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何这个人当然不是没有缺点。比如说，他脾气急躁一点，在我看来，有些自信、执着，甚至偏激。又比如说，他性子直率，有时好放大炮，讲话不太注意方式方法。每当他和别人发生矛盾或碰了钉子的时候，在办公室里，他常对我叹息：“老张，你修养比我好！我得向你学习哪！”一边说，一边睁大那双好沉思的眼睛明亮地望着我。说真的，我对人处世从不毛手毛脚急火火的，说话也不爱横扫直射，像打机关枪那样。我的工作培养了我的这种性格。我不愿意因为急躁在审稿改稿或发稿上出差错。“宁可慢些，但要好些”。就是写文章我也不喜欢急就章，锋芒毕露、一览无余，使人读了毫无回味。我喜欢那种曲折隽永，意在言外，读后如嚼橄榄的文风。对问题和处理事情，我总喜欢思考了再思考，然后再做出决定如何解决。但我倒也不是一个不讲真话或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对党对同志，应当抱一个“诚”字，是我当时的信念。我总觉得共产党人不应当隐讳自己的观点，而且不能离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更应当倾听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但，人的性格有些也是天生的。比如我这种性格吧，我那个性情温柔的爱人叶娟虽然能忍受却并不喜欢。她有时总连嗔带笑地说：“看你这黏糊劲儿！”或慢声轻语地说：“你呀，稳得叫人真受不了！”遇到叶娟这样说的时候，总是我歉意地对她笑笑。因为，我自己也并不喜爱我的性格。相反，我却喜欢小何那种近乎天真的坦率与真诚。而我却改不掉！怎么办呢？
让我们言归正传。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前，刚开始大鸣大放，五月初，编辑部让我同何秉康两人出发到东北去“走马看花”跑一大圈，收集情况并组稿。我们出发了。大鸣大放，是很使人思想活跃的。我觉得群众的思想面貌起了变化，敢于发表意见的人多了，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气象。是好是坏，我还辨不清，只是引起了我思考。我和何秉康在沈阳看了些工厂，到鞍山看了鞍钢，到大连看了造船厂，又到抚顺看了露天矿……祖国建设那种蓬勃向上的景象和人民群众那种意气风发的劲头，确确实实鼓舞了我们。在将近一个半月的“走马看花”中，收获很大。组到了稿，收集到了需要的情况，也有了不少可以写作的素材。我俩一路上谈社会主义的远景，谈国家的光明前途，他总是说：“我们应当多给党做点工作。”“能在这么一个幸福可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战斗，我感到自豪。”……我发现，小何浑身朝气。他是个新转正的党员，心像一团火，那种炽热的愿为革命献出一切的意愿，在我面前表露得十分真诚，十分鲜明。我觉得，如果我们党吸收的党员都像他这样，增加的都是这样的新鲜血液，党将是永远朝气蓬勃的！
我们从东北回来，已快进入六月份了，大鸣大放正是高潮。党内党外都在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要大家多提各种不同的意见。分党组成员、人事科长、戴眼镜的矮胖子老江到处动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了革命应当舍得一身剐”、“大鸣大放不要有顾虑”。当时，有些人还为没有意见可提而犯愁，考虑这是不是对革命不负责任啊？是不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啊？……像叶娟就是一个。她文化不高，从小受苦，共产党给了她阳光，社会主义给了她雨露，革命给了她温暖，新中国给了她幸福。她对一切都够满意的了。她在一个报社的校对科里当校对，工作紧张忙碌，回来还忙家务，见闻少，脾气又好得出奇，同谁也不闹矛盾，看什么也顺眼，确实好像什么意见都没有。那时，她不止一次脸上微露焦灼，嘴唇的两角微微弯起，求助似的对我说：“怎么办呢？你说我鸣放点啥好呢？”我就只能黏糊地说：“慢慢考虑考虑吧！……”确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在考虑怎么鸣放才对得起党呢？总想鸣放得深刻一点，提出的意见和问题对革命有点作用。这当然是要费思索的！
可是，这样的事儿，对何秉康那样的青年却一点也不为难。小何是个想到啥就能说啥的人。我们在东北“走马看花”时，发现群众的干劲很高，但存在着一个需要注意安全生产的问题。从我们跑过的厂矿来看，有些厂矿干部同我们谈的时候也不讳言这一点。我同小何在“走马看花”中交换意见时，小何谈过：“回去后，要向编辑部写个汇报。这个情况一定要汇报上去！”我是同意的，因为我们希望有关领导机关能够了解到这个情况，引起普遍的重视。
回来以后，我说：“小何，汇报由你写吧！”他眨着两只好沉思的大眼认真地说：“老张，你写。你对问题考虑得比我深比我严密！”我既是编辑组长，这次出发两人都挺劳累，我觉得多担点责任也是应该的，于是，我答应了。不巧，过了两天，我突然发高烧了，一验血竟是副伤寒，被送进了郊区的传染病院隔离治疗。谁知，就在我住院的这短暂的二十多天里，小何因为我病了，竟主动代替我写了汇报，并且又在一次鸣放会上出了大问题。
后来是人家告诉我，在我生病不久，一个炎热的下午，鸣放会上，何秉康这个“右派”认为“有利的时机到来了”，他那“拥护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撕破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凶恶面目露出来了”。小何的事对我简直像一阵急风暴雨般的冲击。我不禁想：要是汇报是我写了交上去的，我不也就是同小何一样的命运了吗？我脑海里成了万花筒，各种念头匆匆纠合，匆匆映现，又匆匆变幻。……
叶娟将我从医院接回家，我还不能上班，在家躺着，就听说社里正在批判八个右派，其中包括小何。那七个我且不说，对于何秉康，那我太了解他了，把他这样的同志当作“阶级敌人”，我怎么能想得通呢？
我懊丧地躺在床上，听着叶娟和小亮亮向我零零碎碎地报告一点情况。那时节，在我们那个单位，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了。本来很熟识的人一下子陌生起来，很少互相串门。一天，小亮亮从外边跑回来，她那圆圆的小脸上带着惊讶、恐怖的神态，两只美丽的眼睛老是一眨一眨，偎依在我床边，突然侧着脸问我：“爸爸，隔壁小何叔叔是坏人？”我皱着眉看看她，问：“怎么？”她天真地嚅动着小嘴说：“我看到了！就在礼堂里，他站着，好些人都在熊他！礼堂门口还有大字报，上边画了他手拿钢刀嘴里冒黑水。人都说他是……”她想说“右派”，但不会说。听了小亮亮这番话，我怎么回答呢？我皱着眉点着了一支香烟慢悠悠地抽起来，心里乱得像塞了一团麻。谁知小亮亮却又把脸贴着我的身子，一把抱着我说：“爸爸！你是好人！”说这话时，她似乎无限快慰，无限骄傲，无限自豪。我的心猛然揪紧了！我不忍心冷淡她。我抚摸着她那可爱的小脑袋，一下又一下。她又告诉我：“隔壁小李阿姨眼睛都哭肿了！……”说着，自己的两个小眼圈也红了。我不想听了，说：“走吧！去玩去吧！……”把她打发走了，我却默默沉思起来。
叶娟的单位里也在反右派。叶娟回来，说她们科里也有一个。“其实那人平日挺不错，鸣放时也没说什么了不起的话，只不过年轻自负，平日跟领导关系不好，这次排队排左、中、右就给排上了！”叶娟那么温柔的人，说这些话时也激动了，脸都红了。叶娟又告诉我：听说隔壁小何的爱人李楠也在挨整，这两天常在屋里哭，学校里说她有“同情右派的言论”，因为她说过：“小何是个好人，他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天晚上，叶娟带小亮亮上街去给我买水果。戴眼镜的、矮胖的人事科长老江来了。
老江是个脸上难见笑容的人。近视眼镜后面的两只眼睛眼白大于眼黑，老是给人一种凝固不变的冷冰冰的感觉，但还算是个比较坦率的同志。他简单谈了一下小何的情况，然后就说：“你应当带病参加运动！在批判会上揭发批判何秉康的右派言论和罪行！”他的表情异常严肃，“你想，你是和他一起去东北的，平时你们关系又那么亲密。他现在负隅顽抗，死不认账，反动气焰很嚣张。你沉默可不行，群众会有看法的！”我黏黏糊糊地抽烟，没作回答。老江那张白净的脸上像涂了霜，又问我：“何秉康这次出差到东北，是怎么收集反党炮弹的？”从他的话里听来，小何似乎什么也没有牵扯我。
小何虽不牵扯我，我良心上是过不去的。小何到底鸣放了些什么呢？我的天！如果只是因为反映了安全事故较多的真实情况，就成了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那今后……我吸着烟，语调慢吞吞地、想坦率却又不敢坦率地陈述自己的看法，只说：“小何平时工作很好，出身、社会关系也挺好！出差在东北时，我没有发现他收集什么炮弹！……”我还笼统介绍了同小何一起耳闻目睹的厂矿中安全事故的情况，最后，我说：“排队，有百分比，万一没有真的右派呢？……”
老江用手托托眼镜架，用犀利的眼光看着我，脸色十分可怕：“人总是分左、中、右的，还能没有右派？”
窗开着，吹进来一股叫人烦躁的热风，我淌着汗。
我语塞了。谁说不是的呢？我天天看报，报上是有提出要杀共产党的右派，也有提出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右派，运动当然是不容怀疑的。但眼前本单位这种情况却又怎么能不使我心里忐忑？老江同我长期共事，关系一直不错，但到底是个宁“左”毋右的人，现在对我也是那种不能平等待人的作风了，说板脸就能板脸。他搔着平头上的短头发，两眼露出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多疑光芒，当场就冷着脸批评开了，说：“我看你是右倾温情主义了！何秉康一直好放炮，平日对领导也不尊重，是个‘刺儿头’，早有人说他有反党情绪。你必须站稳立场，对他要有正确看法！”我记得，小何有一次在党员会上就对老江提过意见，说：“你是人事干部，做人的工作，脸上不能老是冷冰冰的，叫群众望而生畏。”当时，老江未置可否，这笔账，看来老江忘不了啊！……接着，老江又相当坦率地告诉我说：“本来排左、中、右时，并没有把何秉康排作‘右’，但他跳了出来，这是‘阳谋’嘛！自己要跳出来向党进攻你怎么办？”我关切地问：“他这就定成右派了？”老江冷漠地说：“将来看百分比！要看运动后期比数怎么定，是百分之一二三呢，还是七八九！”又补了一句，“当然，也得看他的态度。”……我苦苦地抽着烟，也不想讲话了。老江说：“你好好准备一下批判稿吧，火力要猛！”我推说身体不好，不肯发言，结果不行。老江非要我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说这是“帮助”、“挽救”小何。他霸王敬酒似的站起身来，临走前说：“好好准备吧！明天下午的大会上你发言！”不容我张口，他那矮胖的身体就迈着八字步急匆匆地走了。
老江走后，他那冷冰冰的脸和两道犀利的目光还留在我的眼前，使我有阴森森的感觉。我吸着烟，心里像打翻了五味佐料瓶。鲁迅先生说过：“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我还有那么点做人的起码准则，马列主义教导我：实事求是。我该怎么办呢？……叶娟带小亮亮买水果回来了。她见我倚在枕头上，脸色很难看，问我怎么了。碍着小亮亮在，我说：“没什么”但我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心里像是掀起了汹涌的波涛。我想：小何错在哪里呢？不过说了真话罢了！以后还叫不叫人说真话？还怎么叫人工作，怎么叫人做人呢？但不批判小何我能过关吗？怎么向老江交账？他不是代表他个人来的！怎么向群众交账？他们并不了解情况啊！……我心里鄙视自己这种想法，可又处在一种怕受株连的恐惧与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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