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民与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

    第一，西汉末期社会濒临崩溃

    西汉末期，汉王朝的统治已腐朽不堪，农民百姓与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已到相当尖锐的程度。官僚、皇亲和豪强地主对农民百姓横征暴敛、残酷无比。广大劳苦农民身受苛捐重税、乡典私求和高利贷的多重盘剥，已处于“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的痛苦深渊。遇到灾害，情景更为悲惨，嫁妻卖子、或自卖为奴者比比皆是。

    统治阶级和大小官吏除了剥削压榨农民百姓之外，还任意夺占农民的土地，使大批破产农民成了他们的佃户。汉成帝的丞相安昌侯张禹在渭河、泾水流域掠夺了农民四百余顷肥沃良田，丞相高陵侯翟方进，由于强占农民田地的阴谋没有得逞，竟擅自使用朝廷中枢之令，借故废除当时著名的重要水利工程鸿隙陂，使大片农田失去水源灌溉，禾苗枯死，农民无以为生，纷纷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吏书对西汉自元帝以后之社会穷困的情况有颇多记载。汉元帝初年。天下大水，关东十一郡尤甚。二年，齐地乱，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汉成帝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百姓财尽力竭，“死于道，以百万数”，使西汉社会更加陷入严重的危机。成帝除大兴土木，挥霍无度之外，根本不问朝政，任凭皇亲国舅为所欲为，有的妻妾数十，家奴千百，汉哀帝的幸臣董贤的家产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巨，而广大劳苦百姓则生与牛马同栏，死被猪狗所食，处境悲惨至极，不得不纷纷起而反抗西汉的黑暗统治。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今河南省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

    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今四川省梓潼）郑躬等六十多人起义，他们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势力很快扩展到四个县，至汉成帝鸿嘉四年已拥有近万人，汉王朝派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广汉郡和蜀郡兵三万余人进行围剿，才全部将起义军镇压下去。

    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樊并等起义，“杀陈留太守严普”，出囚徒，取库兵，“劫略令丞，自称将军。”后来才被汉王朝镇压下去。山阳（今山东省金乡县）铁官徒苏令等二百多人起义，攻杀了长吏，砸开兵器库，起义声势很大，波及“郡国四十（《汉书》卷十说为十九郡国）”，东郡太守、汝南都尉均被起义军诛杀。

    从《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二十二页、二十三页、一百七十页等页中，均可见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记述。如某地严就的起义，官府难以镇压，竟出高价悬赏捉拿起义领袖，捉住严就、君兰等渠帅一人，赏钱十万，党与五万。南阳人杜光的起义声势也很大，起义之初即拥有田客一百二十三户，汉简中朝廷下的捕剿诏书中，对起义领袖杜光的皮肤颜色、年令、乘坐的车马颜色等等都做了详细记载。虽然以上农民起义均不见于《汉书》的记载，但从朝廷的重视、悬赏之重，也必定为当时威胁汉王朝统治的心腹之患。

    面对农民百姓不断的起义反抗，引起了统治集团的恐惧，到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西汉政权的统治摇摇欲坠，当时大司马师丹、孔光、何武等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主张，企图以此缓和社会的阶级矛盾，但由于一些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未能实现，这就更加剧了西汉王朝的危机。

    第二，王莽的当权和改制的失败

    （一）王莽的当权

    外戚当政，是汉王朝统治后期的一大流弊。刘邦死后，为吕氏家族当政，汉元帝以后的各代君王多因年幼或昏庸无能，外戚专权的情况更为严重。汉元帝时期，外戚史、徐两家与宦官相勾结，控制了朝政。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皇后王攻君的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都做过大司马大将军，王氏门庭前后有九人封侯，从中央到地方许多达官要吏都是王氏家族之人。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8年），王莽继王根之后任大司马大将军，掌握了全国军、政全权。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去了权力。汉哀帝死后，只有九岁的汉平帝即位，王莽又出任大司马，并录尚书事，重新操纵了汉大权。

    王莽当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措施。他下令加封汉宗室与重要功臣的后代，对于年老退休的官吏给予优厚的待遇，大规模扩建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将熟知古书、经学、兵法、历算、医药、天文、地理等等方面向的人才召至京师，加以利用，因而取得了相当一部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支持。王莽为了进一步制造他自己贤臣良君的形象，他献私田三十顷、钱百万分给受灾地区的人民，在京师长安城内修建大批供贫民居住的房屋。据史书记载，上书称颂王莽者达四十八万多人，朝野上下充斥着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气氛，这在当时几乎所有达官贵族都荒淫无度，醉生梦死，贪官污吏遍地皆是的黑暗政治统治中，自然给人们一种“木秀于林”的假象。当王莽觉得时机成熟之后，便于汉平帝五年（公元6年），将当了五年傀儡皇帝的平帝毒死，另立孺子婴为帝，从这年起他以“居摄”的形式，称“假皇帝”。过了两年多，他便索性废除孺子婴，夺取了刘氏政权，自立为皇帝，更改国号为“新”，这是公元八年的事。

    其实，在王莽“居摄”期间，许多人已渐渐感到王莽有篡夺西汉王朝的野心。孺子婴元年（公元6年），汉宗室安众侯刘崇率兵反对王莽，被王莽镇压；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率兵讨伐王莽毒死平帝，欲夺汉室的罪行，兵至十万多人，王莽发长安兵前去征讨，才在考城地区战胜刘信军，并于固始斩杀了翟义。

    （二）王莽的改制和失败

    王莽当了新朝的帝王之后，为了缓和当时社会的危机，即宣布对土地、商业、币制、官制等等制度进行改制。这些改革多系托古而来，严重脱离当时危机四起的社会实际，其主要的内容为：

    一、农田改为王田。根据《周礼》的并田制度，规定土地属于朝廷，私人不得买卖。一家不够八个男子，而占田超过一井的，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人，或邻居无田的人。

    二、奴婢改为私属。每一奴婢，在奴婢所有主家中，有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奴婢和土地一样不得买卖。违犯重者则处死，轻则放逐到边远地区。王莽的实行王田，把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井田制”搬到封建社会，完全是复古倒退，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要多田人分余田给贫民，是十足的空想。到建国四年，王莽只得取消这一“改革”，准许买卖王田，不算犯罪，买卖奴婢暂不治罪。改革制度的主要内容至此完全失败。

    三、改官制和郡制，王莽按照周朝的官制，改变汉朝的官职制度，设四辅位上公：王舜为太师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哀章为国将美新公，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将汉以来的诸侯王称号改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汉周边的属国凡称王者，也一律改称为侯；重新改划郡县。并规定在改制过程中，大小官吏均自筹俸禄。这就造成大小官吏公开的横征暴敛，不择手段地搜括民财以自肥。

    四、垄断工商的五均六管。王莽为着限制，管制工商业，平均物价，于建国二年（公元10年）实行“五均六管”制度：

    五均：在首都长安及全国另外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司市官，以每季中月，评定出物价上中下三等标准价格，并严禁屯积居奇。

    六管：政府管理卖酒，卖盐，铁器（农具），铸钱，山泽生产税和五均、赊贷、总称为六管。

    六管中人民受害最大的是铸钱，币制时常改变，每几年改革一次，就铸造多种新钱币，以小换大，套取民财，工商业和农民就大量破产一次。王莽统治十余年间，币制改革三次，可想农民所受灾祸的沉重。掌管五均六管的高级官吏，为“五均司市师”。它任命大商贾出身的人做官，去督察“五均六管”的执行。官吏和商人互相勾结，剥削人民，贪污舞弊。地方宫把贪污所得，分送中央官吏，得到保护，更是无恶不作，商贩、城市贫民和农民大受其害。五均六管变成害民的政策。结果“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加上赋敛苛暴，徭役繁多，形成“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改革和法令变动的频繁杂乱，既加剧了社会的动乱的因素，又给贪宫污吏造成了欺压和勒索人民的机会，百姓时时面临刑罚与丧命的危险。因而，人民被迫纷纷起义。当时农民出门生产，所得不够纳税；关门守家，横祸也会飞来。的确到了除起义外，别无其他出路的境地。

    王莽改制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各地因饥饿和残暴刑罚迫使农民即将掀起大规模起义的风暴。这时王莽一方面为着显示自己当朝的威德，一方面为着转移百姓的视线，便向四周各族发动了战争。

    对匈奴的战争：自汉宣帝以来，西汉与匈奴关系良好，匈奴对汉保持朝贡国的关系，边境安定，汉匈人民和睦相处。在王莽称帝后，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重新颁发“新匈奴单于章”，王莽命令将匈奴全国改分为十五单于，并将匈奴单于改称为“降奴服于”。同时发北方各郡、鲜卑与乌桓等三十万大军，以立国将军孙建为统帅，分路向匈奴进攻，各路军队的统兵将领如下：

    将军苗诉、王况出五原；

    将军陈钦、王巡出云中；

    将军王嘉、王萌出代郡；

    将军李棽、李翁出西河；

    将军阳俊、严尤出渔阳；

    将军王骏、王晏出张掖。

    但各路大军由于长时间调集不齐，且后方的粮草供应又接济不上，只好在边境地区以军屯田，解决军队的吃用问题。这样，并未与匈奴进行大规模交兵，大军在边境停留七年，耗尽了边境地区的财富，大大削弱了汉北部边境的实力，使北部边疆空虚，“野有暴骨矣。”后来，王莽不得不召回北征的将领。

    天凤五年（公元18年），王莽又发动了再次入侵匈奴的战争，王莽政权召募天下的丁男、罪徒、奴隶，并诏令举国臣民捐出财产的三十分之一，支持军队作战，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对西域的战争：自汉武帝派人通西域以来，当时我国西域各部族共建立了三十六国，多年都与汉基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西汉王朝曾相继设置过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以统辖西域各国。但王莽称帝后，贬西域各国诸王为侯，侮慢各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新莽王朝命五威将军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率兵进击西域各国，王骏战死西域，未取得预期战果。破坏了汉与西域的关系，使西域各国纷纷背离汉朝。

    对西南地区的战争：王莽改西南地区的句町王为侯，又诱杀句町王，引起句町的反抗。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出将军冯茂等率兵前去镇压，“士卒疾疫，死者十六七”，耗尽了益州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也未将句町征服。其后再派将军廉丹率天水之陇西，广汉巴蜀等地步骑兵十万，再次对句町进攻，又未将其征服，从而进一步引起西南地区各民族的起兵反抗。

    对高句丽的战争：建国四年（公元3年），王莽派将军严尤征服了高句丽，击杀了高句丽侯，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引起高句丽人民的强烈不满，一直多年没有停止与汉朝的作战。

    王莽夺权后的统治，内部危机四起，新莽王朝本已危在旦夕，加之王莽又连年发动战争，农民百姓已到无以为生的地步，于是，以推翻王莽政权为目的的全国性农民大规模起义，就揭竿而起了。

    §§§第二节 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

    第一，边疆和边远地区人民的起义

    王莽调往北部边境与匈奴作战的各路大军，由于兵力长时间调集不齐，故一直由边境地区郡县供养，对边境地区的农民百姓造成了无法忍受的沉重负担，这些部队由于缺衣少食，基本生活无法维持，因而许多士卒与当地人民被迫起义，其中以并州地区的军民最先发起反抗王莽政权的起义。这些起义的士卒和农民有的几百人，大者数干人为一股，攻打郡县城邑，莽军经过一年的剿灭，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临淮人瓜田仪等起兵于会稽郡治所长州地区（约在今江苏吴县一带地区），活动于江河湖网地区。琅邪妇女吕母也率人起义。当初吕母之子吕育为县吏，被县宰判刑冤杀，吕母散家财，招募穷苦百姓，开始只有几百人，攻拔海曲县城；（今山东省日照县境），斩杀协造冤狱的县宰，声势越来超大，响应起义的人越来越多，发展到万余人；成为一支重要的反对新莽政权的力量。后世对吕母集合队伍起义的地方称名为“吕母岗”，以纪念历史上第一个统率干军万马反封建斗争的女英雄。

    第二，内地人民的起义

    王莽当政以来，内地人民的起义就此起彼伏。在王莽“居摄”前后，有的起义就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居摄二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莽时，长安地区的赵明、霍鸿就率领农民起义，与翟义遥相呼应，起义军得到茂陵（今陕西兴平县境）以西十多个县农民百姓的响应，起义力量发展迅速，很快达到十余万人，起义军一度攻打长安，王莽政权紧急调遣大军剿灭。

    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一带地区发生严重饥荒灾害，人民纷纷到野泽掘食野植物，灾民聚集，常起纠纷，其中新市（现湖北省京山县东北的南新市城）人王匡、王凤以善于评理公道、对人和气，受到饥民的爱戴，被推举为渠帅，开始只拥有起义灾民几百人。南阳、颍川人马武，王常、成丹等也率领一些起义农民前来参加。他们首先进攻离乡聚（现湖北省当阳县境），起义军劫富济贫，附近群众纷纷响应，很快便发展到七八千人，随即转入绿林山，依托山区打击王莽政权的反动力量。同时，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地区）的张霸、江夏的羊牧也各自汇合万余人举行起义。

    地皇二年（公元21年），南郡人秦丰率领万人起义。

    扬州地区的广大劳苦人民和荆州地区由于灾情严重，饥民遍地，一些零星的灾民起义，到处可见。

    第三，地主武装的起义和加入农民军

    农民起义势力的壮大和发展，使一些痛恨王莽篡权的豪强地主也趁机纠合自己的宗族、食客组成武装，加入农民起义军。

    西汉王朝的宗室刘玄就趁机参加了平林兵。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郡舂陵乡（今湖北省枣阳县南三十里之春陵城）刘、刘秀兄弟既是汉朝宗室，又兼豪强地主。王莽称帝，撤销汉宗室封爵，禁止姓刘的做官。刘非常愤慨，“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成为南阳豪强集团的首领人物。绿林起义军进入南阳地区，刘、刘秀发动宗族和宾客七八千人，起义兵于春陵乡。刘起兵时，当即宣布他的宗旨：“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南阳豪强李轶，邓晨也带着宾客前来会合，势力逐渐壮大。刘率领这部贵族、地主豪强为核心的力量，与以绿林起义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力量后来进行了联合，但由于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同，最终仍难于避免分裂。

    第四，各路起义势力的会师

    农民起义军以绿林山为根据地，与王莽反动部队经过多次战争，势力扩大到五万多人到地皇三年（公元22年），绿林山区发生时疫，病死者近半数，于是采取撤离山区，分兵进行活动的策略。

    新市兵：向南阳地区活动，由新市人王匡、王风和马武及朱鲔等率领，此为起义军的主力部队。

    下江兵：西进南郡地区活动，由成丹、王常、张卬等率领，此为部分起义部队。

    平林兵：王匡军进攻随县，平林（今湖北省随州地区之平林城）人陈牧，廖湛率众千余人起义响应，称为“平林兵”。这时刘玄乘机投入平林起义军。

    绿林军分兵西进的下江兵转战到上唐（今湖北枣阳东北），击破王莽荆州牧部队，随即进兵到宜秋（河南省桐柏县境），企图与新市、平林等部会师。刘、刘秀以前曾招诱新市平林与他合作，这时亲到宜秋劝说下江兵首领王常，力陈复兴汉室共同富贵的道理，王常当即表示。“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王常回营，他把与刘协议的经过告知其他起义将领，即遭到成丹，张卬等的反对。他们认为，大丈夫既然起兵，就不要受这些帝王宗室的制约。但王常以自己在起义军中的威望，极力陈述合并的好处，并说：“来议事者，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最后才勉强地说服了这些将领，而实现了汉军、新市、平林会师。刘以汉军为主，结合绿林起义军、新市，平林和下江兵的情况，将全军区分六部，统兵将领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散发檄文，宣布王莽罪状。王莽原来认为东方各地起义军，人数虽多至数十万，但并无队伍、旗帜、号令，多属于“饥寒群盗”，不会起大的作用。而刘统率的这部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使王莽开始感到恐惧。

    随着荆扬两州农民起义战争的发展，天凤五年（公元18年），徐州的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今山东省莒县），初期只有百余人转进泰山，自称“三老”，此时青、徐等州发生严重灾荒，各地均有小股农民起义部队，以樊崇勇猛善战，前往依附的农民起义部队主要有：

    逄安部：琅邪郡人（樊崇的同乡）。

    徐宣部：东海郡人。

    谢禄部：东海郡人。

    杨音部：东海郡人。

    逄安等部参加樊崇农民起义军后，使樊崇军很快地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并进攻莒城，城坚难下，乃向北转进，击破王莽探汤侯田况于姑幕（今山东省诸城县境），北进青州，沿途收容青壮，回到泰山，留兵驻守南城（今山东黄县）。樊崇领导的这部起义军，发展成为农民大起义的主力军之一——赤眉起义军。

    城头子路军：东平人爰曾（字子路）和肥城人刘诩，率领农民在卢县（今山东省长清县境）城头起义，称为“城头子路”起义军。这部起义军活动于现今山东北部，河北东南部地区，发展到二十多万人。

    东海力子都军：东海人力子都（也称刁子都）率众起义，一年之内发展到六七万人，机动活跃于徐、兖两州间广大地区。新莽政权派遣郡国兵前往攻击，反被力子都部所击破。

    平原女子军：地皇二年（公元21年），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率领数千人起义，活动于河阻之间，这是继吕母起义反抗新莽暴政后，又一支以女子为首领的起义军。

    与全国其他地区的起义先后爆发的北方冀、幽等州的农民起义军，也在各地制造了很好的起义形势，声势很大，发展很快，主要的力量有：

    （一）铜马起义军：起义军首领为东山荒秃、上淮况等，活动于冀青等州间，即现在河北山东边界，拥众数十万，为河北地区最强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

    （二）青犊起义军：于新莽末期在河北方面活动时间较长，力量较强大的部队。

    （三）其他起义军

    大彤部：渠帅樊重

    尤来部，渠帅樊崇（与琅邪樊崇同名）

    五校部：渠帅高扈

    五楼部：渠帅张文

    檀乡部：渠帅董次仲（力子都死后，由董为首领）

    富平部：渠帅徐少

    获索部：渠帅古师郎

    除以上各部外，尚有高湖、重连，铁胫，大枪、上江、五幡等大小几十支起义军。大的有十万人以上，小的也有几万人，据史书记述“众合数百万人”，有时虽然也联合作战，但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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