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前面写过，我在那段时日有时心中高尚与卑鄙同在。这也并不奇怪。拿郭沫若同志来说，我一向佩服他有才华。例如“文革”末期，当“四人帮”被粉碎时，1976年10月21日他填的那首“水调歌头”词《粉碎“四人帮”》曾脍灸人口，闻名中外。可是“文革”中，他也写过那样卑下肉麻而无诗意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上充满了工农兵形象/我们要向你学习/使世界舞台也充满英雄形象。”写过《女神》的郭老，写出这样的诗颂扬江青。他这似乎也是高尚与卑鄙同在。冷静分析一下，形成高尚与卑鄙同在的原因：高尚来自于自己的良知与受革命的熏陶，卑鄙则每每来自不明真相和私心作祟。
那个阶段，我又恢复了使自己尽量蹲在屋里少出去以免招来是非的生活。当年的朝气和干劲，因心灵的损伤、扭曲而异化了。我不想多介入什么活动招惹是非。我只有一个卑微可怜的愿望，就是：使我的家人和我平安度过“文革”。这风浪委实太大，而且不知什么时候暴风雨又掀起巨浪。我不想在风浪中沉浮，只想躲开风浪，不惹任何人注意，做个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不再有厄运和凄惨的非人生活。如果有个远离“文革”的孤岛叫我去做鲁滨逊我也愿意。
那个阶段，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的经验由毛泽东主席批准推广后，学校红卫兵和造反派夺了远超等的权，联系“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批斗远超的高潮掀起了。他被斗得很惨。他这人对我曾那么“不公正”，斗他我应当有一种快意认为他罪有应得。但事实不然，由于我提供过他的材料，查出了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的他的发言及总结、计划上他的修改处，斗他我就不能无动于衷。虽然，他是学校党内的第一把手，打倒他斗他在当时是必然的。我不提供材料，别人提供的材料也够打倒他了。但我感到无论如何，他还是一个不错的干部，并非什么黑帮！有一次，他被红卫兵揪到Q县一个著名的生产大队，在那里与贫下中农一同对他进行批斗。一个红卫兵嘴里念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却言行不一，忽然将他从台上猛的一脚踢下高台。他本来跛一条腿，从高台上栽下来，就又跌伤了另一条腿。后来，他被揪回学校，两腿都不能走路了，仍命令他大儿子用自行车将他载到大礼堂来批斗。他不能站，就叫他席地坐着挨批斗。这两次批斗，我都不在场，但听人说了情况，我心里不安而且是同情他的。我没有罪，他不该害我。但是他也没有这么大的罪，要这样来“斗倒、斗垮、斗臭”呀，我推波助澜参加摧残他干什么呢？唉！唉！对这种“一批、二斗、三改”，对这种“斗倒、斗垮、斗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反感，我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污辱与残害人，要从上到下拿全体干部“开刀”！
生活充满了恐怖与苦难，匮乏的是人的自尊、人的权利的保障。生活十分单调、苍白与无聊，又十分难以预测。整天唱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和语录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叶扁舟漂荡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却不知会漂到哪里去，也许海底就是归宿？！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非常好，但第一句特别长，并不适合配曲，却也谱成了语录歌来唱。那歌词整整一句近六十字，差不多天天要唱。与语录歌同时诞生的是诗词歌。毛主席的诗词有的谱曲唱起来是很好的，有的则也并不适合配曲来唱。至于林彪选编的“红宝书”，那更是要天天念。照例我每天要被叫去开会。开会之前，就由一个人带着念语录，语录被叫作“最高指示”，领的人念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红宝书”的特点是应有尽有。造反派有什么样的需要，就可读什么样的最高指示。想整人，就可以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想动手打人，就可以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想讲政策，就可以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想挟制人家不要动武，就念：“要文斗，不要武斗。”自己队伍里参加武斗死了人，就可以念：“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挨批斗的“牛鬼蛇神”死了，就可以念：“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如此等等，“红宝书”人人都随身携带，表示忠于毛主席，而且随时可掏出来应用，也可当礼物赠送。“文革”结束时，我家的红宝书大大小小中英文都有，一大堆。
“一切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是当时的办事准则，可是问题在于“各取所需”的应用，实际总常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拿语录本“活学活用”的人，总是挑自己要用的语录来用，不问具体情况和条件，怎么可能正确而不歪曲！？
有个当时流传的政治笑话是这样的：一个战士向连长请假要回去探亲，连长不同意。他说：“那我找毛主席请假，请示毛主席！”他未经批准就回家了！一去十天才回来，连长批评他要严厉处分他，他拿出三张出名的毛主席的照片来，说：“你看，这是毛主席批准我两天假（这是毛泽东视察马鞍山钢铁厂谈‘一分为二’的照片，照片上毛泽东竖着两个手指）；这是毛主席批准我三天假（这是那张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前给抗大学员讲话的照片，他竖着三个指头）；这是毛主席批准我五天假（这是毛泽东在‘文革’初于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举起右手伸着五指的照片）！”连长默然，不知如何是好。
那个阴惨惨的春天，我就是在既轰轰烈烈又浑浑噩噩中度过的。红卫兵广场上经常开大规模的批斗会，成了地区“走资派”的原地区党政负责人和各部门的负责人都不断上台挨斗，一些名演员如臧兰苓之流也仍是“牛鬼蛇神”陪着上台挨斗。本来小巧玲珑、相当漂亮的坤伶臧兰苓，此时已憔悴得很了！不少单位都有人自杀。每逢开批斗大会，那支《造反有理》歌，配着乐队“咚咚锵锵”的鼓乐声就响彻云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我笨得真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还要造自己的反。
在城中心地点“红卫兵广场”四周，到处都有大批判专栏。专栏用木头做架子钉上木板，就像大广告牌。上面贴上大批判的文章。从北京的大人物批到地区和县的小人物。这些自然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气氛。但人们的脸上，除了那些热衷于冲冲杀杀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外，都是浑浑噩噩的。恐惧和不理解是造成浑浑噩噩的主要原因。不但对自己个人和家庭以及亲属的遭难感到恐惧与不理解，对中央发生的那种不正常的乱整乱打倒的情况，也感到恐惧与不理解。因为不仅打倒“彭、罗、陆、杨”，而且还打倒贺龙、陈毅等元帅。不仅贺龙、陈毅，而且彭德怀甚至连朱总司令也跟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要打倒。朱德是“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贺龙是“土匪”，而刘少奇正在被酝酿成“叛徒、内奸、工贼”。哪里还有好人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部革命历史怎么写呢？我是想不通又想不通！
“文革”的猛烈冲击，使城里的街上出现了不少神经失常的疯子。使我很庆幸自己幸亏心理素质好，神经健全。有一个出名的“梁疯子”，原是小学教师，他早在“文革”前就是疯子，现在更疯了！在大街上一天到晚唱歌疯癫，用粉笔在地上乱写乱画。一个名叫“小百合”的女疯子，据说过去嫁过一个逃往台湾的有历史政治问题的男人，现在常在街上打人骂人。红卫兵本来怀疑她装疯，结果治不了便承认她是真疯了。地区人民医院一位医术很好的男医生，疯了，手拿一根树枝，常常嘴里念念有词地去拦汽车。最妙的是精神病院里用“学习毛主席著作”来给病人治病，报纸发表经验介绍，说是“一学就灵”，病人就痊愈可以回家了。医生护士忙着疯狂地造反，旧病人被打发回家，新病人又不接收。我曾窃思：如果拿这题材编一个电影剧本，肯定是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精彩喜剧。
地区终于成立了新的“红色政权”，名谓“地区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中共地委与专员公署。说来也怪，不知怎的，地方上的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倒，军队的干部却个个都似乎是人杰了。他们“支左”（支持“左”派），权力较大。地革委由原来军分区的政委龙世泽当一把手，省城师范学校一批红卫兵到L市来煽风点火造反，头头王胜林成了二把手及常委。这时地委书记许云亭、副书记魏晓锵及专员徐亮、副专员徐伯衡等都已“揪出”在批斗。这些干部大多数确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比较廉洁、勤恳，并未揭发出什么真正的罪行。但当时整天开批斗会，“打倒×××”的口号声通过大喇叭传遍四方。街上白纸黑字的大标语上，用红笔在被打倒的人名字上打上红色××像枪决的犯人插的死标上写的名字打上红××一样。每逢雨后，那些被雨水浸湿变得血淋淋的大字标语就更可怕了！
龙世泽抗战时期做过敌工部的工作，是个部队老干部。新的“红色政权”成立那天，他还显得很得意。学校红卫兵指挥部命令全校师生上街参加游行庆祝，我与妻也都在队伍里高举语录跟着游行喊口号。我当时还天真地想：看来有了新的“红色政权”，以后那种混乱无政府状态的情况要起点变化了。也许，“文革”会逐渐走向结束了！也许上边是想换掉一大批不称心不称职的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这个目的达到了，“文革”也该结束了！国家的安定也该实现了！……谁知，我全估计揣摩错了！“文革”不但还早，而且，将发展到几乎连上边谁也控制不住的更混乱糟糕的局面。拿L市邻近各地来说，此时，虽然面上是红色新政权按照上边的指示成立，实际却蕴含着大分裂、大动荡、大混乱的局面的出现。此时，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中，正蕴含着“东方红”红卫兵与“红旗”红卫兵的大分裂和大对立。前者说自己是造反的，以贫下中农子弟为主；后者说自己是造反的，以军干子弟为主。前者后来要打倒龙世泽之流，说军队执行的是“拿枪的刘邓路线”！后者则是保军的。红卫兵分成两大派，长胡子的造反派教职工也分裂成两派。如所谓“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文司”）组成的是地区一些京剧团、梆子剧团、柳琴剧团、豫剧团的人员，就与“小教团”等同“东方红”红卫兵等组织在一起，一共五个单位，号称“五大联合司令部”。而“地委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则与“红旗”红卫兵等，组成了“七大联合司令部”，“同观点”的组织合在一起，形成两大对立系统。实际上，长胡子的造反派控制了大部分实权，但得依靠并利用红卫兵的权威与名义，所以有不少红卫兵头头作为“小将”被推上了前台。“五大联司”的头头有王胜林、沈小兵（我们学校的高三学生）及颜世征（原地委的一个中层干部）及杨凤亭（京剧团的武生）等。“七大联司”的头头有谢雪山（原地委干部）、于少亭（原地委干部）、靳玉德（“红旗”红卫兵）等。再加上当时部队里观点也分成两派。例如野战军部队里，政委、师长等总的是支持“七大”的，政治部主任雷雨及保卫处处长汪名启等却支持“五大”。军分区中，总的是支持“七大”的，副司令巩西钧等却又是“五大”观点。成立了“地革委”红色新政权，容纳了“七大”与“五大”观点的人，虽然都游行开会庆祝，实际却在迎接更大的风暴。各自在想各自的“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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