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出场的证人是一个高大的、留着灰胡须的法国人，梅特·蒂博。
他的英文说得很慢，用词准确，虽然带有轻微的口音，但是很流畅。
说完开场的例行问题之后，法官问：“你看过了尸体，能认出她是谁吗？”
“是的。她是我的客户，玛丽·安杰利克·莫里索。”
“那是她护照上登记的名字，她还有其他为人所知的名字吗？”
“有的。吉塞尔夫人。”
场内激起一片骚动，记者们准备好奋笔疾书。法官说：“你能不能详细谈谈这位叫莫里索或者吉塞尔夫人的人？”
“我还是称她吉塞尔夫人吧，这是她的职业名字，专门用于开展业务。她是巴黎知名的放贷人。”
“她在什么地方开展业务？”
“乔里特街，她的私人住宅。”
“我听说她经常到英国来，她的业务也延伸到了这个国家？”
“对。她在英国有许多客户，在英国的某个社会阶层享有极高的声誉。”
“你说的某个社会阶层指什么，能描述一下吗？”
“她的客户大都是上层和专业人士。对待这种客户需要极其谨慎，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那么她在守口如瓶这方面的口碑怎么样？”
“非同一般。”
“如果你对她的生意了如指掌的话，能否请你详细谈谈她的各类业务情况？”
“那不行，我只负责处理她的法律事务。吉塞尔夫人是位一流的生意人，精明能干，具备优秀商业人士的所有素质，对自己的业务具有完全的掌控能力。让我评价的话，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士，在业内很有名望。”
“那么据你所知，她去世时是一位富有的女人了？”
“非常富有。”
“据你所知，她是否有仇人？”
“据我所知没有。”
梅特·蒂博走下台子，下一位证人是米切尔。
“你是亨利·查尔斯·米切尔，住在万德沃斯，舒柏克路十一号，对吗？”
“是的，先生。”
“你是寰宇航空有限公司的雇员，对吗？”
“是的，先生。”
“你是普罗米修斯航班上的资深乘务员，对吗？”
“是的，先生。”
“上周二，也就是十八日，你在从巴黎飞往克里登的十二点钟的航班上执勤。死者乘坐了这次航班。在此之前你见过她吗？”
“见过。半年前，我在八点四十五分的航班上执勤，她有一两次乘坐那趟航班。”
“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我的名单上肯定有她的名字，不过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留意过。”
“你听说过吉塞尔夫人这个名字吗？”
“没有，先生。”
“请从你的角度讲述一下周二航班上发生的事情。”
“我送完午餐之后便开始发送账单。我当时以为她睡着了，打算等到降落前五分钟再去叫醒她。等我去叫醒她时，发现她已经死了或者是晕过去了。我从乘客当中找到一位医生。他说——”
“布莱恩特医生将很快出庭作证。请您看看这个。”吹管被送到了米切尔跟前，他小心翼翼地接过来。
“你以前见过它吗？”
“没有，先生。”
“你肯定没有看见过哪一位乘客手持吹管？”
“肯定没有。”
“艾伯特·戴维斯。”
资历较浅的年轻乘务员站上证人席。
“你是艾伯特·戴维斯，住在克里登，巴卡姆街二十三号，是寰宇航空有限公司的雇员，对吗？”
“是的，先生。”
“你作为乘务员副手，在周二的普罗米修斯航班上执勤，对吗？”
“是的，先生。”
“你是怎么得知这件悲剧的？”
“先生，是米切尔先生告诉我说，有位乘客恐怕出事了。”
“你以前见过这东西吗？”吹管被送了过去。
“没有，先生。”
“你有没有看见哪位乘客手持吹管？”
“没有，先生。”
“在整个航程中，有没有你认为可以为破案提供参考的线索？”
“没有，先生。”
“很好，你可以下去了。”
“罗杰·布莱恩特医生。”
布莱恩特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地址、作为耳喉科医生的职业等。
“请从你的角度描述一下上周二，即十八日航班上发生的事情。”
“飞机即将到达克里登时，值班乘务员前来问我是不是医生。我做了肯定回答后，他说有位乘客身体出了问题。我起身跟他走了过去。那个出问题的女人倒在座位上，已经死了有段时间了。”
“在你看来，她死了有多长时间了？”
“要我说的话，至少死了有半个小时了，我估计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
“你对致死原因有什么看法吗？”
“没有经过详细的检验，我是不可能做出判断的。”
“那么你注意到她颈侧有一个针眼，是吗？”
“是的。”
“谢谢。詹姆斯·惠斯勒医生。”
惠斯勒医生体形单薄，个子矮小。
“你是本警区的法医？”
“是的。”
“你能谈谈你作为参与此案的法医，在本案中的发现吗？”
“十八日，也就是上周二，刚过三点钟，我被叫去克里登机场，然后上了普罗米修斯号飞机。有位中年女士倒在飞机座位上，已经死亡。据我判断，死亡发生在约一小时之前。我注意到死者脖子一侧有个小圆点——正好在颈静脉上。那个伤痕与黄蜂蜇叮，或者之后拿给我看的那枚小针扎刺的效果高度相似。尸体被移送到停尸间之后，我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你的结论呢？”
“死亡是由毒素渗入血管，引发心脏骤然瘫痪所致。这肯定是猝死。”
“你能说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毒素吗？”
“这种毒素我以前从未见过。”
凝神倾听的记者们赶紧记下：“未知毒物。”
“谢谢。有请亨利·温特斯普。”
温特斯普先生体格高大，表情和蔼。他看起来很善良，有点迟钝，人们很难想象他是重要的政府分析专家，研究鉴定罕见毒物的权威人士。
法官将毒针拿起来，问温特斯普先生是否见过。
“见过，并且已经对它做了分析。”
“能告诉我们你分析的结论吗？”
“当然可以。这种毒素起初是用来浸制毒箭的，就是某些部落经常使用的一种名为箭毒的毒物。”
记者们兴致勃勃地记下他的话。
“那么您认为死亡是由箭毒所致？”
“哦，不。”温特斯普说，“上面只有一点点微弱的痕迹。据我分析，针头上蘸的是一种名为布姆斯兰的毒汁，来自于一种多鳞蛇——也叫树蛇——的毒液。”
“什么是布姆斯兰？”
“那是南非的一种毒蛇，世上现存毒性最强、最致命的蛇类。它的毒素作用于人体到底有多强烈尚不能确定，但这种毒液的毒性有多大我们还是有些概念的。举个例子吧，将这种毒汁注射到鬣狗身上，还未拔出针头它就死了。注射给豺狗，豺狗就会像被子弹打中一样立刻毙命。这种毒汁会导致皮下大出血，波及心脏功能，导致心跳骤停。”
记者们写下：“离奇的故事。空中上演蛇毒大戏。比眼镜蛇更为致命。”
“你有没有听说过用此类毒汁蓄意杀人的案件？”
“从未听说过，这太耸人听闻了。”
“谢谢，温特斯普先生。”
威尔逊警长宣誓作证说，在座位后面发现的吹管上没有指纹。已经对吹管和毒素做了化验，吹管的最大射程，经试验相当精确地确定为十码。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尽管引起一点儿骚动，但波洛的证词是相当严谨的。在航程中他没有注意到任何特别的事情。对，是他发现了地上的小针，所发现的位置正好在死者颈部下方，如果它是从脖子那里掉下来的话，也只能掉在那里。
“霍布里伯爵夫人。”
记者们写道：“伯爵的妻子为空中死亡之谜出庭作证。”还有人写的是“......在蛇毒谜案中作证”。
为妇女报刊工作的人则写道：“霍布里夫人戴着一顶新款狐狸皮帽”，或是“霍布里夫人是城里最时髦的女士之一，全身黑衣，配一顶新款帽子”。要不就写“霍布里夫人，结婚前的闺名是塞西莉·布兰德，身穿黑衣，头戴新款帽子，风姿时尚地出庭作证......”
所有人都喜欢欣赏年轻漂亮的女子，尽管她的证词最简短。她什么都没注意到，以前也没见过死者。
在她之后是维尼蒂娅·克尔，但她显然没有前面那位引人注目。
妇女报刊记者首先乐此不疲地写道：“科茨摩尔勋爵的女儿穿着剪裁精致的外套和裙子......”并强调：“社会名流出庭作证”。
之后出庭的是詹姆斯·赖德。
“你是詹姆斯·贝尔·赖德，你的住址是布兰贝里大道十七号？”
“是的。”
“你的职业或者专业是什么？”
“埃利斯·韦尔水泥公司的总经理。”
“请仔细看看这支吹管，（短暂停顿）你以前见过吗？”
“没有。”
“在普罗米修斯航班上，你是否见过任何人曾经手持类似的东西？”
“没有。”
“你坐在四号座位上，正是死者前面的座位，是不是？”
“是又怎么样？”
“请不要用那种腔调回答我。你坐在四号座位上，从那个位置可以看见机舱里的每个人。”
“并非如此，我看不见我这列座位上的任何一位，因为座位都是高靠背。”
“但是假如有人走到过道上——走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能够将吹管对准死者的位置，你能看到他吗？”
“当然能。”
“那么你看到这种情况了吗？”
“没有。”
“你座位前面的乘客中有人离开过他们的座位吗？”
“唔，我座位前两排的一位男子站起来往洗手间方向去过。”
“他是往与你的座位还有死者座位相反的方向去的吗？”
“是的。”
“他回来时有没有朝你走来？”
“没有，他直接从洗手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他手上拿着什么东西吗？”
“什么也没拿。”
“你肯定吗？”
“相当肯定。”
“还有谁离开过座位？”
“坐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他从对面走过来，从我身边经过，去了机舱后部。”
“我抗议。”克兰西先生从法院坐椅上蹦了起来，嚷道，“那时还早——早得很——是在一点钟的时候。”
“请坐下，”法官说，“会轮到你的。请继续，赖德先生。那么你是否注意到这位先生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支钢笔。他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本橙色的书。”
“朝你走过来到后舱去的人只有他一位吗？你自己离开过座位吗？”
“是的，我去过洗手间——不过我手上并没有拿着吹管。”
“你说话的态度有些失礼。请下去。”
诺曼·盖尔，就是那个牙医，他提供的证词几乎都是否定性的，很快他就被愤愤不平的克兰西先生代替了。
比起贵族夫人来，克兰西先生不是个很有新闻性的人物，对他的登场，记者们兴趣索然。能写的就是“侦探小说作家出庭。知名作家承认购买过致命武器，轰动了法庭。”
不过说“轰动”有点为时过早了。
“是的，先生，”克兰西厉声说，“我的确买过一支吹管，不仅如此，我今天还把它带到这里来了。我强烈抗议将杀人致死的吹管与我的吹管联系起来。这就是我的吹管。”
他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吹管。
记者们写道：“法庭上出现了第二支吹管。”
法官严肃地对克兰西说，请他出庭是为了帮助破案，而不是让他有机会来驳斥完全凭空想象的针对自己的指控。法官接着询问他在普罗米修斯航班上的情况，但是收效甚微。克兰西先生一直在唠唠叨叨，毫无必要地解释着他是如何被国外火车上的古怪服务搞得迷迷糊糊，如何度过长达二十四小时的艰难旅程，以至于对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丝毫不在意。就算整个机舱里的人都在用吹管放蛇毒，他也不会知道。
接下来是简·格雷出场，这位美发师的证词对记者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随后是两位法国人。阿曼德·杜邦先生说他是前往伦敦皇家亚洲学会作学术发言的。在飞机上他和儿子一直都在探讨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也没有注意到那个死者，直到机舱里因为有人发现她死了而出现一阵骚动，他才将注意力转回身边。
“你认为这位莫里索夫人或吉塞尔夫人面熟吗？”
“没有，先生。我从未见过她。”
“据说她是巴黎的一位知名人物？”
老杜邦耸耸肩。“对我来说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这些日子我经常不在巴黎。”
“据我所知，你刚从东方回来，对吗？”
“是的，先生——从波斯那边。”
“你们父子到许多神秘遥远的地方旅行过吧？”
“什么意思？”
“你们去过一些蛮荒地区吧？”
“哦，可以这么说。”
“你有没有见过有什么部族用蛇毒涂在箭头上作为武器？”
这句问话必须经过翻译他们才听明白。杜邦先生听懂后使劲摇头。
“没有，我从未碰到过诸如此类的事情。”
儿子的回答与父亲的大同小异。他不认识死者，也没有注意到飞机上的任何事情。他一直认为死者很有可能是被黄蜂蜇死的，他本人就被一只黄蜂骚扰过，最后终于弄死了那只小东西。杜邦父子是最后出庭的证人。
法官清了清嗓子，对陪审团说，这是本法庭所处理过的最难以捉摸的案子。他们可以排除自杀或发生意外的情况。一位女士在空中，在一个很狭小的封闭空间里遭到谋杀，除了乘客，不可能有任何局外人实施这种罪行。凶手或凶手们显然就在今天出庭作证的人当中，无法回避这一严酷而可怕的事实，即他们之中的某位凶手以极为狡猾的手段在说谎。
犯罪的方式及其残酷，在十位——加上乘务员有十二位——证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凶手将吹管举到唇部，在一定距离上将毒针吹射到死者的喉部，而在场的所有人对此都无所察觉。这件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的确有吹管、地板上发现的毒针和死者脖子上的针眼作为证据，另有毒物测试作为进一步物证。无论这事儿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它还是发生了。
由于缺少更多的证据找出犯罪嫌疑人，他只能提请陪审团做出某个或某些未知身份的人犯了谋杀罪的裁决。既然出庭作证的人都否认认识死者，这件事只好交由警方进一步调查。鉴于对作案动机一无所知，他只能建议陪审团做出上述决定。陪审团现在可以考虑如何裁决了。
一位方脸的陪审员带着疑虑的目光欠身说：“您说吹管是在一个座位后面发现的，那是谁的座位？”
法官核对了一下文档，威尔逊警长凑上去在他耳边低语了些什么。
“哦，对，是九号座位，波洛先生的座位。我可以告诉大家，波洛先生是一位知名的、受人尊敬的私人侦探，他曾经多次成功地与伦敦警察厅合作。”
方脸陪审员将目光转向波洛先生，似乎有些怀疑眼前这位留着胡子的矮小的比利时人。
“外国人，”他的目光这样说，“你无法信任外国人，就算他们和警方有关系。”
他大声说：“正是这位波洛先生捡起毒针的，对吗？”
“是的。”
法庭休庭五分钟。当陪审员重新入座，并将陪审裁决书交给法官时，他皱了皱眉。“胡闹！我无法接受这份裁决。”
几分钟后，一份修正裁决书又递交了上来：“我们一致同意死者中毒而亡，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是谁下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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