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贵阳已是第三天，住金黔宾馆，还算干净。开始躲在房间里，续写《地母》第三卷，又想了个名字：《木城的驴子》。这名字很文学，待写成后，也许会想出更好的名字。看来，我和驴子有不解之缘。当年发表处女作《卖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部长篇又以驴子为名。好玩。

    下午打电话给贵州作家何士光。

    我和士光兄相识二十多年了，他是我敬佩的一位作家，当年他的《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都在文坛引起轰动。他的语言很有特点，平和、散淡、自然，但又十分讲究、干净、有劲道，一看而知是有很深语言功底的。就像汪曾祺先生，语言更是如此，有功底而不张扬。事实上，有功底的人都不张扬，张扬的人都缺乏功底，因为他需要这个吓唬人。这和平日做人大体相同。凡有力量的人，几乎都是平静的。大凡平日张牙舞爪的人，一般都是没底气的人，虚张声势。一个人为人为文，是深是浅，说到底是瞒不住人的。天下之大，能写的也许不算多，能欣赏的人太多了。人不能欺世。现在有些作家名气很大，但语言实在差劲，要么平淡如水，索然无味；要么蠢笨呆板，毫无灵气；要么啰啰嗦嗦，不得要领；要么做作刻意，用力过猛；要么油腔滑调，混同幽默。很少有评论家专门研究语言，大多是从内容上进行社会学的批评。文学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而中国的语言文字又是如此丰富多姿，每个作家都应当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特色。但现在许多作家的语言都混了，语言都差不多，甚至完全一样，这就大大影响了作品的品质。何士光的语言特色、节奏、用语，一看而知就属于何士光，比如他最喜欢用的两个字就是“日子”。他把“日子”这个最简单的词弄得韵味无穷，以至平时我一听到或一看到“日子”这两个字，就会想到何士光，“日子”两个字似乎已成为他的专有财产。

    士光兄曾长期担任贵州省作协主席，我也在江苏作协主持日常业务工作，每逢中国作协开工作会议，都会相遇，又都是写农村题材的，共同语言很多。但和士光兄真正畅快相处，是在美国的十七天。那一年，我们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共同去美国访问。头一年，美国刚刚发生“9·11”事件，虽然事过半年多，还是感到美国人高度紧张，机场检查极严格。在美国半个多月，访问了很多城市，我和士光兄一直同住一个房间，不论是外出参观访问、座谈，还是晚上同居一室，几乎形影不离。那时，士光兄早已信佛，言谈间多有禅语。他以佛释万象，我以文学谈人生，居然发现有诸多契合之处。两人聊得十分投缘，有时抚掌大笑。

    当天下午，士光兄知道我到了贵阳，当即来看我，并带了一筒贵州新茶，然后带我去贵阳最著名的甲秀楼喝茶。几年不见，士光兄越发清瘦了。我问及身体状况，他说很好，只是多年吃素，长不了什么肉。士光说他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公务活动一般不再参加，只朋友有私人活动，偶尔去捧个场，日子清闲惬意，更有时间研究佛经了，有时也去寺院给和尚们讲讲经，上上课。士光入佛已很深，世俗生活对他已无任何诱惑。身在市井，而精神已在世外。他说，有一次在街上走路，看到一个人迎面走来，忽然感到佛光四射，顿时觉悟到那个人就是佛的化身，只因为一段因果来到人尘，便立刻跪倒在那人面前，当街磕头。许多路人都很惊诧，不知所为何来。士光兄悠悠地说，佛就在我们的日子里。在他看来，一切都有因果，都有玄机。不由感叹，世事滔滔，何处安身立命？也许士光兄是对的，起码，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

    今夜看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德国对阿根廷，会很好看。

    昨接北京人文社脚印电话，说《天下无贼》小说集，有台湾书商联系在台出版一事，回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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