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

    乞岁运额斛以到京定殿最状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状奏：右臣近者论奏江淮粮纲运欠折利害。窃谓欠折之本，出于纲梢贫困，贫困之由，起于违法收税。若痛行此一事，则期年之间，公私所害，十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叶小节也。若朝廷每闻一事，辄立一法，法出奸生，有损无益，则仓部前日所立斗子仓法，及其馀条约是矣。臣愚欲乞尽赐寝罢，只乞明诏发运使，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则馈运大计可得而办也。

    何谓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盖发运使岁课，当以到京之数为额，不当以起发之数为额也。今者折欠，尽以折会偿填，而发运使不复抱认其数，但得起发数足，则在路虽有万般疏虞，发运使不任其责矣。今诸路转运司岁运斛斗，皆以到发运司实数为额，而发运司独不以到京及府界实数为额，此何义也？臣欲乞立法，今后发运司岁运额斛，计到京欠折分毫，以定殿罚，则发运使自然竭力点检矣。凡纲运弊害，其略有五。一日发运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日诸仓专斗作弊，出入斗器。三日诸场务排岸司作弊，点检附搭住滞。四日诸押纲使臣人员作弊，减刻雇夫钱米。五日在京及府界诸仓作弊，多量剩取，非理扬。如此之类，皆可得而去也。纵未尽去，亦贤于立空法而人不行者远矣。

    何谓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盖运路千馀里，而发运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间诸色人作弊侵欺纲梢于百里之外，则此等必不能去离纲运而远赴诉也，况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选差或令发运使举辟京朝官两员为句当，纲运自真州至京，往来点检，逐州住不得过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过十日，以船为廨宇，常在道路，专切点检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许决，徒以上罪，送所属施行。使纲梢使臣人员等，常有所赴诉，而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岁运到京数足，及欠折分厘为赏罚。

    行此二者，则所谓人存政举，必大有益。伏望朝廷留念馈运事大，特赐检会前奏，一处详酌施行。臣忝备侍从，怀有所见，不敢不荆。屡渎天威，无任战恐待罪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前奏乞举行《元祐编敕》钱粮纲不得点检指挥。窃虑议者必谓钱粮纲既不点检，今后东南物货，尽入纲船揽载，则商税所失多矣。臣以谓不然。自祖宗以来《编敕》，皆不许点检，当时不闻商税有亏。只因导洛司既废，而转运司阴收其利，又自元祐三年十月后来，始于法外擅立随船点检一条，自此商贾不行，公私为害。今若依《编敕》放行，不惟纲梢自须投务纳税，如前状所论，而商贾坌集于京师，回路货物，无由复入，空纲揽载，所获商税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申明扬州公使钱状

    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状奏：右臣勘会本州公使额钱每年五千贯文，除正赐六百贯、诸杂收簇一千九百贯外，二干五百贯并系卖醋钱。检会当日初定额钱日，本州醋务，系百姓纳净利课利钱承买，其钱并归转运司。当日以卖醋钱二千五百贯入额钱，即亦是拨系省官钱充数。后来公使库方始依新条认纳百姓净利课利等钱承买，逐年趁办上项额钱二千五百贯。检准《编敕》，诸州公使库，许以本库酒糟造醋酤卖，即系官监醋务本库愿认纳元额诸般课净钱，承买者听其所收醋息钱，并听额外收使。今契勘醋库每年酤卖到钱外，除糟米本钱并认纳买扑净利课利钱外，实得息钱，每年只收到一千六七百贯至二干贯以来，常不及元立额钱二千五百贯之数，更岂有额外收使之理？如此，即显是敕条虽许公使库买扑醋务，而扬州独无额外得钱之实。

    窃以扬于东南，实为都会，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迟，馈送相望，三年之间，八易守臣，将迎之费，相继不绝，方之他州，天下所无。每年公使额钱，只与真、泗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贯。况今现行例册，元修定日造酒糯米每斗不过五十文足，自元祐四年后来，每斗不下八九十文足，本州之费，一切用酒准折，又难为将例册随米价高下逐年增减，兼复累年接送知州，实为频数，用度不赀，是致积年诸般逋欠，约计七八干贯。若不申明，岁月愈深，积数逾多，隐而不言，则州郡负违法之责，创有陈乞，则朝廷有生例之难。虽天下诸郡比之扬州，实难攀援。今来亦不敢辄乞增添额钱，及蠲放欠负，只乞检会见行条贯，并当日元定额钱因依，既是于系省官醋务钱内拨二干五百贯元额钱，即乞逐年更不送纳买扑净利课利钱，及更不用钱收买官糟，庶得卖醋钱相添支用。如此，即积年欠负渐可还偿，会藩事体，不致大段衰削。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贴黄：勘会本州与杭州事体一般，本州当八路口，使客数倍于杭州。杭州公使钱七干贯，而本州止有五千贯，显是支使不足。

    又贴黄：准条，虽许公使库收遗利。缘本州委无遗利可收，须至奏乞。

    乞罢宿州修城状

    元祐占七年九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尚书苏轼状奏：臣近自淮南东路钤辖被召，过所部宿州，体访得本州见将零壁镇改作零壁县，及本州见准朝旨展筑外城两事，各有利害，既系臣前任部内公事，而改镇作县，又系兵部所管，所以须至奏陈，谨具条件如后。

    一、零壁镇人户靳琮等，先经本路及朝省陈状，乞改零壁镇为县。却准转运使赵傅状称，看详得元只是本镇官势有力人户，意欲置县，增添诸般营运，妄有陈状。寻准敕依奏，依旧为镇。后来有转运使张修等及知州周秩别行奏请，却欲置县，仍取得本镇人户状称，所有置县费用，情愿自备钱物。致朝廷信凭，许令置县。臣今体访得零壁人户出办上件钱物，深为不易。元料置县用钱四千五十馀贯，至今年八月终，已纳二千八百五十馀贯，其馀未纳钱数，认是催纳不行，纵使尽行催纳，亦恐使用不足。看详始议置县，只为本镇居民曾被惊劫，及人户输纳词讼，去县稍远。然未置县时，本镇已有守把兵士八十人，及京朝官一员，专领本镇烟火盗贼，别有监务官一员，又已移虹县尉一员，弓手六十人，在本镇足以弹压盗贼。而本镇去虹县六十里，至符离县一百二十里，至蕲县一百里，即非地远，又至符离县，各系水路，本不须添置一县。委只是本镇豪民靳琮等私自为什，却使近下人户一时出钱，深为不便。

    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馀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岂可一一展筑外城。近年周秩奏论，过为危语，以动朝廷。意谓恐有盗贼窃据，以断运路；遂奏乞展筑外城一十一里有馀，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万有馀工，每夫用七十省钱，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钱一万九千馀贯，约五年毕工。已蒙朝廷支赐抵当息钱一万贯，欲取来年春兴工。臣体访得元只是宿州豪民，多有园宅在外，扇摇此说，官吏不察，遂与奏请。况宿州土脉疏恶，若不用砖砌甃，随即颓毁，若待五年毕工，则东城未了，西城已坏，或更用砖，其费不赀。又七十省钱，亦恐召募不行，官吏避罪，必行差雇，搔扰不细，其间一事，深害仁政。缘今来踏逐外城基地，合起遣人户大坟墓六干九百所，小者犹不在数。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费耗擘画改葬，若家贫无力，便致弃捐，劳费公私，痛伤存殁，已上并有公案，可以覆验。

    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镇作县事，系已行之命，兼构筑廨宇，略已见功，恐难中辍。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无小利，兼未曾下手，犹可止罢。欲乞速赐指挥，更不展筑，却于已支赐一万贯钱内，量新置县合用数目，特与支拨修盖了当。其人户未纳到钱数，乞与放免。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擢用林豫札子

    元祐七年十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窃谓才难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财赋，除盗贼，干边鄙，兴利除害，常有临事乏人之叹。古人有言：“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见承议郎监东排岸司林豫，自为布衣，已有奇节，及其从事，所至有声。其在涟水，屏除群盗，尤著方略。其人勇于立事，常有为国捐躯之意。试之盘错之地，必显利器。伏望圣慈特与量材擢用。若后不如所举，臣等甘伏朝典。取进止。

    乞赙赠刘季孙状

    。元祐七年十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状奏：臣等窃闻仁宗朝赵元昊寇，延州危急，环庆将官刘平以孤军来援，众寡不敌，奸臣不救，平遂战殁，竟骂贼不食而死。诏赠侍中，赐大第，官其诸子庆孙、贻孙、宜孙、昌孙、孝孙、保孙、季孙等七人。诸子颇有异材，而皆不寿，卒无显者。家事狼狈，赐第易主。独季孙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笃志好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练达军政，至于忠义勇烈，识者以为有平之风。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馀年，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于官所。家无甔石，妻子寒饿，行路伤嗟。今者寄食晋州，旅榇无归。臣等实与季孙相知，既哀其才气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义死事，声迹相接，四十年间，而子孙沦替，不蒙收录，岂朝廷之意哉？今执政侍从多知季孙者，如加访问，必得其实。欲望朝廷特诏有司，优与赙赠，以振其妻子朝夕饥寒之忧，亦使人知忠义死事之子孙，虽跨历岁月，朝廷犹赐存恤，于奖劝之道，不椎小补。季孙之子三班借职璨，见在京师，乞早赐指挥。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季孙身亡，合得送还人为般擎。女婿两房，并已死荆。其丧柩见在晋州，无由般归京师。欲乞指挥晋州，候本家欲扶护归葬日，即与差得力厢军三十人，节级一人，般至京师。

    再论李直方捕贼功效乞别与推恩札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先知颍州日，为有剧贼尹遇、陈兴、郑饶、李松等，皆宿奸大恶，为一方之患。而汝阴县尉李直方，本以进士及第，母年九十馀，只有直方一子，相须为命，而能奋不顾身，躬亲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财，缉知馀党所在，分遣弓手，前后捕获，功效显著。直方先公后私，致所差人先获陈兴等三人，而直方躬亲，后获尹遇一名，与赏格小有不应。臣寻具事由闻奏，乞以臣合转朝散郎一官特与直方，比附第三等循资酬奖。后来朝旨，只与直方免试。窃缘选人免试，恩例至轻，其间以毫发微劳得者甚多，恐非所以激劝捐躯除患之士。伏望圣慈，特赐检会前奏，别与推恩，仍乞许臣更不磨勘转朝散郎一官。所贵馀人难为援例。取进止。

    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贝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玻。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窃为圣世病之。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所蓄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又在浙西，累岁亲见水灾，中民之家有钱无谷，被服珠金，饿死于市。此皆官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之咎也。臣闻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今陛下每遇灾伤，捐金帛，散仓廪，自元祐以来，盖所费数千万贯石，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馀万石。又计籴本水脚官钱不货，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与其官司费耗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谷，如近岁之多也。今《元祐编敕》虽云灾伤地分虽有例亦免，而谷所从来，必自丰熟地分，所过不免收税，则商贾亦自不行。议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灾伤，则邻路免税，一州灾伤，则邻州亦然。虽比今之法，小为通疏，而隔一路一州之外，丰凶不能相救，未为良法。须是尽削近日弊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谨具逐条如后。

    《天圣附令》：诸商贩斛斗，及柴炭草木博籴粮食者，并免力胜税钱。

    诸卖旧屋材柴草米面之物及木铁为农具者，并免收税。其买诸色布帛不及匹而将出城，及陂池取鱼而非贩易者，并准此。

    《元丰令》：诸商贩谷及以柴草木博籴粮食者，并免力胜税钱。旧收税处依旧例。

    诸卖旧材植或柴草谷面及木铁为农具者，并免收税。布帛不及端匹，并捕鱼非货易者，难此。

    《元祐占敕》：诸兴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籴粮食者，并免纳力胜税钱。旧收税处依旧例，即灾伤地分，虽有旧例，亦免。

    诸卖旧材植或柴草斛斗并甎及木铁为农具者，并免收税。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鱼非货易者，准此。

    右臣窃谓：若行臣言，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谷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易为振救，官司省费，其利不可胜计。今肆赦甚近，若得于赦书带下，兴益圣德，收结民心，实无穷之利。取进止。

    奏内中车子争道乱行札子

    元祐七年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内中朱红车子十馀两，有张红盖者，争道乱行于乾明寺前。轼于车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庙，驰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自皇后以下，皆不复迎谒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卤簿使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谨按汉成帝郊祠甘泉、泰畴、汾阴、后土，而赵昭仪常从在属车间。时扬雄待诏承明，奏赋以讽，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虑妃。”言妇女不当与斋祠之间也。臣今备位夏官，职在卤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舆还斋宫，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还内，然后后妃之属，中道迎谒，已非典礼。而况方当祀事未毕，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窃见二圣崇奉大祀，严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来观，莫不悦服。今车驾方宿斋太庙，而内中车子不避仗卫，争道乱行，臣愚窃恐于观望有损，不敢不奏。乞赐约束，仍乞取问随行合干勾当人施行。取进止。

    再荐宗室令畴札子

    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前任颍州日，曾论荐本州签判承议郎赵令畤，儒学吏术，皆有过人，恭俭笃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赐进擢，以风晓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畤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与外任差遣，臣切惜之。欲乞检会前奏，详酌施行。取进止。

    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国子监状：“准馆伴高丽人使所牒称，人使要买国子监文书，请详此印造，供赴当所交割。本监检准元祐令，诸蕃国进奉人买书具名件申尚书省，今来未敢支卖，蒙都省送礼部看详。”臣寻指挥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买名件外，“其《策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买，伏乞朝廷详酌指挥。”寻准都省批状云：“勘会前次高丽人使到欮，已曾许买《策府元龟》并《北史》。今本部并不检会体例，所有人使乞买书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礼部指挥，许收买。其当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见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馀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马什物，搅挠行市，修饰亭馆，民力暗有培责，此二害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契丹用。何也？彼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与国，使频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生事，万一异日有桀黠之虏，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

    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宁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馈送书中不称本朝正朔，却退其书。待其改书称用年号，然后受之，仍催促进发，不令住滞。及近岁出知杭州，却其所进金塔，不为奏闻。及画一处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过当。仍奏乞编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编敕》，杭、明州并不许发船往高丽，违者徒二年，没入财货充赏。并乞删除元丰八年九月内创立“许舶客专擅附带外夷入贡及商贩”一条。已上事，并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节其事，庶几渐次不来，为朝廷消久远之害。

    今既备员礼曹，乃是职事。近者因见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等申乞尽数差勒相国寺行铺入馆铺设，以待人使买卖，不惟移市动众，奉小国之陪臣，有损国体，兼亦抑勒在京行铺，以资吏人广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并不蒙都省略行取问。今来只因陈轩等不待申请，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策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送下礼部看详。臣谨按：《汉书》，东平王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谓：“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贵遗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家，不可予。”诏从之。臣窃以谓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心腹者乎？

    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若高丽可与，即榷场之法亦可废。兼窃闻昔年高丽使乞赐《太平御览》，先帝诏令馆伴以东平王故事为词，却之。近日复乞，诏又以先帝遗旨不与。今历代史、《策府元龟》，与《御览》何异。臣虽知前次曾许买《策府元龟》及《北史》，窃以谓前次本不当与，若便以为例，即上乖先帝遗旨，下与今来不赐《御览》圣旨异同，深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赐详酌指挥，未为过当，便蒙行遣吏人上簿书罪！臣窃谓无罪可书，虽上簿薄责，至为末事，于臣又无丝毫之损。臣非为此奏论，所惜者，无厌之虏，事事曲从，官吏苟循其意，虽动众害物，不以为罪；稍有裁节之意，便行诘责，今后无人敢逆其请。使意得志满，其来愈数，其患愈深。所以须至极论，仍具今来合处置事件知后：

    一、臣任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后并不得发舶往高丽，蒙已立条行下。今来高丽使却搭附闽商徐积舶船入贡。及行根究，即称是条前发舶。臣窃谓立条已经数年，海外无不闻知，据陈轩所奏语录，即是高丽知此条。而徐积犹执前条公凭，影庇私商，往来海外，虽有条贯，实与无同。欲乞特降指挥，出榜福建、两浙，缘海州县，与限半年内令缴纳条前所发公凭，如限满不纳，敢有执用，并许人告捕，依法施行。

    一、今来高丽人使所欲买历代史、《策府元龟》及《敕式》，乞并不许收买。

    贴黄：准都剩批状指挥，人使所买书籍，内有《敕式》，若令外夷收买，事体不便。看详都省本为《策府元龟》及《北史》，前次已有体例，故以礼部并不检会为罪，未委《敕式》有何体例，一概令买？

    一、近日馆伴所申乞为高丽使买金箔一百贯，欲于杭州妆佛，臣未敢许，已申禀都省。切虑都省复以为罪。切缘金薄本是禁物，人使欲以妆佛为名，久住杭州，搔扰公私。窃闻近岁西蕃阿里骨乞买金薄，朝廷重难其事，节次量与应副。今来高丽使朝辞日数已迫，乞指挥馆伴，令以打造不出为词。更不令收买。

    一、近据馆伴所申，乞与高丽使抄写曲谱。臣谓郑卫之声，流行海外，非所以观德。若朝廷特旨为抄写，尤为不便，其状臣已收住不行。

    贴黄：臣前任杭州，不受高丽所进金塔，虽曾密奏闻，元只作臣私意拒绝。兼自来馆伴虏使，若有所求请，不可应副，即须一面说谕不行，或其事体大，即候拒讫密奏。今陈轩等事事曲从，便为申请，若不施行，即显是朝廷不许，使虏使悦己而怨朝廷，甚非馆伴之体。

    右所申都省状，其历代史、《策府元龟》及《敕式》，乞详酌指挥施行，并出臣意，不干僚属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为有罪，则臣乞独当责罚，所有吏人，乞不上簿。取进止。

    贴黄：臣谨按《春秋》：晋盟主也，郑小国也。而晋之执政韩起欲买玉环于郑商人，子产终不与，曰：“大国之求，若无礼以节之，是鄙我也。”又：晋平公使其臣范昭观政于齐，昭请齐景公之觞为寿，晏子不与，又欲奏成周之乐，太师不许。昭归谓晋侯曰：“齐未可伐也。臣欲乱其礼，而晏子知之；欲乱其乐，而太师知之。”今高丽使，契丹之党，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买违禁物，传写郑卫曲谱，亵读甚矣。安知非黠虏欲设此事以尝探朝廷深浅难易乎？而陈轩等事事为请，惟恐失其意，臣窃惑之。又据轩等语录云：高丽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国王捉送上国，乞更严赐约束，恐不稳便。而轩乃答之：“风讯不顺飘过。”乃是与闽中狡商巧说词理，许令过界。切缘私往北界，条禁至重，海外陪臣，犹知遵禀，而轩乃归咎于风，以薄其罪，岂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备侍从，事关利害，不敢不奏。

    又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奏论高丽使所买书籍及金箔等事，准尚书省札子，二月十二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所买书籍，曾经收买者许依例收买，金箔特许收买，馀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区区论奏者，本为高丽契丹之与国，不可假以书籍非止为吏人上簿也。今来吏人独免上簿，而书籍仍许收买，臣窃惑之。检会《元祐编敕》，诸以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徒二年。看详此条，但系文字，不问有无妨害，便徒二年，则法意亦可见矣。以谓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来许买《策府元龟》及《北史》，已是失错。古人有言：“一之谓甚，其可再乎？”今乃废见行《编敕》之法，而用一时失错之例，后日复来，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施，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韪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与皮冠，于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买书利害如此，《编敕》条贯如彼，比之皮冠与旌，亦有间矣。臣当谨守前议，不避再三论奏。伏望圣慈早赐指挥。取进止。

    贴黄：臣点检得馆伴使公案内，有行下承受所收买文字数内一项，所买《策府元龟》、《敕式》，虽不曾卖与，然高丽之意，亦可见矣。

    又贴黄：臣已令本部备录《编敕》条贯，符下高丽人使所过州郡，约束旋行去讫。亦合奏知。

    又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再具札子，奏论高丽买书事。今准敕节文，检会《国朝会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赐高丽《九经书》、《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阴阳、地理书等，奉圣旨，依前降指挥。臣前所论奏高丽入贡，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复细故。近又检坐见行《编敕》，再具论奏，并不蒙朝廷详酌利害，及《编敕》法意施行，但检坐《国朝会要》，已曾赐予，便许收买。窃缘臣所论奏，所计利害不轻，本非为有例无例而发也。事诚无害，虽无例亦可；若其有害，虽百例不可用也。而况《会要》之为书，朝廷以备检阅，非如《编敕》一一皆当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详论此事，当遵行《编敕》耶？为当检行《会要》而已？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虽曾赐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犹贤于接续许买，荡然无禁也。又，高丽人入朝，动获所欲，频岁数来，驯致五害。如此之类，皆不蒙朝廷省察，深虑高丽人复来，遂成定例，所以须至再三论奏。兼今来高丽人已发，无可施事。取进止。

    贴黄：今来朝旨，止为高丽已曾赐予此书，复许接续收买。譬《编敕》禁以熟铁与人使交易，岂是外国都未有熟铁耶？谓其已有，反不复禁，此大不可也。

    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

    连元祐七年十一月札子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闻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去岁扈从南郊，亲见百姓父老，瞻望圣颜，欢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复见仁宗皇帝。臣寻与范祖禹具奏其状矣。窃揆圣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继祖武之意。兼奉圣旨，催促祖禹所编仁宗故事，寻以上进讫。臣愚窃谓陛下既欲祖述仁庙，即须行其实事，乃可动民。去岁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谷力胜税钱，盖谓此事出于《天圣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广，望陛下主张决行。寻蒙降付三省，遂送户部下转运司相度，必无行理。谨昧万死，再录前来札子缴连进呈。伏愿圣慈特赐详览。若谓所捐者小，所济者大，可以追复仁宗圣政，慰答民心，即乞只作圣意批出施行。若谓不然，即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烦勘当。取进止。

    贴黄：臣所乞放免五谷力胜税钱，万一上合圣意，有可施行，欲乞内出指挥，大意若日祖宗旧法，本不收五谷力胜税钱，近乃著令许依例收税，是致商贾无利，有无不通，丰年则谷贱伤农，凶年则遂成饥馑，宜令今后不问有无旧例，并不得收五谷力胜税钱，仍于课内除豁此一项。臣昧死以闻，无任战汗待罪之至。

    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祗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祗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

    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祗，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祗矣。何以明之？《诗》之序目：“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醛，燕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有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祗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祗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

    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褅，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祗群望皆合祭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元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机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祗，则日周礼不当祭于圆丘，此何义也？

    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七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玁狁，盖非得已。且吉父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

    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

    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

    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耶？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圆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祗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俯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

    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圆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圣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祗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

    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顾陛下谨守太祖建垄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亿宁上下神祗。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固执，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以时早定。取进止。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

    请诘难圆丘六议札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奏论圆丘合祭天地，非独适时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经，为万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为是，故发六议以开异同之端。欲望圣旨行下，令议者与臣反覆诘难，尽此六议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则其论可得而定也。今奉圣旨，但云令集议官集议闻奏。窃虑议者各伸其意，不相诘难，则是非可否，终莫之决。虽圣明必有所择，而人各自为一议，但欲遂其前说，岂圣朝考礼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议之日，若所见不同，即须画一，难臣六议，明著可否之状，不得但持一说，不相诘难。臣非敢自是而求胜也，盖欲从长而取通也。若议不通，敢不废前说以从众论。取进止。

    乞改居丧婚娶条状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状奏：臣伏见元元祐五年秋颁条贯，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谓于法应赎者。无人供侍，子孙居丧者，听尊长自陈，验实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丧，不得嫁娶，人伦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论礼、色之轻重，不以所重徇所轻，丧三年，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迟，此色之轻者也。释丧而婚会，邻于禽犊，此礼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适时从宜者矣。然不立居丧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礼伤教矣，然犹或可以从权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为之，此何义也哉！男年至于可娶，虽无兼侍，亦足以养父母矣。今使之释丧而婚会，是直使民以色废礼耳，岂不过甚矣哉。《春秋》礼经，记礼之变，必日自某人始。使秉直笔者书曰早，男子居父母丧得娶妻，自元祐始，岂不为当世之病乎？臣谨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请，当时法官有失考论，便为立法。臣备位秩宗，前日又因迩英进读，论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削去上条，稍正礼俗。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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