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客在“贴”者们眼中都挺有钱。有钱，现今便仿佛属“高等华人”一类了。其实，他们除了比一般内地人有些许钱，究竟“高”在哪儿呢？

    一、一个“逆袭”青年和他的青春期

    他是一个青年。一个“文革”年代的青年。小县城文艺团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员，刚过十八岁。说是孩子已不是孩子，说是大人还不算大人，正处在青涩的年龄。

    不管在任何年代，人类之青春期的特征都有相同之处--生理上开始分泌最初的荷尔蒙，而心理上思情慕美。

    但是他极能压抑自己。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农村青年。形象好而又嗓子好，才有幸被挑选到小县城的文艺团里。一个农村青年居然有如此好命运，这使他诚惶诚恐。报到那一天，领导对他说：“五年后你才二十三岁，五年内不许闹恋爱！

    五年后再恋爱也不迟。”他诺诺连声。

    领导又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了，怎么才算是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你懂不懂？”他吞吐不能即答。领导教诲道：“第一，政治思想要过硬。对于你，那就得积极参加一切政治学习活动。第二，生活作风要过硬，千万不能小小年龄就搞出什么男女关系的花花事儿来。一旦出了花花事儿，那你就拎上行李走人吧！”他连说：“不敢，不敢……”多亏有领导的教诲在先，两年内，这小青年时时处处言行紧束，中规中矩。尤其是对于周围的漂亮女性，回避得很，自拘得很。多一句话也不说，一说话就脸红。

    那文艺团里的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几岁。再就都是二十五六岁、二十七八岁的已婚的未婚的男女。他们和她们，倒是不被太严格地加以要求的。平素里，打情骂俏，相互挑逗，寻常事也。蝶引蜂约，偷香窃玉，红杏出墙，投怀入抱，秘密幽欢，婚外云雨之类的勾当，不足为奇。连第一位领导本身，背地里也荷尔蒙过剩，不甘寂寞，闲不大住的。

    那实际上是一个风气不良的文艺团。没几个人在男女关系上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要论那方面的清白，那方面的干净纯洁，真是非他莫属了。正因为风气不良，领导们才动辄大讲生活作风要过硬的话。讲归讲，领导们自己先就不过硬。硬也是硬在别的地方。

    两年中，他是都看在眼里了。他已经二十岁了，自我压抑了两年了。越压抑，越敏感。越敏感，看在眼里的男女故事越多。团里的一男一女迎面走去，擦肩而过时彼此交换了一种什么样的眼波，只要是在他的视线里，其细节就逃不过他那敏感的目光。

    然而他似乎依然是两年前那个青涩的他，似乎不曾有半点儿改变。因了他的不曾改变，领导们时常表扬他。同志们也都夸他小小年龄竟有难能可贵的作风操守。有的人还利用他的“无知”传情递意，觊成好事。在他二十岁就要过去那一年，全中国都开始响应一种“伟大”的政治号召，叫作“斗私批修”，叫作“狠斗私字一闪念”，叫作“革自己的命”，叫作“灵魂深处，刺刀见红”。号召来号召去，学习来学习去，革来革去斗来斗去的，那“私”，已不再是字义上与“公”相对而言的利益层面的内容了，泛指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不符合革命道德”的思想意识了。

    这青年对政治一向是特别虔诚的。政治一号召，他便赤心应召。

    于是某日集体进行照例的政治学习的时候，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展开了几页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的纸，作了他人生最郑重也最虔诚的一次学习发言。

    用当年的话说，他对自己“动真格的”了。他果然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了。他说，其实他是根本不配领导表扬的。他说，他留给同志们的老实印象，是他伪装出来的假象。他说，他的灵魂深处，其实存在着许多肮脏的、可耻下流的、见不得人的丑陋的思想意识。他说，他经过一夜失眠，决定将它们抖落出来，暴露于同志们和领导们面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说，抖落了，暴露了，肮脏外排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不是从此就干净了吗？他坦白地承认他多次梦到过样板戏中的某某女演员，在梦中还和她干过那种说不出口的事；承认自己多次偷看过本团的某某女演员冲澡；偷看过另外一名女演员换衣服；和第三个自己喜欢的女演员排练节目时，曾产生过希望能和她通奸的罪大恶极的念头；他还有根有据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细节地指出，其实本团男女演员之间、领导们和女演员们之间通奸之事每每发生；因为那些情形也是他怀着很肮脏的思想意识偷看到的。

    他希望领导们同志们也能像他一样，自己对自己“动真格”的，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把自己们干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自己们彻底地抖落抖落，彻底地暴露暴露。他说作为一次学习发言，他不愿太多地占用大家的时间。为了证明自己虔诚的、认真的态度，他可以将自己的一本秘密日记交给领导；关于他自己的更多的下流意识，以及他所亲眼看到的别人们的种种可耻勾当，全部一一记在日记中了……有一点显然需要指出--当年，他所偷窥到的事，却也并非皆属可耻。以欲给欲的勾当有之，而秘密的真情真爱，恐怕也是有的。

    他桩桩件件“刺刀见红”地诉说时，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似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再喘气了。

    当他终于闭上了他的嘴巴，那死寂又延续了几秒钟之后，凡是被他说到的人，不论男女，刹那间几乎全都扑向了他……他们恨不得将他活活撕巴了……而这是他决然没有料到的。

    在他，那是忏悔。是以神圣的革命的名义当众进行的一次忏悔。无比虔诚的也是鼓足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大勇气所进行的一次忏悔。他原本以为自己忏悔了之后灵魂就会变得极其圣洁了，并且会感动别人的。

    但是他遭到了一阵咒骂和殴打。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倒还算他幸运；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这只不过是另一情节的开始……简单地说，他在领导们同志们的眼里，成了一个小流氓。不，岂止是小流氓，是小小年纪的大大的流氓呀！他的日记，遂成为他是“大”流氓的物证。真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凡是被他说到和在日记里写到的人，都极端愤慨地抗议他的造谣诽谤，诋毁了他们的人格。

    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日记被交到了县公安机关--由于事件不仅涉及县文艺团里的人，还涉及对革命样板戏中几位女演员的人格的文字侮辱，流氓行为的性质颇为严重，于是又被呈送到省公安机关……在“文革”的年代，公检法由造反派们控制，一切判处过程从简。流氓罪成立。

    诽谤罪成立。侮辱他人之人格罪成立。

    再加一条“文革”年代才有的罪名--败坏革命样板戏罪--也成立。于是他像下篇写到的那一个老农一样，也被戴上亮锃锃的手铐，推上呼啸而至的警车，拉到省城监狱去了……他并不和我的朋友马云龙同一监号。但是马云龙入狱不久就听说有关他的事情了。在每天两次的放风时间，马云龙每次都能看到他。据马云龙讲，他确是一个形象挺不错的青年。用今天时尚的话说，是一个帅哥。然而，他的精神已经有些不正常了。他在狱中学会了吸烟。他的农民父母，嫌他犯的罪太丢人了，一次都没到监狱来看过他。根本没有一个人给他往监狱里送烟。在放风的时间里，他唯一必做的事情就是低三下四可怜兮兮地向别的犯人乞讨一支烟，或大瞪着一双目光呆滞的眼，在监狱的院子里四处寻找烟头。倘乞讨不到烟，也捡不到烟头，那么他有时会抢别的犯人正吸着的烟。那时候他具有攻击性。结果可想而知，肯定会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有时候是被抢去了烟的犯人打他，有时候是看管人员打他。

    不管打他的是谁，都会同时这么骂他：“臭流氓！”马云龙可怜他，只要自己有烟，放风时总是会带着两三支，在院子里偷偷塞给他。

    他，就会双臂肃垂，一脸虔诚，煞有介事地为马云龙背一段《纪念白求恩》中的语录，赞美马云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贪婪地过了几口烟瘾之后，往往又会以思想家般的口吻对马云龙说出一句话：“其实，人是没有灵魂的……”言罢，幽幽地，莫测高深地笑……世上之事，往事便是往事。大抵，总是要成烟的。所谓并不成烟的，无非那留给我们的思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然老百姓们明摆着都是弱势的，能从荒诞中汲取的，只不过是明哲保身的狡黠而已。人世间狡黠太多，就没什么意思了。倒是那些强势的人们，该从依稀的烟气中看到禁忌，和黑色的不幽默……

    二、“要是老婆归自己好，那土地就是归农民好”

    马云龙先生是我的朋友，长我几岁。“文革”时期，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付诸言论，于是被罗织罪名。他曾向我讲过几桩牢狱中的人和事，时隔久矣，我几乎全忘了。惟其二者，记忆深刻：农民和土地。

    话说当年和马先生同牢的，有一个老农。沉默寡言，性极温良。一没偷过，二没抢过，三没奸过，更不曾杀人放火。什么政治观点，头脑里也是完全没有过的。

    此老农之“犯罪”，纯粹因为土地。因为曾经属于他的三亩几分地。解放前，他是佃农。

    解放初，他是土改积极分子。

    后来，自然地，就分到了三亩几分地。土改工作组的同志较为偏心于他这一个土改运动积极分子，分到他名下的是好地。

    当一份盖有大红印章的土地证交给他了，当写有他名字的木桩砸入地界了，当他确信三亩几分地真的属于他了，这一个祖上几代都不曾拥有过土地的农民，跪在那三亩几分地上，哭了。

    那情形如同某些早期革命题材电影中的片段。但他的眼泪，和演员的眼泪不是一样的眼泪。老天似乎要成心捉弄这农民，分到土地后的两年，非涝即旱。土地枉好，劳作枉勤。那两年里，这农民并没能从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收获到多少庄稼。接着，中国的农村就进入了初级社时期。所谓初级社，就是几户农民以自愿的原则，建立互助组，将他们的土地整合到一起，共同耕种，共同收获，按劳分配。这个农民哪一个互助组也不加入。他想，总算是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且是好地，还没靠自己的双手收割过一茬好庄稼呢，怎么舍得归了组呢？是的，他是那么的舍不得。如同一个小女孩，才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布娃娃没多久，稀罕劲儿没过去，舍不得把布娃娃入了别人的伙，和别人一起“过家家”。

    既然是自愿的，他偏不入，别人也奈何不得他。以后的两年里，仰仗着年景好，风调雨顺，他靠着他的勤劳，在属于他的土地上喜获丰收。他得意而且自负了。

    不入初级社，我的土地不是也没亏待我吗？那我干吗还要入呢？而这时，中国的农村进入了高级社时期。

    高级社也还是以自愿为原则的。不自愿的，在农村干部们看来，自然是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无疑了。结果，连高级社也不入的这一个农民，这一个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成了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里的思想落后分子。

    落后就落后。他颇不在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他，已经没什么兴趣再去争取政治觉悟方面的那一份儿积极了。他一心一意只想靠自己的勤劳种好那属于自己的三亩几分地了。

    高级社时期只不过是中国农村一个特别短暂的过渡时期。转眼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开始了。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所谓“人民公社化”，即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于是有了第二个称呼，叫“社员”--“社员都是向阳花”，这歌唱的便是人民公社社员。

    人民公社化，那就不再是自愿不自愿的事情了。土改时期颁发的盖有大红印章的土地拥有证，或曰另一种地契，在有的农村里，重新收缴在一起，烧了，叫“二次革命”。第一次是革地主阶级的命，烧的是地主们的地契。这第二次是农民革自己头脑里的私有思想的命，烧的是土改时期政府颁发给他们的地契。有的农村里倒也没烧地契，但明摆着是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除非本人想要留作纪念。情愿的也罢，不情愿的也罢，反正都得那么革。

    我们前边讲到的那一个农民，他却偏不。他说：“政府发给我的土地证，政府没说作废，谁烧了是犯法的。谁要硬把它从我手里缴去，也是犯法的。”依他想来，只要土地证还在自己手里，那三亩几分地就永远是自己的。村干部们告诉他--政府已经下达了文件精神，土地归公了。他反驳道：“我不懂精神。文件在哪儿？拿给我看看！”村一级的干部拿不出那么高级的文件，他就认为理在他这一边，还说：

    “如果承认老婆归自己好，那就得承认土地还是归农民好！”连人民公社也不加入，已经不是什么思想落后不落后的问题了，而是对抗农村社会主义化的严重问题了。

    但他毕竟曾是佃农，村里阶级成分最低的一个人，村干部们仍奈何不了他。奈何不了他也不能任由他一个人大行资本主义私有化之道啊！村干部们一商议，研究出了一条治他的高招。他们当众向他宣布：“你觉得你手里攥着地契，那三亩几分地就永远随你自己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了？但是村里的条条村路可是集体化了。你偏要在私有道路上一条道跑到黑也可以，那你以后就不要走我们集体化的村路！”他一听，傻眼了。但是他也同时犯了倔劲儿--不是想让我没法儿走到我的土地那儿去种吗？那我离开这个村就是了！当天晚上他背井离乡流浪到外地去了。像他这么一个农民，流浪到哪儿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啊！

    但他有力气，不怕脏，不怕累，不怕受歧视，居然在异地他乡活了好几年，并且积攒下了一笔钱。

    那钱是怎么攒下的呢？

    是与人合伙，在城市里掏大粪，压成粪饼子，一车车卖了得来的钱。当年农村缺化肥，一车粪饼子能卖二三十元。但那实际上也是违法的勾当。因为粪既然值钱，城市里的公厕就不是什么人随便都可以掏的。干那勾当，也是盗的行径，罪名是“盗粪”。盗粪者们都是半夜三更偷偷地盗。

    幸而他几年中一次也没被逮着过。背井离乡之人大抵是这样的--一旦积攒下了点儿钱，惦记亲人、思念家乡的心情就更深切了。

    于是某一年的年根儿，他出现在村里，背着半扇猪，虽然衣着非锦，甚至还可以说有点儿褴褛，但他脸上的表情，却分明呈现着衣锦还乡的那么一种意味儿。毕竟，背着半扇猪呢！

    那一年已经是1965年，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一年。那一年队里也就是村里的收成很不好，一半怪天，一半怨人。男女老少都愁眉不展的，不知即将到来的春节究竟该怎么过活，才能多少过出点儿快乐的气氛。

    我们那一个农民弟兄的出现，使村人们感到愤慨。瞧他这个坚决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的人！他行进在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上的步子是多么的意气风发趾高气扬啊！--趾高气扬的什么劲儿呢？

    确切地说，村人的愤慨，主要是由他所背的那半扇猪引起的。他们认为他是在公然挑衅，既是对他们，也是对农村集体化道路，对社会主义。

    于是就有人拦住他，谴责他：“你既然非要一个人走私有化的道路，为什么还双脚踩在我们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上？”他也恼火了，振振有词道：“你们想干什么？不过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在解放前也不至于不许谁走！”听听，这不明明是在攻击社会主义嘛！有的村人想，你背回来半扇猪有什么值得显摆的？没有水看你那猪肉怎么个吃法？

    也不用谁下令，他们就轮流把村里的一口井看守住了--不许他家的人来汲社会主义的井里的水了。

    事实是，他不在村里的几年中，不仅他家那三亩几分地早已归了集体，凡是他家能参加集体劳动的人，也早已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了。而且，和别的社员们的关系处得还都挺不错。

    都是那半扇猪惹的祸，以及他那一种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仿佛走得不屈不挠、走得特来劲儿的模样。

    至于那一口井，他很清楚--它不是社会主义以后才有的。那是一口古井，解放前好几辈子的时候就有了。

    不许他家的人汲水，他怒不可遏了，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蹦着高骂了起来。骂些什么呢？无非骂村里的人连点儿乡情都不讲，变得彻底地没了人味而已。

    这一骂就惊动了村干部们。村干部们凑在一起统一思想，皆认为太应该好好教育教育这个人了。而在当年，对一个人的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无非便是召开批判会。于是，他家里闯入了民兵，将他倒拧着两条胳膊押到小学校去了--全村人集合到那儿对他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批判会和批斗会，原本界限就不很分明，尤其在当年的农村里更是那样。结果批着批着，渐渐就变成斗了。他被逼着站到一张桌子上去了。斗的非要使被斗的低头认罪不可，被斗的则你们越斗我越不服。结果，斗人的都急眼了，被斗的也急眼了。人们一个没留神，他做出了一件冲动过火之事--他背后的墙上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他猝一转身，将毛主席像扯下来了，随之便撕，边撕还边说：“叫你们说话不算话！叫你们说话不算话！早知今天这样，我当年才不那么积极！……”一阵肃静，鸦雀无声。他自然几分钟后就后悔了，然而后悔也晚了。众目睽睽，都看到他做下了什么事。那在当年是犯死罪的事。谁敢把那样的事压下呢？没人敢。

    村干部们连夜向公社汇报了；公社火速向县里汇报了；县里认为案情实属重大，汇报到了省里。

    第二天，从省城开来了警车，将他用亮锃锃的手铐铐走了。

    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六七岁。

    他千里迢迢背回家里的那半扇猪，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肉。不消说，他也没能在家里过上那一年的春节。专政机关念他出身好，网开一面，从轻发落，判了他个无期。他这一个当年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始料不及地成了“反革命”，而且是现行的。

    村人们，包括村干部们，过后细细一想，偏又都忆起了他这个人以前为人处世的许多优点。比如心地善良，比如助人为乐，比如义气、正直什么的……他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有时候看问题太死心眼，往往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总而言之，太倔。村人们都因了他的倔而替他喟叹不已，也都有点儿后悔--明知他的倔脾气，又何必那么较真地批斗他？然而他们的后悔，也晚了。

    事情已经发生，已经结束，谁都减轻不了像他那么重的罪了。他的家人们明智地宣布和他脱离一切亲情关系。不明智怎么办呢？不明智那就只有等当“现行反革命家属”了。我的朋友马云龙被关投监时，他已在狱中被关押了十来年了。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他不太知道。他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一个老农民了。然而他一辈子都没能好好种过几年地，尽管他曾是一个种地的好把式。解放前，是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可种。解放后，是因为明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却没有过几年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侍弄庄稼的时光。快七十岁的他，已在监狱里被关押得有点儿痴呆了。他经常独向一隅，喃喃自语地嘟哝同一句话：“老婆要是归自己好，那土地就归农民好。”至于那份地契，他不知把它藏于何处了，估计连他自己也忘了。一天夜里，他喉间发出一阵古怪的响声之后，双目不瞑地死了。也许，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瞬，仍想说那句他百说不厌的话？那话，对于他，似乎成了一句经典的台词。想来，他也太是一个悲剧角色了。是否够得上是一个经典的悲剧角色呢？

    我没什么依据妄作评论。呜呼！

    除了呜呼，关于他，我不复有话要说。我替这一个农民的地下之灵感到安慰的是--如今，在中国，土地耕种权又完完全全地属于农民了，而且减免了一切农业方面的税……

    三、“贴树皮”是先富人群的捷径吗？

    榆树上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肉虫，我们北方人叫它“贴树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沟两侧尽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贴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肤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虽去，则皮肤红肿，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肿止疼。这一点类同水蛭，样子却比水蛭更令人讨厌。而且它还会变色，在榆树上为黑色，在杨树上为白色，在槐树上为绿色。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先是贴“官”。

    “某某局长啊？我认识！”“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哥儿们！”“某某领导啊？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此真“贴”者。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但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故意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极尽阿谀奉承、钻营谄媚、讨好卖乖之能事么？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之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继而“贴”港客。港客本也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同胞。相“贴”何太急？盖因港客在“贴”者们眼中都挺有钱。有钱，现今便仿佛属“高等华人”一类了。其实，他们除了比一般内地人有些许钱，究竟“高”在哪儿呢？就钱而论，香港也绝非金银遍地，香港人也绝非个个都腰缠万贯。“港客”中冒牌的“经理”、伪装的“富翁”、心怀叵测到内地来行诈的骗子，近几年仅披露报端的还少吗？

    然而“贴”者们为了捞到点好处，明知对方是骗子，也还是要不顾一切地“贴”将上去的。骗子身上揩油水，更能显示其“贴”技之高超。

    “贴”港客，比“贴”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实惠。小则打火机、丝袜、化妆品、假首饰什么的，大则录音机、照相机、彩电、录像机等等。只要替他们在内地效了劳，论功行赏，是不难得到的。港客还似乎比某某领导某某干部们大方。你要从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家拎走一台录音机？休想！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习惯了收受而不习惯给予的。“贴”领导干部者，实“贴”“权势”二字也。古今中外，权势并非白让人“贴”的。得“上税”。靠攀附上了某种权势而办成一般人们办不成的事的，统计一下，不付出点什么的有几个？

    “贴”港客者，实“贴”钱“贴”物也。钱亦物，物亦钱，都是手可触眼可见的东西，“贴”到了，实实在在。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的正派地办事业和正派地经商。二等的就难免投机牟利。

    三等者流，行诈行骗，不择手段，要从内地揣两兜钱回去吃喝玩乐罢了。某一时期，内地上穿港服者，留港发者，港腔港调者，港模港样者，“贴”港客者，假充港客者，着实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热闹了一阵子。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愈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得无耻一点。恰如馒头也罢，叉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饭店去访人，见一脂粉气十足的妖丽女郎，挽着一位矮而胖的五十余岁的丑陋港客，在前厅趋来复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头，又足蹬一双特高的高跟鞋，犹如携着一个患肥胖症的孩子，实在令人“惨不忍睹”。那女郎还傲气凌人，脖子伸得像长颈鹿，“富强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鹅黄色来。仿佛被她挽着的是拿破仑。真让你觉得内地人的脸被这等男女“贴”者们丢尽了。

    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饭店与我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女儿吃饭，邻桌有二港仔，与几个内地“摩登”女郎举杯调笑，做派放肆。

    其中一个港仔，吐着烟圈，悠悠地说：“我每分钟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钱啦！”炫耀其有几个臭钱。

    那几个女“贴”者便口中啧啧有声，表示无限崇拜，一个个眼角荡出风骚来。

    另一个港仔，不时地朝我们的桌上睃视。终于凑过来，没事找事地与我对火。然后盯着我的女伴，搭讪道：“小姐，可以敬您一杯酒吗？”她红了脸，正色道：“为什么？”“因为您实实在在是太美丽了呀！我来到北京许多天啦，没见过您这么美丽的姑娘呀！”那种港腔港调，那种涎皮赖脸的样子，使我欲将菜盘子扣他脸上。

    我冷冷地说：“谢谢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对方一怔，旋即说：“真羡慕死你了，有这么美丽的一位妻子哟，一看就知道她是位电影演员啦！”我的女伴的脸，早已羞红得胜似桃花。她的确是位美丽的姑娘，那几个女“贴”者与之相比愈显得俗不可耐。“你的眼力不错。”我冷冷地说，决定今天扫扫这两个港仔的兴。

    “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呢，我们是……”他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

    名片我也有。二百张。印制精美。我们编辑部为了工作需要，给每个同志印的，也是喷香的。

    我用手指轻轻一弹，将那张名片弹到地上，说“：你们可不配与我交朋友。”他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衣服旧而且土，问：“您是什么人物哇？”口气中含着蔑视。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一位服务员小伙子来撤菜盘，我问：“看过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么？”那几天正连续播放。

    回答看过。我说：“我就是原作者。”小伙子笑了，说：“能认识你太高兴了，我也喜欢文学，就是写不好，以后可以去打扰你吗？”我说：“当然可以。”就从记事本上扯下一页，写了我的住址给他。那港仔讷讷地不知再啰唆什么话好，识趣地退回到他们的桌旁去了。那一伙俗男荡女停止了调笑，用各种目光注视着我们。我的女伴低声说：

    “咱们走吧。”我说：“不。饭还没吃完呢！你听着，我出一上联，看你能不能对--男‘贴’者，女‘贴’者，男女‘贴’者‘贴’男女。”她毫无准备，低下头去。我又说：“听下联--红苍蝇，绿苍蝇，红绿苍蝇找苍蝇！”说罢，站了起来。

    她也立刻站起。我低声说：“挽着我的手臂，咱们走。”她便顺从地挽着我的手臂，与我一块儿走了出去。走到马路上，走了许久，我一句话未说。

    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她不安地问：“你怎么了？”我这才说：“听着，你知我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你就要调到广州去工作了，那里这类港客也许更多，那类女孩子们也许更多，如果你变得像她们一样分文不值，一样下贱，你从此就别再见我了。见了我，我也会不认识你！”她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低声说：“你看我是那种女孩子么？”我知她绝不会变成像她们那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么？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的司机向人询问到东单如何行驶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耻地说“：给我两元钱告诉你，否则不告诉。”司机又去问一个小贩，小贩说：“先买我一条裤衩我再告诉你。”司机长叹，自言自语：“唉，这还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车，带儿子到北太平庄商场去买东西。儿子要吃雪糕，尽数兜中零钱，买了四支。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

    她却问：“还买几支？”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啦。”她说：“没零钱。”将一元钱还我，不再理我。我说：“我可是刚刚从你这儿买了四支啊！”她只作没听见，看也不看我一眼。

    倒是看自行车那老人，怪通情达理，说：“算啦，走吧，走吧。”又摇首道，“这年头，人都变成‘钱串子’了……”所幸并非人人都变成了“钱串子”。否则，吾国吾民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会光景也实实在在地并不美好。

    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门户开放，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贴”者们又大显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贴”外国人。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我看也就到此了。

    因为“火星人”三年五载内不会驾着飞碟什么的到中国来。据说“火星人”类似怪物--果而有的话，不论技巧多么高超的男女“贴”者，见之也必尖叫惊走。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甘心永远沦为二等，用俗话说：“骑着马找马。”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沃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如今在外国人面前怎么变得这么下贱了啊？和外国人认识没三天，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请求，想摆脱，却纠缠住你不放……”我虎起脸，正色道：“请你别在我家里侮辱中国人！”他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悦而辞。

    其后旷日不至，我以为我把他得罪了。他终于还是来了，并诚恳地因那番话向我道歉。

    其实沃克的话，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是算不得什么侮辱的。他不过说出了一种“下贱”的现象。“贴”外国人者，已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物，还为了出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们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实乃可敬。

    有时不免胡思乱想，倘哪一个外国阔佬，别出心裁，在天安门广场大摆案条，置种种外国货于案上，大呼：“嗨，你们中国人来随便拿吧！”会不会有千人万众，蜂拥而抢，挤翻案条，打破脑袋呢？

    沃克常到我家来，而且次次开着小汽车来，就引起一些人对我的格外注意。

    于是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帮忙换点外汇券？”我总是干干脆脆地回答两个字：“不能。”于是便被某些人认为太“独”，连点“方便”也不给予则个。我自己也不走这个“方便”之门。

    那时我的家里还没有录音机，没有电冰箱，没有彩电，只有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比较而言，电冰箱对我们的生活，比录音机重要得多。

    北京的夏季太热了，剩饭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坏。电冰箱简直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电冰箱又脱销，实在不易买到。但“友谊商店”却是有卖的。可我无一张外汇券。

    妻不免经常对我说：“你就开口求沃克一次吧！咱们就求他一次还不行么？凭你和沃克的友谊，求他用外汇券替咱们买一台电冰箱，难道他还会拒绝呀？咱们给他人民币。”连老父亲也说：“我看沃克会帮这个忙的，你开一次口，求求看。”我想，只要我开口请求，沃克是肯定会答应的。我向自己发誓，绝不对沃克提出这样的请求，以及类似的请求。

    因为有一天，晚饭后，喝茶时，沃克望着我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忽然说：“我第一次到你们家，小梁爽还不会单独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经会叫我‘沃克叔叔’了，可我连一具玩具还没送给他过。”面有愧色。

    妻说：“他的玩具可不少啦！”沃克说“：我下次来，一定送给他一件玩具。”我说“：你何必这么认真呢？”沃克看我一眼，说：“晓声，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我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愿在你我的友谊之中，掺入任何一点杂质。”从那天以后，我牢牢记住了沃克的话--“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他的这些话，使我为某些中国人自豪亦为某些中国人悲哀。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在你结识的中国人中，有请求你帮助他们买电冰箱的吗？”他说：“岂止是买电冰箱啊！”他告诉我，有一位什么什么局长，通过什么什么关系认识了他，然后122真历史在民间便多次主动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把自己的两位女儿介绍给他。再后来通过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这位年轻的瑞典博士成为那局长“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无论我爱上哪一个都可以。‘两个之中任你挑’--他们的原话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沃克那张英俊的、王子气质的脸上，呈现出极其鄙夷的表情。

    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是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做你的妻子吗？”沃克愤愤地说：“可我是要在中国自己寻找，而不是要别人向我兜售！”我说：“你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沃克说：“我当然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那两个姑娘之中，我一个也爱不上！并劝他们死了这条心！我觉得他们是在侮辱我，可你猜他们继而又向我提出什么样的请求？”我说：“猜不到。”沃克说：“你认真猜猜。”我想了一会儿，摇头。

    沃克说：“他们请求我，将别的外国人介绍给那位局长的两个女儿！我问他们，中国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替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们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长一级的干部多的是。而且我这位局长快退休了，女儿们没什么大本事，找个外国人做丈夫，将来可以到国外去，幸福有个依靠。’你们某些中国人替自己女儿考虑的所谓的幸福，竟是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感到又失口了，连忙看着我说：“请原谅。”我说：“你的话有道理。”也许我的表情过于严肃，沃克的表情也郑重起来。

    他思考片刻，低声道“：我今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当面轻蔑他们不过分吧？”我说：“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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