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又请夏衍为《中国工人》写了《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等稿，他也如约写好给我们发表，也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
还比如，罗瑞卿大将20世纪50年代里先任公安部部长，后任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当时，台湾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北京召开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一天，我到东交民巷罗总长住处向他约稿，请他配合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为《中国工人》写一篇文章，威慑台湾。当时组这篇稿觉得有难度，因为罗总长非常忙，怕他不会答应，但又觉得根据当时的形势，他写这篇文章不但有意义而且会起好作用，因此他可能会同意。果然，他承诺写了，而且叫我以后可以同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上将电话联系。我强调这篇文章是《中国工人》拟发头条的“帽子文章”，希望如期在我们发稿规定时间前拿到稿子。罗总长也慨然答应了，我和编辑部为此都感到兴奋。
这以后，我同傅秋涛部长电话联系，傅部长告诉我，已派人按罗总长的意思起草了稿子，稿子已送给罗总长亲自去审改定稿，我强调这稿是配合民兵代表会议的，这期《中国工人》要赠送给全体会议代表人手一册的，发稿期临近，希望不出问题，如期拿到罗总长的稿件。傅部长说：罗总长确实非常忙，稿子在他手中，但他飞成都有事去了，不在北京！我再给你转达一下。傅部长当时又是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他对这事显然是很关心的。
听说罗总长去了成都，发稿在即，我心里忐忑不安，真怕延误了发稿和出版。
我到东交民巷罗总长家里，找他夫人郝治平同志请求支持，说明情况，希望能如期拿到稿子。果然，就在发稿那天，接到傅部长的电话，他那亲切的湖南口音使我十分激动，他说：“罗总长的稿子用专机送回来了！他做了些改动，我马上派人给你们送来。稿子你们不要再改动了，按他的稿刊出！”我谢了他，他说：“罗总长答应了的事一定会这么做的！”
罗总长的文章在《中国工人》发表后，反响强烈，外国记者都发了电讯，全国许多报刊都转载了，这对当时疯狂着蠢蠢欲动的台湾蒋军是一发威力强大的“纸弹”。
《中国工人》的读者既有普通工人，也有工程技术人员、教育工作者，更有工会干部、工会工作者；产业又各有不同，煤矿工人对纺织工人的事不关心，铁路工人对造船工人的生活没有兴趣，做工会工作的希望看到工会工作经验介绍，生产工人和技术员想看技术方面的东西；青工和老工人、男工和女工都各有特殊的兴趣和爱好，文化低的要求刊物通俗，文化高的希望不要太粗浅，工厂中的文学爱好者又请求将《中国工人》干脆办成文艺性读物，甚至提供文娱演唱材料。“羊肉好吃，众口难调”。陈希文忙于工人出版社的事，《中国工人》归全总书记处张修竹书记直接管，希文很少过问，仅看看封面的图片表示一下肯定和否定，吴从云也忙于工人出版社的工作，逐渐很少来关心《中国工人》。吕宁和我展开了调研。我们展开讨论，提出方案，终于确定《中国工人》应当是一本面向广大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刊物，一切从政治思想教育出发，但不排斥包括文艺在内的任何形式。明确了这一点，大家的工作好做了，刊物也有了起色，最多时发行六十多万份，最少时也有二三十万份。
吕宁做主编十分稳健，他主持的《中国工人》，大的纰漏是不多的，因为他牢牢掌握着舵。他平时自己不写文章，也不爱动笔改人家的文章，但他对大事决不马虎，重要文章一定亲自斟酌，审稿的水平很高，聚精会神，眼光敏锐，常能看出人家疏忽的大问题。逢到这种时候，他的习惯是：用笔画出一切有问题的地方，严重的打上“？”，退给你们自己红着脸去看去改。他说：“这样会改得更恰当，也是培养提高编辑的方法，不必越俎代庖！”他历来不赞成改稿时从个人口味和爱好出发，而主张保留作者自己的风格。
吕宁一米七几的个儿，说话声音软而慢，平时不太讲究衣着，冬天总穿一件破旧的“皮猴”，袖口已经有点丁丁挂挂了。他开起会来，往那里一坐，挺潇洒，还俨然有一种大将的风度。他的优点是能启发人无拘无束地讲话，因为他从不抓谁的“辫子”，对逆耳之言从不表示厌恶。他最后作小结时，又善于采纳众人的意见，讲的话好像并不怎么精彩，但优点是干净利落，中肯，明确，简洁，绝不拖泥带水，也绝不放空炮，使人感到他是个务实的人。
谁有好的建议，吕宁都能采纳。有同志提议刊物上应当办个“讨论会”的栏目，他支持，而且很关心；有同志提议刊物上增加读者来信栏，发表一些有质量的群众信稿，他支持。对本刊编辑部同志的稿件，无论文稿、画稿，只要有质量，只要能处理好编创矛盾，他是坚决主张采用的，而且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在我给刊物写总结时，他主张把采用内稿的比数增加作为一项成绩纳入总结，因为他认为本刊的同志了解刊物的对象，了解本刊的要求，写出的稿符合读者要求；而且他历来认为一个刊物编辑部，既该出刊物又该出人才，人才要靠自己从现有人员中培养，能通过写作提高编辑素质，这是好事。在这种培养下，编辑部后来涌现出不少能写、能画的人才。虽然，他自己是从来不写一篇稿在自己的刊物上用的。
我听到过当时编辑部有的同志说吕宁似乎有点“懒”，能写出好文章来却不肯动笔花时间去写，但后来从一些运动中得到体会，感到他不是“懒”，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执行刊物的方针任务上；而且，他的“懒”也许是当时那种“左”的气氛和现实的产物，他的“冷”也可能是同样的产物。他平时慎言慎行，遇到假日就寄情于山水之间，唯见到活泼天真的孩子例如我的女儿才表露热情，何尝不是一种无奈心态的流露？何况，他支持编辑部的同志写稿，他自己也夹在中间写，那就不好办了；他支持大家写，自己不写，在公和私的问题上要好处得多。
吕宁背后不爱臧否人物，看人总是看优点多，与他相处那么久，我很少听到他背后说谁不好，但却并不排除他当面对一些人和事谈出自己的看法。当时有位老同志，资格很老，人品很好，就是能力差，工作不称职，有人背地里评论那位老同志。他显然也认为评论的意见基本是对的，但自己不参加评论，只是在后来从工作出发，对那位老同志的工作进行了合适的调整，让胜任的同志去干，而对那位老同志，他总是称之为“×老”，很尊重。
我曾率一个工作组外出工作，组内有一位同志，平日从不认真工作，但政治口号叫得比谁都响，是个善于动辄就“汇报”的人。在外工作中，他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受了我的批评，归来后，我听说他很快就去向吕宁“汇报”出差情况并且歪曲了事实。我就特地找吕宁解释，但吕宁笑了，说：“我都知道了……”他的意思是我不必解释了，小事一件！我不禁笑了，感到自己气度还不够大，过于斤斤计较。有时我想，我感到吕宁有“大将风度”，可能就是一种气度恢弘的气质决定的吧！
吕宁在有些事上确是不与人争的。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他都不涉，出风头的事他决不热衷去做。《中国工人》独立后，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直接领导，他的主编工作好做得多。起初，未独立时，有些领导同志因为不了解他，似乎觉得吕宁平庸，不露头角，却忽略了他从不患得患失、历来踏踏实实不表现自己个人的一面，因此在工作中，对他不大支持；个别能说会讲、锋芒毕露的同志也就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但老吕处之泰然，未见他生过气发过牢骚，未见他计较一言一事。但最后事实证明，吕宁是称职的，他是一个埋头耕耘的主编，他主持下的《中国工人》在执行方针任务上始终坚定不移，刊物不断有改进，与《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并驾齐驱，他的为人也洁净无垢，如清风，如绿草，虽不显眼，却纯粹、美好。他在私生活上也是严谨的。
1958年“大跃进”时，我到了甘肃，在那里看了引洮上山工程，又到处看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阵势，访问了省委领导同志。当时我用“本刊记者”名义，写了《紧张是东风——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一席谈》一文，由《中国工人》当“帽子文章”发了头条。文章大意是：有人说大跃进太紧张了！大炼钢铁太紧张了！这不对，紧张是东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时，文章颇得好评，但平心而论，看到群众十几个昼夜不睡觉，连铁床、铁门都砸碎了炼钢，心里也确实不是滋味。加上到河北徐水地区去“下马看花”，看到了更多“左”的和浮夸的做法，虽然回来后鉴于1957年反右的情况，不敢如实说不好，只好闭口不谈，但在取舍稿件时，却开始否定那种过于虚夸的文章了。这曾引起个别的编辑不满，但每逢这种时候，老吕总是支持我的。他那个阶段，也出去“走马看花”，回来也闭口不谈，但当然也有所感。我们之间互相心照不宣，却隐隐都有一种忧虑。记得1959年秋，我出差去旅大时，吕宁就叮嘱我：“老王，带上十来斤饼干去吧！那里也许吃饭不方便。”我幸亏带了饼干，不然，有时就要饿肚子了！到1959年冬末，北京城里供应十分紧张，我和吕宁却还一同到西山中直机关造林站去劳动过一周，任务是植树。那时浮肿的人已不少，每顿都吃不饱，老吕干活仍很出力，脸上也仍旧总有亲切的笑容。我们每次都一人背三棵马尾松树苗上山，栽得妥妥当当才下山。回来后，啃了咸菜、窝头，就一同到附近散步闲逛。
我们相处融洽，但不多谈什么知心话。他是个有党性的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如果发现了，心里明白，有所抵制，但不愿多所指责抹黑。我心胸宽，不爱发牢骚，当时那种抑制人交流思想和意见的寒流，使我同他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亲近而又有距离的工作关系，这一直维持到我们分手。
（三）北京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生活状况
1953年初调到北京后，我直到1961年夏季才离开北京，差不多9年时间，对北京有了深厚的感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
初到北京时，北京还显得陈旧，有些街道和地区似乎破破烂烂的，但巍峨的天安门，美丽的北海，风光旖旎的颐和园、昆明湖，宽阔的天安门广场，热闹的王府井、东安市场和隆福寺市场，宽阔的长安街，带有神秘色彩的故宫和天坛……处处都使我神往；北京全聚德的烤鸭，有名的“烤肉季”，桃园和翠花楼的菜肴，冬季的涮羊肉、鸡素烧，过年过节的蜂糕、枣泥月饼、元宵、盒装点心，平日面茶、豆汁、炸油饼、豌豆黄、蜜饯红果，以及在来今雨轩喝茶，在琉璃厂觅旧书……莫不给我留下兴味和回忆。
在北京工作的阶段，正是开展建设使北京这个首都不断发生变化的年月。北京那些古老的建筑、旧式的四合院逐渐“掺杂”起新建的“大屋顶”和火柴盒式的西式办公楼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建的十大建筑物——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美术馆……都一一建造起来。东单、东四、西单、西四原来都有大牌楼的，此时大牌楼移走了；前门外的天桥及大栅栏变样了，王府井有了百货大楼，北京饭店加盖了新楼，和平宾馆、华侨饭店、新侨饭店……都一一盖成；北京体育馆也与先农坛体育场先后完成……我们常因工作关系，在将明清两代太庙改成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开会并参加文化活动。北京那些年的大变化，我们是见证人，而且，我们也是亲身参加了北京建设的建设者。那时，在北京的干部每年至少要参加劳动一个月。我在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参加过劳动。有一次劳动时，上面一块大砖掉下来险些砸在我头上，将我身边地面砸了一个坑，如果砸在头上就开花了。我们也常到香山中直机关植林站去种树造林，背着沉重的油松（即马尾松）爬到香山上去掘坑栽种，我独自栽下的油松至少有几十棵。我们更在播种季节到郊区去插秧，在收获季节去帮助农民收割，去抬石头，去搅拌石灰和用泥土垒猪圈……每一年，北京都有新变化，逐渐同我们1953年初刚到北京时在北新桥见到的那种陈旧的情景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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