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弦铿锵

    夜晚，我在冶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陈一民家里做客。他申请入党被批准以后，白天刚参加过宣誓仪式，我是去祝贺他的。陈一民红光满面，刮光了短髭的圆脸膛上饱含笑意。柔和的灯光下，他那夹杂在黑发中的两鬓银丝闪闪发亮，两只高度近视的眼睛辉映着光芒。他本来健谈，今天兴致一高谈得更多，谈他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体会，谈钢铁工业发展的远大前景，谈今后的打算……总之，五十多岁的陈一民充满着朝气。我听着他谈，当然也分享到愉快和兴奋。晚饭后，我正打算要走，忽然，雨点神秘地敲打着窗户，外面下起滂沱的秋雨来了。他说：“下雨天，留客天，时间还早，你多玩一会儿，我们再聊聊，等雨小些再走吧。”我便留下来了。

    再聊天吗？聊什么呢？我很想找个别致些的题目谈谈。他好像猜到我的心思了，忽然说：“每逢感情波动，我就有一种想放声歌唱的感觉。我常遗憾自己不是一个音乐家，唱不出心里的感情来。但是，我的心里却常蕴含着音乐的气氛和意境。古人说的‘心弦’这个词儿用得真太好了。心上的确像有密密的音弦，常会被无形的手拨动。今天，我这种感情特别浓烈。好像有各种音符在我的心弦上强烈跳跃，有什么声音在心里翻滚。我感到高兴，心里却又老在悼念一个死了的好朋友。也许因为我太幸福了，所以格外想起他的不幸。今天，我谈自己谈得太多了。你们这种爱动笔写文章的人，总是喜欢听故事的。假如你不拒绝，我把这位死去的朋友的事谈给你听听怎么样？”我当然欢迎。于是，他点燃了一根香烟，我也装满了我的烟斗。靠近阳台的那扇立地玻璃门敞开着，西风冷冷吹来，他把刚才吃饭时脱下来的藏青呢制服拿来披在身上，凝望着窗外畅快洒落的秋雨，眼睛眯缝着，脸上露出回忆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喷出了一口淡青的浓烟，开始了叙述。

    下面，就是他那个朋友的故事。他说：……

    我这个朋友叫张天仇，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一个老中医的儿子。身材高大，翘下巴，高颧骨，浓眉凸眼，皮肤粗黑，脸上很少见到笑容。他平时不修边幅，急躁，不了解他的人都不爱接近他。其实他却是一个脾气耿直、爱国、有正义感的人。你也知道，那时候，做中国人真是泄气。国耻日多得数不清，老看到街上垂头丧气下半旗。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占了东北，又蚕食华北。中国人被人骂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五分钟热度”。一谈到国事，我们无不唉声叹气。张天仇也总是拍桌子敲板凳，气愤地嚷嚷：“唉！我们中国这头睡狮哪年才能醒呢？”我们俩平时志趣相投，大家都抱着个天真的工业救国的打算。我们不会从阶级观点从社会制度上来看待问题，只幼稚地想：国家弱是由于工业不发达。工业发达了，国家就强了。因此，一心想学好一门工业上的技术，好来救国。我们从清华大学毕业是一九三四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年全中国钢产量只有五万吨。毕业后，恰巧有公费留学的机会，张天仇和我一同去考，我名落孙山，张天仇居然榜上有名。于是，在深秋时节，他先出国了，抱了一颗火热的心，去欧洲到德国学炼钢。

    张天仇临走的时候，我去送他。我们在船码头上谈了很多话。那天，他两道剑似的浓眉下两只凸眼炯炯发亮，对我说：“我这是抱了很大的决心去的。不把德国先进炼钢技术学到手决不甘休。当然这有困难，人家的好东西是保密的，你听说过从前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派人到德国学技术的事情吗？”

    我说：“怎么一回事？”

    张天仇严肃地说：“听讲，当时日本派去的留学生要学德国的某一种先进化工技术，但德国技术保密，没法去学。有个日本留学生决定到德国有名的一家大化工厂去取得这种技术。这种化工技术的操作过程很危险，常常容易发生事故，而且这家工厂招募这类技术人员有个规定：待遇特别优异，但必须终身在厂里工作，住的地方限定区域，不得随意外出。这日本留学生疏通了关节，答应了苛刻的条件，终于进了这家大化工厂。他勤恳工作了三年，非常卖力，很得到德国资本家的赏识，终于掌握了主要的技术机密。但是有一天，他无缘无故地服毒自杀了。日本大使馆派人来运走了他的尸体。此后，日本就突然掌握了这一门化工技术的机密。怎么回事呢？原来死者实践了他的报国宿愿。他把历年来学到的全部技术机密，都写在一种特制的纸上，放进一个小胶囊吞在胃里。日本大使馆在取走他的尸体后，剖开了他的胃，取得了胶囊……”

    我听了他的话，朝他望望。当时他眼光威严，声调里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对我说：“一民，你当相信我，只要祖国富强，我牺牲生命决不犹豫。你相信不？我们应该好好努力啊！”我当然点头。张天仇讲的那个日本人搞情报的传说虽然并不足信，也不足为训，而且还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军国主义手段的产物，但在当时我听了的确是激动、兴奋、崇拜的。我们那时的一股热诚全放在工业救国上了。张天仇讲的话我全有同感，只要祖国富强，我们真是死也情愿。我说这件事，目的是告诉你张天仇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绝顶狂热爱国的人。

    张天仇到德国后，在汉堡上学，还进钢厂实习。气人的是到德国的第二年，公费就断绝供给了。他为了生活，更主要的是为了学操作，故意到克虏伯系统的一家钢厂去当人家不屑干的炉前工，有时一天只吃两餐白水煮马铃薯，真是吃尽了苦楚。但为了要学到些最新的本领，他毫无怨尤，到第四年秋天，他见纳粹德国的侵略行动日益嚣张，就用积聚起来的路费，设法弄了护照，脱离德国到了英国，他在英国制钢业中心的一些工厂里做技术员，先后七年，经历了生活上的千辛万苦，但他那种学习本领的狂热劲头丝毫没有消失。

    由于交通断绝，张天仇一九四六年春天才回国。那时抗战胜利不久。我们在上海见面。他仍是不修边幅：身上穿套旧的黑西装，脚蹬一双尖头破黄皮鞋，黑黝黝的脸上皮肤毛孔很大，两只大手变得又粗又糙，大约是做工人的成绩。一肩行囊、一只皮箱就是他全部衣物用具，但是却有八大木箱书。在他出国期间，他父母都先后去世，他那在浙江家乡的妹妹在抗战中也不知漂泊到哪里去了。他出去时已经很孤独，回来变得更孤独。但我在轮船码头见到他时，他却精神焕发。一见面，我们热烈地拥抱。他马上说：“一民，当远航外洋的海轮驶进吴淞口，我的心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真兴奋啊！我多想全心全意地踏上祖国大地，把才能放到炼钢事业上去啊！钢铁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啊。抗战现在胜利了，有希望工业化了！嗨，这一天终于盼到了！祖国啊！我回来了！老朋友啊！我们又见面了！拥抱吧！拥抱！……”

    张天仇简直像要疯狂，看来那个下巴翘得更高，浓眉下的两只眼也更凸出了，但黑脸上全是明朗之气。那时候，国民党一心准备打内战，工业凋零，民生疲敝，我早已改了行，在一个私立大学里教英文。但我见他那么热情，虽然自己心灰意冷，怎么好立刻扫他的兴呢？当时，他是个无地落脚的人。下船时，袋里只剩下很少一点钱，我那时家眷在苏州我岳父家住，我就邀他到我在上海环龙路租的一间亭子间里同住，他那八大箱书，我只好给他设法分散寄存在一些熟人的地方。当晚，我们一谈，张天仇了解到各种具体情况后，张大了嘴，怔了半晌，起先什么话都说不出，过了一会儿，依然狂热、自信地说：“我在国外多年，就盼着这一天，我学到不少东西，还写了一部著作，颇有些价值，部分理论和资料我在国外发表论文透露后，引起了不少专家重视。钢铁，不同于其他，中国既然现在号称四强之一，总不能不发展重工业，中国以农立国，能不炼钢制造农业机械？……我要争取一下！”他刚从国外回来，平时对政治又不够关心，国内政治情况当然不够了解，他起早落黑赶写了一份发展钢铁工业的建议书，决定到南京去。

    过了一个多星期，张天仇从南京灰溜溜地回来了。头发蓬松，胡子也长了，两只凸眼充血，那张黑脸气色更坏。问他经过，他先绷着脸什么也不说，只是摇头，后来忽然苦笑笑对我说：“过去，看过《庄子》上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名叫朱漫的人，到一个名叫支离益的人那里去学怎样杀龙。朱漫花了好几年工夫，用尽了家产，才学会了一套杀龙的本领。可是龙是少有的，因此朱漫那么辛辛苦苦费了牛劲学来的本领，还是没有丝毫用处。以前我把这件事拿来当笑话讲。看来，这倒并不是笑话，我俩倒颇像朱漫——学了一种没有用处的本领！”我也苦笑笑，但心有不平地说：“杀龙确是一种没有用处的本领，可是炼钢怎么能说是一种没用的本领呢？能怪我们学得不对吗？……”说这话时，我心里当然是酸楚愤怒的。

    晚上，张天仇才激动地谈了去南京的情况，谈时不断地把拳握得紧紧地敲桌子，连连摇头叹息。原来，张天仇先到“行政院”，传达见他相貌丑衣冠破旧，本来要请他吃闭门羹；后来听他说刚从国外回来，才替他通报。等了半天，里面出来了一个西装革履吃得脸上油光光白里透红的胖子，是个秘书之类的人物。就在传达室左近的一间会客室里接待了他。听他讲了一点点，就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想谋事？现在不好安插！……”他再三说明，他不是一个一般的谋事的人，他有专门技术，在国外多年，一心赶回国来想为祖国工业化出点力的。那胖子百不耐烦地听完了，冷哈哈地说：“好吧，那我们研究研究。不过，干你们这行的人很多，目前过剩，安插不免困难。……”张天仇听了，怒火冲天：“很多？过剩？到底是多还是少？是过剩还是不足？……”这质问当然毫无结果。他自己也想通了：真有价值的东西，一张名画，你轻视它，它就不啻是一张废纸；一块白玉，你不识货，它也可以丢进砖瓦堆里去，有什么可说的！但他在万分失望中仍不放弃最后一星希望。他拿出了王牌——他的那部十年心血聚成的宝贵著作的手稿。稿纸厚厚的足足有两块砖头那么厚一沓。他抽出其中的几章，连同草拟的建议郑重地交给对方，说：“这是我十年研究和实践汇成的心血结晶中的一部分，和我对我国发展钢铁工业的建议。我的手稿是轻易不拿出来示人的。它在国外本来可以出版，但我要把它献给我自己的祖国。请你们找专家看看，就会知道它的价值。我再对你说一遍，我不是为了找饭碗、找升官发财的路子来的。我是来找建设工作干的，为的是献出我的心与力，献出我的光与热。让我们自己能生产优质的钢，更多的钢。请你务必给你们院长看看！……”他把那一沓原稿递过去。但是看看那个胖子接过手稿的轻率态度，他的心就凉了一半。不过，这总是一线希望，对方冷漠地答应把这原稿和计划呈给院长看，并要他留下地址等候通知。

    张天仇在南京鼓楼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等着，居然第三天就退来了他的原稿和计划，附来了一封毛笔写的官腔官调的八行书。信是那个胖子私人具名的，简单冷淡，说：“情况已转陈，并将大作送院座翻阅，但目前胜利伊始，百废待举，一时尚无法安插，以后如有机缘定当妥为留意……”最可气的是有一张呈文纸不知怎的粗枝大叶地夹在他的原稿中没有抽掉，这就是那位秘书大人写呈院长的，上面有这样的句子：“……此人我已接见交谈，其貌不扬，不似有精湛学识者，且其自称在德期间曾在钢厂做工，估其实际恐仅不过一高等华工而已。似此满口胡话，不无招摇撞骗之嫌。……”边上有批文，大约是那位大院长的手迹，批的是：“手稿内容枯燥，缺少文采，不堪入目。”“其貌不扬”“不过一高等华工而已”，这是对他这样一位专家的评价；“内容枯燥，缺少文采，不堪入目”是对他这部有价值的技术著作的估价。他们甚至还说他“招摇撞骗”。唉！有什么能比一个人的辛勤劳动与强烈的爱国心受到如此草率、冷漠的侮辱更叫人痛心的呢？

    狂热的张天仇啊，还不死心！受到这样的打击，他仍鼓起勇气，跑到“资源委员会”去，要找那边的负责人。交涉了半天，也是出来了一个盛气凌人的小官僚。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小官僚翻一翻他的建议，摇着头说：“目前正忙于接收，很难考虑这些哪！也许你的确有真才实学，但现在还不需要，将来再请你帮忙吧！”

    张天仇忍住气恼，当时把那部著作中的几章再一次慎重地递过去，沉痛地说：“依我的性格，我恨不得痛骂你们一场，转身就走。但我却不得不乞求你们，你们应当也要有一点爱我中华的心！求你们珍重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的心。他不是为了找一个饭碗糊口，如果为了找饭碗，他可以留在外国不回来，他是一心一意想给自己的祖国、给人民做点事，他为这简直痛苦得要疯狂要爆炸了。一个有特长的知识分子，最大最深的痛苦是不能用他的知识来工作。请你们费点时间，找内行翻翻这部东西吧！在你面前站着的这个中国人，他有很高的专门技术，他好不容易才学到了这些，他不怕吃苦，为了工作从不爱惜自己的精力和生命，更不会计较待遇等等。只要让他发挥所长，让他有个出力的机会吧！你知道，我并不愿意求你们，我是为了爱我的祖国，爱我们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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