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生日。奇怪的是我一直未能描写过我的母亲，或者说写得太少。当我试着描写她时，就会不由得生起气来，这样一来，便不再记得什么，或者说对她的形象不再能有所表达：她优雅的举止是那样逼真，还有那朗朗的笑声（我们过去常常一起大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到七十多岁时，她步伐依旧轻快，充满了热情，好像她在启程去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尽管有可能她就是去买鱼做晚饭。在我所有认识的人中，她是最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人。这一点你可以从她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观察和投入的关注这些方面看出来——一朵花、一只中国花瓶、我们喂养的美丽的银色猫咪，克劳蒂或乔治·萨藤，当他们面对面坐在花园里例行喝茶时。人们需要她时，她就像一盏灯，温暖明净，从不感情用事。政治上她显得激进直言，易动怒或是喜形于色，且异常地敢作敢为。几乎每一个人，甚至只见过我母亲一面的人都对她有着鲜明的记忆，好像见到她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埃莉诺·布莱尔经常对我提起她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当时我母亲手拿一束鲜花从楼梯上跑下来迎接她，因为这之前我告诉她那一天是埃莉诺·布莱尔的生日。而且许多自己不认识她的人也常常把她为贝尔格特时装公司设计的讨人喜爱的绣花衣饰叠好长期保存起来。那五彩绚丽的颜色：墨绿、橘黄，各种粉红、大红、蓝色依旧是那样光彩照人。人们对待她的信件也同样如此……这些年来在她去世后竟有那么多的小事情浮现在眼前。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一个女人闪光丰富的生活的一面，也正是这个女人，一生都在与病魔抗争，经历了两次大的迁移，起初是从英国来到比利时嫁给我父亲，然后又在一九一六年作为难民全家从比利时迁至美国。尽管在交友方面她有着天赋，然而悲惨的是我母亲在经历了第二次迁移后，变得矜持寡言，从而使她不再有亲近的朋友。她不得不回到欧洲去寻找源头。当然，安妮·索普属于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比利时、瑞士、法国之间不断有书信往来的原因，这种书信往来成了一条真正的生命线。在美国我母亲一直是一个流亡者。

    她生性慷慨，却几乎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着，直到她临逝世前的几年才算好一些。在金钱方面，我父亲属典型的中产阶级比利时人——许多年来我母亲并不知道他挣多少钱。他每月拨给她的生活费历来不太够用，而且从不与她讨论钱的事。所以她用自己教书、为贝尔格特时装公司做服装设计挣的钱，送我到夏令营，并支持我读完了书；也是用这些“微不足道的额外收入”，资助一户住在佛罗伦萨的白俄家庭，这家人是偶然引起她注意的——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生活必需品或是奢侈品。金钱，从一开始就一直是这桩婚姻中的伤痕，这伤痕既受到过毒害，同时也毒害他人。我想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为钱吃了那么多苦，也从我母亲那多少个为付账而忧心忡忡、彻夜不眠的日子中懂得了许多，所以对钱很不在乎（至少以我父亲的标准来说是这样）。我认为钱应该像是食物作用于我一样，能赚也要会花，要给予，要让钱变成鲜花、书籍以及美好的东西，要让钱来帮助那些富有创造力和需要它的人们。钱只不过是钱而已，决不要计算它，不要让它闲置不用。大概我对钱的事说得太多，就像有人从小到大受到过性压抑，从而借讲一些近乎淫秽的笑话以示一种自由。

    热带潮湿的天气一天接着一天，温度在华氏七十到九十度之间。由于潮湿，写作时不得不持续吹着电扇。X今天来了，令我感到黯然的是我们未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带着我的橡皮船去游泳。我从未独自游过泳。带着橡皮船到湖里去可以使人有度假的感觉。

    我感到心神不能很好地集中起来，松散浮躁。近来竟是这般闲散！为什么不可以度度假？然而除了些家务活别的什么也没做，我是不会有什么成就感的，也许是因为家务活不可能“一劳永逸”的缘故。最后我好像总是在急于忙完这些家务琐事，以便埋头于正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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