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三月，我在北京城一个小公寓中住下。有一天，公寓中伙计来上开水时，忽然闷沉沉的告我说：“孙中山先生死了，您听放炮！”说过后，见我发呆，或许以为是我对于他臂膊上那片黑纱怀疑，便轻轻的说：“这是我早预备好的。我是会里的人，去年冬天加入，住在东边院子八号房的张先生知道的！”他加入的是工会还是帮会，我没有问明白，但知道当时许多会都和革命有关联，而共同在孙先生领导中。我想起的都是北方一般民众对于革命领袖孙先生的前后不同印象。直到孙先生北上为止，北方无知识的小市民，原先都叫孙先生作“大炮”，语气中实充满帝国臣民对革命元首的不庄不敬，缺少认识。到他为促成全国统一，带病北行，病倒于协和医院，如今死了，一个公寓的普通茶房，也居然为他带孝。这不同情形，对于我真是一种奇特的启示！并且过不久，我便看到几十万市民和学生，以及来自国内各省，国外各华侨所在处，所有国民代表，共同在孙先生棺木前后巡礼致敬那个肃穆景象了。移灵到西山碧云寺时，从数十万送丧群众沉默行列中，我且看出了孙先生的死和生，对于国家过去是种什么意义，对于国家未来又还将要发生什么意义。我心想：“孙先生怎么能死？他并不死！”过两年不多，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就证实了我的预感。凡革命军所到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即无不热烈欢迎帮助，使军阀的私兵望风披靡，不战自溃。革命军既得顺利推进，不多久，于是北京城的市民，就有机会见到着布军服的白崇禧将军，在公园茶座上站起演说，向群众解释北伐目的和意义了。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故都陷落前夕，城郊远近炮声还十分激烈。我住在北平后门外国祥胡同。约下午四点左右，上街去探问战事消息，到鼓楼附近时，恰值城外黄寺弹药库爆炸，轰然巨响，一股黄烟直上天空，数千尺烟柱中还夹杂有一堆堆紫黑火焰。街上齐集数千人，都惊吓得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堆积物是要向下掉的，若有一小部分向城里坠落，即必然将作成巨大的损害。其时宋哲元部下兵士约一连人，全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正满头满身血污泥土，踉跄退入城内，群众于是全忘了本身危险，呐一声喊，即一齐向前迎接上去。最动人的还是那一群从景山来的男女中学生，带了大饼茶水预备去劳军，也冲入队伍中，到大家混合一处时，都无话可说，每人眼中却充满了热泪。一个美国老太太，满头白发如银，也插身其间，万分激情的大声说：“年青人，你们好，你们都好！”说时也不觉热泪盈眶。第二天，城外炮声全息了，人人都觉得希奇。我依然出门探消息，只觉得街上冷清清的。一切为巷战作准备的沙包和其他障碍物，不知夜里何时都已撤去，守工事的武装兵士也不知何处去了。走了半条街，只发现一顶旧军帽搁在路旁。将近鼓楼时，见街口电灯柱下，有个徒手老警官颠起脚在那里撕毁昨天学生贴的劳军用红绿标语。迨走近他身边，似乎已看出我的用意，嘴角抽缩了好一会，方轻轻的说出声来：“先生，快回家去，不要再上街。我们打了败仗，免得轰炸平民，军队全退出北京城了。”皱纹重叠的眼角，含着两滴清泪。恰如为了职务上的尊严，勉强忍耐住，整整腰间皮带，大踏步走开了。从那群年青士兵和男女学生市民群眼角，从一个友邦的老太太眼角，从那位老警佐眼角，正反映出困住北平大城中一百廿万中国人，如何在沉默痛苦中接受这个新的日子，接受此后继续而来的每个日子。然而也可以看出，我们还并未真正打败仗。更使我想起，孙先生虽死而未死，不仅活在他初期对于革命的冒险活动上，也活在他后期对于党的重造时兼容并包识见气度上。国民革命受挫折了十余年，真正的转机直接得力于党的重造与建军，间接却得力于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把社会重造引为己任。北伐成功虽在孙先生死后，实则近于身前，因为那点革命家的真挚热情，和政治家的宽宏气度，是当时即已普遍注入党的组织中，和军民信仰中，而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与男女解放运动，又异途同归，大有助于革命的。

    从民十七到二十二，这一段历史，凡生活于此时代的知识分子，总不会忘记一个惨痛教训，即国内各处自相残杀，把整个国家陷入于一种无可奈何纠纷中。但问题由何而起，因何而扩大？身当其事的容或各有解释，各有所借口。然而老百姓以及足以代表老百姓愿望感想对国事无私心的知识分子，却明白将国家财富和年青人生命作政治资本，牺牲于无终结内战中，任何庄严借口都不成，总之内战得告休息。从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好几回行将引起的大消耗大冲突，终因舆论呼喊警告，得以免除。近三十年国内政治也就以这几年算得稍上轨道，社会建设以这几年稍有头绪。可是内战虽能幸免，外来压力实无从避免，对日战事终于爆发了。

    打了八九年的仗，把这个国家民族的弱点和长处全打出来了。弱点是什么，大家都明明白白，自不用提。至于长处呢？也许就是“忍受”。不问在朝，在野，在后方，在前线，在办公室，在学校，在一切工作事业上，大家共通长处就是忍受，而忍受那个负有历史积习的弱点所作成的种种痛苦和不公正，倒下的即不声不响倒下，从此得到了休息，活着的总还以为从忍受中能得救。但每个人神经张力终有个限度，到大多数人由战事遭遇挫折忍受到战事胜利以后，实在忍受不下去时，自会要挣扎，有所表示，寻求转机。这也就是社会上许多人数十年沉默，当前却来大声疾呼国家需要如彼如此的原因。也就是有些人俨若特别苛刻，想把当前一切问题重新检讨的由来。民族品德在胜利中既已见出堕落，社会某种现实又已成为不可隐讳的事实，大家倒为“明日”感到惶恐忧惧，照本身所触及的问题，来坦白有所表示时，当然就会涉及一些人的责任，且对负责方面能力感到怀疑。平时朝野情绪既十分隔阂，负责方面不曾注意疏理，这时且以为触犯尊严，转若有意为其他势力张目，这一来，自不免即形成一种对立。为一切既得权势的保护，与既得权势的失坠，负责方面孤立感即不免扩大加深，所有问题便自然日趋于僵化，解决无望，国力在这个对立情势中日益尖锐，国际地位自然也在这个情况中日益低落，叫嚷“凡事重新再来”的亦必更惶遽忧惧，主张的更激切。负责者到此时也就转入一个严重试验阶段，若只从眼前少数个人成败得失看，心有所不甘，武力与武器大规模或小规模使用，自然都有其作用。若知从远处深处看，可就得承认要理性，要想方设法使理性完全抬头，从武力武器以外求各种合理解决，这个国家的明日方好办！不仅负责方面要理性，在野各方面，凡对于国家人民稍具爱与不忍之心，想把团体或个人能力和一腔热忱加上去，堆上去，黏上去，有所表示时，也需要理性，凡一举一动都得谨慎！中山先生的伟大气度和抱负，在此时实值得许多人重新认识，重新研讨！

    个人从二十六年八月离开北平，到今年七月离开昆明起始作重回北平计，差一个月即已整整九年。一面看到北平的陷落，也一面看到昆明近一年来种种。最近从报上所报道昆明已发生的不幸，觉得实正象征国家明日更大的不幸。回溯过去，于是那个伙计，那群青年兵士和学生，那个外籍老妇人，那个老警佐，眼睛中所寄托的情感，愿望，便恍忽如在目前。孙先生难道当真就死了吗？为了中国，他应当还活着，他的意见，他的理想，还必需在一切有清明头脑与做人良心的中国人心中好好活着。中国要得救，这一点十分重要。倘若这种意见在国人已成为老生常谈，决不能有何反应时，我还希望刚刚上任的司徒雷登大使先生能好好记住。司徒先生过去个人是中国人的朋友，现在且是美国和中国友谊的代表。在他三十年努力经营的燕京大学规模风气上，已建树了中美永久的友谊，但如何保持它，扩大它，将完全在最近三个月工作表现上。司徒先生今年已七十过一，据闻学校职务本来即拟退休，今当此大暑天气，不仅不能休息，还冒暑往返南京和牯岭，为中国当前和明日而奔走，可知耶稣孔子之“爱”与“不忍”，已深中于心。明白中国青年和美国青年一样，决不宜从任何内战方式中再作广大牺牲。但事极显明，目前实已到一个严重关头，即中国战争的毒瘤，随时会恶化，会爆裂，若不即早设法，中国大规模战争既无从避免，美国明日也就决不能避免不重新卷入战争！司徒先生若体念及人类死亡流血之愚蠢可悯，以及残酷可怕，一定会承认除认识耶稣孔子外，还必需注意到中山先生的理想，与中国国运荣枯及世界安定，实如何不可分！

    （原载1946年8月4日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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