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罗天宏就向父母拍着胸脯夸下海口，两年后用打工赚的钱，一定在依山傍水的海滨城市买一处面朝大海的楼房，让父母住在宽敞亮堂的公寓里，凭窗远眺那潮起潮落，尽情呼吸大海的气息，找回童年梦幻般的记忆。
儿子至今仍能清晰地浮现出那个艳阳高照的晌午，爸妈的眼里闪着泪花，他俩不约而同地颤颤地点着头，仿佛已经远远地看到了那幢临海而建的高楼。爸爸说：不急，两年赚的钱不够，咱就三年四年。妈妈说：五年六年也行。你别为了攒钱买房子苦了自己，该吃吃，该穿穿。咱把乡下现在住的这个大房子卖了凑一凑，说啥也能买上一间小房子，我和你爸两人住，用不着面积太大，人老了，收拾屋子也嫌累。
罗天宏临走时还叮嘱父母，这两年不要置办新的家当了，省得搬家时麻烦，扔了舍不得，搬到城市又没用，白花了运费。爸妈又异口同声说：是，是，是，放心吧，不再添新家具了，现有的这些破家什将就着够使了。我俩都是小学教师还有点退休金，都攒着，等买新房时凑到一起。儿子在日头偏西时向父母挥挥手，坐上了开往县里的汽车，他要从那里转乘火车，去往那个遥远的海滨城市。
罗天宏在一家挺不错的小公司上班，负责销售家用小电器，除了少量基本工资外，还有销售提成，公司会根据他的销售额给他一定数量的奖励。他与另外七个小伙子合租一间集体宿舍，上下铺分开，一人一张床，虽然挤了点，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和汗味，但罗天宏晚上躺在床上想着那推开窗户就能吹到凉爽海风的单元房，心里就涌起一股股甜美的兴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躲在被窝里计算一番自己银行里的存款以及手头的零用钱，那数字每月都在攀升。
休息的时候，罗天宏便回去海边四处转悠，看一看新建的楼盘。两年过去了，沿着海岸线矗立起越来越多新的住宅区，有宽敞的别墅区，也有密集的公寓房。路过别墅区他只是远远地望一眼，他知道那些地方只属于富人，与自己无关。他细心打听着房价的高低涨落，心里估摸着替父母选择房子的大小和朝向。若按当时的实力，罗天宏完全可以买到一套离海稍远，位置稍偏、面积稍小的普通居民住房。然而，罗天宏不甘心，他想再等一年，再攒两万块钱，那样就能让父亲躲开前面的遮挡，离海更近一点，说不定能在寂静的深夜里隐隐约约听到大海的涛声，至少可以在晴朗的天空下看到高飞的海鸟。等一等，工资还会涨，房价还会降。他下定了决心再等上一年。
父母一直在老家期盼着与儿子团聚于自己少儿时代生活过的城市。这老两口年轻时一同怀揣着红红的梦想，远赴异地他乡当乡村教师。他们是在一起观看前苏联的黑白故事影片《乡村女教师》之后而变得热血沸腾、浑身颤栗。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他俩始终相互扶持，攀爬于山区小学教育的羊肠小道上，双脚占满了岁月的泥巴。到了退休的年龄，俩人急切地渴望着能在故乡海风的吹拂下安度晚年时光。老两口省吃俭用地算计着每天的花销，把微薄的工资一点一点攒起来，汇到儿子的储蓄帐号，为梦中的新房添砖加瓦。
过了一年，罗天宏手头的积蓄增加了一截，心里却凉了半截。房价上涨的幅度超过了他存款的数额。不仅买不到离海更近点、朝向更好面积更大的海景房，就连上一年没看上的稍差一点的房子也买不起了。他沮丧，郁闷了好些日子，只好再加班加点地跑销售，他不信凭着自己的勤快与执着换不来父母最后的归宿。
在接下来的几年十几年二十年，罗天宏拼命地干活，换了好几家公司，干了十多个不同的职业，他没别的目标，只求多赚点钱让父母早日回到故乡。
好像命运之神故意作弄那些心中有梦的人，让他们一瘸一拐地奔走于看不到尽头的崎岖山路。罗天宏不断增多的存款总是比不上房价增长的速度，且有距离越拉越远的趋势。随着时光流逝，乡下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因年久失修而垮塌了。想着就要搬回童年生活过的城市，两位老人宁愿蜷缩在废墟的一角，搭个简易的窝棚，盘算着冬季到来之前欢欢喜喜地远走高飞。度过了一个令人瑟瑟发抖的阴冷冬天，又熬过了第二个寒风刺骨的漫长冬季，在阴雨连绵的春天里，父亲先倒下了，他拒绝老伴儿把他送到县城医院治疗的哀求，固执地反反复复说：“富贵在天，生死由命。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好。”他坚持着把小病“养”成了大病，在看了儿子寄来的海滨新居户型图后，咂摸了几下干裂的嘴唇，吐出了生命体内最后的一口气。母亲每过多久，也陪他去了另一个世界。她身体没病，儿子说母亲至少还可再活二十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窝棚依靠的那面墙体倒塌了，她就埋在砖石下面。
罗天宏又奋斗了三年，终于凑足了二十万块钱，他一咬牙在依山傍海风景优美的高档公墓里为父母买了块二平方米的墓穴，把父母的骨灰合葬于此。他知道二十年前，用这一半的钱，完全可以买一套小户型的海景房，如今只够买一平米的墓地了。但他并不心酸，他跟朋友们说，这墓地的位置比活人住的很多社区要好，且有不少富翁、名人和官员与父母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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