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卫军中士

    珍惜名声年少始。

    ——谚语

    若在近卫军，他明天就该是上尉。

    不必了，让他去部队当兵吧，

    说得好！让他多受些磨难和痛苦……

    ……

    可是，他的父亲是谁？

    ——克尼亚日宁[1]

    我的父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年轻的时候曾在米尼悉[2]伯爵手下当差，17××年以陆军中校退役。从那时起，他便住在他的辛比尔斯克村里，并很快同当地一位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尤结了婚。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九人，但除我之外全都夭亡了。

    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承蒙我们家的近亲——近卫军少校柏公爵的照应，已经在谢苗诺夫军团登记入册成为一名中士了[3]。万一母亲生下个女儿，父亲便会申明这个尚未出世的中士已经死亡，这件事情便就此作罢。在我学业完成之前，我一直算是请假。那个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和现在不同。从五岁起，我被交给马夫萨维里奇，因为他不喜喝酒，于是让他来做我的管教人。在他的管教下，我十二岁便学会了俄文，并且已经能够很好地判断猎狗的脾性。这时候，父亲又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麦歇[4]波普列，他是跟随我们订购的供给全年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一起从莫斯科来的。他的到来使萨维里奇非常不高兴。“感谢上帝，”他自言自语道，“这孩子梳洗得干干净净，肚子也吃饱了，何必再白白花钱雇个麦歇，就好像我们自己家没有人似的！”

    波普列在本国的时候原是个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兵，最后到了俄国来pouretreoutchitel[5]，尽管他对“老师”这个词的意义还不大了解。他是一个好人，但是非常轻浮放荡。他的主要弱点是迷恋女人，往往因为献殷勤而招致拒绝，为此，他常常一连几天唉声叹气。而且，他不是（照他自己的话说）酒瓶的敌人，也就是说（用俄语说）喜欢喝几杯。可是在我家只有在午餐时才喝葡萄酒，并且每人只能喝一杯，还经常在斟酒时把教师给漏掉，所以，我的波普列很快就习惯了喝俄国泡酒[6]，甚至比他本国的葡萄酒更喜欢喝，认为俄国泡酒对于养胃非常不错。我们俩一拍即合，尽管按照合约，波普列负责教我法语、德语和其他各门功课，但是波普列倒是更愿意跟我学扯几句俄国话，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各自干各自喜欢的事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以至于我不想再另找老师了。可是，不久，命运就将我们拆散了，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我们的洗衣女仆，一个胖胖的、满脸都是雀斑的姑娘，和独眼的放牛女佣阿库里卡约好，两人一起跪在了我母亲脚下，承认由于自己太软弱，犯了过错。她们哭诉麦歇利用她们没有经验玷污了她们的清白。我的母亲对这样的事情向来很严厉，就告诉了父亲。父亲办事很干脆，立马派人把那个法国无赖喊来。他们告诉父亲，麦歇正在给我上课。父亲便来到我的房间。那时波普列正在床上睡大觉，而我也正在做自己的事情。我得说明一下：他们给我从莫斯科订购了一张地图，它挂在墙上，毫无用处，而我早就看中了这张又宽又厚的纸了，我决定用它做一只风筝。趁着波普列睡觉的时候，我开始了我的工作。当父亲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把一条树皮制作的尾巴固定在好望角上。看见我的这种地理作业，父亲揪了我的耳朵，然后奔向波普列，一点也不客气地叫醒了他，接着就对他破口大骂。波普列惊慌失措，想站起来，却不能：这可怜的法国人已经烂醉如泥了。新账旧账一起算，父亲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拽起来，推出房间，当天赶走。这一下萨维里奇乐不可支。我的教育也就此结束了。

    我过着纨绔子弟[7]的日子，跟仆人家的孩子们一起追鸽子，玩跳背游戏。在此期间，我已经十六岁了，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秋天里的一天，母亲在客厅里熬蜂蜜果酱，我舔着嘴唇，盯着锅里滚起的泡沫。父亲正在窗下读他订阅的宫廷年鉴，他每年都会收到一本。这本书一直对他影响很大：每次读后都会有强烈的感慨，而且总是令他肝火旺盛。母亲深知他的脾气和秉性，总是想尽办法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尽可能远一些，于是，父亲有时候几个月都看不到。可是，一旦他碰巧发现它，就会一连几个小时不离手。于是，父亲就读起那本宫廷年鉴来了。他时不时地耸一下肩头，并且低声重复着：“陆军中将……在我连队的时候他还是个中士呢！……两种俄国最高勋章的获得者[8]！……可是不久以前他和我还……”最后父亲将年鉴往沙发上面一丢，陷入沉思，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忽然，他转向母亲：“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彼得鲁沙多大啦？”

    “眼看就十七岁了，”母亲答道，“彼得出生的那年，正是娜斯塔霞·盖纳西莫夫纳伯母瞎了一只眼睛的那年，那时候还……”

    “好啦”，父亲打断她说，“该送他去服兵役了，别再让他在女佣的房间里乱跑，爬鸽子棚了。”

    想到不久就要和我离别，母亲吃了一惊，勺子滑落进锅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相反，我却欢喜得难以言表。一想到服军役，我便立刻联想到自由，联想到充满各种乐趣的彼得堡生活。我把自己想象成为一名近卫军军官，在我看来，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父亲从来不会改变他的主意，也不爱拖延。我出发的日子定下来了。在我出发的前天晚上，父亲说他打算给我未来的长官写封信，叫我带上。他要来了纸和笔。

    “别忘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说道，“代我向柏公爵问候，你就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对彼得鲁沙多多关照。”

    “胡说什么！”父亲皱着眉头回答道，“我为什么要给柏公爵写信？”

    “是你说的呀，你要给彼得鲁沙的长官写信呀。”

    “是我说的，那又怎么样？”

    “可是彼得鲁沙的长官是柏公爵呀，彼得鲁沙不是已经在谢苗诺夫军团中登记了吗？”

    “登记了！他在那里登记了与我有什么关系？彼得鲁沙不去彼得堡。在那里服役，他能学到什么？学会乱花钱、过放荡的日子吗？不，让他去军队里当差，多吃点苦，让他闻一闻火药味儿，让他去当一个真正的士兵，不要当浪荡公子。在近卫军登记过又怎么样？他的证件呢？给我拿来。”

    母亲找到我的证件，它放在一个小匣子里，和我受洗时穿的礼服在一起。母亲颤抖着手，把它交给父亲。父亲仔细看过，将它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开始写信。

    好奇心使我着急万分：如果不去彼得堡，那么到底把我送到哪里去呢？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父亲的笔，可是它却移动得很慢。终于，他写完了，把信连同我的证件一起放在了信封中封好。他摘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道：“这封信给你，把它带给安德烈·卡尔诺维奇·罗，他是我的老朋友、老伙伴，你到奥伦堡去，在他的手下当差。”

    一瞬间，我一切的光明和希望都破灭了！等待我的，不是彼得堡欢乐的生活，而是那偏僻遥远地方的枯燥日子。刚才还让我心花怒放的差事，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幸。但这是无法争辩的事实。第二天早上，一辆带篷旅行马车来到大门前。我的提包、装有茶具的旅行食盒、几袋面包和馅饼——这些家庭溺爱的最后一点表示——被装进了马车里。我的父母亲祝福了我。父亲对我说：“再见，彼得。对于你宣誓过的人，要忠心；要听长官的话；不要想着讨好长官；别强行揽事干；也别推脱自己的责任，要记住这句谚语，‘爱惜衣服新衣起，珍惜名声年少始’。”母亲含着泪叮嘱我注意身体，又叮嘱萨维里奇好好照顾这孩子。他们给我穿上一件兔皮大袄，又套上一件狐皮大衣。我满脸是泪，跟萨维里奇坐进篷车里，上路了。

    当天晚上，到了辛比尔斯克，我们要在那里停一天，买一些必需品，这件事由萨维里奇去干。我则留在旅馆里。萨维里奇一大早便跑出去买东西。我望着窗外肮脏的街道，实在是有些烦闷，于是我便在旅馆的各个房间里踱步。走进台球房，我看见一个高个子老爷，三十五岁上下，留着长长的黑胡子，穿着一身长袍，手里拿着球杆，嘴里还叼着烟斗。他在跟记分员打球，记分员若赢了就喝一杯伏特加，输了就在台球桌子底下爬一趟。我就看着他们玩球。他们玩得越久，记分员爬的次数就越多，最后终于留在桌子下面出不来了。那位绅士在记分员的头顶上说了几句尖酸的话，似乎是在作悼词，然后就邀请我和他一起打。我拒绝了，说我不会。他似乎觉得很奇怪，略带遗憾地看了我一眼；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得知他叫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一名上尉，他到辛比尔斯克是来招募新兵的，现在就住在这家旅馆里。祖林邀请我和他共进午餐，就像当兵的那样，随便吃点啥。我欣然应允。我们坐下吃饭。祖林喝了很多酒，还向我敬酒，告诉我应该习惯军队的生活；他给我讲军队中的趣闻，笑得我前仰后合。这顿饭吃完我们两个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朋友。这时，他提出要教我打台球。“这个对于我们当兵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譬如说，行军到了一个小地方，有什么好干的呢？总不能老去打犹太人吧[9]？只好到旅店中去打台球；如果那样你就必须得学会打！”我完全被他说服了，于是就用心学起来。祖林大声地称赞我，对我的进步之快表示惊奇，教过我几次后，便提议跟我赌钱，赌一个戈比，不为输赢，只是没白玩一场，用他的话说，白玩是一种再糟糕不过的习惯了。这一点我也同意。祖林又叫人送来潘趣酒[10]，他劝我尝一尝，并一再告诉我必须适应军队的生活：如果不会喝潘趣酒，还当什么兵！我照他说的做了，然后继续打台球。我从杯子中喝潘趣酒的次数越来越多，胆子就越来越大。台球不断地飞出台外；我直冒火，骂那记分员，天知道他是怎样在记分的，我的赌注越来越大——总之，我像一个突然挣脱了管束的孩子一样。时间不知不觉地在流逝。祖林看看表，放下球杆对我说，我已经输了一百个卢布。这让我有些着急。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那里，我表示抱歉，祖林打断我的话，说：“得啦！你不用着急，我可以等，现在我们到阿里努什卡那儿去吧。”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跟开始一个样，我糊里糊涂地过完了这一天。我们在阿里努什卡那里吃了晚饭。祖林不停地给我倒酒，并一个劲儿地跟我说应该适应一下军队的生活。从饭桌上站起来的时候，我都几乎站不住了。半夜的时候，祖林把我带回到旅店。

    萨维里奇在台阶上接我们。看到我这副无疑是热心当差的样子，他不禁惊叫出来。“你这是怎么搞的，少爷？”他埋怨道，“你在哪儿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哎哟，我的天啊，这种罪孽以前可从来没在你身上发生过呀！”“闭嘴，老东西！”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你准是喝醉了，去睡你的……扶我到床上去。”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头还很痛，模模糊糊地记起了昨天发生的事。萨维里奇端着一杯茶走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你放荡得太早了，彼得·安德烈伊奇，”他摇着头对我说，“太早了。你这副样子像谁呢？你父亲、你祖父都不是酒徒，你母亲就更不必说了：一辈子除了克瓦斯[11]，什么也没喝过。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呀？一定是那个该死的法国人。他总是往安吉普耶夫娜那儿跑：‘太太，热夫普里、伏特加[12]。’看，热夫普里给了你什么！不用说，他真是教给你好东西啦，那个狗东西！用得着请一个不要脸的异教徒来照料孩子吗，就像老爷家里没有人似的！”

    我觉得很惭愧。我转过脸去，对他说：“你去吧，萨维里奇，我不想喝茶。”可是萨维里奇一旦教训起人来，要想阻止可没有那么容易。“现在，你看看，彼得·安德烈伊奇，喝酒有什么好的，脑袋发沉，还吃不下饭。人一喝酒就没有一点用处了……喝一点加蜜的黄瓜露吧，最好是再喝半杯果子酒解解酒。要我拿给你吗？”

    这时，一个男孩走进来，交给我一张祖林写给我的便条。我打开它，上面写着：

    亲爱的彼得·安德烈伊奇，请你将昨天输给我的一百个卢布交给这个孩子带回。我急需用钱。

    随时准备为您效劳的

    伊凡·祖林

    毫无办法。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转向萨维里奇——我的钱财、衣物和事务的管理人[13]，命令他给这个男孩一百个卢布。“什么！为什么？”萨维里奇大吃一惊，问道。“我欠他的。”我回答道，极力使自己的口气显得平淡。“欠他的？”萨维里奇反问道，他显然越来越惊奇了，“可是，少爷，你什么时候欠下的这笔债，我们才刚来到这里呀？事情可有些不对头。随你便吧，少爷，可是钱我是不会给的。”

    我想，如果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不能摆平这个固执的老头儿，那么以后要想摆脱他的管束可就难了。于是，我傲慢地看了他一眼，对他说：“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钱是我的。我把它输了，因为我乐意这样做。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只管照我说的去做。”

    我的话让萨维里奇十分吃惊，他拍了一下巴掌，然后呆立在原地。“你还站在那儿干嘛！”我生气地大喊大叫。萨维里奇哭了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别让我愁死吧。我的宝贝儿！听我老头子的一句劝：写信告诉那强盗，就说你是闹着玩的，说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一百个卢布！我仁慈的上帝！你告诉他，你的父母亲严厉禁止你赌博，除了赌个核桃什么的……”“你胡扯够啦！”我严厉地打断他的话，“把钱给我，否则我把你掐着脖子赶出去。”

    萨维里奇悲痛地望了我一眼，去拿钱还债了。我对这个可怜的老头心怀愧疚，但是我想要挣脱他的管束，我想要证明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钱付给了祖林。萨维里奇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弄出这家该死的旅店。他来告诉我，马已经准备好了。我带着一颗不安的心和深深的愧疚离开了辛比尔斯克，没有和我的老师告别，也没有期望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他。

    第二节 向导

    这片可爱的地方啊，

    是我不曾相识的异乡！

    不是我自己要来到这里，

    也不是骏马把我带到这里：

    是那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

    和那酒店中醉人的气息，

    引来了我这年轻的小伙儿。

    ——古代歌谣

    一路上，我沉思默想，并不愉快。我输掉的钱，按当时的价值来算是笔不小的数目。我心里不得不承认，我在辛比尔斯克旅店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萨维里奇。这一切都使我觉得心里难过。老人家脸色阴沉地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背对着我，偶尔干咳一两声，却什么话也不说。我想与他和解，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终于，我对他说：“好啦，好啦，萨维里奇！行了吧，让我们和解了吧，我错啦；我明白是我错啦。我昨天犯了错，无缘无故惹你生气。我向你保证，我以后一定机灵些，听你的话。好啦，别生气啦；咱们讲和吧。”

    “唉，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他长叹一声回答说，“我是生我自己的气呀；这全都是我的错。我怎么能把你自己一个人留在旅店里呢！怎么办呢？鬼迷心窍啦：我突然想到去教堂执事的老婆那里，去拜访我的教亲。就如俗话说的那样：去看望教亲，会受到监禁。真是倒霉呀，可也只好这样啦！我可怎么有脸去见老爷和太太呢？要是他们知道孩子在外面喝酒赌钱，他们会怎么说呀。”

    为了安慰可怜的萨维里奇，我向他保证，今后若没有他的同意绝不乱花一个戈比。他渐渐平静下来了，只是还时不时地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一百个卢布呀！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渐渐地接近了我的目的地。我的四周是一片荒凉的沙漠，山丘和峡谷在其中交错。到处都覆盖着白雪。太阳快下山了。马车顺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往前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顺着农家雪橇滑过的痕迹向前走。突然，车夫抬头望望远方，最后，他脱下帽子，回过头来对我说：“少爷，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是为什么？”

    “天气靠不住：起风了，你看，风把雪都刮起来啦。”

    “这有什么关系？”

    “你看那边是什么？”车夫用鞭子指着东方。

    “除了一片白茫茫的草地和晴朗的天外，什么也看不见。”

    “那儿，你看那儿有一块云呀。”

    我确实看见天边有一块云，起初我把它当成是远处的小山了。车夫向我解释说，这一小块云就是暴风雪的预兆。

    我听说过那一地区的暴风雪，也知道它往往能淹没整个车队。萨维里奇同意车夫的建议，认为我们应该折回去。但是我觉得风并不大；我很想及时赶到下一站，便只告诉他们快些赶车。

    车夫把马车赶得飞快，但是仍然不停地望着东方。几匹马儿很有节奏地奔跑着。而这时，风越刮越大。那一小块云变成了一片灰白色的阴云，正在厚厚地涌起、扩散，渐渐地布满了整个天空，先是飘起了细小的雪花，突然间就落起了鹅毛大雪。狂风怒吼着，暴风雪来临了。顷刻间，阴暗的天空和雪的海洋混在一起，所有的事物都消失不见了。“糟啦，少爷，”车夫喊道，“真的遇上暴风雪啦！”

    我从车里往外面望去：周围是漆黑一片，夹杂着狂风。狂风怒吼着，带着一种凶猛和残暴，似一只张牙舞爪的野兽；雪花把我和萨维里奇的身上全撒满了；马儿一步步地向前走着，很快就停下不动了。

    “你怎么不走了？”我不耐烦地问车夫。“怎么走呢？”他一边回答，一边从驾车的座位上下来，“不知道我们到哪儿了；没有路，到处又是一团漆黑。”我开始骂他，但是萨维里奇却袒护他，“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话？”他生气地说，“本来可以回到旅店里，你就可以喝杯茶，舒舒服服地睡到天亮，暴风雪也停了，好继续赶路。急啥呀？又不是赶着去参加婚礼。”萨维里奇是对的。可是毫无办法。大雪还在下着。马车旁边已经堆起了雪堆。马儿站立着，耷拉着脑袋，时不时地把身子抖几下。车夫在周围走动，却无事可干，只能理一理马套缰绳。萨维里奇嘴里嘟囔着什么。我四处张望着，希望能看到一点儿房屋或者是道路的痕迹，可是除了昏昏沉沉飞卷着的风雪，什么也分辨不出来……忽然，我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喂，车夫！”我喊道，“你看，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车夫仔细地观察着，“只有天知道，少爷。”他一边说着，一边爬上了驾车的座位，“车不像车，树不像树，似乎一直在动。也许是一只狼或者一个人。”

    我吩咐马车往那里赶去，那个黑东西也立马往我们这边儿移动起来。两分钟后，我们走到一个人跟前。“喂，好心人！”车夫向他喊道，“你知道路在哪儿吗？”

    “路就在这里，我就站在坚硬的路面上，”过路人回答说，“你问这干什么？”

    “你听我说，乡下人，”我对他说，“这片地方你熟悉吗？你能不能带我们找个住宿的地方？”

    “这地方我是很熟的，”过路人回答道，“感谢上帝，这地方我全都走遍了。可是你看这天气：我们很容易迷路的。最好是停在这儿等着，没准儿暴风雪会停下来，等天放晴了，我们就可以根据星星找到路。”

    他的镇静给了我勇气。我已经决定听天由命，在草原上过一夜。突然，过路人麻利地爬上驾车的座位，对车夫说：“感谢上帝，附近有住家，往右拐，走吧。”“我为什么要往右拐？”车夫不高兴地问道，“你看到哪儿有路啦？还不是看着马是别人家的马，马套子也不是自己的，那就马不停蹄地赶吧。”我觉得车夫的话有道理。“说真的，”我说，“你怎么知道离这儿不远会有人家呢？”“因为风是从那边吹过来的，”过路人回答说，“里面夹杂着一股烟味；可见这附近一定有个村子。”他的机灵劲儿和敏锐的感觉使我感到惊奇。我吩咐车夫上路。马儿在深深的积雪中艰难地迈着步。车子静静地行驶，时而撞上雪堆，时而陷入沟壑，一下子倒向这边，一下子又倒向那边，就像一条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似的。萨维里奇嘟囔着，时不时地将肘部碰到我的腰部。我放下挡门的帘子，裹了裹身上的大衣，打起盹来。暴风雪的怒吼声和马车前进时轻微的晃动使我昏昏入睡。

    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直到现在，当我回想我这一生的奇遇时，我仍旧觉得这个梦是个预兆。读者会原谅我的，因为凭经验可以明白，不管一个人多么努力地蔑视迷信，他还是会偏信迷信的。

    我的感觉和心灵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现实渐渐被幻想取代，并在昏昏欲睡时两者融为一体。我似乎觉得，暴风雪仍在怒吼，而我们仍旧迷失在雪地中……突然，我看见了一扇门，并且随着马车驶入了我们的院落。我首先想到的是父亲会对我发脾气，因为我不由自主地又回到家里，是在有意违反他的命令。我忐忑不安地跳下马车，看见母亲在台阶上迎接我，但是却是一副悲痛欲绝的神情。“轻一点，”她对我说，“你的父亲病得不行了，他想再见你一面。”我吓坏了，随母亲走进卧室。我看见房间里灯光微弱；床前站着很多人，个个面带哀愁。我轻轻地走到床前；母亲掀起床上的帐子，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彼得鲁沙来啦；他听说你生病了，就回来啦；给他祝福吧。”我跪到地上，注视着病人。但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床上躺着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一个长着黑胡子的庄稼汉，他正快活地望着我。我疑惑不解地转向母亲，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父亲。我干什么要一个庄稼汉来祝福我？”“都一样的，彼得鲁沙，”母亲回答我，“这是取代你父亲给你主婚的人；吻他的手吧，让他给你祝福……”我不肯。这时那个庄稼汉从床上跳下来，从背后抽出一把斧子，往四处乱砍。我想逃……但是逃不了；屋子里到处都是死尸；我撞在这些尸体上，滑倒在血泊中……那个可怕的人却亲切地喊我，对我说：“别害怕，过来让我给你祝福吧……”我满心的恐惧和疑虑……就在这时，我醒了。马儿已经站住了；萨维里奇拉着我的手说：“下车吧，少爷，到啦。”

    “到什么地方了？”我揉着眼睛问道。

    “到旅店啦。上帝保佑，我们正好撞在围栏上啦。快一点，少爷，下车，快去暖和暖和身子吧。”

    我从马车里出来。暴风雪虽然势头小了些，但是仍在继续。四周一片漆黑。店主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他把灯笼放得低低的，带我来到一间客房中。房间虽然狭小，但却非常干净；点着松明。墙上挂着一支步枪和一顶高高的哥萨克帽子。

    店主是雅伊克河[14]一带的哥萨克，看起来是个六十岁上下的庄稼汉，精力非常充沛。萨维里奇拿着食盒跟着走进屋里，他向店主要了火，准备烧茶，我从来没有像这会儿一样这么想喝茶。

    “我们的向导去哪儿了？”我问萨维里奇。

    “在这儿呢，老爷。”一个声音从上面回答我。

    我抬头往高床板上望去，看见一撮黑胡子和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怎么了，老兄，冻坏了吧？”“只穿一件破大衣，怎么能不冻坏！我本来有一件皮袄的，不怕您见笑，昨天抵押给酒馆掌柜的了；那时候以为天还不大冷呢。”这时店主端着滚烫的茶炊进来了；我请我们的向导喝杯茶；那庄稼汉便从高床板架上爬下来。他样貌英俊，看样子四十岁光景，中等身材，略显瘦削，但是肩膀很宽。他的胡子已经有些灰白，一双大眼睛十分灵活。脸上的神情十分快活，但是有点狡黠。他的头发剪成圆顶型；身上穿一件破烂的粗呢大衣和一条鞑靼人的灯笼裤。我递给他一杯茶；他尝了一口，皱了皱眉头。“老爷，您行行好，让他们给我一杯酒；茶这种饮料我们哥萨克是喝不来的。”我满心愿意地满足了他的愿望。店主从橱柜里拿出一个酒瓶和一只酒杯，走到他跟前，瞧了瞧他的脸，说：“嗳嗨，你又到我们这儿来了！是打哪儿来的？”我的向导意味深长地向他眨眨眼，用一句隐语回答道：“飞进菜园找食儿，一啄啄了个大麻籽儿；奶奶朝着掷个小石子儿——没打着。嗳，你们的人怎么样啦？”

    “我们的人能怎么样呢！”店主继续用隐语回答道，“他们要敲钟做晚祷，但牧师的太太不准敲；牧师出门做客去，只有魔鬼在坟地。”“别说了，大叔，”流浪汉打断他，“天上若下雨，地上就长蘑菇；如果有蘑菇，就要用篮子装。而这会儿嘛，（他又眨了眨眼睛）把斧子藏在背后吧：守林人正在巡查呢。老爷！祝您健康长寿！”说着，他端起酒杯，画了个十字，一饮而尽；然后，他向我鞠了个躬，又回到了高板床上去。

    那时，我一点儿也搞不懂这些黑话；但是后来，我猜到他们说的是雅伊克地区军队的事，这支军队一七七二年发生叛乱，当时刚刚被镇压住。萨维里奇听着这些话，满脸的不高兴。他满腹狐疑，时而看看店主，时而看看向导。这家旅店，或者按当时的叫法，大车店，孤零零地坐落在草原上，离别的村子都很远，看起来太像强盗窝了。但是毫无办法。继续赶路根本是不可能的。萨维里奇的不安把我逗乐了。这时，我已经开始安排住宿，在一条大长凳上躺下。萨维里奇决定睡在炕上，店主睡在地板上。很快，房间里便都是鼾声，我沉沉地睡去像个死人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迟，我看见暴风雪已经停了。太阳照耀着。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覆盖着皑皑白雪，白得耀眼。马已经套好了。我与店主结了账，他只收了我们那么少钱，连一向惯于讲价钱的萨维里奇也没有因此争执。昨天晚上的疑虑已经完全从他脑子里消失了。我叫来向导，感谢他给我们的帮助，并吩咐萨维里奇给他半个卢布买酒喝。萨维里奇皱起眉头，“半个卢布买酒喝！”他说，“凭什么？就为他把你带到旅店里？随你的便吧，少爷，我们可没有多余的半个卢布。见人就给钱，那我们自己马上就得饿肚子啦。”我无法跟萨维里奇争论。我已经许诺过，钱由他全权掌管。可是我却很难过，因为不能对这个人表示感谢，如果说他不是使我摆脱了灾难，至少也是帮助我摆脱了不愉快的境地。“好吧，”我冷冷地说，“要是你不想给他半个卢布，那么就从我的衣服里拿一件给他。他穿得太单薄了。把我的兔皮袄给他吧。”

    “行行好吧，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萨维里奇叫道，“干嘛把你的兔皮袄给他？这狗东西，他会马上在酒店把它喝掉的。”“这个嘛，老头，我拿它喝掉或不喝掉，就不用你操心啦，”流浪汉回答道，“老爷把皮袄赏我；这是老爷乐意，你当下人的该做的是服从，而不是顶嘴。”

    “强盗呀，你连上帝都不怕！”萨维里奇气冲冲地对他说，“你看到这孩子还不懂事，你就来利用他善良的天性撺掇他。你要老爷的皮袄干啥用？无论怎样，你都休想把它套在你那该死的宽肩膀上去！”

    “别自作聪明啦，”我对老人说，“快去把我的皮袄拿来。”

    “上帝呀，”我的萨维里奇怨叹道，“兔皮袄几乎还是新的！给谁不可以，偏要给这个穷酒鬼！”

    但是皮袄还是拿来了。庄稼汉立马就在身上比量着。确实，这件兔皮袄我穿都稍微嫌紧，他穿上就更紧了。可是他居然想方设法把它穿在身上，连缝线都撑开了。萨维里奇听到线的断裂声，差点没叫出声来。流浪汉收到我的礼物非常高兴。他把我送到马车旁，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谢谢，老爷！上帝会报答您的善心的；我永世不忘您的恩情。”他自顾自走了，而我则继续赶路，完全不去理会萨维里奇的不满，很快，我就把昨天的暴风雪、我的向导和兔皮袄都忘掉了。

    到了奥伦堡，我直接去见将军。我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因为上了岁数，背有点驼。长长的头发已经全白。老旧的制服使人想起安娜·伊凡诺夫娜[15]时代的军人；他说起话来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我把父亲的信交给他，听到父亲的名字，他迅速地瞧了我一眼。“我的上帝呀！”他说，“似乎不久之前，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还是你这个年纪呢，可是，现在，你瞧，已经有这么大一个儿子啦！唉，时间哪，时间！”他拆开信，开始低声地读着，一边还评论着。“‘尊敬的安德烈·卡尔诺维奇阁下，我希望大人您’……干嘛这么客气？呸，真不嫌害臊！当然，纪律是顶要紧的事，可是有这么写信给卡姆拉德[16]的吗……‘大人不会忘记……’嗯……‘以及……当……已故的元帅米尼……行军……还有……卡罗林卡’……嗨，布鲁德尔[17]呀，原来他还记得我们过去的淘气事儿啊？‘现在说正事吧……我的浪荡子前来见您’……嗯……‘套在刺猬手套里[18]’……什么是刺猬手套？这大概是俄国人的谚语……什么叫‘套在刺猬手套里’？”他回过头来，又向我问了一遍。

    “意思是说，”我尽可能以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回答他，“待人和善，别太严格了，多给他些自由，那就是套在刺猬手套里的意思。”

    “嗯，我明白……‘不要放任他’……不对，看来刺猬手套不是这个意思……‘随信附上他的证件’……在哪儿呢，啊，在这儿……‘通知谢苗诺夫军团’……好，好，一切照办……‘请允许我不拘礼节以老朋友老伙伴的身份拥抱你’……嘿，总算想明白了……还有，还有……好，我亲爱的，”他读完了信，把我的证件放在一边，说，“一切都会照办的：现在把你转派到××团去当军官，为了不浪费时间，明天你就启程到白山要塞去，在那儿接受米罗诺夫上尉的指挥，他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在那儿你要认认真真当差，学会遵守纪律。在奥伦堡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而游手好闲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好处。至于今天，我请你赏光在我家吃午餐。”

    越来越倒霉了！我心里思忖着：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是个近卫军中士了，可是现在又有什么用呢！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去××团，到那个吉尔吉斯卡伊萨克草原边境上鸟不拉屎的要塞去！……我在安德烈·卡尔诺维奇家里吃午饭，和他的老副官一共三个人。他家的餐桌上充分体现着德国人那种严格的节俭，因此我想，他急急忙忙把我派到边防驻军部队去的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多余的人会出现在他那单身汉的餐桌旁吧。第二天，我辞别了将军，到我的目的地去了。

    第三节 要塞

    我们在要塞里面住着，

    吃着面包喝着水；

    一旦凶残的敌人，

    要来吃我们的馅饼，

    我们就准备好一顿好饭；

    请他们尝尝大炮里的炮弹。

    ——士兵的歌

    他们是老派人啊，亲爱的。

    ——《纨绔子弟》[19]

    白山要塞离奥伦堡有四十俄里[20]路。道路沿着雅伊克河陡峭的山路向前延伸。河面还没有结冰，浅灰色的水浪在白雪覆盖、景色单调的河岸之间显得昏暗而忧郁。河的那边是广阔的吉尔吉斯草原。我陷入沉思，想的大都是些伤心事。驻军的生活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竭力地描绘着我未来的长官米罗诺夫上尉的样子，把他想象成一个严厉的、脾气暴躁的老头儿，除了自己的职务以外对什么也不关心，随时都可能因为一点儿小事而关我的禁闭，只给我面包和水。这时，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我们走得相当快。“离要塞还远吗？”我问车夫。“不远啦，”他回答说，“您瞧，这不已经看得见了。”我向四面眺望着，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威严的棱堡、塔楼和土围墙；但是除了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小村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在村子的一边，是三四垛被雪覆盖了大半的干草；另一边则是一架歪斜的风磨，树皮做成的翼片懒散地挂在上面。“可是要塞在哪里？”我惊奇地问。“这不就是嘛。”车夫指着小村子回答，说话间我们的车已经驶了进去。在大门旁，我看见一尊旧的生铁大炮；街道狭窄而曲折；屋舍低矮，大部分是草房。我吩咐车夫把车赶到要塞司令那里去，过了一会儿，车子停在了一个木屋前。木屋建在一处高地上，靠近教堂，教堂也是用木头建成的。

    没有人出来迎接我。我走进门廊，又推开前厅的门。一个伤残的退役老兵坐在桌子旁，正在把一块蓝色的布缝到一件绿军装的袖子上。我叫他去通报一声。“进来吧，老爷，”残疾老兵回答说，“我们的人都在家。”我走进了一间颇为干净的小屋，屋里按老样式摆设；墙角立着一个餐具柜；墙上挂着镶框的军官委任状；镜框四周还贴着几张花花绿绿的民间木版画，画的是攻克基斯特林和奥恰科夫[21]，还有选新娘和猫的葬礼[22]。窗下坐着一个老太太，身穿棉坎肩，头上包着头巾。她正忙着绕线团，一绺线正绷在一个身穿制服的独眼老头儿手上。“有何贵干，老爷？”他问我，一边还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我回答说，我是来任职的，照例应该来向上尉先生报到。说话间，我转向那个独眼老人，我以为他就是要塞司令，可是女主人打断了我准备好的已经倒背如流的话。“伊凡·库兹米奇不在家，”她说，“他到盖拉希姆牧师家做客去了；不过没关系，老爷，我是他太太。请多多关照。请坐，老爷。”她叫来女仆，吩咐她去找下士[23]来。那老头用他的独眼好奇地望着我。“斗胆请问，”他说，“您在哪一团当差的呢？”我满足了他的好奇心。“斗胆请问，”他继续问道，“您为什么从近卫军转到驻地来呢？”我回答说，这是长官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做了违背近卫军军官身份的事吧？”这个不知疲倦的询问者继续问道。“别胡说八道啦，”上尉太太打断他说，“你看这年轻人一路劳累了；他顾不上跟你……（手绷开点……）你，老爷”，她转过脸来跟我说，“别因为他们把你发配到这么个偏远的地方而担心，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习惯了就好了。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施瓦布林因为杀人而被发配到我们这儿来已经五年了。天知道，他怎么会作出这种孽来；你看，他跟一个中尉骑马到了城外，他们都带了剑，两个人就彼此厮杀起来了；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把中尉刺死了，还当着两个目击者的面！你说怎么办呢？能人也难免犯罪呀。”

    就在这时，军士进屋来了，是一个年轻的、身材匀称的哥萨克。“马克西梅奇！”上尉太太对他说，“给这位军官先生找个住处，记得干净一点儿的。”“遵命，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军士回答道，“可不可以请老爷去伊凡·波列扎耶夫那儿去住？”“胡说什么，马克西梅奇，”上尉太太说，“波列扎耶夫那儿已经很挤了；而且他是我们的教亲，也记得我们是他的长官。把这位军官先生带到……请教您的名字和父名[24]，老爷？彼得·安德烈伊奇吗？……把彼得·安德烈伊奇带到谢苗·库佐夫那里。这个无赖，把他的马放进我的菜园里了。怎么样，马克西梅奇，全都平安无事吧？”

    “谢天谢地，全都平安无事。”哥萨克回答说，“只有普罗霍洛夫伍长为了一桶水，跟乌斯季尼娅·涅古尼娜在澡堂子里打了一架。”

    “伊凡·伊格纳季奇，”上尉太太对独眼老头儿说，“你去调查一下普罗霍洛夫和乌斯季尼娅的事情，看看谁对谁错。把两个人都处罚一下！好了，马克西梅奇，你去吧。彼得·安德烈伊奇，马克西梅奇将带你到你住宿的地方去。”我辞别了他们。军士把我带到一所小屋里，小屋坐落在高高的河岸上，位于要塞的边缘。房子的半边住着谢苗·库佐夫一家，另一边分给了我。这本是一间房子，十分整洁，用隔板隔成了两间。萨维里奇开始布置房间；我从窄小的窗户向外望去。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斜对面有几座小屋；街上有几只鸡在游荡。一个老妇人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猪食，正在唤猪来吃食，猪友好地向她哼哼着以作回应。唉，这就是我命中注定要度过青春的地方！一股忧伤涌上我的心头；我离开窗户，在床上躺下，连晚饭也没吃，也不理会萨维里奇的一再劝说。他愁容满面，不停地念叨着：“仁慈的上帝！这孩子什么都不肯吃，要是生了病，太太该怎么说呀？”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穿衣服，门开了，一个青年军官走了进来，他个子不高，脸色黝黑，并不好看，但是却非常灵活。“请原谅，”他用法语对我说，“我冒昧地来拜访你。昨天我听说你来了；我多么想看到一个像样的人的脸，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终于忍不住了。您要是在这儿再住上一些时候，就会理解的。”我猜这应该就是那个因为决斗而被近卫军除名的军官了。我们立刻就熟识了。施瓦布林远不是个愚蠢的人。他的谈吐犀利而诙谐有趣。他饶有趣味地为我描述了司令一家人、他所交往的人和这个我们命中注定要来的地方。我痛快地大笑着，这时，我曾经看到的那位在司令家前厅缝补旧制服的伤残老兵进来了，他告诉我说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施瓦布林提出要跟我一起去。

    在靠近司令家房屋的地方，我们看见广场上有二十来个伤残的老兵，拖着长辫子，戴着三角帽。他们正排成队列，前面站着指挥官，是一个身材高大、精神饱满的老人，头上戴着尖顶帽，穿着中国长布衫。一看见我们，他便向我们走过来，对我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继续回去指挥。我们本想停下来看他们操练；但是他让我们去找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并告诉我们随后就来。“这儿嘛，”他补充了一句，“没什么好看的。”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随和而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仿佛跟我是多年的至交一样。那个伤残老兵和帕拉什卡摆好了餐桌。“今天伊凡·库兹米奇干嘛训练那么久呀！”司令太太说。“帕拉什卡，去叫老爷来吃饭。玛莎她又在哪儿呢？”这时进来了一个姑娘，十七八岁，圆圆的脸，面色绯红；淡黄色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拢在耳朵后面，耳朵也是红的。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并不十分喜欢她。我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看她的：施瓦布林已经为我描述过玛莎——上尉的女儿，说她是个傻丫头。玛莉亚·伊凡诺夫娜[25]在屋角坐下，开始做起针线活来。这时候，菜汤做好了。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见丈夫没回来，再次吩咐帕拉什卡去请他。“告诉老爷，客人在等着，汤都要凉了；谢天谢地，要操练，时间有的是；有他吆喝的时候。”上尉马上就回来了，身边跟着那个独眼老头儿。“你是怎么啦，我的老爷？”上尉太太对他说，“饭菜早就摆好了，可是你总是不来。”“你没看见吗，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伊凡·库兹米奇回答说，“我在忙着训练士兵。”

    “算了吧，”上尉太太反驳道，“训练士兵不过说来好听罢了，——你的士兵不会学到什么，你自己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你还不如坐在家里向上帝祷告，那还能好一些。亲爱的客人们，请入席吧。”

    我们坐下来吃饭。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的嘴简直一刻也不停，向我问了好些话：我的父母亲是谁，他们是不是还健在，住在哪里，财产有多少？当听到我父亲有三百个农奴的时候，她说：“好不简单！天底下真的有那么些富翁！可我们，我的老爷，就只有一个农奴，女仆帕拉什卡；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过得也还说得过去。就只有一件糟糕事：玛莎，到了该出嫁的年纪了，可是她有什么嫁妆呢？一把箅子，一把笤帚，还有三戈比的小钱（上帝宽恕！），就只够到澡堂子搓个澡的。若是能找到个好人，那是她命好；若不然，只能一辈子在家里当个老姑娘啦。”我朝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望了一眼，她满脸通红，眼泪都落进盘子里了。我为她感到难过，就赶紧换了一个话题。“我听说，”我有些不适时地说，“巴什基尔人要来攻打您的要塞呢。”“亲爱的，您打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呢？”伊凡·库兹米奇问道。“我在奥伦堡时听说的。”我回答说。“没有的事！”上尉说，“我们这儿已经很久没听到过啥啦。巴什基尔人已经被吓破了胆子，而吉尔吉斯人也受到过教训。别担心，他们不敢来攻击我们的；如果他们胆敢来侵犯，我就好好地教训他们，让他们再安生个十来年。”我转向上尉太太继续问道：“您留在这么危险的要塞里不害怕吗？”“习惯啦，我的老爷，”她回答说，“二十年前，我们刚从军团调到这儿来的时候——但愿不再有这样的事了，我是多么害怕那些可憎的异教徒呀！那时候，我只要一瞧见他们那山猫皮帽子，一听见他们的尖叫声，老爷你信吗，我就胆战心惊呀！可现在，我全都习惯啦，要是有人来报告，说有坏人在要塞周边游荡，我根本就一动也不动啦。”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太太，”施瓦布林认真地说，“这一点伊凡·库兹米奇可以证明。”

    “不错，”伊凡·库兹米奇说，“她不是个胆小的人。”

    “那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呢？”我问，“也跟您一样胆大吗？”

    “玛莎胆大吗？”她母亲回答道，“不，玛莎是个胆小的人。到如今还听不得枪声；一听到枪声就吓得浑身发抖。两年前，我过命名日，伊凡·库兹米奇突然异想天开地放了一下我们的大炮，她呀，我的宝贝，吓得差点死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放过那该死的大炮。”

    我们从餐桌上站起来。上尉和上尉太太去睡觉了；我去了施瓦布林那里，跟他一起度过了整个晚上。

    第四节 决斗

    好吧，请你摆好姿势，

    看我如何在你身上刺个洞。

    ——克尼亚日宁[26]

    几个星期过去了，白山要塞的生活对于我而言不仅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感到愉快的。司令一家待我像亲人一般。这夫妻两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伊凡·库兹米奇是行伍出身，后来升为军官，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但是非常地正直和善良。他的妻子管着他，这正合了他那凡事不操心的随性脾气。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连她丈夫的军务也要管着，她把军务跟家事一样看待，并像管理家事一样管理着要塞。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很快就摆脱了初见我时的羞涩，我们变得非常熟识了。我发现她是一个通晓事理而又情感丰富的姑娘。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迷恋上了这个善良的家庭，甚至对伊凡·伊格纳季奇这个独眼中尉也很依恋，施瓦布林曾经编造闲话说他与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其实这是没影的事；但是施瓦布林对他编造谎话这件事却毫不在乎。

    我被提升为军官了。要履行的职务并不难办。在这座有上帝保佑的要塞里，既不用巡查，又不用操练，也无须站岗放哨。司令随自己的兴致偶尔会训练一下士兵；但是至今还没能让他们分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于是他们当中有些士兵，为了不搞错左右，每次转身之前都会在身上画一个十字。施瓦布林有几本法文书。我便读起书来，渐渐地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我每天早上都会读读书，练习翻译，有时候还写写诗；我几乎天天在司令家吃饭，一天余下来的时间通常也会在那儿度过。晚上，盖拉希姆牧师和他的太太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有时候也来到司令家里来，牧师太太是附近一带最喜欢散播谣言的人。当然，我每天都免不了见到施瓦布林，但是渐渐地他的言谈对我而言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他总是嘲笑司令官一家，这使我很不喜欢，尤其不喜欢的是他对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冷嘲热讽。在要塞中没有其他人可以交往，而我也不希望有其他人来交往。

    尽管先前有过流言，但是巴什基尔人并没有叛乱。要塞四周一直安然无恙。但是这种平静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内部纷争打破了。

    我已经说过我尝试学习文学。在当时看来，我的尝试之作算是非常不错的。几年之后，亚历山大·彼得列维奇·苏马洛科夫还对此甚是称赞呢。一天，我创作了一首短诗，自己也非常满意。大家都知道，作家们有时会假借征求意见的名义，去寻找能赏识他作品的知音。因此，我抄好了短诗，拿给施瓦布林去看，他是要塞中唯一懂得品评诗歌作品的人。在作了简短的一番说明之后，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给他读了下面这首小诗：

    我试图驱逐心中爱的思虑，

    我把个美人儿丢在脑后。

    噢，我避开玛莎，

    想要获得期望的自由。

    可是那双迷人的眼睛，

    日夜在我眼前浮现；

    它们搅乱着我的心灵，

    它们破坏着我心中的安恬。

    当你知晓我的不幸，

    玛莎啊，请你怜惜我；

    你眼见我陷入这种痛苦的境地，

    便知我已经是你的俘虏。[27]

    “你感觉怎么样？”我问施瓦布林，期待着他的赞美，认为这是我理所应得的。但是，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平日里并不算苛求的施瓦布林，这一次却断然宣称，我这首诗写得不好。

    “为什么不好？”我掩饰住自己的不满，问道。

    “因为，”他回答说，“这样的诗只有我的老师华西里·基里内奇·特列季雅科夫斯基[28]才会说好，它使我想起了他的情诗。”

    说着，他把小本子拿过去，开始不怀好意地对每一行诗和每一个词加以评论，极其尖酸刻薄地嘲笑我。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把小本子从他手中夺过来，并且说，从今以后再也不给他看我的作品。施瓦布林对我的威吓也加以嘲笑。“咱们走着瞧吧，”他说，“看你说话算不算数，诗人需要听众，就像伊凡·库兹米奇饭前需要一瓶伏特加一样。可是这个让你对她倾吐柔肠和表达相思之苦的玛莎到底是谁呀？难道不是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吗？”

    “这不关你的事，不管这个玛莎是谁，”我皱着眉头回答他，“我既不想听你的意见，也不想听你的猜测。”

    “唉哟，好一位富有自尊心的诗人和谦逊谨慎的情人啊！”施瓦布林接着往下说，他的话越来越激怒着我。“不过请你听朋友一句劝：假如你想得到她的青睐，奉劝你别借助这些短诗来献殷勤。”

    “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一下。”

    “非常乐意。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想让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晚上去与你相会，那么还是送给她一对耳环，而不是什么柔情诗。”

    我的血液沸腾了。“你为什么这样看她？”我问，仍然竭力压制住自己的愤怒。

    “因为，”他面带阴险的冷笑回答说，“我凭经验可以知道她的秉性和品行。”

    “你撒谎，混蛋，”我疯狂地怒吼道，“你在扯最无耻的谎言。”

    施瓦布林变了脸色。“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他捏紧我的手说，“我要跟你决斗。”

    “请便，随时奉陪。”我高兴地回答他。这一刻，我恨不能撕了他。

    我立刻去找伊凡·伊格纳季奇，他正遵照司令太太的吩咐，手拿一根针，把蘑菇用线穿起来，晒干以备冬天食用。“啊，彼得·安德烈伊奇，”他看见我说，“欢迎您！什么风把您给吹来啦？斗胆请问有何贵干？”我简短地向他说明，我和亚历克赛·伊凡内奇起争执了，我请他伊凡·伊格纳季奇来当我们的决斗证人。伊凡·伊格纳季奇仔细地听我说完，瞪着他的独眼望着我。“您是说，您要杀掉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想让我做个目击证人，斗胆请问是这样吗？”

    “一点不差。”

    “上帝保佑呀！彼得·安德烈伊奇，您怎么想得出这样呢！您和亚历克赛·伊凡内奇吵架了，那算得了什么呢！骂人的话过去就算了。他骂了您，您就反过来骂他两句；他打了您的脸，您就反过来打他两三个耳光，然后各走各的路；过后我们再给你们调解。要不然，把自己熟识的人杀死，请问难道是什么好事吗？要是您把他杀死了倒也罢了；上帝保佑他，保佑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我也不喜欢他。可是要是他在您身上刺个窟窿呢？这可像个什么？斗胆请问是谁更吃亏呢？”

    中尉这一番冷静的分析并没有使我动摇。我已经坚定了我原先的打算。“随您的便吧，”伊凡·伊格纳季奇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是干嘛要我去当见证人？有什么必要呢？斗胆请问，两人打架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吗？谢天谢地，我和瑞士人、土耳其人都打过架：这种场面见得够多啦。”

    我试图向他解释决斗证人要做的事，可是伊凡·伊格纳季奇却怎么也不明白我说的。“随您的便吧，”他说，“假如一定要让我参与这件事，那么依照我的职责，我只得去报告伊凡·库兹米奇，就说要塞中有人正计划做违背国家利益的恶行；并请示司令是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我吓了一跳，央求伊凡·伊格纳季奇什么也不要告诉司令。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他。最后，他向我做了保证，我也就不再坚持让他做我的证人。

    这天夜里我像往常一样在司令家度过。我尽力表现得快活而又平静，以免引起任何怀疑，也为了避免啰哩啰嗦的盘问。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总是大吹特吹自己有怎样的冷静态度，可是，我承认，我那时并不具有这种冷静。这天晚上，我变得多愁善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比平日里更使我着迷。只要一想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她在我眼中就变得更加迷人。施瓦布林也来了。我把他支到一边，把我和伊凡·伊格纳季奇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我们干嘛需要证人？”他干巴巴地对我说，“没有证人我们一样可以进行。”我们约定好在要塞旁边的干草堆后面进行决斗，并且定于第二天早上六点至七点的时候在那里会合。从表面上看来，我们的谈话似乎很友善，以至于伊凡·伊格纳季奇快活地说漏了嘴。“早就应该这样啦，”他看起来非常满意地对我说，“妥协一些求得和平总比在一场吵架中占了上风要好；虽然说面子上有些损害，但是保住了性命呀。”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伊凡·伊格纳季奇？”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问道，她正坐在房间的角落里用纸牌算命，“我没听清楚。”

    伊凡·伊格纳季奇看到了我不满的表情，记起了自己许下的承诺，一时间窘迫不堪，不知道如何回答。施瓦布林赶忙过来帮他解围。

    “伊凡·伊格纳季奇，”他说，“是在称赞我们的和解。”

    “可是你跟谁吵架了呢，我的老爷？”

    “我和彼得·安德烈伊奇本来吵得非常凶。”

    “为什么吵呀？”

    “为了真正是一丁点儿的小事：为了一首诗歌，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

    “可找到吵架的借口啦！为了一首诗！……可是争吵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这么一回事：彼得·安德烈伊奇不久以前写了一首短诗，今天他当着我的面唱了起来，可是我却唱起了我自己心爱的歌儿来了：

    上尉的女儿啊，听我的劝告，

    夜里可别出门来游玩。

    我们俩就争起来啦。彼得·安德烈伊奇就生气了，但是后来他也想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唱歌的自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

    施瓦布林的厚颜无耻气得我差点儿发狂，但是除了我，没有人能听懂他话里粗俗的影射含义，至少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谈话从诗歌转向了诗人，司令认为诗人都是些放荡的、不可救药的酒鬼，而且好心好意地劝我放弃写诗，因为这种事会妨碍公务，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施瓦布林的在场使我无法容忍。很快我就向司令和他的家人道了别；回到家里，我察看了一下我的剑，试了试剑的尖端，然后就睡觉了，临睡前吩咐萨维里奇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叫醒我。

    到了第二天早上约定的时间，我已经在干草堆后面等待我的对手。他随后就来了。“我们会被人发现的，”他说，“要快一点。”我们脱下了军装，只穿一件背心，然后亮出了剑。就在这时，突然从干草堆后面闪出了伊凡·伊格纳季奇和五个伤残兵，他要求我们去见司令，我们非常懊恼地服从了；我们被几个士兵团团围住，跟着伊凡·伊格纳季奇往要塞走去，伊凡·伊格纳季奇得意扬扬地带领着我们，非常神气庄重地迈着步子。

    我们走进司令家。伊凡·伊格纳季奇推开门，郑重其事地通报一声：“我把他们带来啦。”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朝我们走来。“哎呀，我的老爷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怎么搞的？像什么？想在我们的要塞里杀人！伊凡·库兹米奇，立马把他们关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把你们的剑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帕拉什卡，把这两把剑放到储藏室去！彼得·安德烈伊奇，我没有想到你会干出这样的事；你不感到惭愧吗？亚历克赛·伊凡内奇也就罢了：他原来就是因为杀人才被从近卫军中除名了，他连上帝也不信，可是你是怎么啦？你也想像他一样吗？”

    伊凡·库兹米奇完全同意太太的话，他说：“你听着，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说得很对。我告诉你们，决斗在军法法典上是明文禁止的。”这时，帕拉什卡已经把我们的剑收起来拿到储藏室去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而施瓦布林仍旧一脸正经。“虽然我十分尊敬您，”他冷冷地说，“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醒您，您不必费这麻烦来审问我们。把这件事交给伊凡·库兹米奇来解决吧，这是他分内之事。”“哎哟，我的老爷！”上尉太太反驳道，“难道丈夫和妻子不是共有一个灵魂、共有一个肉体吗？伊凡·库兹米奇！你还傻待着干什么？立马把他们分开看管起来，只给面包和水，让他们的傻劲消一消；另外请盖拉希姆牧师对他们实施宗教惩罚，让他们求上帝宽恕，当众悔过。”

    伊凡·库兹米奇不知道该怎么办。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脸都变白了。渐渐地，风暴平息了，司令太太气也平了，她让我们两个互相亲吻示好。帕拉什卡把我们的剑拿了回来。我们离开了司令家，表面看起来已经和好了。伊凡·伊格纳季奇送我们出来。“你怎么不觉得羞愧呢？”我生气地对他说，“你把我们决斗的事情报告给了司令，先前你向我保证不会这样干的。”“上帝明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伊凡·库兹米奇，”他回答说，“是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从我这里把事情逼问出来的。她安排了一切，而没有告诉司令一个字。不过谢天谢地，事情总算了结啦。”说完这些话，他转身回屋去了，剩下施瓦布林和我两个人。“我们的事不能就这么了了。”我对他说。“当然啦，”施瓦布林回答说，“你对我的无礼，是要用你的血来偿还的。但是他们一定会监视我们的。我们还得再装几天样子才行。再见！”我们假装若无其事地分手了。

    回到司令家里，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身边。伊凡·库兹米奇不在家；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在忙家务事。我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低声交谈着。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含情脉脉地责备我，说我与施瓦布林起争执，搅得大家忧虑和不安。“当我听说你们要决斗的时候，我简直吓昏了，”她说，“男人真怪！为了一句过一个礼拜就一定会忘记的话，就要去决斗，不仅准备去牺牲生命，还准备丢掉良心，还要葬送了有些人的幸福，这些人……不过我相信，吵架不是你挑起来的。一定是亚历克赛·伊凡内奇的不是。”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玛莉亚·伊凡诺夫娜？”

    “那个，那个，……他那么喜欢嘲弄人。我不喜欢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我非常厌恶他；可是说来奇怪，我无论如何也不希望他也那么不喜欢我。这使得我非常不安。”

    “可是您怎么想的呢，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您觉得他是喜欢您呢还是不喜欢您呢？”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一时语塞，脸羞得通红，“我觉得，”她说，“我想，他是喜欢我的。”

    “为什么您会这样觉得呢？”

    “因为他向我求过婚。”

    “求过婚！他向你求过婚？什么时候？”

    “去年。大约在您来这儿的两个月前。”

    “那么您没有答应嫁给他吗？”

    “就像你看到的，亚历克赛·伊凡内奇当然是个聪明人，出身也好，又有财产；可是只要想到结婚的时候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和他接吻……这绝对不行！不管有多大的幸福也干不了。”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话让我睁开了眼睛，明白了许多事情。我明白了施瓦布林为什么总是用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来攻击她了。大概是，他察觉到我们俩相互之间喜欢接近，便想方设法离间我们。引起我们争吵的那些话，现在更让我觉得卑鄙无耻了，我原以为只是粗俗和不体面的讥讽，现在看来当真是蓄意的诽谤。我心里涌起了一种更为强烈的欲望，想要惩罚一下这个无耻的诽谤者，于是，我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适当的时机。

    我并没有等太久。第二天，我正坐着写一首哀诗，就在我咬着笔杆琢磨着韵脚的时候，施瓦布林来敲我的窗子。我放下笔，拿起剑向他走去。“还等什么？”施瓦布林说，“现在没有人监视我们。我们到河边去。那里不会有人来妨碍我们的。”我们一声不响地走去。我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走下去，在河边上站住，都亮出了剑。施瓦布林的剑术比我好，但是我的力气更大，也更勇敢；而且当过兵的麦歇波普列曾经教过我几次剑术，现在正好用得上。施瓦布林没有料到我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对手。过了很长时间，我们彼此都没能使对手受一点儿伤；终于，我察觉到施瓦布林渐渐地有些抵挡不住了，我开始加紧向他进攻，几乎把他逼到河里去。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大声地呼唤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见萨维里奇正沿着陡峭的小路向我奔来……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右肩下面的胸部被狠狠地刺了一下；我倒下去，失去了知觉。

    第五节 爱情

    啊，姑娘，你这美丽的姑娘！

    你可不要，姑娘，年纪轻轻地就出嫁；

    你要先问过你的爹娘，

    问过你爹娘和你所有的家族血亲；

    姑娘，你要积累些智慧和理智，

    积攒聪慧、理智和一份嫁妆。

    ——民歌

    如果你找到比我好的，那就忘掉我，

    如果你找到比我差的，那就记住我。

    ——民歌

    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有好一会儿我搞不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我躺在床上，身处一间陌生的房间，感觉非常虚弱。萨维里奇手持一支蜡烛站在我面前。有人正在小心翼翼地解开缠在我胸口和肩膀上的绷带。渐渐地我的头脑清晰了。我记起了我的决斗，明白我是受伤了。就在这时，门吱嘎一声响了。“怎么？他怎么样了？”一个声音轻轻地问，这声音使我一阵颤抖。“还是老样子，”萨维里奇叹了一口气回答说，“一直昏迷不醒，这已经是第五天了。”我努力想翻个身，但是动弹不了。“我在哪儿？谁在这儿？”我吃力地说道。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走到我床前，对我俯下身子。“怎么样了？你感觉怎么样？”她问我。“感谢上帝，”我声音很微弱地回答道，“是您吗？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告诉我……”我无力再继续说下去，便停了下来。萨维里奇“啊”的一声，脸上显露出高兴的神色。“醒过来啦！醒过来啦！”他连声说，“感谢上帝呀，唉，亲爱的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你可把我吓坏啦！已经五天啦，容易吗？”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打断了他。“不要跟他说太多话，萨维里奇，”她说，“他还很虚弱呢。”她走出去，轻轻地把门关上。我心潮澎湃。如此看来，我是在司令家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会常来看我。我想问萨维里奇几个问题，但是老人家只是摇着头，还把耳朵捂上了。我气恼地闭上眼睛，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

    醒来之后，我喊萨维里奇，但是我看到的不是他，而是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她用天使般的声音向我问候。我无法形容那一刻我心头洋溢的甜蜜感觉。我抓住她的手，紧紧地贴在我的脸上，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玛莎没有把手抽回去……突然，她的双唇在我的脸上碰触了一下，我感觉到了她那清新而又炽热的亲吻。一团火燃遍了我的全身。“我亲爱的、善良的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我对她说，“做我的妻子吧，答应我，给我幸福吧。”她突然醒悟过来，“看在上帝的面上，您安静一点儿吧，”她把手从我手里抽出来，说，“您还没有脱离危险呢；伤口可能会裂开的。您要好好保重，哪怕是为了我。”说完这些话，她走开了，留下我一个人沉浸在令人陶醉的狂喜中。这种幸福感使我起死回生。她就要成为我的人了！她爱我！我整个头脑都充斥着这个想法。

    从那时候起，我的身体就恢复得越来越好了。为我治伤的是团里的理发师，因为要塞里没有其他的医生，感谢上帝，他没有自作聪明地胡乱治疗。我年轻，体质也不错，这加速了我的康复。司令全家都在照顾我。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我的身边。当然，一遇到适当的时机，我便继续上次被中断的表白，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比以前更有耐心地听我讲完，她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而是向我坦诚了她对我的爱意，并且说她的父母亲当然会为她的幸福感到高兴的。“可是你得好好想一想，”她说，“你的父母亲会不会提出反对意见？”

    我沉思了一下。我丝毫不怀疑母亲的慈爱；但是父亲的脾气和想法我是了解的，我觉得我的爱情不会非常打动他，他会把这看成是年轻人一时的胡思乱想。我很坦诚地向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承认了这一点，可是我决定写信给父亲，要尽可能地说服他，请求他们给予我们祝福。我把信给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看，她认为这封信写得很有说服力，也很能打动人，丝毫不怀疑它会取得成功。于是，她满怀着对爱和青春的信心，沉醉在自己内心的一片柔情之中。

    在我复原之后的最初几天里，我就与施瓦布林和好了。伊凡·库兹米奇因为决斗的事训斥了我，他对我说：“唉！彼得·安德烈伊奇，我本来应该把你拘禁起来，可是你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至于亚历克赛·伊凡内奇还被我给关在面包房里呢，他的剑被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拿去锁起来了。得让他好好反省一下，还要让他忏悔他的罪过。”我太幸福了，以至于心里容不下任何一种敌对的感情了。我为施瓦布林求情，善良的司令在征得太太的同意之后，决定释放他。施瓦布林来见我；他为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他承认全是他的错，请求我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我生性不喜欢记仇，便由衷地原谅了他，不再计较发生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争吵以及他对我造成的伤害。我觉得，他的诽谤是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求爱遭到拒绝而心生恼怒，于是我宽容地原谅了这个不幸的情敌。

    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可以搬回我的住处去了。我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回信，不敢抱太大的期望，竭力将悲观的预感压在心底。我还没有向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和她的丈夫公开讲明这件事，但是我的求婚想必不会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无论是我还是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都没有在他们面前刻意掩饰我们的感情，我们早就确信他们会同意的。

    终于，一天早上，萨维里奇走进我的房间，手里拿着一封信。我颤抖着手把信接过来。信封上的地址是父亲亲手写的。我预感到事情有点儿严重，因为通常总是母亲写信给我，而父亲只是在信末附带几行字而已。我迟迟不敢打开信封，而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信封上那郑重其事的字迹：“奥伦堡省，白山要塞，我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格里尼奥夫收。”我试图通过这笔迹揣摩父亲写这封信时的心情，终于下定决心拆开它，从头几行中我就看出，这件事完了。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彼得我儿！于本月十五日收到你的来信。信中你请求我们祝福并且同意你与米罗诺夫的女儿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婚事。我非但无意于给予我的祝福，也不会同意你们的婚事，同时，鉴于你这种胡闹行为，我还要亲到你处，把你当一个坏孩子一样好好教训一番。虽然你已经身为军官，我也不会顾及。因为你的行为表明你根本就不配佩带这把剑。这把剑赐予你是用来捍卫家国的，岂是让你用来与一个与你一样顽劣的人决斗的！我将立刻写信给安德烈·卡尔诺维奇，请求他将你调离白山要塞，调往更加偏远的地方，以打消你的愚顽念头。你的母亲获悉你与人决斗并且受伤，悲伤成疾，至今卧病在床。你将来还有什么前途呀？我祈求上帝能让你改邪归正，虽然我不敢企望他能给我这么大的恩惠。

    你的父亲 阿·戈

    读着这封信，我心中百感交集。父亲不吝惜使用了那么多毫不留情的言辞，这使我感到非常委屈。他在提到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时的那种轻蔑的口气，使我觉得既不适宜也不公正。想到自己将要被调离白山要塞，我就感到害怕，不过最令我难过的是听到母亲生病的消息。我很生萨维里奇的气，毫无疑问，我决斗的事情一定是他通知给我的父母亲的。我在自己狭小的房间里踱来踱去，终于在他面前站住，狠狠地瞪着他说：“看来，你害我受了伤，让我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整整一个月，这还不够，你还想害死我的母亲。”萨维里奇仿佛遭到雷击，顿时目瞪口呆。“您行行好吧，少爷，”他几乎要哭出来，“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您因为我才受的伤！老天明鉴，我是想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给你挡亚历克赛·伊凡内奇的剑的！可是该死的，我老啦，碍事儿啦。可是我对您母亲又做了什么呢？”“你做了什么？”我反问道，“是谁让你写信告我的状的？派你到这儿来难道是来监视我的吗？”“我？我写信告您的状？”萨维里奇含泪回答说，“上帝呀！天主呀！那就请你读一读这封信吧，看看老爷给我写了什么，你就知道我是怎么告你的状啦。”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我读到了下面的话：

    你这只老狗，你应该感到羞臊，你竟然无视我的严厉命令，不把我的儿子彼得·安德烈伊奇的事情报告给我；使得别人迫不得已把他的胡闹行为通知了我。你就是这样尽你的职责，为主人办事的吗？由于你隐瞒事实，放纵年轻人胡作非为，我要惩罚你，让你去放猪。收到此信后，我要你立即回信禀告，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有人写信给我，他已经复原；他伤在何处，治疗状况可好。

    显然，萨维里奇在我面前是有理的，而我却平白无故地侮辱他，又是责骂，又是怀疑。我请求他的原谅，但是老头却难忍内心的悲伤。“瞧我混到什么样的境地啦，”他一再说，“瞧我从主人那儿得到什么好处了！我现在又是老狗，又是放猪的，还是我害您受的伤呢！不是呀，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不是我的过错，实在是那该死的麦歇，都是他的错：是他教会你拿着铁钎子刺来刺去，教你的脚蹦来蹦去的，好像这样胡刺和乱踏就可以防坏人似的！犯得着白白花那么多钱雇这么个法国先生吗？”

    然而，到底是谁肯花费这样的心思，把我的行为报告给父亲的呢？是将军吗？可他似乎并不那么关心我；而伊凡·库兹米奇也并不认为有必要将我决斗的事情报告给上级。我实在猜不出来。最后我怀疑到了施瓦布林身上。只有他能从告发我这件事中获得好处，这样就可能使我被调离要塞，从而切断我和司令一家的关系。我得去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那里，把这一切都告诉她。她在门口迎接我。“您怎么啦？”她一看见我就问，“您的脸色这么苍白！”“全完啦！”我一边回答一边把父亲的信递给她。她的脸色也白了，她读完信，用颤抖的手把信还给我，并用颤抖的声音说：“看起来是我的命不好，您的父母亲不愿意让我进您的家门。听从上帝的安排吧！上帝比我们更清楚应该怎么办。没有法子，彼得·安德烈伊奇，只要您能得到幸福……”“绝对不可能的！”我抓住她的手喊起来，“你爱我，我可以不顾一切。我们走，去跪倒在你的父母亲面前；他们都是纯朴善良的好人，不是狠硬心肠和傲慢无礼的人……他们会给我们祝福的；我们马上就结婚……过一些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去求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会为我们求情的；父亲也会原谅我们的。”“不，彼得·安德烈伊奇，”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回答说，“没有你的父母亲的祝福，我是不会嫁给你的。没有他们的祝福，你是不会得到幸福的。让我们遵从上帝的旨意吧。你以后若是找到了未婚妻，你若是爱上了另一个——愿上帝保佑你。彼得·安德烈伊奇，我会为你们两个祈祷的……”说到这里，她哭着从我身边离开了；我本想跟着她一起走进屋里，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便回到自己的住处。

    我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突然，萨维里奇打断了我的思绪。“你看，少爷，”他说着，递给我一张写满字的纸，“你瞧瞧，是不是我告了少爷的状，是不是我挑起你们父子俩的不和的？”我接过他手中的纸；这是萨维里奇写给父亲的回信。信的内容如下：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老爷，我们仁慈的主人：

    我已经收到您仁慈的来信，在信中您对我，您的仆人非常生气，说我没有好好遵守老爷的命令，应该感到羞愧。可是我不是一条老狗，而是您忠实的奴仆；我听从老爷的吩咐，永远竭尽全力地效命于您，直到白发满头。关于彼得·安德烈伊奇受伤的事，我没有写信告诉您，是为了不让您承受无谓的担心。我听说，我们的主母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受到惊吓竟生起病来，我要为她的健康向上帝祈祷。彼得·安德烈伊奇伤在右肩下，在胸部的骨头下面，伤口深一寸半。他躺在司令家里接受治疗，是我们把他从河岸上抬到那里去的。给他医治的是我们这儿的理发师斯捷潘·帕纳莫诺夫；现在，谢天谢地，彼得·安德烈伊奇已经恢复健康，他的情况很好，此外没有别的可以报告的了。听说，长官们对他都十分满意；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待他像亲生儿子一般。至于他遭遇的这场意外，就不必深究了吧，俗话说：马有四条腿，也难免有失前蹄的时候。您在信中说，要送我去放猪，我完全听从主人的吩咐。谨此致以仆人的敬意。

    您忠实的奴仆，

    阿尔西普·萨维里奇

    读着这个善良老人所写的信，我好几次忍不住笑了。我觉得我还没有勇气给父亲回信；要说安慰母亲，那萨维里奇的信在我看来就已经足够了。

    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几乎不跟我说话，而且千方百计地回避我。司令家对我来说也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渐渐地，我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坐在屋里。起初，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还为了这件事责备我，可是看到我如此固执，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至于跟伊凡·库兹米奇，我只有在军务需要的时候才见面；我也很少跟施瓦布林见面，而且也不情愿跟他见面，尤其是我看出他对我暗中怀有恶意之后，更使我肯定了对他的怀疑。我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了。我变得忧郁沮丧，而忧虑与无所事事更加重了我的这种情绪。我心中的爱情在这种孤独境地中变得更加炽热，越来越加重着我的痛苦。我全然失去了对于读书和写诗的兴趣。我精神颓丧，我怕自己要么会发疯，要么会放荡堕落。但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对我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强烈而有益的震撼。

    第六节 普加乔夫叛乱

    现在，年轻的小伙子们，你们听着，

    听听我们老人讲的这些话。

    ——一首歌[29]

    在我开始讲述这个我亲眼所见的奇遇之前，我得先说一说一七七三年末奥伦堡省的情形。

    在这个广阔而富饶的省里，住着许多半开化的民族，他们只是在不久之前才接受了俄国皇帝的统治。他们不时发生暴动，不习惯法律的约束和过文明的生活。他们总是轻举妄动，而且生性残暴，这使得政府方面不得不时刻监视着他们，以迫使他们遵从政府的法度。政府在一些适当的地方都建造了要塞，里面驻扎的大多是早就在雅伊克河两岸定居的哥萨克。雅伊克河的哥萨克本该是负责维护这一地区的平静与安宁的，但是从某一时期起，他们自己也被政府视为不安分的危险臣民。一七七二年，在他们聚居的主要城镇发生了叛乱。叛乱的原因是特劳本贝尔格少将为使军队听命而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结果，特劳本贝尔格少将被残忍地杀害，军队管理制度被任意改变，最后，政府动用了大炮，施加了严酷的刑罚，才把叛乱平息下去。

    这件事发生在我来白山要塞之前不久。现在一切都平息了，至少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当局过于轻信了那些狡猾的叛徒所作的虚假忏悔，这些人仍然暗中怀着仇恨，等待着适当的时机，以便再次作乱。

    现在言归正传。

    一天晚上（那是一七七三年十月初），我独自一人坐在屋里，倾听着秋风的阵阵呼号，望着窗外从月亮旁边飞卷而过的乌云。司令派人来叫我。我立马前往。在司令那里，我见到了施瓦布林、伊凡·伊格纳季奇和那个哥萨克军士马克西梅奇。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都不在房间里。司令面带忧虑地跟我打了招呼。他关上门，让我们坐下，只让军士一人站在门边，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对我们说：“军官先生们，重要消息！请听将军的来信。”说着他戴上眼镜，读起信来：

    致白山要塞司令米罗诺夫上尉先生：

    密令

    兹有要事通知阁下：查顿河哥萨克，分裂派教徒叶米梁·普加乔夫越狱逃跑后胆敢僭称先帝彼得三世之名号，纠集匪帮，于雅伊克河沿岸村庄作乱，现已攻占并摧毁要塞数座，到处抢劫杀戮。为此，着您，上尉先生，收到此件后，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击退上述恶徒及僭称为帝者，若该犯进犯上尉先生所辖之要塞，相机将其悉数消灭。

    “采取必要措施！”司令摘下眼镜，折好那张纸说，“你们听听，说起来轻巧。这个恶棍，显然是很厉害的；而我们加起来只有一百三十人，哥萨克不算在内，他们靠不住，这话指的可不是你，马克西梅奇（军士笑了笑）。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呀，军官先生们！请谨慎对待，安排好白天的哨兵和夜晚的巡逻队；一旦他们来犯，就关紧大门，把士兵带出去。你，马克西梅奇，要牢牢看住你那些哥萨克们。大炮要检查一遍，好好擦一擦。最要紧的是，要确保这一切悄悄地进行，不要让要塞里的人事先知道这件事。”

    给我们下达完这些指令之后，伊凡·库兹米奇让我们离开了。我和施瓦布林一起走出来，谈论着刚才听到的消息。“你认为这件事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我问他。“天知道，”他回答说，“等着瞧吧，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可是如果……”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之后心不在焉地用口哨吹起了一支法国咏叹调。

    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普加乔夫作乱的消息还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要塞。伊凡·库兹米奇虽然非常敬重自己的太太，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职务赋予他的机密告诉她。收到将军的来信之后，他非常巧妙地将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打发走。他告诉她，盖拉希姆牧师似乎从奥伦堡得到什么惊人的消息，却又严守秘密，以防外人知道。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当即想到要去牧师太太那里做客，她还听从了伊凡·库兹米奇的建议带上玛莎一起去，免得她一个人待在家里闷得慌。

    这一下，伊凡·库兹米奇完全可以当家做主了，他马上派人去找我们，又把帕拉什卡关在储藏室内，免得她偷听我们的谈话。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从牧师太太那里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回到家，她了解到她不在家的时候伊凡·库兹米奇召开过一次会议，而且帕拉什卡还被关了起来。她明白自己是被丈夫欺骗了，便去质问他。然而伊凡·库兹米奇对此早有准备。他丝毫没有感到窘迫，干脆地回答了他那好奇的太太，说：“你听我说，我的太太，我们这儿的一些婆娘想要用麦秸生炉子，这可是要闯大祸的呀，于是我就下了一道严厉的指令，今后不准她们再用麦秸生炉子，只能用枯树枝。”“那你干嘛要把帕拉什卡关起来？”司令太太问道，“为什么要让这可怜的姑娘一直坐在储藏室里直到我们回来呢？”对于这个问题，伊凡·库兹米奇毫无准备，他答不上来，只是支支吾吾地说了一些语无伦次的话。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看出丈夫在捣鬼；但是也知道从她丈夫嘴里再不可能问出什么来了，就不再问了，而是说起了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用一些非常特别的方法腌黄瓜的事情。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整夜都没有睡着，她怎么也猜不出来，她丈夫的脑子里会装着什么连她都不让知道的事情。

    第二天，她作完早祷回来，看见伊凡·伊格纳季奇正从炮筒里将孩子们塞进去的破布、石子、木片、骨头以及各种各样的破烂东西掏出来。“这些军事上的准备究竟是为了什么？”司令太太想，“该不是吉尔吉斯人要来进犯吧？可是这种小事，伊凡·库兹米奇也要瞒起我来啦？”她把伊凡·伊格纳季奇喊过来，决心要从他的嘴里探听出秘密来，因为这个秘密折磨着她那妇道人家的好奇心，实在是难受。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先跟他谈了一些家务事，这就像是一个法官审问案件一样，先从一些不相干的问题开始，以放松被问者的警惕心。然后，沉默了几分钟之后，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摇着头说：“我的上帝呀！你瞧，这是什么消息呀！事情会怎么样呢？”

    “唉，太太，”伊凡·伊格纳季奇回答说，“上帝是仁慈的：我们有足够的兵，火药很充足，大炮我也已经擦干净了。兴许我们能顶住普加乔夫。上帝保佑，猪就吃不上呀！[30]”

    “这个普加乔夫是个什么人？”司令太太问。

    这时候，伊凡·伊格纳季奇才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便赶快闭紧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迫使他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她向他保证绝不告诉任何人。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对谁也没有说过一个字，除了牧师太太以外，这也是因为牧师家的牛还在草原上牧着呢，可能会被恶徒们抢了去。

    很快，大家都在谈论普加乔夫了。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司令派那个哥萨克下士到邻近的各个村庄和要塞去把事情好好地侦察了一番。两天后，军士回来了，他报告说，在离要塞大约六十里外的草原上，他看到有许多火光，并且听巴什基尔人说，有一支来历不明的军队正往这里逼近。不过他说不出任何确切的情况来，因为他不敢再往远一点的地方去了。

    要塞里的哥萨克们显然有着异乎寻常的骚动；在各条街道上，他们一群群聚集在一起，低声交谈着，一看到有政府的骠骑兵或者是卫戍部队的士兵走过来，就立刻散开。派了一些探子到他们中间去。归了正教的卡尔梅克人尤莱，给司令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据尤莱说，军士所报告的情况都是假的；因为这个狡猾的哥萨克回来后就跟他的同伴说，他去过叛乱分子那里，见过他们的首领，那首领还让他吻过自己的手，并跟他谈了很久。司令马上下令把军士关押起来，并让尤莱顶替了他的位置。哥萨克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明显地表示不满，他们大声抱怨，伊凡·伊格纳季奇去执行司令的命令，亲耳听见他们说：“你也会得到这种报应的，你这个老鼠卫戍兵！”司令本打算在当天审问犯人，但是这个军士逃跑了，八成是他的同伙救了他。

    又出现一个情况使司令更加不安。抓住了一个巴什基尔人，身上携带着鼓动叛乱的传单。对于这件事，司令想再次召集自己的军官开会，为此他又想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把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支开。可是，伊凡·库兹米奇是一个最诚实正直的人了，除了第一次用过的办法，他找不出另外的办法了。

    “你听我说，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他清了清嗓子对她说，“盖拉希姆牧师，我听说，从城里……”“别再扯谎啦，伊凡·库兹米奇，”他的太太打断他说，“我看你又想趁我不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叶米梁·普加乔夫的事儿吧；可是这一次你可骗不了我啦。”伊凡·库兹米奇瞪大眼睛望着她。“那好吧，我亲爱的，”他说，“既然你全都知道了，那就请你留下也好；我们当着你的面商量。”“这就对了，我的老爷，”她回答说，“耍花招你是做不来的，派人去请军官们吧。”

    我们又一次集合在了一起。伊凡·库兹米奇当着他太太的面把普加乔夫的宣言给我们读了一遍，不知是哪个粗通文墨的哥萨克写的。这个恶棍声明了他的企图，他要马上攻打我们的要塞；号召哥萨克们和士兵们加入他的匪帮，告诫司令官们不要抵抗，否则将处以死刑。宣言的措辞粗暴，但却十分有力，一定会在民众的头脑中留下强烈而又可怕的印象。

    “好一个无赖！”司令太太高声嚷起来，“竟敢向我们提起条件来啦！要我们去迎接他，把军旗放在他脚跟前！哎呀，这个狗娘养的！他难道不晓得，我们已经在军队中当了四十年的差啦，感谢上帝，啥都见识过啦，难道有顺从这种无赖的军官吗？”

    “我想应该不会吧，”伊凡·库兹米奇回答道，“可是，据说那恶棍已经攻占了许多要塞了。”

    “这么说，他的确很强大。”施瓦布林说。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他到底有多强大，”司令说，“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把仓库的钥匙给我。伊凡·伊格纳季奇，把那个巴什基尔人带过来，叫尤莱带着鞭子过来。”

    “等一等，伊凡·库兹米奇，”上尉太太站起来说，“让我把玛莎带到屋子以外的别的什么地方去；要不她听到叫喊声，会吓坏的。而且，老实说，我也不喜欢看拷问。祝你们平安无事吧！”

    古时候，拷问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因而那道废除拷打的仁慈命令竟长久不能生效。当时的人们认为，要彻底揭露罪犯的罪行，必须要有罪犯的亲口招供才行，这种想法不仅是没有依据的，甚至是与正常的司法观念相违背的：因为，如果说受审者的否认不能作为其无罪的证据，那么受审者的供认同样也不能作为其有罪的证据。甚至到了现在，我偶尔还会听到一些老法官对废除这种野蛮的习惯而表示遗憾。然而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怀疑拷打的必要性，不论是法官还是被审问者都不会怀疑。因此，听到司令的这个命令，我们谁也没有觉得奇怪，谁也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伊凡·伊格纳季奇去提那个巴什基尔人了，他被锁在司令太太的仓库里，钥匙由司令太太掌管着。几分钟后，犯人被带到前厅，司令吩咐把犯人带进来。

    那个巴什基尔人艰难地跨过门槛（他戴着脚镣[31]），他摘下高高的帽子，在门边站住。我朝他看了一眼，不禁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他看起来有七十岁上下，既没有鼻子也没有耳朵。他的头发被剃得精光，没有胡子，只是稀稀疏疏地长着几根白毛；他身材矮小瘦削，驼着背；但是他那双细小的眼睛仍在闪耀着火光。“嘿嘿！”司令从这个人奇怪的特征认出，他是一七四一年受过刑的暴徒之一[32]，就对他说，“看得出你是一只老狼，曾经在我们的网里待过。看样子这不是你第一次造反了吧，瞧你的脑袋已经剃得这么光了。走近点儿，说，是谁派你来的？”

    那个老巴什基尔人一声不响，用一副全然不知的神情望着司令。“你干嘛不说话？”伊凡·库兹米奇接着说，“也许你别尔梅思[33]不懂俄国话吧？尤莱，用你们的话问他，是谁派他到我们要塞来的？”

    尤莱用鞑靼话把伊凡·库兹米奇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可是巴什基尔人仍然用同样的表情望着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雅克西[34]。”司令说，“我会叫你开口说话的！伙计们！把他那件该死的花条长袍子剥下来，抽打他的脊梁。听着，尤莱，给我好好地揍他一顿。”

    有两个残疾老兵过来开始剥巴什基尔人的衣服，那个可怜的老人脸上显露出惊慌的神色。他四下张望着，仿佛是一只被孩子们捉住的小野兽。可是当一个残疾老兵抓起他的双手，环绕在自己的脖子上，用肩膀把他扛起来，而尤莱挥舞着鞭子抽打他的时候，这巴什基尔人用一种微弱的、恳求的声音呻吟着，他点着头，张大着嘴巴，嘴里面没有舌头，只有一截短短的舌根在微微动着。

    每当我回想起这是发生在我那个时候，而现在我已经活在亚历山大皇帝仁慈统治的时代，我就不能不对教化的迅速进步和人道思想的广泛传播而感到惊异。年轻人啊！假如我这篇札记有一天落到你的手里，请你牢牢记住：最完善最持久的变革是那种从移风易俗出发、不带有任何暴力震撼而产生的变革。

    大家都吃了一惊。“算了吧，”司令说，“看来我们从他身上是得不到什么了。尤莱，把这个巴什基尔人送回仓库去。诸位先生，我们还要再谈点事情。”

    我们谈论起当前的局势。突然，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走进屋里，上气不接下气，神色十分慌张。

    “你这是怎么啦？”司令惊异地问道。

    “先生们呀，不好啦！”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回答说，“今天早上下湖要塞让人给攻占啦。盖拉希姆牧师家的帮工刚刚从那儿回来。他亲眼看见要塞是怎么沦陷的。司令和所有的军官都被吊死啦。所有的士兵都当了俘虏。眼看着暴徒们就要到这儿来啦。”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大吃一惊。下湖要塞的司令是一个谦逊温雅的年轻人，我认识他；两个月前，他带着年轻的妻子从奥伦堡出来，路经伊凡·库兹米奇这儿，作过停留。下湖要塞离我们的要塞大约有二十五里路。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普加乔夫的进攻。我生动地想象着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命运，我的心简直停止跳动了。

    “您听我说，伊凡·库兹米奇！”我对司令说，“我们的职责是保卫要塞，直至最后一口气，关于这一点是不必说的。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妇女们的安全。要是路上还太平的话，就把她们送到奥伦堡去，或者把她们送到那些暴徒一时还打不到的更远些、更可靠些的要塞去。”

    伊凡·库兹米奇转身对他的太太说：“你听见了吗，亲爱的？说真的，在我们把这些叛乱分子制服以前，要不要把你们送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

    “真是废话！”司令太太说，“哪儿有枪子儿打不到的要塞呢？我们的白山要塞有什么靠不住的？谢天谢地，我们已经在这儿住了二十二年啦，我们见过巴什基尔人，也见过吉尔吉斯人，也许我们能挺得过普加乔夫的！”

    “唉，亲爱的！”伊凡·库兹米奇反问道，“要是你信得过我们的要塞，那你就留下吧。可是玛莎该怎么办？如果我们挺过去了，或者是等到了援军，那还好；可是万一暴徒们攻下了要塞呢？”

    “嗯，那时……”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一时答不上来，神情非常地焦急。

    “不，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司令没想到他的话起了作用，这或许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呢，他继续说，“玛莎不能留在这儿。送她到奥伦堡她的教母那里去：那儿有足够的军队和大炮，有石头砌成的城墙。而且，我也劝你和她一块儿去；别看你是个老太太了，若是他们攻占了要塞，瞧着吧，他们会对你怎么样。”

    “好吧，”司令太太说，“就这样吧，我们把玛莎送走。可是你就是做梦也别来求我，我不走。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干什么还和你分开，在外乡找一块孤独的坟墓？我们活在一块儿，死也要在一块儿。”

    “这样也好，”司令说，“我们不能再拖延时间了。你去给玛莎收拾上路吧。明天天一亮就叫她走，还得派人护送她，虽然我们没有多余的人了。可是玛莎这会儿在哪儿呢？”

    “在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那里，”司令太太回答说，“她听说下湖要塞失守之后，感到不舒服；我怕她会生病。上帝啊，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哇！”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去张罗女儿动身的事了。司令这边的谈话仍在继续；而我已经不再插嘴，也没有听他们在说什么。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晚饭的时候露面了，她面色苍白，满脸是泪。我们默默地吃着晚饭，也比往常更快地离开了桌子；跟他们全家人告别后，就各自往回走。可是我故意把剑忘在那里，又回头去取：我预感到能单独见到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果然，她在门口迎接我，把剑递给我。“再见啦，彼得·安德烈伊奇！”她含着泪对我说，“他们要把我送到奥伦堡去。祝您平安、幸福。或许上帝会保佑我们再次相见，如若不……”说到这里，她痛哭起来。我将她拥在怀里。“再见啦，我的天使，”我说，“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我的心上人！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请你相信我，我最后想到的一定是你，我最后的祷告也会是为你！”玛莎伏在我的胸前，号啕大哭着。我热烈地吻了她一下，就急忙从屋里走出来。

    第七节 进攻

    我的首领，可敬的首领，

    士兵的首领！

    我这首领足足干了三十又三年。

    唉，首领既没有挣得钱财，

    也没有挣得快乐，

    没挣来一句赞美话，

    也没挣得显赫的官位。

    首领挣得的只是

    两根高高的柱子，

    一根枫木的横梁，

    和一条光滑的绳索。

    ——民歌

    这一夜我没有睡觉，也没有脱衣服。我打算天一亮就到要塞大门口去，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要从那儿启程，我要在那儿和她作最后的告别。我觉得自己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心的激荡相比于不久之前我所遭遇的苦闷来说，要容易承受得多。模糊但却甜蜜的希望，对危险的急切期待，以及高尚的荣誉感与离别的忧伤在我心中交织着。夜晚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正准备出门，我的房门却突然开了。伍长来向我报告，说我们这儿的哥萨克夜间离开了要塞，并劫走了尤莱，而且要塞周围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在游荡。想到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可能会来不及逃脱，我吓坏了；我匆忙吩咐了伍长几句，便立刻向司令家里奔去。

    天已经亮了。我在街上飞奔着，突然听到有人喊我。我停下来。“您要去哪儿？”伊凡·伊格纳季奇追上来问道，“伊凡·库兹米奇在要塞围墙上，派我来找您。普加乔夫来啦。”“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走了吗？”我紧张地问。“没来得及。”伊凡·伊格纳季奇回答说，“通往奥伦堡的路被切断了；要塞被包围啦。大事不好啦，彼得·安德烈伊奇。”

    我们往城墙走去，那是天然形成的高地，并且有木栅加以防卫。要塞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里。卫戍兵都持枪站立着。大炮在昨天就已经拖到了那里。司令在他人数不多的队伍前来回踱着步。危险的逼近鼓舞着这位老军人，使他精神振奋。在离要塞不远的草原上，有二十来个人骑着马在活动着。他们看样子是些哥萨克，但是其中也有巴什基尔人，从他们的山猫皮帽子和箭袋可以很容易认出来。司令将队伍巡视了一遭，对士兵们说：“好啦，孩子们，今天我们要捍卫女皇陛下[35]，还要向全世界证明，我们都是勇敢的、忠诚的战士！”士兵们高声宣誓着他们的效忠。施瓦布林站在我身边，两眼怔怔地注视着敌人。草原上骑马的人注意到要塞里的动静，便聚拢在一起，商量着什么。司令命令伊凡·伊格纳季奇将大炮对准那群人，他亲自点燃了导火索。炮弹咝咝响着，飞越那些人的头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那些骑马的人散开了，立刻奔驰而去；草原上空无一人。

    这时候，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到围墙上来了，玛莎不愿意离开母亲，也一同来了。“怎么样啦？”司令太太问，“仗打得怎么样啦？敌人在哪里呢？”“敌人就在附近。”伊凡·库兹米奇回答说，“上帝保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怎么，玛莎，你害怕吗？”“不，爸爸，”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回答说，“一个人待在家里更可怕。”她瞧了我一眼，勉强笑了笑。我紧紧地握着我的剑柄，想起这是昨天从她手里接过来的，似乎是拿来保护我心爱的姑娘的。我的心在燃烧。我想象着自己是她的骑士。我渴望证明我是值得她信赖的，我焦急地等待着决定性的时刻。

    就在这时候，在距离要塞半里远的高地上又出现了一群骑马的人，很快，草原上就布满了手持矛和弓箭的人。当中有个人，身穿红袍，骑着白马，手里拿着出鞘的军刀，这便是普加乔夫。他勒马站定，其他的人围在他周围。显然是受了他的命令，有四个人离开他，径直向要塞奔驰而来。我们认出那些是我们这边儿的叛徒。其中一个拿着一张纸举到帽子下面，另一个矛尖上挑着尤莱的人头，他把这颗头摇晃了一下越过木栅抛向了我们。这个可怜的卡尔梅克人的头就落在司令脚下。叛徒们高声喊叫着：“不要开枪，出来迎接皇上，皇上在这里呢！”

    “让我来教训教训你！”伊凡·库兹米奇大喊一声，“孩子们，开枪！”我们的士兵一齐放枪。那个拿信的哥萨克晃了晃身子，从马背上滚下来；其余的人跑了。我朝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望了一眼，尤莱血淋淋的人头已经把她吓呆了，又被齐放的排枪声一吓，她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司令叫来伍长，吩咐他把打死的哥萨克手中的那张纸取来。伍长走到战场上，回来的时候还牵回了死者的马。他把信交给了司令。伊凡·库兹米奇低声把信读了一遍，然后把它撕成了碎片。这时，叛乱分子显然已经在准备行动了。一会儿，枪弹便呼啸着从我们的耳边飞过，有几支箭射进我们近旁的泥土里和木栅上。“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司令说，“这不是女人家的事情，带玛莎回去吧；你瞧，这姑娘已经半死不活啦。”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在枪弹横飞的时候也已经变得一声不响了，她向草原望了一眼，那里显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调兵遣将；她转向丈夫，对他说：“伊凡·库兹米奇，生死都在上帝的手中了；给玛莎祝福吧，玛莎，到你父亲跟前去。”

    玛莎面色惨白，浑身颤抖，走到伊凡·库兹米奇跟前，跪了下去，头叩在他面前的土地上。老司令官给她画了三次十字，然后他把她扶起来，吻了她，用变了调的声音对她说：“好，玛莎，祝你幸福。向上帝祷告吧，他不会舍弃你不管的。如果你找到一个好人，愿上帝保佑你们相爱和睦。要像我与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那样生活着。好啦，再见，玛莎。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赶快带她离开吧！”（玛莎搂住父亲的脖子号啕大哭。）“让我们也吻别一下吧，”司令太太哭着说，“再见啦，伊凡·库兹米奇！请你别记恨我，如果我有惹恼过你的地方！”“再见啦，再见啦，我亲爱的，”司令拥抱着他的老太婆说，“好啦，够啦！赶快回家去吧；要是来得及，就给玛莎换上一件长外衣。”司令太太带着女儿走远了。我目送着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离去；她回过头来，向我点了点头。这时伊凡·库兹米奇向我们转过身来，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敌人身上。叛乱分子们聚集在他们的首领身边，突然间，他们都下了马。“现在，我们要稳住，”司令说，“他们要进攻啦。”就在这时，响起了一阵可怕的尖叫声和呐喊声；叛乱分子们向着要塞冲了过来。我们的大炮已经装满了霰弹。司令让敌人跑到了最近的距离，突然再次开炮。炮弹正中人群的中央。叛军们散开了，稍稍往后退却了一点。他们的首领独自一人留在前面……他挥舞着军刀，似乎是在热烈地激励着他们……尖叫声和呐喊声刚停了一会儿，立刻又重新响了起来。“好，孩子们，”司令说，“现在打开大门，擂起鼓来。孩子们，前进！上啊，跟我冲出去！”

    司令、伊凡·伊格纳季奇和我刹那间就冲到了城墙外，但是那些卫戍士兵们却胆怯了，仍站在原地未动。“你们为什么还站着不动，孩子们？”伊凡·库兹米奇喊道，“死就死吧，这是我们的天职呀！”就在这时，叛军们向我们冲过来，攻进了要塞。鼓声停了，卫戍士兵都丢掉了他们的枪；我被撞倒在地，但我爬起来，跟随叛军一同走进了要塞，司令头部受了伤，站在一群叛乱分子中间；他们要他把钥匙交出来。我想过去帮他，但是几个粗壮的哥萨克抓住我，用腰带把我捆了起来，说：“你等着瞧吧，你们这些反对皇上的家伙！”他们沿街拖着我们走，居民们都拿着面包和盐[36]从家里出来。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突然，人群中有人嚷嚷，说皇上在广场上等着俘虏被带过去，并且接受对他效忠的宣誓。民众全部向广场涌去，我们也被赶到了那里。

    普加乔夫正坐在司令家台阶上的一把圈椅里。他身穿一件红色的镶有金色穗带的哥萨克长袍，头戴一顶高高的、缀有金穗子的貂皮帽，一直压到他那双闪烁发光的眼睛上。他的面孔我好像有些熟悉。一些哥萨克首领们围在他身边。盖拉希姆牧师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地站在台阶旁边，手执一个十字架，似乎是在为眼前这些即将牺牲的人默默地向那位首领求情。广场上很快就搭起了绞刑架。当我们走近的时候，巴什基尔人驱散了围观的人群，把我们带到普加乔夫面前。钟声停止了：只剩下深沉的静默。“哪一个是司令？”那个冒充皇帝的人问道。我们的哥萨克军士从人群中站出来，指向伊凡·库兹米奇。普加乔夫威严地望了老头子一眼，对他说：“你怎么胆敢反抗我，反抗你们的皇上？”司令因为受伤而变得非常衰弱，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坚定地回答说：“你不是我的皇上，你是个强盗，是冒充的皇帝，你听见了没有！”普加乔夫阴沉着脸皱着眉头，挥了挥白手帕。几个哥萨克抓起老上尉，把他拖到绞刑架下。我们昨夜审问过的那个残疾的巴什基尔人已经坐在绞刑架的横梁上。他手里握着一根粗绳，一分钟后，我看见可怜的伊凡·库兹米奇已经被吊在空中了。接着，伊凡·伊格纳季奇被带到普加乔夫面前。“向彼得·费奥多洛维奇皇帝宣誓吧！”普加乔夫对他说。“你不是我们的皇上！”伊凡·伊格纳季奇重复着上尉的话回答说，“你呀，是个强盗，是冒充的皇帝！”普加乔夫又挥了挥手帕，于是，这个忠厚的中尉便被吊在了他年迈的老上司身边了。

    接下来该轮到我了。我赤裸裸地直视着普加乔夫，准备重复我的两位慷慨就义的同伴所作的回答。就在这时，我简直无法形容自己的惊诧，我看到了施瓦布林，他剃着哥萨克式的发型，穿着哥萨克人的长袍，站在哥萨克叛军当中。他走向普加乔夫，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绞死他！”普加乔夫看也不看我就说。我的脖子给套进了绳索里。我开始默默地祈祷，向上帝真诚地忏悔我所有的罪过，恳求他拯救所有我爱的人。我被拖到了绞刑架下。“别害怕，别害怕。”刽子手一再对我说，或许他们是真的想要给我壮胆。突然，我听到了一阵叫喊声：“等一等，该死的！等一等！”刽子手停住了。我一看，萨维里奇伏在普加乔夫脚下。“我的亲爹！”我那个可怜的老仆人对他说，“弄死我家老爷的孩子对您有什么好处呢？放掉他吧，会有人给你送赎金来的。要是为了杀一儆百，那你就绞死我这个老头子好了。”普加乔夫做了一下手势，他们马上就把我松开了。“我们的老爹饶恕你啦。”他们对我说。那个时候，对于自己的解脱，我说不出是高兴呢，还是遗憾。我的感受太混乱不清了。他们重新把我带到自封为皇帝的人面前，逼着我给他跪下。普加乔夫向我伸出一只青筋暴露的手。“吻他的手，吻他的手吧！”周围的人对我说。可是我宁肯受最残酷的死刑，也不愿意接受这样卑鄙的侮辱。“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萨维里奇站在我身后，他向前推一推我，说，“别固执啦！这又有什么要紧？吐一口唾沫，吻那个强……（呸！）吻他的手吧！”我丝毫不为所动。普加乔夫收回自己的手，讪讪一笑说：“这位老爷，大概是高兴傻啦。扶他起来吧！”他们把我扶了起来，就放开了我。我就站在那里看着这出可怕的戏剧继续演下去。

    居民们开始进行宣誓表示效忠。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过去，亲吻十字架，然后向自封的皇帝鞠躬。卫戍士兵们也都站在那里面。连队的裁缝拿着一把钝剪刀在剪他们的辫子。他们抖着身上的头发，走过去亲吻普加乔夫的手，他则宣布赦免他们，并接纳他们入伙。所有这一切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最后，普加乔夫从圈椅中站起来，在他的军官的陪同下走下台阶。一匹套着贵重马具的马被牵过来给他。两个哥萨克扶着他的手臂，帮他骑上了马。他向盖拉希姆牧师宣布，要在他家里吃饭。就在这时，传来了一阵女人的哭喊声。几个强盗把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拖到了门廊上，她披头散发，身上一丝不挂。有一个强盗已经把她的坎肩穿在了自己身上，另外几个人拖着羽毛床垫、箱子、茶具、衣服和各种家伙什儿。“我的亲爹呀，别再折腾我啦！”可怜的老太太哭喊着，“发发慈悲，让我到伊凡·库兹米奇那儿去吧！”突然，她的目光落到了绞刑架上，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丈夫。“强盗呀！”她发了疯似地喊起来，“你们就这样对待他吗？我亲爱的人呀，伊凡·库兹米奇，勇敢的士兵们的首领呀！普鲁士的刺刀，土耳其的子弹，都没能伤到你，你没有在光荣的战斗中牺牲，倒死在这么个逃犯的手里呀！”“让这个老妖精闭嘴！”普加乔夫说。一个年轻的哥萨克举起军刀朝她的头上砍去，她倒在门廊的台阶上死去了。普加乔夫离开了；民众蜂拥跟随他而去。

    第八节 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比鞑靼人更可恶。

    ——谚语[37]

    广场上人都走光了。我却仍然站在原地，这些可怕的印象使我的头脑陷入混乱，一时理不出个头绪。

    最使我揪心的是，还没有弄清楚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命运。她在哪儿？她的情况怎么样？她有没有来得及躲起来？她藏身的地方安全吗？……带着满心的忧虑，我走进司令家里。屋子里空荡荡的：椅子、桌子、箱子都已经被损坏了，餐具被打碎了，所有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我沿着小小的楼梯跑到楼上，进入一间光亮的屋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房间。我看见她的床已经被暴徒们给翻乱了；衣橱被损坏，里面的东西都被抢光了；空空如也的神龛前面，一盏神灯仍旧在燃烧着。悬挂在两扇窗子之间的小镜子也依然完好……这间朴素的闺房，它的女主人在哪里呢？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想象她落在暴徒手中的情景……我的心收紧了……我悲痛欲绝地哭泣着，大声地呼唤着我心上人的名字……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轻微的声响，帕拉什卡从衣橱后面钻了出来，她面色惨白，浑身颤抖不已。

    “啊呀，彼得·安德烈伊奇！”她两手绞在一起，说，“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呀，多么恐怖呀！”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呢？”我焦急地问，“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怎么样啦？”

    “小姐活着呢，”帕拉什卡回答说，“她躲在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家里了。”

    “在牧师太太家里！”我惊叫起来，“我的上帝！普加乔夫正在那里呀！”

    我立马奔出房间，转眼间就到了街上，我一头闯进牧师家，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感觉到。那里面不断传出尖叫声、狂笑声和歌唱声……普加乔夫正在与他的伙伴们饮酒作乐呢。帕拉什卡也跟随我跑到那里。我要她悄悄地把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喊出来。过了一会儿，牧师太太手里拎着一个空酒瓶，走进门廊来见我。

    “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在哪儿？”我怀着难以形容的不安心情问道。

    “躺着呢，在我的床上，我可怜的孩子，就在隔板后面。”牧师太太回答说，“唉，彼得·安德烈伊奇，我们差一点儿就大祸临头啦！还好，谢天谢地，一切都顺顺利利地过去了；那个恶棍刚刚坐下来吃饭，这时，我那可怜的孩子就醒过来啦，还发出了呻吟声！……我真给吓坏啦！他听见了，就问：‘是谁在那儿叹气，老太婆？’我向那强盗深深地鞠了一躬，回答说：‘是我的侄女，皇上！生病啦，躺着呢，都两个礼拜啦。’‘你的侄女年轻吗？’‘还年轻，皇上。’‘让我看一看你的侄女儿，老太婆。’我的心一沉，可是又没有法子。‘遵皇上吩咐，只是这姑娘还起不来床，不能到您跟前来。’‘没关系，老太婆，我自己去看看。’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当真就走到隔板后面去啦，你想会怎么样！他掀开帘子，用他的老鹰般的眼睛向姑娘瞧了一眼！——总算没发生什么……上帝保佑了她！可是，你相信不相信，我和我的牧师丈夫已经准备好了要去殉难啦。幸好那可怜的姑娘没有认出他来。上帝呀！我们真是遇到好日子啦！还能说什么呢！可怜的伊凡·库兹米奇！谁能想得到呢！……还有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呢？可怜的伊凡·伊格纳季奇，他们为什么绞死他呢？……他们怎么会饶过你呢？施瓦布林，那个亚历克赛·伊凡内奇又怎么样呢？你看，他照着哥萨克的样子剪了头发，这会儿正同他们在我这儿饮酒作乐呢！这人狡诈得狠，这是没得说的！当我说到我生病的侄女儿的时候，信不信由你，他的眼睛就像刀子一样盯着我，好像要刺穿我的身体一样；可是他没有告发我们，这一点得谢谢他。”这时，传来了客人醉酒之后的叫喊声和盖拉希姆牧师的声音。客人们还在要酒，盖拉希姆牧师喊着妻子。牧师太太去照料了。“你快回家去吧，彼得·安德烈伊奇，”她说，“我这会儿顾不上您啦；强盗们正在喝酒。要是落到酒鬼手里，您就倒霉啦。再见吧，彼得·安德烈伊奇，该怎么样，就只好怎么样吧；或许上帝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牧师太太离开了。我稍稍宽慰了一些，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从广场经过的时候，我看到几个巴什基尔人挤在绞刑架周围，正从被绞死的人脚上把靴子拽下来；我好不容易压下心头的怒火，因为我知道这时去干涉只会是徒劳的。暴徒们在要塞里四处走动，抢掠军官们的家。到处是醉醺醺的叛军的叫喊声。我回到住处。萨维里奇在门口迎我。“谢天谢地，”他一看见我就叫起来，“我真害怕，以为暴徒们又把你抓起来了呢。唉，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你相信不相信，这伙强盗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抢光啦：衣服、被褥、餐具，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可是还好，谢天谢地！他们把你放回来啦！可是，少爷，你可认出那头目没有？”

    “没有，没认出来，他是谁？”

    “怎么，少爷？你忘了那个在旅店中骗走你皮袄的酒鬼了吗？那件兔皮袄还是新的呢，可是这个无赖硬把它绷在身上，线缝都撑开啦！”

    我非常诧异。的确，普加乔夫和我的那个带路人出奇地相像。我终于确信普加乔夫和那人是同一个人，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会放掉我了。我不能不惊异于事情的奇特连锁：一件送给流浪汉的小孩子的皮袄，竟将我从绞刑架下拯救出来；一个曾经在旅店中游荡的酒鬼，竟然围困了多个要塞，震动了国家的基石！

    “您要不要吃点什么？”萨维里奇问我，依然没有改变他的习惯，“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我去找点东西，做给你吃。”

    独自一个人，我陷入了沉思。我该怎么办呢？留在被这个恶棍占领的要塞或者追随他的匪帮，对一个军官来说都是不体面的。我要到一个在目前这种形势中还能为祖国效命的地方去，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但是我的爱情又强烈地要求我留在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身边，保护她，以免她受到伤害。虽然我预料到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但是一想到她的危险处境，我还是会不寒而栗。

    我的思绪被一个跑来找我的哥萨克给打断了，他来通知我：“伟大的皇上要求你去见他。”“他在哪儿？”我问道，准备听命。

    “在司令的住宅中，”哥萨克回答说，“午餐后我们的老爹去洗过澡，现在他正在休息。老爷，从各方面都看得出，他是一个贵人；一顿午餐他吃掉了两只烤小猪；洗澡的时候，蒸汽热得呀，甚至连塔拉斯·库罗奇金都受不了，他把桦树条交给弗姆卡·比科巴耶夫，不得不用冷水浇在身上才好歹缓过来。没什么好说的：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这么了不起……听人说，在澡堂子里，他给人看了他胸膛上的皇帝标记：一边是双头鹰，大小有五戈比钱币那么大，另一边是他自己。”

    我认为没有必要驳斥哥萨克的观点，只是同他一起往司令的住宅去了。我预想着同普加乔夫见面的场景，竭力预测见面的结果会是怎样。读者们应该很容易想象得出，当时的我并不是十分冷静的。

    当我到达司令家时，天已经开始暗下来了。吊着几个牺牲者的绞刑架，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令人毛骨悚然。可怜的司令太太的尸体仍然瘫在台阶下，有两个哥萨克正在那儿站岗。带我来的那个哥萨克进去通报我的到来，一会儿就回来了，领我走进房间，而昨天晚上，我就是在这儿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依依不舍地道别的。

    一幅极不寻常的景象展现在我的面前：在铺着桌布、满是酒瓶和酒杯的餐桌周围，围坐着普加乔夫和十来个哥萨克首领，他们戴着帽子，穿着花衬衫；由于喝过酒，他们满脸通红，眼睛闪着光。他们当中，没有施瓦布林和我们的军士这些新近入伙的叛徒。“哦，老爷！”普加乔夫一看见我便说，“欢迎您；请坐，请赏脸。”在座的人挤了挤，让出个空座位。我默默地在桌子边坐下。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身材匀称、样貌英俊的哥萨克青年，他为我斟了一杯酒，可是我连碰也没有碰。我好奇地打量着这伙人。普加乔夫坐在首席，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宽大的拳头托着长满黑胡须的腮帮。他样貌端正，神情十分愉快，没有显出一丁点儿的残暴。他时不时地跟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人说着话，有时称他为伯爵，有时称他为季莫费伊奇，偶尔还会尊称其为大叔。他们相互之间就像伙伴一样相处着，对待他们的首领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尊敬。他们谈论着早晨的进攻、叛乱的胜利和今后的行动。每个人都在自吹自擂，提出自己的意见，自由随意地和普加乔夫争论。在这个奇怪的军事会议上，他们决定向奥伦堡进犯：这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举动，而且险些取得灾难性的成功！宣布第二天军队就开拔。“好啦，兄弟们，”普加乔夫说，“在睡觉之前，让我们唱起我那首心爱的歌吧！楚马科夫，开始唱吧！”我邻座的人用细细的嗓音唱起一支悲哀的纤夫之歌，接着，所有的人一起唱起来：

    “绿绿的橡树林呀，请你停止喧嚷，

    不要妨碍勇敢的小伙子他的思想，

    明天我就要接受审判，

    在威严的法官——沙皇面前。

    沙皇呀，我们的老爷，他将会来把我问：

    告诉我，孩子，你这农民的儿子，

    你同了什么人，一起去偷窃，一起去抢劫，

    你还有多少个同伙弟兄？

    我告诉你呀，亲爱的正教徒沙皇，

    我把全部的真情都告诉你。

    我一共有四名亲爱的同伙：

    第一个同伙是深沉的夜，

    第二个同伙是上等的宝刀，

    第三个同伙是我忠诚的战马，

    第四个同伙是我的一张硬弓。

    还有我派出的探子们，那是我的利箭。

    亲爱的正教徒沙皇就会对我说：

    干得好，好啊，你这农民的儿子！

    你既知晓如何去偷盗抢劫，还长于辞令，

    孩子呀，我要好好地奖励你呀，

    开阔空地上一座高大的殿堂，

    两根柱子加一根横梁。”

    这些命中注定要受绞刑的人所唱的关于绞刑架的民歌，在我心中引起了什么，真是难以形容。他们威严的面容，他们协调一致的歌声，以及使这支本来就富于表现力的歌子更显得凄凉的情调——所有这一切都以一种诗意的敬畏震撼着我的心。

    那些客人们又各自干了一杯酒，才站起身来和普加乔夫告别。我正打算同他们一起离开，这时普加乔夫对我说：“再坐一会儿，我想跟你谈谈。”我们就面对面坐下了。

    我们相对而坐，沉默了好几分钟；普加乔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偶尔眯一下他的左眼，带着一种怪异的狡黠和嘲弄的表情。最后，他开心地笑了起来，不带一丝的矫揉造作。看着他，我也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怎么，老爷？”他对我说，“老实说，我那些小伙子们把绳子套在你脖子上时，你害怕了吧？我想，你一定吓得魂都没了吧……如果不是你的仆人，你早就在横梁上晃荡着了吧。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老家伙。唉，你有没有想到过，老爷，那个把你带去大车店的人，竟是大皇帝本人？（他摆出一副威严而神秘的样子。）对于我，你可是罪过不轻呀，”他继续说道，“可是，因为你的好心肠，我饶恕了你，为了你在我不得不躲开敌人的时候帮助了我。你将来还会瞧见的，难道只有这一点！等我得到整个天下的时候，我还会好好地犒赏你的！你愿意为我忠心效劳吗？”

    这个无赖的问题和他的厚颜无耻使我觉得很滑稽，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他皱着眉头问我，“你难道不相信，我是大皇帝？坦白回答我。”

    我一时有些慌乱。要我承认这个流浪汉是皇帝，这我办不到：对我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怯懦。可是如果当面斥责他为骗子，那是必死无疑；我出于一时的愤慨，当着众人的面在绞刑架下准备干的事，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毫无用处的逞能而已。我犹豫不决。普加乔夫面色阴沉，等待着我的回答。最后（至今，我回想起这一刻仍觉得十分满意），在我的心中，责任感战胜了人类的弱点。我对普加乔夫说：“听着，我跟你说的全都是实话。你想想看，我怎么可能会承认你是皇帝呢？你是个聪明人，假如我那么说，你会看出我是在撒谎。”

    “那么依你看，我是什么人呢？”

    “只有天知道；可是无论你是什么人，你都是在进行一个危险的游戏。”

    普加乔夫迅速地瞟了我一眼。“如此说来，你是不相信，”他说，“我是彼得·费奥多洛维奇皇帝吗？好吧，可是难道说一个勇敢的人就不会成功了吗？古时候的格利什卡·奥特列皮耶夫不是也当过皇帝[38]吗？不论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你都不要离开我。我是啥样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谁是牧师，谁就是父亲，反正都是一个样。你衷心地为我效忠，我会封你当元帅，当公爵。你看怎么样？”

    “不，”我坚决地回答说，“我是贵族出身，我宣过誓要效忠女皇，我不能为您效劳。你要是真想为我好，那就放我到奥伦堡去。”

    普加乔夫沉思了一下。“可是要是我放你走，”他说，“你能不能答应，至少不去反抗我？”

    “我怎么能答应你这一点呢？”我回答说，“你自己知道，这是由不得我的：如果他们命令我去反抗你，我只能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现在自己也是个首领了，你也要求你手下的人对你顺从。职务需要我去尽职的时候，我却拒绝，这算怎么一回事呢？我的命握在你的手里；放了我，我感激你；绞死我，上帝会审判你；我对你说的都是实话。”

    我的真诚使普加乔夫感到吃惊。“好吧，”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赏就是赏，罚就是罚。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明天来和我道别，现在回去睡觉吧，我也要睡了。”

    我离开普加乔夫，走到街上。夜色宁静而寒冷。月亮和星星闪耀着，照亮了广场和绞刑架。要塞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四处是漆黑一片。只有小酒店的窗户里透出一点亮光，不时传来深夜里仍在游荡的人的呼喊声。我朝牧师家望了一眼，百叶窗和大门都关上了。屋子里的一切似乎都很安静。

    我回到自己的住处，看到萨维里奇正为我不在而难过。我得到自由了，这个消息使他说不出地高兴。“感谢上帝！”他画着十字说，“天一亮我们就离开要塞，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少爷，你吃点儿吧，然后安安稳稳地一觉睡到大天亮，就像睡在基督的怀里似的。”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津津有味地吃了我的晚餐，然后在光光的地板上睡去，身心都已经疲惫不堪。

    第九节 离别

    和你相爱聚会，是多么甜蜜，

    我亲爱的姑娘；

    和你离别的时候又是多么忧伤；

    好像我的灵魂要和我离别一样。

    ——赫拉斯科夫

    一大早，我便被鼓声吵醒了。我往集合地点走去。那里，普加乔夫的队伍已经在绞刑架旁排列成队，绞刑架上还挂着昨天的牺牲者。哥萨克们骑在马上，士兵们扛着枪。旗帜在飘扬着。几尊大炮，我认出了其中也有我们的那一尊，都已经安放在行军的炮架上。所有居民也都聚集在那里，等候着那个自封的皇帝。一个哥萨克牵着一匹良种的吉尔吉斯白马站在司令家的门廊前。我用眼睛搜索着司令太太的尸体，她已经被移到了旁边一点，盖上了蒲席。普加乔夫终于从过道里出现了。民众们都脱下了帽子。普加乔夫在台阶上站定，向所有人问好。一个当官的递给他一袋铜钱，他便一把一把地撒出去。人群喊叫着冲过去抢钱，混乱中有些人受了伤。普加乔夫被他主要的同谋者簇拥着，施瓦布林也在其中。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从我的目光中看到了轻蔑的意味，他转过脸去，表情中既有刻骨的仇恨，也有做作的嘲笑。普加乔夫看到人群中的我，便向我点点头，示意我过去。“听着，”他对我说，“你马上到奥伦堡去，以我的名义告知省长和所有的将军们，让他们一个礼拜之后恭候我。你劝告他们，让他们怀着孩子一般的爱戴和顺从迎接我，否则他们可逃脱不了严酷的死刑。一路平安，老爷。”说完这些话，他转向民众，指着施瓦布林，说：“孩子们，这就是你们的新司令，你们凡事都要听从他的指挥，他替我负担着保护你们和要塞的职责。”听着这些话，我好不惊恐；施瓦布林成了要塞的首领，那么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就落在他手里啦！我的天啊！她会遭遇怎么样的命运呢！普加乔夫走下台阶。有人把他的马牵过来。没等哥萨克过来扶他，他已经敏捷地跨上了马鞍。

    这时，我看见萨维里奇从人群中走出来，他走到普加乔夫跟前，递给他一张纸。我猜不出他这是要干什么。“这是什么？”普加乔夫神态威严地问。“读一下，你就明白啦。”萨维里奇回答说。普加乔夫接过那张纸，意味深长地看了好一会儿。“你怎么写得这么古怪？”最后他说，“咱这双雪亮的眼睛竟看不懂，我的秘书长在哪儿呢？”

    一个身穿伍长制服的年轻小伙子敏捷地跑到普加乔夫面前。“大声念出来！”自封的皇帝把纸片递给他说。我非常想知道，我的萨维里奇给普加乔夫写了些什么。秘书长开始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大声读起来：

    “两件长袍，一件细布的，一件条纹丝绸的，合六卢布。”

    “这是什么意思？”普加乔夫皱起眉头问。

    “请吩咐他接着念下去。”萨维里奇从容淡定地回答道。

    秘书长接着念下去：

    “绿色细呢军装一件，合七卢布。

    白色呢裤一条，合五卢布。

    荷兰布的带袖衬衫十二件，合十卢布。

    带茶具的旅行食盒，合两个半卢布……”

    “这都胡扯些什么呀？”普加乔夫打断他，“旅行食盒、带翻边的裤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萨维里奇清了清喉咙，解释道：“这个呀，老爷。您瞧，这就是我们老爷的失物清单，被强盗抢去……”

    “什么强盗？”普加乔夫厉声喝道。

    “很抱歉，说漏嘴了，”萨维里奇回答说，“强盗尽管不是强盗，可是您的手下却把这些东西连偷带摸地拿走了。请您不要发怒：马有四腿，还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呢。请吩咐他念下去吧。”

    “接着念。”普加乔夫说。秘书长继续念下去：

    “印花布被单一条，绸被一条，合四卢布。

    红丝绒面狐皮大衣一件，合四十卢布。

    还有在客店中赏给您的那件兔皮袄，合十五卢布。”

    “这又是什么鬼花样？”普加乔夫吼道，眼睛里闪着怒火。

    说真的，当时我真替我那可怜的老仆人捏了一把汗。他还想再做些解释，可是普加乔夫打断了他。“你怎么敢拿这些小事情来纠缠我？”他从秘书长手里夺过那张纸，摔在萨维里奇的脸上，呵斥道，“愚蠢的老东西！东西抢光啦，这算得了什么？可是，老东西，你应该用一辈子为我和我的孩子们向上帝祷告，因为我们没有把你和你的主人同那些叛逆者一起绞死……兔皮袄！我会给你兔皮袄的！知道吗，我要命令他们活活剥下你的皮做皮袄。”

    “随您的便吧，”萨维里奇回答说，“可是我是个受人管的仆人，我应该对老爷的财产负责。”

    普加乔夫显然是大发善心了。他转过身，骑着马走了，再没有说一句话。施瓦布林和哥萨克首领们跟随他离去。一帮人整齐划一地从要塞出发了。民众都走去给普加乔夫送行。只有我和萨维里奇还留在广场上。萨维里奇手里捏着他的清单，颇为惋惜地审视着。

    他看到我跟普加乔夫关系不错，便想趁机利用一下；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我本想斥责他，因为他的忠心表现得不是时候，但是却忍不住笑了起来。“你笑吧，少爷！”萨维里奇回答道，“可是等到我们不得不重新安排家务的时候，你再看看好笑不好笑。”

    我匆忙赶到牧师家里，去见一见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牧师太太一看见我就告诉了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她说，夜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发起高烧来了。她躺在那里，昏迷不醒，还说着胡话。牧师太太领我走进她的房间。我轻轻地走到她的床前。她面容的改变使我大吃一惊。她认不出我了。我久久地立在她面前，盖拉希姆牧师和他好心的太太似乎在说着安慰我的话，可是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一些阴郁的念头使我饱受折磨。这个可怜的、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孤女落入一群凶恶的叛军之手的境遇，以及我自己的无能为力，都使我十分恐惧。施瓦布林，一想到施瓦布林我就心烦意乱。他从自封的皇帝那里获得了权力，掌管着这个要塞，而这个不幸的姑娘——一个他所仇视的无辜的对象又留在这里，他可以对她为所欲为。我该怎么办呢？要怎样帮助她呢？怎样从这个恶棍手中把她解救出来呢？只有一个办法：我决定即刻动身去奥伦堡，催促他们尽早收复白山要塞，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促成这件事。我向牧师和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告别，激动地恳求他们照顾这个我已经视为妻子的姑娘。我握住这个可怜的姑娘的手吻着，泪如雨下。“别了，”牧师太太送我离开，并对我说，“别了，彼得·安德烈伊奇。或许情况好些的时候，我们会再见面，别忘了我们，要常常给我们写信。可怜的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现在除了你，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安慰她、保护她了。”

    走到广场时，我停留了片刻，望着绞刑架，向它鞠了一个躬，然后就离开要塞，踏上了前往奥伦堡的路，萨维里奇紧跟着我。

    我一路上沉思默想，突然听见身后传来马蹄的声响。我回头一望，看见一个哥萨克离开要塞向我奔驰而来；手里牵着一匹巴什基尔马，远远地朝我打着手势。我停住脚，马上就认出他是我们的那个军士。他奔到我跟前，下了马，然后把另一匹马的缰绳交到了我的手里，说：“老爷！我们的父亲赏给您一匹马和一件他自己的皮袄（马鞍上捆着一件羊皮袄）。还有，”军士吞吞吐吐地说，“他还赐给您……半个卢布……可是我在来的路上给弄丢了；请您宽容大度，饶了我吧！”萨维里奇斜着眼瞧了瞧他，不满地说：“在来的路上给弄丢了！可你怀里叮叮当当响着的是什么东西？不要脸的东西！”“我怀里是什么东西在叮当响吗？”军士反驳道，一点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上帝保佑你，老头儿！这是马具在响呀，不是那半个卢布！”“好啦，”我打断他们的争论，说，“替我谢谢那个派你来的人，丢了的半个卢布，你回去的路上仔细拾回来，拿去买酒喝吧。”“非常感谢，老爷，”他说着，调转了马头，“我要一辈子为您向上帝祈祷。”说着这些话，他骑着马回去了，一只手还捂住胸口，一会儿就不见了。

    我穿上皮袄，骑上马，让萨维里奇骑在我后面。“现在您看，少爷，”老人家说，“我总算没有白白向那个强盗告一状；这强盗也感觉到心里有愧了。虽然说这匹巴什基尔长腿劣种马和这件羊皮袄，还抵不上他们这些强盗从我们手里抢去的和你赏给他们的东西的一半，可是也算是能派上用场，从恶狗身上揪撮毛也是好的。”

    第十节 围攻

    占领了山冈和草原，

    他如老鹰一般，从高处向城市眺望。

    他命令在营地背面筑起炮垒，

    藏起炮弹，夜间向城市轰击。

    ——赫拉斯科夫[39]

    快到奥伦堡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群剃光了头的囚犯，脸上都带着刑讯钳所留下的伤痕。在驻防的伤残士兵的监督下，他们正在工事旁边干活。有的正在用小车把沟壕里的垃圾运走；有的正在用铁锹挖土；在土围墙上，泥瓦匠正在搬砖头，用以修补城墙。到城门口的时候，哨兵把我们拦住，要检查我们的证件。一个中士听说我是从白山要塞来的，他立马把我直接带到将军家里。

    我在花园里看到了将军。他正在察看苹果树，秋风已经把树叶吹光了。一个老园丁正在帮他，仔细地用暖和的干草把树干包裹起来。他的脸上流露出安详、健康和善良的神色。见到我，他很高兴，便开始询问我所亲眼目睹的种种可怕的情况。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留心听着我说的话，同时还在修剪着树上的枯枝。“可怜的米罗诺夫！”他听我叙述完了这悲惨的故事后说道，“真可惜，他是个好军官。米罗诺夫太太也是个非常好的女人，她的蘑菇腌得多么好啊！上尉的女儿，玛莎怎么样了？”我回答说，她留在要塞里，有牧师的太太照料着。“唉，唉，唉！”将军说，“那不好，太不好了。根本不能指望强盗们会有什么纪律。这可怜的姑娘会遭遇什么命运呢？”我回答说，白山要塞离这儿不远，将军大人一定会即刻派兵去解救要塞中可怜的民众的。将军迟疑地摇了摇头。“我们再说，我们再说！”他说道，“关于这，我们还有时间再商议商议。请你来喝杯茶；今天我要召开军事会议，你可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那个无赖普加乔夫和他的军队。现在，你先去休息一下吧！”

    我向指定给我的住处走去，萨维里奇已经在那儿安顿好了。我焦急地等待着预定的时间。读者们不难想象到，这次会议对于我的未来的重要性有多大，因此我是绝不会迟到的。到了约定的时间，我早就在将军那儿了。

    我在那里遇见一位本城的官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关税署长，是一个身体肥硕、面色红润的老头儿，身穿一件缎子长袍。他向我仔细打听他称之为教亲的伊凡·库兹米奇的遭遇，还不时打断我，提出一些问题，或者说几句道德说教式的评论。这一切，即使不能说明他是一个精于战术的人，那么至少也能说明他的灵活反应和天赋的聪明才智。这时，其他的与会者也陆续来到了。在这些与会者中，除了将军本人之外，没有一个是军人。当所有的人一一就座，又给每个人都端上一杯茶之后，将军就极其详尽而又明确地说明了此次会议的宗旨。“现在，诸位先生们，”他继续说道，“必须决定，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对付这些叛军：是攻，还是守？这两种方法各有其利弊。进攻可以更有希望迅速消灭敌军，而防守则更加安全可靠……那么，我们就按照法定程序征求意见，也就是说，请官阶低的先发言，准尉先生！”他转向我，继续说道，“请给我们说说您的意见。”

    我站起身来，先是用短短几句话介绍了普加乔夫和他的匪帮的情况，然后我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冒充的皇帝一定没有办法抵挡正规军队的进攻。

    对于我的意见，那些官员显然是不太赞同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年轻人的冒失和鲁莽。现场议论纷纷，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不知哪个低声说了一句：乳臭未干。将军微笑着对我说：“准尉先生！在军事会议上，首先发言的人往往都倾向于进攻；这是合乎规律的。现在让我们继续征求意见。六级文官先生，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吧！”

    那位身穿缎子长袍的瘦小老头儿，赶忙喝下他的第三杯掺了不少甜酒的茶，之后才回答将军说：“我认为，大人，我们应该既不进攻，也不防守。”

    “这是怎么说的呢，六级文官先生？”将军诧异地问道，“再没有别的战术了：不是进攻，就是防守……”

    “大人，请采用收买的方法。”

    “嗨—嗨—嗨！您的意见非常高明。收买的方法在战术上是允许的，我们就采用您这个建议。我们可以悬赏收买那个无赖的人头……赏七十，甚至是一百个卢布……从秘密经费中支出……”

    “而且到那个时候，”那个关税署长打断他的话说，“若是那些强盗不把他们的首领五花大绑地给咱们送过来，我就不是个六级文官了，而是个吉尔吉斯绵羊。”

    “这件事我们还要加以考虑之后再做定夺，”将军回答说，“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得采取一些军事上的措施。诸位先生，请按法定程序发言吧！”

    所有的意见都是和我相左的。所有的官员都在说，军队靠不住，成功没有把握，要小心谨慎，如此等等。所有人一致认为，在大炮的掩护下，留在坚固的石头城墙后面，较之去开阔的战场上碰运气，要明智得多。最后，听取完所有人的意见之后，将军磕掉烟斗里的烟灰，说了这样一段话：

    “诸位先生！我必须向你们说明，从我个人的意愿来说，我是完全赞同准尉先生的意见的：因为他的意见是基于正确的战术规则的，兵法上几乎总是认为进攻比防守更为有利。”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重新给烟斗装满烟丝。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我骄傲地环视着这群官员，他们正窃窃私语着，脸上带着苦恼和焦虑的神情。

    “但是，诸位先生们，”将军长叹一声，嘴里吐出一股浓浓的烟，接着说道，“我却不敢独自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女皇陛下，我们仁慈的女皇交托给我的这几个省份的安全。因此，我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就是认为，比较明智和安全的做法是留在城内等待包围，用炮兵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出击，阻击敌人的进攻。”

    这一下，轮到这些官员用嘲弄的眼神来瞧着我了。会议解散了。我不能不为这个值得尊敬的军人的软弱无力感到遗憾。他竟违背自己的意愿，接受这些外行的、没有任何经验的人的意见。

    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之后没几天，我们获悉，普加乔夫信守他的诺言，已经向奥伦堡进发了。我从城墙顶上望到了叛乱者的队伍。我觉得，从上次我亲眼目睹的那次进攻到现在，他们的人数似乎增加了十倍。他们现在也有了大炮，这是普加乔夫从他攻占的那些小要塞中掠夺来的。回想起军事会议上的决定，我就预料到将会被长期围困在奥伦堡城内，恼怒得几乎要哭出来。

    我不再描述奥伦堡之围的情况了，这是历史的事，而不是家庭纪事的范围。我只能说，这一次包围，由于地方当局的疏忽，使居民遭受到毁灭性的伤害，他们受尽了饥饿和种种苦难。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得出，奥伦堡的生活简直是无法忍受的。所有人都垂头丧气地等待着命运最后的决定；人人都抱怨物价太高，简直高得可怕。居民们对落入他们院子里的炮弹都已经习惯了；甚至连普加乔夫发动的一次次进攻也不能引起他们的好奇了。我愁闷得简直要死。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无法收到从白山要塞来的信。所有的道路都被切断了。这种与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相隔绝的生活使我无法忍受。无法确定她的命运状况，这使我备受折磨。我唯一的消遣是出城袭击。承蒙普加乔夫的盛情，我有一匹好马，我得和它分食那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食物，我每天骑着它出城，去跟普加乔夫的骑兵相互射击。在这些对射中，通常都是叛军一方占据优势，他们吃得饱，喝得足，还有好马骑。城里那些瘦弱的骑兵打不过他们。有时候，我们的饥饿步兵也会到城外去，但是厚厚的积雪妨碍着他们，使他们无法有效地对抗四处分散的骑兵。大炮在高高的城墙上白费力气地轰鸣着，而拉到战场上打吧，又会因为马匹虚弱不堪而深陷在雪地里，不能动弹。我们的军事行动就是这副样子！而这就是那些奥伦堡官员们所谓的谨慎和明智。

    有一回，我们竟然驱散了并追逐着相当大的一群敌人，我骑马追上了一个掉队的哥萨克；正当我要用我的土耳其马刀砍向他的时候，他突然脱下帽子大声喊道：“您好呀，彼得·安德烈伊奇！日子过得怎么样呀？”

    我迎面一瞧，原来是我们那个哥萨克军士。看见他我有说不出的高兴。“您好呀，马克西梅奇，”我对他说，“从白山要塞出来很久了吗？”

    “不久呢，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我昨天刚从那儿来，我这儿有一封信带给您。”

    “在哪儿？”我大喊一声，激动地满脸通红。

    “在我身上带着呢，”马克西梅奇说着，把手伸进怀里，“我答应帕拉什卡，无论如何要把这封信交到您手里。”他交给我一张叠好的纸，然后策马离去。我打开信纸，浑身颤抖地读着信：

    上帝的旨意使我突然失去了父母亲，在这个世上，我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保护者了。我只好来恳求您，因为我知道您一向希望我安好，您愿意帮助任何一个人。我祈求上帝，但愿这封信无论如何都能到达您的手中。马克西梅奇答应把这封信带给你。帕拉什卡从马克西梅奇那里听说，说他常常远远地看到您出城突击，说您完全不顾及自己，说您没有想到那些为你含泪向上帝祷告的人。我病了很久；身体康复以后，那个现在正取代亡父管辖要塞的亚历克赛·伊凡内奇就用普加乔夫进行恐吓，逼迫盖拉希姆牧师把我交给他。我现在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并且受到监视。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正在逼迫我嫁给他。他说，他救过我的命，因为当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对那些强盗说我是她的侄女的时候，他帮我隐瞒了事情的真相。可是我是宁愿死掉，也不愿意嫁给像亚历克赛·伊凡内奇这样的人做妻子的。他待我非常凶狠，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回心转意，不答应嫁给他，他就把我送到那些强盗窝里去，他说：那时候，您就会遭遇到与发生在丽萨维塔·哈尔洛娃身上一样的事[40]。我请求亚历克赛·伊凡内奇给我时间再考虑一下。他答应再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若是还不肯嫁给他，他就绝不留情了。亲爱的彼得·安德烈伊奇！我只有您一个保护人了；请您救一救我这苦命的人吧。恳求将军和各位司令官们赶快派援军来，如果可能的话，您自己也来一趟吧。

    您的顺从的、不幸的孤女

    玛莉亚·米罗诺娃

    读完这封信，我几乎要发狂了。我马上奔回城内，无情地鞭打着我那匹可怜的马。一路上，我绞尽脑汁想着拯救那可怜姑娘的办法，但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奔回城里，我径直去见将军，一头闯进他家里。

    将军正在房内踱步，抽着他的海泡石烟斗。一看见我，他停下了脚步。想必是我的神情使他感到吃惊；他关切地询问我匆忙赶来的原因。“大人呀，”我对他说，“我恳求您，就像恳求我自己的父亲一样；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拒绝我的请求；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我终生的幸福。”

    “怎么了，亲爱的？”老人惊讶地问道，“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你说吧。”

    “大人，请准许我带一连兵和五十个哥萨克，让我去清除白山要塞上的匪徒！”

    将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大概以为我是发了疯（这一点他没有想错）。

    “这怎么可能？清除白山要塞上的匪徒？”他终于说话了。

    “我向您保证一定会成功，”我急切地说，“只求您放我去吧。”

    “不行，年轻人，”他摇着头说，“这么远的距离，敌人很容易就可以切断你们和主要战略基地的联络，从而完全打败你们。一旦联络中断……”

    我怕他又会大谈军事问题，便连忙打断他的话：“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我对他说，“给我写了一封信；她恳求帮助：施瓦布林正逼她嫁给他。”

    “真的吗？噢，这个施瓦布林真是个大恶棍，他要是落到我手里，我一定下令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审判他，我们会在要塞城墙上枪毙他！可是眼下你必须忍耐……”

    “忍耐！”我不由自主地喊了起来，“可是他就要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结婚了！……”

    “噢！”将军不以为然地说，“这还不算太糟糕：最好的就是她暂且给施瓦布林做妻子；他现在可以保护她；等我们枪毙了施瓦布林，上帝保佑，她会再找到丈夫的。漂亮的小寡妇不会长久守寡的；我的意思是说，小寡妇会比姑娘更容易找到丈夫的。”

    “我宁肯去死，”我发疯似的喊道，“也不愿意把她让给施瓦布林。”

    “啊—啊—啊—啊！”老人说，“现在我明白了……你显然是爱上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了。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可怜的小伙子！可是都一样，我还是不能给你一连士兵和五十名哥萨克。这样的出征是不明智的；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低下头，陷入了绝望。突然，我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是什么样的念头呢，就像古代小说家所说的那样，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节 叛军的村庄

    这时狮子已经吃饱；

    尽管它生性残暴，

    “你为什么到我的洞穴来？”

    它亲切地问道。

    ——苏马洛科夫[41]

    我离开将军，赶忙奔回自己的住处。萨维里奇把我迎进去，仍旧像往常那样劝着我：“少爷，你怎么就喜欢和那些醉鬼强盗们较量高低呢？这是当老爷的可以干的事吗？万一有个好歹，那才是不值呢！如果是去打土耳其或者是瑞典人，那还罢了；可是现在你是在打什么人呢，说出来都丢人。”

    我打断他的话，问他我们总共还有多少钱。“够你用的啦，”他得意扬扬地跟我说，“那伙强盗四处搜罗，我还是给藏起来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长长的编织的钱袋，里面满满的都是银币。“好的，萨维里奇，”我对他说，“给我一半，剩下的你留着。我要去白山要塞。”

    “亲爱的彼得·安德烈伊奇呀！”善良的老人用颤抖着的声音说，“请你敬畏上帝呀！所有的道路都被暴徒们给堵死了，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上路呢？你就是不顾及自己，至少也得可怜可怜你的父母亲啊。你要去哪儿？去干啥？再稍微等一下：大军一到，把那些强盗都抓起来；那时候你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好了。”

    可是我的主意已定。“没有时间再争论这些了，”我回答说，“我必须去，我不能不去。你不要难过，萨维里奇；上帝是仁慈的，或许我们还能再见面！你听着，不要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别舍不得花钱。需要什么，就去买，再贵也买。这些钱我都给你了，若是过了三天，我还没有回来……”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少爷！”萨维里奇打断我说，“你想让我放你一个人走？你就是做梦也别想那样。既然你已经决定了要走，我就跟着你，即使是用两条腿走，我也绝不离开你。你想叫我离开你，自个儿留在石头城墙里吗？我还没有发疯呢。随便你怎么说，少爷，我可是不会离开你。”

    我知道同萨维里奇争论是没有用的，就让他去安排上路。半个钟头以后，我骑上我的好马，萨维里奇骑上了一匹又瘦又瘸的老马，这是城里一个居民白白送给他的，因为没有东西喂它。我们骑到城门口，哨兵放我们通行，我们便离开了奥伦堡。

    黄昏临近。我们要路经别尔达村，那是普加乔夫的驻地。笔直的大道上积雪覆盖，可是在草原上，却到处都能看到每天新踏上去的马蹄印。我骑着马大步跑去，萨维里奇几乎跟不上我，总是远远地冲我喊：“慢一点儿，少爷，看在上帝的分上，您走慢一点儿！我这匹该死的老马赶不上你那匹长腿的魔鬼。你这么着急干啥呀？要是去吃酒席倒也罢了，可是这是去挨刀斧砍呀！眼看就得……彼得·安德烈伊奇……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别折腾我了！……上帝呀，小主人要遭难了！”

    很快，别尔达村庄的灯光就出现在眼前。我们走到峡谷，这是这个村子的天然屏障。萨维里奇仍然跟着我，他一刻不停地抱怨。我希望能顺利地绕过村子，却突然看见，在黑暗之中，眼前站着五个手拿木棍的庄稼汉；这是普加乔夫驻地的前沿哨兵。他们朝我们叫喊。我不知道他们的口令，想要一声不响地从他们身边过去；可是他们马上把我围了起来，其中一个人还抓住了我的马缰绳。我拔出军刀，朝那个人的头上砍去；他的帽子救了他，可他还是趔趄了一下，松开了缰绳。其他的人慌了，向旁边跑去。我抓住这一瞬间的机会，将马一踢，又向前奔驰而去。

    渐浓的夜色本来可以助我逃脱一切危险。可是忽然间，我往后面一看，发现萨维里奇并没有跟上来。可怜的老人骑着那匹瘸马，没有能够逃开那些强盗。我该怎么办？我等了他几分钟，断定他一定被抓去了，我调转马头回去解救他。

    我向峡谷跑去，远远地就听见喧闹声、呼喊声和我的萨维里奇的声音。我快马加鞭，很快就到了几分钟前拦截我的那几个哨兵的面前。萨维里奇在他们当中。他们把老人从那匹劣马上拖拽下来，正要把他捆起来。看到我回来，他们高兴坏了。他们叫嚷着向我扑过来，转眼间就把我拖下了马。当中有一个，显然是他们的头目，他告诉我们，他立马就带我们去见皇上。“就看我们的老爹怎么决定啦，”他又说道，“现在就绞死你们呢，还是等到天亮。”我没有做反抗，萨维里奇也照着我的样子做。几个哨兵便扬扬得意地把我们带走了。

    我们穿过峡谷，走进了村子。家家草房里都点上了灯。四处传来喧闹声和呼喊声。在街上，我们遇见了许多人，但是黑暗中没有人注意我们，也没有人认出我是奥伦堡的军官。我们被一直带到坐落在十字路拐角的一处草房里。大门边摆着几只酒桶和两尊大炮。“这就是皇宫，”其中一个庄稼汉说，“我这就去给你们通报。”他走了进去。我瞧了萨维里奇一眼；老人正画着十字，喃喃地做着祷告。我等了好一会儿，终于那个庄稼汉回来了，对我说：“进去吧，我们的父亲吩咐把军官带进去。”

    我走进草房，或者如那个庄稼汉所说的，走进了皇宫。屋子里点着两支油烛，墙上糊着金纸；可是，长凳、桌子、吊在绳子上的洗脸盆、挂在钉子上的手巾、屋角里的炉叉、放满瓶瓶罐罐的宽炉台，这一切又都像是在普通的农家屋子里一样。普加乔夫坐在神像下面，身穿红袍，头戴高帽，威风凛凛地叉着腰。他的身边站着几个他的主要伙伴，都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很显然，来了一个奥伦堡军官，这个消息在那些叛军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好奇，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隆重地“款待”我一番。普加乔夫一眼就认出了我，他那副故作的威风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啊，老爷！”他快活地对我说，“你还好吗？是什么风把您给带到这儿来啦？”我回答他，说我是有事路经此地，被他手下的人给拦下了。“你所为何事呢？”他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普加乔夫以为我不想当着众人的面讲，便转向他的伙伴，吩咐他们出去。大家都听从了他的吩咐，只有两个人仍然站着一动也不动。“当着他们的面大胆说吧，”普加乔夫对我说，“我什么事都不瞒他们。”我斜着眼朝自封的皇帝的两个亲信瞧了瞧。其中一个是个瘦小而又驼背的老人，长着灰白胡子，除了他的灰色粗呢长袍上从肩膀斜垂着的一条宝蓝色缎带之外，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可是他的同伴我却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身材高大，肥硕，肩膀宽阔，看起来有四十五岁上下。一把浓密的红色大胡子，灰色的眼睛闪闪发亮，鼻子没有鼻孔，额头和面颊上的红斑使他宽大的麻脸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表情。他身穿一件红色衬衫、一件吉尔吉斯长袍和一条哥萨克灯笼裤。我后来才知道，第一个是个逃兵，伍长别洛波罗多夫；第二个叫阿法纳西·索科洛夫（人称外号“炮仗”），是个流放的罪犯，曾经三次从西伯利亚的矿坑里逃出来。尽管我内心非常激动，但是我意料之外遇到的这些人还是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想象。可是普加乔夫重复了他的问题，使我清醒过来：“说说吧，你从奥伦堡出来办什么事？”

    我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我觉得是天意将我第二次带到普加乔夫这里来，这给了我实现自己计划的机会。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还没来得及仔细考虑一下我要做的事情，我便回答普加乔夫说：

    “我要到白山要塞去救一个孤女，她在那儿受人欺侮。”

    普加乔夫眼睛闪着光。“我手下的人哪一个敢欺侮孤女？”他大声喊道，“不管他有多狡诈，也逃不出我的审判。告诉我，那个犯罪的人是谁？”

    “那个犯罪的人就是施瓦布林，”我回答说，“他把一个姑娘拘禁起来，要强行娶她为妻。这个姑娘你见过，就是在牧师太太家养病的那个。”

    “我要教训这个施瓦布林。”普加乔夫严厉地说，“我要叫他知道，在我这儿，胡作非为、欺侮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我要绞死他！”

    “请允许我说一句话。”炮仗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急急忙忙地任命施瓦布林为要塞司令，现在又急急忙忙地要绞死他。你派一个贵族去做哥萨克的首领，已经使哥萨克们不舒服了；现在一听到谗言，又要绞死贵族，可不要把贵族们都吓坏了吧。”

    “贵族也没什么值得可怜、值得同情的，”佩带宝蓝色绶带的老人说，“绞死施瓦布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好好审问一下这位军官先生倒也不坏：他来这里干啥。若是他不承认你是皇帝，那么他就不必寻求你的公断；若是他承认，那为什么直至今日他还跟你的敌人待在奥伦堡呢？要不要把他送到审讯室去，在他脚下点堆火[42]：我觉得这老爷是奥伦堡的指挥官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

    我觉得这个老强盗的逻辑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一想到我落到了什么人的手里，不禁觉得一个寒战凉透脊背。普加乔夫注意到我不安的神情。“怎么样，您老爷？”他对我挤了挤眼，说，“我的大元帅似乎说得挺在理，您觉得呢？”

    普加乔夫的玩笑使我又有了勇气。我平静地回答说，我现在落在他的手里，他高兴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

    “好，”普加乔夫说，“现在你告诉我，你们城里的情况怎么样？”

    “感谢上帝，”我回答说，“一切都很好。”

    “很好？”普加乔夫反问道，“老百姓都快饿死啦！”

    这个自封为皇帝的人说的是实情，可是我为了忠于我的誓言，便竭力使他相信，这些都是空传的谣言，奥伦堡的各种储备都是充足的。

    “你看，”老人接着我的话说，“他在当着你的面欺骗你。所有从奥伦堡逃出来的都众口一词，说奥伦堡正在闹饥荒和瘟疫，那边的人们都在吃死人肉，就这样还算是造化呢；可是这老爷却说一切都很充足。你若是想绞死施瓦布林，那么就用同一副绞架绞死这小子，让他们俩谁也别妒忌谁。”

    这个该死的老头的一席话似乎使普加乔夫动摇了。幸亏炮仗出来反驳他的伙伴。“得了吧，纳乌梅奇，”他对老人说，“你满脑子想的不是绞死谁就是杀死谁。你算个啥英雄好汉呢？看看，你的魂儿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自己都一只脚踏进坟墓的人了，还尽想着杀人。难道说，你良心上沾的血还少吗？”

    “可你又算个啥圣人呢！”别洛波罗多夫反驳道，“你从哪儿生出的慈悲心？”

    “当然啰，”炮仗回答说，“我也有罪，这只手（他紧握着瘦骨嶙峋的拳头，卷起袖子，露出毛茸茸的胳膊来），这只手也有罪，它让基督徒流过血。可是我杀死的是敌人，不是客人；我杀人，是在大路上或者是黑树林子里，而不是在家里，坐在炉子旁；我杀人，用的是铁锤和斧子，而不是用长舌妇的造谣中伤。”

    老人转过身去，咕哝一句：“这个烂鼻孔！”

    “你在那叽咕些什么，你这个老东西？”炮仗大声吼道，“我要给你个烂鼻孔！等着瞧吧，你早晚也会有那么一天的。上帝会让你尝尝刽子手的火热的钳子的……可是，这会儿你得当心点儿，不要让我把你的胡子给拔了！”

    “我的将军先生们呀！”普加乔夫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别吵啦！若是奥伦堡的那群狗全部都在一个绞刑架下蹬着腿，那倒也没什么要紧；可是若是我们的狗自己咬起来，那就糟糕啦。好啦，你们讲和了吧！”

    炮仗和别洛波罗多夫都没有说话，只是恶狠狠地相互瞪着对方。我意识到必须换个话题，否则结果可能会对我非常不利。我转向普加乔夫，神情快活地对他说：“嗨！我差点儿忘了要谢谢你的马和皮袄啦。要不是你，我恐怕进不了城，在路上就已经冻死了。”

    我的计策奏效了。普加乔夫高兴起来。“善有善报嘛，”他先是眨眨眼，然后眼睛眯成一条缝，对我说，“现在告诉我，施瓦布林欺侮的那个姑娘，跟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年轻小伙子的心上人儿？啊？”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回答普加乔夫，我看出形势已经好转，以为没有必要隐瞒真相了。

    “你的未婚妻！”普加乔夫喊出声来，“你为什么不早说？哎呀！我们就让你们结婚，还要在你的婚礼上大喝一顿呢！”说着他转向别洛波罗多夫，对他说：“听着，大元帅！我和这老爷是老朋友啦，让咱们坐下吃顿晚饭吧！早上总比晚上聪明；明天我们再看，他的事情该怎么安排。”

    我很想谢绝他的邀请，可是毫无办法。两个年轻的哥萨克姑娘——房主人的女儿用白桌布铺好桌子，拿来面包、鱼汤、几瓶葡萄酒和啤酒，于是我再一次同普加乔夫和他那些可怕的同伙一同进餐了。

    我被迫参与了这次狂欢宴，它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同席的人都喝醉了。普加乔夫坐在那儿打起盹来，他的同伴都站起身来，并且示意我离开他。我同他们一起走出屋子，遵照炮仗的吩咐，哨兵把我带到审讯室，我看到萨维里奇也在那里，他们把我们关在里面过夜。我的老仆人对刚刚发生的一切感到十分吃惊，他甚至一句话也没有问我。他在黑暗中躺下，长吁短叹了老半天；到后来他打起鼾来。我则是一整夜胡思乱想，一点儿也没有睡着。

    早晨，普加乔夫派人来叫我去。我去见他。在他的门前停着一辆套着三匹鞑靼马的带篷马车。街上聚集了一大群人。我在门廊里遇见了普加乔夫，他一副出行人的装束，穿着一件皮外套，戴一顶吉尔吉斯皮帽。头天晚上一同喝酒的人围在他身边，都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跟我昨天晚上见到的截然相反。普加乔夫很高兴地向我打招呼，并叫我和他一起坐进马车里。

    我们坐进马车里。“去白山要塞！”普加乔夫对那个站着赶车的宽肩膀的鞑靼人说。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马儿开始迈步，铃儿叮当响起来，马车向前飞奔而去……

    “停车！停车！”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我看见萨维里奇迎面向我们跑来。普加乔夫吩咐车夫停车。“亲爱的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我的老人家喊道，“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要把我丢给这伙强……”“啊，是你这个老家伙！”普加乔夫对他说，“上帝又使我们相见了。好吧，去坐在驾车的座位上吧。”

    “谢谢，皇上，谢谢，我的亲爹！”萨维里奇说着，爬上了马车。“愿上帝保佑你长命百岁，为了你连我这个老头儿都如此仁慈，让我放了心。我要一辈子为你向上帝祷告，并且再也不提那件兔皮袄的事儿了。”

    这件兔皮袄很有可能真的把普加乔夫惹火。幸亏这个自封的皇帝或是没有听到，或是不愿理会这不识相的暗示。马儿奔驰起来；街上的人都站住脚，深深地鞠躬。普加乔夫朝两边点头示意。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离开了村子，沿着平稳的大路飞奔而去。

    我那时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见到我原以为已经失去了的姑娘了。我想象着我们相会时的情景……我还想到这个掌握着我命运的人，因为机缘巧合，他与我竟然有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我想起了这个虽然自告奋勇去解救我的爱人的人，却是一个粗暴残忍、嗜血成性的人！普加乔夫还不知道他是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心怀怨恨的施瓦布林可能会向他揭发一切的，普加乔夫也可能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真相的……到那时，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又会怎么样呢？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头发都竖了起来……

    突然，普加乔夫打断了我的思绪，他问我：“你在想些啥，老爷？”

    “我怎么能不想呢，”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军官，还是一个贵族，就在昨天我还在跟你交战，可今天我却同你坐在一辆马车里，而且我终生的幸福都掌握在你的手里啦。”

    “怎么样？”普加乔夫问，“你害怕啦？”

    我回答他，既然我已经被他赦免过一次，那么现在我希望不仅能得到他的宽恕，而且还得到他的帮助。

    “你说对啦，说得很对！”自封的皇帝说，“你看见了吗，我的伙伴们都斜着眼睛看你；那个老头今天早上还坚持说你是奸细，应该严刑拷问，要绞死你。可是我不同意，”他压低嗓子，以免萨维里奇和那个鞑靼人听到，继续说，“因为我记得你的那杯酒和那件兔皮袄。你看，我并不是像你们那边的人所说的那样嗜血成性吧。”

    我回想起占领白山要塞时的情景，可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反驳他的话，于是没有回答他。

    “奥伦堡里的人都是怎么说我的？”普加乔夫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问道。

    “他们说，你不大容易对付。没什么可说的，你已经大显身手过了。”

    自封的皇帝的脸上显出一副虚荣心受到极大满足的神情。“是呀！”他快活地说，“我是很会打仗的。他们奥伦堡的人知道发生在尤泽耶瓦附近的那一仗吗[43]？打死了四十个将军，俘虏了四支部队。你认为怎么样？普鲁士国王能和我较量一下吗？”

    这个强盗的夸口让我觉得可笑，“你自己认为怎样呢？”我对他说，“你能够打败腓特烈吗？”

    “打败费陀尔·费陀罗维奇吗？怎么不能？我打败了你们的将军，而他们可是打败过他的。到目前为止，我的军队是运气很好的。等着瞧吧，我会打到莫斯科呢。”

    “你还想去攻打莫斯科吗？”

    这自封的皇帝沉吟了一会儿，低声说：“天知道。我的路很窄，我不能随心所欲。我的人都自作主张。他们是强盗。我得时时保持警惕；一打败仗，他们就会拿我的脑袋去赎他们的脖子的。”

    “说得对！”我对普加乔夫说，“你还是趁早丢开他们，去求女皇恩赦，岂不是更好些？”

    普加乔夫苦笑了一声。“不行，”他回答说，“现在悔罪也太晚啦。不会赦免我的。我要继续干下去。谁知道呢？我或许能成功呢！格利什卡·奥特列皮耶夫不是也在莫斯科当过沙皇吗？”

    “可是你知道他的下场吗？他们把他从窗子扔出去，杀了他的头，把他烧成灰，还把他的骨灰装进大炮给轰出去了！”

    “你听着，”普加乔夫带着一种狂野的兴奋说，“我给你说个故事，这是我小时候听一个卡尔梅克老太婆说的。有一天，老鹰问乌鸦：‘你告诉我，乌鸦，为什么你能在世上活三百年，而我只能活三十三年？’‘这是因为，’乌鸦回答说，‘你喝的是鲜血，而我只吃死肉呀。’老鹰想了一下：我也来吃死肉试试看。好。老鹰和乌鸦一起飞走了。它们看见一匹死马，就飞下来，停在上面。乌鸦一边啄食，一边赞美。老鹰啄了一口，又啄了一口，然后扇扇翅膀，对乌鸦说：‘不行，乌鸦老兄，与其吃三百年死尸，还不如痛痛快快地喝一口鲜血，剩下的事就听天由命了。’你觉得这个卡尔梅克老太婆的故事怎么样呢？”

    “有意思，”我回答说，“可是，依我看，靠杀人和抢劫活着就等于在吃死尸。”

    普加乔夫吃惊地望了我一眼，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们都陷入沉默，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鞑靼人拖长声音唱着一支忧郁的歌；萨维里奇打着盹，在驾车的座位上摇晃着身子。马车在冬天光滑的道路上面飞奔着……突然，我看见了陡峭的雅伊克河岸上一座小小的村落，有围起来的栅栏和一座钟楼——过了一刻钟，我们驶进了白山要塞。

    第十二节 孤女

    好像我们的小苹果树，

    没有树枝，也没有顶梢；

    好像我们的小郡主，

    没有亲爹，也没有亲妈。

    没有人为她梳妆打扮，

    也没有人为她祷告祝福。

    ——婚礼歌

    马车驶向司令家的房子。人们听出了普加乔夫的铃声，成群结队地跟在我们后面奔跑。施瓦布林在台阶上迎接这个冒充是皇帝的人。他穿着哥萨克人的服装，还留起了胡子。这个叛徒扶普加乔夫下了马车，用卑微下贱的话表示着他的愉快和忠诚。看见我时，他有一些惊惶不安，但是立马就稳住了神，向我伸出手，说：“你也是我们的人了？早就应该这样了。”我转过身去，什么也没有回答他。

    当我们走进这早已熟悉的房间的时候，我心如刀绞。墙上还挂着已故司令的军官委任状，好像是过往岁月悲伤的墓志铭。普加乔夫坐在沙发上，从前伊凡·库兹米奇常常坐在那儿打盹，在他太太的唠叨声中渐渐入睡。施瓦布林亲自给他端来伏特加。普加乔夫喝了一小杯，指着我说：“你也款待款待这老爷吧。”施瓦布林端着盘子走到我面前，但是我再一次转过身去。他慌乱得不知所措。他向来聪明，当然猜出了普加乔夫对他不满；他战战兢兢地站在普加乔夫面前，又满腹狐疑地拿眼睛看着我。普加乔夫问了问要塞的情形、敌军的消息，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接着，他出其不意地突然问他：“告诉我，老弟，在你这儿拘禁着一个什么样的姑娘？让我看看她。”

    施瓦布林的脸色一下子苍白得像死人一样。“皇上，”他用颤抖的声音说，“皇上，她没有受拘禁……她病了……她在楼上的房间里躺着呢。”

    “带我到她那里去。”那个自封的皇帝站起来说。这是不可能推脱的。施瓦布林领着普加乔夫到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房间去。我跟在他们后面。

    施瓦布林在楼梯上站住了。“皇上，”他说，“您可以随便叫我干什么，但是请您不要让外人走进我妻子的卧房去。”

    我气得浑身颤抖。“这么说你已经结婚啦？”我对施瓦布林说，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

    “安静点！”普加乔夫打断了我，“这是我的事，可是你，”他转身对施瓦布林继续说，“不要自作聪明，也不要装腔作势；管她是不是你的妻子，我想带谁到她那里去，就带谁去。你老爷，请跟我来。”

    到了房门口，施瓦布林又站住，他断断续续地说：“皇上，请您留意，她由于发着高烧，不停地说胡话，已经三天了。”

    “打开门！”普加乔夫说。

    施瓦布林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说他没把钥匙带在身上。普加乔夫用脚踢了一下门，门锁脱落了；门开了，我们走进屋里。

    我一眼看去，顿时呆住了。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坐在地板上，她脸色惨白，身体瘦削，披散着头发，身上穿着一件乡下女人的破烂衣衫。在她面前放着一瓦罐水，一块面包覆在瓦罐上面。她一看见我，便浑身颤抖着，大声喊叫了起来。当时我的感觉是怎样，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普加乔夫看了施瓦布林一眼，带着一丝苦笑说：“你这家医院倒是挺不错嘛！”说罢，他走到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跟前，对她说：“告诉我，亲爱的姑娘，你的丈夫为什么要责罚你？你对他做错了啥？”

    “我的丈夫？”她重复了一句，“他不是我的丈夫。我永远也不会做他的妻子。我宁愿去死，要是没有人来救我，我就死。”

    普加乔夫严厉地瞪了施瓦布林一眼。“你竟敢欺骗我！”他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无赖，你该当何罪？”

    施瓦布林跪了下来……那个时候，我对他的蔑视胜过了我对他的怨恨和愤怒。看着这个在哥萨克亡命徒面前卑躬屈膝的贵族，我感到极其厌恶。这时，普加乔夫的语气缓和了下来。“我就饶了你这一回，”他对施瓦布林说，“可是你要记住，若是你再犯一次，那我就新仇旧恨跟你一起算。”说罢，他转向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亲切地对她说：“你走吧，美丽的姑娘，我给你自由，我是皇帝。”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飞快地瞟了他一眼，猜出站在她面前的正是杀害她父母亲的凶犯。她用手捂住脸，昏倒在地。我向她奔过去；可是，就在这时，我的老相识帕拉什卡也非常大胆地冲进房间，开始照料她的小姐了。普加乔夫走出了房间，我们三个人便一起下了楼。

    “怎么样，你老爷？”普加乔夫笑着说，“我们救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去请牧师过来，让他给他的侄女儿完婚？或许我可以代替你的父亲给你主婚，施瓦布林当傧相；我们关起门来，痛痛快快地喝一顿。”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施瓦布林一听见普加乔夫的建议，忍不住大怒起来。“皇上，”他发疯似的喊道，“我有罪，我对你撒了谎；可是格里尼奥夫也在欺骗您。这个姑娘不是本地牧师的侄女儿：她是攻占要塞时被绞死的那个伊凡·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

    普加乔夫用他炽热的眼神盯着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他充满困惑地问。

    “施瓦布林说得不错。”我坚定地回答。

    “这一点你没有告诉过我。”普加乔夫说着，他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可是请你考虑一下，”我回答他说，“当着你手下那些人的面，我可以说米罗诺夫的女儿还活着吗？他们会把她活活弄死的，那就什么法子也救不了她啦！”

    “你说的也是实话，”普加乔夫笑着说，“我的那些酒鬼是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可怜的姑娘的。牧师太太把他们都骗住了，干得很好呀。”

    “你听我说，”我看他心存善意，就接着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也不想知道……可是上帝明鉴，我乐意用我的生命报答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只请你不要让我去做违背我荣誉和基督徒良知的事情。你是我的恩人。请你好人做到底吧；放我跟这个可怜的孤女走吧，放我们去上帝指引我们去的地方。将来不管你身在哪儿，不管你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会每天向上帝祈祷，祈求他拯救你有罪的灵魂……”

    普加乔夫坚硬的心肠似乎受到了感动。“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去办！”他说，“赏就是赏，罚就是罚：这是我的规矩。带上你美丽的姑娘，你爱带她到哪儿就到哪儿，上帝保佑你们恩爱和睦！”

    说完他转向施瓦布林，吩咐他，说凡是他管辖范围内的关卡和要塞一律放行。这一下施瓦布林是彻底地不知所措了，木头一样呆呆地立在那里。普加乔夫去巡查要塞去了，施瓦布林陪伴着他。我借口要为出发做准备，便留了下来。

    我往楼上的小房间跑去。门关着，我敲了敲门。“是谁？”帕拉什卡问。我应了一声。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那甜美的声音从门里面传出来：“等一会儿，彼得·安德烈伊奇，我在换衣服。你到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那儿去，我一会儿就到。”

    我依她所言，去了盖拉希姆牧师家。牧师和牧师太太都出来迎接我，萨维里奇已经事先通知他们了。“您好，彼得·安德烈伊奇，”牧师太太说，“上帝又使我们见面了。您过得怎么样？我们天天都念着您。您不在的时候，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可是吃够了苦头啊，可怜的小宝贝儿！……您倒是说说，亲爱的，您和普加乔夫是怎么搞得这么好的？他怎么没有杀死您？好吧，为了这一点也得谢谢那强盗。”“行了吧，老太婆，”盖拉希姆牧师打断她，说，“别瞎扯那些事儿啦。说多了没有什么好处。彼得·安德烈伊奇老爷！请进来，欢迎，我们好久没有见面啦。”

    牧师太太把家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嘴里还在不间断地说着话。她告诉我：施瓦布林怎样逼迫他们交出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怎样哭着不愿意离开他们；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怎样通过帕拉什卡（机灵的姑娘，连那个军士都服服帖帖地听她的话）跟她一直保持联络；她怎样给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出主意让她写信给我等等。我也简单地对她说了一下我的经历。当牧师和牧师太太听到普加乔夫知道他们骗了他的时候，都在胸前画着十字。“上帝保佑我们！”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说，“愿上帝驱散这片乌云吧！那个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没什么可说的，是一个大坏蛋！”就在这时，门开了，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走进来，苍白的脸上挂着微笑。她脱去了乡下女人的衣服，穿得像从前一样，朴素而又可爱。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我们的心中都是百感交集，无法言语。主人察觉到我们顾不上理会他们，就都离开了。剩下我们两个人独处。一切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没完没了地说着。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向我说了要塞被攻占后她所遭遇的一切；她给我描述了她那极其恐怖的处境，以及卑鄙无耻的施瓦布林使她遭受的种种苦难。我们回想起了从前幸福的时光……我们俩都哭了……最后，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她。把她留在一个归普加乔夫统治、又由施瓦布林管辖的要塞中，这肯定是不行的。到那正遭受着围城的种种磨难的奥伦堡去，也是连想也不用想的。这个世界上她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我提议她到我父母亲的庄园去。起先她还犹豫不定：因为她知道我父亲对她不满意，这使她很害怕。我叫她安心。我知道，我的父亲一定会把收留和照顾一个光荣殉国的有功之臣的女儿视为一种荣幸和不容推卸的义务。“亲爱的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最后，我对她说，“我已经把你看作是我的妻子。种种的奇遇已经把我们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分开。”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诚恳地听着我说的话，既没有故作矜持，也没有假意推脱。她觉得，她的命运已经同我的命运连结在了一起。可是，她还是再次申明，只有得到我双亲的同意，她才能做我的妻子。我没有反驳。我们热烈而又真诚地亲吻着对方——我们之间的一切就这样定下来了。

    一个小时以后，下士给我送来一张通行证，上面有普加乔夫歪歪斜斜的签名，普加乔夫还要我去见他。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上路了。当我跟这个除我之外被大家视为恶人、歹徒、强盗的人告别的时候，我说不清我的心里有怎样的感受。为什么不说实话呢？在这一刻，我对他怀着一种强烈的同情。我强烈地希望把他从他所率领的这群强盗中分开，趁现在还不算太迟，救出他的性命。施瓦布林和那些围在我们周围的人，使我不能将我心头的一切都说出来。

    我们友好地分了手。普加乔夫在人群中看到了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伸出手指威吓了她一下，还意味深长地对她眨了眨眼睛；然后，他坐上马车，吩咐车夫去别尔达村。当马匹开始走动的时候，他再一次从马车中探出头来，冲我喊道：“再见啦，您老爷！或许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后来，我们确实又相见了，可那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啊！……

    普加乔夫走了。我长久地注视着那片白茫茫的草原，他的三驾马车正打那儿奔驰而过。人群散去了。施瓦布林也不见了。我回到牧师的家里。我们出发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我不想再耽搁。我们的全部东西都已经装在了司令那辆老旧的马车上。车夫很快就套好了马。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去向她葬在教堂后面的双亲告别。我要陪着她去，可是她请求我让她自己一个人去。过了几分钟，她回来了，默默无声地流着眼泪。马车被赶到了门口。盖拉希姆牧师和他的太太走到了台阶前。我们三个人坐进马车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帕拉什卡和我，萨维里奇爬上了赶车人的座位。“再见啦，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我亲爱的！再见啦，彼得·安德烈伊奇，我们的漂亮小伙子！”好心肠的牧师太太对我们说，“一路平安！愿上帝赐给你们俩幸福！”我们出发了。我看见施瓦布林站在司令家屋子的窗口边，脸上流露出一种阴暗的仇恨。我不想在一个落败的敌人面前洋洋自得，便把眼睛转向另一边。终于，我们驶出了要塞大门，永远地离开了白山要塞。

    第十三节 逮捕

    “不要生气，老爷，我职责在身，

    必须立即把您送进监狱。”

    “好吧，我听候发落；可是我希望

    能准许我事先说明一下事情真相。”

    ——克尼亚日宁[44]

    今天早晨我还在为我亲爱的姑娘忧心如焚，可是现在我居然意想不到地和她结合了。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幻想我所遭遇到的一切都是一场虚幻的梦。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若有所思地时而望望我，时而望望路：她似乎还没有清醒过来。我们都沉默着。我们的心都太疲乏了。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到达了邻近的要塞，也是普加乔夫统治下的要塞。我们在这儿换了马。从套马的迅速，从那位被普加乔夫委任为要塞司令的大胡子哥萨克对待我的殷勤劲儿来看，由于给我们赶车的车夫的多嘴饶舌，他们把我当作皇帝的宠臣了。

    我们继续赶路。暮色正在降临。我们驶近一座小城，据那个大胡子要塞司令说，这里驻扎着一支精锐部队，是去和自封的皇帝会合的。我们被哨兵拦了下来。他们问道：“车上是谁？”车夫高声地回答说：“皇帝的教亲和他的太太。”突然，一队骠骑兵把我们包围了起来，嘴里骂骂咧咧的好吓人。“出来，鬼教亲！”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骑兵中士对我说，“马上叫你知道厉害，还有你的太太。”

    我从马车上下来，要求他们带我去见他们的长官。士兵们看我是个军官，便不再骂骂咧咧了。骑兵中士带我去见少校。萨维里奇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嘴里还在自言自语道：“好一个皇帝的教亲！才出虎口，又入狼窝……上帝呀，这一切可怎么了结呀？”马车跟在我后面慢慢地走着。

    五分钟后，我们来到一座灯火通明的小屋子前。骑兵中士把我交给哨兵看管，走进去为我通报了。他马上就回来了，对我说，长官现在没空见我，吩咐把我关进监狱里，把太太带到他那里去。

    “这是什么意思？”我愤怒地狂叫起来，“他不是发疯了吧？”

    “这个我不知道，老爷，”骑兵中士回答说，“他老爷只是命令把您老爷关进监狱里，把太太带到他老爷那儿去，老爷！”

    我冲上台阶，哨兵没有防备要拦我，我径直闯进房间里，那里有五六个骑兵军官正在玩纸牌。那位少校正在分牌。但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就是那个曾经在辛比尔斯克旅店中赢了我一百卢布的人，我是多么吃惊呀！

    “这怎么可能呢？”我大叫起来，“伊凡·伊凡诺维奇！是你吗？”

    “啊呀呀，彼得·安德烈伊奇！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你是从哪儿来的？您好，老弟。也来一起玩牌吧？”

    “谢谢。最好还是请你吩咐给我一个住处吧。”

    “要什么住处？就住在我这儿吧。”

    “不行，我不是一个人。”

    “把你的伙伴也带到这儿来吧。”

    “我不是跟一个伙伴，我是……跟一位女士一起来的。”

    “跟一位女士！你是在哪儿弄到她的？呵，老弟！”说着，祖林意味深长地吹了一声口哨，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弄得我非常难为情。

    “好吧，”祖林接着说，“就这么着！你会有一处住所的，只是可惜……不然我们该照旧大吃大喝一顿……嘿，小伙子！怎么还不把普加乔夫的女教亲带到这儿来？是她不愿意来吗？去告诉她，叫她别害怕，就说这儿的老爷是再好不过的，绝不会欺侮她，好好儿地把她带进来吧。”

    “你这是说的什么呀？”我对祖林说，“什么普加乔夫的女教亲？她是已故的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呀。我把她解救出来，现在要送她到我父亲的庄园去，好让她住在那儿。”

    “怎么！这么说他们刚才进来通报的人就是你呀？恕罪恕罪！可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等一会儿我会告诉你。可是这一会儿，请你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让这位可怜的姑娘安安心吧，你的骠骑兵可是把她吓坏啦。”

    祖林立刻作了安排。他亲自走到街上去向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道歉，说这是一场误会，并非有意为之；他命令骑兵中士把城里最好的住房给她住。我就留在祖林那里过夜。

    吃完晚饭后，只剩下我和祖林两个人了，我把我的冒险经历讲给他听。祖林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故事。当我讲完以后，他摇着头对我说：“老弟，这一切都很好，可是只有一件不好：你究竟为何要结婚呢？我是一个正派的军官，不愿意欺瞒你：请你相信我，结婚是一件傻事。你既要忙着照顾老婆，还得忙着哄孩子呢，这犯得着吗？唉，去它的吧！听我的话：抛下那个上尉的女儿吧。通往辛比尔斯克的路我已经清理干净了，路上是太平的。明天打发她自己到你父母亲那儿去，你就留在我的部队里。你没有必要回奥伦堡了。如果你再次落入叛军手中，那你就未必能够再次逃脱了。这样你那股恋爱的傻劲儿自然也就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说的话，但是我觉得我身为军人的光荣职责要求我留在女皇的队伍里。我决心听从祖林的劝说：送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到乡下去，而我则留在他的队伍里。

    萨维里奇过来帮我脱衣服。我告诉他，叫他准备好明天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继续赶路。起先他坚决不愿意。“你这是在想什么，少爷？我怎么能离开你呢？谁来伺候你呢？你的父母亲会怎么说呢？”

    我深知我这老人家的固执，便想着用好言好语和诚恳的话来说服他。“你是我的好朋友，阿尔西普·萨维里奇！”我对他说，“你不要拒绝我，行行好吧。我在这儿不需要人伺候，可是如果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一路上没有你照应着，我会不放心。你伺候她，就是伺候我，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一等到环境允许，就立刻和她结婚。”

    这时候萨维里奇把双手一拍，他的吃惊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结婚！”他重复了一遍，“还是一个小孩子就想结婚了！可是你爹会怎么说，你娘会怎么想呢？”

    “他们会同意的，等他们清楚了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为人之后，一定会同意的，”我回答说，“我也得指望着你呢。我的父母亲都很信任你，你会帮我们说好话的，是不是这样？”

    老头儿感动了。“唉，我亲爱的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他回答说，“你想结婚，虽然是早了一点儿，可是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实在是个好姑娘，要是错过了这机会，倒真是罪过。就按你说的办吧！我送她这个天使一样的姑娘回去，我还要如实地向你父母亲禀告，说这样的一个儿媳妇是不需要陪嫁的。”

    我谢过了萨维里奇，便在祖林的房间里睡下了。我因为兴奋激动，没完没了地说着话。起初，祖林还高高兴兴地和我闲聊着；可是渐渐地，他的话少了起来，渐渐地开始不大连贯；最后，他不再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打起呼噜来。我也不再说话，很快就学他的样子：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把我的计划告诉了她。她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立刻就同意了。祖林的部队也要在这一天离开这座小城。没有时间耽搁了。我当即就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道别，把她托付给萨维里奇，交给她一封写给我父母亲的信。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哭了。“再见，彼得·安德烈伊奇！”她轻声对我说，“我们还能不能再相见，只有上帝知道；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您；到死，我心里也只有您一个人。”我什么也回答不了她。周围都是人，我不愿当着他们的面显露出内心激动的感情。终于，她乘马车走了；我回到祖林那里，忧郁而且沉默。他想让我快活，我也想散一散心；所以我们高兴而又热闹地度过了这一天，到了傍晚，部队就开拔了。

    这是二月底的事。给军事调动造成困难的冬天快要过去了，我们的将军们准备采取联合行动。普加乔夫仍在奥伦堡附近驻扎。可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各个部队都正在他周围集结，并从四面八方逼近匪徒的巢穴。很多暴乱的村庄一看见我们的军队就马上归顺了，匪帮们到处躲避我们，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战事将会快速而又顺利地结束。

    不久，戈里岑公爵在塔吉谢瓦要塞附近击溃了普加乔夫，驱散了他的匪群，解了奥伦堡之围，看起来，是给了这场暴乱最后的决定性的一击。这时，祖林奉命去狙击一伙叛变的巴什基尔人，可是这些人不等看见我们，就已经四散逃跑了。春天把我们困在了一个鞑靼人的小村子里，河流四处泛滥，道路无法通行。我们无事可干，只能靠念叨着不久就可以结束这场与暴徒和野蛮人的枯燥无聊的战争聊以自慰。

    但是普加乔夫还没有被抓住，他跑到西伯利亚的一些工厂里，在那儿纠集新的匪帮重新开始作乱。关于他获得胜利的流言又开始四处传播。我们得知西伯利亚的一些要塞被摧毁。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喀山失守，自封的皇帝向莫斯科进犯，这使得军队的长官们大为吃惊。祖林接到命令，要部队横渡伏尔加河[45]。

    关于我们的行军过程和战事的结束，我不准备再详细描述。我只简单地说一说，我们的灾难已经达到了顶点。我们途经了一些被暴徒洗劫过的村子，又不得不把可怜的居民们保留下来的东西搜刮走。各地的行政机关都瘫痪了，地主们都躲进了林子里。匪帮四处作恶；各部队的长官都任意赏罚；在这片广阔的地带上，遍地烽火肆虐，景象可怕极了……愿上帝保佑你，不要让你目睹这场俄罗斯的暴乱吧，它毫无意义，它又残酷无情！

    普加乔夫被伊凡·伊凡诺维奇·米赫尔松追得四处逃窜，不久我们就得到消息，说他的军队已经被彻底击溃。终于，祖林接到了这自封的皇帝已被逮捕的消息，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战争结束了。我终于可以去见我的双亲了！一想到我可以拥抱他们，想到将见到我至今一点儿消息也没有的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就使我欣喜若狂。我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蹦啊跳啊。祖林耸耸肩，笑着说：“不，你就要倒霉啦！一结婚，你就会完蛋的！”

    可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使我的快乐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忍不住想到这个双手沾满了这么多无辜牺牲者鲜血的恶人，想到等待着他的死刑，我不由得心里惊惶不安起来。“叶米梁，叶米梁[46]！”我痛苦地思索着，“你为什么没有撞在刀尖上，或是倒在炮弹下呢？你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下场了。”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只要一想到他，我就会想到在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里，他曾经照应过我，想到他曾经从卑鄙的施瓦布林手中解救了我的未婚妻。

    祖林准了我的假。再过几天，我就可以回到我的家人中间，可以见到我的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突然，一场出乎意料的雷电击中了我。

    就在我预定出发的那一天，就在我准备好要上路的那一刻，祖林手里拿着一封信走进我住的屋子，神情显得非常焦急。我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害怕起来了。他叫我的勤务兵出去，告诉我，说有一件事情牵涉到我。“什么事？”我忐忑不安地问。“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给了我一张信纸，回答道，“你读一下，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我读起信来，这是一份发给各部队长官的密令，命令说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务必将我逮捕并即刻押送至喀山，交给普加乔夫案件审查委员会。

    那张纸几乎要从我手里掉下去了。“没有办法，”祖林说，“我的职责要求我服从命令。大概是你和普加乔夫一起友好地旅行这消息传到政府那里去了。我希望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希望你能在委员会面前洗干净你自己。别丧气，动身吧！”

    我的良心是干净的；我不害怕审判，可是一想到那甜蜜的重逢时刻会被拖延，或许还要拖延好几个月，我感到可怕极了。马车已经准备好了。祖林友好地和我道了别。我被押进马车，身边坐了两个手持出鞘的军刀的骠骑兵，我们就沿着大路出发了。

    第十四节 审判

    世上的流言，

    海上的波澜。

    ——谚语

    我确信，我的过失只不过是由于我擅自离开奥伦堡。我很容易就能证明自己无罪：单骑出击不仅从来没有被禁止过，而且是千方百计予以鼓励的。我可能被指控为过分的轻率鲁莽，而不是违抗军令。但是，我和普加乔夫的友好关系可能会有很多人站出来指证，至少可以说是有极为重大的嫌疑。一路上我都在思索着我即将面临的审讯，反复斟酌自己的答复，我决定对法官说出事情的真实情况，我认为这种辩护方法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可靠的。

    我到了已经被洗劫和焚烧一空的喀山。街上没有房屋，只有一堆堆灰烬，灰烬之中，耸立着一堵堵没有屋顶和窗户的墙壁。这就是普加乔夫留下的痕迹！我被送到这座焚毁的城市里幸存下来的一座要塞里面。两个轻骑兵把我交给了守卫的军官。他吩咐叫铁匠来，给我上了脚镣，钉得死死的。后来，我被带到牢房，独自一人被关进一间又小又黑的屋子里，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光秃秃的墙壁和一扇被铁栅封住的小窗。

    这样的开端可没有一点儿好兆头。可是，我没有丧失勇气，也没有失去希望，我求助于所有悲伤的人所惯用的寻求安慰的方法：我用纯洁却已破碎的心向上帝祷告，并且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这种祈祷的甜美，我安然入睡，一点儿也不操心将来会对我怎么样。

    第二天早上，牢房看守把我叫醒，说委员会要传讯我。两个士兵带领我穿过庭院，到了司令的屋子，他们在前厅站住，只放我一个人走进里面的屋子。

    我走进一间相当宽敞的大厅。在一张铺满纸张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将军，神情严厉而又冷峻；还有一个年轻的近卫军上尉，二十八岁上下，长得很讨人喜欢，举止随意而从容。在窗前的另外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书记，他的耳朵上夹着一支鹅毛笔，此时正俯身在纸张上，准备记录我的口供。审讯开始了。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和军衔。将军问我是不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的儿子。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之后，他严厉地说：“可惜呀，这样一位可敬的人竟然有这么一个卑劣的儿子！”我冷静地回答说，无论是拿什么罪名控诉我，我都希望通过坦诚地说明事情的真相来洗刷我自己。我的自信使他很不喜欢。“你呀，老弟，很机灵。”他皱了皱眉头对我说，“可是比你更机灵的我们也见过！”

    这时那个年轻人问我：我是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什么时候到普加乔夫那里去服务的，普加乔夫叫我办过什么事。

    我怀着愤怒回答说，我作为一个军官和贵族，我绝对不会为普加乔夫服务，也不会接受他交办的任何事情。

    “那么为什么，”我的审讯官反驳说，“唯独你这一个军官和贵族被那自封的皇帝饶恕，而你的同事都惨遭杀害呢？为什么这一位军官和贵族会和叛乱分子们一起像朋友一样宴会，还接受那个恶棍的礼物：皮袄、马匹和半个卢布呢？怎么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交情，这种交情如果不是出于背叛，或者至少是出于卑鄙有罪的怯懦，那么还能出于什么呢？”

    这个近卫军军官的话深深地侮辱了我，我开始激烈地为自己辩白起来。我讲述了：在那场暴风雪中，我怎样在草原上和普加乔夫初次相识；在白山要塞被攻陷的时候，他怎样认出并赦免了我。我坦诚，我的确从自封的皇帝那里接受过皮袄和马匹，但是我保卫白山要塞，抵抗那些强盗，直至最后的关头。最后，我还提到我的那位将军，说他能证明在奥伦堡被围的最艰苦的时刻我曾经表现出怎样的忠诚。

    那个严厉的老人从桌上拿起一封拆开的信，大声读起来：

    “承大人问及格里尼奥夫少尉之事，似曾涉及此次叛乱，与匪徒勾结，实与军法相抵触，违背誓言。谨奉告如下：该少尉格里尼奥夫在奥伦堡供职时间是一七七三年十月初至本年二月二十四日，该少尉是日离城后，再未返回我部。据降匪传称，彼曾进入普加乔夫所在之村庄，并与之同行至昔日供职之白山要塞；关于该少尉的行为，我可……”读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严厉地对我说：“现在，你还有什么好为自己辩护的？”

    我本想一如开始讲述所有其他的事情那样，坦诚地继续讲述我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关系，但是我突然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厌恶。我想到，如果我提到她，那么委员会就会传她出庭受审。一想到她的名字将要和那些恶棍的诬告诽谤混在一起，还要让她本人和这些人对质，这种可怕的想法使我感到吃惊，我犹豫起来，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的法官们起先似乎还带着几分善意在听我的回答，可是看到我的慌乱，就重新对我抱起成见来了。近卫军军官要求我和几个主要的告发人对质。将军命令把昨天的那个恶徒带出庭。我连忙转身向着门口，等候着告发我的人出场。几分钟过后，听到一阵脚镣的响声，门开了，走进来的是——施瓦布林。他的变化令我惊讶：消瘦得很厉害，脸色苍白；头发不久之前还是漆黑的，现在已经完全变白了；他长长的胡须也蓬乱不堪。他用微弱的、然而却很自以为是的声调重复了自己的控告。照他说来，我是普加乔夫派到奥伦堡去的暗探；我每天骑马出击是为了传递有关城内情况的书面情报；最后竟公然投降了自封的皇帝，同他一起巡察各个要塞，用尽各种办法谋害叛变的旧日同事，为的是占据他们的职位和获取自封的皇帝的奖赏。我默默地听完他的控诉，有一点我很满意：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名字，没有从这个卑鄙的恶棍嘴里说出来。这或许是因为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曾经轻蔑地拒绝过他，有伤他的自尊心；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中也藏着和我一样的感情的火花，使他不愿意说出来。不管怎样，白山要塞司令女儿的名字在审讯中没有被提及。我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当法官问我能用什么来驳倒施瓦布林的证词时，我回答说：我仍坚持原先的解释，除此之外，我再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辩解的话了。将军命令把我们带出去。我们一起走出去。我平静地看了施瓦布林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恶狠狠地冷笑着，提起他的脚镣，走到我前面，加快步子走开了。我被重新带回监狱，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被提审过。

    下面我要向读者讲述的事都不是我亲眼所见的；可是关于这一切，我听人家讲的次数太多了，以至于连一些极细小的情节都深深地印入我的记忆中，仿佛无形之中我也在场一样。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受到了我父母亲的真挚热情的接待，这是老一辈人所特有的作风。他们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的恩典，能够让他们有机会收留和亲切款待一个不幸的孤女。没过多久，他们就已经发自内心地喜欢她了，因为在深入地了解了这样一位姑娘之后却不爱她，是不可能的事。父亲已经不认为我的爱情是无聊的儿戏，而母亲则一心盼望着她的彼得鲁沙能娶到这位可爱的上尉的女儿。

    我被捕的消息让全家大为震惊。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坦然地把我和普加乔夫离奇的相识告诉了我的父母亲，这不但没有使他们不安，反而使他们不时地笑出声来。我的父亲坚决不相信，我会参加这场卑鄙的叛乱，因为叛乱的目的是要推翻帝位和消灭贵族。他严厉地盘问了萨维里奇。老人家没有隐瞒，他说，少爷曾经去过叶米梁·普加乔夫那里几次，而这个恶棍总是对少爷很和善；但是，他发誓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叛变的事。老人家都安心了，急切地等待着好消息。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心里感到焦躁不安，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她天生非常谦虚谨慎。

    几个星期过去了……突然，父亲收到我们的亲戚柏公爵从彼得堡寄来的信。公爵写的是关于我的事情。在照例的几句寒暄之后，他告诉父亲，关于我参与暴徒谋反的嫌疑，非常不幸，已经证据确凿，本应将我处死以儆效尤，但是女皇陛下出于对我父亲的功绩和高龄的尊重，决定宽赦他犯罪的儿子，免受可耻的死刑，只下令发配到遥远的西伯利亚边疆，终身流放。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差一点要了我父亲的命。他失去了往日的坚强，他的痛苦（平日里他是不说的）从悲痛的怨诉中倾泻而出。“怎么！”他不能自已，连连说，“我的儿子参加了普加乔夫的阴谋！公正的上帝呀，我活到什么地步了！女皇赦免了他的死刑！难道这样我就好过些了吗？可怕的不是死刑！我的祖先死在了刑场上，他是为了坚持自己良心上认为神圣的东西，我的父亲同沃伦斯基、赫鲁晓夫[47]一同遭过难。可是一个贵族竟违背自己的誓言，跟强盗、杀人犯、逃脱的奴隶勾结在一起！……这真是我们家族的奇耻大辱啊！……”母亲被他这种绝望的神情吓坏了，她不敢在他面前哭泣，还竭力对他进行劝解，说流言是不可靠的，常人的看法也是没准的。可是安慰不了父亲。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比所有人都更痛苦。她相信，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洗刷掉自己的罪名，因此她猜到了事情的真相，认为她自己才是我不幸的根源。她向所有人掩饰住自己的眼泪和痛苦，同时不断地思索着搭救我的各种方法。

    一天晚上，父亲坐在沙发上翻阅着宫廷年鉴的书页，可是这次的阅读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对他起什么作用，他的思绪已经飘到了很远的地方。他吹起口哨，是一支古老的进行曲。母亲在默默地织着一件羊毛衫，泪水不时地滴在她织的东西上。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也坐在那里做针线活，突然，她说她必须到彼得堡去一趟，请求给她提供旅费。母亲很伤心。“你到彼得堡去干吗？”她说，“难道说，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你也要离开我们吗？”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回答说，她的全部命运都取决于这次旅行，她要凭着她殉国者女儿的身份，去寻求一些有权势的人的保护和帮助。

    我的父亲低下了头：凡是能使他想起他儿子的莫须有的罪名的话都使他感到痛苦，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尖利的谴责。“你去吧，我亲爱的！”他叹了一口气，对她说，“我们不想妨碍你的幸福，愿上帝赐予你一个好丈夫，而不是一个卑劣的叛徒。”他站起身来，走出了房间。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单独和母亲留在了房间里，她向母亲说了一下她的打算。母亲含着眼泪拥抱住她，祈求上帝保佑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实现。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准备好行装。过了几天，她就带着忠实的帕拉什卡和萨维里奇上路了。萨维里奇自从被迫和我分离之后，想到他是在伺候我的未婚妻，至少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顺利地到达了索菲亚[48]，她从驿站打听到女皇当时正在皇村，便决定在那里住下。驿站给了她一个用隔板隔开的小角落。驿站长的妻子马上和她闲聊起来，驿站长妻子说自己是皇宫中一个烧炉工的侄女，还跟她说了宫廷生活的各种秘密。她讲述了女皇惯常早上几点钟睡醒，几点钟喝咖啡，几点钟散步，那时在身边陪伴的有哪些大臣，昨天用膳时她说过些什么，晚上接见了什么人——总而言之，安娜·弗拉西耶夫娜所说的这一番话，可以写成好几页的史料，对后代是极其珍贵的史料。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非常用心地听着她讲的话。她们两个一起走进花园。安娜·弗拉西耶夫娜给她讲述了每一条小径和每一座小桥的历史。玩够了，她们便回到驿站，彼此都很相投。

    第二天早上，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一觉醒来，穿好衣服，便悄悄地到花园去了。花园的早上美极了：阳光在菩提树的树梢上跳动闪耀着，在秋风的吹拂下，菩提树的叶子已经转黄了。宽阔的湖面上没有一丝涟漪，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刚刚睡醒的天鹅从布满湖岸的灌木丛中仪态端庄地游了出来。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来到一片美丽的草地边，那里刚刚为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鲁缅采夫[49]树立起一座纪念碑，以表彰他不久前获得的胜利。突然，一只白色的英国种的小狗吠叫着向她跑来。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害怕了，连忙站住。这时，她听到了一个女人悦耳的声音：“别害怕，它不会咬人。”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抬头看去，是一位太太，她正坐在纪念碑对面的长椅上。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在长椅的另一端坐下。那位太太细细地打量着她，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也斜着眼向那位太太瞟了几眼，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那位太太身穿一件白色的晨衣，头戴一顶睡帽，看上去有四十岁光景。她的脸庞丰满而红润，显出尊贵而安详的神情，她那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和脸上柔和的微笑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美。那位太太首先打破沉默：

    “我想您大概不是本地人吧？”她说。

    “不是。我昨天刚从外省来到这里。”

    “您是同您的家人一起来的吗？”

    “不是的。我是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可是您还这么年轻。”

    “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

    “您来到这儿，当然，是为了办什么事情吧？”

    “是的。我是来向女皇上请愿书的。”

    “您是个孤女：想必您是来上诉什么不公正或侮辱您的事的吧？”

    “不是的。我是来求女皇的恩典，不是来求公道的。”

    “请告诉我，您是谁呢？”

    “我是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

    “米罗诺夫上尉！就是那个管辖着奥伦堡一处要塞的司令官吗？”

    “您说的是。”

    那位太太显然很受感动。“请您原谅，”她用更加亲切的语气说，“我干涉了您的事情。不过我是宫廷里的人，请您告诉我您有什么请求，或许我能够帮您。”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向那位太太道谢。这位不相识的太太身上散发的一切不由得吸引着她的心，获取了她的信任。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交给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保护者，她开始默默地读了起来。

    起初她读得很仔细而且面露同情，可是突然她的脸色变了。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看见她脸上原本还是愉快安详的表情突然间变得如此严厉，她吓了一跳。

    “您是在为格里尼奥夫求情？”那位太太冷冷地说，“女皇是不可能赦免他的。他投靠那个自封的皇帝绝不是出于无知和轻率，他本身就是一个下流而邪恶的无赖。”

    “哦，事情不是这样的！”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大声喊着反驳道。

    “怎么不是这样？”那位太太涨红了脸，反问道。

    “不是的，真的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一切，我全都告诉您。他是为了我一个人才遭遇到落到他头上的这一切的。他没有在法官面前为自己辩护，只是因为他不愿意把我牵连进去！”于是她急切地叙述了读者已经知道的一切。

    那位太太很认真地听完她的叙述。“您住在哪儿？”后来她问道。听说住在安娜·弗拉西耶夫娜那里，她微笑着说：“哦！我知道了。再见。我们见面的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但愿您不久就会等到对这封信的回复。”

    说完这些，她站起身来，走进一条树叶稠密的小径，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满怀着快乐的希望，回到安娜·弗拉西耶夫娜那里。

    她的女主人责怪她不该在秋天一大早出门散步，她说，这对年轻姑娘的健康是有害的。她端来茶炊。在喝茶的时候，她正要没完没了地谈那些皇宫里的事情，突然，一辆宫廷的马车在阶前停下，一个宫廷侍卫进来，说女皇请米洛诺娃小姐进宫去。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非常惊奇，接着就张罗起来。“哎呀，上帝！”她喊道，“女皇陛下召您进宫！她是怎么知道您的？可是您，亲爱的，又怎么去见女皇呀？我看呀，您在宫里连怎么走路也不懂……要不要我陪您去？不管怎么样，我至少还能提醒提醒您。您怎么能穿着这身上路的衣服去呢？要不要去接生婆那里借她那件黄礼服？”宫廷侍卫说，女皇要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自己一个人去，就穿她随身穿的衣服。没办法，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就坐上马车，进宫去了。安娜·弗拉西耶夫娜给她出了许多主意，并祝福她。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感觉到我们的命运就要被决定了；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几分钟过后，马车停在了皇宫前。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战战兢兢地踏上台阶。宫门在她面前打开。她走过一间间空荡荡的、极尽奢华的房间；宫廷侍卫给她带路。最后，他们来到一处紧闭着的门前，侍卫说他马上进去通报，留她一人在那里等候。

    一想到马上就要跟女皇面对面见面了，她不觉害怕起来，两腿几乎站不稳。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她走进了女皇的梳妆室。

    女皇坐在梳妆台前。几个宫廷侍从围在她身边，她们恭敬地给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让路。女皇很亲切地向她打招呼，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这才认出来，她就是刚才自己对她袒露事实真相的那位太太。女皇唤她到身旁，微笑着对她说：“我很高兴，我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且能满足您的请求。您的事情已经了解啦。我确信您的未婚夫是无罪的，这有一封信，劳驾您亲自带给您未来的公公。”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封信，她哭了起来，俯身在女皇的脚下。女皇扶起她，吻了她。女皇还同她攀谈了一阵。“我知道您并不富裕，”她说，“而我也有义务来照拂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不要为您的将来发愁，我会负责给您兴建家业。”

    女皇把这个可怜的孤女抚慰了一番，就让她走了。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坐着刚才那辆马车回去了。安娜·弗拉西耶夫娜正焦急地等待着她回去，她问了一大堆问题，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了几句。安娜·弗拉西耶夫娜虽然对她如此健忘很不满意，但她也认为这是外省人的腼腆，于是就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她。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连看也没看彼得堡一眼，当天就回乡下去了……

    彼得·安德烈伊奇·格里尼奥夫的回忆录到这里就结束了。从家庭故事里，我们知道他在一七七四年年底被释放，是奉了女皇的命令；处死普加乔夫的时候，他也在场，普加乔夫还从人群中认出了他，并向他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就死了，他那颗血淋淋的头被挂起来示众。没过多久，彼得·安德烈伊奇就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结了婚。他们的后代在辛比尔斯克省幸福地生活着。在距离×××三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属于十个地主的村庄。在一家地主的厢房中，挂着一封镶在镜框中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亲笔信。这是写给彼得·安德烈伊奇父亲的，信中说赦免他的儿子，赞扬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的善良和聪明。彼得·安德烈伊奇·格里尼奥夫的手稿是我们从他的一个孙子那里得到的，他听说我们正在研究他的祖父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事情。在征得家属的同意之后，我们决定将这份手稿单独出版，只在每一章的前面加上合适的题词，还冒昧地改换了几个人名。

    编者

    一八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略去的一章[50]

    我们来到离伏尔加河不远的地方。我们团开进了××村，打算在那里过夜。村长告诉我说，对岸所有的村庄都发生叛乱了，四处都是普加乔夫的暴徒们。这个消息使我非常不安。我们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渡河。我心里焦急难耐。我父亲的村子就在距离河对岸三十里远的地方。我问能不能找个摆渡的船夫。这里的农民全是渔夫，小船多得很。我去找格里尼奥夫，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他。“当心点儿，”他告诉我，“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等到明天早上，我们最先渡河，带五十个骠骑兵到你父母亲那里去，以防万一。”

    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小船准备好了。我和两名船夫一起上了船。他们解开缆绳，划起桨来。

    天空清朗。月色皎洁。没有风。伏尔加河平静而安稳地流淌着。小船轻轻地摇晃着，在黑黢黢的波浪上疾速前行。我陷入了遐想。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已经到达了河的中心……突然两个船夫窃窃私语起来。“什么事？”我清醒过来，问道。“不晓得，天知道。”船夫回答道，眼睛向一个方向望去。我顺着他们张望的方向望去，黑暗中看见有个什么东西正顺着伏尔加河往下面漂来。那个不明漂浮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吩咐船夫们停住等着。月亮隐进了云端，那个漂浮物看上去更加模糊不清了。它已经离我很近了，可我还是看不清楚那是什么。“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船夫们说，“帆不像帆，桅不像桅……”忽然间，月亮钻出了云层，照亮了一幕可怕的场景：向我们漂过来的是一个钉死在木筏上的绞架，横梁上吊着三具尸体。我被一种病态的好奇心驱使着。我很想看一看这些被吊死的人的面孔。

    依照我的吩咐，船夫们用钩子钩住木筏，我们的小船便靠在了漂浮的绞架上。我纵身一跃跳上木筏，站在两根可怕的柱子中间。明亮的月光照在几个不幸者可怕的面孔上：其中一个是个年老的楚瓦什族人；另一个是个俄罗斯农民，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健壮小伙子。当我抬眼看第三个的时候，不觉大吃一惊，忍不住痛苦地大叫了出来：那是凡卡呀，我可怜的凡卡，他由于自己的愚蠢，去投靠了普加乔夫。在他们的头顶上钉着一块黑色木板，上面用白色的大字写着：“强盗和叛徒。”船夫们用钩子钩住木筏，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等着我。我重新坐进小船。木筏顺着水流往下漂去。在昏暗的夜色中，过了好久，绞架还能隐隐约约看得见。最后，它消失了，我的小船也靠在了高高的陡峭的河岸上……

    我大方地付给船夫钱。其中一个船夫带我去找渡口附近村子的村长。我和他一同走进茅屋。村长听说我需要马，对我十分无礼，但是我的向导悄悄地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他那副冷淡面孔立马就变了，慌忙对我殷勤起来。过了一会儿，一辆三驾马车就准备好了，我坐上马车，吩咐把我送到我家的村子去。

    我们沿着大路疾速前进，沿途驶过一个个熟睡的村庄。我唯一怕的事情是半路上被拦住。我夜里在伏尔加河上目睹的事情证明这一带确有暴徒存在，同时也证明政府方面正在进行有力的抵抗。为了防备万一，我的口袋里既放着普加乔夫给我的通行证，也放着格里尼奥夫上校的命令。可是我一个人也不曾遇见。到了清晨，我已经看见了一条小河和一片树林，在那后面就是我家的村子了。车夫抽打着马，过了一刻钟，我便驶进了××村。

    我家的宅子在村子的那一头，马用尽全力向前奔驰着。忽然，在街道当中，车夫拉紧了缰绳，速度慢了下来。“怎么回事？”我焦急地问道。“有岗哨，老爷。”车夫回答说，他费了好大劲才勒住那几匹狂奔的马。的确，我看见路上摆着鹿角[51]，还有一个手执木棍的哨兵。那庄稼汉走到我跟前，脱下帽子，问我要通行证。“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为什么要把鹿角摆在这儿？你是在给谁站岗？”“这个嘛，老爷，我们造反了。”他挠了挠后脑勺，回答说。

    “你们的主人在哪儿？”我的心一沉，问道……

    “我们的主人在哪儿？”庄稼汉重复着我的话，“我们的主人在仓库里。”

    “怎么会在仓库里？”

    “这个嘛，安德留哈，我们的村长，给他们钉上了脚镣，想要把他们送去见我们的皇帝老爹呢。”

    “我的上帝啊！笨蛋，快把这鹿角搬开，你还愣着干什么？”

    哨兵还在迟疑。我跳下马车，给了他（对不起）一记耳光，自己动手把鹿角移开。这庄稼汉糊里糊涂地望着我。我又坐上马车，吩咐以最快的速度奔到老爷宅子去。谷仓在院子里。仓门上了锁，旁边站着两个手执木棍的庄稼汉看守着。马车就停在他们面前。我跳下马车，奔向他们。“把门打开！”我对他们说。我的样子一定非常吓人，至少是，他们扔掉木棍逃走了。我试图砸掉锁，撞开门，可是门是橡木的，而那把大锁也非常结实。就在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庄稼汉从仆人居住的屋子里走出来，傲慢地质问我，怎么胆敢在这里撒野。“村长安德留什卡在哪儿？”我冲他喊道，“叫他来见我。”

    “我就是安德烈·阿法纳西耶维奇[52]，可不是什么安德留什卡，”他两手叉着腰，神气十足地对我说，“你要干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而是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拽到谷仓门口，叫他开门。这位村长本来想要犟一下，但是严父的惩罚对他起了作用。他掏出钥匙，打开了谷仓的门。我冲进谷仓，头顶上一条狭小的裂缝透进一点微弱的光亮，在黑暗的角落里，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他们的双手都被绑着，脚上戴着脚镣。我扑上去，拥抱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惊讶地望着我：三年的军旅生涯使我改变了很多，他们都认不出我来了。母亲惊叫一声，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

    突然，我听到了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彼得·安德烈伊奇！是您吗？”我愣住了……往四下里望了望，才看见在另一个角落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被捆绑着。

    父亲望着我，一句话也不说，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脸上闪现出快乐的神色。我连忙用马刀割断捆绑他们的绳索。

    “你好，你好，彼得鲁沙，”父亲紧紧地拥抱着我，对我说，“感谢上帝，总算还能活着盼到你回来！”

    “彼得鲁沙，我亲爱的！”母亲说，“上帝是怎么把你带到这里来的？你还好吗？”

    我要赶紧把他们从这囚禁的地方带出去，可是走到门口，我发现门又被锁上了。“安德留什卡，”我大声喊道，“开门！”“怎么可能呢，”村长在门外回答说，“你不妨也在这儿坐一会儿吧！让我们来教训你，让你这么撒野，让你揪皇帝官员的领口！”

    我环视着谷仓四周，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逃出去。

    “不要白费劲了，”我父亲对我说，“我可不会在我的谷仓里留一个窟窿，让小贼钻进钻出的。”

    母亲因为看见我回来而高兴了一会儿，可是现在看到连我也要跟着全家一起送命，马上就陷入了绝望之中。可是我自从跟他们，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重逢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变得更加冷静沉着了。我随身带有一把马刀和两支手枪，还能在这围困之中支撑得过去。格里尼奥夫预计晚上就可以赶到这里来解救我们。我把这些都告诉了我的父母亲，使母亲得到了安慰。他们这才完全沉浸在相逢的喜悦中。

    “唉，彼得，”我的父亲说，“你淘气也淘气得够了，当时我着实生了你好大的气。不过，过去的事也没啥好提啦。我希望你现在已经改正。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像一个忠诚的军官应该做的那样在服务了。谢谢你，你让我这个老头子得到了安慰。若是这次靠了你，我能够得救，那么我将来的日子就会更加地快活了。”

    我含着泪亲吻父亲的手，眼睛望着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因为我的出现，她是那么高兴，似乎是沉浸在真正的幸福和安心中。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听到一阵异常的喧哗和叫嚷声。“是怎么回事？”父亲说，“是不是你的上校赶来啦？”“不可能，”我回答说，“他在黄昏之前是不可能赶到的。”喧闹声更响了。敲起了警钟。我们听见有骑马的人跑进了院子。就在这时，萨维里奇那白发苍苍的头从狭小的裂缝中伸了进来，我可怜的老仆人忧伤地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我的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亲爱的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小姐！不好了，强盗进村了。你知道吗，彼得·安德烈伊奇，是谁把他们带过来的？施瓦布林·亚历克赛·伊凡内奇，叫鬼把他抓去吧！”一听到这个可恨的名字，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吓得双手一拍，愣在那里。

    “听着！”我对萨维里奇说，“立刻派人骑马到渡口去找骠骑兵团，把我们的危险情况报告给上校！”

    “可是我派谁去好呢，少爷？所有的小伙子们都参与造反啦，马都给他们抢走啦。哎呀！他们已经到院子里啦！朝谷仓走过来啦。”

    这时，门外传来了几个人说话的声音。我向母亲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示意，要她们躲到墙角去，而我则拔出马刀，贴着墙壁躲在门后面。父亲拿着两支枪，扣上扳机站在我身边。响起了开锁的声音，门打开了，村长的头探了进来。我挥刀朝他砍去，他倒下来，堵住了进口。就在这时，父亲也朝门口开了一枪。围攻我们的人咒骂着四散跑开了。我把受伤的人从门口拖进来，从里面用链条把门闩住。院子里挤满了手拿武器的人，我在其中认出了施瓦布林。

    “别害怕，”我对女人们说，“还有希望。父亲，您别再开枪了。我们要节省剩下的这点子弹。”

    母亲在默默地向上帝祷告。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站在她身边，像天使一样，安详地等待着我们的命运被决定。门外传来一阵威胁、谩骂和诅咒的声音。我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随时准备将胆敢第一个闯进来的人干掉。突然，强盗们安静了下来。我听到施瓦布林的声音，他叫着我的名字。

    “我在这儿，你想干什么？”

    “投降吧，布拉宁，抵抗是没有用的。可怜可怜你的老人家吧。顽固抵抗救不了你的命。我会打进去的。”

    “试试看吧，叛徒！”

    “我既不需要白费力气自个儿往里面闯，也不会让我的人白白牺牲。我只要命令放火烧掉谷仓，到时候，看你这个白山要塞的堂吉诃德怎么办。现在该吃午饭了，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坐在那儿，想想看吧。再见，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我没有对不起您的地方，您和您的骑士一起待在黑暗里，应该不会寂寞吧。”

    施瓦布林走开了，留下卫兵守在谷仓门口。我们都没有说话，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谁也不敢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别人。我心中想象着施瓦布林所能干出来的所有事情，我几乎不替自己考虑。这还用说吗？就连我的父母亲将来的命运也没有像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命运那样让我害怕。我知道，母亲深得农民们和家里这些仆人的爱戴；而父亲，尽管对人严厉，可也是受人爱戴的，因为他为人正直，而且了解手下人真实的需要。他们参与暴乱只是误入歧途，只是一时的糊涂，而不是为了发泄愤恨。我的父母亲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宽恕。可是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呢？那个下流放荡、寡廉鲜耻的人会怎么对待她呢？这个想法太可怕了，我不敢再这样想下去了，我宁可杀死她（上帝饶恕），也不愿意看到她再次落到这个凶残的仇人手中。

    又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村子里传来喝醉酒的人的歌唱声。我们的看守嫉妒他们，却拿我们撒气，他们对我们破口大骂，威胁要拷打我们，杀掉我们。我们等着施瓦布林践行他的威胁。终于，我们听到院子里来了好多人马，我们又听见了施瓦布林的声音。

    “怎么样，你们想好了没有？你情愿向我投降吗？”

    没有人回答他。等了一会儿，施瓦布林便命令手下的人搬来干草。过了几分钟，火就烧起来了，火光将昏暗的谷仓照亮，浓烟从门槛下面的缝隙中钻进来。这时，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走到我跟前，抓住我的手，轻声地说：“算了吧！彼得·安德烈伊奇，不要为了我，让你自己和你的父母亲受伤害。放我出去吧。施瓦布林会听我的话的。”

    “绝对不行！”我生气地大声喊道，“你知道等着你的会是什么吗？”

    “我绝对不会忍受侮辱的，”她平静地回答，“可是，或许我能救我的恩人和他的一家。他们是如此宽容大度，收留了我这个可怜的孤女。再见，彼得·安德烈伊奇！再见，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你们待我比恩人还要好。祝福我吧！也请您原谅我，彼得·安德烈伊奇。请您相信，我……我……”说到这里，她哭了起来……她用手遮住脸……我几乎要发疯了，母亲也哭了起来。

    “别胡说了，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我父亲说，“谁会放你一个人到那强盗那里去！坐在这儿，别哭。要死，一起死。”

    “听听，外面现在在说什么？”

    “你们投不投降？”施瓦布林叫喊着，“你们看见了吗？再过五分钟，你们就要被烤熟啦！”

    “我们决不投降，你这个强盗！”父亲坚定地回答他。

    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因过分激动而显得神采奕奕，两只眼睛在灰白的眉毛下闪耀着威严的光芒。他转过脸来，对我说：“是时候啦！”

    他把门打开。火焰一下子涌入谷仓，卷上了布满干苔藓的圆木搭成的墙壁。父亲放了一枪，跨过燃烧着的门槛，大喝一声：“都跟我来！”我拉着母亲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手，赶忙把她们拉到门外。施瓦布林被父亲那双衰老的手击中，横卧在门槛旁边。那群强盗看到我们突然冲出来，吓得四散跑开，但是很快，他们又鼓起勇气把我们围了起来。我挥着马刀砍了几下，但是一块砖头打中了我的前胸。我倒了下去，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等我醒过来，我看见施瓦布林满是鲜血坐在草地上，我们一家都在他面前。我被暴徒们架着胳膊搀扶着。一群农民、哥萨克、巴什基尔人围在我们周围。施瓦布林面色苍白得吓人，他用一只手捂着受伤的腰部，脸上显露出痛苦和怨恨的神色。他慢慢地抬起头，瞟了我一眼，用微弱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

    “绞死他……全部绞死……除了她……”

    那一伙人立马把我们围住，叫嚣着把我们朝大门口拖去。但是突然，他们丢下我们四散逃去；格里尼奥夫率领一连轻骑兵挥着出鞘马刀冲进大门。

    暴徒们四散而逃，骠骑兵紧追不舍，军刀在他们身上胡乱砍着，并把他们捉将起来。格里尼奥夫跳下马来，向我的父母亲鞠躬行礼，又紧紧握住我的手。“我恰巧赶到，”他对我们说，“啊！这就是你的未婚妻啊。”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脸羞得通红，一直红到了耳朵根。我父亲走向他，很镇静地向他表示感谢，虽然他很感动。我母亲拥抱了他，称他为我们的救命天使。“请赏光到我家里去。”我父亲对他说着，领着他向我们家走去。

    走到施瓦布林身边的时候，格里尼奥夫站住了脚。“这是谁？”他瞧着这个受伤的人问道。“这是领头的，匪帮的头目，”父亲带着一个老军人的骄傲回答说，“上帝保佑我用我这只衰老的手惩罚了这个年轻的恶棍，为我儿子流的血报了仇。”

    “这是施瓦布林。”我对格里尼奥夫说。

    “施瓦布林！太好了！来人，把他带走！告诉军医给他包扎一下伤口，要像保护眼珠子一样保护他。施瓦布林必须立即押解到喀山秘密委员会去。他是一个主要的罪犯，他的口供很重要。”

    施瓦布林睁开疲惫的眼睛。他的脸上除了肉体的痛苦之外，没有别的表情。骠骑兵们用一件斗篷把他抬走了。

    我们走进屋里。我心情激动地环视着周围的一切，回忆起我儿时的生活。家里一点儿都没变，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施瓦布林不许暴徒们抢劫这所房子，尽管他很卑鄙，却也不由得厌恶那种可耻的贪婪。仆人们都来到了前厅。他们没有参与暴乱，由衷地为我们的得救而欢喜。萨维里奇更是得意洋洋。必须说明一下：当强盗攻进来众人慌成一团之时，是萨维里奇跑到拴着施瓦布林坐骑的马厩里，把马套上马鞍，悄悄地牵出去，奔向渡口。他遇到了已经渡过河正在伏尔加河岸上休整的骠骑兵团。格里尼奥夫从他那里听说我们正处在危险之中，立刻命令上马，全速前进，——感谢上帝，他们及时赶到了。

    格里尼奥夫坚持要把村长的头在酒店的杆子上挂几个小时示众。

    去追击的骠骑兵回来了，带回来了几个俘虏。他们被关在那间谷仓里，我们刚刚就是在那儿度过这场值得纪念的围困的。

    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两位老人家需要休息一下。我因为一整夜没有睡觉，所以倒在床上便沉沉地睡去。格里尼奥夫也去处理自己的事务了。

    晚上，我们聚集在客厅里，围着茶炊坐着，快活地谈论着已经过去了的危险。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给大家倒茶，我坐在她身边，一心都在她身上。我的双亲显然对我们俩的情投意合十分赞赏。直到今日，那一夜的情景仍鲜活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我真幸福，幸福极了。在人苦难的一生中，这样的时刻能有多少呢？

    第二天，他们来报告父亲说，农民们都聚集在老爷的院子里请罪。父亲走到台阶上去见他们，他一出来，庄稼汉们都双膝跪在了地上。

    “怎么样？你们这些糊涂的东西，”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造反呀？”

    “我们有罪，老爷。”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不错，是有罪。你们胡闹了一场，现在自己也不快活。我饶恕你们，为了今日我们一家人的快活，上帝保佑，让我跟我的儿子彼得·安德烈伊奇又见了面。好啦，宝剑不杀已经认罪的人。”

    “我们有罪！我们自然有罪呀。”

    “上帝赐给我们好天气。到了该割草的时候了，可是你们这些傻瓜，整整三天都干了些什么？管家，吩咐大家都去割草吧！当心，你这个红头发的恶棍，在伊里亚节[53]之前，我们的草全部都要堆成垛。去吧！”

    庄稼汉们鞠了一个躬，都去干活去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施瓦布林的伤并没有致命的危险，他被押解到喀山去了。我从窗口看见他们把他放进马车里。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低下了头，我也赶忙从窗口走开。我怕我会在仇人的不幸和屈辱面前表现出得意洋洋的样子。

    格里尼奥夫必须继续前进。尽管我很想和家人多待几天，可我还是决定跟他走。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到我的父母亲那里去，按照当时的习惯，我跪在他们面前，请求他们为我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婚姻祝福。老人们把我扶起来，流着高兴的眼泪说他们同意。我领着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来到他们跟前。他们祝福了我们……我当时的感受如何，我就不描述了。要是有过我这种经历的人，不用我说也会了解；对于那些还没有我这种经历的人，我只能表示惋惜，并且劝告他们，趁着现在还不算太迟，赶紧恋爱吧，也会获得双亲的祝福。

    第二天，我们全团集合了。格里尼奥夫来和我们全家告别。我们都确信，战事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希望，过一个月我就能做新郎。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跟我道别的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吻了我。我骑上马。萨维里奇还是跟在我后面——全团开拔了。

    我久久地从远处望着我们村子的宅子，我又一次离开了它。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不安。似乎有个声音在悄悄地对我耳语，我的灾难还没有完全过去。我的心里感觉到，一场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关于我们的行军过程和战事的结束，我不准备再详细描述。我们途经了一些被暴徒洗劫过的村子，又不得不把可怜的居民们保留下来的东西搜刮走。

    村民们不知道应该听谁的才好。各地的行政机关都瘫痪了，地主们都躲进了林子里。匪帮四处作恶；被派出去追击当时已逃往阿斯特拉罕的普加乔夫的各部队长官，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任意赏罚……在这片广阔的地带上，遍地烽火肆虐，景象可怕极了。愿上帝保佑你，不要让你目睹这场俄罗斯的暴乱吧，它毫无意义，它又残酷无情！那些妄想在我国发动不可能成功的政变的人，要么太年轻，不了解我们的人民，要么太过铁石心肠，别人的脑袋和自己的脖子在他们看来都不值一提。

    普加乔夫被伊凡·伊凡诺维奇·米赫尔松追得四处逃窜，不久我们就得到消息，说他的军队已经被彻底击溃。终于，祖林接到了这自封的皇帝已被逮捕的消息，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我欣喜若狂。可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使我的快乐蒙上了一层阴影。

    （李菲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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