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真正确立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算起，中国用15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普及义务教育之路。
百年义务教育的梦想，终于在新世纪来临之时变为现实。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如期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要想在短期内实现全民教育，突破历史和现实的滞重，实现百年义务教育的梦想，中国教育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
1904年，清政府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提出：“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认为国家之义务教育。”“此项学堂，国家不收学费，以示国民教育国家认为义务之本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明确提出“义务教育”的概念，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义务教育的正式发端。
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教育强国，是数代中国人的梦想。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人民政府就把提高民族素质、普及义务教育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中国建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遍布全国城乡的，多层次、多学科、多渠道的人民教育体系。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却使教育成了“重灾区”：大学停办，中小学“停课闹革命”，普及义务教育也就无从谈起了……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走出来。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天津的一次教育会议上发出沉痛的呼吁：“救救孩子！”稍后，教育部组成了调查组，兵分几路，走北国，下南方……
调查的结果令人心寒：全国中小学的危房率为17%，而且还在以每年4%到5%的趋势增长。如果按每个学生占有5平方米校舍计算，全国有4000万学生的生命每日每时都在受到死亡的威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死伤于校舍倒塌的学生每年都在千人以上。
《中国教育部》曾经这样报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基础教育的真实状况：
黑屋泥凳。“起立！”——上课了，孩子们屈膝弓背地站起；“坐下！”——轰隆一声，泥凳被坐塌，可怜那孩子四脚朝天，仰翻在地。
朽木糟墙，裂缝纵横，梁上结网，墙垣穿洞。课间，顽皮的孩子就顺着这洞钻进钻出。
七米高的干打垒墙竟只有三面，空缺的一面早已塌倒，开了一扇天然“大窗”。终于有一天，这三面墙也轰然塌毁，六名学生葬身废墟……
某报曾经以整版篇幅报道校舍倒塌事件。仅是标题，看了就让人心碎：“危房啊，下面可都是孩子！”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屋顶下，孩子们依旧书声琅琅，欢声阵阵。
实际上，危房问题只是当时我国基础教育中所面临困难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学龄儿童的流失、教师待遇的低下、教育不公的扩大，对于每一个面对它们的孩子和老师来说，是每时每日的艰难；而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来说，是事关百年的隐患。
教育部调查校舍危房问题的官员们得出的结论令人忧虑：以当时国家每年能够拨出的用于校舍改造的款项计算，要完成全国的危房改造需要100年以上。
100年太久，只争朝夕！
面对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要想在短期内实现全民教育，突破历史和现实的滞重，实现百年义务教育的梦想，中国教育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
普及义务教育逐渐在法律上、政策上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和面向全民的庄严承诺。
1977年，邓小平在复出前夕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敏锐地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1978年，他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点儿，甚至牺牲一点儿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此后，普及义务教育逐渐在法律上、政策上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和面向全民的庄严承诺。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普及义务教育做出明确规定。
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并于当年7月1日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它不仅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国义务教育无法可依的历史，而且使我国教育事业由此走上了依法治教的轨道。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大会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把“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从此，中国教育事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一步又一步，人们越来越认清了全民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优先地位。教育优先发展和科教兴国的思想由国家意识发展为全民意识，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全民一致的行动。
在全民教育的巍巍丰碑上，汇聚和凝结着的是13亿中国人的心血和情怀。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村，处处都可以看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等口号。
那时候，国家发展教育的大方针初定，却在“钱”上遇到羁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他的教育访谈录中说：“全国1990年有23654万人、2002年有31873万人在各级各类学校里学习，比美国的总人口还要多。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要办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事业，要多少经费啊！”没有经费怎么办？在实行全民教育的过程中，中国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同时，千百万可敬可爱的中国百姓也贡献出了他们最大的热情。
甘肃会宁县素有“苦甲天下”之称。该县原边乡八岔村，地瘠民贫，许多农民至今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但是，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不再披星戴月跑十多里山路到外村去上学，全村村民拿出积攒下来盖房子、娶媳妇，甚至是养老的钱，义务出工四千多个，挖土方七千多立方米，又通过人挑驴驮将四千多立方水泥、石子、砖瓦，从五公里以外的山下运到山顶，建起了八岔村历史上第一所小学。
1995年，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竹溪县西南大山深处的新洲乡郭家梁子村决定建一所新学校，让娃娃们搬出危房校舍。建校要石头，人们到山上用铁锤开取；要木材，人们到林中去砍伐。可是，全村方圆几十里，却找不到一块可以挖土烧砖的泥田。于是，村民们自发行动起来，到沟沟壑壑里寻土挖泥，然后翻山越岭用背篓背回家，再用自制的木匣制成砖坯、瓦坯，晾干后挑到村部集中烧制成成品。有了砖瓦，村民们又卖粮、卖牲口、卖柴火，凑足了钱，买回钢筋、水泥、玻璃、油漆……动工建校的几个月里，几十条硬汉累病了，十几个村民负伤了。可不久，一座崭新的学校终于屹立在人们的面前！
点点滴滴，聚沙成塔；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80年代，全国投入1071亿元改善农村教育。20世纪90年代，社会集资捐资教育达1394亿元。这其中有很多是老百姓捐出的棺板儿钱、养老钱，更有许多人卖鸡蛋、挖药材、打零工挣的钱……如果说实现基本普及义务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那么，在这座巍巍的丰碑上，汇聚和凝结着的是13亿中国人的心血和情怀。
远程教育让“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资源”的梦想成为现实。
“一面‘大锅’朝天扬，五洲四海到机箱，数理化生样样有，连着知识大海洋。”《甘肃日报》的记者在谈到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带来的巨大实惠时这样写道。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也在加深。2002年美国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尼尔森公司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亚太第一；然而在这些互联网用户中，只有0.3%是农民，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率的740倍。如何应对“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平，也是中国教育必须考虑的问题。
2003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的三种模式：一是教学光盘播放点，配备34英寸彩色电视机、DVD播放机和成套教学光盘。二是卫星教学收视点，配备卫星接收系统、计算机、电视机、DVD播放机和一至六年级所需的教学光盘。三是计算机教室，配备卫星接收系统、网络计算机教室、多媒体教室、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后来，温家宝总理亲自拍板，“按照规划要投入100亿左右，中央专项50亿，地方投入50亿，中央补助经费每年10个亿”，全力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甘肃日报》的记者在报道中这样描绘了这一工程给甘肃省基础教育带来的益处：“人类21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天水市就启动了电教扶贫工程，短短4年，全市在三百多所边远山区小学建起了乡村多媒体教学点。声与光、图与像，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城乡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全市小学语文和数学的双科合格率由62%上升到82%，初中6科的合格率由38%上升到41%。张家川阎家乡车古村小学，过去入学率一直不足90%，建立光盘教学点的2002年当年，入学率就达到100%……教室再不是禁锢孩子们手脚的桎梏，而是开阔他们视野的窗口。从被动的‘要我学’到主动的‘我要学’，一根细长的天线，琴弦般拨动着‘红领巾’纯洁的心灵。被这颗‘星’照亮的，岂止是农村中小学？在广袤的甘肃大地，处处闪耀着灿烂的‘星光’。”
被灿烂的阳光照亮的又何止甘肃一省呢。2006年12月14日，宁夏西海固城区盐池县五年级的学生黄蕊坐到了学校崭新的多媒体教室中；2007年9月20日，西藏自治区扎囊县扎其乡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曲珍在阳光灿烂的课堂上用上了电脑。她们的脸上露出的是同样幸福的笑容。
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教育公平是全民教育的灵魂。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有了远程教育，大山再也挡不住知识，“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资源”的梦想成为现实。
2005年11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上的致辞中这样向世界庄严宣布：“从明年开始，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在经过多年的期盼和呼吁后，“免费义务教育”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2006年春节前后，中国西部农村的学龄儿童都得到了一张类似新年贺卡的卡片。卡片上，四个身穿民族服装的儿童卡通形象正在载歌载舞。拿着这张卡片，农村的孩子们上学可以不再交学费、杂费和书本费，这是中国政府送给广大西部地区的农村孩子最好的新年礼物。
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的范围，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使1.5亿学生和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受益。这又将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促进教育公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禹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从此，中国近15年艰苦不懈的入世长跑告一段落，从此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进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我们在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进步也需要中国。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
1947年，联合国召开贸易与就业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创建了关贸总协定。10月30日，当时的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贸易与就业大会的最后文件。因此可以说，从关贸总协定诞生伊始，中国政府就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8年4月21日，旧中国政府签署关贸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并从1948年5月21日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一条直线。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在当时的冷战思潮下，国际上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偏见。中国的联合国常驻代表身份一度由台湾当局占有。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提出退出关贸总协定。至此，中国和关贸总协定相伴发展的历史被中断。
历史在风云变迁中一页页翻过。
顶住了外交孤立、内部危机的新中国，在风雨沧桑中走向成熟、走向繁荣，一个独立、自尊、充满希望的泱泱大国站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已经是全世界都不能再否认的事实。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982年11月，中国政府获得观察员身份并首次派团列席关贸总协定第36届缔约国大会，从而能够出席缔约方的年度会议。这次会议结束后，当年年底，国务院批准中国申请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报告。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复关申请。
接下来的历史，一页页满载着谈判、申明、致函、磋商……15年的复关谈判，是一次次谈判桌上的交锋，也是一场场谈判桌背后的战争。我们拥有的是实力、原则和诚意，用实力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用原则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用诚意让世界看到中国是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和朋友。
十几年过去了，WTO（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的称谓，中国的“复关”申请变为了“入世”谈判。但距离成功却依然路途迢迢。
北京时间2001年11月10日23时38分，随着击槌敲响，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此时，距离中国递交复关申请已有15年。
有人说，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刻，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跨越。更远一点儿说，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我们在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进步也需要中国。我们是一个自尊、独立的大国，国家的完整独立和主权绝不容许侵犯；我们也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大国，可以和全世界的人民互通有无、结交朋友。
尽管中国面临着挑战，但毫无疑问，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并且有益于世界经济体系。
从中国申请入世到入世以后，长期以来，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对中国的要求和期望远远高于和中国具有同等人均收入的其他国家。人们对中国是否是真的实行市场经济存在疑问，许多人甚至认为中国仍然是实行中央计划经济。
与此同时，面对入世将会付出的代价，国内也不断传出忧虑的声音。
从很多方面讲，加入WTO是中国保持经济发展和改革速度的最佳选择。随着世界经济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和彼此关联，中国按照国际贸易规则参与世界经济，将对中国以及美国、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变得更为关键。作为WTO成员，中国将能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管理规则的制定。
同样地，中国也将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保护自己的贸易利益。中国出口商的一个受益之处是，他们现在可以确信自己的贸易伙伴必须遵守WTO规章。举例而言，WTO成员将不能在自己的国内市场上歧视中国产品；加入WTO将使中国对于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中国的投资增多意味着有更多的高薪就业机会、更多的政府税收收入和更多的技术转让；中国对WTO的承诺将有助于增加各个经济领域中的竞争；中国消费者将因竞争带来更多选择、更低价格和更高质量而直接受益，更不用说对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的觉悟和认识也将提高；竞争将有助于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最终增强中国经济并提高中国公司在任何一个市场同最好的跨国公司进行竞争的能力……
中国经济将由于服务行业范围的扩大而受益，外国公司希望在中国加入WTO后向中国引进保险、金融和经销业。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将反过来刺激中国国内的服务业，从而使公司和消费者有更宽的选择面。
也许最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履行对WTO的承诺，特别是实施那些旨在形成最高透明度和非歧视性贸易的规定，消费者和公司都将受益于更广泛的法治。
中国将因加入WTO而极大受益。但是，加入WTO不仅意味着享有某些权益，而且也意味着承担具体责任。比如，我们必须降低关税；大幅度开放范围广泛的服务业，包括美国的重要行业，如银行、保险、电信和专业性服务等；通过体制改革，在透明度、通知和咨询、执法一致和司法审议这些方面的广泛改革将有助于消除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障碍；承担起多个现行WTO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涵盖范围涉及农业、进口许可、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及同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技术障碍等所有方面；逐步取消对数百种产品的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在2005年1月1日前取消与WTO规定不符的所有非关税措施；取消国营贸易公司对工农业产品的进口垄断；要求国有企业的采购和销售决定必须完全基于商业考虑；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以及取消工业品的进口替代和出口补贴等等。
除此之外，我们还对美国、周边国家作出了很多具体的承诺。从这些承诺中可以看到，中国为履行其WTO义务正在进行巨大变革：重组工业、公开发表以前在内部发布的法律和规章、建立裁决争端的正规程序、为外国公司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等。
尽管中国面临着挑战，但毫无疑问，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并且有益于世界经济体系。加入WTO将使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紧密相连，最终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就业和投资机会，并且由于法治在经济运作管理中进一步扎根，带来更大的社会稳定。
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说：“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我给中国打A+。”
入世以来，我国入世时的承诺正在逐渐全部变成现实。2006年，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接受采访时高度评价了中国在这五年的贸易表现，他说：“我给中国打A+，中国如约地降低了进口关税，出口方面表现强劲，出口占GDP的比重超过30%。2005年取消了普通商品进口许可证制度。如今，中国已普遍被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提前放开外贸权，关税削减到终点；
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市场准入连降门槛，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法律、医疗、教育等一系列敏感领域渐次开放；
在知识产权方面，中国积极为权利人保驾护航，对侵权者重拳出击。《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经过修改，扩大了受保护权利范围，明晰了各方权责，强化了司法审查制；
自1999年至2005年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修订与贸易有关的法律20件。国务院制定和修订行政法规47件，并对2000年年底前颁布的756项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
可以说，在各方面，我国都兑现了、或正在兑现着我们的承诺。一诺千金，有诺必践，充分体现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履行承诺，带来的既有积极变化，也有严峻挑战。现在，中国在WTO已经进入后过渡期，要履行的承诺所剩无几，要应对的事情却有千头万绪，更大的考验将在中国扩大开放的道路上等待着我们。
（燕娟）
战胜SARS：中国经历生死考验
有一个春天，天照样蔚蓝，花照样开放，可是我们却看不到生机勃勃的景象。大街上人人戴着口罩；公共场所中到处飘荡着消毒水的味道；餐厅里空空荡荡，服务员总是比客人还多；人与人之间保持着距离，连大学里上课都空出了教室第一排座位，毕业班答辩会也搬到了空气流通的户外；乘飞机火车之前需先量体温，超过38℃则不得起程；人们排队倾囊购药购醋，一个普通的纱布口罩价格一度被哄抬到二十多元……
这是2003年的春天，中国正经历着一场艰巨的抗击流行疾病——SARS的考验。
到2003年4月，全国已经有26个省份报告发现疫情。人们很快进入了一个充满谣言与恐慌的“黑洞”之中。
2002年11月，广东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现一起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病人因为高热入院，几天后，原本症状不明显的肺炎发展为呼吸衰竭，即使用了当今最有效的抗生素仍然无法控制炎症。很快，广东的广州、河源、清远、中山、深圳等几个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病人，并且出现了死亡病例；一些与患者进行过接触的医护人员也相继出现了剧烈头痛、高烧等症状……
这种传播性极强的疾病后来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也就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SARS。
2003年2月，广东进入SARS的发病高峰期。到2003年2月6日，广东全省发现的“非典”病例一下子就达到218例，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接诊的医务人员。作为传染性极强的疾病，SARS疫起广东后不久，就传到了中国其他地区：广西、湖南、山西、四川、北京……到2003年4月，全国就已经有26个省份报告发现疫情。人们很快进入了一个充满谣言与恐慌的“黑洞”之中。
一时间，到处都是传言。有人说，“非典”这种病的传播速度极快，医院里接触过该类病人的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而且是上午得病，下午透视就显示胸部全是白点，晚上则抢救无效死亡。也有人说，“非典”这种病来得很凶，也没办法治疗，最可怕的还是它的传播途径，只要和病人打个照面或是同乘一辆车，都有可能被传染。此外还有传言认为SARS是美国制造的生物武器，言之凿凿，甚至说俄罗斯专家研究发现，SARS病毒是两种病毒的杂交变种，非实验室内不可产生，虽然美国也有人得了“非典”，但无人死亡，说明他们有解药，美国制造出SARS病毒用意就是在抑制飞速发展的中国……
谣言加深了人们的恐惧，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不敢出门。餐厅里总是空空荡荡，事先预订了宴席的人也纷纷打电话要求取消或延期。难得的“五一”长假在往年总会形成旅游高峰，而这一年，人们情愿留守家中，哪儿也不去了。很多家庭开始囤油囤米，而那些与预防“非典”有关的商品，像口罩和消毒液，更是被消费者排队抢购。有的药店原来卖2元一个的口罩涨到8元，商场里消毒水也卖到了10元。有顾客一边惊呼“这消毒水都快卖出香水价了”，一边仍在掏钱购买，因为在他来这里之前去的那几家医药商场，老远就看见门口写着：“消毒液、口罩无货。”
谣言止于公开。尽管4月20日之后，每天增加一百多例的报告说明着SARS疫情的严重性，但公开和透明却让人们心里踏实了许多。
“非典”来势汹汹，在面对这种前所未见的疾病最初的日子里，不仅医学专家尚未研究出治疗的途径，人民大众对“非典”的传播情况还不能得到全面真实的了解。4月2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首次披露了中国的疫情。他称北京的SARS患者只有12人，死者为3人。这个数字很快遭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来华调查“非典”的专家组成员的质疑。他们认为，北京的医院对SARS病情存在瞒报现象，北京SARS病例的实际数字会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建议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公布所有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观察对象。这样有助于建立信任，减少谣言。”
4月20日，成为抗击“非典”战役中转折性的一天。这一天在国务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北京的最新疫情：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历402例——而仅仅在五天前，北京披露的SARS确诊病例还只有37例。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发布会上承认，之前有关部门在疫情统计上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次日，中国卫生部决定，每日公布各省市SARS疫情，各地卫生部门不得瞒报。
谣言止于公开。尽管4月20日之后，每天增加一百多例的报告说明着SARS疫情的严重性，但公开和透明却让人们心里踏实了许多。政府开始进一步采取有力的抗“非典”举措：为避免大量人群在全国流动，国务院宣布取消当年的“五一”长假；为避免交叉感染，餐饮行业协会倡议各餐饮企业积极推行分餐制，并提供公勺公筷；各大媒体纷纷制作“非典”专题，除了准确及时地公布疫情，还一遍又一遍地教授预防疾病的方法；机场与火车站，所有旅客都在填写《健康申请表》，接受体温检测，超过38℃则不得出行……
38℃！“非典”期间，38℃成了人们警惕的分界线。卫生部门公布，高热为“非典”患者的重要症状之一，如果一个人通过自测发现体温超过38℃，则存在感染“非典”的可能，应及时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一时间，体温计又成了人们纷纷抢购的商品，一日数次自测体温成了人们必修的“功课”。
“非典”作为传染性极强的疾病，要想控制疫情，必须追踪并切断传染源，把可能传染“非典”的人群隔离起来。
“非典”作为传染性极强的疾病，要想控制疫情，必须有效切断传染源，避免更多人受到传染。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张先生在“非典”期间就着实体验了一把“切断传染源”的经历。4月23日这天，张先生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开车上街，不料第一单活儿就是把两位客人送往北京市第六医院。张先生虽不知道客人患了什么病，却也不敢大意。客人下车后，他特意把出租车里里外外清洁消毒了一番，这才重新上路去拉别的客人。这天晚上11点，还在开车工作的张先生突然接到车队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他早上拉的两位客人中有一人已被确诊为“非典”患者。如果张先生已被感染，再因为他特殊的工作性质将病传染给其他乘客，后果则非同小可。车队要求张先生马上将车开往指定地点，接受医院的检查和隔离。
原来，为了有效跟踪和切断可能的传染源，北京市有关部门曾向广大市民发出倡议，乘坐交通工具时一定要索要并保留车票，以便出现情况时能够尽快查找到接触过“非典”患者的人。因此，在张先生早晨护送的那位乘客被确诊为“非典”后，医院立即根据出租车发票通知了张先生所在的车队，出租车队也很快与张先生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急救车正向张先生所在的方向驶来，并以最快的速度将他送到了医院。问询、量体温、观察、胸透……经过一项项严格的检查，医生排除了张先生被传染上“非典”的可能。虽然最后的结果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所有人也都在感叹，“非典”时期对可能的感染进行这样紧张而严格的追踪排查必不可少，这才是真正对更多人负责的表现。
为了避免将可能的感染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在抗击SARS的日子里，很多与“非典”患者有过接触的人都积极配合组织的安排，接受了隔离观察。2003年4月，北方交通大学的一位姓孙的学生因患感冒多次到医院治疗，到4月17日，他被确诊已感染“非典”。因为孙同学所在的宿舍楼里全楼人共同使用一部电梯，或许是电梯交叉感染的缘故，孙同学被确诊为“非典”之后，宿舍楼里不断有学生出现发烧症状。到4月25日止，该宿舍楼已出现了65例发烧者，且其中又有10人被确诊为“非典”患者，9人疑似。除了把出现发烧症状的同学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外，学校仍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宿舍楼里的其他同学还有没有被感染的？如果“非典”疫情进一步扩散怎么办？
为了保护更多人的安全，4月24日下午，北方交大作出了对孙同学所在宿舍楼进行隔离的决定，近400名学生开始了长达14天的隔离生活。
钟南山慷慨激昂地对他的同事们说：“这里就是战场，我们就是扫雷班。现在要排雷，扫雷班不干谁干？”
人们不会忘记在这场抗击“非典”战役中的领军人物，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作为一生研究呼吸疾病的专家，没有人比钟南山更了解“非典”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可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钟南山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请缨：“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集中收治到我们这里！”
一个人不怕牺牲还不够，为了动员全呼吸所的医护人员团结奋斗，面对任何危险的工作，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学术声望已经“名动南粤”的钟南山都抢先自己去干。每一个“非典”病人送进医院时，他都要亲自检查，制订治疗方案，甚至抓起人工气囊为病人输氧；他坚持亲自查房探视病人，为了检查患者的口腔，他甚至把头凑到和病人距离不到20厘米的地方仔细观察；危重病人往往无法说话，为了和病人沟通，他耐心地观察病人的嘴形，猜度病人的手势，凝视病人的眼神，辨认他们歪歪扭扭的字体……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不是没有人害怕过。钟南山慷慨激昂地对他的同事们说：“这里就是战场，我们就是扫雷班。现在要排雷，扫雷班不干谁干？”
作为中国最早发现“非典”病例的地区，广东的医学专家在疫情集中爆发时还尚未找到“非典”的致病病毒；而对于这前所未见的疾病，医学界也没有现成的诊断标准。一切都需要在完全的未知中独立摸索，因而广东的抗非战役，可以说较其他地区又更为艰难。
医学界在寻找“非典”致病病毒的过程中，曾经产生过病原体和衣原体之争。2003年2月，已有权威专家认定“非典”的致病病毒为衣原体。但是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相关讨论会上，钟南山却勇敢地顶住压力，以自己在临床诊断中得到的事实迎接权威的挑战。他断言说：“临床症候与治疗用药中的大量事实表明，不能简单认定衣原体是‘非典’的唯一病原。”在这样的医学讨论会上发出不同的声音，何其需要勇气。然而钟南山却说：“当我们看到的事实与权威的说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当然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终于，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典”主要病因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并将其命名为SARS病毒。这一发现验证了钟南山先前的判断是正确的。
钟南山带领他的团队知难而上，探索出“非典”的救治方法，并撰写了防治非典型肺炎的诊断标准，将经验迅速推广到各地，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抗击“非典”的战役最终取得了胜利，人们也永远记住了钟南山的名字，记住了这位抗非英雄。
2003年6月19日，全国境内已经没有一例新增“非典”病例。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对北京实行“双解除”，即解除北京市的旅游警告，同时将北京市从疫区名单中解除。抗击“非典”终于取得了胜利，人们终于可以摘下口罩回归正常的生活。灾难性的“非典”时期终于过去了，但“非典”留下的启示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讲究卫生，坚持锻炼，珍爱生命，珍爱健康。
（何小泉）
“神舟”系列载人飞船：中国问天之旅
2008年9月27日16时41分，搭乘“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的中国航天员翟志刚身穿我国自主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从“神舟七号”中按原定计划出舱。
在深蓝夜空背景的映衬之下，翟志刚舞动着鲜红的五星红旗，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问好。那一刻，敦煌壁画上凝固千年的飞天图案，终于演绎成中国航天员遨游太空的动人景象。
在此之前，中国的航天员杨利伟和费俊龙、聂海胜已经分别搭乘“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进行过神奇的太空漫游和太空实验，并顺利返回地面。宇宙的茫茫星空之中，有三颗小行星正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
从中国人实现飞天之梦，到首次多人遨游太空，再到中国人的首次太空行走。三度金秋，三度飞天，三度突破。21世纪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次又一次地展示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风貌，昭示着中华民族面向未来的壮志雄心。
“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的成功发射，预示着中国人“摘星揽月”已为时不远。
距离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600公里之遥的敦煌莫高窟壁画，记录着祖先千年的飞天梦想。“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唤起了中华儿女探索宇宙的豪迈之情，“万户飞天”的勇敢尝试更拉开了人类征服太空的序幕。
中华民族从未放弃过挺进太空的梦想。20世纪50年代末，在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探空火箭之后，科技人员就开始进行空间生物试验，为实现载人航天作准备。1966年7月15日和28日，科学家们先后进行了两次生物火箭发射，雄性狗“小豹”和雌性狗“姗姗”成为最早上天并成功返回地球的探空使者。
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其后，我国仅用了七年时间就解决了载人航天的三大技术难题，即研制了可靠性很高的大推力运载火箭，掌握了载人飞船的安全返回技术，建造了载人太空飞行良好的生命保障系统。
1998年年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为中国飞船题名为“神舟”。到1999年，载人航天工程的航天员系统、飞船应用系统、载人飞船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场系统等七大系统全部通过检测，完全能够满足载人飞行的要求。“神舟”已经铸就，只待探路问天。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无人试验飞船成功发射，在太空中飞行了21小时11分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奥运会会旗等旗帜和青椒、西瓜、玉米、大麦等农作物种子和甘草、板蓝根等中药材随同这艘无人飞船一起见证了太空之旅。
2001年1月10日发射升空的“神舟二号”飞船实现了飞行时间的飞跃，在太空中共飞行了6天零18个小时。同时，作为我国的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二号”飞船的系统结构有了新的扩展，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已经基本一致。
仅隔一年之后的2002年3月25日，搭载着人体代谢模拟装置、拟人生理信号设备以及形体假人的“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升空，定量模拟了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并测试了应急逃逸救生系统。同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上进行了一场筹备了10年之久的一对动物细胞和一对植物细胞的“太空婚礼”，为空间制药探索新方法。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的发射成功，预示着中国人“摘星揽月”已为时不远。
杨利伟迈出舱门后对人们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是祖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也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
伟大的时刻终于来临。2003年10月15日9时整，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沙漠震颤，烈焰升腾，“长征2号F”运载火箭托举着“神舟五号”飞船和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飞向太空。
两分钟后，第一节箭体脱落。10分钟后，飞船进入正常轨道。9时31分，停泊在南太平洋的“远望”号捕获了飞船的信息，“神舟五号”飞船的舱内图像清晰地显示在北京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杨利伟说出了他进入太空之后的第一句话：“我感觉良好！”
10时，杨利伟正在环绕地球第一圈的飞行途中。舱内一切正常，杨利伟得到指令，打开面罩，拿起了书和笔。随后，他向所有人展示了在太空失重状态下的奇妙景象——他一松开手，笔立刻飘浮了起来。看到这一幕，杨利伟微微地笑了。
11时，杨利伟开始在太空中进餐。他首先从身旁取出一个食品包装袋，一边看书，一边捏挤，很利索地将食物送入口中。这可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中吃饭，这顿饭也很有中国特色，包括八宝饭、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和用中药及滋补品制成的饮料等。饭后不久，杨利伟开始了太空中的第一次休息。他仰面躺下，美美地睡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15时52分，杨利伟向地面报告：飞船变轨成功，进入距地表约343公里的圆形轨道。17时，杨利伟隔着舷窗，拍摄到第一幅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地球画面。蔚蓝色的地球，非常清晰地显示在指挥厅的大屏幕上。
18时40分，“神舟五号”飞船运行到第七圈，杨利伟在太空中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国旗。他浑厚的男中音响起：“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感谢全国人民的关怀。”
19时58分，一场“天地对话”在杨利伟和他的家人之间进行。他对妻子说：“在太空感觉很好，太空的景色非常美。”他又对儿子说：“好儿子，我看到咱们美丽的家了。”当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儿子互道着“明天见”的时候，许多人的眼中盈出了泪水。
10月16日4时19分，在环游太空14圈之后，“神舟五号”飞船将在预定地区着陆。6时11分，飞船进入大气层。此时飞船表面与大气层剧烈摩擦，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火球。舱体产生的等离子层形成电磁屏蔽，致使飞船与地面的通信暂时中断，形成黑障区。这是非常危险的时刻，整个指挥厅里鸦雀无声，人们都屏气凝神。
6时21分，内蒙古主着陆场发现目标，五架直升机正飞向目标区域，地面回收人员也在迅速行动。22分，大厅里传来杨利伟激动的声音：“北京，‘神舟五号’报告，各项身体指数正常，无过载感觉。完毕！”23分，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草原着陆。
6时43分，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走出返回舱。他迈出舱门后对人们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是祖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也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
“神舟五号”历史性的一步，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跨越。
9月27日下午4点44分，航天员翟志刚出舱进入太空，并向地面报告：“我已出舱，身体感觉良好，神舟七号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问好。”
2005年10月12日上午9时，又一艘载人飞船“神舟六号”在酒泉升空，费俊龙和聂海胜两名中国航天员被送入太空。他们在太空一共逗留了115.5小时，飞行距离达到325万公里，是“神舟五号”飞行时间的五倍多，创造了中国人在太空逗留最长的时间。继“神舟五号”实现国人飞天梦想之后，中国的载人航天又登上了“多人多天”飞行的新台阶。
除了首次实现“多人多天”飞行之外，“神舟六号”还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次：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穿脱航天服，第一次在太空吃上热食，第一次启用太空睡袋和大小便收集装置，同时还是第一次进行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第一次进行飞船轨道微调和轨道维持，第一次启用副着陆场和图像传输设备，第一次全程直播载人发射……中国航天员的活动范围从飞船返回舱扩大到轨道舱。
为了这些第一次，“神舟六号”飞船上新增加了四十余台设备和六个软件，使飞船的设备达到六百余台，软件82个，元器件十万余件，作出了四个方面110项技术改进。对于中国航天人在两年之间取得的这些突飞猛进的技术进展，世界舆论普遍表示了惊讶和钦佩。
“神舟六号”飞船上搭载了八类64种物品，包括极地考察国旗、国际奥委会会旗、上海世界博览会会旗等，还有用来进行科学试验的微生物菌种和农作物种子。其中有10克特别的泥土，由9克大陆泥土和1克台湾泥土组成，寓意十全十美，寄望两岸可以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仅仅相隔三年之后，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在夜空下点火起飞，火红的尾焰映红了秋日的大漠戈壁，构成壮丽的飞天画面。“神舟七号”飞船载着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员再次问天。这一次，航天员将在航天飞行中进行太空行走，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像飞天一样真正翱翔太空。
9月27日下午4点44分，航天员翟志刚出舱进入太空。他向地面报告：“我已出舱，身体感觉良好，神舟七号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问好。”洁白的“飞天”航天服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4点48分，翟志刚在太空迈出第一步，中国人的第一次太空行走开始了。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递给翟志刚一面五星红旗，翟志刚向着镜头挥动。地球上，指控大厅里掌声雷动。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浩瀚太空中印上自己的足迹。从这一刻起，中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实现太空行走的国家。翟志刚留在太空上的一小步，是中华民族历史性的一大步。这预示着中华民族在太空探索与和平利用太空的征程上，必将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中国航天人，正是以这样无私无畏的气概，五年里进行了三次载人飞行，引领着中华民族一步步把梦想变成现实。接下来，还有交会对接，还有建立空间实验室、空间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工作日志上，计划早已经安排到了若干年后。
（禹墨）
南水北调：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
2008年10月4日，北京居民终于喝上了由“南水北调”工程调来的清水。
往前追溯，从调研开始，南水北调工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1952年，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儿水来也是可以的”这一宏伟设想。1972年，中国在汉江兴建丹江口水库，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开发打下基础。
1992年，江泽民提出要抓紧南水北调等跨世纪特大工程的兴建，南水北调的实施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持续进行几十年的调研工作，在分析比较了五十多种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分别从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调水的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
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是为了改善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水资源条件，从根本上缓解这一地区长期资源型缺水的矛盾。
我国水资源总量虽丰富，但人均拥有水量少。我国水资源总量约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拥有量仅为22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4，并被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
另外，我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差异较大，加剧了一些地方水资源短缺的严重程度。我国幅员辽阔，降雨的时空分布和年内分配的差异，导致水资源在空间的分布极不均匀。北方水资源贫乏，南方水资源丰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河川径流量占全国七大河流总径流量的81%，人均水资源和亩均水资源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而黄淮海流域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7.2%，人均水资源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5%，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6。目前，北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6.5%，耕地占全国的65%，GDP占全国的47.5%，但水资源却只占全国的19%，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南方人均量的1/4。北方地区河流断流，地下水严重超采，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现象日趋严重。
由于上述人均量不足和时空分布不均的基本特征，使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长期面临和必须妥善处理的基本问题之一。
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就是为了改善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水资源条件，从根本上缓解这一地区长期资源型缺水的矛盾。
南水北调工程的调研持续了几十年，仅方案就出台了五十多个。
南水北调的三线工程建成后，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连接，将构成我国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
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后，经过几十年研究，南水北调的总体布局确定为：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调水，以适应西北、华北各地的发展需要，即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分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
东线工程 从长江下游江苏省扬州江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与其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上，并连接起调蓄作用的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出东平湖后分两路输水，一路向北，经隧洞穿黄河，流经山东、河北至天津，输水主干线长1156公里；另一路向东，经济南输水到烟台、威海，输水线路长701公里。
中线工程 从长江中游北岸支流汉江加坝扩容后的丹江口水库引水，跨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可基本自流到北京、天津，输水总干线全长1267公里。
西线工程 在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雅砻江和大渡河上游筑坝建库，开凿穿过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的输水隧洞，调长江水入黄河上游，补充黄河水资源的不足，主要解决涉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等黄河上中游地区和渭河关中平原的缺水问题。在规划的50年间，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分三个阶段实施，总投资将达4860亿元人民币。
这三线工程建成后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连接，将构成我国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
2003年12月30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只有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才有可能为解决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才能使该地区满足基本实现现代化对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的要求。
2008年10月4日，北京居民终于喝上由“南水北调”工程调来的清水了。
随着京冀交界处北拒马河暗渠进水闸闸门缓缓提起，从河北调来的汩汩清水沿着主干渠流入北京。这标志着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正式建成。
通水，也意味着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除担负向北京应急供水任务外，还担负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贯通后的输水任务。京石段工程起点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古运河，终点是北京市颐和园团城湖，线路总长度307.5公里。这次调水从2008年9月18日至2009年3月中下旬，历时六个月，计划从河北省调出水量3亿立方米，抵达北京的水量约为2.25亿立方米，将缓解北京水资源供给的紧张局面，进一步保障首都的供水需求。
南水北调工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决华北和西北地区的缺水问题，保障该地区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的基本要求。
华北和西北地区水资源的短缺，不仅严重制约了这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引发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只有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才有可能为解决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才能使该地区满足基本实现现代化对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的要求。
当今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1992年世界环境首脑会议指出：“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发展途径，我们能够帮助那些需要改善生活的人们，我们能够更好地管理和保护生态系统，并为我们全体带来更为繁荣的未来。”
南水北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它的实施，不仅体现了新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更将通过改善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水资源条件，从根本上缓解这一地区长期资源型缺水的矛盾；同时，还将有助于我国区域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燕娟）
废止农业税：告别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
这意味着九亿中国农民从2006年第一天开始，将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在社会主义社会焕发出巨大的主人翁热情，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
农业税是国家依法向从事农业生产并取得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收。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所以习惯上又称为“公粮”。
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统一了全国的农业税收制度。根据《农业税条例》规定，农业税以合理评定的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全国平均税率为15.5%，各省（区、市）的平均税率由国务院根据全国平均税率，结合各地区的不同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各地实际执行时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确定所属地区税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25%。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税一直实行增产不增税的稳定税负政策。
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
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
从2004年起，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左右。到2005年已有近八亿农民直接受益。
取消农业税，是完成农村税收制度改革的一大飞跃，更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
为什么要终结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农业税呢？主要有几个原因：
农民负担有违公平公正 城市和农村、工商业和农业、市民和农民两大领域、产业和职业，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但我国在城乡分割制度下，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财税制度：一是对农民个人所得税不存在免征额，而对其他公民个人所得则有800元的免征额（自2008年3月1日起，个税免征额为2000元）；二是在农村征收产业税（如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而在城市则不对产业征税（如没有工业税和商业税等）；三是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比城市工商税收中的流转税税负要重。从税负归属来看，城市工商税可以转嫁给消费者负担；而农业税是不可转嫁的，纳税人就是负税人。从经营成本来看，农民种粮除去种子、农药、化肥、用工等成本后，基本无盈利，时有亏损；而城市工商业者绝不会保本经营，更不会亏损经营。无论从经济学角度还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看，都是不公正的。
此外，我国大部分年份将80%以上财政支出用在只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而占总人口的60%以上的农村只能获得不到20%的财政支出。这种城乡不统一的财税制度，拉大了城乡差距。
农业税征收成本过高 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单位税额又少，农民的主动纳税意识差，税务人员不得不走村串户上门征收。农业税季节性强，一到农产品收获季节，要面对成千上万家农户，农业税的征税人员就显得严重不足。但是从效率上讲，我国农税干部人均征收额太低。例如，安徽省现有三万多个行政村，以每个村1名农税人员计，就有三万多名农税人员；而全省的农业税不到40亿元，每名农税人员仅十万余元，远远低于全国七十多万元的平均总水平；我国的税收成本总水平又远远高于世界水平，是美国的10倍。再如，有的农户欠几十元税款，乡财政所开车几十公里来回跑几趟还找不着户主，收来的钱若用来补偿汽油费还不够。有的乡财政所平均每人每年仅收2万～3万元农业税，除去自身工资、住房、办公经费外，所剩无几。结果农业税成了征收成本最高的一种税收。
农业税无益国际竞争 发达国家（美国、日本、欧盟等）为了提高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对农产品的生产环节不仅不征税，还按世贸组织的《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或“蓝箱”政策和规则，对农民实行各种各样的直接补贴。我国由于受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水源及土地资源少等因素的制约，农产品本来就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如果再征农业税，就等于自己抬高农产品价格，其结果必然削弱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正好为国际市场上低价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取消农业税是中国农业发展与世界惯例接轨的标志性事件。从国际上看，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一例外地要对农业实行零税制，并给予相当的财政补贴。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取消农业税，采取“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无疑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适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势。
2005年岁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法废止农业税条例，使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它标志着我国结束了几千年按田亩、产量、人丁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历史。这必将极大地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农业劳动生产力，极大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税免征，更标志着我国农业在发展阶段上完成了一大转折。
（燕娟）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
2006年7月1日上午10时20分，青藏铁路通车庆祝大会在格尔木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庆祝大会会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上午11时，青藏铁路首趟旅客列车开通剪彩仪式在格尔木火车站站台举行，胡锦涛亲自为青藏铁路通车剪彩。
上午11时零5分，伴随着长长的汽笛声，格尔木至拉萨首趟旅客“青1”次列车，载着六百多位劳动模范代表、各族各界代表和普通旅客，缓缓驶出格尔木车站。
稍后，由拉萨发出的首趟旅客“藏2”次列车也准时发车了。
毛泽东说，我们目前修进藏铁路是有一些困难，但有困难不等于永远不修。50年代不行，60年代差不多吧？
巍巍群峰，绵绵雪域，茫茫戈壁……古老而神秘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沉寂落寞。这里虽然地大物博、美丽富饶，但过去由于受经济、社会、自然等条件限制，交通闭塞，物流不畅，高原人只能长期固守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直至1949年，整个西藏仅有一公里多便道可以行驶汽车，水上交通工具也只是溜索桥、牛皮船和独木舟。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着手研究进藏铁路建设问题。得知修进藏铁路的最大困难是冻土、缺氧和经济能力三个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目前修进藏铁路是有一些困难，但有困难不等于永远不修。50年代不行，60年代差不多吧？
1973年，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说：“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他坚定地表示，青藏铁路要修，要修到拉萨去。
邓小平也高度重视西藏交通事业的发展，始终关注青藏铁路。和平解放初期，他亲自指挥了川藏公路的勘修工作。1983年，邓小平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工作汇报时询问了进藏铁路情况后，专门作出指示：还是走青藏线好。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2000年11月10日，江泽民在铁道部关于修建进藏铁路的报告上批示：修建青藏铁路是十分必要的，应该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这是我们进入新世纪应该作出的一个大决策，必将对包括西藏广大干部群众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带来很大的鼓舞。
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开工。
青藏铁路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它对加快青海、西藏两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族团结，造福各族人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于面临脆弱的生态、高寒缺氧和多年冻土等三大世界性难题，青藏铁路，在建设过程中创造出了许许多多国内外的“第一”。
由于面临脆弱的生态、高寒缺氧和多年冻土等三大世界性难题，青藏铁路，在建设过程中创造出了许许多多国内外的“第一”。
世界海拔最高，冻土、高海拔段里程最长 青藏铁路起自青海省西宁市，终抵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全长1956公里，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960公里。
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18公里。工程北起青海省西部柴达木盆地内的新兴工业城市格尔木，途经纳赤台、昆仑山、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翻越唐古拉山，再经西藏北部高原上的安多、那曲、当雄、羊八井，一路向南到达拉萨。它穿越五百五十多公里的多年冻土地段，全线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最高路轨横跨海拔高达5072米的唐古拉山垭口。
世界最高的高原冻土隧道——风火山隧道 风火山隧道位于海拔5010米的风火山上，全长1338米，轨面海拔标高4905米，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冻土层内，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横跨冻土区最长的高原冻土隧道，有“世界第一高隧”之称。
风火山地区气候环境极为恶劣，年平均气温零下7摄氏度，最低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左右，严寒、缺氧。2001年10月18日，风火山隧道打响第一炮，产生的弃渣令人触目惊心。这些弃渣含土量约为15%～20%，隧道地质结构主要为含土冰层、饱冰冻土、原始冰川、裂隙冰、砂岩、泥岩及泥沙互层。风火山隧道被列为青藏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首，誉为“天字第一号工程”。
2002年10月19日，风火山隧道——这条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冻土隧道经过建设者们整整一年的奋战，终于顺利贯通。
世界最长的高原冻土隧道——昆仑山隧道 海拔4648米的昆仑山隧道洞口六月飞雪，一天四季，高寒缺氧，氧气含量只有内地平原地区的一半，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
奋战在这里的青藏铁路建设者们，冒着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气候，修筑这条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冻土隧道。在冻土区进行隧道施工比在平原地区施工难度大得多。每到夏季，隧道内部温度上升，有时能达到7摄氏度左右。在这样的温度下冻土容易融化，洞内时有冰碴掉下来，给施工带来很大困难。为了防止和减小冻土病害对隧道稳固性能的影响，建设者在昆仑山隧道施工中采取了比平原地区多一倍的工序。在平原地区隧道施工只需在锚喷支护后，外加一层混凝土即可；但在冻土地区隧道施工，还需要设两道防水层和一道保温板，起到防水保温作用，最后再衬砌一道混凝土。这就相当于给隧道穿上了防水保暖衣，有效地解决了冻土隧道施工难题。昆仑山隧道于2002年9月25日胜利贯通。
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唐古拉车站 唐古拉车站位于海拔5068米的唐古拉山垭口多年冻土区，占地面积约7.7万平方米，设计为三股道。唐古拉车站主要适应列车会让的需要。车站由中铁十八局下属的第六项目部承建。根据这个车站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地质特点，工程设计中采用了片石通风路基。这种设计可以使冻土温度保持相对稳定，以减少对冻土的扰动，达到有效保护冻土的目的。
唐古拉车站于2004年8月建成，成为千里青藏线上的一大景点。
亚洲最大的高原铁路铺架基地 从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起点格尔木市，向南行进约三十余公里，就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高原铺架基地——地处海拔3050米的青藏铁路南山口铺架基地。
青藏铁路南山口铺架基地规模之大、技术含量之高，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都居首位。青藏铁路所经线路横亘“世界屋脊”，由于高寒、缺氧、低压，加之坡度大、温差大、风沙多、雷电多等不利因素，给施工和运输带来巨大困难。国内生产的铺轨机、架桥机和内燃机车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原上功率下降近一半，一般最大坡度适应能力仅为12‰；且因缺氧，燃料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废气，容易造成环境污染。而青藏铁路设计最大坡度为20‰，恶劣的气候条件和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铁路铺架的一只“拦路虎”。为此，中铁一局调集了具有丰富铺架经验的专家，对国产铺轨架桥机械和内燃机车进行改造，提出了研制补氧增压设备，改造机械、机车车辆设备，预防严寒、风沙、雷电等一系列具体解决方案和措施。经改造后的铺轨架桥机和内燃机车，在22‰的坡道上作业，动力性能良好，设备运转正常，环境污染极小。这项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高原铺架技术上的空白，从而为青藏铁路铺架提供了设备保障。
世界最长“代路”桥，高原冻土上最长铁路桥 清水河特大桥位于海拔4600米以上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全长11.7公里，是青藏铁路线上最长的“以桥代路”特大桥，也是整个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的重点控制工程。
清水河特大铁路桥如同一条美丽的“彩虹”，飞架在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可可西里高寒缺氧，植被稀少，生态脆弱。同时这里处于高原多年冻土地段，冻土厚度达二十多米，且含冰量高，这给修建青藏铁路增加了不少难度。为了解决高原冻土区施工难题和保护好自然保护区，青藏铁路勘察设计的专家们采取了“以桥代路”的措施。
清水河地区季节性温差明显，夏季最高温度达38摄氏度，冬季最低温度达零下40摄氏度。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冻土区就会出现热融湖塘、暗河、冻涨球等现象。除了在地表能看到的热融湖塘外，到了夏季，气温升高，冻土融化，还会在地下20米至30米之间形成暗河；而到了冬季，热融湖塘和暗河由于气温的急剧下降，会形成突出地表的冻涨球。如果处理不好冻土问题，修筑的铁路将会变成高低不平的搓板路，留下运营隐患。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个别桥墩因天寒出现了龟纹。为了保证桥墩的质量，中铁十二局指挥部曾经炸毁了三座这样的桥墩。
在巨龙般逶迤而去的大桥下，各桥墩间的一千三百多个桥孔可供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自由迁徙。
青藏铁路第一高桥——三岔河大桥 三岔河大桥全长690.19米，桥面距谷底54.1米，是青藏铁路全线最高的铁路桥。它共有20个桥墩，其中17个是圆形薄壁空心墩，墩身顶部壁最薄处仅有30厘米。
三岔河大桥地处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峡谷中。这里冲积地层形成的峡谷，犹如利斧将一座高山从中劈开。三岔河大桥的两端就悬架在地势陡峻的山崖之上。
中铁十四局三公司承担了三岔河大桥的施工任务。类似规模大桥的施工，在内地正常工期需要两年。但这座桥是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重点控制工程，承担着为前方铺轨架梁、运输物资的任务，因此大桥建设的控制工期只给了一年时间。为了保证按时完工，他们只好抢时间，就是寒冷的冬季也必须施工。一二月份，当地气温最低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桥墩混凝土浇筑首先要解决保温难题。他们经过反复实验，采用了模板内通蒸汽保温，模板外生火炉，外罩棉被、篷布等多种方法，硬是在冰天雪地中创造了一个相对温暖的小环境。
经过建设者的顽强拼搏，三岔河大桥用一年时间如期竣工。
长江源头第一铁路桥——长江源特大桥 长江源特大桥全长1389.6米，共有42孔，跨过约1300米的宽阔河床。桥址所在的沱沱河流域是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地区腹部的大河融区，兼有冻土及融区的双重特性，给施工带来了一定困难。从2001年11月24日开工以来，长江源特大桥的施工进展十分顺利，主体工程比工程要求完成的日期提早了三百多天。全桥钻孔桩都经过了无损检测，合格率达到了100%。
民工待遇最高的铁路项目之一 为了战胜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保障铁路建设者的生命健康。铁道部、卫生部在我国工程建设史上第一次联合下文，对医疗卫生保障专门作出详细规定，并投入近2亿元，在全线建立医疗卫生保障点。青藏铁路沿线的所有重点施工段，基本配有高压氧舱等先进设备，有效地解决了建设者缺氧的困难。青藏铁路也是民工待遇最高的铁路工程项目之一，铁路部门投巨资对民工管理实行三统一：“统一生活、统一居住、统一饮食”；第一次规定民工日最低工资，并对民工实行免费医疗保障。
中国乃至世界最大冻土研究基地 为了攻克冻土难题，自青藏铁路开工建设以来，铁道部高度重视青藏铁路的冻土攻关难题，先后安排了上亿元科研经费用于冻土研究，并组织多家科研院校的专家，对青藏铁路五大冻土工程实验段展开科研攻关，获得了大量科研数据和科研成果。青藏铁路冻土攻关借鉴了青藏公路、青藏输油管道、兰西拉光缆等大型工程的冻土施工经验，并探讨和借鉴了俄罗斯、加拿大和北欧等国的冻土研究成果。我国科学家采取了以桥代路、片石通风路基、通风管路基、碎石和片石护坡、热棒、保温板、综合防排水体系等措施，令冻土攻关课题取得重大进展。青藏铁路的冻土研究基地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冻土研究基地。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创造了西藏‘天堑变通途’的人间奇迹，架起了西藏各族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金桥’，架起了‘世界屋脊’通向世界的‘金桥’。”
青藏铁路通车一年后，人们就通过一组数字看到了它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成就。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全区生产总值达290.05亿元，同比增长13.4%，是10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连续6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2007年第一季度，生产总值达64.1亿元，同比增长17%，创下10年来同期最快增长速度。在全区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7.6%、27.6%和54.8%。困扰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第三产业，从过去的“短腿”，一下子成为全区经济的“领头羊”。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全区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万元大关，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435元，同比增长17.2%，是多年来增速最快的一年。2007年第一季度，全区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406元，比上年增长19.7%。
——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2006年进藏游客达251.2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27.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9.5%和43.2%。2007年头5个月，西藏旅游经济持续大幅增长，共接待海内外游客六十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36亿元，同比增长82.7%、78.6%，其中港澳台游客和外国游客同比增长200%和63.5%，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旅游业现已成为西藏重要的支柱产业。
——铁路经济作用初步显现。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依托铁路挖掘发展潜力，自治区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截至2006年年底，全区共有连锁店、超市和便利店1743个，实现销售额4.85亿元，增长2.9亿元。2009年还将规划新建和改造农家店300家，预计新增农牧区销售额1.38亿元。百万农牧民不出家门，就能尽享铁路通车带来的便捷和实惠。
——青藏铁路的通车运营，大大缩短了西藏与外界的距离，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打破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交通瓶颈的制约，进出藏货物量大幅度提升。自2006年7月1日到2007年5月30日，青藏铁路就完成货运量59.1万吨。青藏铁路运价吨公里0.12元，远低于公路吨公里0.27元的市场运价。从西宁到拉萨，每吨货物节约运输成本293.4元，仅此一项，一年全区就节约运输成本达1.73亿元。
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工程院院士多吉的话，说出了西藏人民的心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创造了西藏‘天堑变通途’的人间奇迹，架起了西藏各族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金桥’，架起了‘世界屋脊’通向世界的‘金桥’。”
通过铁路促使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加速，进一步缩小西藏与内地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这就是建设青藏铁路的目的和重要意义。
（燕娟）
“嫦娥一号”发射：中国坚定地迈向深空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从东北到西南，从草原到雪域，让我们同声歌唱美好生活。”
2008年来临之际，一个来自“嫦娥一号”卫星的特殊祝福从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传回地球，和祝福同时传来的还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青藏高原》两首歌曲。
其实，早在2007年11月26日举行的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第一幅月面图像发布仪式上，人们就欣赏到了“嫦娥”传回的动人旋律——乐曲《东方红》和《歌唱祖国》。和这些乐曲相伴随的，还有由电脑模拟女声制成的语音——“电脑嫦娥”的声音。这些从遥远的月空传来的声音，堪称真正的“天籁”。
四架航天飞机一次从月球运回的氦-3，就足够地球一年的用量。月球上的氦-3估计在100万到500万吨之间，至少可供人类上万年的能源需求。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是苍茫宇宙中离地球最近的一个天体。自古以来，人们对这个挂在天际的星球，一直充满向往和好奇。在古希腊神话里，月亮女神名叫阿尔忒弥斯，坐在乳白色战马拉动的马车中飞越夜空，向沉睡的大地散发出银色的光芒。而在中国古代的神话里，月亮里居住着女神嫦娥，她在皎洁寒冷的月宫中遥望人间的美丽身影，引起过无数文人墨客的向往与遐思。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运用现代航天技术对月球进行探测，进一步发现了月亮的魅力：月球保持着原始状态，对月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地球的演化历史；月面是真空世界，没有大气层，在月面建立天文台可以大大提高天文观测能力；月面上没有全球性偶极磁场，是开展空间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实验的理想场所……
同时，月球上还有丰富的矿物资源。中国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曾经说，地球上的石油、煤、替代能源等迟早会用完，而月球土壤中富含氦-3，能进行可控性聚变发电，做成人造小太阳。“世界科学家达成共识，人造太阳是彻底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方法。只需要10吨氦-3就足够中国所有的能源需要，整个地球大概是100吨，而四架航天飞机一次从月球运回的氦-3，就足够地球一年的用量。月球上的氦-3估计在100万到500万吨之间，至少可供人类上万年的能源需求。”
联合国《月球条约》规定，月球不属于任何国家，但允许各国开发利用。因此世界上有能力的国家都争相角逐月球。
我国的探月计划酝酿了10年。2004年1月，国务院批准绕月探测工程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嫦娥工程”分为“绕、落、回”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为2004年到2007年，将实行绕月探测工程。这一阶段将研究和发射月球探测卫星，突破地月飞行、远程测控和通信、绕月飞行、月球遥测与分析等技术，并初步建立我国月球探测航天工程系统。第二阶段时间为2007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将发射月球巡视探测器，实现在月面的行走与探测，在巡视过程中将首次探测月壳岩石结构。第三阶段时间为2012年到2017年，这一阶段将研制和发射小型采样返回舱、月表钻岩机、机器人操作臂等，采集关键性样品返回地球，为下一步载人登月探测、建立月球前哨站的选址提供数据资料。
时钟慢慢走向2007年，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就要展开它飞向月宫的神奇旅程。
“天上才一日，人间已千年”，“嫦娥一号”在太空中的优秀表现，是地面上的航天科技人员苦心钻研、精确操控的结果。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器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嫦娥一号”是一个2米×1.72米×2.2米的长方体，两侧各有一个太阳能电池帆板，完全展开后最大跨度达18.1米，仿佛一只巨鸟。它重2350千克，载荷有CCD立体相机、成像光谱仪、太阳宇宙射线监测器和低能粒子探测器等科学探测仪器。它的主要任务是获取月球表面三维影像、分析月球表面有关物质元素的分布特点、探测月壤厚度、探测地月空间环境等。“嫦娥一号”计划绕月飞行一年，执行任务后将不再返回地球。
从10月24日开始，人们关注着“嫦娥一号”在太空中的行踪。这颗卫星也不负众望，一直为人们带来成功和喜悦的消息：
10月25日17时55分，地面工作人员向“嫦娥一号”发出第一次变轨指令后130秒，卫星近地点高度由约200公里抬高到约600公里，卫星第一次变轨圆满成功。
10月26日17时44分，“嫦娥一号”成功实施了第二次变轨，进入24小时周期轨道，远地点高度由五万多公里提高到七万多公里。
10月29日18时01分，“嫦娥一号”进行了第三次变轨，卫星远地点高度由七万多公里提高到十二万多公里，开创了我国最远航天测控的新纪录，进入绕地飞行48小时周期轨道。
10月31日17时28分，“嫦娥一号”进行了它的最后一次变轨，远地点高度由十二万多公里提高到三十七万多公里，进入114小时地月转移轨道。
完成了四次变轨之后，“嫦娥一号”开始脱离地球轨道飞向月球，此时它相对月球的运动速度是2.4千米/秒。由于月球引力不够强大，不能将“嫦娥一号”拴在身边，如果不减速，“嫦娥一号”就会一去不回头，离开月球和地球，飞进更加遥远的太空之中。“嫦娥一号”开始了它的近月制动过程。
11月5日11时15分，“嫦娥一号”卫星主发动机点火，第一次近月制动开始；11时37分，“嫦娥一号”卫星主发动机关机，第一次近月制动结束，进入12小时月球轨道。
11月6日，“嫦娥一号”实施第二次近月制动，进入近月点200公里，远月点1700公里，周期为3.5小时的轨道，运行三圈。
11月7日，“嫦娥一号”成功完成第三次近月制动，卫星进入周期为127分钟、环绕月球南、北极、高度200公里的极月圆形环月工作轨道，即将进行绕月探测活动，并向地面传回了事先准备好的30首歌曲。
11月20日，国家航天局宣布：“嫦娥一号”卫星工作正常，有效载荷公用设备打开。卫星已处于三体定向姿态，即太阳帆板跟踪太阳以保持供电，定向天线跟踪地球以保持通信，星上安装有效载荷的一面对着月球以利于科学探测。“嫦娥一号”正式开始了它的工作。
“天上才一日，人间已千年”，“嫦娥一号”在太空中的优秀表现，是地面上的航天科技人员苦心钻研、精确操控的结果。
这是一个孕育无数浪漫追月传说的民族，一个坚定迈向深空的国度，呈现给世界的第一幅全月球完整图景，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公布的月球影像图中最完整的一幅影像”。
我国的探月工程起步晚，但起点较高，一开始就跨越了难度相对较低的飞越探测和在月球表面硬着陆方式的探测，而是直接选择了发射环绕月球的卫星，并且对月球进行全球探测。
在“嫦娥一号”之前，我国发射的飞行最远的航天器距离地球八万多公里。但是月球距离地球三十八万多公里，大约是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离的10倍。进行绕月探测不仅要面对这样远的距离，而且要面对相比地球卫星更加复杂和严酷的环境。因此，实施探月工程对中国航天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2004年正式立项以来，中国的航天科技人员突破了轨道设计与飞行、三体定向、空间环境、远程测控通信四大技术难关，保障了“嫦娥”能够顺利飞天。
2008年11月12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了依据“嫦娥一号”卫星拍摄数据制作的我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从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梦想起飞，到第一张清晰、高质的全月球影像图“亮相”，中国首次月球探测走过了384天的旅程。
这幅图涵盖了神秘月境的全部“领地”：由“嫦娥一号”卫星拍摄的589轨图像数据处理完成，覆盖了月球西经180度到东经180度，南北纬90度之间的范围。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该图像数据完整，信息丰富，信噪比高，质量良好，在图像质量和影像制作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影像图质量很高，与肉眼看到的月球表面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一个孕育无数浪漫追月传说的民族，一个坚定迈向深空的国度，呈现给世界的第一幅全月球完整图景，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公布的月球影像图中最完整的一幅影像”。
经过整整一年的飞行和探测，“嫦娥一号”卫星共获得1.37TB的有效科学数据，圆满完成了科学探测任务。这批数据随后正式向有关科研单位移交，并全部对外公开，供全世界的科学家利用。美国宇航局官员表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会对“嫦娥一号”从月球获取的新数据非常感兴趣。
在探测任务结束后，“嫦娥一号”从距地球38万公里的绕月轨道上向地面传回最后一段语音：“经过一年的太空遨游，我的任务已经结束。我祝愿在‘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指引下，中国的探月工程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据了解，探月工程二期工程已经启动，“嫦娥二号”卫星计划于2011年年底前发射升空。
（禹墨）
汶川大地震救灾：风雨同舟 众志成城
汽车躺在路的中央，死了；房屋倒塌一地，死了；河水停止流淌，死了；烟囱断了炊烟，死了；商店狼藉满地，死了……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
这是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震惊世界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的场景。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震级达里氏8级，最大烈度达11度，余震三万多次，涉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10个省区市417个县（市、区）、4667个乡（镇）、48810个村庄。灾区总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受灾群众4625万多人。其中极重灾区、重灾区面积13万平方公里，造成69227名同胞遇难、17923名同胞失踪、374640人受伤，需要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510万人，房屋大量倒塌损坏，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工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多元，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更是举世罕见。
“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和强有力的指挥。”在前往灾区的飞机上，温家宝总理的话铿锵有力。
“这是国家的一场大灾难，也是对每个人的一场大磨难。”灾情发生之后，温家宝总理很快来到受灾地区震中汶川和受灾严重的北川、绵阳、都江堰等地，查看灾情，慰问群众，指挥救灾！
“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和强有力的指挥。”在前往灾区的飞机上，温家宝总理的话铿锵有力。
“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面对重大灾难，温总理以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奔波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留下了让所有中国人感动的点点滴滴。
“就是走，也要走到汶川”“就是步行也要尽快进入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千方百计进去，时间越早越好，早一秒钟就可能多救活一个人”……到达灾区伊始，就面临进入汶川震中的公路桥梁和通信设施全部遭到破坏的问题。温总理紧急部署工作，要求救援工作要抓紧时间，不得有半点儿等待和迟疑。
“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桥梁倒塌，彭州10万群众被堵山中。总理关怀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在电话中对救灾人员发火。
“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这是总理对前往汶川的部队领导发出指示。在人民遇到自然灾害、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时候，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更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我应该把你们照顾好……”总理哽咽着对绵阳地震孤儿刘小桦这样说。
嗅觉灵敏的外国记者，也一直关注着中国领导人在灾区的一言一行。“地震考验了中国领导人。”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13日报道，中国领导人迅速采取了行动，向公众表明他们正在全力抗震救灾。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注意到，由于灾区下雨地滑，温家宝在视察时不慎摔倒，手臂受伤，但他却执意不让医护人员为自己包扎伤口。“如果你现在看见他的样子，你马上就会哭的。”
记者还看到，在都江堰的小学，当抢险人员解救两名被困在废墟下的孩子时，在雨中一直弯腰查看救援情况的温家宝，流着热泪大声对孩子说：“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当经过排列着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的地方时，温家宝停下脚步，无言地对着遗体深深地鞠躬三下。
救灾行动中，军队之所以能迅速集结，也得益于中国领导层的迅速指挥。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这让灾区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韩国联合通讯社这样评论道。《泰晤士报》的评价则是“中国的领导人的反应速度和关注堪称楷模”。
为了证明“北京在救助自己的灾民时显示出理性和领导力”，《泰晤士报》拿这次地震跟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进行比较。“按照官方数据，那场地震的死亡人数为24万。在当时，紧急救援队伍完全措手不及。没有外国救援队伍获准进入。而这一次，中国的回应更敏锐、更成熟。北京表示感谢全世界的同情，接受援助。而且关于可能不需要外国救援工作者的说法，似乎是出于对中国如今有人力和经验应付（地震灾难）的现实评估，而不是出于防御性的保密。”美国《西雅图邮讯报》分析说，“中国公开处理灾难，并没有直接拒绝所有帮助，这本身就是进步的迹象。”美联社则把比较对象换成了缅甸风灾：“与缅甸政府在应对热带风暴灾害时的迟缓反应和隐瞒真相相比，中国的反应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飞翔。”“亲爱的宝贝儿，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汶川地震发生时，正是各个学校下午上课的时间，因而在地震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也是学生。尽管天灾不可抗，但在灾难中发生的动人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大爱。
当汶川县映秀镇的群众徒手搬开倒塌的镇小学教学楼的一角时，看到了感人的一幕：一名男子跪仆在废墟上，双臂紧紧搂着两个孩子，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两个孩子还活着，而“雄鹰”已经气绝！由于紧抱孩子的手臂已经僵硬，救援人员只得含泪将它们锯掉才把孩子救出。
这就是29岁的老师张米亚留给世界最后的姿势：“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多才多艺、最爱唱歌的张米亚老师用生命诠释了这句歌词，并用血肉之躯为他的学生牢牢把守住了生命之门。而他的妻子、同是该校老师的邓霞和他们不满3岁的儿子也被垮塌的房屋深埋在下面……
德阳市东汽中学教学楼坍塌。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该校教导主任谭千秋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四个学生。四个学生都获救了，谭老师却不幸遇难。
当灾难来临时，通江县洪口镇永安坝村小学24岁的教师苟晓超正在教学楼午休的孩子们中间巡查。突然，一阵地动山摇，整栋教学楼剧烈地颤抖摇晃，门窗玻璃纷纷碎裂……
“快跑，教学楼要垮了！”他一边大声呼吼，一边迅速抱起两名孩子直往楼下冲去。到了楼下，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他又返身冲向三楼，抱起两名孩子再次向楼下跑。刚到达一楼地面的最后一级楼梯时，顶楼轰然坍塌，他本能地将两个孩子“藏”在怀中，用自己弱小的身躯挡住从天而降的砖块……
献出年轻生命的苟老师，10天前刚刚举行了婚礼。
在绵竹一所幼儿园，当救援人员扒开废墟发现一位女教师时，她的姿势是用自己的背承受着水泥板的重压，身下却护卫着一个幼小的孩子。孩子活了下来，而这位年仅21岁的女教师却没能抢救过来。
更多的动情故事通过报纸、通过电视，触动了全国人民心中最柔软的那个地方。
在一堆废墟的间隙，一位已经死去的女子双膝跪着，整个上身向前匍匐，双手扶地支撑着身体。在她的身体下面躺着她大约只有三四个月大的孩子，孩子被包在一个红色带黄花的小被子里，毫发未伤。被抢救人员抱出来的时候，孩子还安静地睡着。随行的医生在被子里发现一部手机，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儿，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5月16日下午5点，在北川，11岁的张吉万背着3岁半的妹妹张韩，非常吃力地走着。同行的爷爷、奶奶已经老了，父母在外打工，小吉万勇敢地担负起小男子汉的责任。从早上5点出发，走了12个小时，他们最终在记者的帮助下，来到绵阳收容点。
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13岁的女孩向孝廉被楼上倒下来的水泥压在了身上。她的同学马健发现后，一边鼓励她坚持住，一边用双手刨开水泥块，整整用了4个小时，终于把她救了出来。而此时，马健的双手已经血肉模糊。
彭州市公安局民警蒋敏的妈妈、女儿、奶奶、外婆等10位亲人同时遇难。而蒋敏却日夜奋战在彭州抗震救灾第一线，用救助他人来告慰自己的亲人。在川北地震灾民庇护所，看到一些婴儿没有人喂养，“狠心”把自己才六个月大的孩子交给父母照料，女民警蒋晓娟自己则成为哺育灾区婴儿的临时母亲。
……
为了悼念在地震中死去的魂灵，国家为中国汶川大地震设立了默哀日，禁止一切娱乐活动。
2008年5月19日下午14时28分，全国为汶川大地震遇难者默哀三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拉响。
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在为地震中死去的同胞祈祷，祈祷他们在天国安息。
一点儿很小的善心，乘以13亿，都会变成爱的海洋；一个很大的困难，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如果说地震让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就是这地狱中的天使。在废墟中，有他们的身影就意味着生命的希望。每当发现一个幸存者，现场的医疗志愿者（医生、护士）就会进入废墟的危险缝隙间，为伤员进行急救，并鼓励伤员，不分白天黑夜地同死神进行着较量。
在灾区，随处可以看到手腕上、胳膊上系着红丝带的志愿者。他们组织有序，以几人为一组，集合在救援指挥部前，随时等待命令。
在红十字会的抗震献血站前，学生志愿者们排起蜿蜒数百米的长队，等待献血；在收治伤员的绵阳市中心医院，学生志愿者帮助医生转移着病人，大学生抬着担架运送着伤员，女孩子们帮助病人整理衣物，给伤员喂水喂饭；最小的志愿者是小学生，他们负责清点着汇集来的救灾物资，并认真地一一登记……
对于灾民来说，精神救助和物质救助同样重要。尤其严重的心理阴影，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生活。这时，很多心理专家志愿者到来了，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心理援助！
解放军赶来了；武警官兵赶来了；公安干警、消防战士赶来了；他们是人民子弟兵！这一次，是最多的现代化兵种协同作战，三军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第一线。这一次，中国空军大规模的集结调动，空运、空降、空投，超越极限。
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央电视台启动24小时对现场情况滚动直播。“国家电视台打断正常的节目播放，直播四川地震的最新情况。平时晚上连播的电视剧也被采访灾区居民和幸存者的节目代替。”《澳大利亚人报》如是赞扬道。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昆廷·萨默维尔形容说，这是他在中国所看到的媒体对紧急情况报道最快速、最公开透明的一次。
“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现在我们要说：一点儿很小的善心，乘以13亿，都会变成爱的海洋；一个很大的困难，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总理这句话成为汶川地震救灾的口号，鼓舞着全国13亿人民不畏艰险，不怕困难，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也鼓舞着全国人民为震灾捐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5·12”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开始，所有的中国人空前地团结了起来，各方力量紧急援助。主席和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抗震救灾的最前沿，为灾区民众排忧解难。而所有中国人，更是掀起了巨大的募捐风暴。上到企业家、各类明星，下到普通的农民和下岗工人，无不慷慨解囊，踊跃奉献，整个华夏大地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众志成城，抗震救灾！”
在CCTV汶川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现场，一位企业家手举着捐献3000万的红牌，但很快又追加了7000万。这是来自天津的企业家张祥青。作为1100万天津人民的代表，他要把这笔捐款用来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建起“震不垮的学校”。张祥青的哥哥张祥文说：“那是应该的，我们都是唐山地震孤儿，有能力了，就应该回报社会。”
有一组数字，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的“风雨同舟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
地震发生后，2008年5月15日左右，国家民政部与财政部共拨救济款2个亿；
截至5月20日13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139.25亿元，其中捐款125.16亿元；
截至8月11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592.73亿元，实际到账款物592.13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238.13亿元；
截至2008年9月份，为汶川大地震救援和重建，各级政府共投入809.36亿元；
……
中国政府已经承诺，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耗资1万亿元，完成对四川、甘肃、陕西重灾区灾后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使广大灾区基本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努力把灾区建设成为安居乐业、生态文明、安全和谐的新家园。
地震毁坏了我们的家园，但坚强的人们没有被震垮，新的家园将在废墟上重新建起。
（李艳丽）
北京奥运会：2008年的辉煌
2008年8月8日晚，全世界在屏息等待。8时许，永定门焰火升腾，在空中形成一个长200米的“大脚印”。脚印一左一右地交替向前，仿佛一个跨越时空的巨人，沿着北京城古老的中轴线，一步步向国家体育场“鸟巢”走来。
12时许，“体操王子”李宁高擎火炬，徐徐升到空中，巨大的“祥云”卷轴悠然展开。奔跑在一片火红中的李宁，仿佛逐日的夸父，一步步迈向所有心跳汇聚的地方：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火炬塔。0时04分，喷薄的火焰如巨龙飞腾，熊熊燃烧的奥林匹克圣火让欢乐照亮了全世界。
从永定门到“鸟巢”，“大脚印”迈出了29步；
环绕国家体育场空中一周，李宁奔跑了500米；
实现奥林匹克的梦想，中国人走过了100年。
“无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
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向国人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三个“何时”，带着愤懑，带着期许，带着不屈的追问。
1932年，一个名叫刘长春的大学生只身在海上漂泊了23天，到达美国洛杉矶，参加了第10届奥运会短跑比赛。一名美国记者写了一篇名为《刘长春——代表四亿人口的唯一运动员》的报道，以嘲讽的口气质疑：“中国人也会跑吗？”那一次，刘长春未能进入复赛。
1936年，中国运动员符保卢进入了在柏林举办的第11届奥运会撑竿跳比赛的复赛。但由于代表团连一根撑竿跳的竹竿都没带，所以每次比赛前，符保卢都要鞠躬向一个日本运动员借一根训练用的旧竹竿。
1948年，中国派出33名运动员参加了伦敦奥运会五个项目的比赛，但代表团却住不起奥运村。奥运结束后，代表团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解决了路费难题，才得以返回祖国。
历史的篇章，一页页地翻转。新中国的历史，不再是屈辱和压抑。
1979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新中国重新回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
1984年，同样是在洛杉矶，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射落了中国奥运史上的首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共获得了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名列奖牌榜第四位。
经历了1993年申奥以两票之差惜败于悉尼之后，2001年，世界选择了北京，选择了中国。
北京奥运会上，共有24人8队46次打破38项世界纪录；85项奥运会纪录被刷新，创下了刷新奥运会纪录之最；204个国家和地区来到北京参赛，为历届奥运会参赛成员最多；87个国家和地区夺得奖牌，为历届奥运会奖牌分布面最广。
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创造了9秒69的人类速度之最，美国游泳选手菲尔普斯以8枚金牌创造了个人单届奥运会金牌数之最，英国小将阿德林顿改写了尘封19年的女子8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创造了终结“沉睡纪录”之最。
而中国军团，以51枚金牌登上金牌榜首位，更是创造了历届奥运会中国夺金之最。从2004雅典奥运会的32枚金牌、63枚奖牌到2008北京奥运会的51枚金牌、100枚奖牌，中国军团的神速进步，令世界惊叹。百年奥运史上，中国是第一个荣登金牌榜首位的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00年前国人的三个疑问，终于在2008年都有了解答。而且，今人创造的显然比前人期望的更多。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代表团陈述人之一何振梁先生在发言中告诉世界：“无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
这一天终于来了，中国人的确创造了历史。
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们，向全世界传达出中国年青一代积极向上、乐于奉献、文明热情的美好群像，被外国媒体称为“鸟巢一代”。
2001年的那一晚，何振梁在申奥陈词中还告诉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选择北京，你们将在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将奥运会带到拥有世界上1/5人口的国家，让十亿人民有机会用他们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
何振梁并未虚言。调查显示，94.6%的北京市民支持申办奥运会，而中国人对奥运的支持率竟然超过了99%。这令外国媒体难以相信的数字，最直观地反映了十几亿中国人的期盼和热情。
能够直接为奥运会服务的志愿者岗位，更是受到人们的追逐。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报名人数达到1125799人，其中908334人同时兼报残奥会志愿者岗位。最终录用了来自98个国家和地区的74615名志愿者，这些数字均为历届奥运会之最。
当聚光灯打在运动场上的明星身上时，无数为他们服务的志愿者在大众的视线之外默默工作着。他们在比赛场馆外冒着烈日酷暑引导车辆，在更衣室内一遍遍为运动员发放毛巾、打扫房间、清理垃圾，在排球训练馆内每天弯腰捡球、擦球一千多次。许多志愿者不能亲临比赛现场，即便在现场，也无法观看比赛。用一位志愿者的话说，“我们是离奥运最近的人，也同样是离奥运最远的人。”
但是这些可爱的志愿者们有他们的幸福：当自己的工作受到了中外运动员和嘉宾们的称赞，他们懂得了参与和奉献的快乐；当与同伴们辛苦共尝，甜蜜分享，他们感受到友谊和热情。所以，他们的脸上，永远挂着阳光般的笑容。
8月的北京，走在任何一条大街的十字路口，只要有需要，志愿者们就会上来帮忙。所有到过奥运场馆的人都感觉到，当你与一个志愿者的视线交会超过3秒钟，他（她）就会点头致意，继而绽放笑容。他们的工作，像润滑剂一样使奥运会顺利运转；而他们美丽的心灵，更让这个竞争的聚会充满了融融暖意。
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中，有一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他们讲着流利的外语，带着真诚的微笑，向全世界传达出中国年青一代积极向上、乐于奉献、文明热情的美好群像。韩国的媒体把他们称为“鸟巢一代”，认为这一代人作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流，必将担起国家和民族的大任。而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一向顽固反华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忍不住惊呼：“北京的青年志愿者亲切而不卑不亢，和日本的大学生不同。他们对国家前途明显充满了希望，他们让人感到青春的跃动，真是了不起！”
“有一个梦/由我启动/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海阔天空/我是阵风/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每一个人/一样有用/自告奋勇/不约而同/忘了自己/快乐心胸/我是明星/点缀天空……”这首奥运会志愿者的歌曲，曾在8月的北京一次次被唱响。奥运已经结束，但是志愿者们的美丽微笑，已经成为“北京最好的名片”留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中。
“国际奥委会绝不后悔将奥运会主办权交给北京。北京奥运会的巨大魔力和完美无瑕的组织工作将取代一切争论。”
南起永定门，经正阳门、天安门、神武门、地安门、钟楼、鼓楼，全长约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是世界城市史上极为罕见的一条建筑艺术线。今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又在这条古老的艺术线上增添了新的风景。
中轴线的最北端，2008北京奥运会的两大标志性建筑物——椭圆形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和方形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遥遥相对。国家体育场的钢结构组件相互支撑，形成网格状的构架，外观看上去就仿若树枝织成的鸟巢，其中包含着一个土红色的碗状体育场看台。中国传统文化中镂空的手法、陶瓷的纹路、红色的灿烂与热烈，与现代最先进的钢结构设计完美地相融在一起。
而“水立方”则是一个177米×177米的方形建筑，内层和外层都安装有气枕，并被包裹上了一层布满酷似水分子几何形状的薄膜。因为弯曲的表面反射阳光，使整个建筑的表面看起来像是阳光下晶莹的水滴。如果置身于“水立方”内部，就仿佛进入了海洋中的一个个水泡一样。
“鸟巢”与“水立方”一方一圆，一蓝一红，形成了一种微妙均衡的关系，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天圆地方”的古老理念。包含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各种建筑工艺，令它们不仅壮观美丽，更具有各种节能环保和人性化的设计特点。国际建筑界的专家都认为，“鸟巢”和“水立方”在世界建筑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将为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建筑发展提供历史见证。
与“鸟巢”和“水立方”一样，国家体育馆、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北京大学体育馆、英东游泳馆等31个散落在北京城各处和六个分布在香港、上海、青岛等城市的奥运会场馆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北京奥运会期间，一项项世界纪录在这些场馆中被刷新。北京奥运会之后，奥运场馆则开始对市民开放，让更多的人享受体育的快乐。
精美绝伦的奥运场馆和无微不至的志愿者服务实际上只是北京奥运会的一个侧面。一直密切地追踪和关注着北京奥运会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对北京奥运会的各项组织工作都非常满意。他说，北京奥运会交通工具非常准时，奥运村优美大方，赛事转播无懈可击，开幕式则是“奥运史上最美的一次”。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对着某些境外媒体的质疑，罗格对东道主的组织工作给予了“完美无瑕”四个字的评价。他说：“国际奥委会绝不后悔将奥运会主办权交给北京，北京奥运会的巨大魔力和完美无瑕的组织工作将取代一切争论。”
2008年8月24日，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闭幕式。全世界都在猜测，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将会给这届奥运会以怎样的评价。当罗格的话音落下，全场的观众沸腾了。他说：“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16个光辉的日子将在我们心中永远珍藏。”
上个世纪，“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曾经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两次申办，七年筹备，百年追梦，一朝梦圆，中华民族的奥运之路，折射出民族兴衰的沧桑历史，奏响着民族强盛的辉煌乐音，记载在奥林匹克的史册中，更铭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坎上。
（禹墨）
海峡两岸实现“三通”：漫漫长路60年
2008年12月15日，中断60年之久的海峡两岸直接通航、通邮和通商全面启动。
从1949年到1979年，海峡两岸因武力对峙经历了30年的完全隔绝期。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议两岸实行“三通”，开始了两岸直接“三通”的推动之旅，这一过程同样花费了30年。
从“三不政策”到“小三通”的实现，我们用诚意艰难地打开一道门。
海峡两岸在经过30年的隔绝之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两岸实行“三通”的倡议，努力开启已经中断30年之久的两岸各项交流交往。同年4月，台湾当局却以“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予以回应。两岸“三通”大门一时无法打开。
然而，大陆方面于1979年率先开办经由第三地的电报、平信等业务，并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陆续开通两岸小额贸易、吸纳台商来料加工装配与合作生产等投资，为两岸“三通”的实现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尤其是1985年以后，大陆方面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推动两岸“三通”的七个法规，对两岸“三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87年台湾当局被迫开放大陆探亲后，台湾民众和企业家到大陆探亲观光机会增多，带动了两岸经贸往来。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即“22条”），以及大陆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热情。由于两岸人员往来增多、两岸经贸等活动频繁，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当局不得不改变“三不政策”立场，容许两岸经贸活动在“间接、单向、局部”的范围内进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在转口贸易、间接投资和劳务合作等方面粗具规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台湾民众到大陆的探亲旅游等活动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大陆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吸引了大批台商到大陆进行投资贸易等经商活动。为此，他们希望两岸直接“三通”的呼声也逐渐升高。台湾本土民众的呼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陆方面用诚意在艰难的境况中打开了一道门。
然而，在李登辉主政下的台湾当局出于政治因素考虑，对两岸直接“三通”始终抱着欲迎还拒的态度，声称两岸直航会对“台湾安全”造成重大影响……李登辉主政后期紧缩大陆政策，包括对大陆经贸政策实行“戒急用忍”。1996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宣称，“以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9月14日和10月21日，李登辉又在另外两个场合提出对大陆投资要实施“戒急用忍”政策。
尽管如此，大陆方面于1996年8月公布了《台湾海峡两岸间航运管理办法》和《台湾海峡两岸间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办法》。1997年4月起，福州、厦门至台湾高雄港的试点直航启动。但因台湾当局的限制，两岸贸易货物不能由试点直航船舶直接运送，而须经第三地中转。此后，两岸关系又因李登辉的“两国论”而陷入僵局，令两岸直接“三通”在李登辉当局的不断干扰下未能实现。
陈水扁上台后，在各方压力下，2001年台湾召开了“经济发展会议”。陈水扁当局不得不将李登辉时期的“戒急用忍”政策调整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面对快速发展的两岸经贸关系，以及岛内要求开放两岸“三通”的高涨呼声，陈水扁当局在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不得不作出点儿样子，以表明其“兑现”在竞选时的有关诺言。
但是，在具体行动上，陈水扁当局则是“小脚牛步”，以开放“小三通”应付岛内各界的“大三通”要求。所谓“小三通”，是指分阶段开放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货物和人员直接往来。由于陈水扁当局竭力推行以“台独”意识形态挂帅的两岸政策，在两岸经贸关系上难有作为。2006年，陈水扁在元旦讲话中抛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主张，改变了先前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政策立场，再次对大陆经贸采取紧缩政策。总之，因陈水扁当局在直接“三通”的两岸双方关系定位上引入“一边一国论”，并在两岸协商问题上坚持“公权力介入”的立场，令两岸直接“三通”难以在陈水扁时期实现是可想而知的。
正是在大陆方面和台湾相关业者与热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台湾当局对两岸直接“三通”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不断被拆除。
两岸直接“三通”走过了漫长的60年路程，尤其是后30年，它的实现倾注了大陆方面和台湾相关业者和热心人士的多年努力与心血。
就两岸空运来说，两岸航空业者终于在2003年实施春节包机。但受制于陈水扁当局的限制政策，春节包机必须中停港澳，台湾航空业者只能单飞、单向载客，大陆航点只有上海一个。2004年受陈水扁当局的干扰，两岸春节包机未能实施。2005年春节包机恢复，大陆航点新增北京和广州两地。2006年两岸节日包机扩大到四个传统节日，即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2008年7月4日起，两岸实施周末包机，但仍需经由香港飞航区转飞。
即便如此，周末包机直航和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旅游等仍受到在野的民进党和“台独”分子的强烈批评，称这样会对欧美旅客形成“排挤效应”、台湾将“付出环境代价”、大陆游客会带来“传染病”、台湾“非法劳工”和间谍活动会增多、是“置台湾国防安全于不顾”、台湾的“心防会渐失”……
然而，两岸关系走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到了相当密切的程度：2007年两岸人员往来约为485万人次，两岸贸易额超过1244亿美元，大陆实际利用台资金额累计达457.6亿美元。频繁绵密的两岸各项交流活动势必要求打破台湾当局所设定的“间接、单向、局部”的政策。所幸，今年5月国民党重新在台执政，摒弃了以往台湾当局的僵硬立场，承认“九二共识”，并采取积极务实的做法处理两岸关系。
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11月4日两岸就空运、海运、邮政和食品安全问题签署四项协议，从而促使两岸直接“三通”局面的形成。正是在大陆方面和台湾相关业者与热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台湾当局对两岸直接“三通”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不断被拆除。从“三不政策”到间接单向，由间接单向到直接双向，由“小三通”到“大三通”……近30年台湾当局的种种限制政策措施陆续被突破。仅以两岸航空为例，从节日包机到周末包机，由周末包机到航班正常化，由中停或飞经港澳到“截弯取直”，两岸直接“三通”的实现经过多少曲折与磨难，这一局面的形成实在是来之不易。
沉重是因为这一次短短的飞行，让多少两岸人民从少年等到白头，甚至许多人都已逝去，无法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兴奋则是自己成为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的见证人。
2008年12月15日清晨7点20分，随着深航ZH9095航班从深圳机场起飞，这一跨越了30年的等待，终于成为现实。经过81分钟的空中安全飞行，航班于上午8时41分稳稳地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首班两岸直航常态包机取得圆满成功。
据介绍，完成首班两岸直航常态包机的深航，一直心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在“大三通”实施前，深航就不断为两岸人民往来提供着力所能及的帮助。在2006年，深航就利用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理条件，推出了“两岸三地·一票通”特色服务产品：旅客在内地城市只需要一次性购买“两岸三地·一票通”产品，就可以便捷地到达台北和高雄；同样，台湾的旅客也可以在台湾通过购买深航“两岸三地·一票通”产品直接到达内地城市。
在“大三通”实施前夕，深航更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国台办、民航局及深圳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为了两岸直航而积极奔走，为开辟深圳—台北航线做了大量工作。为飞好台湾直航包机，深航早在两个月前就开始了对包括航路、机场选择、飞行员和乘务员挑选及机上餐食等方面的充分准备。而深航高级顾问李泽源更是高度重视直航包机事宜，积极督促相关部门作好直航包机的准备工作。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当乘务长在飞机上为乘客朗诵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时，无论是机组人员还是乘客，人们的心情都是沉重的，但更是激动的。沉重是因为这一次短短的81分钟的飞行，承载的却是两岸人民60年的苦苦等待；激动则是因为自己成为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的见证人。
两岸“三通”实现，走过了漫漫长路60年。
2008年12月15日，这个日子无疑将载入两岸关系的史册，其重大意义亦将由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期而逐渐显现出来。
（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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