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沙俄拒不执行《东三省交收条约》，企图长期霸占东北三省和外蒙古地区，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拒俄运动蓬勃兴起。同年4月，因广西会党起义声势日盛，广西巡抚王之春请求屯驻越南的法兵援助，亦在全国形成一场声势不小的拒法运动。
本年，革命风潮声威日振。《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杂志先后涌现，《国民日报》出版；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接踵刊出，猛烈批判清政府，强烈呼唤反满革命，热情讴歌资产阶级共和国，极大推进了当时民主革命思潮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对此清政府十分嫉恨和恐慌，于6、7月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拘捕邹容、章太炎等人，企图以此压制民主思潮的发展。
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青山革命军事学校，第一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年底他来到檀香山，发表《敬告同乡书》等文，批驳康、梁的保皇言论，革命派与保皇派开始了最初的论战。
洪全福起义
在兴中会会员所组织的历次起义中，洪全福起义是一次和总会没有联系的独立行动。起义的发动人是谢缵泰。谢缵泰，广东开平人，字圣安，号康如。生于澳洲，父亲谢日昌，哥老会的前辈，在父亲的教育下，他从小就有强烈的反清思想。1887年到香港，肄业于皇仁书院，1892年与杨衢云等人组织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为号召，议论时政。1895年加入兴中会，参加广州起义准备，负责对外交涉，事败留港办理善后事宜。1898年绘《东亚时局形势图》，指出列强瓜分中国日趋严重的危急形势，以警示国人。1899年结识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二人一拍即合，共谋反清。洪全福，广东花县人，原名春魁，字其元，一字梅生，洪秀全从侄（一说三弟）。1851年1月参加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转战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等省，被封为左天将、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后至香港，在外国轮船上充厨师，后悬壶行医。谢缵泰结识洪全福后，企图借助于他的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重振旗鼓，第二次攻夺广州，以“执政”的名义建立“联邦”式的政府。认为“共和国政体”对中国是很先进的。1900年初，兴汉会成立，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谢缵泰认为孙中山“篡夺”了杨的职务，对孙中山产生偏见，决定采取独立行动。2月9日，在广州散发“解放、自由与维新”的传单，作为攻夺广州前的一次试探性行动。
这年3月末，容闳路过香港。谢缵泰、容闳及杨衢云几次密谈，讨论联合与合作问题。4月初。容闳赴美，谢缵泰写信劝孙中山在日本会见容闳。其后，谢缵泰向杨衢云建议，推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901年9月，谢缵泰、洪全福、李纪堂集议。洪全福主张筹款五十万，召集广东、香港的洪门兄弟起义。李纪堂刚接受了父亲的百万巨额遗产，便承担了全部军费。他提议，事成后推容闳为临时政府大总统。计划确定，谢缵泰、洪全福分头准备。谢缵泰的主要工作是争取国际援助和进行舆论宣传。他联系了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而《泰晤士报》的支持则意味着英国人的支持。1902年6月9日，在肯宁汉帮助下，谢缵泰起草了宣言和向列强的呼吁书。谢缵泰起草的宣言和呼吁书至今尚未发现，流传下来的文件有《大明顺天国元年南粤兴汉大将军檄》、《安民告示》、《申明纪律告示》、《四言安民告示》等。文件揭露了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指斥了辛丑和约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文件也包含着民主主义内容，如《申明纪律告示》称：“本将军宗旨，系专为新造世界，与往日之败坏世界迥乎不同，而脱我汉人于网罗之中，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天下平后，即立定年限，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以理国事。”谢缵泰这时的思想介于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为了发动全党，谢缵泰打出了“大明顺天国”的旗号。
洪全福把主要精力集中用于军事准备。同年夏天，他在香港设立了和记栈，随后在广州设分栈，广州机关以洋货店、信义公司、肥料厂等名目为掩护贮放旗帜、号衣等物件，并以梁慕光所开信义店为联络机构，并托德商秘购军火。按照惯例，每逢夏历元旦天未明时，广州文武官吏都要齐集万寿宫行礼。洪全福即准备于1903年的这一天（即1月28日夜）起义，军分五路，纵火为号，炸万寿宫，焚烧火药库，占领军械局及各衙署，宣布推翻清朝政府，同时发动惠州会党响应。
10月16日，谢缵泰和父亲讨论了洪全福的起义筹备情况，认为基本就绪。19日，谢缵泰通知《德臣西报》编辑黎德和肯宁汉二人，告诉他们准备起义。11月2日，谢缵泰在香港各报发表文章，主张消灭中国的“奴隶制”。6日，谢缵泰收到容闳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一方面，我自己作好准备；另方面，我将尽我的能力满足你们的需要。”容闳要求将起义暗号和密码寄给他。12月24日，肯宁汉为谢缵泰秘密印刷了“独立宣言”。27日，洪全福和谢缵泰的弟弟谢缵叶进入广州，八个军事领导人举行秘密会议，随后，洪全福回港报告了1月28日发动起义。洪全福称“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制了檄文、告示等。1903年1月28日，洪全福、谢子修再入广州，准备发动。
就在这一天，清政府广东当局勾结香港殖民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原来起义所需枪械是由李纪堂向广州陶德洋行定购的，预交订款十数万元。洋行方面企图吞灭枪款，便向广东当局告密。洪全福等动身不久，广州当局和港警搜查和记栈，拘捕留守人员，并搜出军械、旗帜、会党册籍多件。情况很紧急，洪全福仍企图补救，他命在澳门的同志将枪械火速运往广州。驶至香山时，即被拦截。同时，梁慕光向沙面洋行密购的快枪200杆也被清兵扣留。粤督德寿带人搜索起义军设在广州的机关，逮捕梁慕信等20余人。洪全福剪掉胡子，化装逃走。
事后，梁慕信等10余人陆续被害。谢缵泰父子因失去信心，解散了已组织起来的国内力量。3月11日，谢日昌因忧愤逝世。4月，谢缵泰决定听任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自由行动，自己创办《南华早报》，放弃了武装斗争。
导致洪全福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还是军械问题。李纪堂等寄希望于洋行，以为洋人会恪守贸易原则。他们不懂得，这类洋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据点，是完全不能信赖的。
洪全福起义是兴中会会员组织的最后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虽与兴中会总部没有联系，但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重整旗鼓的决心，在国内外扩大了革命影响，直到同盟会成立后，由于萍、浏、醴之役的推动，才出现新的武装起义高潮。
大阪博览会事件
20世纪初，国外留学的青年学子人数以日本居首位，留日学生中很多人忧国忧民，不满现状，寻求救国真理，开展各种爱国活动，组织团体，创办刊物，发起各种斗争，集会、学潮不断，产生很大的影响。
1903年2月10日，日本新闻界透露，大阪博览会设立人类馆，展览期间，“台湾之生番”将在馆内“演习其固有特性及生息之程度、阶级，并其恶风蛮习等，以供观览”，并丑化中国的缠足结辫习俗。消息传开，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怒，认为是对中国莫大的污辱，决不能听之任之。留日学生找到中国在大阪经商的孙实甫商量对策，决定由大阪中国商务团体向大阪博览会方面严正交涉，要求取消该项展览，如日方拒绝，大阪华商将拒绝与会，并于开幕日举黑旗志哀，以示抗议，日方被迫让步。
3月10日，留日学生秦毓鎏、陈去病、蔡文森、侯保三等到大阪参观展览会，发现福建省的陈列品竞附设在台湾馆中，显然这不是疏忽失误，而是有深刻的侵华目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将台湾强行割占，并觊觎中国东南沿海，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所以，将福建陈列品附设在台湾馆中是有目的的。秦毓鎏等人当即愤然向会中执事抗议，博览会方面敷衍塞责，推托说福建物品无地陈列。秦毓鎏又找到湖北出品委员候补道桑宝，请他出面与日方交涉，但桑宝胆小怕事，认为中国势弱，不能因小事得罪邻邦，不肯出面力争。
秦毓鎏等人据理力争，不甘罢休，他们致电东京留学生会馆，要求派代表前往抗争，同时，约见博览会高级人员，要求将福建陈列品从台湾馆撤出，放到湖北馆内。若果不成，宁肯撤回。他们宣称：“我辈学生，年少气盛，不顾利害，如博览会方面不自行移出，将要敲碎玻璃窗柜，强制移出。”3月15日，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所派代表刘崇杰、林长民等到达大阪，向博览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重申中方不惜挑起国际冲突，坚决维护祖国利益的决心。并奉劝日方不要因小失大，贸然与我爱国学生对抗，最后导致博览会失败。在我爱国学生的强烈抗争下，日方被迫让步，将福建陈列品从台湾馆撤出，留日学生在大阪博览会事件交涉中取得了胜利。日本与中国同处东亚，同属黄种人，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同文同种，东亚联合”之说在中国和日本都很有市场，日本正是利用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优势侵略中国，大阪博览会事件是因日方丑化中国人，暴露其侵华野心而引起的。规模虽不大，但在国人一片中日亲善的声浪中，却具有不同凡响。
周云祥起义
20世纪初，中国工人阶级已有一定发展，工人阶级身受三重压迫，斗争性最坚决，比任何阶级更为集中，具有强大的反抗力量，它的罢工和其它斗争，对反帝反封建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903年云南个旧锡矿工人起义，以反帝反封建的业绩载入史册。
云南矿藏丰富，西邻暹罗、缅甸，受到英国侵逼；南接越南，受到法国的侵逼，是国防要区。当地居民性情强悍，具有反抗精神。后来，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中国西南边省门户被打开，成为法国对华扩张的重要地域，条约规定两广、云南不得让与他人，云南人民深感耻辱，以为法国铁路既由老河口、谅山进入蒙自，以抵大理，英国铁路又由暹罗、缅甸人大理而越四川，他日全路修成之后，百矿之利权将完全丧失。云南人民为图振救，设立保滇会、死绝会、保界会等，其中声势最大的，就是周云祥起义。
周云祥，云南建水人，起事时24岁，“其先世以矿业起家，基业既富，云祥复善于经营，豪侠好义”，他平时多购军械，训练义勇达数千人，“以仇教阻路”，“阻洋占厂”来号召工人保厂。1903年3月，有革命志士来游云南，与周云祥谈论独立自强问题，周云祥说：“今日审时度势，只宜外和颐美，内逐满清。”在谈到孙中山、康有为时，周云祥说：“康、梁辈舞文弄墨，即一部新广东，亦犹小儿学语，何足以语大事？当今之世，可共事者，惟中山其人。”
当时云南蒙自县令孙家祥曾掳捕富商杨自元，强行敲诈勒索，没有达到目的，便将杨杀害，这时又欲逮捕周云祥。5月14日，孙家祥借口收缴军火，率兵300余人赶赴锡厂，周云祥得知情报，布下埋伏，待清兵到来，训练有素的义勇奋勇冲杀，击毙清兵200余人。孙家祥吃了败仗，纵火逃回县衙。随后，孙又调集援兵来攻，又遭失败。孙家祥致电建水县衙，逮捕周云祥的家属，周云祥气愤填膺。他本来准备攻打蒙自，但考虑到蒙自有众多洋商旅居，怕引起交涉，便佯攻蒙自，暗袭临安，另派黄显忠率兵攻石屏。黄显忠是蒙自人，矿业商人，与周有亲戚关系。周云祥攻占临安后，汉、彝、苗、哈尼各族工人、农民纷纷来投奔起义军，“即绅富亦从而附和，甚至助械输资，揭竿一呼，所在应响”。在10天内，起义群众达万余人。清地方官惊呼：警报纷传，势若燎原。云南“省城大震，各属鼎沸”，云南巡抚林绍年调兵围攻起义军的重要据点临安，周云祥率众奋勇还击，“丁勇妇孺，登陴协守”，清军“更番迭进，用炮猛轰”，“又各开挖地道，备办云梯”，在清军强大的火力攻击下，7月1日临安被攻陷，周云祥率余部突围而出。最终，起义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周云祥英勇牺牲。
清军占领临安一带后，大肆洗劫，“如曲江坝一带村寨林立，人民殷富，自官兵过后，则一片焦土，鸡犬无声”，临安附近“老幼不遗，盗洗净尽”。周云祥起义是近代中国工人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它高举反清旗帜，打击了法帝国主义侵华气焰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拒俄运动
李鸿章、杨儒死后，对俄交涉由奕勖和王文韶担任。1902年初，英日订立同盟。美、德、法三国也向俄国施加压力，清政府也断然拒绝沙俄提出的一项垄断东三省经济的银行合同。整个国际形势对俄十分不利，俄被迫让步，于4月8日签订了令俄方大为不满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被迫订立此约，对日极为恼怒，遂整顿远东军队，准备与日一战。
到1903年4月，按照《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应实行第二期撤兵，撤出金州、牛庄、辽阳、奉天、铁岭、开原、长春、吉林、宁古塔、珲春等地驻军。但俄不但不履行条约，反于4月18日向清外务部提出七项新要求：（1）中国不得将东三省让与或租贷他国；（2）自营口至北京电线，中国宜许俄加架一线；（3）无论欲办何事，不得聘用他国人；（4）营口海关税宜归华俄道胜银行收储，税务司必用俄人；（5）除营口外，不得开为通商口岸；（6）蒙古行政悉当仍旧；（7）庚子事变以前，俄国所得利益，不得令有变更。此七条要求，是将东北三省划归俄国势力范围，他国不得染指，且条件苛刻，直如待之殖民地。俄方声称，中国承认其要求；俄始行撤兵。消息传出，英、日、美纷纷抗议，中国民众大倡拒俄。
4月27日，上海士绅商民千余人在张园集会拒俄。数十人即席演说，力倡拒俄。会上一致决定电清政府外务部，请求拒绝沙俄的无理要求，声言“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致电各国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会上，演说诸人除谴责沙俄狼子野心、阴谋吞并我东北之外，还指斥清政府亲俄外交是“昏昧狂惑”。参加此次拒俄大会者，包括在上海的18省籍人士，代表了全国各省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此次拒俄大会，民众态度颇为强硬。
4月29日，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40余人集会计议拒俄运动，汤尔和、钮永建建议组织义勇队以抗俄，被一致通过。下午召开留学生全体大会，到会学生500余人，推汤尔和为临时议长。汤尔和、钮永建、叶澜等10余名学生先后登台，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学生参加拒俄义勇队。会上，留学生纷纷签名，当场有200余人加入拒俄义勇队，女留学生则组成赤十字会，准备参加随军看护工作。大会决定抓紧拒俄义勇队军事训练工作，并促请北洋大臣袁世凯主战，将义勇队隶属袁世凯麾下，随时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军队作战，收复东北国土。
4月30日，上海民众再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爱国学社等爱国学生也出席此会。此次大会与会者1200余人，爱国学社学生戎装整队赴会，爱国女校、务本女学、育才学堂学生也同时出席。蔡元培首先演说，并倡议设立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随后，马君武演讲并指挥与会者同唱《爱国歌》。顿时，歌声激昂，人人振奋异常。这时，会上接到东京留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的急电，全体与会者列队向东鞠躬，表示对留学生的敬意。随后决定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一时报名者甚众。会上还决定成立中国国民总会，当场签名人会者600人，会后签名者千余人。后来，上海拒俄义勇队也和东京拒俄义勇队一起改为军国民教育会，爱国学社的蔡元培、吴稚晖等96人加入了上海军国民教育会。
在东京留学生和上海各界拒俄运动的推动下，北京京师大学堂、湖北武昌、安徽安庆以及南昌、广州、杭州、福州、长沙、开封等地学生和民众都掀起了拒俄斗争，形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拒俄运动。
5月2日，东京留学生义勇队员集会，改义勇队为学生军。3日，学生军121名队员编为甲、乙、丙三个区队，留日士官生蓝天蔚任学生军队长。编队结束，天天操练。清驻日使馆获悉后，和日本警方共同出面干预，勒令解散学生。11日，留学生再度集会，决定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蓝天蔚等士官生被清驻日学生监督强令退出，学生公推叶澜、林长民、蔡文森为书记，王景芳、周宏业等为经理，秦毓鎏等为执法，黄兴等为运动员，全体会员共200余人。会上并议决《军国民教育会规则》，决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提出鼓吹、起义、暗杀三种革命方法。从5月中旬起，学生们开始练习射击，学造火药，进行革命宣传，并准备回国策动起义。
在各国纷纷抗议，中国民众大倡拒俄的情况下，清政府抓住此对沙俄极为不利的时机，完全拒绝了俄国的上述要求。
虽然清政府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而且外交局势对沙俄极其不利，但沙俄决定死硬到底，准备以武力继续占据东三省。
5月2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御前会议上宣布将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远东新方针”。7月2日，沙俄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将军事占领东北延长三年。8月14日，沙俄外交、财政、陆军大臣举行会议，决定向中国提出保证不把满洲领土让与外人和俄军只从非铁路区撤至中东铁路地带并继续占领珲春的五项要求。9月6日，沙俄正式向清廷提出上述要求。中外舆论大哗，清廷在国内外压力下，以坚决的态度拒绝了俄国的上述无理要求。
沙俄见清廷拒绝，正合己意，于10月3日宣布中断同中国的谈判。8日为撤军期满之日，驻旅顺俄军进行挑衅性武装示威。28日，大批俄军开进奉天省城，重占各官署，拘禁盛京将军增祺等，切断北京奉天间的一切电讯联络。
俄军重占奉天，使东北形势和中俄关系急剧紧张激化起来，同时也促使中国拒俄运动延伸下来。
为了激起民众对沙俄侵占东三省的高度警觉，12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刊《俄事警闻》。所谓俄事，即指俄军久占东三省不撤之事。该报创刊号言：“同人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又言：“俄祸固为起点，然我苟不自竞，则其他诸国之交旋于我，无一而非俄也，故吾《警闻》之责任，必不能囿于俄事之一区。”意即该报以谴责沙俄侵略、揭示民族危机、唤起民众、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
该报用各种体裁的文章揭露沙皇俄国侵略我国的历史和现状，并剖析西方列强在东三省问题上的角逐和清政府外交上的失当，将俄占东北而加重的民族危机具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呼吁不同阶层、职业、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不同年龄、籍贯的人起来拒俄，挽救民族危机。
该报发刊后，由于紧密配合形势，同时采取白话文、漫画等新的表现形式，很受读者欢迎。
到1904年2月25日，《俄事警闻》停刊，共出73号。
26日更名《警钟日报》出版，主要撰稿人有刘师培、陶成章、林獬、陈去病、陈独秀、高旭、杜课园等人。主要栏目有社说、时评、国内要闻、外论、殖民消息、世界纪闻等，从8月起增有国内警闻、极东警闻、学界纪闻、极东战局详记等专栏。该报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宗旨，初期揭露沙俄侵战东北之罪行，以唤起国人警醒，对日俄战争战况及清政府外交报道颇详，并附有插图。后对英、法、德侵凌我国主权也予以揭露抨击。同时宣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抨击清政府内政外交之腐败，鼓吹以革命、暗杀等手段光复汉族，提倡国粹主义，宣传俄国虚无党及无政府主义。该报以干支纪年，下注西历，参用白话。是继《苏报》之后国内的重要革命报刊之一。1905年1月被封禁，共出338期。
通观拒俄运动，前期轰轰烈烈，但由于清政府的无情干涉，虽然东北危机与日俱深，但后期只有知识界的不断呼吁，民众斗争远不如前期自觉和奋勇。
拒俄义勇队
1903年4月4日，清政府根据《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派增祺、长顺接收俄国第二期交还奉天吉林地方。4月8日，俄国伯仔布拉塞夫及关东军提督阿莱克息夫违反条约规定，拒绝将俄军退出沈阳、牛庄、营口、辽阳及吉林。4月18日，伯仔布拉塞夫及关东军提督拒绝执行撤兵条约，反而致电北京署使普拉嵩，向外务部提出东三省新要求7项。
这些新要求不啻将东三省闭关，成为俄国人的殖民地。其后，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从中国某大臣口中得知此项新要求。消息传出后，各国纷纷向俄国抗议，美国训令美国驻华公使，要阻止俄国新要求。日本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商讨对俄问题，并告知蔡钧，万勿允许俄国新要求，日本已约英美会同阻止。4月28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揭露俄国向清政府提出要索东三省之密约，《朝日新闻》并于同日刊发号外，称俄国反对满洲开放政策，反对英、美、日等国插足。否则，将断然夺取满洲为俄国版图。中国留日学生闻讯，大为震惊，各省同乡纷纷开会，商讨对策。4月29日晨，留学生各省同乡会干事集会议决，要求清政府对俄宣战，汤尔和倡议急电南北洋大臣主战，钮永建主张留学生应编组军旅，以实力抗击沙俄，汪荣宝、李书诚、程家柽等都赞成其议。
当日下午，召集在东京的留学生500余人集于锦辉馆，讨论拒俄办法。推汤尔和为临时主席。汤尔和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日言不得死所，今俄人在东三省的举动，已构成我国的奇耻大辱，也正是我们堂堂国民为国流血的好机会。今日之势，不待烦言，战亦亡，不战亦亡，均此亡国，则开战之主权实操之在我，虽拚命至矢尽兵穷，一败涂地，犹不失为亡国雄鬼。故我意今日有不怕死肯牺牲一身为中国请命的，立刻签名，编成一队，克日出发，径投北洋，痛哭流涕，剖陈不战之害，情愿奋身前敌，万死不惧。更立本部，以为后应。我中国自甲午以后，久成为世界三等国，以三等国民而敢与世界第一雄国死敌，我辈虽被大炮炸成飞灰，还不值得吗？”
随后汪荣宝、程家柽、李书诚相继上台发表演说，慷慨激昂，痛哭失声。与会者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大会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并同时采取如下行动：
（1）志愿参加义勇队赴前敌者，限两日内报名。
（2）未能即赴前敌者，另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
（3）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及上海各爱国团体，请求支援。
（4）致函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将义勇队编其麾下。
（5）派代表至天津谒见袁世凯，商订条件。
（6）派人至本国内地各殷富地方，发动国人响应。
（7）派人至南洋各地联络华侨。
（8）派人至欧美各国，争取国际间的同情与支持。会后，福建、广东、云南、贵州、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省同乡会又分别集会，争相报名参加义勇队。福建籍年仅14岁的学生方声煊，听说俄国不撤兵，日夜痛哭，也要报名参加义勇队，大家劝他留在后方，他哭着央求说：“吾为国死讵殇耶？”毅然签名，另一留学生深为感动，相持痛哭说：“声煊。我北伐且歼，留汝为吾国义勇种子，死更有光大于我者！”全场群情激动，哀号震天。留日女学生怀着“吾且失国，安得有身，安得有学”的悲愤心情，报名参加义勇队，请当随军看护。很快一支由黄兴、陈天华、方声洞等200多人报名参加的“拒俄义勇队”组成了。
过了两天，留学生再次集会于锦辉馆，决定将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以对付日本政府的干涉，《学生军规则》规定，以“拒俄”为目的，其性质是代表国民公愤，担负主战任务的爱国团体。5月初，学生军正式编成，公推蓝天蔚为队长，进行操练，准备奔赴战场。
义勇队刚建立，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即电告清廷和两江总督说：“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蔡钧又勾结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义勇队，禁止练习兵操。清廷密谕各省督抚：对于回国义勇队，“随时获到，就地正法”。于是，沿海各省“罗织搜索，防若寇贼。”“拒俄”运动很快流产了。5月11日，黄兴，陈天华、秦毓鎏、叶澜、蔡锷等改学生军为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是清末革命团体，1903年5月11日成立。当时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勒令解散，留日学生秦毓鎏、叶鸿伟等在此基础上改组而成。秦毓鎏起草了《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指出义勇队最大的弱点就是“宗旨不明”，对清朝政府“降心下气，仰人鼻息而不辞，受人唾骂而不惜”，把爱国群众引向歧路，等于使四亿同胞沦为效力清朝的奴隶，抗拒沙俄和求得民族独立无从谈起。他们不再“乞怜于满洲政府，愿为前驱”。公开提出了新的宗旨：“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发誓：“祖父世仇则报复之，文明大敌则抗拒之，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决心肩负革命排满和爱国拒俄的责任。
军国民教育会承袭了义勇队的某些旧章，强调只“解散形式，不解散精神”。“拒俄”作为首要任务。但当清政府横加镇压时，他们才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统治者，以“鼓吹、起义、暗杀”作为斗争方法，主要活动为练习射击，进行革命宣传，秘密组织暗杀团等。随后又派遣会员回国策动起义（称为“运动员”）。派往湖南的运动员有黄兴、陈天华、刘揆一，派往江浙的有龚宝铨，派往安徽的有程韵荪。秦毓鎏、程家柽、苏子谷等，也先后回国，以讲学为名进行革命宣传。董鸿、王家驹等被派往南洋一带活动。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标志着留学生运动进入了反清革命的新阶段。就在义勇队解散的当日，一部分留学生曾经开会讨论：“（1）对日本政府当如何？（2）对俄罗斯当如何？（3）对本国政府当如何？”以确定当前主要敌人。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革命其可免乎？》、《革命制造厂》、《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等，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这一时代主题。这些文章说明，要想反帝爱国，必须反清革命，以革命伸张民权。他们愤怒地指出：“黑暗！黑暗！黑暗！谁使吾国民沉沦于十八层地狱者？则必曰：倾宗荡社，日事淫乐之宫中圣人；城狐穴鼠，贪叼富贵之王爷大学士也。”“今日国民不摧灭此积秽之傀儡场，不消灭傀儡场之权威，则无以伸张吾国民之主权”，表现出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知识分子政治觉悟的提高，也反映在一些刊物基调的转变上。如1903年1月湖北同乡会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最初充满狭隘的乡谊观念，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其宗旨是“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第2期还登载了一篇题为《宪政评议》的文章，说维新变法是“文明之母”，并推崇日本明治维新，但由于“拒俄”运动的推动，它从第3期起便增强了革命的声调。稍后，它更易名为《汉声》，宣告势与清政府“喋血苦战”，“以光复祖国而振大汉之天声”。这虽带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具有鲜明的反清革命的政治主张。
许多知识分子在“拒俄运动”中间，特别是在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实现了自身的革命转变。徐锡麟痛恨沙俄对我国的侵略，资助军国民教育会进行拒俄斗争，他自购短枪，画沙俄侵略者为靶子，每日练习射击，誓为祖国杀敌。黄兴本来还没有完全摆脱“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影响，“拒俄”运动失败，使他“焦急万状，咯血斗余”，叹息说：“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唯有实行革命，始可挽危亡于万一耳。”病愈后积极参与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情况正如吴玉章所回忆的那样：“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
同时，也正由于军国民教育会派遣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回国运动，又直接促进了国内各地革命风潮的发展，和一些革命团体的成立。江浙的光复会和湖南的华兴会的创建都得力于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就是明证。
邹容撰写《革命军》
邹容是20世纪初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
鲁迅对其所著的《革命军》一书高度赞扬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接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邹容，原名绍陶，字蔚丹，又作威丹，四川巴县人，出身于一个大行商家庭。6岁上私塾，几年之间，已熟读九经、《史记》和《汉书》。12岁时，他第一次参加县童子试，因对八股试题不满，当场顶撞主考官，愤而退场。父亲劝他以科举求功名，他却说：“臭八股儿不愿读，满场儿不爱人，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表现出对封建制度的强烈不满。
戊戌变法期间，邹容接触到维新变法的进步书刊，心中埋下了革命火种。1898年，邹容为追求新知识来到重庆，向日本人学习英语和日文，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日本明治维新史事，思想上萌发出革新要求。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遇害，邹容非常悲愤，把谭嗣同像悬挂座旁，并题诗自勉：“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逾年，邹容在重庆就学于经学书院。他不为训诂词章所束缚，放言无羁，“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对封建统治思想大加抨击，结果被书院开除。1901年夏，邹容步行上千里到达成都，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但当道者竟取消他官费留学资格。但邹容不为封建淫威所屈服，决心自费去日本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01年秋，邹容毅然来到上海，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学习日文，为出洋做准备。1902年春，邹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当时，中国留日学界革命思潮活跃。邹容刻苦攻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意》以及有关美、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书籍，受到极大的鼓舞，坚定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意志。在日本，邹容积极投身到留日学界的各种斗争中去。1903年春节团拜会上，他登台演说，“大倡排满主义”，号召反清革命。此后，凡留学生开会，他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在留日学生中崭露头角。
邹容和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一再遭到清政府驻日公使和留学生监督的非难和破坏。为了教训这帮败类，1903年3月31日，邹容和一些战友，借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发生奸私事，闯进姚的住所，揭露其丑行，厉声痛斥说：“纵饶尔头，不饶尔辫发”，随即剪下他的辫子，悬挂在留学生会馆示众。邹容等人的正义行动，打击了清廷派驻日本官员的反动气焰。在“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的思想指导下，邹容把主要精力用在鼓吹革命的宣传工作上，着手编撰《革命军》一书，力图以此唤醒同胞，但由于“除辫”事件邹容遭到迫害，被迫中止写作，离开日本回国。
1903年4月，邹容回到上海，很快加入爱国学社，结识了章炳麟，两人成为忘年莫逆之交。邹容在爱国学社内，奔走呼号；张园集会，更是“慷慨陈词，旁若无人”，“渐为国人所注意”；他积极投身拒俄斗争，参加拒俄义勇队。5月，他又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开展反帝爱国斗争。然而，邹容的最大功绩是在拒俄斗争中，继续完成反清革命的大作《革命军》。
《革命军》在4月间全部脱稿，5月由友人集资交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章炳麟为之作序。它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苏报》介绍该书说：“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章士钊在读《革命军》一文中说：“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捋奢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人海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一教科书也。”
《革命军》一书约两万余字，共分7章。它以火热的激情，犀利的笔调。严密的逻辑，通俗浅显的文字，从革命的正义性谈起，对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方法和革命的前途，都作了详尽的论述。
在这本书的《绪论》里，邹容歌颂了革命事业的神圣伟大及其历史意义。他以饱满的激情写道：“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日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为实现这一伟大的事业，他愿四处奔走，“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认为革命是“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他向人们呼号：“嗟呼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邹容论述了革命发生的原因。他问：“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何为而革命？吾先叫绝曰：不平哉！不平哉！中国之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拥戴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我同胞无国性，哀哉！我同胞无种性，无自立之性。”邹容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根据，对清王朝压迫各族人民的情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
他在揭露清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时写道：“乾隆之圆明园，已化为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他在揭露清政府的严刑酷法时指出：清之“用苛刑于中国，言之可丑可痛。天下怨积，内外咨嗟”。“不知今无灭族，何以移亲及疏？今无肉刑，何以毙入杖下？今无拷讯，何以苦打成招？今无滥苛，何以百毒备至？至若监牢之刻，狱吏之惨，犹非笔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狱，恐亦有过之无不及。而满人方行其农忙停讼，热审减刑之假仁假义以自饰。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日满人之屠戮我！若夫官吏之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语言所得而写拟言论者也。”他还追溯历史，指出了满洲贵族对人民的残酷屠杀，“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何自出也！吾为言以告我同胞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岂非当日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哉？夫二书之记事，不过略举一、二耳。想当日即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满人铁骑所至，屠杀虏掠，必有十倍于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扬州、嘉定，吾忆之，吾恻动于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同胞告也”。
邹容对清政府统治下的士、农、工、商各阶层备受压迫剥削的境况，深表同情。他写道：“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垅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若辈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满洲人派设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摊赔款，其犹著者也。是故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而犹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邹容虽没有涉及农民的土地要求，但他看到了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映了农民的深沉苦情，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对清王朝的投降媚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邹容进行了无情揭露，指责清政府“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者也”。他指出：东三省是满洲贵族发祥地，但“今乃再拜顿首，奉献于俄罗斯”，连老祖宗的坟地都拱手奉人，这样的政府，还能保卫整个中国吗？
总之，邹容认为中国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灭国灭种”的险境，清政府不仅是人民群众的大敌，也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大敌；清政府自甘于沦为“洋人”的奴隶，还要强制人民成为奴隶的奴隶。他指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
为了启发人们的革命觉悟，邹容用三章的篇幅，详尽地探讨了革命进行的方法，提出了“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的主张。
所谓“革命之教育”，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使人民认识到：（1）“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2）“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3）“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从而要求人人养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辟之气概”；“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这样，才能“复我天赋之权利”。
所谓“革命必剖清人种”就是要分清敌我，内有所结，外有所排。他愤怒地说道：“吾宁使汉种亡尽杀尽死尽，而不愿其为洪承畴，为细崽，为通事，为买办，为翻译，于地球各国人之下。”邹容关于“剖清人种”的论述，虽然是从资产阶级的种族观出发，其主流却体现了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对于清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反动政策的强烈不满，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可侮的英雄气概。
所谓“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就是要人们起来反对“忠于君，孝于亲”等封建伦理，他剖析了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的奴隶根性：“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他大声疾呼：“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力。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
《革命军》在革命前途问题上，鲜明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邹容仿照美国的模式，制订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25条纲领。其主要内容，一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推翻清王朝统治，在新的政权下，全国人民不分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等自由权利，也有纳税、服兵役和忠于国家的义务。二是实行议会制度，各府州县都选举议员，总统“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三是仿效美国的宪法和法律，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中国的宪法和法律。
最后，邹容号召人们“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革命军》在上海问世后，“不胫而走”。为了躲避清政府的封禁，革命派用变换书名的办法，在国内外不断重版，如陈楚南、张永福在新加坡更名为《图存篇》，香港《中国日报》社改名为《革命先锋》，上海重印时改为《救世真言》，冯自由在日本把他与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刊，题称《章邹合刻》。《革命军》一版再版，销量占清末书刊的第一位。
《革命军》启发了人民的斗志，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热情，许多爱国志士，在《革命军》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如著名的武昌起义烈士彭楚藩，读了《革命军》诸书，坚定了反清的革命信念。著名的革命志士吴樾，读了《革命军》后，由改良主义者转变成资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评价说：“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革命军》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
1903年夏，《苏报》因先后发表邹容的《革命军》及章炳麟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一系列反对清朝统治的文章，触怒了清朝当局，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章炳麟，邹容自动投案，《苏报》被封。
章、邹在会审公廨上坚持斗争，宣传革命。清政府要求“引渡”未遂。次年章炳麟、邹容分别被判处监禁三年和两年，1905年4月3日，邹容死于狱中。年仅20岁，离出狱之期仅70余日。他的遗体由《中外日报》馆收敛暂厝。
4月5日，中国教育会为邹容开追悼会。其后革命志士刘三、刘东海冒死将其灵柩运到上海华泾乡安葬。1912年2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陈天华出版《猛回头》、《警世钟》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人，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父亲陈善是个落第秀才，母亲在他大约10岁时去世，哥哥是个终身残废，他的家境一直清贫。幼年时代的陈天华，过着无人抚育的半流浪生活，15岁时才进入私塾读书。“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唾弃不顾，而有愧色。”陈天华在入学前，跟着父亲认识不少字，后又涉猎过一些进步书籍，“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他尤其喜爱弹唱小说，《西游记》、《封神榜》、《陶澍私访南京》等书，偶有所得，爱不释手，他还摹仿着写通俗小说、山歌小调，为后来从事革命著述打下基础。
1896年，陈天华随着父亲来到新华县城，做小贩维持生活，后进入资江书院就学。戊戌变法期间，考入新式的新华求实学堂。他人学后第一篇作文，名为《述志》，他畅快淋漓地写道：“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变定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反）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教习读了《述志》，高声叫绝，批语曰：“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把他取为一等第一名。他决心投身于挽救祖国危亡的革新实践，即使不能如愿以偿，也要以笔为武器，警醒国人。
1903年初，陈天华由求实学堂资送日本留学，人东京弘文学院习师范。时值沙俄大举侵略我东北三省，其它帝国主义也蠢蠢欲动，而清政府腐败无能，任人宰割。陈天华异常愤慨，当即投入留日学界的爱国革命运动，啮指写血书数十封，“备陈灭亡之惨，邮寄内地各学堂校，读者莫不感动”。他与杨守仁等编辑《游学译编》、《新湖南》等书刊，宣传民族革命。在拒俄运动中，他报名参加义勇队，在本部任办事员。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他被推派为“运动员”，回国策动武装起义。他参与华兴会策划起义失败后，逃避日本，参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建立，陈天华和黄兴、宋教仁等负责起草会章及文告。著名的《革命方略》即由陈天华执笔。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后，他又参与编辑和撰稿，直到1905年12月愤世投海为止。
在陈天华短暂的一生中，他以满腔激情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中国革命史论》、《最近政见之评决》、《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治》、《狮子吼》、《国民必读》、《最近之方针》等小册子和文章，《猛回头》、《警世钟》两书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
《猛回头》和《警世钟》，写作和出版于1903年下半年。在这两本书中，陈天华以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通俗流畅的文笔，生动犀利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悲愤真切，振聋发聩，扣人心弦，催人警醒，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哎呀！哎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在《警世钟》一开头，陈天华就以血泪斑斑的文字，提出了中国人民生死攸关的严重问题，指出了帝国主义是奴役中国人民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他写道：“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还有我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陈天华一面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一面指责清政府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丑行，他针对反对势力和某些糊涂人，“说瓜分是一句假话”的谬论，驳斥说：“不知各国不是不瓜分中国，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的多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外反动派之间的主奴关系，提醒人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反对清朝统治。
陈天华热情宣传敢于藐视敌人的思想，号召同敌人血战到底。他在《猛回头》中写道：“其实洋人也不过是个人，非有三头六臂，怎么就说不能敌他？”在《警世钟》中也写道：“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一十八省，四万万人，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元可亡的理！”他振臂疾呼：“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
《猛回头》和《警世钟》还提出了一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和方法。他认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国人民的事，不能只靠少数人进行，必须全民动员，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说：“只要我全国皆兵”，四万万人“合成一个”，什么样的敌人也能战胜。他要工、农、兵、学、商、青、妇各界都行动起来，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敌人就会“四面受敌”。他认为，要战胜帝国主义，就要学习外人的长处，去掉自己的短处，指出：“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指报仇），不学断不能报”，“即如他的枪能打三、四里，一分时能发十余响，鸟枪只能打十余丈，数分时只能发一响，不学他的枪炮，能打得他倒吗？”“俗话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
陈天华提出了反清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指出要抵抗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政府，因为清政府已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满朝权贵全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他说：“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他提醒读者说：“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这样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他在进一步揭露清政府“宁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隶”的卖国罪行时又说：“从前赔款数次，差不多上十万万了，此次（指《辛丑和约》）赔各国的款，连本带息，又是十万万，我们就是卖儿卖女，也是出不起来的。又自己把沿海的炮台削了，本国的军营请各国来练，本国的矿产让各国来开，本国的铁路听各国来修，还有那生杀用人的权柄都听各国指挥。列位，你看满洲的政府，只图苟全一己，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我们若不依他的，他就加以违旨的罪，兴兵剿洗，比草芥也比不上。十八省中，愁云黯黯，怨气腾霄，赛过那十八层地狱，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他说：“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的东家。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他论证了国与家、生与死、个人与社会、现在与将来的关系。最后，他号召大家：“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纵不成，也落得，万古流芳。”在《警世钟》的结尾，陈天华展望祖国的美好远景：只要大家“前死后继，百折不回”，就“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猛回头》和《警世钟》的发表，震撼了全国。各地传遍了陈天华精心创作的血泪歌词：“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唱者怒发冲冠，听者热血沸腾。《猛回头》、《警世钟》的发行量也十分可观，重刊达10余次之多，散至全国各地。在湖北，革命派设局印刷，军营流传着各种版本。革命派在新军中的代表，以此为政治教材，送给新兵。在湖南，各学堂亦集资翻印，“备作课本传习”。总之，自这两本革命读物发行后，军界学界首先为之轰动。
《猛回头》、《警世钟》给予中外反动派极大的冲击。该书在租界里广为流传，侵略者“为之心悸”。清政府虽一再明令禁止，仍无法阻止它的流传。1906年，浙江金华龙华会员曹阿狗，四处公开演说《猛回头》。金华县令惊恐万状，将曹惨杀，出告示诬称《猛回头》为“逆书”，实行严禁，大肆恫吓说：“阅者杀无赦，以阿狗为例。”但禁者自禁，反而使两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1905年冬，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异常激愤。同盟会对此事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归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之耻辱，陈天华、易本羲、秋瑾、田桐等人持这种观点；一派主张求学宜忍辱负重，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等人持这种观点，两派争论激烈。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的暴行，写下万言绝命书，于1905年12月8日在东京太森海边投海自尽。他在绝命书中告诫留学生要“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去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
陈天华投海牺牲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同盟会和留日学生举行公祭，沉痛悼念陈天华的一生；湖南革命党人组织示威游行，对中外反动派的迫害表示抗议。1906年5月23日，陈天华的灵柩运回湖南，在革命党人禹之谟、陈家鼎、宁调元的组织下，公葬岳麓山。是日，长沙全城学生一致罢课。他们穿着素服，举着旗帜、挽联，高唱哀歌，举行葬礼。一万多人的送葬队伍绵延十数里，沿途军警，为之震慑，呆若木鸡。这是一次对清政府和地方当局的示威，表明陈天华及其所鼓吹的反帝爱国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章炳麟宣传革命
章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从小受到民族主义思想教育，十六七岁时读蒋良祺《东华录》以及《明季稗史》，“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1890年，章太炎离开家乡，到杭州诂经精舍向著名学者俞樾求学，前后达七年之久。在俞樾的指导下，章太炎打下了深厚的朴学基础，掌握了严格的治学方法。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章太炎开始走出书斋，参加维新变法运动。他参加过强学会，为《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会会报》等撰写时论文章。此时，章太炎虽然对清政府的腐败有所认识，但基本上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1899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客帝论》一文，主张拥清帝为客帝，让其“发愤自强”，以便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其早年著作《訄书》亦结集出版，该书揭露了清朝的黑暗统治，但只主张改良，而不是推翻清朝统治。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在新形势刺激下，章太炎逐渐由改良转向革命。1900年8月，章太炎参加唐才常等在张园发起的“张园国会”，后因不同意“勤王”口号，脱离该会，并割掉辫子，以示自己与清政府决裂的决心。
1901年，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一文，主张排满革命，反对梁启超保皇主义的幻想。此文是中国近代批驳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的第一篇文章。
1902年初，章太炎东渡日本，与孙中山交往，并同孙中山探讨了中国革命进行的方法、革命后应实行的政治制度以及土地赋税问题。4月，章太炎与秦力山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并亲自起草了《宣言书》。不久，章太炎返回上海，与蔡元培等一起创办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并重新刊刻了《尴书》。《尴书》重刊本增加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订孔》、《序种姓》、《解辫发》、《定版籍》、《地治》等文章，并对其它文章中所包含的改良主义观点大加删改，增加了许多积极的革命的思想，全书充满了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色彩。但该书学理艰深，很难为广大民众所理解。
1902年，康有为为抵制革命思想的传播，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的公开信，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认为满汉已经同化，没有种族压迫，故没有革命的必要。同时散布革命恐怖论，认为革命会造成流血破坏，并会引起列强的干涉，从而会亡国灭种。在这篇文章中，康有为还攻击中国人民民智未开，故只能行立宪，不可行革命。
为了驳斥康有为保皇的谬论，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对保皇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章太炎指出，在清朝的反动统治下，国内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压迫依然是一个不可掩盖的历史事实，要消除国内民族矛盾，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革命是会流血牺牲，但流血牺牲并不可怕；西方各国文明皆从流血得来，故要中国的进步，就不能怕流血牺牲。革命虽不免于列强的干涉，但只要我们奋发有为，就能避免列强瓜分。满洲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决不会放弃政权实行立宪，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实行共和，才能使中国免为欧美的奴隶。对于“民智未开”，章太炎主张用革命来开启民智，“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待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章太炎还为邹容《革命军》一书撰写了序言，向国人介绍了邹容的《革命军》，认为是国人必读之教科书。在章太炎、邹容等人影响下，上海革命风气大盛，成为当时国内革命宣传活动的中心。1903年6月，清政府为消弭革命，勾结上海租界帝国主义所设之工部局，策划了“苏报”案，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1904年，光复会成立，章太炎在监狱中参与其事。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上海迎接章太炎赴日本，担任《民报》主编。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这位反清斗士，章太炎发表演说，自述平生的历史及近日办事之方法。章太炎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所宣传的“宗教”，就是要用宗教来激励革命党人不怕牺牲的道德精神：“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重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他所宣传的“国粹”，就是要广泛宣传我们民族的历史，以此激励人们的爱国心、自尊心，促使人们投入反清革命斗争。“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这篇演说辞，具有真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救国救民抱负，在留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章太炎先后主编了《民报》7至18号、23号、24号，独自为《民报》撰写了近60篇文字，是《民报》最主要的政论作者。他先后发表了《革命之道德》、《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箴新党论》、《与人书》、《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等文章，谴责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揭露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大力宣传了反满的民族革命思想，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成为著名的以文字排满的骁将和有学问的革命宣传家。
但是，在章太炎的影响下，《民报》后一阶段也有不少不利于革命的消极东西，如发表了大量宣传佛教的文章，这和《民报》的革命精神也是不相符合的。
1908年10月《民报》停刊后，章太炎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1910年，章太炎重组光复会，表明革命队伍中派别纠纷也日益严重，这也制约了辛亥革命的发展。
《苏报》案
经过1901年、1902年两年的酝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活动日益活跃起来，日本的东京和国内的上海是党人活动的两个中心。在上海，影响较大的是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教育会，而《苏报》对这一时期的革命著作和革命风潮进行了大力鼓吹。
《苏报》原是1896年由中国人胡璋的日籍妻子生驹悦出面创办、并在日驻沪领事馆注册的一份平庸小报，1900年由因教案牵累落职的原江西铅山知县陈范接办，拥护康、梁的改良主张。1902年学界风潮兴起后，陈范表示支持，在该报专辟“学校风潮”栏，报道南洋公学等校斗争情况。1903年春节前后，陈范聘蔡元培、吴稚晖等爱国学社教员每日为《苏报》撰写一篇社论，由报社每月提供100⑩元作为爱国学社经费，从此排满革命的言论便洋溢报端。6月1日，《苏报》正式聘请学社教员章士钊任主笔。此后《苏报》发表一系列引起社会震动的文章，如《康有为》、《驳（革命驳议）》、《（革命军）序》、《客民篇》、《杀人主义》等社论、来稿40余篇，有力地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残暴，批判了康有为等的保皇邪说，号召人们“插义旗于大地，覆政府于中央”。从而使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对此，清朝统治者切齿痛恨，斥之为“猖狂悖谬”的“革命邪说”，必欲铲除而后快。6月21日，清政府以《苏报》及爱国学社“形同叛逆”，谕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严密查拿，随时惩处”。两江总督魏光焘当即派候补道俞明震赴沪协同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此案。俞明震等与上海租界工部局勾结，于6月29日由租界巡捕捕去《苏报》账房程吉甫；30日，从爱国学社捕去章炳麟，从女学报馆捕去陈范之子陈仲彝及钱宝仁，龙积之当晚投案；次日，邹容亦自动投案。7月7日，《苏报》及爱国学社被封。
《苏报》案发生后，清政府曾设想将章炳麟、邹容等人“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处极刑”。但租界当局从维护列强在华的治外法权和租界的独特地位出发，拒绝引渡，坚持该案必须“在租界内执行”。于是章、邹等人先后由巡捕房移送会审公廨受审。7月15日第一次开庭，由律师古柏代表清政府向会审公廨所组织之额外公堂起诉《苏报》“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章、邹则坦然应对，无所回避。清政府同本国老百姓在租界内诉讼，激起人民极大义愤。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对案件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因此审讯出现了屡讯屡停、未能判决的局面。后因陈仲彝、钱宝仁、程吉甫三人在本案中无关重要，关押四个月后被释放。直至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才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自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邹因不堪狱中的虐待和凌辱，于刑满前不久即1905年4月3日含冤而死，年仅21岁。章炳麟于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赴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本部工作。清政府本想通过《苏报》案扼杀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结果适得其反。它的发生不仅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更广泛的传播，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中国白话报》创刊
《中国白话报》是近代中国较早提倡白话文并运用白话文写作的一家刊物。它以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为主要宣传对象，以期达到“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中国自强”之目的，以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和白话文辞，鼓吹反帝爱国和革命排满，激发国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是一家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刊物。
《中国白话报》的创办人和主编人是林獬，即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报刊活动家林白水。林白水，福建闽侯人，名獬，又名万里，号少泉，笔名退室学者、白话道人。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参加新闻活动，并在家乡创建学堂。变法失败后，林东渡日本，并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革命舆论的宣传。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后在上海参与爱国女子学校、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活动。
1903年12月19日，《中国白话报》在上海创刊，由林白水独立创办并任主编，刘师培、林宗素编撰。初为半月刊，自第13期起改为旬刊。到1904年10月停刊，共出24期，最后4期合并为一册发行。每期约60页，3万字，32开本，采用洋式装订。有论述、历史、地理、传记、新闻、科学、小说、戏曲、歌谣、实业等栏目，用白话文进行革命宣传。
《中国白话报》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宣传对象是下层劳动者和青少年，使用的语言是群众喜闻乐见的白话文。林白水看不起那些只会写空话的知识分子，他感叹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指望了，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此话虽有偏颇，但也反映了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的觉悟。他们运用白话文来启发、教育、团结广大群众，给白话文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揭开了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崭新的一页。
在政治思想方面，《中国白话报》的宣传主题是反清革命思想、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思想和团结御侮的反帝爱国思想。1903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和国内各地掀起拒俄运动，该刊以新闻、时事答问等形式，痛切陈述沙俄强盗在东北的暴行和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号召大家敢于同外国侵略者斗争，拼个你死我活。不过该刊的着重点还是落在号召大家去推翻清政府上。要反帝必先反清，反清才能救国，它将反帝和反清两个口号结合起来。该刊对封建政体、法律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主张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保障国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该刊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才能实现救亡图存，建立民主共和国，针对清政府的立宪骗局，该刊认为不能对清政府寄予任何希望，并驳斥立宪派关于中国国民没有政治能力，革命只能带来破坏等反对革命的谬论。该刊提出要推翻清政府，必须切实做好启发群众的工作，结成最广泛的革命联合战线，号召工人学习外国工党的样子组织政党，士兵读书看报，并结成团结……各行各业建立自己的政党，并在此基础上，全国彼此联合起来，组成大的社会党。
在思想文化方面，该刊极力提倡实学，继承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反对空浮、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该刊对中国历史、地理、学术作了通俗的系统介绍。该刊登载了不少歌谣、戏曲、小说等文艺作品，以及大量有关教育、科学等方面的文章。
该刊在1904年春节期间出版的第5期上发表的《国民的意见》，将他们的各种主张作了概括的总结：其中政治上的意见三种：甲、租税共权利平等，缴租纳税就要享受自由权；乙、服从由资产阶级制定的法律；丙、地方自治。种族上的意见：要把非汉族赶出万里长城。学问上的意见：发明中国古学，考究各国新学。生计上的意见：改良工农商，保护路矿银行。军事上的意见：尚武，养成军国民资格。社会上的意见：彼此相联合，并结成大大的社会党。宗教上的意见：重新考察孔、佛、老、耶诸教。
该刊存在不到一年，却有重要影响，它的发行代办处遍及全国各地，到16期时达46处，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很大，大批爱国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但它狭隘的民族主义、害怕帝国主义干涉以及提倡个人恐怖等缺点，反映了其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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