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养蛇的事在甲定人尽皆知，只是说法不一。有人说我性格里有阴郁的成分，所以喜欢蛇。这是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的说法。有人说我是因为孤单，父亲失踪了，母亲又不理我，我养的是玩伴，这是那些心肠柔软的家属的说法。而那些打勘探井的工人，则认定我养蛇是因为顽劣，是吃饱了没好事干。他们都知道我的蛇喜欢吃蚯蚓，翻地时掘到蚯蚓都会叫我去拿，或者干脆用葛叶包好给我送来。好多家属开垦了荒地，秋天种白菜萝卜，春天种玉米和大豆。开始是闲得无聊找点事做，后来有人把玉米挑到旧盘去卖掉了，虽然没几个钱，但勾起好多人致富的梦想，荒地越开越宽，好多工人下了班就去帮家属种地，还不时为土地的边界发生纠纷，结下的仇隙几十年不能弥合。曾萝卜家养上猪后，矿上的猪圈在一夜之间增加了几十个。有人还养长毛兔，海狸鼠疯狂的时候养过海狸鼠。鸡鸭猫狗这些常见的家畜，养的人就更多了。
翠青蛇比刚来的时候长了一点，但受伤的部位没能彻底康复，大概是脊椎骨受损，游动时一眼就能看出来，它的身体像盛水的管子，受伤之处堵住了，水流到那儿不流了，滞塞了，堵塞让尾巴灵巧度减弱了，气势也没有了。它能够辨别我的声音，我上课去了，它就到屋子外面去觅食。我回来后，只要我咳嗽一声，或者仅仅是脚步声，它都会在几分钟内回到屋子里。为它制作的箱子它不太满意，几次捉进去它都没待多久就跑出来了，还是喜欢待在那两只大皮鞋之间。每天晚上从电视室回来，我都要蹲在床下，小声喊“爸爸、爸爸”，这时它就会探出头来，一声不吭地看着我。
我在一篇作文里写了这条蛇，赞扬它聪明、温驯。我是写给华老师看的，我希望她读后来看看翠青蛇。她在班上宣读了这篇作文，还叫我正正规规地誊抄后贴在后面的“学习园地”上。可她没来看翠青蛇，后来我才知道，她和高袁果果一样，对蛇始终怀有恐惧。
每天下午，我能准时听到她的歌声。她的歌声和我养的那条蛇一样，也是尽人皆知的。好多人都称赞她唱得好，但也有人暗示这是风骚和做作。她的歌声仍然和第一次听见时一样，心里会莫名其妙地忧伤，总觉得她和她的歌声不属于甲定，甚至不属于人间。
那次翠青蛇幻化成骷髅似的爸爸，大约是下午七点半左右，每天不管在什么地方玩耍，我都会在这个时候回到屋子里。如果爸爸的灵魂还在，我希望和他接通，希望神迹会再次显现。
当那个震动甲定甚至震动整个旧盘乡的消息传开时，我反倒比任何人都平静。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传了多远，如果传到遵义，我相信那里也有不少人会感到惊讶。
有一天，从离甲定矿区六公里远的水文观测站传来一个消息，几年来不定期在那里搞水文观测的技术员从水里捞起五六块长短不一的骨头。那是甲定矿区下面那条暗河的出口。矿上领导听了汇报后，立即叫人进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测。因为骨头浸水后是要沉底的，只有干枯的疏松的骨头才会漂在水面上。祝伯伯他们从旧盘乡买来铁丝网，把它插在水里，以免骨头从水底溜走。没有人怀疑这不是我父亲的遗骨。而我，更是把它当成不久前那个奇迹的印证：他就要从黑暗的地底下出来了，所以显现给我看。
第二天，他们一无所获。第三天，他们从筛子下面捞起几块小骨头。祝伯伯从观测站回来的时候精疲力竭，头发乱蓬蓬的，看上去像一个吓唬麻雀的稻草人。他已经两天没睡觉了。他叫我看那些骨头。骨头泡在水里的时间太长了，钙质被水带走了，晾干后轻飘飘的。只有那么点儿，太少了，少得让我无法把它们和完整的爸爸联系起来，它们虽然是实在的，任我怎么看也不会消失，但它们远远没有我看见翠青蛇变成的骷髅更让我感动。
矿上的人是这样推测的：我父亲摔下去被水冲走了，可暗河里的巷道太窄，流水的力量把他紧紧地卡在某个地方，等到肉体腐烂后，骨头散落了，被水带了出来。那么他是摔下去的时候就死了，还是卡在某个地方，在恐惧和绝望中死去？想着，让人心惊，让人感到一种绵长的恐怖。接下来几天，他们没有再捞起一块骨头。又过了十多天，他们把流筛拆了。其余部分也许早就被水带走了，也许仍然卡在某个黑暗的地方出不来。这件事在流传中被夸大了，说洞子里冲出来的是一具完整的尸体。甚至更离奇，说那人从洞子里出来的时候还有一口气，还没有死，守在洞口的人没及时处理，结果遗憾地死掉了。
而甲定村的人，则认为那些骨头不一定是我爸爸的，因为在甲定村有三个漏斗状大坑，当地人叫消坑，这些消坑和地下暗河是相通的，村里人养的猪病死了全都往消坑里丢。也就是说，那些骨头有可能是猪骨头，并且还是瘟猪的骨头。这些看法是李元强转告给我的。我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既不为它们也许是猪骨头而庆幸，也不可能因为爸爸的骨头也许还全部卡在地底下而悲伤。我最悲伤的时候早就过去了，现在只有无尽的想念和缅怀。
这事还引起县公安局的重视，如果确认是爸爸的遗骨，那倒没什么值得调查的，可万一某人被谋杀再丢进消坑，那就有可能是一桩凶杀案浮出水面。公安局的人来要骨头，祝伯伯不给他们，他和其他人不同，决不承认这是猪骨头，更不承认这是某个受害者的冤骨。他认定这就是我父亲马晓元的骨头。爸爸摔下去的时候，大声喊着他的名字：祝——同——发——，只有前面两个字是清晰的，后面一个字成了“发——发——发发发……”越来越远越来越弱，但从未消失。祝伯伯说，他现在老是想到我爸爸的喊叫，那一串尾音一直在他耳边盘旋，让他寝食难安。祝伯伯以前是不爱喝酒的，爸爸失踪后他有了酒瘾。谁要是说那是猪骨头或者另一个人的骨头，他喝了酒就要破口大骂。他用一个罐子把骨头装起来，放在窗台上。别人都劝他埋掉算了，放在屋子里大家都会感到害怕。祝伯伯固执地说，放在我的屋子里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
在爸爸的遗骨重见天日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和祝伯伯一样，也认定那是爸爸的遗骨而不是别的，我有那个奇迹作证。
那个呑噬了爸爸的溶洞，是打勘探井的时候打出来的，要进去必须从勘探巷道进去。有一次，我准备好绳子和电石灯，请李元强曾萝卜高袁果果帮忙，把我吊下去，我要看看下面究竟怎么回事。刚钻进勘探井就被发现了，他们两个回到家都被各自的家长臭骂了一顿。祝伯伯没有骂我，他用斧头把我的绳子砍成几截，然后眼泪滚滚而下。他说他没管好我，对不起他的兄弟马晓元。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做这件事了，虽然有时忍不住还想。直到很多年后，甲定矿区已经被开采得面目全非，我也仍然想下到那个暗河里去看看，它是怎样把爸爸带走的，又是怎样隐藏了一切。
曾萝卜来看我爸爸的骨头，看完后把我叫到松树林，他没叫高袁果果和李元强，只叫了我一个人，我以为他要说些同情的话，没料到他说：“我想她，如果她住我隔壁，那张床上不是我妹妹而是她，我会不顾一切的，她不答应我就强奸她，只要干一回，枪毙我都不怕！”我身体里沸腾起冰凉的血，我尴尬极了。一方面我理解他，相信他会这样做。另一方面却又让我非常难堪非常别扭非常害怕，就像他当着我的面说要强奸我妈妈强奸我姐姐强奸我的情人。他说的她是华老师。曾萝卜说：“我必须离开甲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心里想，对的对的，你必须离开，离开了就好了。我不无虚伪地关心他：“你去哪里呢？”他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我怕他动摇，忙说：“你可以先打听一下，看有没有哪个矿区招工。”“我要走我就不在地质队呆了，我要走得远远的。”我点了点头，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走了，她就安全了。
我到玉米地里捉了十几只蝗虫。翠青蛇不吃死掉的蝗虫，我专门洗了一个墨水瓶，捉住一只，放进去后迅速摇动瓶子，把蝗虫的头摇昏，然后立即旋上瓶盖。
回到屋子里，我没找到蛇，喊了几声也没出来。墨水瓶里的蝗虫已经奄奄一息了，里面空气有限，再不放出来就要死掉了。我拨开后面的席子看了一阵，地里很安静，除了风在那里摇头，别的什么也没有。我往女贞树上看了看，刚开始也没看出来，它的身体是绿色的，在绿叶丛中不大容易发现。但我看见了，它和另外一条蛇缠在一起，在树杈上。表面上看好像一动不动，可仔细看，会发现它们的身体在滑动，在互相纠缠，在轻轻地颤抖。我听人说过，如果你看见蛇交配，那你一定倒大霉，不死也要脱掉一层皮。我当时没怎么去想倒什么霉，只是想，嘿，你怎么干这种事。看样子一时半会不能结束，我把蝗虫放掉了。不光是因为担心蝗虫死掉，而是有不给它吃的赌气想法在里面。从这天起，我觉得翠青蛇从我爸爸的魂魄里脱离出来了，还原成一条普普通通的蛇了，和我爸爸没什么关系了。
E刘爱：我们祖先是一个氢原子和一个氮原子
中秋节前，我唯一的朋友，英俊的林白霜提醒我，中秋节快要到了。他借了辆车，带我去一个风景区玩，“我只约了三个人，我们在河边吃烧烤、喝啤酒。还可以捉螃蟹，还可以在河里游泳。”可以游泳？太好了！我家乡有一条大河，我五岁就学会了游泳，可自从上高中、考大学，我已经快十年没在河里游泳了。我是河的女儿。
我写的稿子见报了。好几个人都说我的文笔不错，我知道他们既是在夸我，也是在鼓励我。对马也的采访仍然进展缓慢，就在昨天，我终于见到了他。他从北京回来后，在贵阳只呆了两天，然后到横坡去了。我隔天和王月琴通一次电话，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他的支教活动早就结束了，但他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到横坡去一趟。我见到他，是在他的画廊里。“你去横坡干什么？”这是见面我问他的第一句话。“他们的桌椅不齐，我一直在想办法。”他说。
和我想象中的画家相去甚远。并不是没有长发，也不是没有穿花衣服，而是他的脸，他的表情。又高又瘦。长这么高，似乎是有意不和一般人说话似的。他坐下来后，我看着他，他居然有些手足无措，就像未谙世事的少年面对漂亮女孩，既激动又害羞。年纪应该三十出头。我暗自松了口气，并为能掌握采访的主动权而高兴。我见过几位搞艺术的，一见面就夸夸其谈，一边说自己不在乎名利，一边发出怀才不遇的叹息，同时却又急不可待地把获奖证书拿给我看，还要签名赠送画册，甚至不管是否喜欢，当场就要给我写一幅字或者画一幅画。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说：“没有特别的理由，大概是因为他们不容易找到我，我不用手机，有些记者打电话到画廊来，我不在，他们便没有再来。”“你的意思是，你并没有拒绝，而是他们没有耐心？”“我对采访的确不大感兴趣。”“你不喜欢跟人交流吗？”“这倒不是，这要看什么人。”我笑了笑：“那么我呢？”他的脸又一次红了。“说什么好呢？”他认真地问。“说说你支教的事吧，你为什么去支教？是可怜乡下的孩子，还是别的原因，比如在单位上待烦了，想换换环境。”
他笑了笑，从挎包里拿出一个什么东西，让我摊开手，他把它放在我手心。这是什么呢？有点像贝壳，但并不是贝壳，是一颗石头，又不是普通石头，纹理非常清晰，边缘像百褶裙，一面凸起如鸡胸，一面凹褶如背沟。这是什么呢？他说：“这是化石，已经三亿年了。我这次去横坡一个学生送我的。他没上学了，挖煤去了。这是从煤里挖出来的，多得很。它们是我们的祖先。几十亿年前，在寂寞荒凉的地球上，一个氢原子和一个氮原子发生碰撞，产生了第一个具有生命意义的有机分子。经过了几亿年的演变，这样的分子越来越多，它们互相拥抱、链接，变成一堆堆菌藻。又经过了几亿年，广阔的海洋里出现了三叶虫、古杯海绵。但这时的陆地上依然一片荒芜，没有任何生物存在。又过了三亿多年，陆地上长满了茂盛的松柏、苏铁、银杏，动物出现了瓣鳃类，你手里面这个小东西就属于瓣鳃类，它的名字叫克氏蛤。它出现在地球上时，在一些温暖的地方，偶尔地能看见一两只孤独的小恐龙。又过了一亿两千万年，地球不再荒凉，森林茂密，动物繁盛，陆地被恐龙占领，海洋被鱼龙统治，天空中始祖鸟和飞龙在翱翔，湖泊里游荡着狼鳍鱼。始祖鸟的嘴里还有牙齿，翅膀上还有爪子，长长的尾巴上有脊椎骨，这说明它早先是爬在地上生活的。到了距今两百万年，生物界的不断发展终于导致人类的出现。”
他看我一眼，我忙鼓励他继续说下去，“我觉得恐龙并没有灭绝，他们只不过倒演变成了始祖鸟，演变成了始祖马、始祖象，再进一步演变成猴子、猿人，最后演变成了人。但就像最先那个氢原子和氮原子一样，它们碰撞后有可能进一步变成有机分子，也有可能仍然是空气，生命每前进一步，既是机缘，也是被世界选择的结果。我们无法知道哪一个氢原子和氮原子和我们有关，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我们其实是从氮氢原子演变成菌藻，再演变成恐龙，最后演变成人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机缘不同，你也许会变成一棵树，一只鸟，或者一匹马。所以你看，从氮氢原子演变成一个人，我们经历了多少幸运！那两个氮氢原子是在四十亿年前碰撞的，但演变成人远远不止四十亿个幸运，因为每一分每一秒世界都在发生变化，实际上我们经历的幸运是四十亿年乘三百六十五天乘二十四小时乘六十分乘六十秒，但还远远不是这个数，每一秒钟内部，你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幸运，才到达今天的？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每个人都了不起，太了不起了。”
我被他的描述吸引住了：“那么遥远的事儿，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说：“我得到这块化石的时候，脑子里一下冒出来的。可好像也不是现在才这样想，我是在地质队长大的，接触过化石，也许以前就想过，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刚才这些话，我也是第一次说出来。”我说：“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心里还有一些伟大的东西，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感动，可我又说不清它们是什么东西。”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他说：“人既然是这么一步步慢慢演变过来的，所以每个人身上才会既出现兽性，又出现人性，由于我们毕竟是人，所以还会出现更高层次的神性。有时候做事，受兽性的影响多一些，而有的时候，受人性的影响多一些，在他高尚的时候，神性就会多一些。这说明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相关的。”
我问了一句有些愚蠢，但不得不问的话：“这些想法和你去支教有关系吗？”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摩挲着小巧玲珑的化石，思考着怎么把采访进行一下。作为报纸，显然不可能把他刚才这些话写进去。可他自己又不大愿意说支教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就送给你吧。”他说。“谢谢。”我喝了一口水，问道：“听说你现在还在资助一个学生？”一直低头做事的王月琴说：“不是一个，是八个，三个上师范，五个上高中。”我问马也：“这么多，承受得了吗？”“我已经答应了，不能承受也得承受。”“就靠画廊的收入？画廊的生意好吗？”我的意思是，画廊的收入明显不够。马也平静地、认真地说：“我答应他们了的，只要有我在，就不会让他们中途辍学。我提供的帮助算不了什么，其实一切还要靠他们自己，就像赶长路的人，现在天黑了，他们需要一点水，一点食物，一盏灯，或者一床棉被，要求并不高，只要你把这些东西给他，他在天亮后就能走到大路上去，去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如果学习成绩不好，走不到这路上来，想帮也帮不了。”“你知道有人给报社写信了吗？”“我听说了。”“有人说你也许是很好的画家，但未必适合做教师。一个从未从事过教学活动的人，一来就站在讲台上，教学质量是无法保证的。他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下乡支教，不必担任教学任务，尤其是主科。兼任一些副科，或者协助校领导搞好管理工作就可以了，你自己觉得呢？”他说：“我的确没教过书，而且这些年教材内容更新很快。但我有自知之明，到学校后我很认真地把教材啃了一遍。”我说：“不仅仅是教材，教师的修养是多方面的，教学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课本知识……”他说：“你说的多方面对城里的孩子也许非常重要，对乡下的孩子，能让他们掌握书本上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我觉得这比别的事更重要。”我说：“我想好好采访你，把你最真实的一面写出来，让别人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了些什么，这样别人就不会误解你了。”他说：“如果你有时间，下次我去横坡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去。”“你什么时候去？”“我把事情忙完了就去，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好，一言为定。”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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