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

    一九二三年底，我结束了旅欧生活，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到北京后，见到李大钊同志，久别重逢，分外喜悦。我向大钊同志讲了在法国、德国的工作，生活以及党组织的情况；也讲了回国时途经俄国的见闻。大钊同志向我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尤其兴奋地告诉我国共合作前景喜人，我们都为之欢欣鼓舞。言谈中，我表示希望继续回北京大学教书。大钊点头称是，并愿意从旁协助，在胡适面前代为推荐。之后，他即致信胡适，但未获准。也许是胡适认为我与他思想不一致，不便合作，拒绝了我。后来李大钊同志告诉我：广东形势很好，建议我去广州。随后于一九二四年初，他亲自介绍我前往。

    在北京度过春节，我即起程赴粤，先到上海，改乘轮船南下。一路上，见到许多青年学生情绪激昂，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畅谈国事，各自抒发其爱国情怀。

    我到广州已经是二月初了。这时，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广州正在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因地点设在黄埔岛上，人们习惯称之为黄埔军校。我到粤后，马上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

    与此同时，作为国共合作的另一产物——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正在筹办，邹鲁任校长，我受聘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当时，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廖先生身材不高，十分干练。他为人谦和，对工作一丝不苟。谈话之间，他们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于是我开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记得还有周佛海等人。我告诉他们：周恩来人才出众，但是个穷学生，希望能汇些路费给他。他们当即表示没有问题。

    四、五月间，我给周恩来同志写信谈了此事，不久他回信表示同意。

    八月初，周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州，其时我正在北京度假，回粤后才见到他。他显得非常高兴，认为黄埔军校大有可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十一月，他接任政治部主任工作，以其非凡的才干为黄埔建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后话。

    在军校，我参加了招考学员的工作。来广州参加考试的学生大都通过了本地区的初试，但人数仍然很多。学生们热情很高，认为报国有门，踊跃报考。我记得复试要经过笔试和口试，我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在众多的口试学生中，一个叫“贺衷寒”的学生我始终没有忘记，此人进入军校后，逐步变成一个右派分子，他在军校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谩骂攻击共产党，充当了反共的先锋。

    四月底，入学考试发榜，第一期学生陆续进校，我亦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时任命的还有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邓演达等。

    说到邓演达同志，我们过去未曾相识，见面后却如同老友，邓先生说话风趣，谈吐文雅，作风严谨，深得学生们的喜爱。由于工作关系，我们经常见面，他总是让我推荐在国外留学的有志之士到军校来，我告诉他已经写了名单给廖先生，嗣后，每次谈话，他总又提起推荐名单一事，可见他对军校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以后我离开了军校，也就与演达同志暂时分手了。

    回忆这一段经历，最不能忘怀的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切接见。具体的时间、地点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是孙中山先生一次讲演，孙夫人宋庆龄也陪同前往，当时在场的还有廖仲恺、戴季陶等。讲演厅外有一客厅，孙中山先生演说时，我们便在客厅内等候。讲演结束，孙先生、宋庆龄来到客厅，大家坐在一起，向孙先生汇报军校的工作。孙中山勉励我们：努力工作，任劳任怨，团结一致，挽救中国的危亡。孙先生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军校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校长蒋介石，在我来军校之前，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政治及党务。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当时我们不过彼此寒暄几句，并没有谈什么别的。蒋介石倒是客气得很。

    蒋回国后，孙中山委其以重任，在陆军军官学校的七人筹备委员中，以他为委员长。可是一九二四年二月，蒋介石突然提出辞职，不辞而别，溜回老家。几经劝告，直到四月下旬才返回军校，五月初被任命为军校校长。我感到蒋回校后对工作还算负责，要求学生极为严格，经常召集学生训话，日常事务一一过问，但我总觉他为人跋扈，刚愎自用，难于长期共事。遂借戴季陶辞职之机，离开了军校，专门从事广东大学的工作。

    暑期我回北京度假，当我返回广州时，国民党右派邹鲁突然翻了险，他借故不再下聘书，我一下失去了在广东大学的工作，这样只好告别广州到上海去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