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把苏浙皖三省销售食盐的“裕华盐公司”掌握到手里，从此，黑的鸦片、白的盐巴全归他掌握。他官儿不大，威胁却大，连周佛海他都不放在眼里，认为你奈我何。周佛海留下的日记中，有二十余处都提到与盛老三谈盐务的事，可见他见周佛海很容易，而且老是在同周逆办交涉。
周佛海起先为同盛老三争夺盐务的利益有摩擦，互不相让，最后，则两人都互相让步，携手合作，一同作恶。
在敌伪统治上海时期，人提到盛老三，有不少传说：有人说他家里金银财宝用箱子装，一箱一箱数不清。到他家里的人，确见他家有金烟灰缸、金痰盂、金鸟笼，连鸦片烟具和脸盆都是金的。
有人说他家有个库专藏上等鸦片烟土，凡客人去，都招待吸鸦片。他本人烟瘾大得一天要抽无数次烟，夜晚也要一次又一次抽，家中养的鸟闻不到烟味就会因瘾而死。
有人说他的房产多，上海有好几条里弄全是他的，住宅有十几处，每处都有一个姨太太。他在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的一所大洋房，占地十余亩，里外都富丽堂皇，花园里有亭台假山、珍贵花木，人说比上海出名的犹太富商哈同的住宅还好。家里男女仆人、保镖、司机好几十个。
有人说，他有一个宠爱的姨太，有只大钻戒足足有二十几克拉重，当时价值上千担白米……
诸如此类，说不尽他的富。军统逮捕盛老三后，据说房产全部被封，汽车、金条、首饰、股票、证券、衣服家具等自不用说，在他老婆那里抄出的金刚钻和宝石、翡翠就有几百颗之多，这些当然都是沾满中国百姓血泪的造孽钱！
传说审讯盛老三时与审讯别的汉奸不同之处，是注重的不在案情而在财产，目的自然是要榨干他的财物。所以，他关在“楚园”后不久，就被军统秘密解送南京，这充分说明了这个汉奸的“特殊”重要。
国民党政府审判汉奸时搞的鬼很多，毫无透明度，有时也不公布审讯详情，这是人民对审奸案极不满意的一个方面，在盛老三的案件上就是这样。
后来，只听说这个年逾古稀的老汉奸已判死刑枪毙了！至于何年何月何日，则弄不清。估计当是在1946年。前些时看到《民国人物大辞典》上有盛文颐的词条，只有生年，没有卒年，介绍也十分简单，恐是此故。
枪毙盛老三，他罪有应得。他实在作恶太多，不杀怎平民愤？他的巨额财产的走向，估计是进了军统特务组织和承办案件的法官的腰包，但已无案可稽。就凭这一点，快快地悄悄地杀他灭口何尝不是一种贪赃枉法的伎俩呢？！
（本文刊于1995年珠海《明镜报》连载之七）
日本间谍黄濬与“大贞丸”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之心殷切，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支援抗战。但当时的上海及沪宁沿线——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直到南京，也有一些被日寇收买的小汉奸，化装成乞丐、小贩之流，或刺探军事情报，或在日寇飞机轰炸时，用手电筒或其他标志指示轰炸目标。这种小汉奸被抓获后，都立即被执行枪决。在上海的华界闸北和南市小西门一带，就曾有小汉奸被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或悬挂头颅的情况，说明了人民对汉奸卖国贼的切齿仇恨。
但，抗战初最令人震惊的一件汉奸大案——黄父子作为潜伏日谍案是发生在“国民党中枢”的。这个大案当时引起无数街谈巷议，也给抗战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如果写抗战中的汉奸史，是不能漏掉这一笔的。
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第一部中曾涉及这个案件。在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第287页上借一个被整编掉的杂牌军少将王汉亭之口散布传言说：“南京警备司令部逮获重要汉奸黄执行枪决。这黄46岁，闽侯人，是行政院秘书，与他儿子黄晟一起向日本出卖情报，泄漏了军事会议的秘密。本来要在江阴封锁长江，将日本军舰一起拦截住，黄父子将情报卖给了日本，日舰一夜之间都逃跑了。”
这当然仅是简略的叙述。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8月13日在上海，日本侵略者又突然进攻闸北，淞沪抗战爆发。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气氛紧张，进入了战时状态。8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召集少数高级将领在军委会开了一次绝密的重要会议。会议商定一项重要战略：立即由海军采取行动强行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险要的江阴要塞江面，一则防止日本强大的海军沿江而上攻击南京，更重要的是可将长江中上游的全部日本军舰及商船近三十艘一起封堵成“瓮中之鳖”加以缴械。这本是一项十分有利于战事的绝密措施，会给日寇强大的打击。谁知，海军正拟在江阴一带布设大量水雷并凿沉破旧船舰堵塞航道时，忽然在一昼夜间，长江中上游诸港口停泊着的日本舰船及在航线上正行驶着的日本舰船，突然全部开船飞速逃出了江阴要塞，驶向上海方向。这些舰船有些本是到重庆、宜昌、武汉、南京等地接载日侨撤退的，日本侨民遂也全部撤光。事后统计，仅两艘日本商船，一艘名“大贞丸”、一艘名“长阳丸”未曾逃脱，被截获。
这一重要军事措施竟会失败，损失重大难以补偿。机密是怎么外泄的？使国民党最高当局纳闷而且震动。
当时，蒋介石召见军统头子戴笠、中统头子徐恩曾及首都宪兵司令兼警备总司令谷正伦，严厉要求立即破案。谷正伦责无旁贷，又有心要抢在军统和中统之前有所表现。事实上，当时在南京高楼门那幢花园红砖洋房里的日本总领事馆和日本领事须磨，早在谷正伦手下的便衣宪警严密监视中，这时自然更加作了严密的布置加以注视和跟踪。
偏偏，同时又发生了另一件怪事：8月26日，英国大使许阁森坐轿车由宁沪公路去上海，事先，蒋介石本拟由南京去上海到淞沪前线视察战况，为了安全，约定与许阁森大使同行。英国当时是中立国家，大使的轿车顶上漆有英国国旗的明显标志，与英国大使同行当然可以保证安全，不怕日机袭击。谁知，当天许阁森出发时，蒋介石因临时有要事需处理未能同行，而英国许阁森大使的轿车在下午两点多钟行至离上海不远的嘉定附近公路上时，忽然飞来两架日机，向大使的轿车轰炸扫射，许阁森身受重伤险些殒命。日寇甘冒破坏国际公法得罪英国这么胡作非为，目的自然是为了想炸死蒋介石。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又怒又惊，如果不是身边有掌握了机密的潜伏日谍，怎么会连续发生这样的怪事？
排出嫌疑者的名单，继续监视盯梢日本领事馆人员的非法活动，缩小军警宪人员布下的包围圈，这些自然是反间谍部门必定会做的工作。终于，谷正伦侦查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黄就是替日寇送秘密情报的卖国贼。那时，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黄以行政院秘书的身份参与机密。黄常有同蒋介石接近的机会。他擅长书法及诗词，著有《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蒋介石是很欣赏黄的文才与学识的。他在这两件事发生后，也早已开始怀疑到黄。所以当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谷正伦将掌握的确切证据连同报告一并呈送到蒋介石桌上时，蒋介石火冒三丈，黄既通谋敌国，必须立即处死。
黄，字秋岳，福建闽侯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清末毕业于北京译学馆，授举人。民国建立后，历任北京政府陆军部承政厅秘书科科长，交通部法规编纂员，交通部秘书，财政部佥事、秘书、参事。1932年8月起，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有个同班同学名叫须磨。这个须磨抗战爆发前后任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领事，黄是个真正的亲日派，与须磨关系密切。政治上的亲日，生活上的奢侈，须磨就用金钱收买黄为潜伏日本间谍。黄之子黄晟，也是日本留学生，供职于外交部，同其父一起出卖情报背叛国家民族利益。这个以黄为首的日本特务情报集团，其成员分布在参谋本部、军政部、海军部等要害部门。据传说，黄父子平日十分贪图享受，在上海、苏州、南京都有豪华公馆。金钱全是卖国所得。
黄被捕的消息，当时不胫而走，在民间传播甚广。我还记得这事处理得很快。黄父子被枪决是在秋末冬初之时，南京《中央日报》登了消息，很简短，仅是一个小花边框的短短报道，大意是说黄及其子黄晟以汉奸卖国罪被押赴刑场明正典刑。但这则消息在当时是颇引起轰动的，杀了潜伏日谍大快人心。
有意思的是1937年初冬，我随父亲从安徽安庆搭乘一艘客轮去武汉，上了船，才知这艘客轮名叫“大贞丸”，原来是日本的商船，“八一三”事变封江时，由于黄给日寇送情报，日本舰船都已逃走。“大贞丸”是条未漏网的“鱼”，被俘获了改作我们的客轮运送旅客、伤兵和难民在长江中行驶的。当时，坐着这条日本船“大贞丸”去武汉，在船上与父亲谈及黄卖国的事，至今如在眼前。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写到“大贞丸”的情况有如下描述：“船上机器声隆隆，‘大贞丸’启行了。中日在打仗，这艘日本商船变成中国的了。坐着日本船去武汉，岂非怪事……‘大贞丸’超载，除了大菜间外，所有的官舱、房舱和统舱都像沙丁鱼一般被老人、妇女、壮年、青年、小孩、伤兵、军人挤得满满的。船上嘈杂混乱，吵闹非凡……轮机声隆隆……江水散发着水腥味……船侧甲板上挨个睡满了人。前面甲板上集中了不少伤兵，正在高声说笑喧哗……”这确是当年这艘“大贞丸”航行在长江中驶向抗战中心武汉的真实写照。
“大贞丸”后来不久是被日寇飞机投弹炸沉在长江中的。
（本文刊于1998年2月《作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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