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深地弯下魁梧、健壮的身子，在老人那枯皱的右手手背上亲吻下去。……
生活就像一本巨大广博的书，一页一页永远翻不完。仿佛是梦幻，又很真切。
那是留在记忆中最强烈的一缕光彩！潘永强眼前又浮起了母亲白皙、慈祥而沉静的面容，但老人的头发已洁白如雪。……喜讯带来欢乐，又带来伤逝之感。
“呵呵呵……呵呵……”从邻屋电视机里传来的歌声，是一个女歌星在唱一支哀怨抒情的无字之歌？
“那么，老人家现在独身一人怎么生活的呢？”潘永强已经拭去眼泪抑制住感情冷静下来了。
俞大昌啜着橘汁，说：“生活得很好。无微不至地问了有关你的一切。当夜，我应邀到她住处去做客，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解放初，她收养了两个孤儿，一男一女，早都已经成家立业。男的在做中学教师，女的是化工厂的技术员，都是共产党员。她随养女住，六十年代初就退休了，拿退休金。现在，孙女、外孙都有，住一个单元三间房，生活不错。”
“呵，呵，‘文化大革命’里没有受什么苦吗？”
“她本人倒没有。因为她退休得早。用她的话说：‘十年浩劫期间做了十年逍遥派！’”俞大昌看着潘永强手中的红枣说，“我对伯母说：‘你老人家要带什么东西给永强的话，我一定负责带到！’老人家是位有学问的人，我临走前，她到宾馆看望我，托我带这一小袋红枣。她说：‘告诉小强，母亲总是想念子女的，五十年来，想念有增无减。我想说的话写出来恐怕不便，但都包含在这包红枣里了！小强从小就爱吃家乡的枣子，就请你把我的心带去吧！’……”
潘永强茫然盯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抚弄着手里的那包红枣，唏嘘起来，默默无言，泪水又从近视眼镜下顺着笔直的鼻梁潺潺淌下来。心头滋味复杂纷纭，说什么好呢？……
俞大昌接着说：“那天的见面会开得很好。我是个多事的人，我想起唐朝贾谊的诗‘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不禁有了感慨，最后我说：‘你们各位谁要我带信，我负责带到香港寄往台湾。谁要打听在台的亲属，我一定尽力而为。过几个月，我可能还会再回来一次。那时，如果打听到了消息，一定如实奉告！’结果，有的托我带东西，有的托我打听在台湾的亲属。第一件事我到香港的当天就办了；第二件事，我准备抽空替他们办。我们Z市在台的同乡，你知道得比我多，你可以帮帮我的忙。……”
潘永强那戴眼镜的细长脸上表露出思索的表情，沉吟着，好心好意地轻声说：“唉！政治气候你不是不知道！你总有点冒险家的脾气，你的行动自己可要加倍小心啊！……”
想不到俞大昌心热得像一团火，圆脸膛上露出了不无责备之意的表情，说：“你呀！我不同意你那种冷漠和软弱！幸福从来不对弱者微笑！你的乡愁随着年岁的增长日渐加浓，我最了解。在台湾，思乡已经成了一种流行性感冒，你这个当医生的，难道不想一想用什么办法才能医治这种痛苦的疾病吗？我们为什么有家归不得呢？我们的‘根’在大陆！你以为早已失去了的亲娘也在大陆！我们需要祖国的统一，亲人的团圆，来往的自由。……有这样的感情，愿为大家同样的心愿尽一分力，有什么罪呢？是做人的一种最起码的愿望嘛！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时候，有什么外力能禁止大家这么做呢？为什么要害怕呢？雪莱有一句诗：‘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
像给注射了一针强心剂，潘永强浑身的血沸腾了！是呀！“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唉！生活就是这样，不论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总是要往前走下去的。……他仔细地拆开了用细针密线缝起来的小包。小包里一共有五十颗通红通红的枣子。他数着枣子，像看到了慈母的心。假如世界上有不朽的爱，这就是极限了！他又泣然了！
蝉翼纱的花窗帘，轻拂着。走到窗前，透过敞开的玻璃窗，可以望见夜色正笼罩着万家灯火的台北市。……滔滔说着的俞大昌沉默了，他用手掠着满头乌亮的黑发，眼睛出神地望着远方，似要望呀望呀，望到海的那一边去。……
当夜，潘永强同俞大昌又谈了许久，健壮、魁梧的俞大昌讲了许多见闻和感觉给他听。俞大昌走后，潘永强却不能入睡。他孤僻地将自己锁在房里，脱下近视眼镜，淌着热泪，呆呆捧着那一小包母亲带来的红枣思索着、摩挲着、亲吻着，闻嗅着枣儿沁人心脾的甜香气息，直到东方露出曙光，天边出现朝霞。
三天以后，潘永强突然一反常例请客吃晚饭了！客人一共九个，有男有女，都在中年以上，都是他Z城的同乡，其中还有住在外地，从台南、基隆等地赶来的。潘永强让子女陪坐，恭敬待客。这时，俞大昌已经回香港去了，所以没有参加。在吃饭时，瘦削、苍白、头发花白的潘永强拿出这一小袋红枣，说了它的来历，然后，他那两只戴着近视镜的眼睛闪着向往的光芒，用深情发自肺腑的声音说：“母亲没有给我写一个字，但我完全懂得她的心。她要说的话都包含在一包红枣里了！枣子是五十颗，说明我们母子已经生离五十年了！小口袋是用我小时候用过的一块手帕缝成的，说明母亲对我的爱念念不忘，我小时候用过的手帕她珍藏不弃！母亲缝的这个小包，细针密线，使我不能不想起古人‘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诗句；我仔细数了数，母亲一共缝了九十五针，她老人家今年正好九十五岁！她是告诉我，她已经风烛残年亟待见我了！母亲不带别的给我，带的是枣子！为什么呢？当然，因为我从小爱吃枣子，可是还有更深的寓意呢！‘枣’和‘早’同音，母亲是盼望儿子‘早’归呀！……”说到这里，潘永强已经泣不成声！他将红枣分成十份，一份五颗，自己留下一份，将其余的九份分给九位同乡客人，说：“母亲带来的故乡的红枣，我不应一人独享！让我们分而食之，愿我们都能早归！……”
乡思绵绵，情系神州。他的话字字打入客人的心田，他的脸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席上的客人们，一个个手捧红枣，都泪水纵横，同声而哭。……
失信
又是秋天了，常飘落着动人感情的那种淅沥细雨。夜深人静，听着清脆的雨声，往事常常闯入心扉。去年此时遇到的那件怪事，总是仿佛浮在眼前。
我是一个不爱失信的人，去年这时，却失过一次信。现在，每当想起那次失信，一种歉疚、复杂的感情就油然而生。
那是九月底一个星期六的中午，下着沙沙的小雨，思华从北京图书馆回来，脱下水淋淋的雨衣，拂着湿漉漉的黑发，走进我的小房里来，说：“唉！尹湄，庞老是白血病，怕不行了。下午我俩一同去医院看看他吧！”
正忙着从德文赶译一篇有关奥地利作家弗朗兹·卡夫卡作品的评论资料，学报编辑部催得很急。我抬起头来看着窗外的霏霏雨丝，对思华说：“忙，又下雨，你一人去吧！他是你的老师，你应当去一下。他又不认识我，我就不去了吧。”
思华央求地说：“去吧去吧，为了感情，也为了礼貌！我平时太忙，极少去看望他，太不应该。他是个人品很高尚的人，从前对我太好了，我们应当一同去看看他。再说，他又是孤身一人，在他离开人世之前，难道不应当给他一点温暖吗？”
我能不同意吗，只好说：“行！”以前，听思华说过：五十年代他在上海F大学做研究生时，庞老很喜欢他。那时，思华家里穷，经济拮据，夏天连蚊帐都是庞老给买的。这许多年，庞老一直在上海任教，直到前年，因为他会满文，要清理故宫皇史的大内档案，才把他请来北京定居。但住处离得远，大家太忙，思华只是在春节时去看望过他，平时没有往来。从思华那明亮的眼神和诚挚的语气中我能体味到他的心意。我只能暂停我的翻译。下午，我俩买了一个美丽的鲜红玫瑰花的花篮，带了些水果和罐头食品，冒着细雨，就去医院探望他了。
我是第一次见到庞老教授，虽然对他闻名已是很久了：他是满族，早年留美，在哈佛大学学习文学与戏剧，得过硕士学位。回国后，三十岁出头就在上海的名牌大学里当了教授，讲课有极强的吸引力。他家学渊源，古文也好，还会英文、法文，又会满文，一肚子的学问，著作很多。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很惨。他没有子女，同他相依为命的老伴，就是在那“内乱”的悲惨岁月里，因折磨得病逝世的……
进他的单人病房之前，我暗忖：这是个什么模样的老教授呢？他年过七十，听说有高血压。是秃顶的？还是肥胖的？戴眼镜的？反正总是个龙钟的老头，一定奄奄一息躺在床上……
但，一进清洁明亮的病房，看到的却是一个中等个儿头发尚未全白的倜傥而有风度的老人。他老了，但也不算很老。他手里正捧着一本有朱批的奏折在看。那上边是曲曲弯弯的满文，我猜那一定就是清朝的大内档案。
他显得瘦削，发着烧的两颊有点潮红，本来有些病弱，见到我们后，忽然眼睛发亮，精神抖擞起来了。奇怪的是当我将鲜红玫瑰花的花篮放在他床头柜上，触及他那种特殊的目光时，我忽然触电似的感到一种不可言传的纳闷。
他凝望着我，脉脉凝望着我。当思华介绍了我，他同我握手时，紧紧握住我的手，仍旧一动也不动地看着我。我觉得他很失礼，怎么能这样看人呢？初次见面，虽然我已是四十六岁的人了，可总是女的呀！能用这样的目光盯着我看吗？我将手迅速地从他手里抽出来，避开他那令我难堪的目光，脸上因为气恼，忽然泛出了红晕。我瞬即又自己解释：他这样一定是一种病态！不正常的病态……我总不时把眼睛用来张望窗外，避免同他的目光交汇。窗外，有乳白色淡淡的雾气，有氤氲的雨帘，有几棵颀长的白桦树，叶片正在秋雨中不时旋转着飘坠，一片、两片……
思华同他轻声谈话，问起病情。他清醒正常，显然没有什么病态，说：“病很重了，国家一天要给我花二百多元药费，我心里很不安。我知道，也许很快就要离开人间的。”讲得轻松，听了使人恻然。但就是在说这些话时，他也老是看着我。从眼神里，我感到有一种灼灼的表情，又有一种温馨的回忆和向往。为什么？解答不出。然后，他就找着话同我讲，问我的名字怎么写，问我喜不喜欢诗词，说：“如果我精神好一些，我要写一幅字抄录一首诗词送给你。”
思华似乎发现病人很喜欢我，在一边说：“庞老，尹湄在我们学校里有个绰号，叫‘万年青’。她四十六了，人说她只像三十岁，还像年轻时那么漂亮。”他是在老师面前炫耀妻子。
我发现庞老教授仍在盯着我看。以后，他就不多说话了，似乎沉浸在什么遥远的回忆中，只是脉脉地看着我，看得我很不自在。
外边，檐头的水声滴滴答答传来。四周静悄悄，远处间或有汽车喇叭声悠悠传来。思华大约怕庞老累了，同我做了眼色，向他告辞，说：“庞老，我们走了，改天再来看您。”
庞老教授却摇摇头，固执地说：“不，多待一会儿吧，陪陪我。”他说话是对着我讲的，又转脸似征求思华的同意。怎么能违背或拒绝这样一个病重的老人的恳求呢？于是，只好再停留下去。我也仍旧处在尴尬的境地中，由着他的目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
幸好，又有两个来探病的客人来了，觑便我说：“思华，我们走吧！”思华忙说：“庞老，我们走了，您好好休息。”
谁知，庞老教授仍盯着我看，对着我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不放说：“请你，再来看看我。……”我没奈何地点头，他却继续说：“明天，请再来，好吗？”
思华代我回答：“好的，好的。”我心里有点不愿意，但急于想走，只好勉强点头，吐出一个字：“好！”
庞老似乎有点兴奋，说：“那一定，一定，请一定来吧！”他拉铃，一个身材修长、戴白帽子的白衣护士马上出现在门口。他彬彬有礼地说：“请代我送送客人。”
出来后，走到外边，蛛丝般的雨线仍在飘洒。风将我绿色的风雨衣吹得飒飒作响。走在被雨水洗净了的林荫道上，我沉默着，心里有点不愉快，也很纳闷。有些思想感情是难以找出恰当言辞来表达的。我沉默着，沉默着……
思华似乎发觉了，说：“奇怪！尹湄，庞老似乎对你很有感情哩！”
我直率地说：“莫名其妙！哪能这样看人呢！我不喜欢人这样盯着看我！”
思华笑了，爽朗地说：“一个垂危的老人了……总是有什么原因的吧！”
我说：“反正，明天我是不去了，你去给我道个歉吧。”
第二天，我真的没有去。思华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你没有去，庞老很失望。……”
我仍在赶译德文资料，停止了在稿纸上书写的笔，问：“怎么？”
“他一再问你为什么不去，一再要我陪你再去看看他。说只要他精神好一点就给你写一幅屏条，送一首诗词给你。他的书法是很有名的，人们都很珍视他的墨宝。并且……”
“并且什么？”
“并且还提出：希望你送张照片给他。要我明天陪你去时带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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