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卡斯帕（Wolfgang Kasper）
历史上的移民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有些模式背后有着经济学方面的原因，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归纳出对所有移民都适用的结论。意大利人的国际迁移模式与爱尔兰人完全不同；而这两种人又与来自印度的移民群体存在很大的差异。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人口迁移模式也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从最开始的风力船到蒸汽动力轮船，再到后来的飞机。国际移民的输出地和目的地也会有所改变。此外，难民和寄居客的迁移模式不同，而大批被驱逐的人群——例如20世纪70年代被乌干达驱逐的亚裔人和中世纪被欧洲一些地区赶走的犹太人——移居海外的历程和特点也明显有别于难民和寄居客。况且，不同的移民群体还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技能。
据估计，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有2亿移民。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除了中国、印度、美国和印度尼西亚这四个国家以外，其他各国的人口数量都难以望其项背。但移民人口总数其实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3%左右。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国际移民的一般模式都是从较贫穷国家涌入较富裕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是一个国家中最穷的群体，因为移民本身是需要花钱的。在那些不那么富裕的国家里，技能水平和教育程度最高的人最可能移民。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上曾报道：
尽管南非的大学正努力以较快的速度为国家培养大批毕业生，但是很多高素质的人才却在学成之后马上离开祖国，去往英国或澳大利亚。这使得南非国内出现数以万计的工作空缺。摩洛哥具有理科或工科学位、掌握计算机技能、会说几门语言的人才都会去往法国、荷兰和加拿大，而文科和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则多留在国内就职。穆罕默德·卡查米（Mohamed Khachami）教授在位于摩纳哥首都拉巴特的人口迁移研究智库AMERM中工作，他经常感慨自己的祖国甚至缺乏人才来改善国内的网络状况。但在巴黎，现在却有一个专由摩纳哥IT工程师建立和组成的协会。在非洲南部，由于大批医生和护士都收拾行囊去海湾地区、欧洲和其他地方寻找工作机会，本地的医院和诊所就只能忙于解决由此引发的公共健康问题。而学校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教师的离去使得本地师资严重不足）……像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塞内加尔这样的小国，50%～75%的毕业生都去往其他国家了。
移民问题非常复杂，要彻底搞清楚该问题，就必须将其分解，分别对它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我们将首先回顾历史上的人口迁徙的模式，然后考虑影响这些模式的经济因素。
移民的历史
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来看，几千年以来，人口迁移一直在发生。考古学研究表明，人口迁移在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之前就出现了。人口迁移先于国界出现，因此在研究早期人口迁移问题时，没有必要像研究当代人口流动问题那样区分人口的国内流动和国际迁移。
人们为何要搬离呢？
选择迁离家乡的个人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是通常只有在大量人群同时面临一些显见而又重要的问题时，才会出现人口的集中迁移。回顾历史，在某些时期和地点，土地只能在有限的几年内为当地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几年后土壤中的养分就会流失殆尽。为了生存，人们只能搬到新的土地上，让过去家园的土地休养生息，从自然界吸收足够的养分。有些人的迁移则是为了躲避侵略者。例如中世纪，斯拉夫人受到蒙古人的侵略只好背井离乡向西迁移；而欧洲人的入侵也使美国本土的原住民向西部地区迁移。其实这些侵略者也属于移民，他们用武力征服新土地，抢夺人口和财富。还有些迁移是被迫的。1530年到1780年，至少有100万欧洲俘虏作为奴隶被带到南非的巴巴里海岸，规模相当于被运往美国各地和13个英属殖民点（美国的建国13州）的非洲奴隶总数的两倍左右。
现代人口流动的原因通常与过去不同，迁移模式因此也有所差异。大部分的迁移不再是为了躲避侵略者或离开贫瘠的土地，大多数都是自愿离开家乡。是否要离开故土，个人或家庭通常会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所以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人口迁移模式也各不相同。
输出地和目的地
在过去300年间，美国接收的移民人数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2007年所有生活在美国的人中，有3800万人并非出生于美国，这部分人约占全世界流动人口总数的20%。从人口输出地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输出人口占全球流动人口的比例能够像美国在吸纳移民方面那样具有绝对的优势。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都是移民输出地，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移民从不同的欧洲国家迁出，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输出移民方面能够像美国吸收移民那样一家独大。以去往美国的欧裔移民为例，1850年前后移民主要来自爱尔兰；到了1880年，移民主要来自德国；1930年前后，意大利人接过接力棒成为欧洲移民的新主力。
尽管当我们谈及移民时，总是泛泛地说这些人从一个国家移民到了另一个国家，但这些移民从输出地到目的地的迁徙历史通常要复杂得多。德国移民并不是随随便便就从德国出发，又在美国随随便便找个地方安家的。正好相反，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Frankfort）正是由来自德国城市法兰克福（Frankfurt）的移民建立起来的。而在威斯康星州的洛米拉小镇上定居的人，几乎全部来自德国的勃兰登堡。有研究发现，密苏里州的一些社区几乎完全是德国村镇的翻版。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德国移民或只发生在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港口城市弗里曼特尔，那里的渔民曾全部来自意大利的两个小镇。来自黎巴嫩几个小镇的移民通常聚居在哥伦比亚的一些村镇中。从世界范围来看，类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移民输出地也各有特点。移民群体的地理分布和社会出身都不是随机形成的。美国建国13州的人口构成并不是英国人口随机抽样的结果。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有时被称为“群龙无首”的社会，因为富有的精英阶层几乎不会冒着巨大的危险横渡大西洋，更不要说冒险在一块不熟悉的土地上与一群不熟悉的原住民为邻，创造一个新社会。从地理分布来看，在美国南部地区定居的英国移民和那些在新英格兰区安家立业的人来自英国的不同地区。这两个群体在识字率、暴力事件发生率、未婚生育率等方面都极为不同；这种差异在大西洋的两岸都存在。不管是在阿根廷、巴西还是在曾被荷兰占领的小岛库拉索（Curaçao），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和来自德国的犹太人通常都各自定居于相互独立的社区内。和这种情况类似，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移民也会分别选择在不同的东南亚国家定居。
人口流动不仅仅是重新择地安家。跨国迁移甚至是国内迁移，要求迁移人群在全新的社会学习很多新东西（例如学习新的文化）。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移民还需要学习一门新语言以及很多琐碎但极为重要的东西，比如在哪能找到工作、如何找到工作，以及如何在新的社区找到一个既体面又负担得起的安身之所等。在有亲属或同乡居住的地方，新移民能得到指导意见，有需要时还可得到资金支持，这极大地降低了新移民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当这些移民经过漫长的奔波来到一个新地方，身上没有多少钱，又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养活自己的工作和安身居所时，这些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因如此，来自同一国家同一地区的移民才会选择尽量定居在一起。
很多新欧洲移民循着同胞的足迹，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这些新人依靠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家人或同乡的资助来到新大陆。在欧洲人大规模外迁的时期，来自芬兰的移民中大约有30%是使用预付船票成行的；挪威移民中约有40%使用了预付船票；而瑞典移民中使用这种方式的比例高达50%。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时，有半数以上的爱尔兰移民的船票由已经身在美国同胞预付。与之类似，20世纪早期，也有超过一半的东欧犹太人依靠已经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为其支付船票才得以逃离迫害和暴力。
预付费用是一种标志，它表明移居到海外的家庭成员和同乡到了新的国度仍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之间的这些联系正是导致连锁移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这种“连锁移民”（chain migration）现象不仅发生于美国。移居到西非的黎巴嫩商人和移居到东非的印度商人都会为家族中的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而这些年轻人随后也会追随前人的足迹在海外安家，东南亚的华裔商人也是如此。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去往澳大利亚的南欧移民中有超过90%是通过这种连锁移民的方式移居的。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手段有助于这种联系继续维系下去。《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交通成本的下降使移民的冒险之旅成本更低，而便宜的国际长途可以方便身在西班牙的保加利亚人打电话告诉家乡的表兄弟，在这里有很多采摘水果的工作等人来做。”
联系移民和家乡同胞的另一条重要的纽带就是前者持续向身在祖国的亲友寄回资金。据估计，2007年全球国际汇款总规模高达318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约2400亿美元——都汇往了较贫穷的国家。贫穷国家移居海外的国民往国内汇回的资金总额比这些国家获得的国际援助总额的两倍还多。这些汇款总额也在贫穷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塞尔维亚和牙买加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7%；在约旦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20%；在海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25%。一项针对9000名在美国生活的非洲博士的研究发现，这些人平均每年会往家乡寄20000美元，有些甚至在出国20年后还在寄钱。
移民的来源与目的地会受到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技术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的。在大部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处于贫穷状态的漫长岁月里，很多人根本不会迁移。他们从生至死都在距出生地50英里的范围之内活动，通常住在父母以及祖父母生活过的房子里。当时及之后迁移的人究竟能去多远的地方，还要受限于他们承担得起的交通方式。例如，在殖民地时代早期乃至美国在这些殖民基础上正式形成之后，大部分移民都来自欧洲，更具体来说，来自北欧和西欧国家。因为欧洲这些地区的港口多为穿越大西洋、往返于欧美之间的货船经常抵达的地方。
这个时期，美国向欧洲出口农产品，并从欧洲进口工业制成品，因此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洲的工业国家。在国家间交换价值相近的产品，意味着这些产品在大小和重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工业品不像农产品那么占空间，所以运载美国产品去往欧洲的货船在返航时通常会有空余空间。结果，那些住在美国货船附近想去美国的人就能以较低的成本利用这些空间移民到美国。具体来说，只有北欧和西欧的港口城市以及通往这些城市的内地才是想要移民的人们可以接近的地方。
移民的经济状况除了决定他们能从哪里出发之外，还将决定他们在哪里安身。他们只能在货船所到之处登陆，除非身上带了足够的钱。那些非常贫穷的人大部分只能在美国东海岸的港口城市（如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登陆并安置下来。货船会在这几个城市装载，重新返回欧洲。例如，波士顿并不能为19世纪40年代大饥荒时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提供很好的定居条件。恰恰因为从家乡出发的货船多会在此经停，一贫如洗的爱尔兰人才在此安家并尽最大努力在无望的处境中生存。
到了19世纪，随着蒸汽机的发展，蒸汽动力船取代了风力船，极大地革新了人们迁往西半球的方式。
蒸汽动力船大幅缩短了跨越大西洋所需的时间，降低了移民的成本：除了船费会降低之外，购置途中所需食品和其他生活必备品的成本以及待在船上无法工作所导致的收入损失也会随之下降。成本的下降使跨越大西洋的移民总数急剧增加，移民的输出地也从过去的北欧和西欧转向南欧和东欧。由于穿越大西洋的成本大幅下降，更加贫穷的南欧和东欧人现在负担得起移民的成本了，也不再需要寻找有空位的货船了。他们现在买得起客船票，可以不受货船航线所限选择目的地。美国的移民大部分来自北欧和西欧的时代在19世纪80年代这10年间逐步走向了终点。
之后，去往美国的欧洲移民多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其他地区的欧洲人，而这些地区过去很少有人负担得起移民的成本。此外，跨越大西洋的成本大幅降低还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现象：迁移至西半球的人们并不想永久扎根于此，他们只想在此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带着积蓄回国，因为在这里比在家乡赚得多。在美国、阿根廷和其他一些国家，这种寄居人群最典型的就是意大利人，而此前意大利人就经常去其他欧洲国家寄居赚钱。
寄居客有时会在异乡居留数年，但有时仅工作一季就会返乡。这些人群主要从事季节性工作，如农场工人或建筑工人等。由于南美洲的季节刚好与意大利相反，因此对于冬天在本地找不到工作的意大利人来说，这种季节性的工作极具吸引力。然而，选择寄居的并不只有意大利人。在世界的另一端，有大量华裔在东南亚各国寄居；在世界各地（例如南太平洋的斐济和非洲及加勒比海诸国）的种植园中，有大批来自印度的与种植园主签有固定期限劳动合约的劳工。有时，一些寄居客会决定留下来，不再回归故土。所以很多印度人最后留在了斐济，他们的人数和原住民的数量几乎相当；而英属圭亚那的印度裔移民的总数也和原来在该国占绝大多数的黑人群体的相当。
跨洋航行成本的显著下降使那些以前没有足够钱坐船横渡大西洋的人能够如愿出行，同理，大批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移民横渡太平洋来到美国的西海岸、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美洲。巴西是日本国土之外，日本移民聚居最多的国家，这些日裔巴西人在巴西拥有土地面积已经相当于日本国内耕地总面积的3/4。再后来，在20世纪，飞机的诞生和国际商用航行业务的普及再次改变了移民的输出地和目的地，使大部分过去没法移居和寄居的人群都能成行。在20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去往美国的亚裔移民已经超过了欧洲。
在1850年到1914年欧洲大举向外移民的时期，大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居到了西半球和澳大利亚。在此之前，去往西半球的迁移人口绝大多数都是非自愿的非洲奴隶。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来自亚洲的移民成为新的主力军。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输出地、目的地和文化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文化习俗
人口迁移——尤其是国际人口迁移——并不是简单的人口流动。文化也会随着人群一起移动。随着移民及其后代对周围文化的吸收，有些文化会受到侵蚀，而另一些文化则会维持数代甚至数个世纪，尽管它被数百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族人所包围。事实上，同一种文化在有的社会中会维持下来，而在其他社会中则会被侵蚀。而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各有其原因。
例如，在美国或澳大利亚的黎巴嫩移民比在拉美的黎巴嫩移民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而那些移居到西非国家（例如塞拉利昂或科特迪瓦）的黎巴嫩人则更多地保有了原来的习俗和文化。从历史发展来看，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社会中，主流文化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所承袭的单一文化，其他群体总是努力去适应这种主流文化”。在这样的社会中，隐含的推论就是那些被同化的移民才能被主流社会接受；因此，接受同化对移民来说很重要。但在拉丁美洲，“不同的血统和文化在社会中融为一体；社会平等地接受着每一种文化，而每种文化又都能有所贡献”。这种尊重“多元文化”的哲学在当今也成了很多英语国家的主流（如果不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话）。最后，在西非地区，“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原住民不愿意与移民群体进行文化交流”，或者也可能是移居至此的黎巴嫩人和其他移民群体不愿意按照当地人的方式去生活。
这些特点反映了一种同化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局限于黎巴嫩移民，也不仅局限于特定的地区。华裔移民在20世纪下半叶被美国社会接受之后，很快就被美国的主流社会所同化，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和跨种族通婚；但在马来西亚，尽管华人移居的时间更长、人数更多，融合的进程却慢得多。大部分华裔美国人都能说英语，但是会说马来语的当地华人却并不多。美国华人与白人的通婚率也明显高于马来西亚华人与当地人的通婚率。文化融合不仅需要互相接纳，愿意被同化的移民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收益也同样重要。如果移民认为当地文化习俗落后，就会一直将自己的文化保存下去。例如德国文化在俄罗斯和阿根廷保持了数个世纪，移居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德国人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走出了自己的圈子，学会说英语，并被周围的社会所同化。
同那些打算长期定居的移民不同，短期寄居者不会迅速、彻底地被同化。如果移民的文化不断被来自家乡的新移民加强，或迁移群体总是在故乡和新的定居地之间往返，移民的文化就不会轻易地被移民目的地同化。20世纪20年代美国通过了一系列限制移民进入的法律，此后，去往美国的移民数量大幅减少，在美国生活了几代却一直未被同化的移民族裔也开始被同化了。总之，文化融合和跨族通婚不只存在一种模式，即使是同民族的人移居到不同国家，或者在不同的时间移居到同一个国家，同化的模式也会存在差异，就更不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群体了。
移民问题无法抽象地探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文化。定居巴西的德国人就和最早来到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很不一样。而过去的巴西统治阶层清楚地知道并能坦然面对这一点，他们有意鼓励那些与最早来到巴西的欧洲定居者不同的其他欧洲移民来到巴西。巴西有很多国土仍然未被开发，现有的人口又不愿承担开拓这些地区的艰辛任务，而德国人则在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地方做过这样的事情。与之类似，比起西班牙和葡萄牙裔移民后代，去往阿根廷及其邻国巴西的意大利移民更愿意去做那些比较艰苦的“粗活”。而且意大利以节俭闻名，而西班牙裔的阿根廷人则喜欢大手花钱，因此虽然大部分意大利人到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非常贫穷，很快他们的银行存款就超过了阿根廷本地人。
总体来说，来到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无论是在农业、商业还是工业部门，普遍都要比那些本土出生的人成功得多。这种情况不只局限于意大利人或阿根廷。几个世纪以前，在许多国家属于少数族裔的犹太人大多受过教育，甚至在周围的多数族裔几乎都是文盲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不只是因为犹太人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教育费用。在马来西亚殖民地，政府开办的学校只接收马来西亚本地人，却不肯收属于少数族裔的华人；但最初穷困且不识字的华人移民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学校，其后代的教育水平也高于马来西亚原住民。在18世纪晚期的苏格兰，那些穷得买不起书的人也可以从遍布全国的图书馆中借到想要的书籍，因为喜欢看书的人很多。然而，19世纪内战爆发之前，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曾多次前往美国南方。在那里他很少看到书的影子，甚至是在绝对买得起书的奴隶主的家中。
总之，文化背景是导致不同人群行为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影响力常常超过经济因素。文化的影响既发生在移民身上也发生在非移民身上，它还可将一种移民群体和其他移民群体区分开来。正因如此，一般化地处理所有移民群体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不同群体的文化背景存在很大差异。
文化也会世代变化，这种变化有好有坏，不同族群的变化速度也有差异。来自苏格兰低地地区的移民比苏格兰高地地区的人更容易融入英语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另一方面，德国移民可以将其语言和文化维持数个世纪，无论是在东欧、巴西和阿根廷，他们都习惯于与同胞聚居在一起。但即使长期保持着原来的文化习俗，这些移民在政治上却不会忠于德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热爱定居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主要的军事首领都是德国移民的后裔，包括约翰·J.潘兴（John J. Pershing，其族姓为Pfoerschin）将军、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卡尔·斯帕茨（Carl Spaatz）将军（正是他麾下的轰炸机粉碎了德国）和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Nimitz）上将。
但其他的民族则未必如此。巴西的日本人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忠于自己原来的祖国。在巴西的日本人甚至拒绝接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的事实——一些极端分子甚至还会暗杀那些公开表示相信日本战败的日裔同胞。与之相反，在更早的时候，日本国内普遍弥散着对美国社会的崇拜羡慕之情。因此，即使日本移民在美国遭遇的歧视比在巴西更为严重，这些日本人还是愿意成为忠诚的美国国民。这就说明，一个族群的行为不仅是由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受到的对待所决定的，他们的内部文化模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无论是美国还是巴西的当权者，都很少意识到这些日本移民来自不同的文化时代，因此很多日裔美国人被政府关押起来。其他国家在战时也关押了来自敌国的居民，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身处英国的德裔犹太人也被政府拘留起来，虽然这些德裔犹太人根本就不可能为纳粹提供帮助。很多在战时紧急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体现的是对决策速度的要求而非深思熟虑，决策者顾及的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或群体的利益。
在一个移民族裔中，重要的文化变迁可能只要一代人就可以完成。这种情况在美国并不少见。以语言为例，第一代移民全部或大部分时间使用自己的母语，第二代移民就基本上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只是稍微懂一点父母的母语，而第三代移民就只会说英语了。但在其他方面，第二代移民对美国社会的适应能力也许还不如第一代移民强。决定离开故土的移民，多半是为了摆脱贫困或压迫，他们深知生活在美国社会的各种好处。但他们的子女却从未像父辈那样拥有生活于其他国家的经验，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际遇同周围的美国本地人做比较，并由此产生对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怨恨和不满。
来自东欧的第二代犹太移民曾一度是美国有组织犯罪行为的罪魁祸首，直到被第二代意大利移民所取代。在法国，来自北非的第一代移民被描述为：“比他们的子辈和孙辈要好得多的法国人：他们从来不会在演奏法国国歌《马赛曲》时吹口哨、喝倒彩，而他们的后代却在2001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这么做，这使法国开始警惕这种存在于内部的毒瘤。”而2005年发生于法国的一系列伊斯兰暴乱验证了这种观点。两年之后，这类暴乱事件发生的次数减少了，但却更加极端。《纽约时报》报道说：
过去投掷石头和放火烧车的暴徒现在弄来了一些猎枪，并用这些武器与警察对抗。
根据警察方面的消息，超过100名警员在冲突中受伤，其中一些伤势严重。警方新闻发言人帕特里斯·里贝罗（Patrice Ribeiro）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有30个警员被猎枪射出的铅弹和小子弹击中，其中一名受伤警员被用于击杀大型动物的特制子弹击中。一位警员失去了一只眼睛，另一位的肩膀被子弹击得粉碎。
在美国，墨西哥裔移民的犯罪率同样较高：“从在海外出生的第一代到他们的美国子女，犯罪率提高了超过8倍。”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犯罪问题同法国类似：
很多新移民并没有被同化。几年前，美国队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同墨西哥队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当时，一些移民在美国国歌奏响时发出嘘声，并向美国队员投掷垃圾。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美国的伊斯兰族裔中，3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里面有1/4的都表示可以接受自杀性爆炸袭击。
返迁移民
有报道称，2005年至2006年间共有2万印度裔移民回到了祖国；而仅2006年一年就有差不多4万海外华人回到中国。如果考察的时间范围更长一点，我们可以发现在1905年到1976年期间，总共有超过850万的意大利裔移民回国。印度被英国统治时，大量印度人离开了祖国，其中很多都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去往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领土及殖民地。契约期满后，这些人就会回到家乡。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据估计有3000万人离开印度，其中有将近2400万人重返故土。
和其他移民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讨论移民返迁，因为不同的移民群体返迁规模有所不同。受自然灾害（如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所迫离开故乡的难民，或因政治迫害和暴力对待而迁离的难民（如19世纪最后10年的东欧犹太移民），在新的地方或国家定居之后，很少会选择重回原居地；但是那些因经济原因外出谋生的移民——他们在海外所能赚到的钱比在国内多——返迁的情况则更多。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返迁比例差异很大。在欧洲大举外迁的时期，来自俄罗斯、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中只有5%选择回到故乡，但意大利移民中约有一半都回到了家乡。
移民来到新的国家会把自己特有的文化带到那里去，返迁移民回到故乡也会把寄居地的文化带回祖国，尤其是那些在海外长期居住的移民。很多在美国待过的意大利人返乡时不仅带回了更多的金钱，还把美国的平等精神带了回来，这种精神使他们不愿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或屈从于本土精英。受到美国重视教育观念的影响，这些意大利人还会让子女接受教育。在很多地方，返迁移民已与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存在很大不同，他们往往选择聚居在一起。
疾病
就像文化习俗会随着移民一起迁移，疾病也会。事实上，正是疾病使得欧洲人相对容易地征服了拥有大量土著人口的西半球。几个世纪前曾在欧洲大陆广为肆虐的疾病，对西半球土著人口的破坏力要远远超过西半球所特有的疾病对欧洲掠夺者的影响。原住民感染欧洲疾病后，死亡率为50%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有些闻所未闻的地区，死亡率竟然高达90%。在西半球，原住民染病而亡的数量要远远超过被欧洲侵略者杀死的数量。欧洲入侵者的优势不仅在于枪炮和战马，他们还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微生物盟友。不过当时的欧洲人和西半球原住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另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况就是欧洲人征服西半球比他们征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早几个世纪，而欧洲人发现非洲却比他们发现西半球早上一千多年。这种困惑可以从疾病的角度来解释：非洲疾病对欧洲人的伤害远远超过欧洲疾病对非洲人的影响。白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生存的平均时长曾一度仅为不到一年。直到欧洲的医学水平发展到能够控制和解决非洲地区盛行的热带疾病之后，欧洲诸强才开始大规模征服非洲大陆。
受疾病影响的不只是征服型移民。难民因疾病而逃亡，就像他们因饥荒和自然灾害而逃亡一样。然而，在疾病肆虐时期逃离家园的移民往往会把这些疾病带到所到之处。甚至那些因为经济或其他原因移居到国外的移民也经常会把一些不常见的疾病带到定居地。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介绍过，在19世纪爱尔兰移民到来之前，美国城市就没有出现过霍乱。不只是疾病本身，爱尔兰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垃圾遍地，老鼠大量繁殖——也使疾病被保留下来并向外传播。
目前很多国家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例如，在四年时间里，英国的“乙肝新病例中，95%都是被海外移民带来的”，而且“2001年，非洲移民的艾滋病病例数量占到艾滋病人总数的34.7%，但非洲移民人口在英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尚不足1%”。据估计，每个患有乙肝的移民每年需要纳税人为其负担约10000英镑的治疗费用。而治疗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的苏丹裔移民家庭每年则需要花费80000英镑。经济成本还不是唯一的成本。英国政府经营的免费医疗体系还吸引了很多其他国家的病人，有的疾病被传染给了英国人，而英国人对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疾病缺乏生理抵抗力。
同样在美国，移民带来了21世纪美国人很少罹患的疾病。例如，在弗吉利亚州的劳登郡，2005年有86%的肺结核病例源于外国，而费尔法克思郡2004年有93%的肺结核病患是移民。在德克萨斯州，拉美裔人群中罹患甲肝的比例比黑人或白人群体高几倍。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一项对非裔移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这些人中感染甲肝、乙肝和丙肝的比例同非洲东部地区的水平大致相当，不同的只是美国患者“从外表上看不出来营养不良或患有这些慢性疾病的迹象”。
这种问题不只发生于英国或美国。实际上，在接受了大量穷国移民的西方国家中，该问题其实非常普遍。《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
在西方国家中，一些典型的热带疾病也在增加，如疟疾、丝虫病等。一些过去常见的疾病也开始卷土重来，如肺结核和病毒性肝炎等。这些，都源于大量来自较不发达国家的移民。
移民经济学
经济状况会影响移民决策以及接收国是否接受移民的决策。在帆船转变为蒸汽轮船的之前和之后，经济状况影响了欧洲移民的来源地和目的地。更重要的是，移民群体给所到之国带来了收益和成本，因此就产生了经济学中最为经典的利弊权衡问题。不同的移民群体给接受国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各不相同。例如在21世纪早期，来自亚洲的移民中约有45%具有大学学历，相比之下，墨西哥移民中只有4%的人读完了大学。
移民间的差异
有时，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移民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他们之间的不同特点会影响他们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接收他们的国家的成本收益平衡。19世纪时，来自苏格兰高地地区的移民群体同来自该国低地地区的移民有着不同的文化，而这些区别既影响了他们自己，也影响了接收他们的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其中最为直接的区别就是苏格兰低地地区的人说英语，而高地地区的人说苏格兰盖尔语（Gaelic）。区别远不仅于此。和世界很多生活在高地地区的人群——例如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北非的里夫山脉地区、巴尔干半岛的山脉地区——一样，苏格兰高地地区的情况验证了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理论，即山区的文化和经济状况一般都比不上平原地区。
英格兰的工业和商业发展逐步扩散到了苏格兰低地地区，但由此向高地地区传播的速度则较为缓慢，因为高地地区的交通成本阻碍了传播，而且当地人大多目不识丁，又缺乏专业工作技能，还不会说英语。来自苏格兰这两个地区的移民定居在美国后，各自聚居在不同的社区。苏格兰高地地区的移民保持自身独特性的时间更长，因为他们既无法与苏格兰低地地区的同胞交流，也无法同周围的美国社会沟通。在澳大利亚，来自苏格兰低地城市、工业和商业地区的移民聚居到了一起，他们通常成功而又受欢迎。那些在澳大利亚从事农业活动的低地苏格兰人在苏格兰时也具有农业背景，他们的农业生产标准在当时十分先进。
尽管在苏格兰高地地区存在着这样一种抱怨，即向外移民的都是本地工作人口中的精英，但在澳大利亚，人们则抱怨来自高地地区的移民是苏格兰移民中的渣滓。在当时，这些抱怨并非毫无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往澳大利亚的苏格兰移民中，来自高地地区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到了最后，超过90%的苏格兰移民都来自低地地区。
分析移民问题与分析其他问题一样，必须把原因和责任区分清楚。没人能够选择自己是生于山区还是平原区、生于苏格兰还是其他国家，也没人能选择出生地的语言和文化习俗。这些因素会对一个人的生活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海外。这些难以回避的地理因素会限制或促进机会的产生。工业革命永远不可能发源于苏格兰的高地地区或巴尔干半岛的山区中，因为这些地方缺乏革命所需的原材料，高昂的交通成本也阻碍了原材料的向内运输。
扩展来看，试图将“移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设定统一的法律政策意义不大，因为不存在作为整体的移民。不管是过去的苏格兰人还是现在的拉美移民，即便被外行看作不可区分的群体，这些人群的不同部分也大有差异。美国的古巴移民和波多黎各移民，其经济发展历程差异很大，情况与过去苏格兰高地地区移民和低地地区移民一样。而且，人口迁移的进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21世纪的移民问题根本无法按照一百年前或更早时候解决同样问题的方法来处理。
在20世纪中叶之前，大部分前往美国的移民都是穿越大西洋的欧洲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没有手段也没有义务回到欧洲，因此他们注定会成为新的美国人。然而，到了21世纪，大部分前往美国的移民都来自亚洲或拉丁美洲。而拉丁美洲移民，尤其是墨西哥人，可以经常在故乡和美国之间往返，不必学习新的语言或文化。而如今的美国社会，不管是技术发展水平、福利政策还是社会对移民的态度都与百年前大不相同。现在这个福利国家甚至比欧洲更大、更慷慨。据《经济学人》报道：
在伦敦，招聘清洁工人的广告给出的工资水平是最低时薪的两倍，但鲜有当地辍学者或失业者问津。申请者多半来自乌克兰、哥伦比亚或者波兰。
各国曾一度区别对待获得批准的合法移民和未获批准的非法移民，甚至会给有些能为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移民提供补贴。因此，尽管巴西最早为葡萄牙移民所占领，却慢慢开始有意吸收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之外的移民。引人注目的是19世纪志愿开发大片荒地的德国移民，以及随后同样来开发荒地的日本移民。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都曾为自己选择的移民提供补贴。在中世纪的东欧，定居东欧的移民多来自西欧，并以德国人为主。吸引这些人过来，是为了借助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其他优势帮助本地实现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对移民进行区别对待的做法招致了不满，这也可能是对纳粹强调种族所造成的悲剧的一种反弹。例如，澳大利亚废止了“白澳政策”，而美国在1965年通过的新移民法也废除了20世纪20年代时制定的移民限额制度。很多西欧国家也开始向大量非欧族裔人群——包括来自过去英、法殖民地的人口——敞开了移民的大门。对那些减少限制接收移民的国家来说，这些新移民政策既带来了新的收益，也带来了新的成本。
收入差距
针对19世纪的大批欧洲移民以及20世纪、21世纪亚洲和拉美移民的诸多研究发现，移民输出地和目的地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决定移民的去向以及迁移规模的重要因素。例如，在欧洲人口大举外迁时，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倾向于选择在比联合王国工资高出69%的国家定居。数百万劳工从欧洲转移到了西半球，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地的工资水平发生了变化：欧洲的劳动力减少而西半球的劳动力增加，于是欧洲的工资提高，而西半球国家的工资增速得到了抑制。针对这一时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世纪末，各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和实际工资最后渐渐趋同。”
由移民导致的工资趋同反过来又导致了移民的减少。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先渡过爱尔兰海来到英格兰，再穿越大西洋辗转来到加拿大和美国，甚至远赴澳大利亚。于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减少，同时，爱尔兰的工资水平因大量移民而大幅提高。根据经济学原理，劳动力供给相对土地和资本有所下降，不仅会导致劳动报酬的提高，还会使爱尔兰国民收入中用于支付劳动报酬的比重提高，而用于支付土地租金和资本报酬的比重降低，其结果就是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总数减少。
情况更加复杂的意大利模式还反映了移民决策的其他经济因素。尽管19世纪意大利与多个移民目的地之间的工资差异不断减小，但向外移民的数量仍在持续增加。收入差距是移民的动力之一，而移民成本却是一个阻碍，尤其是对那些想要移民的穷人来说。随着劳动力的大量流出，意大利的收入水平开始提高，较贫困的人群也有经济能力负担向外移民的成本，于是意大利的移民潮一直经久不衰。事实上，来自较贫穷的南部地区的移民所占比重有所提升，这恰恰证实了上述观点。
人口大规模外流——移民人口通常是劳动力参与率很高的年轻人，他们的离开会给劳动供给造成巨大冲击——国内工资水平提高的情况不止局限于爱尔兰和意大利。瑞典的工资涨幅很大，原因是劳动力外流而资本涌入。1870年一项针对西欧整体的统计显示“旧大陆（东半球）和新大陆（西半球）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在25年间（到1895年）降低了36%，在43年间（到1913年）降低了49%”。而现在，最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和19世纪意大利类似的情况：经济条件的改善会让最贫穷的人负担得起移民的成本。
移民接收国的经济收益
总的来说，移民自己和接收他们的国家都需要面临各种收益和成本。这些收益和成本会因移民群体、国家和历史阶段的变化而改变。
有些移民可以在所到之地创立全新的产业。例如，在17世纪胡格诺派教徒因宗教压迫从法国逃往英国之前，英国根本没有钟表制造业。这些人将他们制造钟表的技能一并带到伦敦，帮助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钟表制造中心之一。接收了大量胡格诺派逃亡者的瑞士亦是如此。实际上，在殖民地时期的马来西亚，所有的现代工业、商业和金融部门都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为橡胶园和锡矿提供了大多数劳动力，并开设了很多小型零售和借贷公司；而其他需要大规模投资的项目，例如航运等，都是由欧洲人出资并经营的。德国移民则制造了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殖民时期美国的第一台钢琴。
黎巴嫩移民在西非内陆地区的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建立起零售网络，印度和巴基斯坦移民则控制了东非——例如位于腹地的肯尼亚和乌干达，以及像内罗毕这样的中心城市——的零售业。犹太移民则在阿根廷、奥斯曼帝国和美国把控了服装业数个世纪之久。德国移民主导了各国的啤酒生产，美国最著名的啤酒品牌都是由德国移民后裔创立的，连驰名中国的青岛啤酒也是由德国人创立的。类似的例子在不同的移民群体、不同的国家不胜枚举。
曾经有段时间，移民接收国出于自身利益公开表示欢迎某些具有特殊技能、天赋或工作习惯的人迁居至此，甚至有选择性地向这些移民群体提供补贴。在19世纪，日本特意引入了苏格兰工程师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苏格兰人人数之多甚至使一座苏格兰式教堂出现在了日本。日本还从欧洲和美国邀请很多专家帮助自己发展各种产业。在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和商业社会的阶段，在日本工作的寄居者一直存在。
然而，日本从未鼓励或允许大规模移民长期定居于该国，因此日本至今仍是现代工业化国家中种族成分最单一的国家。另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是奉行“白澳（移民）政策”时期的澳大利亚，该政策在20世纪下半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即便在执行“白澳政策”的时期，澳大利亚还是对来自欧洲大陆不同国家的移民敞开了大门；日本更排外，它的移民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却从未像澳大利亚那样因为移民政策招致国际谴责。
历史上的这些孤立事件无法像统计数据那样完整且可信地拼凑出移民问题全貌。例如，1820年到1880年间共有大约1000万移民来到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西欧和北欧；而从1880年到1924年（该年，法律开始限制移民），一共有2600万移民从东欧和南欧来到美国。1965年，美国又对移民法做出了重要调整，移民群体的种族构成和地理来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后，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拉美（到2000年约占51%）和亚洲（26%），而欧洲移民占比则降至15%左右。现在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总数尚不及墨西哥一个国家（后者占比约为28%）。变化还不只局限在地理上。
在移民法被修改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移民群体在美国的平均收入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高。新移民法案通过后，纷至沓来的新移民群体的收入就一直低于美国本土居民。原因之一就是60年代之后的移民群体同美国人之间的教育差距扩大了。尽管所有群体的教育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总体上看美国本地人的教育要明显优于移民群体。不仅如此，社会出身的不同也通过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显现出来。到了1990年，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群体平均收入水平要比美国普通人低40%。
总之，美国移民法案的修改和调整改变了移民构成，更多技能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来到了美国。此时，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各部门对具有高技能、高教育水平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强。于是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工资差异也在扩大。将美国的情况与同期的加拿大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种结果正是移民法案的修改所造成的。加拿大的移民法案倾向于优先接受那些教育背景良好、熟练掌握英语或法语、其职业被认为对加拿大更为重要的移民群体。于是，去往加拿大的移民普遍比去往美国的移民技能更高，收入水平也更高。这两个移民国家的移民来源构成存在很大的区别，这种差异源于两国接收移民的经济和文化标准不同，而非配额政策不同。
在20世纪后半叶，西欧国家开创性地针对移民群体建立起“客工计划”（guest worker program），将一些本地人不愿干的工作以当前的薪酬水平提供给愿意移居至此的移民。雇主的收益常常被政客鼓吹为国家所能获得的净收益，背后隐含的假设就是如果不采取该计划，这些工作空缺将无人来补。然而，出现暂时性的供需失衡时，提高薪酬水平就能解决该问题。雇主的个人利益同文化多元化的哲学承诺相结合，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而那些反对开放移民政策的人则被边缘化，常常被指责为“排外分子”或“种族主义者”。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约有60%的人将大量的移民和难民涌入美国视为对国家的“严重威胁”；但在精英舆论引导者中，持相同观点的人仅占14%。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the Census）的一位研究主管曾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发表意见：“还有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已经告别非白种人、非西方移民被占绝对优势的主流文化同化的时代了。未来，在人口中占据优势的西方人也应该让自己被同化。”这种新的观点在持有不同政见的精英阶层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从激进的自由主义代表杂志《国家》（The Nation）到秉承保守派立场的出版物《华尔街日报》，经常可以看见以傲慢和专横的语气表达出的类似意见。
与之相似的观点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也非常流行，但普通民众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而精英阶层却总是对民意不屑一顾。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登载了一篇文章对移民问题展开讨论，但是文章通篇都没有提及移民引发的社会暴乱和恐怖袭击，而将公众对移民的抵制视作不可理喻的狭隘思想。
在欧洲，举目可见对外来者的恐惧。丹麦的选民已经让该国反对移民的丹麦人党（Danish People's Party）的选票份额连续四次上升。瑞士人将29%的选票投给了严重排外的瑞士人民党（Swiss People's Party）。一个反对外国移民的政党已经成为挪威的第二大党。在比利时的佛兰德人选民中，有1/5选择支持极右翼政党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
在过去几年里，这些国家的民意已经证明普通民众更愿意相信不断改变的实际情况而非精英阶层向公众灌输的意见。例如，在澳大利亚，1961年仅有16%的公众认为国家接纳了“太多”移民；但是过了30年，当该国1/4的人口都是出生于其他国家的外来移民时，73%的公众都表示国家接纳的移民数量“过多”。而且，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其他西方国家，这些新移民通常没有努力让自己成为社会中的一部分。正如一位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学者所说：
和过去相比，如今的移民群体中，有更多人来自文化背景不同、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有些人对西方价值观抱有敌意，他们坚持自己的行为方式，而这些行为方式往往与西方主流相悖。
这位学者还指出，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地方，关于移民政策的争论通常都会出现这样的倾向：“支持开放的移民政策和官方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姿态，用以将‘正确的头脑’与无知且卑鄙之人区分开来。”
在很多经济发达的西欧国家，人口年龄的变化进一步支持了它们从相对贫穷的国家吸引“客工”。欧洲人口的平均年龄一直在提高：德国和意大利的人口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仅为20岁左右，有些国家甚至更低，例如也门和阿富汗等。支持引入“客工”的人认为，通常由年轻人来做的服务必须有人去做。经济方面的另一个考虑是，总要有人为政府养老金体系投入资金，而养老金体系都是向工作人群征税，然后用这些资金为退休人士发放养老金。福利国家、多元文化、雇主利益和养老金不足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开放的移民政策不仅成了一种需要，还成了势在必行的选择。
但真正的问题不是移民究竟能带来哪些特殊的利益或能惠及哪些机构，而是应该让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享受到移民的经济收益。《经济学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很明显，移民群体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从而扩大了经济规模”，使得经济总产出增加。然而，总产出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现有国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提高，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经济学人》曾估计移民会使英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大约8个百分点”。那么问题就变成在英国或在其他国家，接收移民的成本是否能抵消这种收益。
移民接收国的成本
有很多人都曾尝试计算移民群体给美国带来的净成本或净收益。方法是计算他们的纳税总额、为社会保险做出的贡献以及其他收益，用这些收益与为移民提供的福利支出、为移民子女提供教育的成本以及监狱中比例过高的移民罪犯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进行比较。不同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有人认为移民可以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净收益，而其他一些研究却正好相反，认为移民群体给美国纳税者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额外经济负担。这些研究的假设条件相同。与之类似，当人们试图考察移民群体的到来是否会导致美国工人——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工人——的收入水平比不存在移民时更低，也会得到彼此矛盾的结论。
各种强有力的证据都表明19世纪欧洲人的大规模外迁使得欧洲本土与移民所到之处的工资差距不断缩小；有鉴于此，或许可以预期当代移民群体同样会对美国工人（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工人）的收入水平或失业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该问题，各种研究仍然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此类研究都只局限于移民群体大量聚居的地区。如果特定地区的移民工人数量众多使工资水平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美国本土工人就会避免搬到这些地区，而过去定居于此的美国工人也会选择搬走。因此，在这些地方，移民工人和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薪酬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的到来没有对美国工人整体产生影响。
要确定移民的一般性经济影响是比较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移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其经济和文化特征（如教育和工作能力）大不相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异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移民群体能够获得比本土劳动力更高的薪酬。但在美国对移民法案进行修订之后，美国移民的来源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的薪酬水平开始超过移民群体，而且这种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
在自由市场中，还有一些成本没有被算进去，包括移民看急诊、子女入学和执法的成本，而移民不会为其买单。然而，要搜集全面而准确的数据非常困难（即使并非全无可能）。如果缺乏数据，这些相互矛盾的估计就无法让人信服。此外，很多成本并非货币成本，而这些成本同样非常重要。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引入更多劳工，引入移民就意味着同时引入他们的文化。移民门槛降低之后，很多来自生活水平更低的伊斯兰国家的移民选择去往欧洲，例如土耳其人来到德国，阿尔及利亚人去往法国等。同这些移民一起到来的还有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阻碍着伊斯兰移民融入新的社会，尽管移民的门槛降低了。结果，伊斯兰移民在西欧各国形成了独立的民族聚居区。他们不仅奉行与周围不同的价值观，而且对别的价值观存有敌意。当西方社会和伊斯兰国家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或者当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社会中出现审视两种文化的运动时，这些不同和敌意就会更为严重。
虽然被冠以“客工”之名，这些移民劳工并不是真的“客人”，他们的居留时限不由主人决定。这些劳工会举家迁移并生儿育女。如果接收移民的国家发布法律终止居留，同样也会有政治力量站出来促成该国通过更加开放的移民法案，而这些法案就成为保护移民不被遣返的政治屏障。总之，事实证明“客工计划”是不可逆的，而且移民及其后代在接收国人口中的比例会不断上升，因为移民的年龄常常更低，孩子也更多。这些移民家庭的第二代和后面几代人都很容易产生不满，因为第二代移民来到的是一片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土地。
虽然第一代客工基本都是为了工作才举家迁移到新的国家，但第二代或后面几代移民的失业率却一直居高不下。例如在法国一些地区，年轻的穆斯林男性的失业率据估计高达40%左右。他们对主流社会有着很强的疏离感，这些人不仅卷入经济犯罪，还涉嫌轮奸，而且对于这些犯罪行为，他们“很少悔过或羞愧，甚至还感到骄傲”。一位历览世界各地和不同人群的精明观察者曾这样描述巴黎市内及周围的年轻穆斯林：
犯罪率的上升因何而来？地理上的答案是：公共住房计划。按照该计划，每个法国城市——无论规模大小——周围都修有很多公共住房，而且它们对城市的包围越来越严密，其中尤以巴黎为甚。受益于住房计划居住在这些房子中的是几百万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北非和西非，与他们一起居住的是他们在法国出生的后代以及法国工人阶层中最不成功的那部分人。这些住房保障项目以及法国优越的公共交通体系，使小偷惯犯和破坏分子能够轻易地跑到最时尚的城市中心犯案……在这些人群中会滋生反社会情绪——根据法国官方的口径，这些人对其他人怀有深深的仇恨，他们的人生追求就是与其他人作对。
这些不合群的年轻移民不满足于“其他人随手将西方繁荣的残羹冷炙施舍给他们”，他们信奉的是“非我即他（them-and-us）的世界观”，觉得“自己是内战斗士，而不是社会败类和犯罪分子”，而这都只是2005年法国伊斯兰青年大骚乱发生之前的说法。这次由伊斯兰青年发起的骚乱席卷了巴黎和其他法国城市，极大地震惊了法国民众，因为他们从没想过仇恨自己的敌人出现在自己的国境之内。《经济学人》杂志上登载的分析文章写道：
在这场骚乱平息后的一个月里，法国一直在评估事态影响。根据法国《世界报》（Le Monde）公布的数据，这场持续三周的暴乱席卷了全国，大约有10000辆车辆被烧毁，255个学校、233栋公共建筑以及51个邮局遭到袭击，140辆公共交通车辆被石块投掷，最后警方共逮捕了4770名罪犯。
《华盛顿邮报》则报道：“近来法国发生的暴力事件是近40年以来最严重的国家性动乱，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发生在移民及其生于法国的子女所聚居的贫穷郊区和社区。”
由于只考虑了降低移民门槛的短期效果却未考虑长期影响，事件发生后，法国上下都为之震惊。这种情况并非法国所独有。英国也曾遭遇伦敦地铁爆炸袭击，而该案件的始作俑者是三个在英国出生的伊斯兰移民后代。除此之外，英国的伊斯兰群体曾多次公开向英国社会表达仇恨和蔑视，其中甚至包括死亡威胁。虽然有些威胁直指英国政府，但有关当局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在欧洲其他地区，威胁还指向那些发表传统自由演讲，对伊斯兰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批评的人，而这些人也常常批评自己的文化。由于伊斯兰群体的抱怨和投诉，一幅在大英博物馆中挂了几代的绘画作品也被迫被撤下。
德国有大约260万土耳其人，其中2/3的人都没有德国国籍。土耳其总理来访时曾强烈要求他们不要被德国社会所同化。《经济学人》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称：
在德国儿童中，只有14.8%的孩子的最终学历仅为完全中学（Hauptschule，德国中学中等级最低的一种），但是在土耳其移民子女中该比例高达45.4%。完全中学的教育仅能帮助年轻人做点小买卖，但是很多移民子女甚至连这种教育都没能完成。柏林的新克尔恩区（Neukölln）就是这些伊斯兰移民的聚居地。该区的教育主管沃尔夫冈·席芒（Wolfgang Schimmang）说，很多毕业生甚至不会计算一块地面需要多少平方米的地毯。
但这种环境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
认为不同族群拥有不同的天赋和特点的观点越来越受到排斥。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这种排斥在一些不做判断、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达到了顶峰。在此背景下，选择从哪个国家接纳移民以及在移民到来后对其进行同化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大家关心的重点也从接收国的利益转为对这些来自更贫穷、自由化程度更低国家的移民的同情。随着观念的转变，雇用移民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意愿增加了。这些工作的薪酬标准很低，不足以招徕足够的本土工人，因为这些国家的福利水平一般很高，不工作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文化融合被“多元文化”的观念所抑制，这种观念鼓励接纳和保持族群间的差异，而不谋求将人口中的不同部分统一到社会主流文化中。例如，《经济学人》杂志曾介绍，英国有超过100个民族支持组织。仅仅在利物浦这一个城市就有加勒比海非裔午餐俱乐部和华裔糖尿病患者论坛等一系列组织，而且在很多大城镇的游泳池都会举办“女性专属夜活动，为的就是吸引温和伊斯兰女性走进泳池”。这些东西在短期内可能对个人有益，但如果把眼光放长远，这些举动就意味着社会割裂的持续存在，而维持这种割裂是以牺牲社会凝聚力为代价的。
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文件、私营商业机构文件以及其他机构文件以多种外语的形式印发出来。如果有人违反了美国法律，但在他们的文化中这些行为是合法的话，法院就会被要求直接判无罪或宽大处理。过去，美国的很多民族机构（包括爱尔兰人、犹太人、黎巴嫩人和一些美国黑人所建立的机构）都致力于改变本族裔人群的行为，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服从周围更广阔社会的行为规范，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然而，在新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民族机构将努力方向转变为让占据人口多数的社会接受他们原本就有的特点，它们有时甚至会污蔑那些想被同化的同胞。
如今的民族机构——无论是欧洲的伊斯兰机构还是美国的墨西哥机构——常常谋求保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并让自己的观念与主流社会相异。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或美国的所有移民或大部分移民，都和那些组织移民运动或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人士一样，想要维持这些外来文化。例如，在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提出一项提案反对使用母语给外国儿童（通常是西班牙语）上课，有超过40%的拉美裔选民都投票支持结束这种所谓“双语”的教育模式。
在欧洲或美国形形色色的移民群体中，有多大比例想要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想在多大程度上被同化，基本上还不为人知。但移民群体中那些组织运动并为其发声的人，不仅反对同化，甚至反对他们现在所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总结与启示
经济学并不能为移民“问题”提供“答案”。经济学要做的只是将需要解答的问题呈献给声称找到了答案的政客。而且经济学不会囿于政策的短期效果，而政治提案则很少会这样。例如，政治词汇“客工”意指这些过来打工的移民就像是客人，他们的来去由主人决定。于是，对政策效果的评估只需以工作为核心考察客工对现有公民的影响。即便只从狭义的经济角度来分析，这种看法也显然并不正确，因为政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和基本福利，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更不要说收押大量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来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在欧洲，移民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也会带来成本，更不用说由贫穷国家的移民带来的疾病了。
无论是在欧洲、美国，还是其他地区，移民的来源不同，国家所面临的成本和收益也有着很大的差异。而这也是无法为移民问题提供一般性解决方案的原因之一——根本就不存在一般性的移民。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背景、人生轨迹各不相同的移民是完全不同的。
回顾历史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今的移民问题，也有可能阻碍我们正确理解相关问题。对过去的研究能够展示移民的一般模式，其中很多特点如今仍不断复现，例如来自贫穷国家的一些移民的后代对社会越来越疏离和不满，但第一代移民当初却为来到一个更繁荣、更自由的国家，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而欢欣鼓舞。历史能向我们展现某些移民群体在某些历史时期为某些国家做出的贡献，但是历史却无法告诉我们任何移民在任何时期都能做出贡献，甚至也不能告诉我们大部分移民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会有怎样的表现。
事实上，过去针对特定移民群体的批评认为，移民在某个时期无法被同化，而这种批评在那些时期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特定移民群体的同化程度低也是错误的，因为现在的情况已经同以前大不一样了。其中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如今很多民族机构都致力于将自己的文化乃至怨恨永久性地传承下去，这与过去民族机构促进融合的做法大有不同。此外，20世纪20年代美国突然加强了对来美移民的限制，这使得已在美国定居的移民的家乡同胞中很少再有人继续来到美国，他们与故乡文化之间的纽带也被切断。现在那些引证历史的人，谋求的是保持文化纽带的连接与传承。但是过去的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旦那些因素不再存在，我们就不应该期望出现与历史相似的结果。
在政客的种种言论中，经济学可以反驳的就是他们一直强调的移民可以承担本国国民不愿从事的工作。无论从实证评估还是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都站不住脚。例如，在美国主要的几大经济部门，移民数量都没有超过总雇员的一半。一项针对美国473个工作类别的研究发现，只有4种工作的移民雇员数量超过了半数，分别为粉刷工匠、裁缝、产品分类员和美容沙龙服务员。即便是这四类工作，美国本土雇员的占比也超过了40%。很多政客总是声称移民劳工对农业部门非常重要，但在美国的农业工人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
有人担心如果非法移民无法继续在美国的农场中从事采摘，就可能出现“十美元的生菜”，但这种担忧与经济学原理完全不符。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大部分归农场主所有，只有很小一部分被用于支付劳工的薪资。例如，2004年美国家庭用于购买水果和蔬菜的平均开支约为370美元，其中65美元归农场主所有，22美元用于支付劳工工资。即使农场劳工的工资翻一倍，也不过只是使当年的果蔬供应成本增加22美元，尚且不到总成本的10%。“十美元的生菜”只是一个很有噱头的政治口号，与经济现实全无关系。
经济学和历史学一样，如果不仔细分析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具体特点，就不能草率地引述历史。从理论上看，只要有市场参与者愿意以交易双方都同意的条件进行交易，且交易和流动不受国界限制，那么人口的自由流动就和商品及服务的自由流动一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实际上，人口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其结果与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完全不同。若要从日本买入一辆丰田汽车，美国顾客不必了解日语，也不必让自己适应日本的文化和习俗，更不会将日本的疾病引入到美国。而且丰田汽车不会生下小丰田，并让它们像第二代移民那样在敌意中成长。
抽象来说，所有的事情除了不同之处就都是相同的，但是所有的事情除了相似点以外又都是不同的。但这些自明之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借鉴针对商品和服务的政策来制定关于人的政策。人完全不同于商品和服务，人与人之间也存在差异，所以任何政策——不管是针对移民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如果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可能在初期看上去非常合理，但在长远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些被忽视的差异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对移民问题来说，这些后果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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