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给失败的演员鼓掌

    ——一段真实的回忆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是在上海外滩黄浦江边的上海总工会大楼里听到他的声音的，那是浓郁的湖南口音。当说到“成立了”三字时，声调变高在“了”字前拐了一个急转弯，然后拖长。那时，没有电视，我们几个上海总工会文教部的干部按时在三楼面对黄浦江和浦东的办公室收音机旁等着收听天安门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报道。可惜，看不到那雄壮热烈的伟大场面，看不到毛泽东和天安门城楼上的情况，看不到毛泽东讲话和升起五星红旗的动人景象。但仅仅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就使人心潮激荡开心无比了！那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亲耳”听到毛泽东的声音！

    从那时开始，直到“文革”之前，流行着一句话：“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每每都是劳模、先进工作者、各地的头面人物才有此机会并被认为是一种殊荣的。而我，终于在1953年初春奉调到北京工作。见到我的上海朋友都说：“这下你可以看到毛主席了！”而我，心里也想，是呀！我是要去北京看毛主席去了！其实，那时北京的生活条件比上海差得多。上海的干部奉调去北京都用贴决心书的方式写大字报表态。不过，我贴大字报的态度是自愿的，并未要人动员。我确是怀着想去北京见毛泽东的心愿启程的。那时，他的威信太高了！

    在北京，我度过了50年代中光辉灿烂的一些岁月，当然也经历了运动不断的密云骤风期直到60年代初。那时候，我年轻，对革命狂热，有个人崇拜，在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工作，每年“五一”和“十一”，都要到天安门前“观礼”。那是见毛泽东的好机会。于是，总是十分兴奋，尽管每年总要来这么两次。“观礼”也很疲劳，天不亮就起身，列队走向天安门前，要长时间地站立等待，要在会散后迈着乏力的步子饥饿地走回住处。虽然如此，却总是怀着热烈的心情，穿上自己认为体面的衣服，去接受毛泽东的检阅，绝不懈怠。其实，所谓接受检阅，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是未必看清我们的！倒是我们，离得不远，站在下面人山人海前可以看到他走出来，站在上面检阅。那时年轻，视力好，连他的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有时还能看到他陪外宾如胡志明或西哈努克或谢胡甚至赫鲁晓夫等检阅。所谓“观礼”，去得多的是上述那种站着接受检阅，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队伍总是站在人群海洋的最前端，再前面就是捧鲜花和气球的红领巾儿童队伍了！游行完毕，儿童们跳跃欢叫着向前冲，我们也向前跑，争着向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挥手！还有一种观礼，那是站在天安门下观礼台上的观礼，是凭发给观礼证——一种绸条子，才可到指定的观礼台上早早站着等候观礼的。我真正拿到观礼出入场证绸条子的只有一次，而且不是红绸条，也不是粉红绸条，而是绿绸条。因为1953年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我仅是行政十六级，隔了一年，升为十五级。级别不高，挂着绿绸条，在观礼台上就只能站在下边，挂着红绸条才可以站在上边，粉红绸条也比绿绸条站的地位高一些，离天安门城楼近一些。但就拿到那么一次请去观礼台站着的绿绸条子，当时已经很稀罕了。

    在北京，除了“五一”、“十一”在天安门能见到毛泽东外，平时见到他的机会并不多。那时，虽然我也有过多次出入中南海的机会但不能从长安街正面的新华门进去，而是从长安街的府右街口进去，从中南海的西门入内。那儿有卫兵和传达室，传达室内有一个上尉或大尉接待。先问：“同里边联系过没有？”看了介绍信后，就打电话同里边联系过的同志联系，里边同意后，就发个通行证告诉你如何走，放你入内。我找李颉伯同志，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那时他访问印度回来，我请他为我们的《中国工人》杂志写一篇介绍印度的游记，他答应了，但要由他口授，让我记录整理后经他审查同意后再刊登。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内沿着南海往前走，在一幢大楼的二层楼里办公，这幢大楼下边放着许多扇红色木框镶饰的巨镜，给我很深的印象。颉伯同志口授由我整理的《印度游记》在《中国工人》上连载了两期。我当时很想能在中南海里看到毛泽东或其他中央领导人，但没有见到。后来，我同《中国工人》另一编委周培林同志进中南海找毛泽东的警卫处长闫长林，因想写一篇当年毛泽东在陕北延安抵抗蒋军攻陷延安而后连连失败的文章，题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此后由周培林等记录整理在《中国工人》上用闫长林名字发表，以后闫长林又增加内容写成较长的回忆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忆毛主席》一书中刊出），又进过中南海两次，但在中南海里行走听说毛泽东住丰泽园，却始终未曾碰见过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我不止一次有机会听过毛泽东的讲话，但听的是录音，并未当面听过他作报告，比如1957年“反右”、“鸣放”时，听过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次鼓励“鸣放”的讲话录音，我做了全记录，但后来这个讲话发表时，有极大的变化，同录音时的讲话大不相同，对比以后使我颇受启发：原来讲的话和发表出来的话是可以不一样的！发表的讲话是经过修改的！

    我是在1959年秋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才出乎意料地近距离面对面地见到一次毛泽东的，这次见到他，事先未曾想到，完全出乎意料，重要的是离得非常近，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是苏联著名的大马戏团来中国首次演出，我以《中国工人》的记者身份，在演出的第一天首场演出拿到了请柬。我有固定座位，位置较好，但挂着绿色的记者条是可以自由走动的，这是演出第一天的开幕式，来宾十分地踊跃。我看到陈云副总理带了他的小孩早早地来了，他坐的位置较高，也并不在最前排，他和孩子静静地坐着，一点也不特殊，就像一个最普通的观众。

    当时听说：年初“反冒进”时，陈云同志曾做过检讨，但是否确实，弄不清。自从在1957年“反右”后，大家说话都特别小心，我发现陈云坐的前面下方，有好几排位子都空着，心里揣测：一定是有中央领导要来。我正走动在通向前排位子的走道口看看场内的全景时，忽然发现观众突然由平静变得很不平静了！回首一看，明白了：原来毛泽东来了！

    毛泽东迈着他那稳健的步子，脸上带着他那习惯性的微笑出现了！他高大魁梧的身材穿着宽大的中山装，由个儿高高步履挺拔的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彭真，以及穿西装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及一些工作人员和卫士簇拥陪同着来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随着这情况，响亮的掌声——这是场内的群众看见毛泽东所鼓起的掌声。毛泽东和彭真、尤金走到我面前来了！我只好止步站在原地不动。

    毛泽东步伐很快，一会儿就走到我的跟前，我与身边另两个记者站着不动，毛泽东等步伐很快，我和那两个记者站着看他，他眼睛不看我们，最近时离我只有两尺远，我看得十分清楚，连他下嘴唇那颗痣也看得很清楚，但他一会儿就大步走远了，走到前边空着的那些预留出的座椅前去了！

    当时，国内形势，由于“反右”后又“反冒进”，由于要“超英赶美”、“大跃进”，由于“全民炼钢”，成立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再有些地方有天灾，弄得饥饿现象已开始呈现，但毛泽东的笑容和那晚走路的步伐，似乎向人展示他的信心和魄力！他心情很好！

    那晚，毛泽东的来到，使苏联大马戏团的艺术家们也激动得难以形容，他们每个节目演出结束，在热烈的掌声中都要朝毛泽东坐的方向恭敬地鞠了躬才退场。大马戏团拥有不少第一流的杂技演员，有的是“功勋演员”。但太激动了！那晚有一个本来十分精彩的节目“横板滚球”——很大的皮球滚动着，上面搁上横板，演员站在板上挪动着脚，大球隔着板滚动，人不掉下来，板上再加另一只大球，球上再加横板，人再上去滚球。可惜两个演员都紧张过分了，老是从滚动的球板上跌落下来，而且再也无法表演成功，我在台下替他们着急也无用。结果他俩就只好恭敬地抱歉鞠躬退场，观众们对这似乎都很理解，仍给他们鼓掌。这时，我发现毛泽东也在给他们鼓掌，含着似乎是表示鼓励的微笑。毛泽东给两个失败演员鼓掌，是那晚使我印象极深的事……

    不怕失败是对的！坚持错误就不对了！……许多年后，经历了“文革”，看了党的决议，我深深认识到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错误和危害后，对那个时期那个晚上毛泽东给失败演员鼓掌的事不由得又有了另一种深深的新的解悟。

    （本文刊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人世绘》）

    罗荣桓元帅的家风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从1978年开始采访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及一些国际友人，以便撰写牺牲在沂蒙山区的德国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同志的传记。抗战时期，罗荣桓同志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沂蒙山区作战，当时他的夫人林月琴同志也在山东，因此我在北京访问了林月琴同志。

    林月琴同志曾任罗帅的办公室主任，人都叫她林主任，我访问她时，她总穿着军装。罗帅1963年病故，生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但我到他家采访，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一家人都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举例来说：因为他们当时住在国防部内，我去不方便，所以派车接我前去。车子一直开到客厅门口，罗帅的长子罗东进同志当时是某研究所的所长，已在那里迎候。林主任穿着军装同我在客厅里谈话时非常亲切，我提出的问题她都一一回答。泡茶、敬水果，拿出当年的许多照相本让我翻阅。采访中，来了一个三四岁的小孩，估计是林主任的孙辈，林主任对孩子说：“快对客人敬个礼！”小孩马上举手行军礼。我也笑着逗孩子玩，因为孩子十分可爱。这时林主任的一位学医的女儿回来了，林主任向我介绍了她的女儿，她女儿当时正有一个出国的机会，可去美国也可去加拿大，她还未拿定主意，问林主任：“我可以征求这位作家的意见吗？”林主任说：“可以。”于是，我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使我感到对他们一家毫无陌生感和局促感。每次，我采访完毕要走了，罗东进同志总在客厅门口送我上车，替我开车门，像对一个长辈。我早听说：罗帅严肃、有原则，但历来对干部十分平易，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不摆架子。采访林月琴同志时，这一家的待客之道使我深感到一种优良的老八路家风非常可贵。

    （本文刊于2014年第1期《晚霞》）

    罗瑞卿总参谋长的承诺

    1960年时，罗瑞卿大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又是中央军委的秘书长。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台湾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1960年4月，北京要召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当时，我到东交民巷罗总长住处向他约稿，请他配合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为《中国工人》写一篇文章，威慑台湾。当时组这篇稿觉得有难度，因为罗总长非常忙，怕他不会答应，但又觉得当时的形势，他写这篇文章不但有意义而且会起好作用，因此他可能会同意。果然，我到东交民巷罗总长家中找他，他承诺写了，而且叫我以后可以同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上将电话联系。我强调：这篇文章是《中国工人》拟发头条的“帽子文章”，希望在我们发稿前如期拿到稿子。罗总长也慨然答应了。我和编辑部同志为此感到兴奋。

    这以后，我同傅秋涛部长电话联系，傅部长告诉我：已派人按罗总长的意思起草了稿子，稿子已送给罗总长亲自去审改定稿了。我强调：这稿是配合民兵代表会议的，这期刊物要赠送给全体会议代表人手一册的，发稿期临近，希望不出问题，能如期拿到罗总长的稿件。傅部长说：“罗总长确实非常忙，稿子在他手中，但他飞成都有事去了！不在北京！我再给你转达一下。”傅部长当时又是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他对这事显然是很关心的。

    听说罗总长去了成都，发稿在即，我心里忐忑不安，真怕延误了发稿和出版。

    但，就在发稿那天，收到傅秋涛部长的电话，他那亲切的湖南口音使我十分激动，他说：“罗总长的稿子用专机送回来了！他做了些改动，我马上派人给你们送来。稿子你们不要再改动了，按他的稿刊出！”我谢了他，他说：“罗总长答应了的事一定会这么做的！”

    罗总长的文章在《中国工人》发表后，反响强烈，外国记者都发了电讯，全国许多报刊都转载了，这对当时蠢蠢欲动的台湾蒋军是一发威力强大的子弹。

    （本文刊于2014年第1期《晚霞》）

    慈祥的谢觉哉老人

    1971年八十七岁的谢觉哉老人逝世，迄今四十多年了，但他那慈祥的态度、亲切的笑容至今使我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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