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当蒋介石侍从医官的见闻
进入侍从室
我是浙江嘉兴人，生于1901年，1922年从浙江医专毕业后，赴德国留学，1925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与德国女子薛蔼瑞结婚，翌年回国至广州。在广州，遇见许多浙江医专的同学。他们都在北伐部队里做医务工作，也拉我进去。从此，我参加了北伐革命运动。我们随军打到长沙后，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重新编组，医务处处长陈方之见我为人老实，推荐我当了总司令部（总司令是蒋介石）上校侍从医官。北伐军到达南昌后，总司令部取消，改设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我原任的总司令部检诊所（即医务室）主任，也随着结束，改任军医院院长。
军医院归军政部军医司领导，司长是陈辉（字光甫）。1933年，他派我到欧洲考察各国军医事业，我就携眷（德妻和七岁女儿）同乘意大利邮船赴欧。回国后改任南京警察厅医务所所长，时为1935年。抗战爆发后，我在汉口遇到军医署长胡兰生，叫我当陆军医院院长，至重庆改为十四路军医院，旋结束。正失业间，遇到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王世和，他说侍从室正缺少一名侍从医官，想介绍我任此职。由于北伐时我就担任过蒋的侍从医官，蒋知道我，就批准了。从此，我“官复原职”，随侍在蒋身边，直至抗战胜利后蒋当了“总统”，改任我为军医署副署长后才离开，前后共二十三年。
侍从室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
那时，侍从室共有三个处。一处、二处随蒋住重庆曾家岩德安里，三处驻南温泉。第一处主管军事，张治中、贺耀组、钱大钧、宣铁吾都当过第一处主任。听说，蒋不喜欢贺耀组，因为他抽鸦片，精神萎靡不振，蒋面斥他说：“像你这样，怎样接见外宾？”第二处主管政治机要，主任为陈布雷，为人质朴，对蒋极忠，对人宽厚，肯帮助别人。在重庆时，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我虽拿少将待遇，但因为不会捞外快，生活难维持，求他帮忙，他介绍我到农民银行兼了一个行医职务，增加点收入。他嗜香烟，患失眠，当时重庆高级香烟难得，香港沦陷前杜月笙常由港带给他三五牌香烟和安眠药。第三处主管党务及人事，主任陈果夫，他是个老肺痨病患者，实际工作由主任秘书罗时实主持。
第一处下辖三个组，第一组组长陈希曾，负责总务和治安；第二组组长于达，负责军事；第三组组长石祖德，负责警卫。这个组设有便衣卫士，所穿便衣由公家发给，都是毛料做的。平时，蒋办公室门外，经常有两个侍卫官轮值（侍卫官由侍卫长领导，不属三处）。大门内由便衣卫士警戒，凡来晋谒蒋的，都要经过这两道关卡。石祖德是黄埔一期学生，抗战胜利后，继俞济时为侍卫长。第二处下辖四、五、六三个组，第四组组长陈方（字芷町），主管一般性文书，第五组组长原由陈布雷兼，后让给陶希圣，主管机要。第六组组长唐纵（字乃建），主管情报。第三处似只有一个人事组，确情不详，据说中央训练团和中央政治学校都归第三处领导。三个处之外，另设侍卫长，负责蒋的生活和保卫事宜。除了一批侍卫官和便衣卫士外，还设有医务组和特务组，医务组由我任组长，特务组组长黎铁汉，副组长陈善周。蒋外出时，由特务组人员在马路上担任警卫；在家时，由第三组负责。侍从室秘书有毛庆祥、沈昌焕、周宏涛等，周且是随从秘书。侍从室的组织和各组人选、任务，时有变动。
侍从室人员中，陈布雷对我很关心，前文已提到。沈昌焕、俞国华、周宏涛同包有来往，沈常请我到他家喝咖啡，俞曾经手从伦敦替蒋经国赠送我三千美金，周就更熟悉了。解放前夕我到上海，没有房子，周把他在复兴中路868号的房子借给我，解我燃眉之急，听说他到台湾后，任过主计长。
关于蒋介石
蒋介石不嗜烟酒，连茶也不喝，在重庆的办公室陈设相当简单，办公桌上只有两杯一凉一热的白开水。饭菜不讲究，因为装了假牙，要吃煮得很烂的东西。假牙常常取下来，由蒋孝镇负责保管。有一次在重庆德安里，看见拐角处有烘山芋的，叫人买来，大啖一顿。
我是侍从医官，经常给蒋看病。我每逢奉召去看病时，总是先见宋美龄夫人，从她那里了解病情后，才由她陪同前去。蒋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吸烟，除了孔祥熙可以在他面前吸雪茄外，别人都不敢。我是吸烟的，蒋曾批评我说：“你们当医生的怎么也吸烟？”为此，当我在宋美龄那里接受烟茶招待后，临去蒋的办公室前，她总叫我漱口，不要有烟味。
1926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进军江西，我携眷随军到达南昌后，亲眼看到蒋的三太太陈洁如，她和蒋住在西花园，常常坐轿子进出总司令部。这位三太太感到寂寞，想找一位女伴，经人推荐我的妻子和她交了朋友。我妻子是德国人，喜吃西餐，陈洁如那里中西菜都有，所以我妻子乐意同她往来。
至于姚夫人，我也曾奉蒋之命到苏州为她看过病。她为人忠厚，信奉佛教，成天念经，蒋纬国就是她带大的。
我曾两次随蒋到他的奉化溪口老家。在那里，他有两所房子，一所是旧式的砖木结构房子，一所比较新式一点，也不怎么讲究。只见到蒋母王夫人的墓，没有见到他父亲的。
蒋介石在上海东平路的房子，据说是宋子文作为妹妹的陪嫁赠送给蒋的，后面的院子是后来向交通银行买的地皮，这样官邸才比较宽敞些。蒋在重庆德安里的房子，是陈希曾花五万元替蒋买的，是一所三层楼洋房，卫生间很考究，是绿色的。这个陈希曾最初是上海市公安局长，到侍从室后，任第一处第一组组长；第一组管后勤，买房子是他的分内事。
蒋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也有例外。有一次侍从室各组组长以上人员在溪口聚餐，蒋也参加了，宋子安在座，席间宋说了什么事不卫生的话，蒋笑着指着我说：“不卫生找他好了。”
据我所知，蒋发过几次脾气：一次是刚到南京时，警卫团团长金某（忘其名，俞济时时任该团营长）搞到了一部汽车，当时南京马路很窄，汽车极少，金坐在里面洋洋得意，恰巧碰见了蒋坐车过来，见金居然也坐了汽车，很不高兴，回去就将金撤职。还有一次在南京三元巷时，有位黄埔军校的学生求见蒋，请派工作，王世和不允见。两人吵了起来。其实蒋对这位学生已下条子派了工作，当他闻知吵架后，一怒而把条子撕去。
蒋介石有个外甥叫竺培风，娶杨森女儿杨郁文为妻。竺是空军，因飞机失事身亡，蒋甚为哀痛，整整一天没有吃饭，后来给杨郁文两万美金，叫她去美国读书。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住东平路官邸。他正患眼病，所以我也跟随同来。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好？我说三天可以好，他就吩咐这月15日在跑马厅阅兵。我当时捏了一把汗，生怕万一到时好不了，幸亏到时居然好了，没有影响他检阅。
关于宋美龄
我在侍从室，受到蒋夫人宋美龄的照顾，如前文所述，我每次去给蒋看病前，都得到夫人招待。宋美龄因患慢性皮肤炎，不能吃鱼腥虾蟹，只吃些鸡蛋牛奶。有一次她问我怎样才能治好这个病，我说重庆气候不适宜这种病的治疗，昆明比较合适。不料第二天，她就叫我陪她乘“美龄”号飞机飞昆明。在昆明，龙云介绍了个医生给她，说用砻糠煎水洗澡可以治皮肤炎，她大概采用了这个法子，但未见有何效果。抗战前上海小报说她用牛奶洗澡，这是齐东野人之语，因为用牛奶洗澡并不舒服，也不能治病。在昆明时，黄仁霖随侍在侧。宋美龄叫他照顾我的伙食，但是他只知道向夫人献殷勤，对我这个小小的侍从医官，根本不放在眼里，我只能和同去的保姆蔡妈及西菜师傅陈杏奎一块吃。后来宋知道了，对黄也不怎么批评。回重庆后，蒋对我说：“你这次随夫人出去，对她照顾得很好，谢谢你。”宋美龄喜欢打桥牌，常常邀请魏道明、郑毓琇夫妇去玩，宋霭龄也参加。
1948年，我女儿考取公费留美读书，宋美龄知道后，叫我带女儿去见她。去的时候，女儿只穿了一件海昌蓝布旗袍，显得寒酸，宋见后就叫宋子安替她送了三百元美钞作为馈赠。我感到这笔钱不好收，婉言辞谢了，事后听说夫人很不高兴。宋美龄对我的关心还表现在我调任军医署副署长这件事上。蒋当选总统后，下了条子任命我为军医署副署长，但迟迟没有发表。我去替宋看病时，问及此事，她打电话给陈诚的夫人谭祥，很快就发表了。
关于蒋经国兄弟
我和蒋家兄弟在重庆时比较熟悉，他们在侍从室没有职务，常到医务室来摆龙门阵，佣人们分别称他们为大少爷、二少爷。经国叫我大夫，纬国叫我博士或郎中先生。有一次纬国在我那儿看见其父为我题的“卫生医国”四字，就说，你开了卫生酱园啦！经国和我接触较多，有一次他带了罐头和酒，邀我到重庆附近的黄山游玩，吃一顿野餐。那天我喝得酩酊大醉，恰巧蒋介石要我去替他看病，我虽酒醉，但神智尚清，知道酒醉后不能去看病，结果没有去。蒋介石听说我喝醉了，大发脾气，待问清楚是和蒋经国一道喝酒，才没有追究。经国对我比较关心，在重庆时，他听说我经济困难，就叫替他管钱的俞国华从伦敦汇给我三千美金。1942年蒋经国夫人生了孩子，要我替他找个保姆，我不敢找不了解的人去干，我前妻生的女儿是助产学校毕业，就叫她去当这个差。事后，经国向蒋报告时，他竟说：“吴医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女儿？”这说明，我跟他多年，但他并不了解我的家庭情况。
侍从室的甘苦
在一般人看来，侍从室是神秘的，是当时的“凤凰室”，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我这个侍从医官，由于有了侍从室这块牌子，常常被人厚礼相待。即是戴笠对我也很拉拢。在重庆时，常请我到他家喝咖啡，借以了解蒋的喜怒哀乐，以便选择晋见时机，随机应变。由于有了侍从室这块牌子，几乎当了“汽车阶级”。原来有一次，云南省财政厅长陆子安，奉蒋召来重庆谈话，这位厅长晋见时诡称有病，蒋为了拉拢他，嘱我拿了他的名片去陆的寓所替他看病，我没有见到他，原来他外出游玩了。他回寓所后，怕我向蒋汇报，戳穿了他说谎的西洋镜，赶快托陈布雷向我打招呼，回昆明时还把新买的一部汽车，叫在重庆的富滇银行行长（忘其姓名）送给我。不料他所托非人，竟被这位行长把汽车吞没了。我听说此事后，曾向蒋经国谈起，蒋一笑置之。抗战胜利后，我从南京到上海办事。碰到时任上海市长的钱大钧，我们是老相识，他问我要不要房子，可以随便挑选。我因在南京工作，上海有房子无用，还得请人看管，很不合算，就谢绝了。有人说我是傻瓜，有了房子还愁顶不出去，拿进金条吗？
不过在侍从室当官也不容易，因为伴君如伴虎，时时都提心吊胆。拿我们医务组来说，要侍候好那些大人物的确相当伤脑筋。听说抗战以前我调离侍从室后，改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董道芸继任侍从医官。有一次他为蒋介石量体温，蒋认为他未把体温计消毒（我估计早已消毒，但未在蒋面前再消毒一次），把他大骂一顿，结果董离开了侍从室，改由容跃隆继任。抗战时，容随宋美龄由重庆飞新疆，宋在飞机上有些失眠，容医生给她服了罗米那，谁知宋有慢性皮肤病，而且反应过敏，服药后很难过，对容颇不满意，自然也就失去信任了。有一次，我随蒋介石到凉山视察，公路很坏，我在卡车上颠簸几小时，屁股都磨破了，回到重庆后又值轮休，在家养伤，恰巧蒋经国的儿子病了，叫我去看病。他住在南岸，路远，还要过江，我去晚了一些，他颇不高兴。我曾向陈布雷的表弟翁达（时任陈的秘书）表示想离开侍从室，翁说：“你不要命了？！”原来进侍从室固然不容易，进来后也不能随便离开，否则会被认为想背叛，性命难保。
留在大陆
解放前夕，军医署署长林可胜（张静江的女婿）奉蒋经国之命劝我到台湾去，并说由经国请蒋介石命令陈诚（时任台湾省主席）替我准备一切，保证我全家在台湾的生活。以后，蒋经国和俞济时、周宏涛也到我家劝说。我以台湾房子紧张，我无黄金美钞顶房为由，表示不愿去。经国说：“你想留在这里替毛先生看病呀！”我说：“蒋家用过的人，毛先生未必要。”其实，我不肯去台湾，固然是没有钱，主要还是由于当时对国民党当权派失去信赖，所以没有随他们到台湾去。
（吴麟孙口述 杨实整理）
二、我为蒋介石、宋美龄治病经历
南京中央医院成立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发动“剿共”的年代。他们从美国买来全套野战医院设备，安置在中山东路逸仙桥下和中山门当中的一块土地上。这里位于黄埔路口中央军校的前边，医院的左邻就是“励志社”。这片地皮宽大，后来又盖起了卫生部、研究所、图书馆，以及高级护士学校等等。南京中央医院开办那一年，我在美国纽黑文物理医学研究院当研究生。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顾临到纽黑文出席罗氏基金年会，他在院校注册部查看了我的考试成绩分数单，回国后就把我的情况介绍给国民党卫生署长兼南京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后来我转入纽约中心医学院实习，就接到南京卫生署的通知，让我到中央医院去工作。我打定主意等实习结束再参加康州注册考试，以便把几张洋文凭领取到手。1930年8月回国，9月下旬到中央医院报到。
院长刘瑞恒说：“你来得正好，此间工作非常紧张，希望你多多出力。目前医院没有物理治疗经费预算，因为医院经费年初财政部已经批好不能再添，你得自己想想办法。”于是，我的工作就在分文没有的情况下开始了。每天该进行的治疗到病房去做，写临床记录借检验科的写字台，治疗书写完便在房前空地上劈锯医院不用的自来水管子，试制大小号烤电器。有一天刘瑞恒陪同行政院长谭延闽来医院视察，一眼看见我正在那儿上螺丝钉。刘问我：“你干什么呢？”我回答说：“您不是说理疗没经费吗？我做几个大小号烤电器，好给病人烤电治疗关节强直。”谭问：“她在做什么？”刘说：“她负责物理治疗，刚从国外留学归来，今年没有这项经费，只好因陋就简。”说完扬长而去。
有一天，内科主任刘继成伴同谭延闽来找我，说谭院长腰腿疼痛，烤烤电可以吧？我就给谭烤电、按摩、治疗。一个疗程后，病情好转疼痛消失。谭说，上海疗养院和一些较大医院都有新式水电治疗设备，南京若能建起来就太方便了。他又说今年财政部经费无法变通，他个人可以捐助一笔。当时他开了一张三千元支票，交会计科指定为理疗科专用基金，加上每天理疗收费，到年底，我购买了几件必需的紫外线灯、红外线灯、大小号超高频电疗器、平流感应治疗机、超短波治疗机，医院拨给三间房子，就建立起小小的理疗科。
我担任的这个物理治疗冷门工作，在旧社会里是不受重视的，只好小心翼翼地工作。
日本侵华之前，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坐车在汤山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右腿重伤，送到中央医院救治，经过一系列外科手术处理之后，转给理疗科。张静江是个老年病号，每晨醒得特早，理疗科给他电疗也必须提前。清晨7点钟左右就开始治疗，8点前后他睡觉休息。蒋介石常在7点半来看望张静江，张静江平卧病床上两眼直盯着蒋介石，蒋介石站立在床前面对着张，二人面对面相顾无言。我们则继续着治疗，注视着机器表针度数和病人的伤腿。空气非常严肃、紧张，连呼吸声都能数得清楚。约七八分钟蒋介石就走了。张静江的治疗，是隔日一次，蒋介石的探视是三天两头。有一天蒋忽然问我们说：“你们在此地给他做什么？”我回答：“进行电疗。”又问：“有什么用处？”我答：“加速愈合，其次是放松疼痛。”蒋又问我：“那么能不能也把他那两只膝盖治好？”我答：“他那两膝是膝闭锁症形成瘫痪痼疾，膝骨质已有变化，并过于年久，无能为力。如果是在早期，还是有办法的。”蒋听后没说什么。
后来，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国民党部开会被刺，当时刺客被张学良和张继抓住。汪所遭受的狙击未中要害，两颗子弹一射中左踝部，另一粒子弹射入右额皮下太阳穴前上边的部位，伤势并不十分严重。送到中央医院急救包扎后，汪本人心情十分沉重，夫人陈璧君更气得非同小可。医院外科将二楼病房南头四间房间给汪住，每天探望的要人们络绎不绝。病房堆满了花盆、花篮，出入的过道也好像是“百花深处”。医院门内外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数日后汪病情好转，他知道没有性命危险，只是担心他的仪容受损，前额愈合后结成一个大疤，不胜遗憾，终日焦虑。汪和家属时常追问外科大夫，外科便将这个问题转给我理疗科。我当时一想，这是个整复外科手术，首要的应当进行缓解新生结疤纤维，其次尽量化解堆积的皮色素，再则应当按压新生隆凸硬结。于是开始平流电解结合紫外线、红外线照射与轻微度电振治疗等。汪每天抱着镜子，顾影自怜。众人皆知汪精卫是个美男子，他自己对于修容也特别注意。汪精卫在医院休养，蒋介石经常来探望。汪和蒋说话时，常夸奖我们工作好。经过一个阶段治疗后，汪脸上疤痕并不明显。出院后我们还常到他家里出诊。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跳墙跌伤胸椎，到杭州西湖别墅休养。上海、南京两地的著名华洋医师云集杭州诊治，想尽了一切办法，吃药打针上石膏打支架，应有尽有。只是他背部疼痛，不时隐约出现。蒋和刘瑞恒署长、上海骨科医院牛惠霖医生商议：“能不能也叫南京中央医院的电疗科给我想个办法？”蒋介石本人提出这个意见，刘署长、牛医生和南京鼓楼医院的郑祖穆大夫，自然也都同意。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听到蒋的意图，马上乘飞机到南京和代理院长沈克非提出后，黄仁霖找我谈话，决定次日就走，赶快预备。我和科里同事商议决定，护士王委良伴我同去。我们带上轻便携提式中波电疗机和一些应用物品，原计划搭意大利墨索里尼赠给蒋的飞机前往，后因天阴雾大，改乘小汽车由京杭国道，早发晚至。到达后我们被安置在西湖滨上的大华旅馆。当晚郑祖穆大夫来，他说：“到蒋委员长那里去工作，可不是简单的，一切应用物品事前必须准备妥当。”我们先检查、测验一番机器性能，再试验一下杭州市用电流是否适用，机器零件路上运输有无损伤等等，然后又把我们要进行的治疗，先在郑大夫的臂上试验一次才算仔细准备完毕。
次日上午9时，黄仁霖来接。黄对我们说，乘车时不要掀窗帘，不可外视，这是纪律。我们虽然很希望看看湖滨景致，但不敢轻举妄动。车开到公馆门前停下，黄仁霖领我们走进客厅，见蒋正在会客。
又等了十几分钟，蒋召见我们，由黄仁霖引见，我们鞠躬问安，蒋很客气地说：“路上辛苦啦。”我回答：“还好还好。您忙，我们工作吧，别耽误您的时间。”便顺手拿治疗仪器。蒋看见我们垫仪器的旧破毛巾，就瞪眼说：“毛巾怎么这样破啊？”我说：“这破毛巾是作机器垫的，不用作治疗。”蒋告诉黄仁霖：“赶快给他们买几条新毛巾。”我这钉子一碰，就更加胆怯了，生怕再出别的毛病。我在开始治疗之前向蒋解释治疗进行中的感觉和电流电增强异常情况等等。开始治疗，王委良协助放置电极电垫照料病人，我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二十分钟手术治疗后，蒋觉得背部的疼痛减轻，脊骨也稍缓松些，他略有笑容，并说：“若是我的背脊再痛，还要叫你们来治的。”我回答：“听命。”工作完毕，我们向蒋告辞，一回到旅馆就与世外隔绝。
此后每天早9点前就去工作。我们进去后鞠躬礼毕一言不发，就开始治疗，事后再鞠躬退出，谁也不吭气儿，如聋如哑。大致疗效还好，蒋从来也不曾让我们再做一次，因为蒋的休养作风，不是按照医嘱，而是医生得听病人的命令。我们也习惯了。一个疗程以后，蒋已经能够从平卧的位置上，起来在椅子上坐着会客。一天上午，他高兴地对我说：“黄医官，依弗同我讲言话，晓得地个宁蛮好白相。今朝请侬吃饭，到‘楼外楼’去吃糖醋鲤鲫好哇啦？”我鞠躬致谢。王委良和我回到旅馆，她说：“今天请咱们吃饭倒是个新鲜事儿。”中午之前黄仁霖让全体医官都到“楼外楼”去，蒋本人也乘车前去。开始我默想主人请客一定是主客一齐吃饭，哪里知道汽车开到楼外楼饭馆时，蒋的侍卫官早已另定专室单给蒋一人独自享用，我们这些医官则大家一起进餐。
蒋介石在杭州疗养期间，本来宋美龄是陪伴的。没几天，蒋公馆附近有人家漆棺材，蒋夫人的皮肤对漆过敏，脸、手臂红肿痒痛，不得不离开杭州回到上海去。蒋介石则每日按时治疗，会客，看公事，高兴起来走走，毫无病痛的样子。
忽然黄仁霖总干事通知我们准备离开杭州，往哪儿去没说。我们收拾医疗电机及一些随带的工具零件，整装待发。他送我们到火车站时，才知道是去上海。到达上海北站又把我们送到静安寺路国际饭店住下，次日下午又送我们到蒋公馆去。所乘的车子上面的车窗帘仍是固定黑色的，内外看不见，等到车停到家门口时，走进楼内窗帘还是黑色看不清道路。有人手拿手电筒引路，我们俩人跟着上楼。上楼一看，只见蒋夫人宋美龄正等待着我们，蒋介石坐在大沙发椅上发笑。旁边有牛惠霖医生陪伴。此时宋美龄与人谈话，老是讲英语，牛医生也讲英语，牛医生向我问长问短还是英语。因为有蒋介石在座，我很不自然。蒋介石听着大家都谈的是英文，他也插进一两句浙江土音的国语，恰恰是大家用英语会话的内容。我转身说：“委员长会听英语？”蒋介石笑着说：“弗为弗为。”这是江南土音，等于国语的“不会不会”。给宋治疗之后，我们告辞出来，当晚乘京沪夜车回南京中央医院。
（黄厚璞）
三、我在侍从室及“总统府”的见闻
我于1945年2月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分配在第一处第二组任中校参谋。这个侍从室是抗战时期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院委之上，堪称是中央政府的“凤凰池”，它的唯一任务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指令。
那时候在重庆的一般文武官员眼中，这个机关简直是高不可攀，大有“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之感，也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事实上也是这样，要进这个机关，必须具有“黄、陆、浙”三个条件才行。所谓“黄”是指黄埔，“陆”指陆军大学，“浙”则是浙江人。我是黄埔第10期，又于1944年从第19期陆大毕业，虽是上海人，当时习惯上是把上海当作浙江的一部分的。
我是怎样进侍从室的
我从黄埔10期（当时已改名为中央军官学校）毕业后，于1936年分配到上海保安总团第一团第八连任中尉分队长（等于排长），同空军一起警卫虹桥飞机场，八一三上海抗战发出的第一枪，就是我们和空军在虹桥机场放的。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日本侵略军为了挑衅，由其驻丰田纱厂的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共二人，乘汽车到虹桥路直闯虹桥机场。我保安团驻机场卫兵喝令停车，日方反开枪示威，机场卫兵乃开枪射击，将大山勇夫击毙车内，斋藤要藏弃车向田野逃跑，亦被士兵击毙。这第一枪揭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
淞沪抗战很符合我们将士久蓄待发的心愿，在敌人发动进攻后，莫不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团长身负重伤，全团人员几乎伤亡殆尽，我是少数幸存者之一，被整编调至江西吉安，后来辗转调到中央军令部任少校参谋。1942年8月，到陆军大学学习，1944年12月毕业。
当时惯例，学员从陆大毕业后，可选择三条出路：一是回原单位，二是托人介绍另觅出路，三是设法进侍从室。进侍从室最难，我又没有后援，但当时少年心高气傲，一心想进入这个“凤凰池”，前途才可能有发展。
恰巧在重庆山洞陆大时，结识了国民党元老钮永建。有一天我向他谈起这个志愿，他说：“很巧，新任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是我的学生，我可以介绍你去。”
于是我就恭笔写了个履历片，由他介绍去见了钱大钧。一星期后，得到通知命去报到，听候委员长传见，决定去留。
这次蒋介石传见的共有三个人，均属本届陆大毕业生。一是黄埔8期的成其志，一是我这个10期的，另一个是11期的周菊村。
侍从室有侍从武官和侍卫官两种。蒋介石当时有侍从武官陆海空军各一人，其职责是接待登记晋见人员，安排晋见时间，领导晋见人员进入会客室，以及在晋见前指导和监督晋见人员解除武装带、武器及军人佩剑，脱去军帽、手套等等，并作必要的指示如晋见时命坐即坐、不必客气等等。
侍卫官的职责是专管警卫，持枪（手枪）立在蒋介石的门口，不论在办公室、会客室、餐厅，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侍卫官轮流值班，持枪站立在房门口，担任警卫。
我们这次是由陆军侍从武官皮宗敬领进的。他见到成其志的履历是黄埔8期，资格最老，就安排在第一个，我第二，周菊村第三。我们这天都是戎装整齐，仪容飒爽地到官邸报到，听候传见，时为下午3时。蒋介石是上午9至12点，下午3点起办公。我们在会客室旁一个小间等候时，隐约听见蒋介石和陈诚谈话的声音，但听不清楚谈话的内容，盖会客室大而深，待客的沙发放在最里面，所以不容易听清。
陈诚走后，成其志先进去，只一两分钟就退了出来。我进会客室后，见蒋介石在大沙发前面，等我鞠躬敬礼后，即挥手示意命坐在旁边小沙发上。我不敢采取孟夫子主张的“说大人，则藐之”的办法，只敢毕恭毕敬地用半个屁股侧身坐在小沙发边沿上，听候询问。
蒋介石记忆力真强，看了我的履历片上曾在上海保安团的官职时，还记得就是我们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的第一枪。随后问我在军校和陆大学什么学科？我说是后勤，他说“好”。事实上在军校时是分步、骑、炮、工、交五个兵科，我学的是步科；而在陆大是不分科的。陆大的主要学科是战术、战史、辎重勤务（即后勤）以及其他辅助学科如军队教育学、国际政治、心理学等等。陆大学员都不分科别，以上主要学科都得学，我因为对辎重勤务较有兴趣，比较钻得深一些。所以对答时说是后勤。
蒋介石和我谈了约五分钟，始挥手示意退出。传见后，三个人中圈定了我和周菊村二人。成其志所以落选，是因为他烟瘾很大，手指都熏黄了，晋见时又不能戴手套，很容易显露出来。而蒋介石自从政后，最讨厌部下吸烟，鸦片更不用说了，纸烟也不例外。成其志就因有此嗜好，以致名落孙山。
我被派在第一处第二组任中校参谋，负责审核第五战区上报的各种军务工作。一直到胜利后随钱大钧到上海警备司令部任第二科科长。后来又回到侍从室，旋改在总统府三局任局长室上校参谋。虽然我没有条件在侍从室和总统府参与机要，但平日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或多或少有堪供参考者，愿简要地提供出来。
侍从室及总统府的组织和工作
我是1945年2月进侍从室的，那时还在抗战，委员长官邸和侍从室都在重庆曾家岩，彼此只隔一条马路。而这条道可通大街的马路路口，为了警卫上的安全已被隔断。因此官邸和侍从室一处办公室，分在马路两边，遥遥相对，犹如在一个大院子里。
侍从室的组织概况
侍从室新到任的主任是钱大钧，其前任张治中甫离职。
侍从室下设两个处：第一处主任由钱大钧兼，下设三个组：第一组组长陈希曾，专管总务，其办公室即在官邸外侧；第二组组长聂松溪，专管军事，是第一处的核心组，设在侍从室方面第一幢楼楼下，上面是第六组。二组原来设有“奸伪业务”，由段仲宇负责，后并入第六组。所谓“奸”，是指中国共产党；“伪”是指汉奸组织，自此可见当时蒋政权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三组组长竺培基，主管警卫，也就是侍卫组，所有侍卫官二三十名及警卫团均属此组领导。侍从室主任及第一处主任办公室在第二幢楼，第三幢楼则由第三组使用。
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下设四、五两个组，一管政务，一管党务，陶希圣在二处。因为笔者在一处，与二处无业务上联系，故情况不明。四组主管文书，组长是陈方；五组主管机要，原由陈布雷自兼，后改为陶希圣。陶希圣、高宗武二人曾随汪精卫至上海筹组伪国民政府，旋以不满汪对日敌屈从，不俟其“还都”即逃回重庆。当时上海报刊曾以“但见高陶出走，不见党人来归”讥讽汪伪政府。
至于管理全国人事另有第三处，由陈果夫主持，不在曾家岩办公。第六组组长唐纵，主管情报，所有军统、中统、宪兵队及其他特务组织的情报，均由该组主管，原来二组的“奸伪业务”也拨归它办理。其办公室即设在我们二组楼上，应归一处领导：
第二组主管军事，对当时十一个战区有关军事的报告，都由组长责成各主管参谋，根据各战区的战报，每天把敌我双方战线分别用红、蓝色小旗在官邸和第二组地图室内军用地图上标出，并把重要呈文仔细审核后，文内重点用红、蓝笔标出，以便抄写人员据以抄入“呈表”内，经组长转呈处室主任核阅后送蒋介石过目。
所谓“呈表”，是杨永泰在蒋介石幕府时创办的一种处理公文的科学方法。
原来蒋介石办公室每天收到的公文为数甚多，经秘书们区分后，仅重要的公文数量也不得了，光是应呈送蒋介石亲阅的最重要公文，每天也看不完。为了减轻蒋介石的负担，杨永泰创办了“呈表”的办法，即把那些最重要公文，每件作一行，分四栏，即来文名称单位、摘由、拟办和批示。一张呈表有十几行，也就是十几件，必须由蒋介石亲阅的重要公文，摘要地列入一张表内。
呈表用上好宣纸印制，承办单位遴选善书者，根据主管参谋标出的内容作为“摘由”，用毛笔工楷缮入。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能写一笔好字，更需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能做好“摘由”，它需要言简意赅，把公文重点用少数文字综合起来。
“拟办”是由主要组签的拟办意见，当然也要简赅地写出来。“批示”栏则留给蒋介石亲笔批示，或批出办法或批“阅”字即付存档。
有了这个“呈表”办法，简化了蒋介石批阅公事的许多手续，节省了许多精力和时间，不至于被繁琐的公文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于他的日理万机，方便得多了。
依照当时的惯例，二组每天晚上及时把造好的呈表锁在一只铅皮箱内，送给专管呈表的机要秘书周宏涛，由他整理后于第二天上午送呈蒋介石阅。这只铅皮箱的锁有两把钥匙，由组长聂松溪和周宏涛各执一把。第二天下午两三点钟，批表发回来，即由参谋们拟稿，由组送请侍从室和一处主任审核划行。所拟文稿一般多是代电之类。
我们每天的工作很不轻松，经常要打夜工坐夜班，所以生活待遇比较好些，膳食由公家供给，除早、午、晚三餐外，还有一顿夜宵。每餐小菜都很丰富，有许多是当时市上难以买到的菜肴。薪俸也比一般机关加半倍发给，即按军阶规定的标准加二分之一。制服等物也由公家供应，均系上好质量的进口货。外界视侍从室的工作人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此中辛苦也非局外人所能了解。古话说“伴君如伴虎”，在这里当差，每天都得提心吊胆地谨慎从事，精神上是够紧张的。
侍从室的变迁
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单方面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后，侍从室改为“总统府”，内设参军处和文官处。
参军长先后由薛岳、商震、孙连仲担任，下设三个局：第一局主管总务，局长陈希曾；第二局主管警卫，局长石祖德；第三局主管军务，所有军事及情报均属之。亦名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我在第三局局长室任上校参谋。
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外甥，奉化溪口人，黄埔1期毕业，随蒋介石东征陈炯明，北伐时以战功累升至师长，北伐胜利后在南京任八十八师师长。八一三抗战时任五十八师师长，后调任侍从室中将侍卫长，侍从室第三组及警卫团均直属侍卫长管辖。抗战胜利前不久，并兼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解放前夕，以俞为首，率同侍卫、参谋人员和石祖德、周宏涛、周菊村及笔者等人，随蒋介石和蒋经国由南京到奉化溪口，最后辗转到台湾。
文官长为吴鼎昌，下设四、五、六三个局。第四局主管政务，局长陈方；第五局主管党务，局长不详；第六局即典礼局，局长不详。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我在侍从室和总统府随蒋介石几年，对他平日的生活细节及办公时的处事态度，略知一二，愿就记忆所及分别概述如后：
前面曾提到他第一次传见我时，看见我的履历片，还记得我们保安总团为淞沪抗战发的第一枪，说明他的记忆力远非一般人所能及；同时他从政以来力避烟酒，成其志就因嗜吸香烟，两指熏黄而落选。他不但不近烟酒，连茶也不喝。记得他在军校作纪念周时，讲台上只放一杯白开水，我还以为这是在众人面前故意做作，到进侍从室后，才知道他一直喝白开水，的确是人前人后一样。
蒋介石平时膳食也很俭朴。记得在1947年冬，南京正下大雪，他为了考虑问题，偕宋美龄到庐山去住了些日子。我们少数参谋人员和几位帮他抄写日记的老夫子随侍在旁。除夕时，他和夫人招待我们参谋人员吃年夜饭，只有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和侍卫长俞济时在座。他夫妇二人分坐两头主座，王坐在他左手，俞在右手，我们分坐在中间其他客位。
那天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名贵菜肴，只有一只烤火鸡较为突出。这天是中菜西吃，宋美龄对蒋介石很关心，说今天火鸡烧得很酥，劝他多吃一点。平时蒋介石吃饭并不讲究，不是美食家。因为是一口假牙，菜要烧得烂些。那天晚上的年饭，连酒也没有备。
蒋介石的私生活也很严谨，没有听说什么桃色事情，不像《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杂记》说的那样。因为侍卫官中，我有不少同学，他们日夜不离蒋介石的左右，若有何桃色事，他们不会不传谈的。
蒋介石习惯写日记，从不间断，无论多忙。他临睡前总要写好日记。他聘请了几位有文学素养并写得一手好字的老夫子，为他抄写日记，无论到哪里都要带上他们。又喜读《曾文正公全集》，也经常带在身边。
蒋介石看公文很仔细。有一次，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保荐一个人进陆军大学特别班。陆大虽属军令部领导，但特别班的学员人选必须由他亲批。于是军令部打报告请示。
当时军令部长徐永昌，不常到部，平时公事都由次长熊斌代行。这份报告的拟稿人误把宁夏作为青海，马鸿逵的“逵”字写作“达”。这件公文，从科里拟稿，直到熊斌划行发出，无人发现这个错误。
幸好这份报告未经二组即直呈蒋介石，被蒋发现，批道：“逵误为达字，是抄写人员错误；宁夏误为青海，可见办事人员之糊涂也！”说明他看公文并不马虎。
蒋介石对战事也很重视。有一次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深夜拍来急电说：“南阳情况危急！”我立即以红卷夹呈报蒋介石（红卷夹是特急公文用，一般是蓝卷夹）。蒋介石阅后，即命我到官邸地图室等候，时为上午7时。
须臾，蒋介石即偕钱大钧和美军“飞虎队”长陈纳德来。接过我拿的指示棒，把南阳地区的形势地图仔细地研究了一下，即命陈纳德派飞机去轰炸他指出的日军阵地。后来知道，我方飞机即于当日上午11时完成了任务，南阳地区始转危为安。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随蒋飞南京，即被软禁起来，但是并不杀他。逃台湾时蒋介石还把张学良带了去，一直活到现在，并且允许赵四小姐陪侍张学良。而对于杨虎城，则把他夫妻和秘书在抗战时都关押在贵州息烽，1949年9月被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关押，临解放前全被杀死。
为什么对这两个人如此区别对待呢？据说，蒋介石对张学良一直视同子侄，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力主释蒋，并亲自陪送蒋介石夫妇回南京，保障蒋介石的安全。可能由此关系，对张、杨二人乃区别对待。
蒋介石虽不让张学良恢复自由，但比较优待，在拘留地既为他设了网球场，又对他研究明史尽量提供所需参考资料。我有个黄浦10期同学沙宗乾，曾任看管张学良的宪兵连长，是他亲口对我讲的。但是特务们曲解了蒋介石意图，多次签请杀张学良。据我亲见蒋介石的批示就有三次，都只批个“阅”字而保留了张学良的性命，其他我未见到的远不知有多少。
在重庆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平日就收买好了蒋介石的左右随侍人员，把蒋介石的一举一动都随时报告给他。有一天，蒋介石因西安事变时摔伤的腰部疼痛难忍，用手捶腰说：“张学良这小子害得我好苦！”
戴笠得悉后，认为正是献殷勤的好机会，就亲自上签呈说：“张学良以下犯上，罪大恶极，在押多年，无悔改表现，拟予处决，可否？请指示。”蒋介石批个“阅”字，始作罢。
后来戴笠又用军统局正式公文呈请杀张学良，我在批表上看见，来文机关是戴笠，事由是“拟处决张学良”。又被蒋批了个“阅”字。原来戴笠对蒋介石上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他亲笔书写，上有“请呈校座”和“生戴笠”字样；一种是用正式公文，工楷在上好宣纸上缮写，盖军统局公章。蒋介石批的“阅”字也很奇特，似一龙形。二组根据批示，两次通知戴笠说：“签呈奉批阅。存档。”
另一次是在总统府时，军务局管军法及情报的第五科科长张国疆呈请处决张学良的报告，也被批了个“阅”字。我是局长室的上校参谋，看见了批回来的报告。由此可见，蒋介石手下的亲信，并不知蒋介石无意杀张学良，虽戴笠亦如此，若蒋介石无意保留张学良的性命，恐怕早就被以他的血来染红这些人的顶子了。
关于蒋介石坚持写日记的事，据知是从黄埔建校时起，每日必记，西安事变被扣留期间也未间断。有位为他缮写日记的老夫子对我说，蒋在日记中谈到张学良，写道：“汉卿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这是他对张学良的评价。虽然传说张曾把他在九一八当天密令张不抵抗的文件保留住，如果杀了张，这份文件会被公布出来，因而投鼠忌器。是不是有关系？就难说了。
蒋介石对国民党元老面子上相当尊重，有一次林森主席因回其别墅路上所乘汽车急刹车，致被弹起头触车顶受伤，蒋介石即前往问候，欲惩司机，经林森为其缓颊，始免予处分。有两次乘车经曾家岩大街见吴稚晖、钮永建安步当车，即下车劝其同乘送回家去。居正在1930年受上海日本总领事馆掩护，办了个《江南晚报》极力进行反对蒋介石的宣传，被诱捕到南京，后来仍选居做院长，不计前嫌。
蒋介石在重庆时，凡是要谒见他的，必须先在侍从室登记，听候安排时间传见，但对壮烈殉国的抗日高级将领，甚至连非嫡系如郝梦龄将军的遗属等，都特别优待。如郝夫人每次去看他，都随到随见，并且给以经济接济，我看见过他给郝夫人三千元的手谕。
蒋介石平素最厌恶下属的奢侈生活。前文已经说过，他平日的生活相当简朴，与人们传说的他早年在上海交易所的花天酒地大不相同，可能是他从政后的一个大转变，因此对下属的奢侈生活深恶痛绝。胜利后还都南京，仍偕夫人住在黄埔路旧官邸。这所建筑并不考究，内部结构及布置也相当朴素。当时南京市长选了一套富丽堂皇，堪称第一号原汪精卫的住宅，作为对“领袖”的孝敬诚意，被他怒斥，不久连纱帽也摘掉了。
时任南京警备司令的冷欣，胜利初期“劫收”南京大发其财，生活极端骄奢淫逸。蒋介石闻之后，怒斥之为“小人得志，得意忘形”！不久即被撤职。
钱大钧是他的心腹，胜利后出任上海市长且兼警备司令，总算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后因有人向蒋介石密报他在上海的官邸如何的考究，仅以庭院来说，汽车进去也要走十五分钟。虽属夸大其词，但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因而恩宠渐衰，终于去职。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希望下属廉洁奉公，可惜当时的政治制度，不可能遏止这些弊端。
他
关于宋美龄
蒋介石自从与宋美龄结婚后，伉俪感情甚笃，甚少龃龉。据侍卫官们讲，每当夫人发脾气时，他则以微笑应付过去。有次张治中去看望他们，正值夫人大发脾气，以所着高跟鞋遥掷蒋介石，正中肩头，鞋落沙发前，张治中登楼入室，见蒋介石被掷中后仍微笑相待。张治中见此情，将鞋拾起送至宋美龄面前，为蒋介石解了围，这是侍卫官竺启华亲自对我说的。
我们都知宋美龄会英语，当蒋介石与外宾相见时，则由她代为翻译。而宋美龄精通国学，则不为人所知。据说，有一次幕僚拟一文件，中有二字颇费斟酌，难以下笔，宋美龄提出二字，颇为恰当，众人皆叹服。
蒋氏寻根认祖
据宜兴县志载：县内有侯爵蒋某人的坟墓，蒋介石认为可能是蒋姓的远祖，颇为重视。1946年蒋介石六十大寿时，曾偕夫人至宜兴避寿，且就便扫墓。
事前，派笔者与一侍卫官先去了解沿路交通情况。这是京杭公路的一段，经过八年抗战的军事破坏，路面破损不堪。我绘了一张地图，说明各段破坏情况及侯墓的位置，蒋介石即下令将路面全部修好。当他驾车经过时，当地官员还动员民众在公路两旁夹道欢迎。我们车队至宜兴，换乘小火轮抵达侯墓，蒋介石夫妇亲自祭奠，以示慎终追远之意。后来这座侯墓经地方官吏整修一新。
枪毙兵役署长程泽润
抗战时的兵役署掌握了征兵大权，战时后方的“抓壮丁”就是它的最大“德政”。被抓的壮丁大都是穷苦无告的老百姓，那些有财有势的人家和官府勾结从中敲诈勒索，他们的子弟自然不在被抓之列。抓壮丁的结果，成了国民党失去民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兵役部门对抓来的壮丁，为了怕他们逃跑，一般都是绳捆索绑，一串一串像拴大闸蟹似的关押起来，他们还克扣壮丁的伙食费，把这些可怜的“囚徒”饿得半死不活。关押的地方更是非人所能忍受，一般连垫草都没有，即使有也很稀薄潮湿，因而被抓的壮丁是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活过来的，变成了“病丁、弱丁”。作为国民党军队的兵源，影响了它的战斗力，不但害了穷苦无告的老百姓，而且也害了国民党自己。
蒋介石高高在上，下情不能上达，并不晓得实际情况。所以他一听到并且亲眼看见这种情况，不由得怒火冲天，将兵役署长程泽润明正典刑。
据我了解，事情是戴季陶的儿子和蒋纬国私交甚笃，他把兵役署在重庆关押被抓壮丁的惨相告诉了蒋纬国，并陪他去看了现场。蒋纬国也感到气愤填膺，回来就报告他的老头子。蒋介石初听时，并不十分相信，就叫蒋纬国陪同他去看现场，一见果然属实，当时勃然大怒，立命兵役署长程泽润到当地来见。
这位程大署长是保定军校出身，陆军大学毕业，平时能言善道，颇以才气横溢自豪，正在家中为五十岁生日祝寿，宾客满堂，觥筹交错，突奉召见，即驰往关押壮丁的地方。
蒋介石对他大加申斥，并用手杖劈头盖脑痛击程泽润的头部。程泽润不敢躲避，跪在地下恳求饶恕。
随后，蒋介石命将程泽润关押，令军法总监何成浚审理此案。何成浚拟判十五年徒刑，呈报上来，蒋介石即批：“应严处以枪毙可也！”
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见批示后，留不发出，意欲为程缓颊，如此拖了两个多月。蒋介石忆及此案，始知其情，大怒，命军法执行总监部立即执行。程泽润临服刑前，曾上书蒋介石，乞他惜才饶命，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凡枪毙此类犯人，例须拍照将枪毙后情况呈阅。我在二组看见这个照片，是从胸前穿过，未出头部，仅血溅满身，给他留了个全尸。
此事传说不一，互有出入。另据虞廷芳言，程泽润当时甚受蒋介石信任，已将其由兵役署长调升为点验委员会主任，前主任为钱大钧。虞廷芳当时是点委会代理科长，曾往兵役署向程泽润请示履新日期，程面告定于9月1日上午。
前主任钱大钧乃于8月31日下午在点验委员会设宴十余桌，与全体官佐告别。兵役署亦设宴多桌为程泽润送别，并祝贺其新职，两处酒席同时举行。正在觥筹交错之际，突然电话到来，钱大钧仓皇离席，第二天原应去接程泽润来履新，亦作罢。
后闻系因殴打新兵事件罹祸。传是蒋纬国应友约赴宴，途中闻有人呼救声，乃往巡视，悉知殴打新兵事件，返告其父，共同往看，果得真情，于是即由卫队通知侍从室，转电程泽润到场，受蒋杖击并令其下跪。
闻声赶来者有参谋总长何应钦、侍从室主任林蔚文、秘书俞国华、军政部政务次长兼点委会主任钱大钧等，劝蒋介石息怒返回官邸。临行，蒋介石责成何应钦把程送军法总监法办，判徒刑五年。
在执行中，程泽润以为不久可以出狱，怡然自得。不意为军统局戴笠搜集程在兵役署任期内，有命令新兵为他搬运砖瓦建筑新官舍及其他贪污等事实，秘密呈蒋介石。蒋介石大怒，立命枪决，并未通过军法总监部，系由军统派员往狱中执行。
另据邱汉生言，据他听闻是因程泽润克扣壮丁军饷及其他虐待事项，为蒋介石所知，与蒋纬国至现场查看，召程来见即挥杖痛笞。程泽润一向恃才傲物，属何应钦系统，当场抗言“士可杀不可辱，如认为有罪请依法办理”。本来不至于被判死刑，且曾上书陈情求恕，因陈诚与何争权有隙，借程案给何打击，程泽润乃不得免。与程同案被枪毙的，尚有一个曾任蒋介石的警卫多年的李团长。
根据上述情况，时间只虞廷芳有，是1944年8月31日，此时我尚未进侍从室，所谓蒋纬国根据戴公子所述向其父反映，及蒋介石怒笞程泽润率，不是亲见，可是耳闻传说。但由蒋纬国反映均无异说，只是邱与我所言虐待壮丁事基本相同。虞廷芳以为是殴打新兵，若如是，问题并不甚严重，似无返报其父同往查看的必要，所以不如说是虐待壮丁问题较为合理。
虞廷芳提供的“闻声赶来的何应钦等”，较有价值，盖程泽润如邱汉生所说是何应钦系统，钱大钧的赶到且当时非侍从室主任也是事实，我缺此项资料，但他提到钱大钧拟为程泽润缓颊事，与虞文说他们是点委会前后任，可能有一定的交情。至于程泽润是何时被枪毙，均无日期，但虞文所述原判五年，后始被戴笠加速了他送命，应隔了一段时间，到了1945年里，所以我得以见到其被执行的照片。戴笠的提供罪证是否与陈诚授意有关，就难说了。
（朱永堃口述 杨寔整理）
四、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
我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1925年春毕业后，被分配在本校第三期入伍生队第八连任见习官。同年7月间，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调我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中尉干事。同年9月下旬，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部在广州八旗会馆（即广州卫戍司令部原址）筹备成立，需人甚急，周恩来主任介绍我到东征军总指挥部，经参谋处长陈焯派我在参谋处任上尉参谋，负责保管有关东征的机要文件。自此，陈焯一有什么事去见蒋介石，都带着我同去。
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偕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炮兵顾问加列里洛夫及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胡谦、参谋处长陈焯（我亦随行），乘广九路列车，向东江进发。列车由广州开行不久，蒋介石即将军用地图打开，铺在一张长方形小桌上，不慎将桌上一个盛满开水的茶杯撞倒，一时水流满桌，找不到抹布揩干。我急中生智，赶忙从裤袋里取出自己的手巾，把桌面揩得一干二净。蒋介石目睹这一情况，十分满意，并在询问后把我的名字记入了他的手册。从此，我就和蒋介石接近了。其后，“惠州战役”直至第二次东征取得彻底胜利，蒋介石率领东征军总指挥部进驻汕头，我都跟在蒋介石身边。
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驻南昌。这时，我在总司令部参谋处工作。蒋介石手谕陈焯：“着即选派优秀学生三名来办公室服务。”陈焯奉谕后，当即选派我、伍瑾璋（黄埔军校第一期）、姚毓琛（黄埔军校第三期）三人前去。这是我第二次与蒋介石接近，直到1927年春离去。
蒋介石讲起话来拖泥带水，老是“这个是……这个是……”他听别人说话，很少明白表态，而“唔！唔！唔！”个不休。
蒋为人性躁易怒，刚愎拒谏。如蒋对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胡谦、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代总参谋长白崇禧、总参议张群和副官长姚琮等，都发过脾气。蒋最喜别人对他谄媚逢迎。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任校长期间，每日三餐都与本校官坐在一个餐厅用膳，同起同坐。蒋到，大家起立；蒋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蒋动筷，大家才敢动筷；蒋吃罢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蒋离开餐厅，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
蒋介石的公馆（他的前妻陈洁如所住的房子）和蒋的个人办公室与寝室都布置得比较巧妙、神秘。如1925年在汕头，1926年在南昌，他的个人办公室和寝室都在一间房内。房内摆着一张办公桌，一张单人床，两把靠背椅和一个茶几。从房里向后院开了一张窄小的门，通向他的公馆（即陈洁如所住的地方）。其保密措施是：先将这张窄门关好，然后在这间房的四壁满敷同一色的花格纸，再以利刃照门缝将花格纸划开。这样，窄门与四壁毫无二致，看不出这里还有一张门通向后院，同时也发觉不到还有一个后院。我先后多次于上班后明明看见他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等到我因事进去找他，竟渺无人迹！使我疑虑非常。后来一次，他从房里溜往他的公馆，一时忘记把窄门带关，我才发觉这张窄门的秘密。每日起床后，蒋介石闭目凝神，两手伸覆膝盖上，打坐一刻钟。在他亲自订的“每日作息时间表”上，把这样的“打坐”写作“修身”。
1925年第二次东征开始，10月1日蒋介石乘广九列车向东江进发。当日，蒋介石在列车上召集军事会议。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炮兵顾问加列里洛夫及总指挥部参谋长胡谦、参谋处长陈焯均列席参加（我随侍在旁），第二纵队长李济深亦及时赶到。第一纵队长何应钦因在前方忙于调动军队，未能出席。第三纵队长程潜因与蒋介石意见不合，不甘居蒋介石领导之下，不仅这次会议没有出席，在整个东征过程中，也从未见他与蒋介石会过面。
这次军事会议，主要是研究“惠州攻城计划”。会议开始，首先由蒋介石介绍敌情及我军作战任务。他说：“敌将杨坤如率部两千余人，盘踞惠州城，做垂死挣扎。惠州城三面环水，只北门一桥与外面相通。因此，自古称为天险，实为我国南方第一坚城。”蒋介石接着又说：“先总理孙中山先生曾亲自率部围攻多次，未能克复。这次，杨坤如一定恃险顽抗。本军决以必胜的信心，集中优势兵力，限一星期把惠州城攻下来，以完成先总理（指孙中山）的遗愿，而慰先总理在天之灵！”但蒋介石跟着又说：“我们对敌作战，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接着，胡廉发言说：“惠州城城高两丈，三面环水，只北门一桥通向外地，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克’之势，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假如我们一星期攻不下来，下步计划又将如何？”相继，加伦将军说：“攻城计划一定要按步骤进行。城攻下来了，第二步怎么办？攻不下来，又将怎么办？一定要有周密的计划。”这时，坐在一旁的李济深却沉默寡言，不动声色。最后，由蒋介石作出如下决定：
惠州城仍限一星期攻下。万一在限期内攻不下来，即以第二师之第四团附属一个炮兵营看守惠州城内之敌，我主力部队仍按原定计划前进。
10月初，我第一师、第三师（附属一个炮兵营）及第二师之第四团，由何应钦统率，向惠州前进，12日到达攻击准备位置。13日凌晨，对盘踞惠州城内之敌开始“拂晓攻击”。
我山炮四门、野炮两门，在飞鹅岭占领阵地，由苏俄顾问亲自操作，向惠州城内的敌人进行轰击。这时，蒋介石遥闻惠州的炮声，乃向飞鹅岭我炮兵阵地疾驰前进，于当日上午8时前后到达飞鹅岭炮兵阵地。据了解：惠州北门桥头敌侧防重机关枪阵地构成火网，将北门桥头严密封锁。凌晨开始，我攻城部队第四团官兵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伤亡惨重！
下午4时前后，我第四团团长刘尧宸飞步来到飞鹅岭，向蒋介石报告请示。当刘尧宸说到我团官兵伤亡惨重，残存人马不到三分之一时，蒋介石不待刘的话说完，即怒气冲天地指责刘尧宸说：“你全团官兵都死了，你还没有死啦！”刘尧宸在蒋介石的盛怒之下，不敢申辩，忙向蒋介石行礼后，便率领残部，身先士卒，冒敌人侧防火网，向惠州北门城脚冲杀前进，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天近黄昏，敌我双方火力渐趋沉寂。蒋介石在飞鹅岭乘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检讨当日作战得失。加伦将军、加列里洛夫、何应钦等均到会。加伦将军对步炮协同作战配合不善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何应钦则对当前敌我形势作了报告和分析，并强调明日战斗要集中火力，首先摧毁北门桥头敌侧防火网，以利步兵冲锋前进。最后，由蒋介石作出总攻击的决定。
14日凌晨，我飞鹅岭炮兵阵地（包括野炮、山炮）集中优势火力，指出惠州北门及北门桥头两侧重机关枪阵地，一齐发射。自晨迄午，不断轰击（炮手多数由苏俄顾问操作）。蒋介石、加伦将军、加列里洛夫都在飞鹅岭炮兵阵地指挥作战（我亦在旁）。一时炮声震天，弹如雨下。遥望北门城内，多处冒烟、冒火。到下午3时左右，敌侧防重机关枪阵地多被摧毁，北门城墙也被摧垮多处，正是我步兵冲锋登城的好机会。我第四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陈明仁率领该连残部，通过北门桥，向城墙缺口勇猛冲进。该团其他各连和该团预备队及第八团冲锋队，亦同时向城墙缺口涌进。陈明仁率勇士四名首先登城，将青天白日旗插上城墙。这时，敌守城官兵眼见大势已去，完全失去抵抗力。敌将杨坤如下落不明。敌守城官兵一千五百余人均被俘虏。
15日上午8时前后，蒋介石进入惠州城，围绕城墙巡视一周（我亦随行）。此时，街头巷尾，人烟稀少，残垣破壁，景象凄然！
16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惠州城内召集驻防部队开庆祝胜利大会，并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开始前，蒋介石把陈明仁叫上台，由蒋亲呼口令，叫参加队伍一齐向陈明仁行三鞠躬礼，以表彰陈明仁在这次攻克惠州城战役中，身先士卒，首先登城，功居第一。其后，再对阵亡将士刘尧宸等默哀，行三鞠躬礼。在这次大会中，蒋介石、加伦将军及何应钦等都讲了话。
1927年春，我任蒋介石的随从参谋。这时，留学在莫斯科孙文大学的黄埔同学，如萧赞育、刘咏尧、张镇等，均来信向我道贺。他们认为我能在校长（指蒋介石）身边工作，是最光荣、最有前途的。同时，国内的黄埔同学，对我也同样表示羡慕和夸奖。我向蒋介石报到之日，蒋即叫我到他房里（蒋的个人办公室和寝室）个别谈话。他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压于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首先，他问我多大年纪？结婚没有？我答：“今年十九岁，刚从湖南醴陵结婚回来。”他又问：“父母在么？家庭经济情况怎样？”我答：“父亲、母亲都还在。家庭经济小康。”蒋介石当即向我交代任务说：“以后，凡是黄埔同学来找我的，先由你接见。你接见后，能解决的问题，都由你会同各处（指参谋处、副官处、军务处、秘书处、军法处，以及总司令部所辖各部门）解决。万一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要来见我的，由你引进来见我。但事先你得了解这个同学的思想情况，是不是C.P.分子。”
一天，蒋介石唤我到他个人办公室去，把一份“总司令部黄埔同学花名册”交给我，要我看看其中有没有C.P.分子？哪几个是C.P.分子？我接过来一看，当即回答蒋介石说：“册子上这些同学都是服从校长意旨的！校长放心吧。”
在这以前，我曾先后亲耳听到、亲眼看见蒋介石指天发誓：“要革命，决不做反革命！”第一次，是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某次，他对同学们作“精神讲话”时发誓说：“假如本校长（蒋介石自称）不革命，或反革命，你们任何一个学生，可以把枪口倒过来，对准我，打死我！”第二次，是1925年春，第一次东征进军淡水。蒋在淡水附近接到北京电报，知道孙中山先生已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次日，他便集合部队，在淡水附近一丘旱田里为孙先生开追悼会。蒋介石站在台上，又对大家发誓说：“我们誓要继承总理（指孙中山）遗志，完成总理遗愿，消灭陈炯明，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实行三民主义，以慰总理在天之灵！”
自从到蒋介石身边工作后，我认识到蒋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而且独裁成性，难以捉摸，使我在生活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遂决心脱离这个工作，下部队去。
决心既定，我就对军务处主管人事的同志说：假如总司令（指蒋介石）决定成立新部队，就请你们及时告诉我，因为我想下部队带兵去。数日后，这位主管人事的同志便来通知我说：“总司令已经决定把北伐期间受伤出院的将士组织成立一个团。这个团的装备、待遇都比一般部队好。团长是少将级，营长是中校级或上校级，士兵都是在北伐战役中受过伤的。”我当即去向蒋介石说：“报告校长，学生喜动而不喜静，想下部队去，不知是否可以？”蒋介石听了，高兴地伸手取来一页信纸，指着上面写的字给我看。原来信纸上已写好了：团长蒋鼎文，第一营营长张本清，第二营营长徐石麟、第三营营长凌光亚。他说：“你看，三个营长都派定了，你当副营长好不好？”我回答说：“校长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蒋听了很高兴，连忙执笔，把第二营营长徐石麟圈掉而换上了“苏文钦”。从此，我就离开了蒋介石的身边。
（苏文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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