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架旁边有一堆当发火柴用的木料。我从中挑了十几块板子，准备给青蛇做一个窝。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脑子里却在想，她今天会出现吗？我昨晚上梦见她了。或许那不是梦，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声音和体温都感觉到了，只有结尾是模糊的。半夜里起床撒尿，不想去厕所，想把雀雀从席子上的洞伸出去撒掉算了。刚站在那儿，她来了。我很不好意思，她却示意我没关系。席子外面只有两尺多宽，然后是三米高的土坎，土坎下面是玉米地。住这排房子的人都这么撒尿，劲大的能撒到玉米上去，打得玉米叶哗啦响。我把雀雀从洞里拔出来，没有立即把裤子拉上去，并不害羞，好像就这样也没关系。“我是来看翠青蛇的。”她说，瞧了瞧我的床，我的柜子，我的小方桌。“它在床下面。”我说。“我看看可以吗？”“当然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她一手撑在床上，侧身弯腰往床下探望。我搂住她的屁股，并且顶在那里。“没看见呀。”“还要把头低下去点，它在那里边。”她的腰越弯，越方便我抱她。她发现后，回过头问我：“你这是干什么？”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对对对不起。”我口干舌燥地说。“你应该给我讲一声的。”我的脸更红了，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但我不想就此放弃。“你看你，我还穿着裙子呢。”可不是，她穿的是那件雪白的连衣裙。“你真的想进去？”我点点头。我想说我太想了，都想了好多年了。她笑了笑，笑得很好看。“你呀、你呀。”她的大腿暖融融的，醒来后仍然记得。刚接触到那儿，我就预料到自己行将结束，严格说还没到那儿，我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在哪儿，抵在一个似是而非的地方，只感到前端一热，刹那间一泻而出。
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她真的来到我的屋子里，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我没那么龌龊，她也不可能那么随便。她要是醒在我的梦中，即便不生气，肯定也要嘲笑我乳臭未干吧？
“你在干什么？弄这么多木板。”曾萝卜站在门口，屋子里的光线一下暗了许多。他每天吃完早餐都把碗寄放在我这儿，下课后就不用回去取碗了，直接在这儿拿碗打饭。“不干什么。”我说，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养了条蛇。“吃早餐没有？”“吃了。”“噫，你屋子里一大股味道，你是不是把屎拉在床上了？”“放你的屁。”曾萝卜拉开被子，没看到屎，看到那团东西了，昨晚上留的印痕。“画地图了？”他嘻嘻笑。我的脸刷地红了，又羞又气。“嘿，还不止一处，画的是世界地图啊。”我生气地看着他，他说：“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我半信半疑地看着他，他说：“我只要你给我买盒烟，带嘴的银杉。”“你要说话不算数呢？”“不算数你可以骂我，嗯，不行，骂人又骂不痛。你可以打我，可你打不过我。这样吧，你可以告我老头，说我偷饭票买烟抽。”他从不叫父亲爸爸，不管什么时候，当着他的面也叫他老头。
曾萝卜走后，我把被套拆下来，换了床干净的。我的饭票由祝伯伯按定量给我的，要给曾萝卜买这盒烟，我至少十天勒紧裤腰带，我没有任何零花钱，只能靠节食来凑这笔保密费。这时上课铃响了，我忙夹起书往学校走。所谓的学校，也就是一栋木瓦房，本来是村子里的粮仓，生产队解散后，不再作粮仓了，在风里雨里淋了好几年，要不被地质队买过来，都要朽趴下了。墙壁虽然也是木板，但比一般房子厚，没有缝隙，隔音效果比较好，所以用来作教室。整个学校只有三十来个学生。要两年或者三年才能凑齐一个新班，同班同学的岁数因此相差很大。有的人上一年级已经十岁了，而有的人才四岁。我们班七个人，六个男生一个女生，除了第一名，其他名次都没什么可骄傲的。学生少，老师也少，小学初中高中的课都是他们上。这几个老师以前都是搞地质的，师范专业的老师不愿来，只好请他们改行。
走进教室，高原果果还在吃早餐。他住在最上面排房子，除了李元强，他离学校是“最远”的了，其实也就七八十米，可他还是嫌远，经常把面条端到教室里吃。村子里的人不吃早餐，早餐这个词在他们听来很洋气，他们只吃两顿饭。每天这个时候，李元强是最难受的，他尽量不去看高袁果果，那副样子难以形容，既想抢过碗搞两口，也想干脆给高袁果果两耳光。曾萝卜在表演《加里森敢死队》。他用不同的声音学几个人说话，他不光以假乱真地模仿剧中人的声音，还惟妙惟肖地模仿每个人的表情。戏子爱叼一支雪茄烟，曾萝卜以钢笔作道具，让人感觉那真是一支雪茄。不过，更让人称奇的是十几年后，当我们聚在一起回忆甲定的快乐时光，他还能把当年的电视剧台词背出来。
我们已经一个星期没上语文课了，语文老师生病到遵义看病去了。我们对学习一向是无所谓的，高中毕业后到地质技校学习两年就可以在地质队工作。前面已经毕业了二十三个人，没有一个考上大学。只有个别心气高的家长，觉得在地质队当工人是可怕的，是没有出息的，上到高一就托人情找关系把孩子转到城里去。去年我们班就转走了三个。他们转走后就和甲定彻底脱离关系，从此以后音讯杳无，其实要打听他们的音讯并非没有渠道，他们的父母还在矿上，只是因为嫉妒，觉得人家从糠箩跳进了米箩，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留下来的人没有兴趣了解，也不想去了解。
高袁果果把空碗放在桌子底下，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匕首，是他用锯片做的，样子难看，但非常锋利。他崇拜酋长，酋长的飞刀神出鬼没，眼神还没到，飞刀已经应声而出。高袁果果把刀往柱子上掷，偶尔一次扎在柱子上摇晃，他便“哈”的一声，给自己喝彩。
上课时间过了十多分钟，以为语文课又这么混过去了，这时一个人走了进来，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是她，她居然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一进来我就看出来了，她从没上过讲台，是镇定了好一阵才进来的。从看见她的紧张那一刻起，我就比她还紧张，比她还六神无主。我的心跳得厉害，以至脑子什么地方嗡嗡响，手心发麻。我的心和她的心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她担心受到挫折，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她害怕出现什么差错，我也害怕她真出现什么差错。
她把书放在讲桌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大家，脸已经红透了。她越过我们的头顶，朝后面的墙壁看了看。后面什么也没有，我知道的。“上课。”她说。她的声音是从喉咙里逼出来的。我忙把书摆好。她说：“从现在起，由我来给你们上语文课。”仍然在字斟句酌，但是比刚才那句好多了。“我上不好，请你们谅解。”
我出汗了。曾萝卜笑嘻嘻地说：“不要紧，我们学得也不好。”曾萝卜说的是实话，可他的表情让我很是恼火，像在戏弄谁，在嘲笑谁。哼，这家伙太坏了。她没穿昨天那件连衣裙，今天穿的是蓝色半袖T恤，和一条黑色的“踩踩裤”。我不知道这种裤子的正式名称，只知道当时特别流行，是从舞台上移植到民间来的，布料弹性很好，裤腿比一般裤子多出一个布带，把布带套在脚底，有点像后来出现的连裤袜。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华华。这个名字让我的心再次怦怦乱跳，就像是早已藏在心里的秘密，一直不好意思说出来，它今天却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本来，我应该为自己的胡思乱想难为情，可是相反，我感到的是莫名其妙的激动和某种程度的自豪。这两个字给人一种高贵感，我不知道这种高贵感从何而来，这在别人看来肯定会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可我不一样，从此以后的许多年，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看到这个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人，华山，张华李华王华，只要其中有一个华字，她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有一次在台北参加画展，住进位于中正区汉口街的华华大酒店，我居然浮想联翩，一宿未眠，好像酒店和她的名字一样，她就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似的。但是，在别人面前，我却难以开口把这个名字说出来，就像特别拗口，特别不自然似的。
第二节课是数学。数学老师是位气质型的人，又高又瘦，如果他前一节是给小学生上课，再来给我们上课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把我们当成小学生，就像刚骑了辆自行车，一下子改骑摩托，他的腿会不习惯地去寻找踏板在哪儿。我听得厌烦，拿出草稿本画猫。来甲定之前，我曾在磨沟汞矿上到三年级，在砂子哨磷矿上了四年级和五年级。在磨沟的时候父亲养了三只猫，搬到砂子哨后，有两只失踪了。剩下那只莫名其妙地死了。来甲定后买了一只黑猫，这时我已经十二岁了。我和这只猫在一张床上睡了好几年。黑猫去年冬天死了，吃了被毒鼠强毒死的耗子，倒在屋后的玉米地里，我找了好几天才找到它。黑猫是最聪明的，但性格孤独，自私而且爱嫉妒。本想再养一只，去了几次镇上，专门去买猫，都没遇到喜欢的。黑猫的死让我很难受，仿佛父亲离我而去还不够，连猫也要离我而去似的。
第三节课又是语文，她进来的时候我还在画猫。她走到我面前，我闻到一股香味，抬起头来发现她正温柔地看着我。她说：“嗯，画得不错嘛。”我脸红地摇摇头。她问：“想当画家？”我再次摇头。我喜欢画猫这不假，但我从没想过要当什么画家。“你叫什么名字？”“他叫马也！”高袁果果大声替我回答。她看我画画的时候，其他人早就围了过来。“蚂蚁？”他们哈哈大笑。“他不叫蚂蚁，他叫野马。”高袁果果幸灾乐祸地说。她拿起我的作业本看了看。“马也？好特别的名字。”你的名字不也很特别吗？我在心里想。她的声音亲切可人，传入耳朵，振动鼓膜，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我和她相距三十五公分，我的双眼和她的胸窝齐平，那里有一股股热量，正源源不断地向我袭来，每一股都有零点一毫克的重量。
没有比得到她的欣赏更幸福的了。尾椎骨痒酥酥的，就像那里原本可以轻轻摆动，因为幸福得不行！她问：“你就画猫？不画别的？”我点点头。自私地想，要是只有我和她就好了，这样我就有好多话可以对她说。这正是猫的性格之一，得到主人宠爱的猫不喜欢客人，尤其是小孩，嫉妒心特强的猫会攻击陌生小孩，举起爪子扇小孩的耳光，力量不大，但利爪极有可能伤害小孩的脸。她说：“应该给你举办一个画展。在教室里也行啊。”这节课她从容多了，而我也不再紧张。她的声音清脆利落，声声入耳。有什么东西正在改变，好像是空气，也好像是身体的某个部位，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这种改变正在到来。
C刘爱：画廊
我发现，我正在向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靠近。他的画廊在一座高架桥下面的夹层中间，这是一个花鸟市场，先经过水淋淋的卖金鱼的鱼市，再闻着花草的泥腥味到旧书刊区，在古玩杂货之间钻来钻去，最后才在市场的尽头找到了猫人画廊。有一个人正弯腰低头在工作台上切纸。我问他：“马也在吗？”干活的人抬起头看我，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他看了我一眼，红着脸说：“马老师不在。”“他什么时候来？”“他到北京去了。”我不再问，大男孩便埋头干他的活，也不问问我是干什么的，就像我不存在一样。墙壁上没有一幅画和猫有关。除了十几幅山水画和几幅书法作品，还有一幅俗不可耐的“雄鸡报晓”套色木刻，我认真看了看签名，都不是马也的。“你是他的学徒吗？”我实际上想说，你是给他打工的吗？“我是他的学生。”他说。我问：“向他学画画？”他说：“我想考艺专，在这儿补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月琴。”他的脸又红了，大概是为自己有一个女生名字而害臊。我忍住笑：“你觉得马老师这人怎么样？”他说：“马老师是一个好人。”“哪些地方好？比如有哪一件事让你觉得他是个好人。”
王月琴用拇指咔咔地玩弄着裁纸刀，想说点什么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似乎不是因为他的老师像好人的地方太少，而是太多了，多到很普通的程度让他不知从何说起。“随便说说，说什么都行。他教哪一门？”“语文。”我摸出口香糖，自己拿了一片，叫王月琴也来一片。我本意是叫他放松一点，多说一些他老师的事情，哪知他不但红着脸拒绝，还再也不敢看我了，只顾低头干活，我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从王月琴的口中得知，马也在一所中学支教两年，回到贵阳后开了这个画廊。王月琴高中毕业后想考艺专，连考两次都没考上，家里不让他再去复读了，马也把他接出来，让他一边学习裱画，一边给他补习，让他明年再考。这个闷葫芦说的事太平淡了，没有哪一件事让我感动，心里不禁有些担忧，这样下去怎么完成采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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