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到她身上一股浓烈的“夜巴黎”香水味，史家禄脚下迈着步，心上酒色财气的各种七情六欲又像海潮似的涌来了！
上海早就又有不少跳舞场了！我有目的地选了一家在闹市中的舞厅在晚上去光顾了一次。电子音乐、彩色激光、流行歌曲、时髦服装……如醉如痴的男男女女，使我眼花缭乱。自从美国四声道立体声彩色故事片《霹雳舞》在影院放映后，霹雳舞像一股旋风在舞迷中流行起来。那晚，我亲眼看到一对青年男女用精湛的技艺表演了霹雳舞。那是一种火辣辣的舞蹈，使在场的许多人狂热欢跳。
健康的跳舞有益身心。舞厅的产生并不一定同罪恶、情欲有必然的联系，正如腐化堕落并不一定同跳舞有必然的联系一样。在改革、开放的热浪中，人的思想在变，眼光在变。人要适应时代潮流，但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一个好人在有接近色情和金钱机会的时候，必须警惕任何可能向犯罪方向滑落的变化。
我是受一家法制刊物特约，为了解一件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从北京来上海采访，想写一篇报告文学作品的。那案犯曾在上海的舞厅里挥金如土，有好几个情妇。这家舞厅就是他常来的地方。
啊！历史不会重演吗？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又烟云似的浮上我的心头……
（二）
百乐舞厅是属于中等偏下一级的舞厅。
已经显得陈旧破落的装潢，黯淡无神变幻不定的灯光，一伙懒洋洋地奏出带着乱糟糟噪音乐声的洋琴鬼，还有一伙疲惫的全靠在红绿灯光下用脂粉唇膏化妆来掩饰憔悴的舞女……每天夜晚七时以后，在这里招徕一些习惯于在上海滩上寻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舞客……
舞客比起解放前和解放初来，已经减少得很多了。取缔舞女和舞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今天是礼拜六，晚上舞客和伴舞的才勉强可以坐满舞池四周的台子。舞厅里充塞着香烟缭绕的蓝雾，夹杂着低等香水的气息。温暖的空气显得混浊，窃窃私语的话声、笑声与跳狐步舞的嘭嚓声、脚步的擦地声会合成一种令人刺激、神秘的声音。
舞池上方洋琴鬼们疯狂似的敲奏的地方，闪亮着一个彩色变幻的霓虹灯圈，一个权代歌女的舞女正嗲声嗲气唱着：“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钱英从外边悄悄进来时，外边仍在哗啦啦地下着大雨。他连冬天也没有戴帽的习惯，淋到了一点雨，一头乌黑的头发已经湿了，身上的那件实行供给制发给科级以上干部穿的蓝布棉大衣也淋得有些湿了。他脱下了蓝布棉大衣挽在手里，身上穿的是一套旧的蓝哔叽中山装。这还是他解放前搞地下工作时穿的装门面的体面衣服，早就旧了，袖口和臂肘处都磨损了。但在舞厅幽暗、变幻的灯光下，他穿着这套衣服，仍然仪表堂堂。一晃眼，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进过舞厅了。那时，搞地下工作，为了方便联系，有时利用喧哗热闹的跳舞厅来接头。但解放前一年多，他就没有进过舞厅了。解放后，当然更不会到这种地方来了。
可是，今夜他来了。而且，是特意来的。他已经久不习惯于这种气氛了。过去不习惯，现在更不习惯。舞厅里，那种暧昧的、神秘的氛围，那游魂似的忸怩在舞池中的对对男女身影，那软绵绵的歌声、乐声，那扑鼻而来的污浊的热腾腾的空气，都使他反感。他不由得皱一皱眉，有意让自己闪身到靠左边的隐蔽处去。他让穿白衣的侍者泡了一杯清茶，用两只精明的鹰隼般的眼睛四下搜索，寻觅他所要找的人。
嗲声嗲气的歌声不断送入耳内：“……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度过了青春……”
他没有白跑一遭，果然看到了那个四十岁左右穿一套深色西装戴眼镜的瘦矮子正同一个穿酱红色旗袍的舞女在进进退退跳狐步。样子很亲昵。一曲舞罢，舞池里的人都回到自己的桌旁，他见那瘦矮子正搀着舞女的手向右边阴暗角落的一张台子旁走去。他有意闪身向一根圆形明柱后挪挪位置，好让明柱挡住自己。然后，就点起一支烟，观察起来，佯作等人的样子，乜斜着眼瞅着右边角落里瘦矮子同那舞女的动态。他隐隐能感到瘦矮子心神忐忑而惶惑。
约莫半支烟的工夫，音乐又响。他见瘦矮子喝着茶，没有再下舞池跳舞，同那舞女在说悄悄话。灯光虽然幽暗，但表情依稀看得真切，那是一种夹伴着放荡、猥亵而又杌陧、苦恼的表情。
于是，他继续观察着，抽着烟，并且打量起周围的一切来……
尽管上海已经解放两年半了，歌场和舞厅都还暂时维持着。舞厅逐渐减少，有的关闭了，舞女也改行转业了，但一半左右还依然存在。“新世界”一带的歌场也没有消失。这正如电影院一样，有的电影院仍在上演美国片。抗美援朝在进行，有些美国片经过审查剪除掉一些极为反动和不堪入目的镜头后仍在放映。有人觉得不可理解，有人却觉得可以理解：如果在上海解放之日，一声号令，全部禁止，那并不难，但被称为“东方夜巴黎”的上海，立刻就会增加不知多少社会问题。生活在上海环境中的人将有许许多多会感到不习惯了，上海之夜将立刻黯然失色没有霓虹灯了，一百多家电影院全部将因为一时没有影片放映而关闭，电影院职工连同歌场舞榭的职工都要失业，上海的“繁荣”将消失。这本来是个消费城市，它向生产城市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要有一定的步骤和假以时日的。暂时维持原样，适当纠正其中极其腐朽的成分，逐步使它起变化，最后从量到质，用新的事物来代替旧事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正确性的体现。而随着三反运动的开展，那些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毒势必会被大扫除似的扫进历史垃圾箱里去！
三十五岁的钱英就是对上海城市的治理抱有比较正确看法的人。他从小生长在上海，父亲本来是个绿衣邮差，靠点薪水收入让这个独养儿子上了小学又上中学。后来高中毕业，他就考取了邮局的练习生，进了邮局，得到了个铁饭碗。他就又上了夜大学法律系。在邮局里，他因为有工作能力，为人又认真负责，逐渐得到升迁，邮局里的进步力量也看中了他。在一些好朋友的影响下，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抗日战争后期和三年解放战争前期他始终在邮局做地下工作。邮局的斗争激烈尖锐，国民党利用陆京士之流黄色工会的头目把持邮局，但地下党却在明争暗斗中掌握了很大的势力。到了一九四七年初，因为工作需要，党让他以承受一笔在香港的姑母的遗产的名义，使他离开邮局到香港工作了一段。他从香港回来后，就以东方书局经理的名义在上海环龙路顶了店面，开起“东方书局”来，以文化人身份，给地下党的秘密刊物提供纸张和印刷场所，安插、掩护一些同志做地下工作。一直到上海解放，他才以地下党员的真面目出现，接收了国民党的正中书局等许多单位。最后，当成立这个公营出版社时，他就被任命为支书、社长兼总编辑了。
钱英是个面上看来温和平静的人，很少对人怒目而视或者铁板着脸。人们看到他的总是平静温和的微笑。这可能是同他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经历有关。他也从不急躁，一副胸有城府的样子。
但是今夜，钱英的心里很不平静，下午在市府大礼堂参加了“三反”动员大会以后，他一直心情在激动中。在整个开会过程中，他的心情极不平静，他不时用眼睛数看着自己出版社的同志。他看到了经理耿爱民，看到了副经理史家禄，也看到了出版科长于瑞祥、编审部副主任魏原冰、编审部编辑兼负责书籍宣传工作的李应丰……他的头脑里像电闪雷鸣，心里在想：这场运动在我们这个出版社里会是什么情况呢？他认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重的，出版社是从上海解放后筹建的。建立这两年多来，他听到过一些情况，也感受到过一些情况，但这些情况有的并未引起高度重视。出版社里会不会有贪污呢？浪费当然是会有的。官僚主义呢？自己的官僚主义肯定也是有的。至少在中央提出“三反”之前思想上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有多么严重嘛！下午，在动员大会上，市委领导同志讲话中说：“推动增产节约运动，必须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密切结合。贪污、浪费是增产节约的大敌，它对于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危害，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对这种严重现象不加制止和克服，就会腐蚀我们新生的国家机构。而官僚主义正是贪污与浪费的温床！”最令钱英吃惊的是这样一句话了：“凡是贪污浪费最严重的地方，必然是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地方。”钱英自忖，贪污，我自己是没有的！我重视党性，认识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我排斥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一切有害于革命的东西，凡不符合革命利益的事、我认为不该做的事我决不做。在我的工作中，也不乏和私商资本家接触的机会，但没有人敢尝试着向我施放“糖衣炮弹”。我的官僚主义能说没有吗？肯定是有的。我听过反映，说于瑞祥的家庭生活开支和收入情况很不相称；又听过反映，说于瑞祥到了出版社里开口就哭穷，穿得也朴素。下班回家后有人几次看到他换上西装去他家附近的百乐舞厅跳舞。钱英想：于瑞祥是旧人员收用的。他早年做过出口麻袋生意，在国民党税务局也做过科员。后来和人合伙开了私营土壤出版社，他是股东之一，又是副经理，对出版业务逐渐内行起来。钱英在经营东方书局时，业务上同土壤出版社有些往来，有时头寸紧或者要调拨纸张等时，得到过于瑞祥的协助。解放后，土壤出版社停闭了。于瑞祥来找钱英，正好钱英缺少一个熟悉出版印刷业务的出版科长，于瑞祥就来上任了。他能力是有的，业务是熟悉的。当听到群众中有人反映他的问题时，钱英思想上认为于瑞祥是旧社会过来的，年岁也比较大，旧社会沾染的毛病自然比较多，在上海住久了的人见怪也不怪了，所以就没有特别注意。现在想想，就觉得问题并不那么小，事态也并不是不严重。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在解放以后已经两年半的上海，居然还留恋着舞场生活，从思想上来说，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一个经常喊穷的出版科长，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堆，每月虽然固定拿四担半米的补贴，暗中却把钱钞往跳舞场里送，这难道不蹊跷吗？他为什么一方面喊苦叫穷，一方面又能下班后换上衣装去跳舞场？一个表里不一致、言行有差异的人是可以信赖的吗？一个生活上不好的人政治上能很好吗？……当“三反”动员大会在进行过程中的时候，钱英不禁常常思索着，引起了反省。钱英也不禁常常有意无意地在端详于瑞祥的表情与神态。也许是心理作用？他感到于瑞祥的表情是异样的，神态是不安的。钱英心头涌起一阵悔意，他懊悔当初竟会只从业务上考虑，而让于瑞祥做了出版社经理部的出版科长。他也懊悔自己缺少一种独自的革命警惕，未能在听到一些关于于瑞祥的反映时，就防患于未然，就发挥好经济上的监督作用。他隐隐感到：出版社如果在贪污上有问题的话，这问题就有极大可能发生在于瑞祥身上……
散会后，他独自走出市府大礼堂。出版社里那些熟人都走散了，看见天变了，似有急风暴雨将来，他心里盘算着应当赶快回家去。他想看看步出会场的人群中有没有汤雪。人太多了。汤雪肯定是会参加这个会的。她是市妇联的秘书，今天来开了会，回家可能会早一点。平时，他俩谁先回家，谁就把委托给楼下邻居金家婆婆代为照管的六岁的女儿小星星背回家。他看不到汤雪，估计汤雪今天一定会先回家的，想到今天是星期六，他决定暂不回家。他转弯到四马路的一家小馆子里吃了一碗阳春面外加一只葱油饼，打算去干一件解开他心上疙瘩的事，这就是到百乐舞厅看看今夜能不能见到于瑞祥。今天是星期六，虽然下午开了这样一个会，但有跳舞瘾的人越是心里苦闷越是会去寻欢作乐的，他要亲眼看一看，过去已经官僚主义了，今后不能再官僚主义。既然听到了有人对于瑞祥的反映，自己实地去印证一下完全是必要的。
他吃了晚饭，到江西路口搭上了电车。风驱赶着浓云，急雨哗哗下了。他下了电车，离百乐舞厅约莫还有半站地，他在一家小烟纸店门前站着避了一会雨，见雨并没有停歇的意思，便捺下性子等待。心想：早去也许于瑞祥还没到呢，不如迟一点好。等着等着，雨略小点了，他才拔腿向百乐舞厅跑去。
他终于亲眼见到于瑞祥了！反映情况的人没有说虚假的话。于瑞祥同那个舞女的亲昵态度说明了一些问题。于瑞祥的表情和神态也说明了另一些问题。钱英决定离开舞厅，他觉得万一被于瑞祥看见了自己不好，没有必要在这种地方多停留，也不可能在这里把于瑞祥的隐秘全部摸清。他决定走，但不是回家去，而是回出版社。此时此刻，他忽然觉得心里有许多话想同耿爱民谈谈。他感到一种苦恼。这种苦恼使他在这种时候想找到一位知心的同志交换一下看法，发泄一下心中的积闷。
钱英从“百乐舞厅”出来时，雨已很小了。街上人少了，柏油路被水冲洗后闪闪发亮。呼吸着夜间雨后上海的空气，比白天清新得多，比舞厅里更是新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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