罚。国君有过失，大夫不劝阻，可以惩罚。士和穷人做善事，大夫不引荐，可以处罚。官吏了解的士和庶人中，有贤良和孝悌的要赏赐。”桓公接受并实行了这些建议。邻近齐国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侍奉的。
从此以后，有兵车的集会有六次，乘车的集会有三次，桓公享国达四十二年。
有经验不一定能成为政治家，但真正成熟的政治家肯定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纵观齐桓公称霸的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第一，齐桓公早年罹乱，对他性格和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祛除了公子哥的习气，善于隐忍，同时也树立了强国的理想；第二，齐桓公性格既有强硬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纳谏、知错善改的一面，这样的性格使他不易气馁，一步步地成熟起来；第三，有管仲这样的贤臣辅佐（其实，如果有前两个方面，即使没有管仲，也会有别的人来辅佐他）。所以，经历、性格、理想是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的基本因素。
真正的宽怀大度
我们经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是赞扬宰相的度量。当然，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宽怀大度总比小肚鸡肠要好。然而，有时某些宽怀大度又不是那样单纯，好像与道德有点龃龉，这就需要我们做具体分析了。
在楚汉相争的时候，楚王的著名将领季布率军进攻汉王刘邦，经常使汉王刘邦受困，有几次甚至使汉王险些丧命。
项羽灭亡之后（公元前202年），高祖就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并且命令说对于收留、窝藏季布的人要夷其三族（即杀掉三族，关于三族，说法不一，一般指父族、母族、妻族），连坐其罪。
于是，天下官吏都积极地搜捕季布，季布无处可逃，就藏匿在濮阳的一位姓周的人家里。周先生也不敢私自收留他，就将季布的头发剃掉，用铁环束在他的颈上，给他穿上毛布衣服，装在丧车里面，连同他的仆人数十人，送到鲁国卖给朱家。
朱家是当时有名的豪侠，交游十分广泛，也非常有势力。他当然知道这个人是季布，也知道不可能长期藏匿下去。于是，就在洛阳拜见汝阴侯（夏侯婴）滕公，对他说：“臣下各为自己的主上效命。季布为项籍（即项羽）重用，为项籍卖力，那是他的职责；而且，项籍的臣子也没有办法一一都杀了。现在，皇上刚刚取得了天下，单只为了一己的私怨，要搜捕处罚季布一人。为什么要让天下人觉得皇上胸襟狭窄呢？况且以季布的才干，被汉朝这样严厉地搜捕，如此下去，他不向北逃亡胡地，就会向南逃亡越地。一个国家最忌讳的就是贤能英勇的人跑去帮助敌人，因为这样，君王可能落得像楚平王被伍子胥鞭尸一般的下场。您何不找个闲暇的时候对皇上说明呢？”
滕公答应了，等到闲暇的时候，就照朱家的意思向高祖进言。高祖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就赦免了季布，并且召见了他，任命他为郎中。
当时的诸侯都赞美季布能够将刚强的心性，变得这样的柔弱；朱家也因此而名闻于当时；而其中得益最大的是刘邦，他以政治上的宽怀大度赢得了民心，使他的敌人不再以必死的决心对抗他，刘邦因此顺利地解决了建国初期的政治上的某些困难。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庄王是一位深有谋略智慧的国君。有一次，楚庄王在平定令尹若敖氏的叛乱之后，非常高兴，大宴群臣。他说：“我已经六年没有喝酒了，今天破例，希望大家能喝个尽兴。”一群文臣武将就放开豪饮，庄王也让自己最宠爱的妃子许姬出来为大家斟酒。正在酒酣耳热之际，忽来一阵大风，吹灭了堂上的蜡烛。这时，有一人趁黑暗之际拉住了许姬的袖子，并捏她的手，调戏了她。许姬灵机一动，顺手把他帽子上的帽缨摘了下来，她把帽缨交给了庄王，告诉了他自己被人调戏的事。
庄王忽然大喊道：“且慢点蜡烛，今晚大家痛饮，不必穿戴整齐了，请把帽缨摘下来吧！”大家莫名其妙，也只好稀里糊涂地摘下帽缨。一直到饮酒完毕，庄王和许姬也不知是谁调戏了许姬。庄王对许姬说：“武将们是一群粗人，发了酒兴，又见了你这样的美人，谁能不动心，如果查出来治罪，那就都弄得没趣了。”
后来，那位酒醉调戏许姬的人在战争中五次杀退敌人的进攻，救了楚庄王的性命。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没有追究那位醉后调戏他的妻子的人。最后赖其拼死相救，才没有死于战阵之中，后世传为佳话。但孟尝君似乎不同，他不是像楚王那样重视将领、爱护将领，而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政治与人情之间的纠结，实在是难以理清。
孟尝君的一个门人与孟尝君的夫人私通。有人看不下去，就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门人作为您的手下亲信，却背地里与您的夫人私通，这太不够义气了，请您把他杀掉。”孟尝君说：“看到相貌漂亮的人就相互喜欢，是人之常情；这事先放在一边，不要说了。”
过了一年，孟尝君召见了那个与他夫人私通的人，对他说：“您在我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大官没得到，小官您又不想干。卫国的君主与我是好朋友，我给您准备了车马、皮裘和衣帛，希望您带着这些礼物去卫国。与卫国的国君交往吧。”结果，这个人到了卫国很受重用。
后来齐国、卫国的关系恶化，卫君很想联合天下诸侯一起进攻齐国。那个与孟尝君的夫人私通的人说对卫国国君说：“孟尝君不知道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竞把我推荐给您。我听说齐、卫两国的先王曾杀马宰羊，盟誓说：‘齐、卫两国的后代，不要相互攻打，如有相互攻打者，其命运就和牛羊一样。’如今您联合诸侯之兵进攻齐国，这是您违背了先王的盟约，并且欺骗了孟尝君啊。希望您放弃进攻齐国的打算。您如果听从我的劝告就罢了，如果不听我的劝告，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也要用我的热血洒溅您的衣襟。”卫国国君在他的说服和威胁下，终于没有进攻齐国。
齐国人听说了这件事后说：“孟尝君可以说是善于处事、转祸为福的人了。”
谁说孟尝君不善养士呢？他曾赖鸡鸣狗盗之徒脱身于虎狼之秦，又曾赖妻子的奸夫免去了齐国遭受进攻的灾难，其胸襟也实在是够宽广的了，只是让人觉得有些别扭。
老庄哲学
庄子齐万物、齐是非、齐物我、齐生死，看起来好像十分深奥，很难理解，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庄子在考虑事物的意义时，总是把一个具体事物放到一个更大的参照系中去考察，而这个参照系又不断地扩大，甚至是无限地扩大；因此，那个具体事物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断地缩小，无限地缩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一来，生死是非、万事万物也就没有差别了。可以说，这就是理解庄子哲学的“秘诀”。
庄子的哲学的确可以解放思想，开阔人们的胸怀；但在不肖者那里，它也可以变成游戏人生乃至放浪形骸的托词和借口，这是必须注意的。
庄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主张无为而治，在人生态度方面主张摒除一切世俗杂念的“逍遥游”，提倡“圣人无功”、“至人无名”。下面的这篇“逍遥游”，是体现庄子思想的重要篇章。
北海有一种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大，不知它有几千里。鲲变化成鸟，鸟的名字叫做鹏。鹏的背，不知有几千里长；鼓动翅膀而飞，它的翅膀就像垂挂在天上的云彩。这只鸟在海动风起时迁徙到南海去。南海这个地方——是天然的大地。《齐谐》这本书，是专门记载怪异的事物的。《齐谐》上说：“大鹏迁往南海时，翅膀击起的水花有三千里，拍附着旋风向上飞到九万里的高处，它飞了六个月才停歇下来。”蒸腾的游气呀，灰尘呀，小生物等都是被风吹着在空气中游荡的。天气苍苍茫茫，这是它的本色吗？莫非它高远得没有尽头？鹏从九万里的天上向下看。也就像这样的情形。
水的聚积不深，就不能浮载大船。在屋里的洼地中倒些水，可以用小草当船，在水面上飘浮；放上一个大器具就要胶在地上，这是水浅而“船”大的缘故。风的强度不大，就没有力量承受巨大的翅膀。所以，鹏高飞九万里，那风就在它的下面；然后才乘着风力，背负青天而无阻碍地飞往南海。
蜩和斑鸠嘲笑大鹏说：“我们什么时候愿意飞，一下子就飞起来了，碰到榆树、松树就停落在上面；有时力气不够飞不到，落在地上就是了。你为什么要飞到九万里的高空，还要向南飞到南海去呢？”
到郊外去的人，只带三餐饭当天就可以返回，肚子仍然是饱的；去百里远的人，要用一夜的时间舂米备粮；去千里远的人，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准备粮食。蜩和斑鸠这两个小生物又知道什么？
小智赶不上大智，寿命短的赶不上寿命长的。根据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见光死的“朝菌”不知道一天的时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蟪蛄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这就是只带三餐饭寿命啊。楚国的南边有一种长寿的灵龟，把五百年当做一个春天，五百年当做一个秋天。上古时有一种大椿树，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天，八千年当做一个秋天，这就是寿命长啊。彭祖活了八百岁，以长寿而著名，一般人要与他相比，不也是很可悲吗？
……
所以，才智能胜任一官之职的人，品行切合一乡人的心意的人，道德能投合一位国君的喜好的人，才能取信于全国的人——他们自鸣得意，也和蜩、斑鸠一样，然而宋荣子对他们只一笑而已，全世界的人都称赞他，他也不会更努力，全世上的人都批评他，他也不会更加沮丧。他区分了内我和外物，分清了荣辱的界限，知道不过如此而已。宋荣子在世上，并没有急切地追求什么；不过，他还有尚未达到的最高境界。
以上是庄子的观点。他认为，世俗之人都是“有所待”的，是不自由的，不能达至“逍遥游”的境界；实际上，他（它）们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大小，长短，高低，没有贵贱之分，本质上都是“有所待”。只有所谓能“乘天地之正，驭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才能“逍遥游”——只有至人、神圣的人才能到达这种境界。
愚忠、愚孝
中国人讲万事孝为先，历史上也有很多朝代以孝治天下。的确。在我们这个自然血缘伦理型的国家里，孝确实是根本。如果此本不正，一切价值观念都将无从建立。但是，如何辨别真孝与愚孝，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好的。
众所周知，曾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孝子。然而，要想做到孝，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单凭一颗孝心还是远远不够的，有时会适得其反。在孔子那里，孝，是一门深刻的哲学。
曾子给瓜秧除草，却误把瓜秧的根给斩断了。他的父亲曾晰大怒，拿起大木棍打曾子。曾子被打倒在地上，昏了过去，过了一会才苏醒过来，他赶快立起身来，上前说：“先前我做错了事，得罪了您，您用力来教育我，不是想让我赶快改正吗？”说完，曾子退到屏风后弹琴而歌，意思是想让曾晰听到他的歌声，知道他平安无事，不要为他担心。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就告诉别人说：“如果曾参（即曾子）来了，不要让他进屋。”曾子自以为没有什么过错，就派人去向孔子致歉。孔子说：“你没有听说瞽叟有个儿子，名叫舜。舜侍奉他父亲时，他父亲找他去做事，舜十分顺从，从来都是在他的身边。父亲想要杀死他，舜未曾使他得逞。他的父亲用小的木棍打他，就忍着；用大杖打他，就溜掉，这是为了逃避父亲的暴怒。现在，你起身去等待父亲暴怒打你，站在那里不离开。如果打死了你，你就使父亲陷入不义的境地，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孝的呢？”
凭曾子的才学，又身居于孔子的门下，有了过错自己居然不知，要做到孝可也真难呀！
我们今天看来，孔子主张的并不是愚忠、愚孝，不是“老子无过天无过”（意思是，父母和老天爷是不会有错的），不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在孔子那里，在忠、孝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东西，这就是道：一切要以道为转移，父母、君王都必须遵守这个道，否则，即使是父母君王，也可以不服从。后来的愚忠、愚孝，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人民而制造出来的，是与孔子的本意相冲突的。因此，那些迂腐、禁锢的封建观念绝不是孔子的主张，也绝不应该成为我们信奉的教条。
患难见人心
关于如何考察朋友的谚语很多，如“疾风知劲草”，“患难见人心”，“患难之交”等；西方的谚语也很多，我们最熟悉的有“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等。这都是人们千百年来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但在现实当中要想运用这些经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公元前552年，晋国公卿内部由于栾祁作乱，引发了一场混乱。
起初，晋国的大夫栾桓子曾迫使范鞅一度逃离晋国。后来，范鞅回国，当然就对栾氏十分仇恨。栾桓子娶了范宣子的女儿栾祁为妻，生了栾盈。栾桓子死后，栾祁和栾氏的家臣州宾私通，整个栾氏家产几乎都为州宾所占有。栾盈对此当然极为不满，栾祁害怕栾盈干涉，便抢先到范宣子面前说栾盈的坏话（恶人先告状），她说：“栾盈对范氏始终不满，他一直以为他父亲栾桓子是范氏害死的，所以一直图谋叛乱。栾盈虽然是我儿子，但我怕他伤害您，不敢不告诉您这件事。”
栾盈是个十分有威望的人，他为人大方，喜好施舍，很多士人都归附于他。范宣子本来对栾盈就很不放心，害怕他对自己不利，又听栾祁这么一说，更加信以为真了。于是，他找了个借口，欲治栾盈之罪，逼得栾盈逃亡到楚国。接着，范宣子又将栾盈的亲族好友杀了一批，关押了一批。晋国大夫叔向也被认为是栾盈一党，因而遭受了关押，后来虽被释放，却被软禁在家。有人对叔向说：“您无缘无故地被关押，又不能为自己洗清，这能算聪明吗？”
叔向说：“我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还有人被杀，被迫逃亡呢！比起他们，我今天仍是悠哉悠哉地过日子，这不是很聪明吗？不是很好吗？”叔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坚信总有一天自己的冤屈会得到申诉。
果然，不久以后，晋悼公的宠臣乐王鲋便前来求见叔向，他对叔向说：“您无故获罪，真是太冤了，我要向国君为您鸣冤。”叔向听了，只微微一笑，并未理睬他。
乐王鲋本来是一片好心，反而自讨没趣，只好悻悻而去。叔向见他走了，连送也不送。叔向手下的人见此，就都纷纷责备叔向对乐王鲋太不礼貌了。叔向说：“乐王鲋对这件事能起什么作用呢？这件事的解决，只有靠祁奚祁大夫才行。”
祁奚（即祁黄羊）就是那个“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人。叔向手下的人不解地问：“乐王鲋是国君的宠臣，他所说的话，国君没有不照办的。按人之常情，是应该请求他的帮助的。他想请求国君赦免您，您又不答应。而祁大夫已经告老退休，指望不上，您却一定要依靠他，这是为什么？”叔向说：“乐王鲋之所以得国君的宠爱，是因为他一切都顺从国君的意见，他怎能为我辩解呢？而祁大夫就不同了。想当初，国君让他举荐人才，他就推举一贯与他作对的人，还推举他自己的亲人，被人誉为‘荐贤不避仇，举才不避亲’的正直的人。因此，为我辩解，只有靠他了。”
果然，几天以后，晋悼公向乐王鲋询问叔向的罪过，乐王鲋便顺着晋君的意思说：“他的哥哥羊舌虎与栾盈一党，他也可能参与策划叛乱。您关押他，并没有错。”
这时，祁奚已经告老在家闲居了，但当他听到叔向受牵连一事，立刻坐着车子去拜见范宣子。他对范宣子说：“《尚书》上曾说：智慧之人有谋略，善训诲，这样的人应当相信他，保护他。叔向为国谋划而少有过错，教育别人而不知疲倦，这样的人正是国家的栋梁，即使他的十代子孙有过错都要赦免，以此来勉励有能力的人，怎能让这样的人蒙冤致死呢？想当初，鲧被诛戮而他的儿子禹却继承王位；商朝时，宰相伊尹流放了违法的太子之子太甲，太甲登王位并不怨恨他；管叔、蔡叔因谋反被杀而他们的兄弟周公却能辅佐成王。这样的事在古代很多，为什么叔向要因为哥哥羊舌虎而受牵连？”祁奚的一番话说得范宣子心服口服，于是他们俩便同乘一辆车面见晋悼公，劝说他赦免了叔向。
祁奚荐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是十分有名的。
祁奚是晋国的一个七十多岁的中军尉，他看到军队强大了，自己就想告老还乡。可他的职位无人接替，晋悼公就让他推荐一个人，祁奚首先推荐了解狐。悼公十分惊讶地问道：“解狐不是跟您有仇吗？您为什么推荐他呢？”祁奚说：“您问的是谁接替我的职位最合适，不是问谁跟我有仇。”晋悼公很佩服祁奚的看法，马上下令征召解狐前来任职，可解狐还没等上任就病死了。这回，祁奚推荐的是祁午，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晋悼公不再多问，就让祁午任中军尉的职，结果干得很好。后来中军尉的副手羊舌职死了，祁奚又推荐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任职，晋悼公也同意了。事实证明祁奚的推荐是完全正确的。
叔向的分析是极为正确的，乐王鲋之所以得到国君的宠爱，是因为他一切都顺从国君的意见，叔向的错案就是国君定的，想让乐王鲋这样的阿谀之人替你辩解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像祁奚那样的敢于坚持正义的人，才有可能为人鸣冤。
叔向分析的这条道理，不仅在古代适用，即使现在也仍然有其意义。
妻妾和臣民
政治不平等，言论必然没有自由。即使有言论，恐怕也是“有所求”，“有所怕”。邹忌讽齐王纳谏的例子可谓意味深远。
齐国的国相邹忌身高八尺有余，是一位相貌奇伟英俊的美男子。一天早晨，他穿好衣冠上朝，一边照镜子一边问夫人：“人家都说城北的徐公美。你看，我跟徐公相比，哪一个长得更英俊呢？”他的夫人回答：“当然是您长得英俊潇洒，徐公怎能跟您比？”所谓城北的徐公，是齐国著名的美男子。邹忌听到他的妻子说他比徐公还美，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于是就问自己的妾：“我跟徐公谁长得英俊？”妾回答说：“徐公怎能和您比？”第二天，有客人来访邹忌，邹忌跟客人谈话时，他又问客人：“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客人回答说：“徐公当然不如阁下漂亮啦！”
第三天，徐公来到邹忌家，邹忌仔细看徐公，再比一比自己，自认为并不如徐公英俊；再对着镜子仔细看看自己，也觉得远不如徐公漂亮。到了晚上，邹忌躺在床上思索，并且自言自语：“我的妻子之所以说我英俊，是因为她爱我；我的妾夸赞我，是因为她怕我；客人也说我英俊，是因为他有求于我。”
于是邹忌上朝时对齐威王说：“臣确实知道自己远不如徐公漂亮。但是由于臣的妻爱臣，臣的妾怕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于是他们就都夸赞我比徐公英俊。如今齐国地方千里，是个有120座城池的大国，宫娥都爱君王，而朝廷群臣都怕君王。由此可见，君王一定被人蒙蔽得很厉害。”齐威王说：“贤卿的话很有道理。”
于是，齐威王乃立刻颁布诏令说：“从今以后，凡是齐国臣民，能够当面指出寡人的过错的，可接受‘上赏’；上书直谏寡人过错的，可‘中赏’；能在街头巷尾批评寡人过错的，可‘下赏’。
这道诏令刚一公布，群臣就争相进谏，王宫门前犹如市场一样，几个月以后，还经常有人向朝廷进谏；一年以后，想要进谏的人已经无话可说了，因为所有的意见都已经献给朝廷。燕、赵、韩、魏等国听说了这个消息后，都纷纷派使使节前来朝拜，这就是所谓“在朝廷上战胜敌国”。
在中国历史上，臣下敢于直言进谏、君主从谏如流的事是很多的，但能够像齐威王那样敢于让天下百姓直言进谏的事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齐威王的做法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邹忌能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服齐王，让他明白自身处于蒙蔽之中。邹忌也因为这一次对齐王的讽谏而名垂青史。
“我的妻子之所以说我英俊，是因为她爱我；我的妾夸赞我，是因为她害怕我；客人也说我英俊，是因为他有求于我。”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反省啊！不平等便必然“有所求”、“有所怕”，“有所求”、“有所怕”就不会有真实的言论，没有真实的言论就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齐王虽然一时纳谏，但不代表他永远纳谏，更不代表别人纳谏。因此，再深刻的自我反省也是不可靠的，只有建立了平等的制度，才不会有妻妾与臣民对丈夫与君王的畏惧，才会有真实可靠的言论，也才会有公正的现实。
纳谏与人格
从谏如流是古代君主贤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对仁政理想的一种向往。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没有民主权力，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贤相的身上。明君贤相与昏君奸臣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从谏如流还是一意孤行。当然，无论级别高低，只要是统治者，在嘴上总是标榜自己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统治者是一意孤行的。为什么呢？道理并不深奥，说穿了，就是因为听取大家的意见意味着损失个人的利益，而一意孤行则往往是与一己之私密切相关的。因此，从人性的某些方面来讲，从谏如流是难以做到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或是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有些统治者也确实能够从谏如流。
春秋战国时期，王斗是一位著名的慷慨直言之士。他认为齐国政治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能亲近贤人，于是便登门要见齐宣王。宣王让守门人领他进来，王斗说：“我进去拜见大王，是趋附权势；而大王出来接见我，则是喜爱贤士。对大王来说，怎样做好呢？”守门人又回去报告了，齐宣王说：“让先生等一会，还是让我去迎接他吧。”
齐宣王于是快步走出到门口迎接王斗，和他一起进来，对王斗说：“我继承祖业，治理这个国家。听说先生能直言不讳，希望能给我提意见。”王斗回答说：“大王听说的不真实。我王斗生在乱世，侍奉的是一个昏庸无道的君王，哪里还敢直言进谏呢？”齐宣王气得变了脸色，很不高兴。过了一会儿，王斗说：“从前，齐桓公所追求的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以封地，立为霸主。如今，大王您也有四个爱好。”宣王说：“我这人愚昧浅薄，守护齐国，只怕失去它，哪里还敢有什么爱好呢？”王斗说：“不对。先王喜欢马，大王也喜欢马；先王喜欢狗，大王也喜欢狗；先王喜欢酒，大王也喜欢酒；先王喜欢女色，大王也喜欢女色；先王喜欢贤士，但大王却不喜欢贤士。”齐宣王说：“当今世上没有贤士，让我喜欢什么？”王斗说：“世上并没有骐骥这样的千里马，但给大王拉车的都是骏马；世上并没有卢氏那样的好狗，可是大王的良狗已经很多了；世上并没有西施那样的美人，可是大王的后宫里已挤满了美女。大王只是不喜欢贤士罢了，怎么会发愁没有贤士呢？”齐宣王说：“我还是忧国爱民的，当然希望得到贤士来治理国家。”王斗说：“大王所谓的忧国爱民，实际上还赶不上对一尺绉纱的喜爱。”齐宣王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王斗说：“大王让人做帽子，不交给左右的亲信，却交给工匠去做，道理很简单，是因为工匠才能干好。如今大王治理齐国，不是亲近的人就不用。所以我说，您的爱国爱民的心情，不如爱一尺绉纱。”
齐宣王于是告罪说：“我对国家是有罪的。”于是选拔了五位贤人做官，齐国因此大治。
应该说，齐宣王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做出突出的业绩，也不怎么著名，自己也有很多缺点，但他能够听取意见的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他对于齐貌辨进谏的态度也说明这一点。
靖郭君田婴对门客齐貌辨非常信任，也十分尊重。但齐貌辨的为人却有许多小毛病，很难与人相处，其他的门客都不喜欢他。有个叫士尉的门客为此向靖郭君提建议，想把齐貌辨赶走，靖郭君不听，士尉就告辞而去。孟尝君也私下里劝说靖郭君驱逐齐貌辨，靖郭君大怒，说：“灭门破家，如能使齐貌辨高兴的话，我也会在所不惜！”于是，齐貌辨被置到上等客舍居住，靖郭君让长子早晚亲自送去饭菜。
几年之后，齐威王死了，齐宣王即位。靖郭君与齐宣王的关系十分恶劣，他就辞别宣王，与齐貌辨一起到了封地薛，并一起住在薛地。不久，齐貌辨向靖郭君告辞，要求去晋见齐宣王。靖郭君说：“齐王对我不满意，甚至恨我，您去见他必死无疑。”齐貌辨说：“我本来不是去求生的，希望您放我前去。”靖郭君也无法阻拦。
齐貌辨来到了齐国的都城，齐宣王听说他要来，早就满怀怒气地等待着他。齐宣王见到齐貌辨，劈头就问：“您就是靖郭君言听计从的人吧！”齐貌辨说：“靖郭君喜欢我倒是实有其事，言听计从却未必。还是大王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太子长相不仁，眼睛斜视，下巴太长，像这样长像的人，不能按常理办事，不如废掉太子，另立卫姬的儿子为太子。’靖郭君流泪说：‘不行，我不忍心这样做。’如果当初他按我的话去做，现在就不会被赶到薛地去了，这是第一件事。到了薛地以后，楚国的昭阳将军要用比薛地大好几倍的地方来交换薛，我又对靖郭君说：‘您一定要交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靖郭君却说：‘我从先王那里接受薛这块封地，虽说得罪了大王，若把薛地交换出去，我又如何向先王交待呢？况且先王的宗庙还在薛地，我怎么可以把先王的宗庙交给楚国呢？’靖郭君又没有听我的话，这是第二件事。”齐宣王叹了口气，感情激动，脸色也变了，说：“靖郭君对于我竟然这样有情义啊！我年轻，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先生能替我把靖郭君请回来吗？”齐貌辨说：“我当然恭敬地听从您的命令。”
靖郭君戴着齐威王生前赐给的衣服、帽子，佩带着先王赐给的宝剑来到国都。齐宣王亲自到城郊外迎接，看到靖郭君就流了泪。靖郭君刚到朝廷，齐宣王就请他继续做相国，靖郭君再三推辞，不得已才接受下来。过了七天，靖郭君又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要求辞去国相，仍不得允许。要求了三天，最后宣王才同意。
齐宣王曾被孟子骂为“望之不似人君”，意思是说看上去不像国君。但通过上面的两次纳谏，我们可以看到，齐宣王并不是昏庸无道的暴君，如果像纣王一样，哪里还能等到王斗说完。早就把他剁成肉酱或是晒成肉干了。凭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像齐宣王那样纳谏的人并不多见。
智者和仁者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有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实际上，这句话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其实，这不仅是两种智慧类型，也是两种眼光，两种境界。
《论语》中记述了一件孔子辨哭的事，就是著名的“苛政猛于虎”一节。孔子听到一位妇人在哭，哭得十分悲痛。孔子认为她一定是有很大的悲伤，一件悲伤的事不会使她如此悲痛。于是，他就派自己的学生前往询问。果然，那位妇人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被当地的老虎吃了。孔子便问，既然此地有老虎，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呢？那位妇人回答说，此地没有苛政。孔子由此得出了结论，并告诫他的学生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苛政猛于虎！”
郑国的子产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善于治国的人，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不仅如此，他还精明强干，善于观察，能够“明察秋毫，见微而知著”，因此在判断事物是非曲直方面，常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见解。
有一天旱晨，子产坐着车子出门，经过一户人家时，听到里面有女人的哭声。子产拉住车夫的手，让他停下车子，然后站在那里静静地听了一会儿。
回到府中，子产立刻叫人将那妇女带来审问，结果，证实了那个女人正是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子产的身边侍卫感到奇怪，问他：“您根据什么对那个妇女产生怀疑呢？”子产说：“我是根据她的哭声。我听她的哭声里没有忧伤，却有一种恐惧的情绪。大凡一个人对其所亲所爱之人，见其病而忧，其临死而惧，其已死而哀。如今，这个妇女哭已死之人，不是悲哀，而是恐惧，我想其中可能有奸。”
手下人都佩服子产观察事物仔细，判断事非精明。
《论语》和其他著作里曾记载了“君子可以欺之以方”的故事。据说孔子曾叫人把一条鱼放了，那个人把鱼煮来吃了，却向孔子回报说把鱼放了，孔子居然相信了。于是那人说：“谁说他是圣人，他不也是可以欺骗的吗？”后来孔子的学生总结说，“君子可以欺以方”，意思是说君子也可以用一定的方法来欺骗，但其深层的含义是说，君子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君子也是可以欺骗的。君子是一种道德人格，是一种道德境界。是不是明察秋毫，与君子的品格没有必然的联系。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同是辨哭，子产辨出的是人的真伪，而孔子辨出的是政的仁与暴。这就是眼光的不同，智者和圣人的区别。
法家韩非
韩非像
法家虽然不像道家智谋那样以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基础，但其“法学理论”还是有的。首先，《韩非子》就从人性的角度论述了实行“法制”的必要性，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令可立，而治道备矣。”“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这是从根本上论述法家智谋的。《韩非子》和《商君书》还从实用的角度论述了实行“法制”的必要性，《韩非子》中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商君书》中说：“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仁者有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不战之辱则苦生。”由此可见，法家是从人的本性与社会功用两个方面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是法家之法的法源、法理和法用。
我们再来看看韩非论述君主应该如何实行“法制”。
韩非说，楚国人和氏在楚山中得到一块玉璞，捧着献给楚厉王。厉王派玉匠鉴定玉璞，玉匠说：“这是石头。”楚厉王认为和氏欺骗他，就砍去他的左脚。楚厉王死后，楚武王即位。和氏又捧着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王派玉匠鉴定，玉匠又说：“这是石头。”武王又认为和氏欺骗他，砍去了他的右脚。楚武王死后，楚文王即位，和氏抱着玉璞在楚山下哭泣，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尽接着流出血。楚文王听说了这件事，派人去打听原因。
那人问和氏：“天下被砍脚的人多得很，为什么你对此哭得这么伤心呢？”和氏回答说：“我不是为砍去脚而伤心，伤心的是宝玉被认做石头，有操守的人被说成是骗子，这就是我伤心的原因。”
于是，文王派玉匠修治这块璞玉，得到了宝玉，于是称它为“和氏璧”。
珠玉，是君王急需的东西。和氏虽然献了玉璞，不是自琢好的玉，但没有对楚王造成祸害，可还是在两只脚被砍去后才使玉得到评定，评定宝玉这样难！如今君王对于法术，不一定像和氏壁那样急需，但能用法术禁止群臣士民的不法行为。然而，现在没有法家人物被杀戮，只不过是帝王的玉璞还没有献出来而已。
商鞅像
君主用法术。那么大臣就不能专断，受宠幸的人不敢卖弄权势；实行法术，游民归向农耕，而游说之士都要在战场上受到考验。法术这东西，就是群臣百姓想伤害的东西。君王如果不能不顾大臣的议论，不顾百姓的诽谤，独自推行法家学说，那么法术之士即使到了死亡的地步，法家的学说也一定不被认可。
当初，吴起教楚悼王改变楚国的风气，说：“大臣的势力太大，受封邑的人太多。像这样，他们对上威胁君王，对下祸害百姓，这是使国家衰弱、百姓贫困的根源。不如让有封邑的人世袭三代而收回他们的封爵采邑，停止百官的俸禄，裁撤不必要的冗官，以选拔经过挑选训练的人。”楚悼王推行他的方法，一年后楚悼王死了，吴起在楚国被乱箭射死。
商鞅把百姓五家为保，十家相连，相互间告发连坐，防止过失的方法教给秦孝公。烧诗书而使政令显明，杜绝豪门个人的请求，而完全推行按公家功劳来行赏的政策；禁止游荡求官的人，而使耕战的人获得荣耀。秦孝公推行这些方法，君王因此尊贵安宁，国家因此富足强盛。秦孝公推行新法十八年而亡，商鞅在秦国遭了车裂之刑。楚国不用吴起而孱弱混乱，秦国推行商鞅新法而富足强盛。
吴起和商鞅两人的主张实在是适当的，然而，乱箭射死吴起和车裂商缺的原因是什么呢？大臣认为法治很苦而百姓说法治很坏！当今这个时代，大臣贪图得到重大权势，小民安于混乱——比秦孝公、楚悼王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差，但君王又没有悼王、秦孝公对吴起、商鞅那样的信任，那么提倡法术的人又怎敢冒那两个人的危险来申明自己的法术呢？这就是当今时代混乱而没有霸主的原因啊！
韩非在此认为法术能否实行，关键要看国君的态度。他以和氏献璧的故事说明君王支持与否是能否实行法术的关键。他认为当时的世俗风气反对法术的施行，如果君王不能排除干扰独自推行法术，那么法术之士是不敢冒昧的。文章气势充沛，咄咄逼人，正是法家论辩的特点。
法家之法与今天的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今天的法律，是由人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进而培养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不平等与平等。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法家思想中的糟粕是最多的，法家之术说起来十分好听，但没有哪一个极端实行法家之术的朝代是能维持长久的。
不卑不亢是什么？
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求贤纳士，在历史上传为美谈。以致唐朝的李贺对其向往不已，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唱到：“为报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燕昭王处心积虑地要向齐国复仇，昌国君乐毅便为燕昭王会合五国的军队攻打齐国，迅速攻下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把这些城池全都划为郡县归属燕国。只剩下了三个城池没有攻克，燕昭王就死了。然而，燕惠王即位后，由于年轻无知，中了齐国的反间计，怀疑乐毅要谋反，就派骑劫取代乐毅为将。乐毅审时度势，不敢回燕国，只好逃亡到了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
不久，齐国大将田单用计策欺骗骑劫，终于打败了燕军，又完全收复了齐国失去的城池，恢复了齐国。燕惠王这才明白中计，冤枉了乐毅，感到后悔了，害怕赵国任用乐毅趁燕国疲弊之际攻打燕国，于是派人到赵国去说服乐毅。乐毅便给燕惠王写了一封回信，其不卑不亢的态度，可视为典范。
燕惠王派人到赵国去见乐毅，并向他说：“先王把整个燕国都托付给了将军，将军替燕国攻破齐国，报了先王之仇，天下之人无人不知，我怎么敢有一天忘记将军的功劳呢？只是先王弃世，我年幼无知，是左右大臣误了我，派骑劫换您回来，那是因为将军久战沙场，十分疲劳，所以召将军回来，暂作休息，共议国事。将军却误会了，生出了嫌隙，就抛弃了燕国，投奔了赵国，将军为自己考虑得当然是很周到的了，但您用什么来报答先王对将军的一片情义呢？”
乐毅就派人献书给燕惠王，信中说：“我没有才德，没能遵循先王的教诲，没能顺从大王的心愿，我害怕遭到杀身之祸，又损害了先王的用人之明，再使您蒙上不义的名声上，所以才逃到了赵国。如今大王派使者数说我的罪过，我担心大王不能明察先王栽培我的原因，又不明白我用来侍奉先王的心迹，所以才写这封信。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把俸禄赐给他所亲近的人，而是赐给功劳大的人；不把官爵随意授给他所喜爱的人，而是授给贤明称职的人。所以说，能够明察人才并授予适当的官职，才是能获得成功的国君。善于选择人的品行而加以结交的，才是能够建立名望的人。观察先王的措施，具有超出世人的用心，所以我借魏王派我出使的机会，亲身到燕国审察。先王对我过分重用，不同大臣、亲族商量，就任命我为上卿。把我从群臣之中提拔出来。我自认为只要奉行大王的旨意，就可以不犯错误，所以我才接受了大王的任命而没有推辞。”
“先王告诉我说：‘我与齐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尽管我的力量弱小，我也要向齐国复仇。’齐国壮大后我对先王说：‘齐国虽然强大，那是继承了以前称霸天下的余威的缘故。大王要想打败齐国，就必须发动各国共同对付它。而要发动各国攻齐，最好是首先联合赵国，楚国和魏国也是可以联合的对象，因为他们要进攻齐国的愿望和我们是相同的。赵国如果愿意结盟，楚、魏两国如肯尽力相助，这样燕、赵、楚、魏四国联合，就完全可以大破齐国了。’先王说：‘好。’于是我接受命令，持着燕国的符节，向南出使赵国，很快就回来复命，各国随即起兵攻齐。靠着上天的保佑和先王的威灵，黄河以北的土地，很快被先王全部占领。军队到了济水边上。济水边上的各国军队，奉令进击齐军，获得了很大的胜利。燕国的轻装精锐之师，长驱直人，一直打到齐国都城。齐王逃到了莒地，仅保住了一条命。齐国的珠玉财宝、车马兵甲、珍贵器物，全归燕国所有。大吕乐钟陈列在元英殿，燕鼎又回到了历室殿，齐国的各种宝器陈设在宁台。蓟丘种着移自齐国的竹子。从五霸以来，没有谁的功劳能赶得上先王。先王觉得称心快意，认为我没有辜负使命。就分地封我，使我的地位等同于小国的诸侯。我愚昧不明，自以为奉命秉旨，可以幸免犯罪，所以我接受了分封而没有推辞。”
“我听说，贤明的国君，建立功业是不会半途而废的，所以这些人能够名垂青史，有先见之明的人，成名后能保持不毁，所以能名扬后世。先王这样报仇雪耻，打败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收取了齐国八百年的积蓄，待到去世的时候，他遗留下来的教化，仍教育着后代子孙，使任事的臣子能遵循法令，使庶出的王室子弟能恭顺服从，即使最下层的民众也受到恩惠，所有这些都可以教育后人。
“我还听说，善于开创事业的，不一定善于完成；有好的开始的，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从前，吴王阖闾对伍子胥言听计从，所以他打到楚国郢都。吴王夫差对伍子胥的话不以为然，逼着伍子胥自杀，用革囊装尸体，抛入江中，这是因为吴王夫差不知道伍子胥能为吴国建立功业，所以把伍子胥沉人江中而不后悔。伍子胥不能及早看出吴王夫差与吴王阖闾的不同，所以，至死也不改变初衷。能使自身免除祸患，保全破齐的名声，并彰显先王的业绩，这是我的上策；自身遭受诋毁和污辱，并因而损害了先王的名声，这是我最害怕的。我面临不测之罪，怎敢助赵伐燕以求取一己之利呢？这是我道义上所不敢做的。”
“我听说古代的君子，在交情断绝时不互相攻击；忠臣离开本国，不诽谤国君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我虽然不才，但经常受到君子的教诲。我恐怕大王只听信左右亲近人的话，却不了解我这个被您疏远了的人的行为。所以斗胆以书信作答，希望大王费心批阅。”
乐毅回答燕王的这封信，口气可谓不卑不亢，极有“大将风度”。他以伍子胥的遭遇为例子，既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处境和无限的忠心，又委婉地指出了燕惠王的性格特征。他为自己逃到赵国做了极为合理的辩解，使人们不会责备他不为燕国尽忠。乐毅还能从大义出发，说明自己不会进攻燕国，尤其令人感动。所以说，乐毅是忠贞有道，保身有方。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中国人一生下来就被恩仇紧紧地包围着：父母生养之恩，师长教诲之恩，君国雨露之恩，天地赞育之恩，以及知遇之恩，物与之恩，还有一言相救之恩，一饭相济之恩等，简直无时不有恩，无处不有恩；与此同时，家仇、国仇、天下仇也一并而至。知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复是小人。中国人的主要生存目的，似乎就是报恩与复仇。
武侠小说不像写实小说那样要求细节的真实，而可以直接表达某种观念，因此，报恩与复仇必然会成为武侠小说的重要内容，更何况以寻仇报恩来构架长篇小说是相对容易的。就拿金庸的极具文化意味的新武侠小说来说，几乎每一部都是以报恩与复仇为主线的：《碧血剑》里的袁承志，足可称为复仇王子，先是想刺杀崇祯以报杀父之仇，继而深明大义欲杀清帝以报国仇，最后明白官民对立的天下仇终不可解。他的境界越高，对现实的认识越深，其失望也就越彻底。他为复仇而生，又为失望而归隐，极具深意。《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为报杀父、杀母之仇而倾尽全力，以致杀死多人，最后终于彻悟，企盼以自杀来使辽、宋两国消弥仇怨，永息刀兵。《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则是一个复仇狂，为报灭门之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扭曲人性，因其品位不高，下场也可悲可叹。至于《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欲报杀父之仇，《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要报国家恩、复民族仇，《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要报父仇兼国仇，《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要报诛灭全家之仇等等，更是不待细言。
如果说上述的“事例”属于子虚乌有的话，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个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这除了因为它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以外，还由于有一出京剧就叫做《赵氏孤儿》，它讲述的是程缨、公孙杵臼等人坚守信义、历经危难而保全赵氏孤儿的故事。
晋国赵盾当时很得晋灵公的宠信，在朝廷里十分有权势，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赵盾认为韩厥是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向朝廷推荐了韩厥，晋灵公任命韩厥为中军尉，韩厥心里十分感激赵盾。
赵盾在世的时候，晋灵公非常残暴，被赵盾的族弟赵穿所杀。赵盾死后，其子赵朔继承父职。至晋景公三年，赵朔任晋国将军，娶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大夫屠岸贾一直与赵氏有矛盾，此时他逐渐掌握了晋国的大权，就想诛灭赵氏。
当初，赵盾活着的时候，曾经梦见其先人叔带向其托梦：梦见叔带抱着他的腰哭得十分伤心，过会又笑了，还拍着手唱歌。赵盾十分奇怪，就占了一卦，得出的结论是赵氏将有灭族之祸，尔后渐好。赵国一名叫援的史官分析说：“此卦是凶卦，灾祸不是降到您的身上，而是殃及你的子孙身上，但都是由于您引起的。至您的儿子赵朔一代，会更加衰败。”
屠岸贾在晋灵公朝开始受宠，至晋景公任司寇，掌管全国刑狱、纠察之事，想要发难，诛杀赵氏家族。于是打着整治谋杀灵公罪行的名义陷害赵盾一家，他对将领说：“赵穿谋杀灵公，赵盾虽然不知内情，但他是祸首。大臣杀了国君，而他的子孙却在朝廷做官，这还怎么能惩罚罪犯？请把他们杀死！”韩厥为赵氏辩护说：“灵公被杀时，赵盾并不知道，成公以为赵盾无罪，所以没有杀他；而今要诛杀他的子孙，这不是成公的意思，而是滥杀无辜。滥杀无辜就是胡作非为；臣下有重大的事情而国君不知道，是目中无君。”屠岸贾不听。
韩厥告诉赵朔赶紧逃亡，赵朔不肯，说：“您是一定不会让赵氏绝后的。我赵朔虽死而无憾。”韩厥见他不愿意逃走，就应承下了他的重托，假装有病不出门。屠岸贾不请示国君就率兵攻袭赵氏一族，杀死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并把他们的族人都灭绝了。赵朔的妻子，即成公的姐姐，已有了身孕，便逃到宫中藏身。后生下一个男孩，藏在襁褓中。屠岸贾为了赶尽杀绝，就命令在晋国大搜捕，凡是一岁以下的婴孩都要杀掉。赵朔的门客程缨以自己的亲生儿子换取了赵氏孤儿，取得了搜捕人员的信任。这才把赵氏孤儿保全下来。他抱着这个男孩躲藏在山中。生活了十五年，一直到他长大成人。
有一次，晋景公生病，命人算卦，卦称：“建立伟大的功业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不满意的鬼魂在作怪。”晋景公问韩厥这是什么意思，韩厥知道赵氏孤儿还在世，就故意对他说：“建立功业后，在晋国灭绝的只有赵氏一族吧？中衍都姓赢氏，中衍人面鸟嘴，辅佐殷朝太戊，其后代一直到周天子还都有好的品德。到了周幽王、周厉王时，暴虐无道，于是叔带离开周朝到晋国去，侍奉先君晋文侯，一直到成公，世世代代都兢兢业业，都有功业，不曾断绝祖宗香火。而今您唯独灭绝了赵氏一族，举国为他哀悼，所以从卦上可以看出来，希望您认真考虑。”
晋景公十分不安地问道：“赵氏还有子孙吗？”韩厥趁此机会把真象说了出来。于是，景公和韩厥共同商量立赵氏孤儿，把他叫来藏在宫中。诸位将领入宫探视，景公就利用韩厥的兵力胁迫诸位将军去见赵氏孤儿，这个孤儿就是赵武。诸将为形势所迫，都说：“从前的事实在是由屠岸贾一手操纵的，假装传达国君的命令，命令我们这样做。不这样，我们谁敢这么做呢？对这件事我们一直心怀愧疚，如果您不是处在病中，我们都想请求您册立赵氏的后人。而今您既已下令，正是符合我们的心意。于是让赵武、程婴召来拜见诸位将军，将军们于是反过来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灭掉了他的家族。
晋景公把过去赵氏的封地封邑如数还给赵武，赵氏又从此兴旺起来。
如果没有程婴，赵氏孤儿就不能保全；如果没有韩厥，赵氏的后代就不能复出。韩厥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忘恩德的人了。
真是报不完的恩，复不尽的仇，中华民族何以有如此之多的恩仇？概因我们极重人伦关系，把一切都赋予了道德的色彩，并且把各种社会关系简化为人伦关系，再把人伦关系简化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样。人的社会关系也就成了非恩即仇、非仇即恩的简单的个人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也就被轻轻地遮掩过去了。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恩怨情仇，已无暇顾及其他了。
一己之利，丧失理智
人是什么？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是利益的动物，古语说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里所说的利益还不仅仅是物质利益，还包括感性的需求。有时，人为了一己之欲，可能丧失理智。无论是为经济利益丧失理智的人，还是为一己私欲丧失理智的人，我们都不能以常人待之。也许，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能够醒悟过来的，但多数人是无可救药，即使是那些暂时有所醒悟的人，日后恐怕也要再犯。
孔子像
过去孔子曾代理鲁国的国相，齐景公得知后很害怕，说：“孔子辅政，鲁国必然成为霸主。鲁国称霸，我国离它最近，必然首先被它吞并。”犁且说：“除掉孔子，好比吹动一根羽毛。您何不用重金聘请孔子来齐国，同时送给鲁哀公美女和乐队。鲁哀公心中喜欢，必然荒于国事，那孔子必定去劝谏，哀公不会听从，孔子也必定离开鲁国。”于是齐国精心挑选了八十多名美女，穿得花团锦簇，并教会她们康乐之舞，然后送给鲁哀公。鲁哀公接受齐国的女乐之后果然荒于国事，三天不理朝政。
孔子说：“有那些妇人的好嗓子。我可以离开鲁国了。”于是去了卫国。
戎王派由余出访秦国，秦穆公认为由余既有才，又有德，就问内史廖：“我听说邻国有圣人，就是敌国的忧患。现在西戎的由余，就是我的心病。该怎么办呢？”内史廖回答：“戎王身处偏僻闭塞之地，从未听过中原的音乐。您可以送给他女乐让他玩物丧志，夸赞由余来离间他与由余的关系；挽留由余让他延期回国，让戎王怪罪他，怀疑由余的忠诚。这样，戎王喜欢上女乐后，必荒废国事。”穆公说：“这个主意很好。”于是把十六个女乐赠送给了戎王，戎王接受后，非常喜欢，一年到头兴趣不减。由余劝谏不听。穆公派人私下盛邀由余，由余便归顺了秦国。
魏王在范台宴请各国诸侯。鲁国的国君说：“过去尧帝之女、舜帝之妃命令仪狄造酒。酒味甘醇，仪狄把它进献给禹。禹饮了之后颇觉甘醇，此后便疏远了仪狄，戒了酒，说：‘后世的君主必定会有好酒亡国的。’齐桓公半夜肚饿，易牙便调合五味，献给桓公，桓公吃后滋香味美，说：‘后世的君主必会有恋于佳肴而亡国的。’晋文公得到妃子南之威后，一连三天不理国事，于是便疏远了南之威，说：‘后世的君主必然有迷于美色而亡国的。’楚王登强台，眺望崩山。左边是大江，右边是大湖，欣喜之余，流连忘返，以后便再也不登强台了，说：‘后世的君主必然会有沉迷于高台美池而亡国的。’如今您的坛中装的是如同仪狄酿造的美酒；吃的是类似易牙烹制的美味；左边拥着自台，右边抱着闾须，都是南之威一样的绝色美女；前边是夹林，后边是兰台，都是如同楚国强台的美景。人君若是沉湎其中一项就足以亡国，而您现在四物齐全，岂能不有所警惕呢？”魏王听了，接连称好。
由此说来，让人神志不清的并非一种事情啊。
司马迁说：“平原君可谓乱世中颇有风度的权贵公子啊，但是他也有迷惑于外物的时候。语‘利令智昏’说的就是他。因为偏信冯亭的邪说，使赵国长平之战失利。丢了四十余万士卒，首都邯郸险些被攻破，都只因一时被利冲昏了头脑。”
《后汉书·班固传》评论说：“过去班固伤感司马迁知识渊博，却没能靠其智慧逃脱酷刑。再说班固自己，依附外戚窦氏，窦氏衰败后，班固也受到了牵连，死在洛阳的监狱中。二人都是思想上深明此理，但行动上却未能依理而行。”所以古人曾反复慨叹，人能明察秋天鸟身上的羽毛。却发现不了自己的眼睛和睫毛。班固旁观别人，可以说神智清楚，但一到自己却一样遭祸，这是因为权势弄昏了他的头脑啊。
因而，赵子评说：“班固慨叹司马迁的不幸，说的还是公平的。自己身陷大罪，则是因为心怀私利，使得智慧不能自守。”尸佼也说：“吴越的葬礼风俗，用臣妾为君主陪葬，中原地区的国君听了很反感，觉得很野蛮。但这些国君一旦发怒，连自己的亲族也杀。神智持理公正时，兼爱吴越等国的臣妾，而一时起了私心，连杀的人是自己亲戚也忘了。这并不是智力低下了，而是因为发怒暂时失去了理智。”
爱好同样如此。有这样的说法：“不知道自己儿子的过错。”这并不是脑力不够，而是因为偏爱，理智失去了公正。因此，评论贵贱，分析对错时，必须出自公正正直之心，怀同样的心去细听，才能清白分明。所以范晔说：“同与自身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商量事情，他考虑问题就没有私心，判断是非时才果断正直。”
若是能借鉴别人看问题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情形，再反观自己，就能宽容别人，也能正确认识自己了。”
正所谓事关心则乱。精神是智慧的源泉，神智清晰，智慧自会明朗。智慧是心灵的标志，思虑公正则表明心灵正直。现在却有神智清爽、智慧明朗而偏偏不懂得成败道理的人，这不是因为他愚蠢，而是那些玩乐、音乐、女色、财物、利益等七情六欲搞昏了他的头脑。
孔子曾说：“我没见过真正刚直的人。”有的人回答说：“申枨不就是吗？”孔子说：“申枨心怀欲念，怎么会刚直呢？”由此说来，只要心怀私念，必会丧失公正心。
尸佼说：“鸿雁在天上飞，有人拉满弓正要去射鸿雁，想放箭，但又犹豫不决。若有人问：‘是二只大雁还是五只？’他必然回答：‘我不清楚。’问题不在是否会算二、五只，而是那人只想得到鸿雁，心已经乱了。由此可知，专注得利的时候，其清醒神智就会迷乱。”因此，在有关“利益”的问题上，人总是要超脱一点，这样有利于保持清明的理智。
鸟未尽，弓已藏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更有甚者，鸟未尽，弓已藏，封建统治者之刻薄寡恩，由此可见一斑。
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62年）十月，秦国重新平定了上党郡。接着，秦军兵分二路：一路由王龅率领，攻陷皮牢；另一路由司马梗率领，平定了太原。韩国、赵国非常恐慌，派遣苏代携厚礼出使秦国，对当时的秦国的相国应侯范睢说：“武安君（秦国著名的将领白起的封号）俘虏了赵括，是吗？”范睢说：“是的。”苏代说：“赵国若灭亡了，那么秦王就可称帝了，武安君也将位列三公。武安君为秦国战无不胜，攻取七十多座城池，南面平定了鄢、郢，北面俘虏赵括四十万大军，即使是周公、召公、吕望的功绩也不过如此啊。如今，赵国一旦灭亡，秦王就将称帝，那么武安君必定位列三公，您甘愿处在他的下位吗？即使您不想处在他的下位，您又能做得吗？秦国曾经攻打韩国，包围刑丘。围困上党。上党的百姓都纷纷逃往赵国，天下人不愿做秦国的臣民已经很久了。如今秦国将灭掉赵国，它北部的百姓将归附燕国，东部的百姓将归附齐国，南部的人民将归附韩国和魏国，那么，您所能得到的百姓就没有几个人了。因此，不如借此机会命令韩、赵二国割地求和。不要再让武安君建立功勋。”范睢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
于是，范睢对秦昭王说，“我军疲劳不堪，不如让韩、赵二国割地求和，以便让士卒休整一下。”秦昭王听从了他的意见。结果，韩国割让垣雍，赵国割让了六城，双方讲和，然后双方罢兵。白起听到了这件事，从此与范睢不和。
九月，秦国又发兵，派五大夫王陵攻打赵国邯郸。这时武安君生病，不能出征。秦昭王四十九年正月，王陵开始攻打邯郸，收效不大。秦国发兵增援王陵。王陵损失了五个营的人马。这时，武安君的病好了，秦王想派武安君代替王陵攻打邯郸。武安君对秦王说：“邯郸确实不容易攻打。诸侯要援救一天即可抵达，而那些诸侯怨恨秦国已经很久了。如今，秦国虽然在长平之战中获胜，但秦国的士卒也因此而伤亡过半，国内空虚。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去攻打别国的都城，如果赵国在城内作内应，诸侯攻打秦军的外围，秦军就一定会被攻破。千万不能这样做啊。”
秦王命武安君去代替王陵指挥军队攻打邯郸，武安君不听从。于是，秦王派应侯范睢去劝说武安君，可是，他还是不肯听从，就称病在家休养。
秦王派王龅代替王陵率军攻打邯郸，九月间秦军包围了邯郸。楚国和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一起领兵十万进攻秦军，秦军死的死，逃的逃，损失了很多。武安君说：“秦王不听我的劝告，今天又怎么样呢？’”秦王听说了，非常生气，强令武安君出征，他仍不肯出征。于是，秦王免去武安君的爵位，贬为普通士伍，把他流放到阴密。武安君白起病势严重，不能动身。过了三个月，诸侯军队进攻秦军更为猛烈，秦军派人回国求援。秦王就派人去把白起赶走，不准他居留在咸阳城。白起只得离开咸阳，到了离城十里的杜邮。秦王与应侯及群臣商议说：“白起遭贬流放，心中不乐，内心不服，有怨言。”秦王派人赐给白起一把剑，让他自杀。武安君在自刎前说：“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以致落得个这样的下场？”过了很久，他又说道：“我早就该死了。在长平之战中，我用欺骗手段把赵国投降的40多万士兵全部活埋了，我真是死有余辜。”说完，就自杀了。是时为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
秦国是“尚首功”的虎狼之国，从来不讲仁义道德。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由于政策得力，逐渐灭掉了其他的“仁义”之国。先贤所说的“不嗜杀者能一之”、“得人心者得天下”，又从何说起？
以法治国
以法治国乃至以法立国是人们十分向往的事情，无论古今都是如此。然而，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尽管极为发达，可是一直走不上法制的轨道。看一看下面这则故事。也许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一些帮助。
有一次，秦襄王病了，有些百姓听说后，便祈祷神灵，想让襄王早些恢复健康，这确实是百姓对国君敬爱的表现。后来，他们知道了秦襄王病愈，就又杀牛宰羊，祭祀神灵，表示感谢。
秦国的郎中阎遏、公孙衍外出，见百姓杀牛祭祀，非常奇怪，就问：“现在既不是社日，也不是腊日，你们为何杀牛祭神？”百姓们说：“听说国君病了，我们为他祈祷。如今国君病好了，我们杀牛感谢神灵保佑。”
阎遏、公孙衍听说后，极为兴奋，赶紧回到宫里，向秦襄王道贺，说：“恭喜大王。您在国中的德行应该是超过古代贤君尧舜了。”秦襄王不解地问：“此话何意？”阎遏、公孙衍说：“尧、舜之时，也从未听说有百姓为他的健康长寿而祈祷的。如今，您有病而百姓为您祈祷，您病愈百姓为之杀牛祭祀，感谢神灵，这是自古未有的事。所以，我们认为您的功德高于尧舜。”
秦襄王听了这番话，想了一想，便问是什么地方的百姓这么干的，两人还以为国君要感谢那些百姓，便详细地说明了情况。当秦襄王问明情况后，便对那里的地方官及百姓进行了责罚。阎遏、公孙衍见此，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也吓得不敢多问。
几个月以后，在一次宴会上，阎遏、公孙衍见秦襄王高兴，才敢就此事问道：“臣下前些日子认为大王德超尧舜，并非是阿谀奉承。尧舜病，未见民为之祈祷。如今大王有病，民为您杀牛祈祷。可您听说后，不但不喜，反而对百姓进行责罚，这是为什么呢？”
秦襄王说：“你们应该知道这其中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惧怕我的权势，是因为我使用权势让他们服从我。如今，他们因我病而为我杀牛祈祷，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了，其实这样很危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旦我对他们不爱了，他们就会不被我所用了。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立法势的权威。”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完全是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以维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绝对权威，为了任意地役使和屠宰人民。所以，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就是无法建立法制的国家。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法家思想就是君主集权的思想，法家思想越发达，君主专制也就越发达，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想也就越难建立起来。
法家的直接简捷的现实社会效用，使各国的君主对之青睐有加。尤其是图谋统一中国的秦国，更是如此。当秦王赢政读到《韩非子》时，曾经十分感叹地说：“若是能见到此人就好了！”足见他对法家之术的向往。
将在内，就一定听君命吗？
《孙子兵法》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意思是说，出征在外的将军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做出判断和行动，不一定完全听从君主的命令，因为远在后方的君主未必能够了解千变万化的战争情况。由此看来，一向古板教条的古代中国人也并非没有一点灵活性。不过，这还不够，将在内，就一定要听君命吗？
在危急关头是否要违背君主的命令实行正确的对策，不论是权谋之书还是正史杂传都无论述，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支持这种做法，更没有人公开提倡用欺骗、假冒、武力胁迫的手段去实行这种正确的对策，因为在君主集权的国度里，君主的命令就是一切，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对君权的任何冒犯都是犯上作乱，哪怕是正确的意见或是正确的做法都是一样。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却有许多急难从权的典范。他们为了国家，或是为了“正义”，往往假冒君主名义，有的甚至采取欺骗、胁迫的手段，他们的行为方式虽不为“正人君子”所称道，但因其内在的合理性而流传下来，受到百姓的赞扬。
战国时期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就是“将在内，君命有所不受”的一个例子。信陵君公然违抗国君的命令，擅自矫诏杀将而启动大军，事件之重大，过程之复杂，成效之卓著，即使今天读来，也令人感叹不已。
赵国的都城邯郸被秦军包围处于万分危急之中。赵孝成王连派使者请求魏国发兵救援，魏安僖王无奈，只得派大将晋鄙带十万军队前去救援。这时，秦昭王正亲临前线督战，听到魏国出兵救援的消息，立刻派人威胁魏王说：“谁要敢派兵救援赵国，秦军灭掉赵国后，就会回头灭掉它。”魏王十分害怕，就让晋鄙驻兵边界，观望形势，暂停进军。
赵国一看晋鄙停止了进军，就让平原君写信给晋鄙，晋鄙复信回答说：“魏王让我驻扎在这里，我不能随便进军的。若要进军，必须有魏王的命令。”平原君想不出说服魏王的办法，只好写信给魏公子信陵君无忌说：“我与您结为亲戚，觉得十分荣幸，因为我佩服您的侠义精神。现在赵国的邯郸势如垒卵，贵国的大军却停止不前。难道赵国灭亡，贵国就能独存吗？您的姐姐旦夕啼哭，劝慰之言我早就说尽了，还是无用。您即使不为赵国着想，也要为您的姐姐着想吧！”
信陵君因上次没有收留从赵国逃出投奔他的魏齐，致使魏齐自杀，一直觉得愧对平原君，这次接到求救兼责备的信，更是觉得无地自容。他心急如焚，但还是想不出说服魏王进兵的办法，虽经屡次恳求，总归无用。一怒之下，他决定带着自己的一千多门客，前去跟秦军拼命。
在路过东城门时，他下车跟侯生拜别，他知道这是生死诀别，可侯生并不理他。这使他既伤心又生气。提起侯生，说来话长。他原是一个看守城门的老人，已七十多岁了。家里很穷，人也老实，别人不怎样理他，可信陵君知道他是一位极有见解和智谋的隐士，就着意把他收揽在自己门下。
有一次，信陵君亲自去拜见他，捧了二十斤金子作为见面礼。侯生决意推辞说：“我一生清贫自守，决不乱收别人的钱财，现在老了，更不愿改变一生的做法。”信陵君见他不收见面礼，只好求他指定一个日子，由信陵君请客，给自己一回面子。侯生总算答应了。
到了约定的日子，信陵君摆好了酒宴，魏国所有的贵族大官以及门客中的头面人物都按次序排好迎请。到了城东门，信陵君把侯生迎上车，侯生毫不客气地坐上正位，信陵君却拿着鞭子坐在旁边给他赶车。就这样，这辆马车在魏国都城大梁最繁华的闹市区招摇过市。
过了这条街道，侯生突然说：“我有个杀猪的朋友，叫朱亥，现在正在肉市里，我想去看一看，不知行不行。”信陵君连忙答应，说完全可以，就赶车来到了肉市。到了肉市，侯生下了车，让信陵君在车边等着，自己却和朱亥闲聊起来。信陵君连腿都站疼了，侯生还没聊完。信陵君的手下人沉不住气了，口出怨言，都说侯生太不懂道理了，信陵君却连忙阻止。就这样，人越聚越多，等弄清了情况，都说侯生实在讨厌。侯生和朱亥又聊了一会儿，似乎是等人们说够了，这才上车跟信陵君一起回去。
信陵君家里的客人早已等得厌烦了，可谁也不敢离开，因为信陵君留的是第一个座位，谁也弄不清是什么达官贵人要来，说不定会是魏王自己要来呢？总算听说迎来了客人，大家连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迎接。等人进门大家一看，竟是一个七十多岁的糟老头子。大家碍于信陵君的面子，不好说什么，便都坐下来闷头喝酒。侯生则毫不谦让，一屁股坐在首席，反倒是信陵君首先站起来为他把酒祝寿。
直到这时，侯生才站起来说：“我本是看守城门的无名小卒，承蒙公子垂青，已是万分荣幸，却让您亲自去请，又让您在肉市里站了很久，这实在是不应该。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都是为了成全您的名声啊！我让您站在肉市里，那么多人骂我是个讨厌的老头子，别人越骂我。越说我不识抬举，就越替您抱不平，就越尊敬您。我故意来晚，让客人们等得焦急，又坐了首位，也是同一道理。在座的客人哪一位不从心里钦佩公子呢？”
信陵君听了这番话，恍然大悟，从心里感激侯生。越发相信他是一位有才能的人。从此，侯生做了信陵君的贵宾。后来侯生向他推荐了朱亥，信陵君也用隆重的礼节去聘问过他，可朱亥的架子比侯生更大，干脆就不来。
这次信陵君带了一千多门客出了东门，与侯生作别，并说明了他准备同秦军拼命的打算，可侯生的态度十分冷淡，什么话也没说。信陵君边走边回头，希望能看到侯生的态度有所改变，但侯生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信陵君十分感叹：“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啊！我过去拿他当知己看待，没想到他竟是这么个没有心肝的人。”门客们都劝信陵君不要搭理那个毫无用处的糟老头子。
信陵君走了几里路，越想心里越难受，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让门客们原地等待，他自己回来再找侯生。侯生一见他去而复返，笑着说：“我知道您会回来的。我连一句送您的话都没有，您不怨恨我吗？”信陵君说：“是啊，我想我一定有怠慢得罪先生的地方。所以特地回来请教。”
侯生这才认真地说道：“您养了三十多年的门客，吃饭的有时多达三千多人，到了这关键时刻，难道没有一个人替您出出主意吗？您带了这一千多人去跟秦军拼命，岂不是以卵击石、让羔羊去跟恶狼搏斗吗？”信陵君说：“我也知这无济于事，枉自送命，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尽心而已。”侯生说：“还是有办法可想的。”侯生把信陵君请进屋里，替他谋划计策。
侯生说：“魏王最宠爱的妃子是如姬。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了，她找了三年仇人也未找到，后来，她在您面前哭泣，希望您能帮她杀死仇人。您立即派门客寻仇，不久就将仇人的头献给如姬。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呢？”信陵君说：“有。但又能怎样呢？”侯生说：“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您，就是为您粉身碎骨，她也是情愿的。现在如果能让如姬盗出魏王的虎符，您拿这虎符去调动晋鄙的大军，岂不是可以行事了吗？”信陵君听到这里，茅塞顿开，立刻去找如姬。
虎符是古时候一种调动军队的信物，用铜或铁铸成虎形，从中劈开，分为两半，一半由将帅掌管，一半由国君掌握。若有调遣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必须持国君的另一半虎符到将帅那里合符，合符无误，方可确信不是假传命令。信陵君到了如姬那里，说明了这一情况，如姬果然毫不推辞地接受了这一使命。
当天夜里，如姬服侍酒醉的魏王睡下，悄悄地盗出虎符，交给了信陵君。信陵君便拿着虎符来见侯生，侯生说：“只有虎符恐怕还不行，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没有魏王的亲笔信，晋鄙恐怕还是要起疑的，况且您又没有仪仗和军队。这样吧，我的朋友朱亥是天下无敌的勇士，袖中能藏四十斤重的大铁锥。如果晋鄙同意出兵，那就罢了，如果他不同意交出兵权，或者还要请示魏王，您就让朱亥出袖中铁锥杀死他，然后拿虎符号令全军，这是一条万全之策。”
信陵君忍不住哭泣起来。侯生道：“难道公子怕死吗？”信陵君道：“岂是怕死，只是此去晋鄙必不同意（交出兵权）。要杀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老将，实是于心不忍。”侯生道：“杀一人而存赵国，救魏国，乃是大义，做事应从大处着眼，不可谨小慎微。当您发兵之日，我一定面向北方自杀，替您谢罪就是了！”
信陵君又去见朱亥。朱亥说：“我未去回拜过公子一次，不是我不懂礼貌，实在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世俗的‘礼尚往来’。现在国有急难，正是我报答公子的时候。”说完，拿起铁锥就跟信陵君去了。
铜虎符
信陵君来到邺下，见到晋鄙，交上虎符，然后说道：“魏王说将军在外日久，鞍马劳顿，特让我来接替您。”晋鄙验明虎符，虽是无误，但费解可疑之处甚多。晋鄙推辞说：“军中诸事杂乱，等我过几天整理清楚了再移交给您。”信陵君说：“赵国危急，救兵如救火，怎能等待？”晋鄙说：“不瞒公子，如此重大的事情，只能等请示大王后才能决定，恕我不能立即把军队移交给您！”旁边的朱亥见情势已不可挽回，大声喝道：“不听君命，就是反叛！”晋鄙惊问：“这是何人？”朱亥喝道：“我是大铁锥！”即以袖中铁锥锥死晋鄙。
杀死了晋鄙，夺了兵权，信陵君就拿着虎符号令全军说：“魏王让我持虎符前来代替晋鄙。发兵救赵。晋鄙不从，已被诛除。各位将士只要服从号令，勇敢杀敌，将来必有重赏。”将士们见主帅已死，信陵君又有虎符，就安心听他指挥。
信陵君立刻整顿军队，他发布命令说：“父子同在军中的，父亲可以回去；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可以回去；独子可以回去赡养父母，老弱病残也可回去。”这样，晋军的十万人大约回去了两万，剩下的八万精兵重新整编集训，马上向秦军发起了进攻。
秦军未料到魏军会突然袭击，手忙脚乱地抵挡了一阵，平原君又带着赵军从城中冲出来，内外夹击，把秦军打得大败，死伤过半。郑安平本是魏国人，就率领两万秦军投降了魏国。
侯生果然在信陵君出兵之日“北向自刭”。
秦军遭受了实行“远交近攻”政策以来的第一次大败，邯郸之围也就自然解除。只是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杀帅，虽对赵有大功，但对魏有大罪，也只好暂时留在赵国了。
在今天看来，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带有一定的进步色彩，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秦国进攻赵国属于侵略行为，因此，信陵君窃符救赵也就带有正义的色彩，况且赵国存留下来也是对秦国的牵制，对魏国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信陵君急人之难，不顾自身安危的侠义精神，更是令人感动和向往。另外，窃符救赵的整个过程曲折复杂，富有传奇色彩，也增加了人们的兴趣。因此，信陵君窃符救赵一直被后人当做正义、机智、勇敢、侠义的象征来称赞。
但这一行为无疑是对魏国王权的巨大蔑视、挑战和反叛。所以引起了魏王的极度愤怒，也为一班维护王权的腐儒臣子所不齿。这好像是一个纠结难解的矛盾。其实很简单，因为王权不一定时时处处都能代表正义，所以，有时开展正义的行动就会触犯王权。在人们的深层意识里，正义是高于王权的，人们对信陵君的称赞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信陵君急难从权，其出发点是正义、侠义，其手腕大胆、巧妙、果断，其结果是战败秦军，保全了赵国。因此，可以说在漫长的中国军事史中是较为突出的一例，是急难从权的典范。
李斯的政治生涯
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确实，这也是中国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在《易经》里，就有“否极泰来”、“剥极而复”的话，意思是倒霉到了极点，好运就会来临；反之，鼎盛到了极点，也就快倒霉了。就是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话也还是含有辩证的因素，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的确是中国封建官场里的一条守则。但人在官场，往往利令智昏，虽明白及时抽身的道理，但是往往身不由己，不愿抛弃荣华富贵，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也许，这是人性使然吧！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集大学者、大权谋家、大政治家于一身的李斯，就是这样一个例证。他在身为秦朝丞相的大红大紫时期，多次想起老师荀子告诫他的“物忌太盛”的话，也多次想和他的儿子一起回到故乡上蔡过那种牵着黄犬、悠闲自在的生活。但由于功利之心太重，权势之欲太盛，未能抽身离去，最终落个父子均被腰斩的下场。
李斯出生于战国末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人，少年时家境不太宽裕，年轻时曾经做过掌官文书的小官。至于他的性格、为人，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插叙了一件小事，极能够形象地说明。据说，在李斯当小官时，一次到厕所里方便，看到老鼠偷粪便吃，人和狗一来，老鼠就慌忙逃走了。过了不久，他在国家的粮仓里又看到了老鼠，这些老鼠整日大摇大摆地吃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而且安安稳稳，不用担惊受怕。他两相比较，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说，人有能与无能，就好像老鼠一样，全靠自己想办法，有能耐的就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无能的就只能做厕所里的老鼠。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也预示了他未来的结局。
为了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求得荣华富贵，李斯辞去了小吏职务，前往齐国，去拜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为师。荀子虽继承了孔子的儒学，也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但他对儒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较少传统儒学的“仁政”主张，多了些“法治”的思想，这很适合李斯的胃口。李斯十分勤奋，同荀子一起研究“帝王之术”，即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当官的学问，学成之后，他便辞别荀子，要到秦国去。
荀子问他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人生在世，贫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干出一番事业来。齐王萎靡不振，楚国也无所作为，只有秦王正雄心勃勃，准备兼并齐、楚，统一天下，因此，那里是寻找机会、成就事业的好地方。如果仍在齐、楚，不久即成亡国之民，能有什么前途呢？所以，我要到秦国去寻找适合我个人的机会。”荀子的思想中本来就有许多法家的成分，他同意李斯前往秦国干，但他告诫李斯要注意节制，在成功之际想想“物忌太盛”的话，不要一味地往前走，必要的时候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李斯来到秦国，投到极受太后倚重的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很快就以自己的才干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小官。官虽不大，但有接近秦王的机会，有此一点，就足够了。处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军功而显，亦不能以理政见长，他深深地知道，要想崭露头角，引起秦王的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书。他揣摸了秦王的心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毅然给秦王上书说，凡是能干成事业的人，全是能够把握机遇的人。过去秦穆公时代国势很盛，但总是无法统一中国，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周天子势力还强，威望还在，不易推翻；二是当时诸侯国力量还较强大，与秦国相比，差距尚未拉开。不过从秦孝公以后，周天子的力量急剧衰落，各诸侯国战争不断，秦国已经趁机强大起来了。现在国势强盛，大王贤德，扫平六国真是如掸灰尘，现在正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大王千万不可错过了。
这些话既符合秦国及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李斯赢得了秦王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接着，李斯不仅在大政方针上为秦王出谋划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意见，他劝秦王拿出财物，重贿六国君臣，使他们离心离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卓有成效，李斯因此被秦王封为客卿。李斯在秦国开始崛起了。
可就在这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这是韩国派间谍帮秦国修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当李斯临近边境、快离开秦国的时候，他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谏逐客书》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了历史上外国人才对于秦国的重要性。又兼言辞恳切，情意真诚，使秦王读后大受感动，竟撤消了“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封他为廷尉。
李斯在秦国总算站稳了脚跟，经过一番“谏逐客”的接触，秦王就更加信任李斯。李斯步步高升，前途不可限量。正在这时，李斯的同学韩非也来到了秦国，这对李斯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著作极丰，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著。他写这些著作，本是因为看到韩国太过软弱，上书献策而不被用，感到失望和怨怒而发愤著述的。韩国君主未加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大喊：“我若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韩国对人才的轻侮和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秦国。就这样，韩非来到了秦国。
李斯明白，不论是学术能力还是政治外交能力，自己都远不如韩非。现在秦王把他留下，韩非是否得到重用，还不得而知。不过一旦重用，自己就永世不得出头。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他必须首先除掉韩非。他对秦王说：“韩非是韩王的亲族。大王现攻打韩国，韩非自然不会同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秦王说：“既然不能用，那就放走吧！”李斯的目的是要赶尽杀绝。他又对秦王说：“如果放他回韩国，他定会为韩出谋划策，对秦国十分不利。不如在他羽翼未成之时就将他杀掉。”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话。李斯就送给韩非毒药，令他自尽。韩非深知李斯的为人，就饮毒自杀了。李斯知道从此没有了对手，就更加放胆大干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全兼并了六国，使中国在经历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以后复归于统一。统一之后秦始皇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个大一统的国家。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应像周代那样，分封诸子，裂土而治。在召集群臣讨论这件事时，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上书说：“殷周所以能有千年的天下，其原因就在于把天下分封给了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同于百姓，万一发生了像齐国的田常、晋国的六卿那样的叛乱，又有谁来相救呢？不以古为师而能长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唯有李斯坚持置郡设县，遣官治理。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战乱频仍，全在于周朝分封以来诸侯各自为政，相互仇视，周天子也无力制止；如今天下一统，如果再立许多诸侯国，等于再次分裂，不利于中央集权管理。出于对当时情况的考虑，也由于个人生活经历，秦始皇接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李斯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成熟的统治形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斯是一位政治雄才，也是一位为了权力而不惜一切的人，但问题是他还是一位学者；在封建官场，尤其是在秦末，稍有一点人的心肠，就难免败下阵来。
淳于越坚持实行分封制，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遂把他交给李斯处理，而李斯审查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认为淳于越泥古不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等罪状全是由于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缘故，竟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按照李斯的规定，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都要统统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人再敢谈论诗书，就在闹市区处死，并暴尸街头；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下令三十日仍不烧书者，面上刺字，并征发修筑长城。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摧残。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对书生进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将咸阳的儒生460多人活埋，即为“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极大的污辱。是对人的尊严的严重践踏。这个事件固然与秦始皇的暴政主张分不开，但李斯的借题发挥乃至无中生有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今天看来，李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秦却步。李斯也就可以独行秦廷了。李斯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学者出身的李斯，竟能这样背叛文化，残害文化，实可谓天良丧尽。对这样的“读书人”，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了宣扬皇威，镇抚六国百姓，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出游：从咸阳出发，经武关，沿渭水、汉水到云梦，再经长江东下直到会稽；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纪念。在北归咸阳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即病死在沙丘。
当时随行的有李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和胡亥的老师赵高。秦始皇临死之前，曾有书信召扶苏送葬。按当时的习惯，长子承位是天经地义的，况且扶苏又刚毅勇敢，较得人心。但赵高为了掌握大权，却极力想把胡亥推向皇位，就让胡亥扣留了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
秦始皇猝死，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便令人在秦始皇的车内伪装成秦始皇，让人照常送水送饭。赵高趁此机会拉拢李斯，采取攻心战术，他们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赵高说：“皇帝临死前写了一封宣召扶苏来送葬的书信，未及发出，便死了，这您知道。但现在这封信在胡亥的手里，皇帝死了又没有人知道，决定由谁继位，全看胡亥和我了。您的意下如何呢？”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这哪里是做臣子应该说的话。您这样做，不觉得太过份了吗？”
赵高说：“如果按始皇的意思去办，也未尝不可，对我毫无损害。我只想问您，您和蒙恬相比，谁更有才能呢？”
李斯说：“我不如蒙恬。”
赵高说：“那好。扶苏刚毅勇武，又曾坚决反对您和始皇帝焚书坑儒。他即位之后，必定任用他最为亲近的蒙恬做丞相，到那时，您怎么办呢？”
李斯默然。赵高就这样开门见山，紧紧抓住李斯贪恋权位富贵的心理，争取了李斯。于是，两人合谋，伪造秦始皇的书信，指斥扶苏“不孝”，蒙恬“不忠”，令其自杀。扶苏接信后自杀，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终于服毒而死。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李斯是一个可以牺牲任何良知来换取和保住功名的人。秦二世胡亥十分昏庸，只顾享乐，不理国政。秦朝已如厝火积薪，十分危险，但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虽然看得十分清楚，也不规劝。一次，胡亥竟向李斯问道：“你的同学韩非在文章里说过，古代的帝王都是非常辛苦，难道做帝王就是为了受罪吗？如果帝王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能如何治理天下呢？我看是臣子无能，才使君王受累。如今，我既想随心所欲，又想治理好天下。你能替我想个办法吗？”
李斯不仅不直言相劝，反而揣摸胡亥的心理，献上了一套“督责之术”。他说，贤主若能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就不敢不勉力效劳，否则，那就比唐尧、虞舜还辛苦。所谓“督责”之术就是君王的独断专行加严刑酷法。胡亥一听这种哄小孩般的把戏，正中下怀。立即采用，结果弄得天下“忠臣”被杀，“明吏”遭戮，怨声载道。
赵高和李斯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日后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也就势在必然。胡亥整日在宫中淫乐，根本就不理朝政，所有大小事务，全委托赵高办理。一天，赵高往访李斯，故意谈及关东乱事，两人相对唏嘘。赵高说：“现在关东群盗如毛，警报频传，而主上恣意为乐，又征调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狗马等无用之物，充斥宫廷，不知自省。我们心急如焚，怎奈人微言轻，不如丞相德高望重，还望丞相进谏。”李斯说：“不是不愿进谏，实是皇上并不出朝视事，无由得见。”赵高则说等他探得主上闲暇，便来报告。李斯还以为赵高是个忠臣，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正当胡亥玩得高兴的时候，赵高派一宦官急传李斯入见。李斯穿好朝服，疾趋人宫，没想到正碰在胡亥的兴头上，迎头遭了一顿训斥，只好回去。这样往复三次，胡亥就十分气恼李斯，怪他败坏了他的游乐之兴。赵高趁机谗毁李斯说：“假造诏书让您当皇帝的事，李斯参加了，他本以为功劳很大，皇上会封赏他的，现在未能如愿，就心怀不满。现在接连求见，恐怕不怀好意，要加提防。再说外边风传他与长子李由与盗贼合谋反叛，虽未有确实，但关东盗贼猖獗，李由并不奋力扑击，就是绝好的证据，请陛下下令拘捕，不要犹豫了。”胡亥虽然糊涂可笑，但毕竟还知道事情重大，就先派人调查。赵高暗地里嘱托使臣。让他们诬谄李斯。
到了这时，李斯听说有人在调查自己和儿子李由，才知道中了赵高的计。他立刻上书，历数赵高的罪状，妄图挽回败局。但胡亥看了奏章以后，十分气愤，说：“赵高为人清廉，下知人情，上适朕意。朕不任赵君，将任何人？丞相心虚，还来诬劾赵君！”当即把李斯的奏章掷回。
李斯见胡亥不听，就去联络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胡亥罢修阿房宫，并有隐斥赵高的语意。胡亥这才真正动怒，在他看来。天子富有天下，无论怎样享乐都是应当的事情，而臣子不能平定盗贼，不能为君分忧，实属不该。李斯没想到自己献上的“督责之术”在这里“督责”起自己来了，再加上赵高在一旁怂恿，胡亥当即下令逮捕了三人，一并罢官，下狱论罪。冯去疾、冯劫不肯受辱而自杀，李斯却贪恋富贵，不肯就死，被赵高打了一千多杖，竞致昏去。李斯曾想上书申冤，但书信被赵高截留。李斯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招供。长子李由又已战死，正好死无对证。于是赵高就轻而易举地罗织了一件谋反大案。胡亥见了案件材料以后，十分赞叹地说：“多亏赵卿破了这一大案，否则后果真是不堪想象了。”
胡亥令李斯受五刑，诛三族。李族的子弟族党一并逮至市曹。李斯哭着对次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赶捕狡兔，已不可能了！”
李斯先被在面上刺字，再割去鼻子，再截去左右趾，然后杀头，最后从腰中斩断，砍为肉泥。其余族党一并处斩。
纵观李斯的一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出谋划策，为建立郡县制力驳群儒，其功劳确有不可埋没之处，但其原发动机却并非为了国家、百姓，甚至也不是为了哪一个朝代、君主，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名位，故他的一生也劣迹斑斑：害死韩非、阿谀逢迎等姑且不说，只促成“焚书坑儒”之一事，已够他万世不得翻身了。
李斯谋取名利富贵确有其术，只是抽身不及，弄个全族覆没，不免令人叹息！不过，似乎更值得叹息的还不在这里。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呢？为什么学者的忧国忧民，一旦做了官，就变成了忧身忧家了呢？更何况到处都是李斯这样的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功名利禄的人！封建官场真是一口灵魂的大染缸，把一个民族都染换了颜色！
但说句公道话，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还残留着一丝正直和诚实，否则，他就不会中赵高之计，前去劝谏胡亥了。与赵高相比，既可看出读书人的本色，又使人看到，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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