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3]“在过去2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美国的经济令人羡慕地实现了稳定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相结合的健康发展”，引自《经济学人》（Economists）2007年9月22日第35页上登载的文章“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
[4]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必须考虑将政策的多阶段影响都考虑在内，举个类似的例子。想象一下，如果要在山谷中建起一座大坝，计算表明这会使山谷蓄积起深达20英尺的水。如果你的住房位于高出谷底30英尺处，水慢慢被放出时，你的房子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大坝的防洪闸一下被冲开，一波高达40英尺的巨浪可能会呼啸着冲垮你的房子，淹死里面的每个人。洪水消退后，山谷的水深仍为20英尺，尽管房子和人距离水面仍有10英尺，可是房屋已经被毁，而人也因此丧生，这种安全变得毫无意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指出，国际货币基金（IMF）对第三世界国家强加的一些政策忽略了它们在这些国家发挥影响的时机以及引起反应的顺序，有的政策可能会对国家的社会结构产生无可挽回的破坏，例如使民众对经济前景感到绝望，从而引发大规模骚乱甚至政权颠覆，外国投资者也因此不愿投资于这样不稳定的国家。
[5]开始工作之后，他的老板还是决定为他提供一点微薄的工资。
[6]当时商店老板可以期待更多有经验的候选人来申请这份工作。而伍尔沃斯如果不做这份工作，就只能继续留在父亲的农场里面帮忙了。他弟弟曾这样形容他们在农场的日常工作程序：早上5点半起床，即使是在寒冷的早上也只能赤脚前往农场去挤牛奶。“我们尽量站在奶牛躺过的地方，这样我们已经冻僵的双脚才能获得一点温暖。毫无疑问，我们渴望结束这种无休止的苦役生活。”引自凯伦·普伦基特-鲍威尔（Karen Plunkett-Powell）所著的《记住伍尔沃斯》（Remembering Woolworth’s），第26页。
[7]位于纽约的伍尔沃斯大厦，曾一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很可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完全凭借一己之力，由一个人掏出全额现金修建起来的摩天大楼，而这个人就是富商F.W.伍尔沃斯。
[8]就如同一个传统的合法公司一样，如果增量成本超过了犯罪活动的增量收益，犯罪团伙就不会再继续犯罪。在这个例子里面，增量成本包括因为杀害一位无辜的市民导致执法力度加强给犯罪团伙造成的收入损失，而公众对犯罪团伙内部火拼导致的伤亡事件关注程度要小得多，因此不会影响执法力度及犯罪团伙的收入。
[9]很多年前，我住在纽约，这里还住着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这个地区附近非常安全，有时我还在睡觉，我太太在半夜醒来甚至敢一个人出门，走几个街区到一个通宵营业的报摊买一份晨报。而报摊敢在半夜营业表明附近很多人都觉得夜晚买报很安全。
[10]现代独裁者也拥有类似的独断权力，包括予人生死的权力，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有时并不了解，这种依靠权力实现目标的方式有其局限性，会对自己的国家有害，有时甚至会损害自己的权益。例如，斯大林严酷的法令几乎使苏联企业管理者的经济创新意识完全瘫痪，因为斯大林将创新失败当作叛国罪处理，管理者发现成功的创新所能带来的奖励远不能补偿创新失败招致的囚杀的风险。这种对于创新风险的极端警惕成为苏联人根深蒂固的习惯，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还无法改变。苏联后来的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表示苏联的管理人员逃避创新“就好像魔鬼逃避熏香”。根据美国联合经济委员会，美国国会《苏联经济新展望》（Soviet Economy in New Perspective），1976，第437页。
[11]这表示将美国工人多支付的2000美元平摊到加拿大工人接受同样的治疗需要多等待的12周上。因为加拿大的工人虽然可以节约2000美元的治疗费用，但是却需要损失12周的工作时间，只要加拿大工人每周能够赚取167美元以上，损失的金额就超过了2000美元。
[12]“从发现细菌目标到使一种新药投入生产可能需要长达15年的时间并花费数亿美元”。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的文章“没有利润就无法治愈”（No Profit，No Cure），刊登于《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2001年11月5日，第46页。“每种药物的研发成本从约2.5亿美元到超过8亿美元不等。”“药品价格：迫切需要的敲门砖”（Drug Prices：A Much-Needed Primer），载于《华尔街日报》2002年6月22日，A15版。
[13]参见萨利·萨特尔（Sally Satel）所发表的文章“绝望地寻找肾源”（Desperately Seeking a Kidney），载于《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2007年，12月16日，第65页。
[14]2007年的一则新闻报道揭露：“早先被加利福尼亚半月湾市批准的房地产开发提案在1999年被上呈至加利福尼亚海岸委员会，委员会目前仍在对该议案进行生物影响研究，考察在哪里（或是否应该）建设房地产比较合适。”茱莉亚·斯科特（Julia Scott），“有信心去购买富有争议的房产”（Trust to Purchase Contested Property），《圣马特奥郡时报》（San Mateo County Times），2007年8月17日，新闻版第1版。该项目拖了8年还没开工，这还不是开发审批时间的最长纪录。
[15]保留赛马场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相信这个赛场是圣马特奥的文化和经济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德纳·耶茨（Dana Yates），（圣马特奥）《每日新闻》（The Daily Journal），2007年9月5日第1版。
[16]该数据来自第一个从实证角度研究旧金山市租金管制情况的报告。1979年租金管制开始之后，这些法律连续执行了超过20年，尽管从政治角度看，这些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却鲜有针对其实际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深入研究。
[17]另外一种负面影响就是促使人们找新贷款来偿还已有贷款，因此利率水平会被推高。这种重新贷款的情况在2000年到2004年期间猛增，但随着利率水平从极不寻常的历史低位逐步升高，重新贷款规模也大幅减少。可参考Matthew Miller，“A Visual Essay: Post-Recessionary Employment Growth Related to the Housing Market”，MonthlyLabor Review，2006年10月，第24页。
[18]将房产变成个人资产的另一个好处在于，随着房价上涨，可以再次抵押房产获得贷款，这样就可以将资产升值变现并马上用于消费。例如，如果60万美元买入的房屋升值为80万美元，购房者就可以将房屋作为抵押物，再次获得20万美元的贷款，然后用一半去偿还最开始的抵押贷款，将住房抵押贷款总额降至50万美元，以降低每月的按揭还款额，而且还可以留下10万美元用于其他消费。1999年1月到2006年，美国的房屋所有者总计从房屋资产中提取了26万亿美元。Damon Darlin，“MortgageLesson No. 1: Home is Not a Piggy Bank”，New York Times，2006年11月4日，C1和C6版。
[19]低利率从长期来看可以降低为修建公寓借入资金的债务成本，因此能够增加房源供给并使租金水平下降。但是修建公寓楼需要的时间通常都比盖一座独栋住房要长得多，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想，公寓房供给水平的提高和租金降低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其他条件不可能一直保持不变，因为随着人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并从公寓中搬出，开发商兴建公寓的动力也会相应地减弱。
[20]2003年7月17日的《洛杉矶时报》（LosAngeles Times）上登载了一篇由乔尔·鲁宾（Joel Rubin）等人撰写的新闻“圣莫妮卡一汽车突然驶入人群，导致9人死亡”（Car Plows Through Crowd in Santa Monica, Killing 9）。这篇新闻登载于报纸A1版，文章描述道：“一位86岁的男子在周三下午早些时候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在圣莫妮卡的农贸市场附近突然驶入前往市场进行夏季采购的人群，车速接近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这一举动吓坏了周边的购物者。该事故致9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位3岁的小女孩。超过50人因伤被送往医院，其中15人伤势严重……”《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2007年5月5日A17版上刊登了由通讯员尼古拉斯·J·C皮斯托（Nicholas J.C. Pistor）发来的新闻“致命学校撞车事故细节报道”（Report Details Fatal School Crash），报道了一位84岁的女性在伊利诺伊州的希洛（Shiloh）“驾车撞入希洛小学，撞死一位二年级的学生”，还致使两名其他儿童受伤的情况。《圣彼得时报》（St. Petersburg Times）2005年11月15日7B版刊登了由克雷格·巴斯（Craig Basse）撰写的新闻“一名93岁男子驾车撞人并致其死亡”（Man Who Hit，KilledAnother Dies at 93），报道了佛罗里达圣彼得堡一位93岁的男性“在（城市的）第34街撞上一个男人，汽车轧断了男人的右腿，之后，司机还拖着他继续行驶了3英里……这名司机在2003年91岁时将自己的驾驶许可证更新，他的新驾照要到2010年才会过期。”
[21]基本就是通过重新贷款来偿还原有债务。
[22]日本飞行员不佩戴降落伞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一般都是在敌方的领土上作战，即使跳伞后被救也会沦为战俘，而这对于日本飞行员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后果。
[23]例如《商业周刊》在2002年3月4日出版的刊物上报道（见第77页）：“再保险行业的高额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后来者进入该市场，这些竞争者为了争取市场份额纷纷降低价格，导致整个市场的保费定价陷入混乱。”
[24]包括美国黑人经济学家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
[25]在南非的少数族裔白人统治政权被结束之前，种族隔离政策就已经开始式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阿非利坎人（Afrikaner，南非的荷裔白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在南非生活发展多年后，已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意，因此在雇用劳动力时需要为歧视行为承担相应的成本。这些成本在过去是由英国或犹太生意人承担的。面对高昂的歧视成本，很多阿非利坎人开始对维护种族隔离政策失去了热情，有些人甚至公然向推行这些政策、独裁专制的南非政府提出反对意见。
[26]一项研究显示，非裔学生在录取分数较高的大学里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而该情况令人费解，参见威廉姆斯·G.伯恩（William G. Bowen）和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所合著的《河流的形态》（The Shape of the River）一书第259页。但该研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些学校里，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本就较小——而正是这种差距决定了黑人学生最终能取得的成绩。例如，哈佛大学录取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SAT平均成绩的差距大约是95分，而在杜克大学该差距是184分，在莱斯大学该差距则为271分。可参见鲍勃·泽尔尼克（Bob Zelnick）所著的《逆火》（Backfire）第132页。
[27]该问题还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那就是在不同种族人群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智商差异，对该问题的争议一直贯穿历史。但是这种容易激起公愤的问题却同歧视现象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联。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在生命诞生之初就已经形成，但是在诞生时却不用直接面临求职和申请大学等问题。当一个人长到真正需要求职或申请大学的时候，很多个人或社会因素已对这个人影响多年，而这些因素很少会对每个人和每个群体产生相同的影响。而且，那些有意招募员工的雇主只会对求职者目前展示出的能力感兴趣，而不会关注他们与生俱来的潜力。
[28]在麦当劳公司艰苦创业之际，曾用加盟连锁店的土地进行房地产交易获得所需资金来避免破产。但是，如果这些土地没有产权，麦当劳公司很可能早就倒闭了，并不会成为全球性的大型企业。参见约翰·F.拉夫（John F Love）所著的《麦当劳公司：拱门之后》（McDonald’s: Behind the Arches），修订版，第152—153页。
[29]美国南部流传着一句俗语：“无论你是要去天堂还是地狱，都必须在亚特兰大转车。”
[30]亚马孙河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河流，但是其流域的土壤被认为是“惊人地差”，因此河流沿岸没有出现任何大型城市。参见乔纳森·B.托特罗特（Jonathan B. Tourtellot）的“亚马孙河：从丛林流向大海”（The Amazon：Sailing a Jungle Sea），该文载于玛格丽特·赛丁（Margaret Sedeen）主编的《世界大河》（Great Rivers of the World），（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出版，1984，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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