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更多的反清实际活动，孙中山被日本政府无理驱逐出日本，遂赴安南领导粤、桂、滇地区的武装起义。中革命党人先后进行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等；在安徽浙江地区，光复会员陶成章、徐锡麟及秋瑾等人经过长期筹备也寻机发动了起义。这些反清起义因各种原因均告失利，徐锡麟、秋瑾等人英勇牺牲。由于孙中山、黄兴相继离开日本，同盟会总部日趋涣散，内部分歧愈益严重，章太炎等人与孙中山隔阂日显，部分来自长江中上游各省的同盟会员也对孙、黄只注重在中国南部边境发动起义的举措不满。另行组织共进会，注重在长江流域各省组织发动起义。
本年，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称互相尊重彼此在中国的权利，划分南北满界限，俄承认日在朝鲜的地位，日承认俄在外蒙的利益：8月，日本宪兵侵入我吉林边境，挑起间岛问题：吴敬恒等创办的《新世纪》周报在巴黎出版：留日学生张继等在日本东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
帝国宪政会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上谕。清廷的“预备立宪”，得到国内外立宪派的拥护，远在美洲的康有为感到欢欣鼓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避居日本的梁启超高兴地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康梁“大喜欲狂”，认为“立宪救国”的时机已到来。
此时的康有为正在为改组保皇会而筹划，他说：“皇上不危，无待于保，规政虽要尚属更端。就本会之义务而言，此后当无所事事，而成立大党，遍于五洲，实居举国之先河，而为政党之前导者也。”所以，他决定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
1906年12月，康有为发布《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要求将所有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并附有《行庆改会简要章程》二十四款，对改会原因、宗旨、目的、要求及具体安排等作了说明。此时的梁启超在东京也在酝酿改组保皇会，议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草拟了章程，他不完全同意康的改会公启及章程，认为不能用“国民宪政会”之名，而应用帝国之名，康接受了梁的意见，于1907年3月23日，正式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
《帝国宪政会章程》规定，以君主立宪、尊重帝室、扩张民权为宗旨，表示要监督政府，讲求宪政。帝国宪政会的中央机构称总会，设总长、总董。总会无固定的会所，其省一级的会所称总会所，但行政法令之权，皆以总长为主。若总长不在此地，虽名总会则不得任总会之事权。总会职员，皆由总长派出，皆听总长随时在各埠会所设立代办总局，收管所有公款，办理一切事物。实际的领导人仍是康、梁。各埠支会设总理、董事、职员、值理议员，设有财政、监察、法律、兵体操、演说等部门。
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梁积极活动。康有为在海外四处活动筹款，梁启超在国内与立宪派联络呼应，与革命派争夺地盘。梁启超曾露骨地说：“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不然者我先荆天棘地矣。”
1908年，帝国宪政会积极响应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康有为以海外亚美欧非澳五大洲二百埠中华帝国宪政会侨民的名义上请愿书，请求立开国会，实行宪政，尽除满、汉之名籍，定国名为中华。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康又发动美国30万会众联名上书请愿，要求“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
帝国宪政会本来内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存在着矛盾，又因经营商业及内部在财务上的纠葛，加之他们在海外的活动，常受到革命派的批判和打击，使得其声势和影响远不如“保皇会”时代。1911年初，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帝国统一党，申请在民政部注册。从此，帝国宪政会之名便销声匿迹了。
潮州黄冈起义
又称丁未黄冈之役，是1907年同盟会在广东潮州黄冈发动的反清起义。
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委派许雪秋发动起来的。许雪秋亦作雪湫，原名有若。广东海阳（潮安）人，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初曾向清廷捐得候补道衔，后立志“逐满兴汉”。他1904年归国，次年以承筑潮汕铁路工程及召募团练为名，聚众千余，约期举义，未发事泄，再赴新加坡。1906年他得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军务，遂返粤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许雪秋回潮州后，召集同志会商进行办法；并往香港会晤冯自由等，谓事机成熟，惟人才缺乏，请电同盟会总部速派同志归国相助。后孙中山派人配合雪秋，加紧了起义筹备工作。适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1907年3月4日，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赴安南（越南），到河内后立即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准备就近组织领导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的起义。他认为这些省份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发动；地域宽广，便于迂回作战；尤其有利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为此，孙中山决定先在广东西部的钦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东部的潮州、惠州四府同时起义；许雪秋仍负潮州方面起义之责。许通过会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在会党中做发动组织工作。但由于走漏风声，引起清潮州总兵黄金福、黄冈都司隆熙的警觉。
5月21日，黄金福派兵勇数十名进驻黄冈镇，并借故捕去会众2人。次日，余既成等聚集党众200余人于黄冈城外起义。经一夜血战，攻克黄冈。23日，起义者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举陈涌波为司令，余既成、张跃为副司令，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指孙中山）”或“大明都督府孙”名义布告安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此深受群众拥护，附近贫民纷纷参加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
但这次起义事出仓促，具体主持者不了解通盘计划，事发后才派人去香港请许雪秋来督率义军。适时黄金福部清军已抵离黄冈20里的讲州。起义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陈涌波率领，直趋潮州、汕头，目标是乘黄金福带兵外出之时，攻占其巢穴；一路由余既成率领，直接奔向汫州，攻击黄金福部。25日两路军队同时出发。余部抵达讲州时，天已黎明，而清军早有准备，因此初战失利。进攻潮、汕之义军，得知讲州失利，即改变计划，转援余部义军。两路会攻黄金福清军，敌势危急。恰于此时，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派援军到来，双方夹攻义军，因而、讲州未能攻下。27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陈、余决定解散队伍，转往香港，起义遂宣告失败。
惠州七女湖起义
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是1907年同盟会在广东惠州地区发动的反清起义。
按孙中山原来设想，粤东的潮州、惠州应同时举义，所以他在委派许雪秋规划黄冈起义时，又先后派遣惠州地区的会党首领黄耀庭、余诏卿、邓子瑜3人从新加坡返香港，负责惠州及阳江、阳春等处军事工作。黄、余二人抵港后，分别领去活动经费千余元，却毫无动作，唯有邓子瑜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邓子瑜，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与归善、博罗、惠阳等地三合会众有广泛联系。他于1900年由郑士良引见结识孙中山，受命协助策动惠州起义，事败后走避新加坡，以经营旅店为生，联络惠属各地来往南洋的同志。1906年他加入同盟会，旋受孙中山命再次筹划惠州军事活动。他在香港一面委派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分别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地聚集党众，一面在港购置械弹，准备亲自沿小道押解人惠州接济起义。
1907年5月27日，黄冈起义失败，但惠州方面未得到消息，仍举旗响应。6月2日，陈纯等在距惠州府城20余里的圩镇七女湖集众百数十人，劫夺防营枪械，杀水陆兵勇多人，发布反清讨满檄文。5日，起义军进攻泰尾，清军闻风而逃；义军连克杨村、三达等圩。7日，义军乘胜进攻柏塘、公庄各处，各乡会党纷纷来会，队伍发展到300余人，声势大振。然后义军分击八子爷、公庄、横刀、梁化，所向无敌。归善、博罗二县城门均闭。惠州协统两次派兵往御，均被击回。继调横沥巡防营管带洪兆麟至柏塘，自9日至12日，亦多次被义军所败。
13日，洪兆麟带队赴八子爷地方，为义军在山凹突击，洪中枪坠马，所部死伤极重。消息传出，广州震动。两广总督周馥电调李准由黄冈驰援惠州。李部由澳头登岸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坚持战斗10余日，多次击败清军。终因黄冈起义已失败，他处亦未响应，惠州义军孤立无援，被迫转移到梁化圩附近，将枪械埋于地下，队伍自行解散。
皖浙起义
该役是1907年光复会在安徽、浙江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当同盟会在华南发动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之时，光复会在安徽、浙江也打响了反清的枪声。1905年，陶成章协助徐锡麟在绍兴设立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光复会的革命机关，招收金（州）、处（州）、绍（兴）三府各县会党头目来校受训，规定凡入校学员均属光复会员，卒业后仍归学堂领导人统辖和节制。为打入清政府内部，掌握军权，徐锡麟又捐银赴日学习军事，因眼近视而未果。1906年他捐资为道员，分发安徽，得到巡抚恩铭重用，任安徽武备学堂会办、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与陈伯平、马宗汉等密谋革命，并与归国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保持联络，期与浙江同时举义。
秋瑾，字容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山阴（绍兴）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决心献身救国事业。1904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到日本留学，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年冬归国，加入光复会。1905年春复去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同年冬，为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归国。1906年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发刊《中国女报》。次年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联络金华、处州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相约，于7月间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分兵进取南京，进而占领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要地，再图发展。
但是6月间，绍兴会党过早地暴露了形迹，清政府已有觉察，到处查拿革命党人。徐锡麟见事机已败露，决定铤而走险。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甲班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当天上午8时，巡抚恩铭以及省文武高级官吏前来祝贺。典礼开始后，陈伯平首先向文武官员坐席掷一炸弹，未爆炸。接着徐锡麟持双枪向恩铭射击；恩身中七弹，后经抢救不治死于抚署内；清吏遇变如鸟兽散。徐锡麟复拍案对众大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学生们愕然不知所措，徐遂率陈伯平、马宗汉等30余人攻抚署，旋转至军械所取枪械，结果被清军包围，双方激战六小时，陈伯平战死，徐、马等20余人被捕。在受审时，徐自称“革命党首领”、“专为排满而来”，慷慨陈词，视死如归，当晚英勇就义。
皖省起义的失败牵连到绍兴大通学堂。秋瑾自知安庆败讯后，即焚毁名册，掩埋枪弹，疏散党人；她本人则坚持不走，决计以身殉国。7月14日，浙江巡抚张曾曾派清兵往大通学堂，捕去秋瑾等6人。次日秋瑾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受皖浙起义的影响，1908年11月间，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利用新军又在安庆发动了一次起义。熊成基，字昧根，江苏甘泉（今江都）人。1904年人安徽练军武备学堂练军班当学兵，参加革命团体岳王会。次年入江南炮兵学堂学习。1906年任江宁陆军第九镇炮兵排长。1907年由南京调回安庆，先任马营队官，继任炮营队官，参加光复会，并负责主持岳王会，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消息传到安庆，熊成基认为这是起义的极好机会。
19日，他召集党人会议，决定当晚起义。晚9时，熊成基率马炮两营千余名新军进攻安庆。经一昼夜激战，因城内已有防备，起义军未能破城。20日，清水师提督陈从周率舰5艘，炮轰起义军；端方从太湖派兵7营向安庆进逼。起义军三面受敌，战至晚10时，被迫向集贤关、桐城方向突围出走。突围中，起义军又遭到清提督姜桂题部追击，义军退至庐州时，余部已不足百人，只好解散队伍，起义失败。
钦廉防城起义
又称丁未防城起义，1907年同盟会在广东钦州地区（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是在当地群众抗捐斗争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1907年春，广东钦州三那圩（那黎、那彭、那思）人民因糖捐繁重，举绅耆数十人向清地方官府请求蠲减，官府反将代表囚禁。于是乡民推当地富绅刘思裕为首领，组织“万人会”，举行抗捐起义。钦（州）廉（州）道王秉必派兵镇压无效，向省方请兵。粤督周馥乃派统领郭人漳率兵二营、标统赵声率兵一营，会同当地清军镇压，刘思裕及众多乡民惨遭杀害。于是三那乡民派代表到河内，请孙中山援救。
孙中山即派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前往钦州主持起义事宜，复派黄兴前往钦州郭人漳营、胡毅生赴廉州赵声营策动清军响应。王和顺，字德馨，壮族，广西邕宁人，早年曾参加黑旗军抗法，退伍回乡后加入三合会。1903年与游勇头领陆亚发在广西发动反清起义，坚持战斗两年之久，失败后避居西贡。1906年加入同盟会。这次王和顺受命后即来到三那地区与起义群众会合，伺机进取。后得知防城清军有反正之意，乃请示孙中山在防城发动起义。
1907年9月1日，王和顺率200余众首先在钦州王光山举义，发布《告粤省同胞文》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宣示起义军“誓当与我国民披坚执锐，共冒矢石，以驱丑胡，以立新国”。4日王率部攻防城，得清军刘辉廷、李耀堂两哨官内应，次日义军进入防城，杀知县宋鼎元等；军队在城内“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居民皆燃爆竹庆贺，异常鼓舞”，相继加入义军，革命队伍很快扩至3000人。在这里王和顺再发出《告海外同胞文》，号召海外同胞响应和支援祖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做出贡献。
攻克防城的当天，王和顺命少数人留守防城，自率主力进攻钦州城。本来黄兴早已潜入钦州，策动清军倒戈内应。不料郭人漳却借故变卦，唆使义军转攻广西南宁，企图使这支仅有数百人的革命武装在驻有重兵的南宁城下自蹈危机。革命军进攻钦州受阻，8日开始进攻灵山城。因攻城器具缺乏，战至次日，城仍未攻下。清军乘势出城反扑，革命军只得且战且退。这时郭人漳又重新攻占防城，使革命军腹背受敌。14日，王和顺被迫解散革命军，自率20余人返越南境内，余部退往边境山洞和十万大山。
资政院
清廷发布“预备立宪”上谕后，准备设立“资政院”作为将来“议院之基础”。
1906年11月7日，总核官制大臣奕勖等编成《资政院官制草案》共52条，主张资政院以政务处改设，设总裁1人，副总裁2人，议员130人，以钦选、会推及保荐之法确定，具体条件及所占人数为：（1）王公世爵勋裔已满30岁者钦选10人；（2）京员已满30岁者54人；（3）各省官绅士商已满30岁者，由督抚保荐66人。应议事件有五大项：（1）奉旨饬议事项；（2）新定法律事项；（3）岁出入之预算事项；（4）税法及公债事项；（5）人民陈请事项。此为最初创议，未成定案，是为资政院轫始时代。
1907年9月20日，清廷下令设资政院，派溥伦、孙家鼐为该院总裁，复令溥伦等会同军机大臣详拟院章。1908年7月8日，资政院奏颁院章《总纲》和《议员》两章15条。随后又制定了《职掌》、《资政院与行政衙门之关系》、《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之关系》、《资政院与人民之关系》、《会议》、《纪律》、《秘书厅官制》、《经费》等8章，合前定《总纲》、《议员》总为《资政院章程》，共10章65条及附则2条。10月14日，清廷颁布院章施行。该章程对资政院原奏前两章条目有所修改。改定后的院章对《议员》一章作了，较大修改，原定钦选议员125人，民选议员167人。修订后的院章规定钦选和民选议员各100人，但资政院正、副总裁不由议员中选举产生，而由朝廷特旨简充，由此便造成钦选议员占主导的局面。其次，原定章程规定王公世爵、宗室觉罗不逾15人，修定后章程为48人，各部衙门减为32人。
院章总纲首先对资政院的宗旨作了规定：“资政院钦遵谕旨，以取决公论，预备上下议院基础为宗旨。”就是说朝廷欲仿行立宪，而立宪的根本在于置上下议院，但目前中国尚不具备成立议院的条件，暂设资政院作为实行议院的预备机关。
资政院的议员任期为3年，期满一律改选。资政院设总裁2人，总理全院事务，由王公大臣简任；副总裁2人，佐理全院事务，由三品以上大员简任。资政院下设秘书厅，掌管全院文牍、会计、记载议事录及一切庶务；置秘书长1人，监督本厅一切事宦。秘书厅分四科：（1）机要科；（2）议事科；（3）速记科；（4）庶务科。各科设秘书官，承秘书长之命，执掌本科事务，并设书记及速记员若干人。
资政院的职权范围，主要议决事项有：（1）国家财政预算；（2）国家财政决算；（3）税法及公债；（4）新定法典及其修改，但宪法不在此限；（5）其余奉特旨交议事件。
资政院与行政衙门的关系，规定：军机大臣或各部衙门大臣对资政院议决有异议，需说明原委事由，咨送资政院复议；资政院“若仍置前议”，可与军机大臣等分别具奏，各陈己见，恭候圣裁；军机大臣可亲临资政院的会议，或派员参加，陈述所见；资政院对各衙门行政事件，及内阁会议政务处议决事件如有疑问，可由总裁、副总裁咨请答复，若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认为应保密事项，需要声明缘由；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如有侵夺资政院权限，或违背法律，得据实陈奏，请旨裁夺。前项奏陈事项，需有议员2／3出席，议决才有效。
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的关系，规定资政院可札行谘议局申复各省政治得失，人民利病；谘议局与各省督抚间的异议事件、谘议局之间的争议事件，均由资政院核议，然后清旨裁夺；谘议局可呈请资政院核办督抚侵权及违法事件。
资政院与人民的关系，规定人民有权陈请资政院核办关系全国之利害事件；资政院认为人民陈请事件“合例可采”，得作为议案，其有关行政事宜，应咨送该衙门办理；资政院无权向人民发贴告示，或传唤人民，不得受理民刑诉讼事件。
资政院的纪律规定，资政院会址，分派警官及巡官守卫，听候议长指挥；议员在开会时，若违背院章及议员规则，议长可阻止其发议，再违者令其退场；议员屡违院章或言行谬妄，停止到会，重者除名；无故不到会10天者，除名；议员打着本院名义干预他事者，不准到会，重者除名。对资政院，如议事超越权限、决议违背法律、议长不能处理议员在会场的狂暴举动，朝廷谕令停会；如所决事件轻蔑朝廷或妨害国家治安、不遵停会命令、议员多数不应召集，则令其解散。此外，对于资政院的经费及秘书厅官制等问题，也有种种规定。
资政院章程颁布后，成立资政院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选举议员。选举方法，依据院章规定分钦选与民选两种。钦定议员大体自“官”而出，其选举方法，由宗人府、吏部及民政院分别查明合格人选，造具名册，咨送资政院，经各该员互选后，由资政院将得票较多者，按照定额，多开数员，奏请钦选，硕学通儒议员，由各省提学使出选若干人，再由初选人互选若干人，进呈钦选。纳税多额议员类如此。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若干人，呈请地方督抚，再由督抚遴选若干人，送资政院。
1910年9月23日，资政院召集议员开会，到会议员共154人，由议长贝子溥伦、副议长侍郎沈家本主持。溥伦在会上发表演说，称“本日乃本院第一次召集，实我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盛典”。随后由秘书长金邦平抽签将总议员分为6股，接着又由各股议员推选股长和理事、议员。分股如下：第一股股长赵炳麟，理事沈林一，议员33人；第二股股长许鼎霖，理事孟昭常，议员33人；第三股股长劳乃宣，理事顾栋臣，议员32人；第四股股长载功，理事陈宝琛，议员33人；第五股股长魁斌，理事雷奋，议员32人；第六股股长陶葆廉，理事汪荣宝，议员32人。次日，继续会议，选举专算任股员，计有预算股，股长刘泽熙，副许鼎霖，股员24人；决予股，股员24人；税债股，股长李榘，副闵荷生，股员12人；法典股，股长载润，副汪荣宝，股员18人；陈请股，股长赵炳霖，副陈宝琛，股员12人；惩戒股，股长魁斌，副讷勒赫，股员6人。每股设若干科，科置审查长。至此，资政院的组织逐次健全。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举行开院典礼，各股议员到会者154人，以及监国摄政王、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等。由总裁溥伦、副总裁沈家本主持开会，军机领袖奕勖首先宣读宣统皇帝敕谕：“预备立宪开千古未有之创举，定百世不易之宏规”，“而资政院为上下议院之基础，尤为立宪政体之精神，经画数年，规模已具”。“今当开院集会之初，朕特命军机大臣暨参预政务大臣，将各项案件，妥慎筹拟，照章交议”；“尔议员等各泯除成见，奋发公心，上为朝廷竭协赞之忠，下为民庶尽代议之责，弼宠功于未竞，垂令范于将来”。随后，摄政王载沣向议员宣布训词：“举凡立国之要，端在政治通达，法度修明，尤在上下一心，和衷共济”，勉励议员“殚竭忠诚，共襄大计，扩立宪之功用，树议院之楷模”。4日下午，资政院首次开会议事。本届院会不是每天开会议事，一般隔日或2、3日议事1次，时间均不超过半天。会议内容为：讨论各部衙门、本院、谘议局、社会团体及人民提交或陈请的各项议案；核议谘议局与地方督抚争议事件；向各部衙提出质询；通过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议案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陈请朝廷速开国会。
9日，资政院接受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的上书和谘议局联合会请速开国会的提案。此后数日，院会只讨论政府所交议案。速开国会提案被搁置一边。17日，在讨论理藩院的提案时，一湖南议员突然发言说：开院已有半月，讨论的都是些枝叶问题，要求立即讨论速开国会问题，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但主持会议的副总裁沈家本坚持按既定日表在22日进行。
21日，80余名议员为准备次日讨论速开国会案，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明日督促院会迅速议决并上奏。22日，资政院开会讨论。湖南议员罗杰首先发言，他说速开国会关系到国家存亡，“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挖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他主张本院议员应一致赞成通过速开国会案；议长应从速上奏；摄政王应即允速开。发言者皆赞成奏请速开国会。表决议案时，全体议员起立鼓掌通过。会议最后指定赵炳麟、陈宝琛、汪宝荣、孟昭常、雷奋、许鼎霖6人起草奏稿。
26日，资政院通过了请速开国会的奏稿。28日，总裁溥伦将奏稿上奏朝廷。奏稿内容为：（1）设立国会刻不容缓。指出“世界政体渐趋一轨，立宪者昌，不立宪者亡”，“国会之作用，在协赞立法、监察财政，与政府、法院鼎立并峙，而为国家统治机关之一，不可不备者也”。
（2）速开国会的益处。“国会之制，殆无不以两院集合，而成两院制之善。在议事之际，必经两次表决，两院通过。甲院或从而非之。必两无议异，而后致诸政府；上奏施行，其善一也。”“两院协商，一再驳复，而政府不预，则彼此各有居间调和之用，而政府与国会，无直接冲突之嫌，其善二也。”资政院“内审国情，外考成法”，“以为建设国会为立宪政体应有之义务，既不可中止，何必斤斤于三、五年迟早之间？人心难得而易失，时会一往而不还，乃今图之，犹可激发舆情，又安大局，朝廷亦何惮而不为？”朝廷应该“毅然独断，明降谕旨，提前设立下上议院，以维危局而安群情”。
11月3日，摄政王载沣召集会议政务处王大臣，讨论速开国会案。4日，清廷宣布宣统五年（1913年）开议院。7日，资政院开会，议员们认为，“今本院具奏案主张明年速开，而王大臣议定要宣统五年，则这议案效力全失”，要求继续陈请再行缩短年限。会议通过质问会议政务处国会何故必须缓至1913年开设的说帖，并要求答复。答曰：“此乃君上大权，难于裁答。”
在这次会议期间，资政院还通过了弹劾军机大臣案、请赦国事犯、预算、新刑律、著作权律、报律、修订结社集会律，统一国库章程、裁厘加税、地方学务章程等大量议案，但均不为清廷所采纳。梁启超曾说：“政府之视资政院，固不值一钱。”根据院章规定，本届院会会期为3个月，因议事未完，延长10日，于翌年元月11日闭会，会期100天。
1911年3、4月份，国内外形势紧张，立宪派议员提出召开资政院临时会的要求，遭到载沣等人的阻挠。5月17日，清廷拒绝了资政院召开临时会的要求，反而命令资政院正副总裁会同内阁总理大臣，着手修改院章，削夺资政院权力，在修改院章过程中，不许议员参与，且仅用7天便匆匆改定出奏。从所修订的主要内容看，内阁大臣与各省督抚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如原院章规定，各省谘议局与督府异议事件，或各省谘议局之间争议事件，均由资政院复议。修改后变为，上述异议事件，属于行政问题者须呈送内阁核办。原院章规定：各省督抚如有侵权违法事件，谘议局可呈请资政院核办；资政院可据实奏陈，请旨裁夺。修改后把这一条给删掉了。另一个重要修改是关于资政院召集临时会议的规定，修改后取消了议员自行要求召集临时会的权力。资政院在清政府的一再压抑和削夺下，其本来有限的权力横遭削弱。这一结果终于使立宪党人看到，他们想通过资政院分享统治权的愿望完全落空了。资政院的成立，虽属不伦不类，但作为中央谘议机构，也使封建专制统治受到一定程度的钳制。资政院内虽钦选议员与民选议员各半，但活动能力相差悬殊。钦选议员中，除少数较年轻的官吏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和活动能力外，多数为昏庸老朽的贵族或官僚，他们既无知识又无主张，只会随声附和。另有少数顽固分子，虽有一定主张，但势孤力单，并无所作为。民选议员都是来自各省谘议局中的佼佼者，多学习过法政，富有宪政知识，能言善辩，在宪政活动中显露了才华。如雷奋、孟昭常、刘春霖、于邦华、罗杰、邵羲、汪龙光、吴赐龄等，都是著名的立宪党的骨干分子，由于他们的积极活动，民选议员几乎完全控制了资政院，这一点确实出乎清廷的意料之外。
资政院的存在，是清末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产物。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资政院合法的地位，批评朝政，弹劾疆吏枢臣，甚至与最高统治者分庭抗礼，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在斗争中，资产阶级立宪党人得到了锻炼，获得了经验，为此后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打下了基础。
1911年，资政院改总裁1人，副总裁1人。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资政院解散。
共进会成立
从1907年起，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集全力在华南地区组织反清武装起义，设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群龙无首，日趋涣散，内部分歧愈益严重：部分来自长江中上游各省并与会党联系较多的同盟会员，不满于孙、黄只注意在南部边境发动起义，更不满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涣散和行动迟缓，强烈要求在长江流域各省发动会党，加紧起义活动。为此，在日本的隶属长江流域各省的部分同盟会员，经过酝酿和筹备，于1907年9月，在东京清风亭召开大会，另行组织团体，定名为共进会。
参加成立会的有湖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广西、云南、安徽等省留日学生100多人。四川教友会首领张百祥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在会党中的资格最老，对各地码头最熟，被推为共进会的第一任会长，下设军务、内政、外交、党务、理财、交通、调查、纠察等9部，各设部长一人，并制定三等九级军制，十八星军旗。以后继任会长的有江西人邓文、湖北人刘公，湖南人焦达峰等分任各部负责人。
共进会成立后发布了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宣言书，大体上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尤着重于反满的宣传。
但因共进会与会党联系密切，而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人是地主或与地主有密切联系，故反对同盟会的民生主义纲领，擅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所谓“平均人权”，按他们自己的解释，是说汉人与满人人权不平等，故应“平均人权”，实际仍为“反满”之意。
为了联络会党，共进会内部也用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并有“山”、“水”、“堂”、“香”等名目；“山”叫中华山，“水”叫兴汉水，“堂”叫光复堂，“香”叫报国香。但总体上，这个组织是较散漫的，各派会党仍按原来的系统和各自的堂口进行活动，并无集中统一的领导。总会会址先设在日本东京共进会员居正寓所，后在青山区赁得一屋，署名“华群舍”，作为本部的办公地点。
1908年秋，共进会的主要成员孙武、焦达峰等分别回国活动，孙武原名葆红，字尧卿，湖北夏口人。1898年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充清军军官，先后参加自立军起义、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后去日本人大森军事学校学习。焦达峰原名大鹏，湖南浏阳人。1906年参与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入东斌学校学军事，旋入同盟会。
1909年，孙武、焦达峰等在汉口法租界设立共进会总部（后迁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在武昌设分机关多处。随后焦达峰即到湖南在长沙建立秘密机关，并赴浏阳、醴陵、萍乡联络洪江会、洪福会群众。同时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省都相继建立了共进会分会。在湖北，孙武等人积极吸收会员，将会党按军队形式组成五镇，准备起义。但会党不受约束，行动难于统一。从此，共进会的联络重点亦转向新军，在新军中建立组织。
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派人到达武汉，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共谋举义。9月24日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成立了革命领导机关，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10月10日，两个组织联合发动了武昌起义；湖南、江西等省的共进会积极响应。共进会对辛亥革命在长江流域各省迅速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宪政讲习会
宪政讲习会，又称宪政公会，是杨度与熊范舆等，于1907年夏在日本东京创立的。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举人王阊运的门生。1902年起曾数次赴日，先后就学于宏文速成师范及早稻田大学法政科，以兼容并包、无所偏颇的姿态，周旋于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1902年与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曾任中国留学生会馆总干事，1907年秋回国。杨也曾倾向革命，后崇拜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并结识梁启超，遂转向改良主义。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杨度热衷于立宪运动，于1907年创办《中国新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一同鼓吹君主立宪。梁启超看重杨度是“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便拉杨度，老维新派熊希龄和立宪派的蒋智由、徐佛苏等，商量筹组政党。而在商谈中，梁、杨意见不一致，都不愿屈居第二位，便很快分手。杨度与熊范舆另立宪政讲习会，自谋发展。熊本是贵州苗族人，得湖南即用知县后，去日游历，热心于立宪运动。宪政讲习会成立，杨度为预留将来与梁合作的余地，并未出任会长，而推熊为会长。
宪政讲习会《总章》宣称，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执行”。态度相当平和。但在《宪政讲习会意见书》中却表现的相当激烈。《意见书》激烈抨击清朝专制政府“冥顽不灵，贪饕无耻”，是“亡我中国”的祸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民选议院对清政府进行监督的缘故。如欲救中国，“非改造责任政府不可，欲改造责任政府，则非设立民选议院不可”。一开始就把民选议院的问题提出来，作为运动的中心目标，这是宪政讲习会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不但这样宣言，而且也这样行动。1907年秋，熊范舆第一个上书请开国会，随后雷光宇以全湘士民的名义上书，预备立宪公会的朱福诜专折上奏，竭力陈述开国会的必要，一时朝野官绅纷纷趋时应景，大谈国会问题。熊之上书，实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
宪政讲习会迅速在国内发展势力。是年冬，首先在湖南展开活动。那时，曾任日本大隈内阁文部相的犬养毅到中国活动，在湖南应宪政讲习会之邀发表宪政演说。次年春，该会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分会，主要从事国会请愿的联络活动。此时，杨度已被召入京，以后补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宪政编查馆是清政府为推行预备立宪，于1907年8月由考察政治馆改设的，直属于军机处。下设编制、统计两局。先后增设译书处、图书处、官报局等机构，负责办理宪政、编制法规，统计政要以及翻译东西各国宪法等事务，以研究利用最有利的宪政形式来保持封建统治。杨度利用宪政编查馆行走的地位，在上层统治集团间广为游说，鼓吹速开国会。此后杨便失去立宪派领袖地位，成了官方赞助立宪的人物。熊范舆后被滇督李经羲召入云南任知府，宪政讲习会从此涣散。
政闻社
政闻社是清末立宪派的政治团体，由康有为、梁启超、蒋智由、陈景发等发起，1907年10月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后，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兴奋异常，感到时机来临。康有为说“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梁启超写信给蒋智由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为适应形势，他们急切整顿组织，四处活动，以谋求政治利益。1906年12月，远在美洲的康有为以保皇总头领的名义，发布一篇《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宣称：“中国有立宪自存之日，君民有保定安庆之时……吾保皇会之期望即申，吾同志之目的亦已达矣。皇上不危，无待于保，归政虽要，沿属更端，就本会之义务言之，此后当无所事事，而成立大党，遍布五洲，实居举国之先河，而为政党之前导也。”为此，他通知会众，于1907年元旦，举行庆典，赞颂“皇上无虞，宪政将行”，祝贺保皇会完成历史使命，宣告一个大政党成立。他为了鼓动人们加入国民宪政会，把政党的权利吹得天花乱坠：“各国政党不论君主民主其通行之例，一国大政俱归政党执政，其党多得政者，所有行政职事，俱为本党人所允，不入本党者，不得享受，凡一切铁路、矿山、银行、工厂，开辟大利，俱给本党人承受。就美国而论，乃至邮政寄递电信之夫至徽矣，亦必现任总统同党之人，乃得充补，其大者无论矣。”言外之意，立宪后的中国，所有的好事都被国民宪政会的会员所占有，不入会的只能干瞧着。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但在“公启”里，没有提出足以号召会众的纲领。梁启超写信要求康有为采用帝国宪政会的名称，并劝他不要以个人名义，而应以新纲领来号召会众。梁启超预计到保皇会改名后，仍难在国内展开活动。所以，他积极筹备新组织。
1906年12月，梁启超、熊希龄及杨度筹商建立新的政治团体。他们曾预拟新的组织名为宪政会，主要在国内活动；暂不设会长，待条件成熟时与康有为领导的帝国宪政会合并，共戴康有为为会长；新组织在东京正式成立后，即移总部于上海，由杨度任总干事，主持会务。他们设想由熊希龄回国运动，拥戴醇亲王载沣为宪政会总裁，载泽为副总裁；并联络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请其赞助；并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社会名流加入。但这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组党设想，不久熊希龄回国。梁启超又因约请蒋智由与杨度发生矛盾，使得杨度另立旗帜而去。杨度分裂出去的原因：一是杨度同梁、蒋等存在领导权的冲突；第二是政见上的分歧，杨度自居民间势力的代表，认为梁的有些言论是站到了官方的立场上。
1907年6月，梁启超秘密回到上海，想联络岑春煊及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当时，岑春煊被奕勖、袁世凯等排挤出京，情绪低落，岑不愿见梁启超。而张謇、郑孝胥等人也不愿与梁启超套近乎，梁启超没有达到目的，复返日本。这时组党之事已筹商就绪，并开始筹备出版《政论》杂志。同年7月17日，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报告政闻社已经组成，但其正式成立是在10月17日。那一天，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革命党人获知，张继等率众直捣会场，梁启超非常狼狈。章炳麟写了一篇《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的报道，在《民报》上发表，报道说：“阳历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梁启超登，力士在右，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中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之曰：‘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楼，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政闻社员去鬲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
政闻社宣布的政纲是：（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的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的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梁启超为争取合法地位，还特另声明：“其对于皇室，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为避清廷忌讳，康、梁都没有在政闻社挂名。当时宣布的发起人有徐佛苏、蒋智由、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为给康、梁留位子，政闻社不设正副会（社）长，而设总务员一人，邀马良担任。另设两个常务员实际负责社务，一为徐佛苏，一为麦盂华。
在常务员之下设庶务、书记、会计、交际、编纂、调查等6科，分别由侯延爽、黄可权、徐勤、雷奋、蒋智由、陈介等任干事。在6科之外设评论员若干人。政闻社成立时，号称数百人，实际活动分子不过数十人。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迁到上海，马良、徐佛苏、麦孟华、侯爽、汤觉顿等都回国参加活动。政闻社以上海为大本营，其他重要省份派人活动：北京有汤觉顿、潘若海；两湖有侯延爽；四川有邓孝可；福建有徐碧泉；广西有孔希伯等。
政闻社的活动并不顺利，其原因很多。首先是政闻社与革命党之间关系最紧张，斗争激烈。其次，政闻社还受到其他立宪团体的排斥，特别是杨度的宪政讲习会的排斥。政闯社曾想在武汉开一报馆，设一法政讲堂，费了半天劲也没办成，主要是受到宪政讲习会的排斥。
此外，清政府对康、梁始终戒备，朝野许多人士都不愿公开与康、梁联系；康、梁宿敌袁世凯，更竭力阻挠他们重返政坛梁启超原来设想拉拢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的计划落空。至于想拥戴载沣、载泽出任正副总裁，更同痴人说梦。在野人十如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名流，梁启超曾竭力联络，但他们根本不买账，只是敬而远之。
政闻社参与于会会请愿运动。1907年11月间，黄可权、张嘉森便到上海联络发动请愿，酝酿组织国会期成会。1908年7月，在各省签名请愿高潮中，政闻社向宪政编查馆发了请愿电，要求“期以三年召集国会”。不久，政闻社有个叫陈景仁（法部主事）的，电奏朝廷，要求确定三年召集国会，要求把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因而触怒了西太后等顽固派。7月25日，朝廷下令将陈景仁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随后，在袁世凯等人敦促下，8月13日又颁发查禁政闻社的谕旨：“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间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动，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必将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在查禁之前，梁启超曾力谋挽救。他一面准备向袁世凯求情，一面发布公告，说明陈景仁电奏纯属个人行动，与政闻社团体无关。但当查禁的上谕发布后，梁启超乖乖地解散了政闻社。这对康、梁等人是个沉重的打击。不过“老妪”西太后等人的主要目的是借此镇压请愿运动，所以当政闻社解散和请愿代表离京后，没有对政闻社的人员深加追究。政闻社解散后，梁启超及其同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打击排斥袁世凯；一是争取开放党禁，即争取清政府明令赦免康、梁。西太后死后，康、梁加快了倒袁步伐。
镇南关起义
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是1907年同盟会在广西镇南关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在华南开展武装反清的重要组成部分。1907年夏间，孙中山先委任同盟会员关仁甫为“中华国民军西军都督”，负责镇南关军事。关仁甫与镇南关清军管带黄瑞兴、边防统领总教练官易世龙及龙州厅幕友陈晓峰等人取得联系，并允俟起义时为内应。不久事泄，易、陈二人被害；关仁甫退回越南。是时王和顺从灵山败归，孙中山复命他继续经营镇南关军事。王于11月10日前往那模，与早同革命党有联系的凭祥土司李佑卿会合，议定于18日晚率所联络之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然桂省绿林、游勇原分两派，王属绿林出身，而佑卿所部游勇不听王调度，王只得退归河内。
孙中山接着派同盟会员黄明堂、关仁甫继续到镇南关策动起义。明堂、仁甫向系游勇首领，李佑卿事前又早与关上守兵联络成熟；故12月2日黎明，明堂等率那模村乡勇80人、快枪42杆，循山脊间道向关上右辅山炮台攻击，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投降，镇南、镇中、镇北3座炮台陆续为义军所占领，附近游勇来投者不绝于道。次日，孙中山偕黄兴等来到镇南关右辅山炮台亲临指挥。
4日，清参将陆荣廷率军来犯，义军奋勇抗击，孙中山亦亲自开炮轰击敌军；陆荣廷损兵折将，未能夺回义军阵地。孙中山鉴于镇南关炮台难于进取，台上枪炮又陈旧不堪，遂命黄明堂坚守炮台，他本人则偕黄兴等回河内筹款集械，俟械弹一到即进攻龙州。孙等离开镇南关后，敌人的援军蜂拥而来，对革命军进行围攻。黄明堂率部与龙济光、陆荣廷部清军激战，肉搏相持7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被迫撤离镇南关。
浙路风潮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迫使清政府签订出卖路权条约。1898年，英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借款，修筑苏州一杭州一宁波的铁路。后因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英帝国主义未敢前来勘测路基。
1905年7月，浙江绅商在上海斜桥洋务局开会，由浙江省京官黄绍箕等及本地士绅倡议自办全浙铁路，成立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汤寿潜为总理，刘锦藻为副总理。主张专招华股，专任华人主持工程。8月，清政府批准浙江省自办铁路。第二年，又批准江苏省自办铁路，苏杭甬铁路在江浙两省铁路公司合作下动工兴建。此时，英帝国主义无理要求勘测苏杭甬铁路，企图与清政府订立苏杭甬铁路正约，英国多次照会清政府，污蔑浙江人民自办铁路是“无理之举动”，有碍英国在华利益，并对清政府实行威胁和恐吓。
浙江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深表愤慨，纷纷电请清政府力争废约，申明“倘英帝必欲强迫浙人为事，仍催换约，勘路时难保无愚民从而生衅”。清政府既不敢得罪英帝国主义，又害怕签约引起人民反对，因而采取折中手段，即将借款和造路分为两事。款向英国筹借，路由中国自造。1907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了苏杭甬铁路办法，向英国借款150万镑，年息5厘，在铁路盈利中支付，并以江浙拨款作押，规定英国银公司可以派人查账，聘请英国人担任筑路总工程师，规定外国人也可以购买公司股票。表面上中国自己建造铁路，实则将路权作为抵押，英国人操纵筑路大权。浙江人民闻讯，极为愤慨，立即掀起反对借款的爱国运动。
1907年10月22日，浙江保路拒款会在杭州福圣庵口教育总会召开，推举王廷扬为会长，王佐为副会长，与会者情绪激昂，一致决议：（1）向清政府郑重表示，浙江筑路“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2）电请各省支援；（3）号召全省开会拒款，以壮声势；（4）统一定名为国民拒款会。
会后浙江各城市纷纷成立国民拒款会，宣传拒款，号召民众集资入股。同时，浙江国民拒款会发表启示，提出了招股自建的计划，估计苏杭甬铁路浙江省部分筑路费需3000万，分6期筹集。是时，第一期500万元已缴纳，并准备提前缴纳第二期的500万元，表示现股已够用，没有必要再借外款，同时号召大家踊跃购认新股。
浙江人民爱国热情十分高涨。杭州搬运工人向浙江巡抚请愿，表示“敌忾同仇，拒绝外人，担承义务，各尽国民之天职，庶路股早日集成，杭甬铁路不难限期告竣，存我浙江命脉，杜绝外人觊觎”。搬运工人的工资收入微薄，不足以糊口养家，但两干人自愿认股百份，计1000元，陆续汇存银行购买路股。上海宁波帮工人提出：如路事决裂，则全体罢工支援。青年学生在保路拒款斗争中，表现积极，1907年10月23日，浙路业务学校邬纲，听说清政府接受英国借款，义愤填膺，绝食抗议，呕血而死。此事轰动江浙两省学界，杭州铁路学堂和上海高等学堂电请清朝外务部和邮传部拒绝英款。浙江高等学堂发起组织浙省学校联合会，大家踊跃认股，各校共认2040整股，1592个零股。11月间，浙江学生联合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生，不顾清政府禁止学生干预政治的禁令，上书都察院，反对借款。除工人和学生外，市民、海外华侨，甚至连乞丐都投入了拒借英款运动。
爱国拒款运动风起云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见势不妙，催逼清外务部令苏浙铁路公司停办。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殉路，以示抗议，学生情绪更为高涨，外省纷起响应。京师大学堂发起召开协助江浙保路会，并函请北京各学堂参加会议，声援江浙路潮。
1907年11月25日，浙江召开全省国民拒款大会，东京同盟会寄来2000份印刷品，派光复会会员顾乃斌在会场分送，策划拒借款事，掀起“不完粮，不纳税，谋江浙独立”的人民革命运动，但立宪派控制会务，他们既怕清军镇压，又怕革命派势盛对己不利，因而多方阻挠，使顾乃斌不能发挥作用。
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又耍花招，迷惑群众，把借款改为“部借部还”，不指定江浙财产作抵押。立宪派认为已达到铁路商办，把持路政的私利，便不顾广大人民的反对，而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妥协。1908年3月6日，邮传部与中英公司签订了中国国家苏杭甬五厘利息借款合同共24款。其主要内容是：（1）此项借款专为建筑苏杭甬铁路之用。（2）铁路完全由中国自办。（3）铁路聘英国人为总工程师，该工程师须听命总办。铁路专门人员的任免由总办与总工程师商酌办理，遇有彼此意见不合，由邮传部判断定后，彼此不得再言。（4）铁路所需之外洋建筑材料，应先尽向英国购买。
此合同规定，英籍总工程师与总办地位平等，铁路所需材料又要尽先向英国购买，这等于承认了英国对铁路建筑、经营的控制权。显然与广大人民要求相距甚远。
因此，借款合同宣布后，“浙人大愤，纷纷要求废除”。但由于把持铁路公司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立宪派人物，默认了这个合同。轰轰烈烈的人民拒款运动，便这样结束了。
浙路风潮虽以立宪派妥协而告终，但它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宣传了反帝爱国思想，推动了全国各地展开的收回利权运动，作为推翻清朝导火线的四川保路运动，就是“沪、杭、甬争路事件的复写与扩大”。
1909年6月修成沪、杭、甬铁路杭州枫泾段，全长123.92公里。1914年9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向英国贷款收回杭嘉段为国有，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随即撤销。
中国话剧诞生
话剧原是西方的一个剧种，在欧洲通称为戏剧。它以对话和动作作为表现剧情和人物的重要手段，与唱念做打表演手段俱全的中国传统戏曲形态迥异，形式更趋自由活泼，不受太多的约束，节奏明快，能够直接地、逼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体现复杂的矛盾冲突。1907年由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在东京、春阳社在上海分别上演了话剧《黑奴吁天录》，引起观众的广泛兴趣，话剧作为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新的剧种逐渐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开始在中国戏剧界占有一席之地。因此，1907年一般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诞生年。
在中国，话剧最早出现于上海的一些教会学校。早在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生就曾演出过新剧《官场丑史》，这大约是话剧传入中国的起点，但当时其影响仅及于教会学校内，未在社会上产生影响。1900年上海的南洋公学也上演了几部时事新戏，如《六君子》、《经国美谈》、《义和团》等；到1903年育材学堂也上演了《张汶祥刺马》、《英兵掳去叶名琛》、《张廷标被难》、《监生一班》四戏。这些文明新戏与旧式戏剧相比，减少了唱腔，增加了对白，对传统戏剧进行了较多的改造，为后来戏剧界接纳话剧向前迈出了重大一步。
1906年底，当时留学日本的进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人在东京组织了一个综合性文艺团体——春柳社，其演艺部以上演话剧为主，这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他们对当时国内的戏剧不满，决心用“以语言动作感人为主”的话剧来达到“开通民智”、“鼓舞精神”的目的。第二年春，春柳社在日本新派名优藤泽浅二郎的指导下，在东京公演了话剧《茶花女》第三幕。同年6月又演出了著名的《黑奴吁天录》。该剧共分五幕，每一幕之间没有幕外戏，全部采用口语对话，没有加唱，采取了纯粹的话剧形式，剧本是曾孝谷根据林纾翻译的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林纾即译为《黑奴吁天录》）加以改编而成的。这个剧本被视为“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的剧本”。著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也就是在这时加入了春柳社，并参加演出。
《黑奴吁天录》反映的是美国黑人的悲惨命运和不屈的反抗精神，非常容易引起遭受异族侵略的中国人的共鸣，激起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激情。因此1907年9月，留日学生王钟声归国后也组织起一个春阳社，仿照春柳社所为，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公演这部话剧。登场扮演剧中人物的演员全穿西装，配以良好的布景和灯光、华美的建筑，从而在总体上与传统戏剧简陋的布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构成新奇、美妙的综合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响十分热烈。
随着话剧在上海的立足，1907年马相伯、沈敦和、王钟声等人又创办了通鉴学校，由任天知主持，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话剧人才的学校。该校创办后，排演了英国哈葛德的同名小说《迦茵小传》，培养出了汪优游、查天影、肖天呆等一批著名话剧演员。到1910年，任天知集合汪优游、顾元为、陈大悲等，创办了一个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话剧团——进化团，上演了一批歌颂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进步剧目，如《血蓑衣》、《东亚风云》、《恨海》、《爱之花》等，影响日大，逐渐成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话剧团之一。
晚清时期的话剧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直至民国初年，话剧才成为一个较为普及的剧种。但是话剧在晚清的出现，以其反映革命、歌颂真挚的爱情为题材，适应了国内追求民主政治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吸引了许多的观众；它在艺术形式上抛弃了传统戏剧唱词、韵白、程式化的表演，增添了布景、灯光等设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终使其在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戏剧界得以立足，为中国的戏剧又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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