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经济生产能力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总产出的市场价值和人均GDP反映出的生活水平，还体现在经济增速的快和慢。尽管目前普遍将比较贫穷的国家委婉地称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很多贫穷国家的发展速度还不如那些更加富裕的发达国家，而有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根本就没有任何发展，甚至还在倒退。在大部分现代工业化国家中，经济增长或多或少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关注的只是增速的快慢。时至今日，经济增长仍然不是世界性的。除了各种短期倒退如经济衰退，有些国家和整个地区（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人均产出值甚至比两代以前的水平还低。
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昭示，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而且，增长（growth）并不等于发展（development）。因为增长指的是产出水平的提高，而发展的含义则是通过技术进步、生产管理或组织形式的改善使经济生产方式和手段全面提升。人口不断增加，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即使他们仍使用之前的生产方式，生活水平仍维持原状，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增长了。
历史上所有的技术进步，都不如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深远。没有农业，人类就不可能建立城市。很难想象没有城市文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由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所组成的社会只能分散于各处，因为这样大自然才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让人类生存下去。人口的集中要求食物能集中起来，而这只能依靠农业来实现。农业也要求人们长远地思考问题：春天开始播种，为的是在秋天收获果实，并为过冬囤积足够的食物。在农业社会，时间、工作和风险成为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在大部分人都是雇员的社会中，时间和风险管理都是别人需要考虑的问题。一个农业社会距离热带越远，人们就越要重视时间管理和春天冰雪消融后尽早开始耕种的必要性，因为离赤道越远，作物生长的季节就越短。而在一些热带土地上，大自然一年四季都能为狩猎与采集者提供丰裕的食物供给，那里的农民随便混混就能生活。农业要求在特定的季节完成特定的工作，也就是说，人们不得不考虑超越眼前阶段的事情。
在争夺同一块土地时，人口较为集中的农业社会比狩猎—采集社会具有优势。人口集中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更为重要，它使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大量的人集中居住在面积相对较小的土地上，就有可能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大规模投资，因为高额投资成本可以被分摊许多人头上。城市通常都是沿可通航的水道而建，所以城市间能够实现沟通和往来，最后通过海港与遥远的大陆建立联系。因此，比起内陆村庄、与世隔绝的山区或不断为了找寻食物而迁徙的游牧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城市的文化领域要广阔得多。
在城市中，人们不仅可以获得其他地区的产品，还可以分享其他地区的思想和技术。一段时间后，这些来自其他地区或文化的引入品就会扩散到周围的农村，乃至其他的城市。
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在那些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地区，在现代农业生产萌芽和传播之前，人们在几个世纪里一直遵循祖先的传统做法。因此，经济发展绝不是自动发生的。即使到了今天，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农民和渔夫还在沿用几个世纪之前祖先们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生活水平同古代并没有太大差别。从世界范围来看，有些地区的技术进步和财富累积比其他地区更为显著；从时间上看，有些时期的技术进步和财富累积比其他时期更为显著。然而，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经济停滞和倒退的时期，有的是因为战争的干扰和破坏，有的是因为饥荒或其他的自然灾害，还有的是因为糟糕的经济政策。
在20世纪初，阿根廷曾是世界上十个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位列于法国和德国之上。但是到了21世纪初，没有人会将深陷泥潭、发展混乱的阿根廷经济同法国和德国相提并论。阿根廷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不像20世纪其他国家那样被战火蹂躏，但一系列思虑欠妥的错误政策导致这个国家渐渐落后。1998年到2002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降了2/3。
有时甚至不用一个世纪这么长，一个国家的相对国力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1991年，印度和中国的人均产出还非常接近，但仅仅过了十年，中国的人均产出就升至印度的两倍。中国开始由国家控制下的计划经济转向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同样的转型时，经济也发展得更快了。将考察时间延长到几个世纪，我们会发现更为显著的变化。据估计在1700年，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经济产出源自亚洲，而欧洲产出的比例还不到1/4。然而到了1890年，欧洲的总产出水平已经超过了亚洲；如果加上美国，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经济产出都源自西方国家。
为何有些地区的发展水平会强于其他地区，为何有的时期发展水平会超过其他时期？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关乎数十亿人的经济命运，但并没有可以解释一切的唯一答案。技术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并不能解释全部。类似的因素还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其他因素，包括人的因素等。和经济学中其他领域一样，常见的谬论和误解也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很难认识到基本事实。
发展水平的差异
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令人震惊。一些以偏概全，常常又是戏剧性的理论被发展出来，宣称可以解释这种差别。纵观历史，这种巨大的经济差异其实非常普遍。在古代，中国远比欧洲发达，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丝绸、瓷器（这个名字确实值得注意）和其他产品的需求很大。欧洲很少甚至没有类似可供贸易的产品，于是只能用黄金来支付从中国购买产品的费用。而在欧洲内部，差距也同样明显。
古代希腊有很多不朽的建筑，这种建筑至今仍被模仿；那里还诞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但在当时的北欧地区，普通人基本目不识丁。而当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入侵不列颠时，不列颠群岛甚至都没有一座建筑物，也没有任何不列颠人的名字能被载入史册。因此，如今富裕的西方国家和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显著差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几个世纪以来，包括艺术、科学、文学和经济发展等各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几易其主。这表明虽然人的发展潜力是平等的，但从有记载的历史来看，发展成就的平等却从未出现过。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差距极为普遍。但有些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内相较于其他社会的特定优势，却并不能永久地保持下去。欧洲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终于赶上并超越了中国，日本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所取得的进步通常会扩散到其他社会。中东的农业发展——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发展——自萌芽之日起就在向外扩散，最早受惠于此的周边地区还包括地中海东部的国家。
一个社会不可能一直在所有方面都保持领先，因此即便是在同一时期，各地区也有着不同的优势。例如，全世界通用的数字系统是由印度人在十几个世纪前创造出来的，它逐渐取代了西方的罗马数字和所有其他国家的数字表示方法。因为欧洲人在阿拉伯人使用这些数字时发现了这种数字系统，因此称之为“阿拉伯数字”。但阿拉伯并不是阿拉伯数字真正的发源地。
几千年以来，一种文化学习其他文化之所长的现象几乎从未间断。然而，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文化间相互借鉴的速度和可能性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人生活在偏远的山谷地区或浩瀚大海中与世隔绝的岛屿上，他们通常无法紧跟其他社会的科技发展步伐。15世纪，西班牙人发现了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岛上住着处于石器时代的高加索人。不列颠人发现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时，那里情况也同样如此。这两个例子表明，与世隔离就意味着无法分享世界上其他人所取得的进步。
技术和自然资源显然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有些因素则不那么明显，它们可能与技术和自然资源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政府的作用就十分关键。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它的治理机制也随之崩溃。罗马帝国曾在其统治范围内建立起相互联系的经济和司法体系，影响范围从不列颠群岛一直延伸到北非。帝国瓦解之后，这些地区逐步分裂成一些彼此独立的司法管辖区。这些规模各异的区域缺乏政府的有效控制，旅行和贸易也变得不再安全。
随着贸易的衰落，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优势也荡然无存，城市不再繁荣，道路年久失修，教育机构不断衰败或完全关闭，司法和秩序也分崩离析了。据估计，一直到罗马帝国瓦解后1000年，欧洲的生活水平才逐步提高并恢复到罗马帝国时期的标准和水平。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政府，是决定经济是发展还是倒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广袤的土地上建立起法律和秩序不仅能帮助生产商找到广阔的市场，并因此获得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还鼓励了经济中的个体和产品流动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广阔的西非地区曾由当地部落和统治者控制，但在英国人掌控该地区之后，尼日利亚南部的伊博人（Ibos）就可以安全地迁居到尼日利亚北部，在那里开办企业、寻找职业发展机会；而在过去，他们根本就不敢到北部的异族地区定居。其他一些地区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欧洲帝国主义时期，来自中国、印度和黎巴嫩的移民大量涌入，他们在帝国法律的保护下建立了很多企业，并开创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帮助所到之地迈入现代化社会。
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体现在它可以提供并保护产权。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存在产权，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无法真正获得它。在其中一些国家，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发生于统计体系之外的地下经济。例如，埃及和秘鲁的大多数住房都是非法修建的，或是因为大量的限制性措施阻碍了住房的合法修建，或是因为合法修建住房所需的成本超过了穷人所能承担的范围。在埃及，非法修建的住房多达470万套。而在国有的荒漠土地上合法登记需要在31个部门完成77道行政手续，完成所有这些手续可能需要花费5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海地，要获得房屋产权需要耗费19年。在有些国家，要加快进程就得行贿，但穷人通常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贿赂。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总财富中并没有多少有产权保障。据估计，秘鲁合法体系之外的房地产——那些没有产权的房产——总价值比该国历史上所有外资总额的12倍还多。即使是在海地这样极端贫穷的国家，非法房地产资产总价值约为该国所有合法经营业务价值的4倍左右，是政府资产价值的9倍之多，比海地国家历史上所有外资总额的150倍还多。在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国民非法拥有的房地产价值总额估计比30年内这些国家所获得的外国援助资金总额的90倍还多。
这种现象的经济意义在于总额巨大但在法律上不被承认的资产并不能像在工业发达国家中那样促进经济发展。很多美国人用住房、农场或其他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去申请贷款，获得初始资本来创业，有些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大型企业[28]。但如果一位埃及人、秘鲁人，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个人也想去创业，他们无法用这些不被认可的财产来获得贷款。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会避免贷款给那些用没有所有权，或所有权不明晰的资产做抵押的企业主，因为一旦发生违约，这些资产并不能被收回抵债。贷款方必须考虑第一阶段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不仅要确定收回贷款的前景如何，还必须搞清楚贷款违约后自己的追索权是什么。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系统难以建立产权，它就会使资产冻结，该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也就难以实现。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很多经济资产都缺乏产权保障，房地产只是其中之一。在很多这样的国家，未获得许可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承担了大部分的公共交通功能；大部分在市场和街边出售食物的小摊贩也没有获得政府批准。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报道：“在一个典型的非洲国家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居住在正式的住房（即有产权的房子）里，只有十分之一的工人拥有正式的工作。”虽然在没有产权的情况下，这些经济活动仍然可以继续，但这些资产不能像在美国和其他西欧工业国那样用来创业或进行风险投资。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些资产实质上并不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很难用这些资产来实现经济发展。
那些目光短浅的人通常认为产权制度只对那些富裕的、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有益。这种观点忽视了产权在一连串的经济事件中关键性的关联作用，而这种作用可以让没有财产的人为自己和整个社会创造财富。
这就意味着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如果能使本国人民更容易地获得产权，由此产生的资金将比这些国家获得的外国援助资金总额的十倍还多。而且，外国援助资金基本被政治精英牢牢控制，而上述新增资金却掌握在数百万的普通人手中。总之，尽管人们通常都认为产权制度只对那些财力雄厚的富人重要，实际上在法律上对资产进行认可对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穷人来说尤其重要，如果他们不想一直贫穷下去的话。数以百万计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已经证明他们有能力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混乱的法律体系却无法将这些财富方便地转变为合法财产，用于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秘鲁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对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现象进行研究之后总结道：
产权缺失（因此）可以解释为何发展中国家和以前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无法与陌生人签署合同并由此获利，也无法获得贷款、保险或公共设施服务：因为当他们面临损失时，没有财产可以作保。正因如此，只有他们的直系亲属和邻居才敢与他们缔结合约。这些没有财产作保的人就好像被困在前资本主义的简陋地下室中，找不到发展的出路。
换句话说，在容易获得产权的国家，产权使人们可以将实物资产转化为金融资产，用这些金融资产人们可以以个人或与别人合伙的方式创造更多的财富。产权使彼此陌生的人能够合作投资：有些规模庞大的经营活动，凭借个人之力根本难以完成，只能通过公司来实现，而企业可以调动和使用几千人，甚至几百万人的财富，但这些人彼此可能互不相识。此外，产权还可以激励人们监督与自己相关的经济活动（他们往往比政府官员更了解情况），还能避免政府官员的反复无常和贪污问题。总之，在一个价格能发挥市场配置功能的经济中，产权是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之一，没有它经济就无法有效运转。这就意味着，如果经济无法有效运转，身处其中的所有人——不仅仅是财产所有者——都无法成功。
地理条件
人们普遍认为地理条件会对人类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性质差异显著。人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中东地区规模巨大的石油、西欧的铁矿、马来西亚的锡矿以及南非的黄金给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有些因素可能没有这么明显，但与自然资源禀赋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例如，要将自然资源和产品从原产地运到世界的不同地区，可通航的水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也刺激了更为广泛的文化交流。
有些族群在某个时间段正好生活在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在经济上更走运。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够脱颖而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交流范围更广，能从更广泛的人类经验中获益。例如，英国殖民者在几百年前初次面对散居于北美东海岸的易洛魁（Iroquois）人时，双方发生了冲突。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冲突源自不列颠群岛文化与易洛魁文化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它们反映的是规模不同的文化世界间的冲突。英国人使用埃及人的三角学原理、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学习中东人的天文学知识，用印度人创造的数字进行计算，还吸收了用罗马人创造的字母记载下来的其他相关知识，终于来到了大西洋彼岸。上岸之后，英国人的火药武器相对于易洛魁人的粗制武器无疑具备极大的优势，这种先进的武器最早起源于亚洲，而战马最早见于中亚和中东。在欧洲人入侵之前，西半球的原住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
相反，地理条件的限制切断了易洛魁人与阿兹特克（Aztecs）、印加（Incas）文化的联系，易洛魁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更不用说去吸收他们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成果了。此外，两个大洋也切断了西半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虽然生活在西半球的人并不像加那利群岛居民或澳大利亚土著人那样与世隔绝，因为西半球的不同地区还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往来，但是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完全无法与欧亚大陆相提并论，毕竟根据有记载的历史，绝大部分早期人类都生活于这片土地之上。
适合通航的水道
可通航的水道能帮助一个地区接触外界，但是在世界不同地区，通往水路的便利程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尽管非洲的面积是欧洲的两倍多，它的海岸线长度却比欧洲的短。这是因为欧洲的海岸线蜿蜒曲折，便于修建可停泊船只的海港，并保护沿海地区免受外海惊涛骇浪的侵袭。但非洲的海岸线更加平直，海港也少得多。河流和海港对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至少在铁路和汽车的发展使陆地交通成本大幅降低之前的数千年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建于河流或港口旁边。
世界上许多城市都是围绕可通航的水道周边兴建的，这反映了水路运输和陆地运输之间的成本差异。例如，19世纪中期，在横跨大陆的铁路体系修成之前，从中国的一个港口去往旧金山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可能比从密苏里河岸附近出发，穿越美洲大陆来到旧金山更少。在高加索地区的第比利斯城，通过长达8000英里的水路从美国进口煤油的成本，甚至比通过陆地从400英里以外的巴库购入更低。在铁路运输时代之前，无论在非洲、日本还是在英格兰，陆地运输与水路运输之间的成本差距都非常大。据估计，在奥斯曼帝国，将小麦运到100公里之外需要花费的运输成本会超过小麦本身的价值。
即使在道路和机动化运输（如火车和飞机等）取得长足发展之后，水路运输的成本大体上仍然明显低于陆地运输。例如，在美国石油的水运成本相当于管道运输的1/4、铁路运输的5%以下，卡车运输的1%多一点。
城市人口需要大量的食物和其他产品。大量的原材料和制成品运入、运出城市，城市人口借此赚钱消费。对于所有这些运输需求，水路都是成本更低的选择。因此，城市多依水而建就不足为奇了，比如泰晤士河畔的伦敦、横跨尼罗河的开罗、塞纳河畔的巴黎、将哈德逊河送入大海的纽约等。也有很多城市，例如新加坡城、悉尼和斯德哥尔摩建于海港旁边，芝加哥等城市则位于大湖之畔，还有一些城市毗邻内海，如乌克兰的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等。西欧拥有很多纵横交错的河流，是世界上城市最为密集的区域；但在热带的非洲，可通航的水道非常稀少，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区域。
不依靠水路发展起来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它们通常都具有其他的交通优势。例如，在广袤的沙漠地区，饮水源之间的距离——同骆驼在无水情况下能够行走的距离进行比较——决定了在无路可循的沙漠或干草原中哪些路径可行，哪些不可行。而这些路径及其交通状况又决定了哪些绿洲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经济活动并形成永久性的居住点。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少河港和海港小镇都渐渐发展成城市中心的过程极为相似，沙漠中几条路线交汇处的定居点——例如中亚的撒马尔罕——也会发展为大城市。铁路以及随后汽车和卡车的发展给陆地交通带来了革命，水运不再是大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有的城市建在铁路枢纽（如亚特兰大[29]），有的则主要源于汽车运输（如洛杉矶）。
铁路革命对于撒哈拉以南的地区极为重要，因为这些地区既无自然赋予的水道之便，又有舌蝇肆虐广散致病之源，后者使负载重物的役畜难以生存。在欧洲殖民者兴修铁路之前，非洲人通常用头运货。这种人力搬运商队看起来五颜六色，运输的成本也非常高昂。例如，在英属西非地区，搬运1吨可可行路1天需要雇用37个人。但如果使用火车，6个人就可以在同样的时间里运输1000倍重的货物，行驶的距离还是人工的10倍。受现代交通革命影响的不仅只有非洲：
在1830年，要将1吨货物通过陆运方式运送到30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例如从宾夕法尼亚中部运到纽约，从柏林运到波恩，或者从里昂运到巴黎——需要花费超过30美元；用船运到大西洋彼岸还得再花10美元。对于一些比较重的商品，比如小麦等，这种成本负担实在是太过沉重……到了1900年，铁路使陆地运输成本下降了超过4/5，蒸汽轮船也使水运成本降低了超过2/3。现在，同样是1吨货物，陆地运输只需5美元，运到大西洋对岸则只需3美元。
这些现代化进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水运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的欧洲工业化进程中，每个早期的工业区都因可通航的水道获益匪浅。没有这种优势的地方——如东欧和地中海周围的部分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半岛——经济发展水平就会明显落后于英国、法国和德国。地理条件欠佳的欧洲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更类似于欧洲以外国家，而与欧洲大陆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南欧所缺乏的化石燃料常常不能通过水运运到那里，而水运又是他们唯一支付得起的运输方式。
19世纪，欧洲许多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十分迅猛，巴尔干地区却几乎没有大型城市。在欧洲发达地区，道路和铁路状况都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但巴尔干地区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即使村庄之间的距离不到20英里，村民间也少有往来。巴尔干山脉割裂了半岛上的文化联系和经济往来，因此这片区域长久以来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就是部族分裂和致命的仇恨。尽管巴尔干半岛拥有大量自然形成的海港，但却几乎没有河流将这些海港与内陆连接起来，因为这片区域被许多山脉隔断了。19世纪，欧洲的许多地区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还同大陆内部和海外的许多国家建立了联系。然而，东欧和欧洲东南部一些地区却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时代，孤立、贫穷且落后。
要建立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仅有水路是不够的。这些水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航至关重要。除了尼罗河，非洲还拥有其他大河。在其他河流中航行时，船会遇到严重的阻碍，所以这些河流沿岸并没有孕育出几个城市，也没有发展出能与埃及相媲美的文明。因为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都超过1000英尺，河流由此向下涌向大海。由此形成的是急流和大大小小的瀑布，因此，即便是域内最大的河流也难以通航至海，这完全异于哈德逊河、长江、多瑙河和其他著名商业水道。尽管非洲的刚果河水量比上面提到的哈德逊河、长江和多瑙河都多，但仅瀑布这一点，就足以对贸易通道和城市的形成造成障碍。即便是可通航的河流，船只也只能在瀑布之间的有限距离内航行，或是只有某种大小的船只才能航行，再或者就只能在雨季航行。一旦旱季到来，河流的可通航程度就会大幅降低，甚至完全不能通航。
非洲的地理条件也不太适合建设港口：平直的海岸线只有很少几处适合建港，而近海的水域又过浅，无法让大型远洋轮船靠近停泊。即便是在欧亚贸易需要途经非洲的那几个世纪里，也很少有船尝试在非洲停泊，与非洲人开展贸易。这些轮船只能停泊在很少的几处港口，或者在近海处抛锚，将货物卸载到能够在沿浅海中航行并靠岸的小船之上。卸载货物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成本也很高，因此即便在非洲沿海进行贸易，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限制，更不用说广阔的内陆地区和高海拔地区了。而且，沿海平原的平均宽度仅20英里，背后往往就是悬崖峭壁了。
总之，即便拥有港口和河流，非洲也不具有能够形成城市的地理条件。非洲的城市和大规模行政区大多分布在热带，因为这里的地理劣势相对较小。
陆地成本与水运成本之间的差距，对于能够和不能通过水路运输货物的不同国家和人群来说，将转变为能否发展贸易以及哪些商品适合交易之间的差距。高昂的交通成本缩小了经济发展空间，极大地限制了货物的运输距离，而且只有那些体积很小、重量很轻但价值较大的商品（如黄金和钻石）才适合运输。交通成本高昂还会压缩文化发展的空间。交通劣势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阻碍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如果缺乏交流渠道，人们就无法像居住在港口城市和其他文化交汇地的人那样分享他人的知识、技能和技术。
某些地理特征——高山、河流、气候、土壤等——结合在一起，会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例如，降雨对农业的影响不仅取决于降雨量，还取决于土壤的吸收能力。因此在农田土壤吸水性很强的中国北部地区，中等降雨量就足以维持农业的繁荣；但是在巴尔干地区，雨水落到石灰岩土壤后会很快流失。与之类似，通航水道的经济价值还会受到毗邻陆地的影响。可通航的水道对于那些资源禀赋比较丰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至关重要，但对于缺乏适合工业或农业发展的资源和条件（例如在亚马孙地区）其经济价值就非常有限[30]。
俄罗斯的航道水路基本不经过该国主要的资源产地，而且各主要河流之间不交汇，因此不能像西欧地区的主要河流那样流经各农产地和工业基地，相互连通并最后直通大海，充分发挥水道的经济运输功能。伏尔加河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航运要道，即便有些河流的水量是它的两倍还多，因为伏尔加河所到之处是该国资源和人口的聚集之地。西伯利亚有几条更大的河流，自南向北流入北冰洋——在入海口，即便水流解冻，河水流动仍然不畅——而这些河流的经济重要性远不及伏尔加河。
同样，有些港口即使水不够深、水面不够宽，或者不能像其他港口那样起到庇护作用，却也十分繁忙，因为它们是周边具有生产力的地区唯一可借助的水道出口，比如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和西非的蒙巴萨。与之类似，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海岸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位处中世纪时国际贸易的重要节点，因此虽然作为港口的先天条件并不优越，也曾一度繁荣。伦敦作为世界知名的港口城市，主要依靠泰晤士河带来的发展机遇。尽管泰晤士河的自然条件并不出众，但它却为周边重要的工业和商业设施提供了向外连通的出口。
是否存在帮助运输的役畜会帮助或者限制这些河流运输功能的发挥。几个世纪之前，巨大的远洋轮船在港口城市卸载下大量货物之后，马匹或牛的运载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一种经济的陆地运输方式，货物需要被运到城市和内陆的市场上去。在北非，人们使用骆驼来载物。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西半球并没有役畜，所以在此建造大型远洋轮船显然不经济，而且这里也从未有过任何大船。这反过来又限制了西半球原住民的文化交流，哪怕是在一些与欧洲类似的河流和港口附近。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方既缺乏可通航的河流，又没有运输货物的役畜，因此文化交流更为受限。
有时某个地区会同时拥有几种有利于发展的地理优势，例如欧洲的西北部；另一些地区则没有任何优势，例如非洲热带地区；还有一些地区具备某些有利条件，但是却没有另外一些。其结果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各地居民之间技能和经验——即人力资本——的差异。由于各地的地理情况千差万别，不同地区的人开发生产技能和积累经济经验以及从他人那里学习的机会也大不一样。国际人口迁移可以让具有不同技能、不同能力和不同发展前景的人汇集到一起并彼此竞争，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结果由此产生。
那些具有地理优势——同时具有发展工业经济所需的自然资源条件以及能够将这些资源和由此生产出的产品运输出去的水路运输条件——的地区中，北欧和西欧最为典型。铁矿和煤矿是钢铁生产的必备资源，而钢铁又是重工业发展的命脉。在鲁尔区、威尔士以及法国和德国激烈争夺的阿尔萨斯—洛林，两种资源同时存在。沿海广阔的平原地带为西欧人民提供了大量优质农田和可通航水道，此外，欧洲还拥有很多半岛、岛屿和港口，通海条件十分有利，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因此十分畅通。
气候
有利的气候条件也是影响发展的因素之一。欧洲的气候受惠于穿越北大西洋的墨西哥湾流。这股暖流源自墨西哥湾，让西欧地区的冬季比西半球或亚洲同纬度地区更为温暖。例如，伦敦比美国本土的48个州都要靠北，但这里的冬天却比纽约市更暖和，就更不要说像明尼苏达或威斯康星这类地区了。
但东欧、中欧和欧洲地中海地区却不具备这些优势。墨西哥湾流主要影响的是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国家，随着该暖流沿欧洲大陆向遥远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延伸，其影响也会显著减弱，而在东欧和中欧，河流的封冻期更长，冬季更长也更寒冷。发展现代工业所需的自然资源在东欧和中欧地区也不丰富，很多地方根本甚至就没有。巴尔干半岛完全不能与北欧广阔的沿海平原相比，前者的山脉一直延伸到近海地带，也没有可通航的河流将港口与内陆联结起来。西班牙同样缺乏可通航的河流，而西西里岛既缺乏河流又缺乏降雨。
欧洲各地地理条件的显著差异不仅反映在财富上，还反映在技术、工业经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上。因此，地中海地区的人移居到美国或澳大利亚时，并不能像德国或英国移民那样带来工业技能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带来的是与生俱来的节俭——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凭借这种品质在土壤和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地中海地区勉力生存，同时也养成了良好的耐力和毅力。无论在欧洲国家还是在西半球或澳大利亚，外界对意大利移民的评价都证明他们能够忍受极为贫困和拥挤的生活条件，还能从微薄的收入里攒下钱来，这些特点都能从地理和历史中找到根源。尽管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民族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但意大利人是最具启示性的例子，因为他们中不仅包括来自南部地中海地区的居民，还包括来自北部波河河谷流域工业区的人群，那里的地理、经济和文化特征更加类似于北欧和西欧。意大利北方人和南方人的经济和社会特点都极为不同，这种差异不只存在于意大利本土，也同样出现在移居到澳大利亚、美国和阿根廷的意大利人中。
从长期来看，来自欧洲不同地区、具有不同劳动技能和经验的人群的不同发展结果可以通过实际工资的差异展示出来：20世纪初从南欧和东欧来到美国的移民群体，其平均收入水平仅相当于从英格兰、苏格兰、荷兰或挪威等地去往美国的移民群体中收入最低的15%的那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在学校里，南欧和东欧移民子女的成绩一般也不如本土出生的美国孩子和北欧和西欧的移民子女，这些孩子的IQ水平通常与美国的黑人儿童比较接近，有时甚至更低。
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美国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澳大利亚，来自意大利南部、达尔马提亚、马其顿和希腊乡村的移民通常目不识丁，他们主要讲家乡话而不是官方语言。在去往澳大利亚的南欧移民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来自崎岖的丘陵、山脉或陡峭的海岸、群岛，只有很少的人来自城市或平原。尽管这些偏远地区最终还是迈入了现代社会，但来自这些地区的人所掌握的技能一直落后于生活在欧洲工业发展更为先进的地区的人群，这同样反映在迁往澳大利亚的移民的收入水平上。20世纪70年代，从希腊、意大利或南斯拉夫去往澳大利亚的移民的收入中位数要低于来自西德或英语国家的移民的收入中位数。澳大利亚的南欧移民在专业和技术职业中所占比例较低，有近一半的意大利移民以及绝大多数的希腊和南斯拉夫移民都是毫无技能的劳动者。这种情况并不简单只由主观因素导致，包括他人的刻板印象、看法或者种族歧视等，事实上，这些情况反映的正是历史现实。然而，围绕这些事实也会形成一些狭隘的偏见，而且随着他们的融入和技能的提高，这些偏见仍然毫无改变地保持了下去。
除了气候对水流的影响——俄罗斯的河流在冬季会封冻，热带非洲的河流在雨季结束后会干涸——之外，气候还会对农业产生直接影响。而且纵观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人都在从事农业劳动。即使是那些目前高度工业化或商业化的国家，在最近几个世纪之前也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直到1920年，美国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才超过总人口的一半。
温度和降雨量决定了某个地区适合种植哪些农作物。有着极端气温和降雨条件的地区，包括沙漠和土地全年冻结的地方（如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不适合种植任何农作物。在一些地方，当潮湿气流经过一座山脉时，山脉一侧由潮湿气流形成的降雨量比另一侧的“雨影”区多几倍，因为气流在越过山顶时会丧失大部分水分。例如，在意大利南部的亚平宁山脉的西侧山坡，年降雨量达2000毫米，而东侧山坡的年降雨量仅为300～500毫米。与之类似，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西北部地区，喀斯喀特山脉西侧部分地区的平均降水量可以达到山脉东侧哥伦比亚高原地区降水量的十倍。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山脉一侧居民的农业发展机会与生活在另一侧的居民完全不同。他们种植不同的农作物，所获得的劳动技能和经验也不同。
气候条件还会影响知识和经验的传播。气候从东到西的变化情况不如从北到南那么显著，因此在特定气候下培育特定谷物和特定动物的知识，在东西方向的传播比在南北方向容易。因此，中国种植水稻的经验一直沿欧亚大陆传播到欧洲，而中美洲种植香蕉的经验无法传播到加拿大，因为即便距离较短，但气候差异很大。在特定气候下饲养或捕猎某种动物的情况也是一样，相关的知识在东西方向传播比在南北方向传播更容易。南美温带地区的农作物、植物和动物知识也无法顺利传播到北美的温带地区，因为很多经验和技能不能越过中间两个温带之间的广阔热带进行传播。热带的植物和动物与温带极为不同，因此温带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在热带并不适用，也就没法穿越热带播到美洲另一端的温带地区去。
当然，气候并不仅指气温，降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潮湿地区的农业知识和技术不全适用于干旱地区。降雨情况的差异也会造成农业技术方面的文化隔离，正如山脉和沙漠会导致文化隔离一样。两个气候条件相似的地区，如果中间相隔几百甚至几千英里，穿越完全不同的气候类型，两地居民的知识和经验就很难互相传播。
在船只能借助风力航行的几个世纪里，不同社会之间要进行贸易往来，掌握特定风系和洋流的知识至关重要。与植物和动物的知识一样，这样的知识很多都很本土化。要去往非洲西海岸，一般性的航海知识是不够的，例如，从欧洲出发的航海人员虽然可以利用风向和洋流驶达非洲，却很难利用它们返回欧洲。相反，熟悉亚洲季风的水手可在一年中季风西吹时驶向非洲，在季风变为东吹时返航。
与其他区域条件的具体知识一样，风向和洋流的知识以及针对这些特点所发展起来的航海技术一般只能被当地的居民使用。换句话说，不同的地区会发展出不同的知识和技术。例如，中世纪时地中海地区航海和海军领先的那些国家，在后来大西洋的贸易和战争中失去了优势，因为大西洋的风浪更大，风力天气条件也更加恶劣。在欧洲人发现了西半球，贸易和航海中心转移至大西洋之后，那些海军实力在欧洲曾一度领先的地中海国家并没有能力与大西洋崛起的海军较量。
人口
当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有时存在于人口稀少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然而，日本的人口密度要比这些地区高几倍。也有些贫穷的国家人口稠密，例如孟加拉国；新加坡的人口密度更高，但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孟加拉国。美国和坦桑尼亚的人口密度非常接近，但经济水平却存在巨大的差异。很明显，在人口稀少的地区，电力供给、污水排放和医疗服务的成本非常高，以致于许多居民不能享受到这些服务保障。
从根本上说，地球所能承受的人口一定存在着极限。很多事物——也许是所有的事物——都存在极限。即便如此，我们并不知晓我们距离这种极限有多近，也不确定如果选择其他方案结果会怎样。一辆汽车的行驶速度是存在极限的，但我们可能驾驶多年都没有达到该车极限速度的一半，因为无论是在城市中还高速上，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会严格限制车速。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年轻时就发现，只使用音阶中的八个音符，所能创作出的音乐是有限的。那时候，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都还没有出生，爵士乐也没有出现，更不要说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出现的摇滚乐。因此，极限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实际问题的有用信息。
如果我们正在不断接近极限，那么无需公众敦促和政治限制，食品、自然资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不断提高的价格也会迫使我们做出改变。事实上，政策总是反复无常，效果也常常适得其反。例如，政府部门一边限制普通民众用水，另一边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农民供水。这些农民需要政府用昂贵的灌溉项目为加利福尼亚州沙漠上耗水量巨大的农作物提供水源。但这些农作物更适合种植在雨水丰沛的地区，依靠云层免费提供的大量降水生长。尽管供水成本对于加州政府——也就是说纳税人——来说很高，但对于农民而言，成本其实很低，他们会像在水源充裕地区那样大量用水。
有时食物短缺和饥荒也会被用来证明人口规模已经超过食物的供应能力。但在现代历史上，饥荒几乎都是地区问题，如果粮食歉收且难以及时运送过去，居民免不了会因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去世。
在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足，紧急情况发生时无法运送大量食物给分散于各地的居民。很多时候，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都会因人为失误、故意行为或军事行动而忍受饥荒，这些行动摧毁了整个粮食分配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海上封锁让食物无法被运到欧洲中部。
德国人被迫吃掉自己的狗和猫（后者也因此被称为“屋顶的兔子”）以及土豆皮和木屑做的面包。每年被饿死的平民数量多达几十万人。
但这些都与人口数量过多无关。在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大饥荒中，有几百万人被饿死，而饥荒的始作俑者正是意图摧毁反对派的当权者。
“人口过剩”（overpopulation）理论不能完全通过实证的检验，也不需要被验证。这种理论流行了两个多世纪，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是错误的。马尔萨斯曾预测，人口数量的增长会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但在马尔萨斯的有生之年，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证据——在人口数量增加的同时生活水平也可以有所提高。而且自那之后，这种的情况成了常态。尽管世界上还会不时出现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其他造成地区食物供应中断的事件，但这种情况比几个世纪之前要少得多，而那时的人口数量仅为现在的几分之一。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的问题是肥胖人口以及为过剩的农产品寻找出口市场。
即使是印度这样极度贫穷的国家，其人口规模仍然远远少于土地承载的极限。20世纪的一项研究发现：
印度有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该国可使用土地面积中不足1/4的范围内，而1/3的人口则集中聚居在不到其总面积6%的范围内。另一个极端则是印度尚有广阔的土地几乎荒无人烟。
在几个世纪之前，东欧也曾面临类似的情况。一些西欧观察者发现，东欧有大量无主土地，土壤肥沃，人口密度比西欧低，然而人民却更贫穷。在这种情况下，东欧的很多统治者就会招募德国农民来到自己的国土，甚至允许他们在新的定居地继续执行德国的法律。很明显东欧的贫穷与“人口过剩”无关。
第三世界国家人满为患的城市照片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承载庞大的人口，而这或多或少地导致了贫穷。然而，无论是在穷国还是富国，城市普遍很拥挤。纽约公园大道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比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村庄或城市贫民窟还大。拥挤能够降低国家为每个居民提供电力、自来水、排水、电影院和救护车的成本。正因如此，一国之中会同时存在拥挤的城市和大量无人使用的空地，无论是在20世纪的印度还是在19世纪的美国。
外商投资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国家或地区内部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受益于外国投资者的资金、技术和技能。外方投资者有很多，包括私人投资者、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而接受投资的国家既包括独立的主权国家，也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海外殖民地。
私人投资
尽管英国引领全世界步入了工业革命时代，但在几个世纪之前，英国还是西欧诸国中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移民的大量涌入给不列颠群岛带来了宝贵的工业、商业和金融技能，通常这些移民都是受到宗教或其他迫害而被迫出逃的难民，也有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或经济机会。
这些移民中包括帮助英国建立起制表业的胡格诺派教徒、为英国制造出第一台钢琴的德国人和一度主导伦敦金融市场的伦巴第人和犹太人。英国法律体系的可靠和公正也吸引了欧洲大陆的投资。而这些移民和投资不仅帮助英国发展了经济，也改变了英国的人民。到了19世纪，英国人在工业、商业和金融等领域都已经领先全球。从资本净差额来看，今天的英国已不再是资本的输入国，而是资本的输出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大约一半的国际投资都源自伦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英国已将其资本的一半以上投资于海外。
同样，美国也依靠欧洲移民完成了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工业大国的转型。大批的欧洲移民给美国带来了技能、天赋和技术，大量的外商投资帮助美国在19世纪建立起运河通道、铁路等基础设施。而且，直到21世纪，美国一直是全球主要的外商投资流入国。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因海外投资而获益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澳大利亚经济中约有1/5的资产为外国投资者所有；而在阿根廷，该比例则高达一半。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上几个国家都在被动地依赖外国投资者。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环境是外国投资者是否愿意投入大量资金的关键。至少这些外国投资者必须保证这些投资仍属于私人财产，而不会被当地政府以“国有化”的政治名目没收。当地经济还必须投入能配合外商的资本，例如辅以必要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和基础设施等。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也会导致外商投资选择进入不同的国家。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如何对待那些掌握他们所不具备的技能的外国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19世纪，日本人欢迎且招募那些具有专业技能和经验的外国人来帮助日本实现工业化，同时，他们也将本国的年轻人送到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去学习。在20世纪，大批来自欧洲、中国和印度的外来者帮助马来西亚殖民地以及独立后的国家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和商业经济体系，而马来人却只是这一进程的旁观者。事实上，马来人对这三种外来群体都很排斥，马来西亚独立后，当局严格限制华裔和印度裔群体的经济活动和受教育机会。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中，19世纪的日本是一个特例，大部分国家的情况都类似于马来西亚。因此，日本从19世纪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20世纪全世界最先进和繁荣的国家只是一个特例，而并非常态。
总之，阻碍贫穷国家经济发展的，并不只是资金或人力的匮乏，还有那些对资金和人力起抑制作用的活动。有时这些抑制只是一种政治表达，它反映了人民对外国人的敌视，或对在工业和商业上比本地人更先进的少数族裔的压制。这种情况极为普遍，例如东非原住民对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排斥，西非人对黎巴嫩移民的不满，阿根廷人对英国人的仇视，东欧对犹太人的迫害，还有奥斯曼帝国时期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东南亚地区对华裔的普遍歧视，印度的马尔瓦尔人（Marwaris）在阿萨姆邦（Assam）以及伊博人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曾遭受的不公平对待。
有时，一些地区对外国资本的排斥只是基于意识形态。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国际剥削理论、拉丁美洲学者提出的“依赖”理论，或是一些无来由的信念，认定外国投资者的成功肯定是以本国人的损失为代价的。拒绝和压制外国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对一国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大可以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历程中窥见一斑，这两个国家都在20世纪末期取消了这种政策并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限制性政策大幅减少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都开始快速发展，数千万人由此摆脱了贫困。
外国援助
海外资金和人力的流入还有另外一种渠道——富裕国家或国际机构将财富和资本转移给贫穷国家的政府，但这种方式效果并不好。尽管这种资金转移被称为“外国援助”，但这样做究竟能否以及能在何种程度帮助这些贫穷国家摆脱贫困，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尽管大部分私人资本会选择投向富裕国家而非贫穷国家，但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私人资本仍是外国援助的几倍。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侨居在外的国民每年汇回的资金就已超过了全球外国援助的总额。
大量接受外国援助并不能提高穷国的人均产出水平和生活水平，韩国也恰恰是在美国开始大幅削减援助资金之后才开始迅速发展，从极度贫困的状态一跃跻身于世界较发达国家之列。1960年时，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及海地，而后者长期被视为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直为韩国提供大量援助，总规模甚至高达该国总产出的10%，但这并没有改变韩国的状况。外国援助资金取消后，情况却发生了改变：
援助在1957年到达顶峰。在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已经不能维持国内极低的投资水平。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韩国依靠自己实现了经济的掉头增长，增长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两位数。到了80年代中期，韩国已经奠定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地位。
所有这些却与“专家们”关于发展的普遍观点相左。1951年，“美国的共识是，像韩国这样的东亚国家很可能没有发展的希望，而印度和非洲则能很快摆脱贫困”。这种观点“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大量学者都在研究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时间不断流逝，研究者痛苦地发现自己的预测错了：印度的发展速度仍然很慢，而很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甚至在实现独立几十年后，比殖民地时期还要贫困。这些“专家”不仅预测错了哪些国家会走出贫困，更重要的是，他们关于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和解决方法的理论也是错误的。
如果是帝国主义和工业化国家的压迫导致了第三世界的贫困，那么显然取得独立能够提升亚非被殖民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如果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原因在于它们对外国投资者的依赖，那么拒绝外方投资并依靠国内发展就是一种明显的补救措施，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韩国都采取了这种做法。这些国家都推出了限制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政策，以及旨在用国产产品取代进口产品的政策。韩国花费了数年、拉丁美洲国家花费了数十年来实施这些政策，但在屡遭失败之后，这些国家最终都改变了政策的方向。
那些能向世界市场开放本国经济并不断放松国内的经济管制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有所提升。印度和中国都在放松市场管制之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此之前，两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对内和对外管制的限制。
总结与启示
很多理论试图解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一些颇为流行的解释其实经不起推敲。“人口过剩”理论单从定义来看就站不住脚，更不要提实证检验了。大部分“剥削”理论也是如此。自然资源似乎是决定一国繁荣还是贫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有很多高收入国家自然资源非常贫瘠（如瑞士和日本），也有很多低收入国家（如智利和南非）资源丰富。技术固然重要，但很多技术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转移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之后，由于缺乏技能、经验、甚至是必要的维护等补充因素，并没有被转化为经济生产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跳过”发达国家的一些发展阶段直接到达目前的技术水平。例如，大部分现代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历过投入巨资铺设有线电话线路的阶段，而极端贫穷而又人口稀少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承担铺设线路的高昂人均成本。然而，20世纪末期移动电话的发展让非洲人不用大规模投资于这种基础设施就能享受通话服务。在2008年，《经济学人》杂志报道：“在非洲，连那些生活在泥棚屋的人都会使用手机来支付，或寻找鱼价最合适的市场。”
在所有经济因素中，最重要的当属人力。地理条件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绝对是一个主要因素，它促进或限制了特定地区的人对他人——无论远近——的学习和借鉴。如前所述，欧洲人第一次穿越大西洋来到西半球，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茫茫大海中确定航线，靠的就是欧洲之外的天文学、指南针和记数系统。对因地理限制而无法从外部吸取知识的人而言，这是过于艰巨的任务。那些因地理阻碍无法与大多数族群发生联系的民族，会跟不上那些能够学习多种文化的民族的脚步。狭隘、闭塞的文化通常都很贫瘠，而这些贫瘠的文化也常常与经济贫困相伴。
过去几个世纪发生的交通变革，使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成为可能。于是，某种文化的人群可以移居到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去，与其他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生活。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或许就是欧洲人迁往西半球了；也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斐济的印度人甚至比斐济的原住民还多；中世纪时，东欧斯拉夫城市中日耳曼人的数量比斯拉夫人还要多，尽管在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斯拉夫人的数量占据着绝对性的优势。
有些文化幸运地接触到了多种外来文化，也意味着它们可能遭遇文化的对抗，这取决于该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地理条件和历史影响，以及这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接受或抵制程度。西班牙和被其征服的西半球国家所秉承的文化习俗同英国及其统治的西半球国家迥然相异。随着历史的发展，政治和军事事件也会对文化的交流和对抗产生影响。总之，特定时段内不同人群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有时也会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20世纪初阿根廷曾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在世纪末因一次可怕的经济危机而衰退。几年之后，阿根廷和很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改变了经济和政治政策，重新恢复了稳健的经济增长，数百万人由此摆脱贫困。一项研究发现，2002年到2006年整个拉丁美洲有大约1500万个家庭脱贫。也有一些人仍在贫困的泥潭中挣扎，更有甚者，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与个人相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拥有相同的发展机遇或同等程度地利用了它们所拥有的机遇。
大量相互关联的因素共同影响着经济发展，因此要让世界所有地区发展程度相同，以致于生活水平相同，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各国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会使人困惑、焦虑以及不满，人们需要一个解释，但却没有花费数年来研究这些差距背后的历史、地理和经济因素。人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能在情绪上获得满足的解释，尤其是那些带有意识形态烙印的夸张解释，例如“剥削”理论。简单的“人口过剩”理论也会掀起风暴，这对那些意欲操控他人生命的人来说，恰好正中下怀。
剥削理论认为，一部分人的财富是以其他人陷入贫穷为代价获得的，无论是在国家间还是一国内部不同的阶级之间。然而可悲的是，那些被认为受到剥削的群体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被剥削，很多被称为“无产者”的人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像样的财富。而且，“剥削者”的实际行为根本与剥削沾不上边：他们更愿意与有钱人打交道，希望从中赚到更多的钱。因此，美国大部分的国际贸易和投资都是面向高收入国家的，例如西欧和亚洲较为富裕的国家，包括日本和新加坡等；只有一小部分流向非洲国家、亚洲贫穷国家和中东地区。相反，美国自己正是外国投资者青睐的最大投资接受国。与之类似，在美国国内，资本家更乐于在中产或富人社区，而不是破败的贫民区或贫困的印第安保留区开展业务。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点，征服者确实从被征服民族手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但实际问题在于：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经济差异又有多少可以用该因素来解释呢？例如，西班牙曾从西半球被其征服的土地和原住民那里掠夺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这些被征服的群体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力代价。但这些财富很快就被花光——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而不是发展自身，所以西班牙一直是西欧地区比较贫穷的国家之一。相反，德国历史上一直缺乏能为其带来实质性经济收益的殖民地，但却成为欧洲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瑞士和瑞典同样也没有任何殖民地，但这两个国家都是欧洲乃至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在亚洲，日本在20世纪开始雄心勃勃地发动侵略战争，残酷无情地剥削着被征服的亚洲人民，其行为与西班牙人在西半球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此外，日本还以缺乏自然资源为由使其行为正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该国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侵占的土地，而这并未影响日本经济从战争的毁灭打击中复苏，经济水平也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日本可以从国际市场购买它所缺乏的自然资源，成本比侵略其他国家以及派遣大量军队占守这些土地还低。
剥削理论有时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例如有些人群（例如第三世界的人民）是无知和单纯的，而外来者则非常狡猾且不择手段，他们支付给当地人的金额要低于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真实价值，从而攫取高额利润。很明显，对于没有见过的东西，每个人都是无知的，而居住在与世隔绝地区的人们可能会为这些没见过的东西付出任何价格。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更具体地说，持续的时间能久到足以解释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国际收入和财富差距吗？一位观察者20世纪就写过关于西非的报道，称由于竞争日盛，外国商人无法再用便宜的彩色衣服和刀具换取黄金和象牙了，所以“贸易利润都消失了”。只要对基本经济原理略有了解，就能知道这样的结果早晚会出现。未来数年里可能还会有人会不厌其烦的重复这种陈词滥调，但现在这种解释所展示的唯一“剥削”是鼓吹者对于轻信者的“剥削”，后者会相信这种观点确实能够解释国际经济的差距。
很多理论都是从外部因素出发去探究人与人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剥削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严格的地理决定论也是如此，它认为差距仅仅源于某地存在或缺乏宝贵的自然资源、有利的气候以及肥沃的土壤等。而另一类解释则着眼于内部因素，包括不同人群所秉承的文化习俗，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也受到了地理条件的影响。但无论这些文化如何形成，无论地理条件、历史进程、宗教或政治对其有着怎样的影响，它都是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的人们的生存方式，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化所投射的长期影响。正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所言：“我们不是生活在过去，但过去一直与我们同在。”
每个社会、民族或其他群体以及每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过去，因此目前的情况千差万别，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不尽相同。那些很少为女性提供与男性同等教育机会的文化会放弃一半人口的发展潜力。普及书籍和计算机，并能吸引更多人对此感兴趣的文化会比其他文化更好地激发人的自然天赋，并为这些天赋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不同人群和国家间的人口差异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内部因素。平均年龄低于20岁（如也门和阿富汗）的国家，人力资本——包括技能、经验和教育等——很难积累起来，而且会比那些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的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低很多。
是用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来解释经济差距，远非学术研究的门户之争。这些不同的解释为探究经济发展差距指出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例如，剥削理论指出只要从剥削者的压迫下获得自由，或至少拒绝与其进行交易就能够在未来实现比过去更好的发展。而文化主因论认为，应该让落后地区更多地接触成功的文化，并在某些方面借鉴其精髓。用外部因素来解释一般更容易让人接受，且更具政治吸引力，因为用内部因素分析听起来像是在“责备受害者”。但是对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群究竟应该采用哪种解释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各国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可能仅由单一种因素决定。而且任何一种因素的相对影响都不可能长时间保持不变。很多地理因素都对不同民族的经济发展机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同样也会对地理条件所发挥的作用产生影响。铁路和卡车的出现为那些缺乏可通航河流或役畜的地区（例如大部分西非地区）提供了低成本的交通。在这些地区，在铁路取代了高成本的人力搬运——这些运输者所能承载的货物规模相当有限——后，可可、棉花和锡的生产和销售开始繁荣发展。在隧道挖掘和爆破技术发明之后，群山峻岭也没有那么令人望而却步了，当飞机可以飞越这些山脉，距离的影响又进一步缩小了。便携式收音机和手机也使很多贫穷、与世隔绝的地区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远距离交流，而互联网则使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能彼此交流。总之，经济发展削弱了地理因素的影响，而在过去，它在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