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种风云险恶的感觉来临了！一天夜里，我同妻轻轻谈心，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她忧愁地说：“才好一点，又要出事，可怎么办呢？”我只能苦笑笑摇摇头。我说：“我们这样的人，始终像是一袋面粉中的一小粒面粉，与大家揉在一起，可能烤成面包、蒸成馒头，晒在太阳里会干，沾了雨点会潮，有大风来，就会吹走。我们是希望能成为面包、馒头，对人类有利，可是风真要吹来，将我们吹入沟渠，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那夜，我是情绪低沉的。
谁知，第二天一早，地革委办公室来通知：地革委常委兼文教办公室徐主任要同我谈要紧的事，让我上午九点到地革委去。
摸不清什么事，但从通知者的态度看，不会是什么倒霉的事。徐伯衡主任是“文革”前的文教专员，当地文教界的著名人士。“文革”中因为说他是“叛徒”，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不断揪斗，命都差点断送。后来，好不容易弄清了不是叛徒，解放结合。他同我私交尚好，我在九点钟准时到地革委大楼。那天是9月15日，到那里，他正在开常委会，听说我去了，出来接见，说：“要评《水浒传》了！想找些‘秀才’写批判文章。《水浒传》上记载我们地区的沂水县是李逵家乡。李逵是革命派，宋江是投降派，你快去沂水，查查李逵历史，看看他是怎么革命的？怎么反对宋江投降的？通过调查研究和分析，写有分量的论文。打算给你组织一个十人写作班子，由你当组长。这是地革委常委会决定的，任务光荣，要努力完成。……”
他讲这些时，就像放留声机唱片，说明他是秉承地革委常委会意志办的，而非他的主意。但我听了大为惶惑。我说：“《水浒传》是文学作品，是小说，不是史书，李逵的历史怎么查法？”
徐主任说：“常委研究决定了，只要写出文章，怎么查法都行！”
看来是没理讲了，我问：“我土改剧组的任务怎么办？”
他说：“已同他们打了招呼。你完成了评《水浒传》的任务，再去继续干就是。”
我说：“我不想要一个十个人的班子，人多未必好办事。干脆请调一个年轻点有水平的人给我，我带着去。两个人足矣！”
他斟酌了一下，说：“那也好！”又说，“你们首先要抓好学习，要学好毛主席指示，《红旗》《人民日报》文章，学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写批判文章时，要能联系当前阶级斗争！”
我问：“这指的什么？怎么联系？”
他支支吾吾哼哼哈哈，没有说出什么来，答非所问地说：“你们先学习，先去调查，以后再及时汇报好了！”
事就这么决定了。我回到家里，中午吃饭时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妻。她犯愁了，说：“干这事不会有什么不好吧？”我们相亲相爱，有温馨的记忆，有真挚的爱情。她是个能苦乐由之、荣辱不惊的人。我懂得她的心。我们精神上始终是能交流的。我有沧桑之感、悲凉之叹，克制住不表露，只安慰她说：“我想没什么不好的！我自己谨慎小心就是！”
一会儿，我又由衷地对妻说：“我这人，许多人都说我好。我自己也觉得我这人绝对不坏。也有人觉得我这个人相当幸运，没有犯大错误。历次运动没有倒下去、扣上帽子，大小都还在当一个领导干部，又写过些东西，大小算个作家，可是真正剖析内心世界，我觉得自己这个‘不犯错误的好干部’很可怜，也很可悲。我看到许多不满的事，却不敢坦率说出自己的内心真话；我感到许多不平不合理的事，却不能挺身勇敢地站出来要求改变或去参与改变。我私字很重，有了个小家就怕窠破人亡，怕因我连累妻女家人。于是，谨小慎微，总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当然，这是老搞这些狂风暴雨般的运动的缘故！使我像别的许多人一样，老是生活在无安全感无保障匮乏自由和支配自己生活和生命的权利的环境中。要是哪天这一条解决了，那可能才是人民之福！我这种人，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不能说未尽一份力，但实际是没有尽到心，也没有尽到力！我生存于世无法影响环境的改变，却只能听任环境的摆布，我总是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被人使用，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怕被随便扣上一个什么帽子！想想真是窝囊！”
妻叹气说：“别把你自己说得那么坏！但我们确实可怜！”
我说：“哪一天，我们感到自己不可怜了，那国家也就好了！我们一直感到匮乏，匮乏的东西，不仅是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
妻不再说话。
那时候，谁说点愤激的话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我真想自己是瞎子、聋子、哑巴、傻子！但实际上不傻不呆，只有痛苦。最后，我吁一口气思索着说：“反正，我先去调查，暂时还不写！看来，阶级斗争又要大搞特搞，不知什么重要人物又会栽跟斗了！”
我到土改剧组去了一次，拿出我又修改加工过的剧本。端木和老孟很高兴，我有种感觉：有的人一方面想拽住我出力改动剧本；一方面想获得成果自己占有，见剧本改好，说：“校长，有事我们会找你的！没事我们自己就来动笔了！你不必费心记挂了！”倒是老彭和老黄却透露出一种惜别情绪。老黄送我出来时，悄声说：“校长，有你在，我们日子都好过些！你还是得早些回来！剧本给他们搞是写不好的！……他们历来是别人写了东西他们就来摘桃子的！……”我听了心中有数，却不好说什么。
我走马上任要去沂水调研李逵了！
我知道沂水县是《水浒传》上一百零八将中的四员将的故乡。他们是黑旋风李逵、旱地忽律朱贵、笑面虎朱富（朱贵的兄弟，在县西门外开酒店），还有青眼虎李云，他是县都头。《水浒传》中说李逵的家乡是“沂水县百丈村董店东”。李逵杀四虎的沂岭，也在沂水县。
在家等了一天，师范的一位姓邢的语文教师来了，说地革委通知他随我同去沂水调研。于是，9月17日就与妻及晓亮告别，前去沂水了。
对姓邢的老师，我素无成见，历来知道他是师范教语文的中年骨干，但前几年师范揪斗画家、美术教师古小黄时，我曾被押去红卫兵广场看批斗会接受教育，当场见到邢老师在台上揭发古小黄，说古小黄在一张刊物封面上故意写了自己的名字，封面上有毛主席像，古小黄将“小”字中间的“亅”写在毛主席鼻子上，将小字的两个点，点在毛主席的两只眼睛上。又说，一次开会，大家喊毛主席万岁！他在古小黄身旁，听到古小黄嘴里轻声地说：“一岁！”这两件事听来就像假的，本不可信，我认为像是故意陷害，但他的揭发，当时起了轰动效应，台下革命群众有的大叫：“枪毙古小黄！”后来古小黄当场被逮捕戴上手铐，判了七年刑。现在还在乡下养猪。因此，对邢老师我不能不存有戒心，我的话少，他话也不多。但总算是和平共处，他表示得也尊重我，我们就一同到了沂水县。
沂水是个大县。这里战略地位重要，是几条公路的连接点。城东十里有个谭家寨，相传是宋朝时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安营扎寨处，不时还出土一些古代兵器。
我们坐清晨6：40长途汽车到沂水时已是10：00。在县委会晤宣传部长老徐、老王，招待我们住东岭。这东岭上的客房，“文革”前写《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总是住在这里被县委作为上宾招待。他在这里写作，有时带了猎枪出去打猎。1961年冬，我刚由北京下放到鲁南改行到省属重点中学做校长，知侠陪同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燕到L市，我们曾在L市第一招待所长谈。1964年，我因为奉命要创作一个剧本去参加华东调演，曾到沂水深入生活，在东岭上同知侠也有过长谈。他还热情请我在这里吃过一顿饭。“文革”中，诬陷知侠写的作品是“大毒草”，知侠在受到巨大冲击后，遭遇十分悲惨。来到东岭，想起往事，又想起“文革”似乎又要掀起风暴，看到冷冷清清的东岭，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
住定后，县委宣传部的部长徐、王二位来看望。知道我们来的任务是搞社会调查评《水浒传》，就告诉我们：县委也动起来了！有一个七人调查组已经组成并且行动。其中有二人已到诸葛区了解李逵杀虎处及民间流传的传说故事。并说关于李逵杀虎处的传说极多，李逵家乡村庄在哪里的说法也颇多。我说：“众说纷纭，都是传说。我们可以听一听、看一看。但不想作烦琐的考证，因为这不是历史人物，李逵是个艺术形象……”以后的几天，我同邢老师就在沂水到处访问老人、说唱艺人及文化馆退休了的老工作人员，收集关于李逵的种种传说故事。听到的并不少，但基本都是脱胎于《水浒传》的。我们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老王陪同下，还到“虎洞”一带去看看传说当年李逵杀虎处。这一带现在已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大苹果园了！
在沂水专心搞调研，花了不少时间。回去后，整理了一份调查报告并附拍摄的照片多幅，算是向地革委交了差。谁知徐主任说：“要赶快写出文章来，用地区写作组的名义，争取在报纸上发一发！”我让邢老师去写初稿，由我改定。两人研讨了提纲，文章题目决定为《论李逵》。写成后，我们又一同二次到了沂水。这次到沂水，是继续调研收集材料，主要是有关李逵的故事和传说，并且将初稿念给当地有关部门的同志听，请他们提意见。由于有心慢吞吞地干，这工作干到10月初，回去后继续修改稿件，10月中旬我同邢老师才一同到了省城。目的是争取将文章在省报上发表。
到省城后，住在宾馆。我想去看望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却因弄不清他们的情况，不敢贸然去，免得沾上是非，惹来麻烦。只听说许多人都还未解放。看来，我解放还是早的。邢老师有家在省城，他回家去住了。怕无端惹出麻烦，我一人在宾馆也不外出逛街。第二天，到省报找到编辑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理论组负责人联系。他看了稿，说：“这稿看得出你们是费了时间、精力写成的，社会调查很充分，有地方特点特色，文章对李逵的论述也较全面，看得出你们是下了功夫的。缺点是联系实际联系阶级斗争不足。不过，我们还是决定采用！”
大功告成，我和邢老师回去向徐主任做了汇报。评《水浒传》的事就告一段落。但事实上，省报后来并未发表这篇稿，原因说是“战斗力不强！”“针对性不强！”
这倒是确实的！因为这篇文章确无意借评《水浒传》来批判谁，而只是容纳了许多收集来的民间传说歌颂了一下李逵的“革命性”及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并附带论述了李逵这个人物的局限性。它确是不会符合当时那种特定的阶级斗争的要求的！
从沂水回来不久，突然见到了在吉林长春做医生的五妹。她是我们最小的妹妹，我们之间感情特深，她是特地远途仆仆风尘来探望我们的。大家见面，欢谈1967年在上海别后的种种情况，又谈起妈的病故，感情总是十分复杂。这时，晓林考进的农机学院下了马改成了农机学校，她在农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费县一个农机厂当技术员。五妹又特地去费县看望了晓林才回东北。五妹是个感情细腻又极重感情的人，千辛万苦来看望我们后，说是放心了，这才依依分别。从她那里，知道东北生活很苦，物资和生活用品都缺乏，供应很差，如果“文革”继续乱搞下去，不知将如何得了！民心普遍都早已厌恶“文革”，可是评《水浒传》似是一种又要大搞阶级斗争的信号，我把这想法告诉五妹后，她也只有摇头叹息。
我结束评《水浒传》工作后，休息了一些天，11月初又回到土改剧组。这时，戏仍在“磨”，但我发现并无进步，研究后，认为一方面继续磨戏，一方面可以把我修改定稿的剧本交给上海电影制片厂看看能否改编成电影剧本试试。上影厂导演，以演反派角色出名的老夏，“文革”前到过鲁南拍过纪录片，同他联系后，他就起程从上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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