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鲁班与公输盘是同一个人吗

    鲁班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民间工艺家，是木工、石工、泥瓦工等工匠的共同祖师爷。关于鲁班的传说，先秦时期形成一部分，汉唐时代也记载了一部分，直到宋、明才有了较完整的资料。

    一般书刊上，都把鲁班和公输盘视为一个人，姓公输氏，名盘。因为他是鲁国人，所以也叫鲁班或鲁公输盘。我国古语中盘、般、班三字通用。

    据《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大概就是后来民间的风筝。《墨子·公输》记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墨子就在楚王面前与公输盘打赌，结果墨子赢了，楚国就停止了攻宋。

    山东济南千佛山（原称历山）有鲁班庙，人们把他当作神人供奉，目的是纪念他为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东汉赵岐注《孟子》时说：“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或以为鲁昭公之子。”这说明，鲁班可能是鲁国国王昭公的儿子。也有资料称公输盘不是鲁昭公的儿子，他只能为富贵者建筑宫室台榭，自己却穷得连简陋的草房也盖不起来。

    《礼记·檀记下》记载：季康子之母死了。这时还很年幼的公输若就提出对敛尸下葬的办法进行改革。但守旧的人却极力反对改革，因而公输若的改革方案不能实行。有人说这个公输若就是公输盘或鲁班，盘为名，若是字，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鲁班者，肃州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这个鲁班，可能就是古代的鲁班传说，也可能是一个学鲁班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巫师，是敦煌人。

    根据有关鲁班、公输盘、公输若的13个传说故事所涉及的人物——季康子、鲁公、楚王、宋公、墨子，有人推定鲁班是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510年—前440年左右的人。

    也有人认为鲁班、公输盘是两个人。把鲁班、公输盘视为两人。因此，他们主张不能将公输盘的发明创造记到鲁班的头上。

    两千年来，生产、生活和作战所用的器具，都传说是鲁班发明的，这不能作为信史。有人认为鲁班造了赵州桥、卢沟桥。据说鲁班曾与妹妹比赛，在一夜之内（以鸡鸣为限）要修三座桥。鲁班将赵州桥、卢沟桥修好以后，正在修第三座桥，妹妹怕他累坏了，就学着鸡叫。鲁班以为真的鸡叫，就停了工。这座未竣工的桥，就是鸡鸣驿的石桥。据说，山西的悬空寺、绍兴的北海桥、桂林的花桥、北京天坛祈年殿等都是鲁班修的或鲁班指导修建的。有些地方的自然名胜，也说是鲁班的遗迹，如长江上的瞿塘峡岩穴间露出一块匣子样子的石头，传说是鲁班的风箱。

    古书记载把很多发明创造都集中到鲁班这一历史传说人物身上。但这些，只能算是民间传说而已。

    由此看来，鲁班，公输盘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仍是一个悬案。

    2、 孔子是私生子吗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学说一直统治着中国思想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也受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推崇，成为万世之表。但是，关于孔子的身世至今仍众说纷纭，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因此提出儒学并非孔子所创的观点。

    对于孔子的身世，现在的史书多写得含糊不清。在孔子出生的问题上，将各种史料综合考察，目前学术界的观点无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是私生子。根据孔子的母亲颜氏长期不告诉孔子其父情况的事实，推断颜、孔两家必定关系疏淡，这在孔子曾自称“吾少也贱’的话中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颜氏家境贫寒，她可能是奴隶或平民之女，与叔梁纥绝非“门当户对”，是叔梁纥强暴颜氏，即所谓“野合”后生下孔子，通俗一点说就是私生子。这里对《史记》等书中所述的“野合”给出了新解释。将儒家鼻祖、至圣先师孔子视为“私生子”似乎对其“圣人”身份有所冒犯，然而人们更应当尊重事实。历史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们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一个本来面貌。

    第二种观点是基于对“野合”的另一种解释而产生的。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这样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是说不合正规礼仪。因为孔子之父叔梁纥年长于其母颜氏很多，两人年龄相差悬殊，这样的结合在当时是不合礼仪的。

    以上两种观点在孔子身世的研究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已经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具有神话色彩的说法，虽然不可信，但在史书中仍能找到相关的记载。其中一种是祈祷而生。

    这是一种类似于神话传说的观点，并且显然是儒家弟子为了神化孔子而有意创造的。这种观点认为孔子是其母亲和父亲在尼丘山一起祈祷，感受黑龙的精灵后而生。这种极具想象力的说法，认为其母梦感黑帝神而生孔子，恰恰证明了当时原始宗教依然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

    梦是生命中秘密和神圣的象征，将伟大人物神圣化便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在出生问题上也是必须和凡人不同的，将其“神化”，对于使世人更虔诚地信奉他的思想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孔子的身世至今仍无定论，许多历史学家也因此对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提出了质疑。

    事实上，早在两汉时期，根据《论语》、《墨子》、《周礼》等书，以司马谈父子、刘向父子、班固为代表的汉儒经师们，就已经推测并判断出儒起源于周代的“王宫”。

    在儒的起源问题上，胡适是贡献最大的一个研究者，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坚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在列举大量材料、反复论证之后，他认为儒的起源时代为殷商。

    胡适在论述中称“儒”字的原义是柔、弱、懦、软等意思，“儒”者就是“殷代遗民”的意思，即殷民族里主持宗教的传教士，而拜祖先是此宗教的主题。殷民族被周人征服之后，这些人成了亡国之民的上层阶级。他们在困难的政治环境里，在痛苦的经验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谦恭、不抵抗、礼让等美德，“儒”的诨名也由此得来。因此，孔子并不是儒教的创始者，他只不过是殷亡五六百年以后中兴儒的领袖。

    尽管历史学家对孔子的身世和儒家是否为孔子所创仍无统一的说法，但是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却是毋庸置疑的，他对我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在历史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3、 鬼谷子有无其人

    据传，我国战国时代纵横家的鼻祖鬼谷子为楚国人，姓名传说不一，曾经在鬼谷隐居，因以鬼谷子自号，人们也这样称呼他。但历史上是否存在这么一位神奇的人物，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否认鬼谷子其人的存在。有人认为鬼谷子就是苏秦。也有人认为鬼谷子是对隐士的泛称，既然认为鬼谷子只是泛称隐者，实际上也就是否认鬼谷实有其人。现在学术界也有人认为鬼谷子非历史人物。

    第二种说法认为鬼谷子是神。据《仙传拾遗》记载，鬼谷子“疑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

    第三种说法对鬼谷子的有无半信半疑。《辞海》、《辞源》在介绍鬼谷子时，前面都冠以“相传”二字以示不作确切肯定。

    第四种说法认为鬼谷子是战国时楚国人。现在介绍鬼谷子的文字不系统，不完整，也不可靠，但根据大量见于古籍中的资料，历史上确有鬼谷子其人。

    《史记》最早记载鬼谷子，司马迁与鬼谷子生活的年代相隔较近，根据苏秦、张仪谢世的年纪推测，最多也就一两百年，因此司马迁所记应当是比较可靠的。

    《史记》虽无鬼谷子传记，但是在《苏秦列传》中太史公记曰：“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在《张仪列传》中也说张仪是鬼谷子的学生。

    另外，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引文：“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司马迁未注明出处，但是唐朝人司马贞在《索引》中指出：“此出《鬼谷子》，迁引之以成其章，故称‘故曰’也。”可见司马迁与司马贞都曾见到过鬼谷子的著作。

    许多鬼谷先生遗迹尚在湖北当阳鬼谷洞附近。据《舆地纪胜》记载，此洞“即鬼谷子隐处”。今鬼谷洞外石壁上嵌有3块石碑，均系清光绪五年重修大仙洞的石碑记，在鬼谷洞东南2千米处有棋盘山，亦名云梦山，据《当阳县志》称“传鬼谷子对弈处”。

    综上所述，历史上究竟有无鬼谷子其人尚无定论，要揭开谜底，还需要充足的证据和深入的研究。

    4、 达摩真的面壁九年吗

    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开山鼻祖，是中国佛教史上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物。关于达摩的生平事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的故事。那么，达摩在历史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谓面壁九年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达摩究竟有没有面壁九年呢？

    据史书记载，达摩是天竺国佛教禅宗第27代祖师般若多罗的嫡传弟子。有一天，达摩问他的师傅般若多罗大师：“我得法以后，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传法？”般若多罗回答说：“去震旦（即中国）。”达摩遵照师傅嘱托，东行来到今中国。首先在南朝都城金陵晋见了梁武帝萧衍。据敦煌发现的《坛经》抄本讲，梁武帝问他，自己的一生造寺布施供养，有什么功德？达摩回答说，没什么功德。就这样得罪了皇帝，结果被驱逐出境。

    在南方不受欢迎的达摩，只好渡江北上到魏都洛阳。在过江的时候，达摩看江面宽阔、水深流急，没有船只，正愁着没法渡江，看见附近坐着一位老婆婆，身边放着一捆芦苇。就问道：“老人家，你是准备用这捆芦苇渡江吗？”老婆婆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达摩心想：一个年迈老人可以踩苇过江，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便恭恭敬敬请求说：“老人家，请赐一苇渡我过江。”老婆婆仍然没有说话，顺手抽出一根芦苇递给达摩。达摩双手接过，告别老人，来到江边把芦苇往江面上一放，轻轻踏上芦苇，顺顺当当过了长江。

    后来他几经流浪，终于到达少林寺。这半隐半现的处于山脚下密林深处的小寺庙与世隔绝，正是僧人修炼的好地方。于是达摩决定留在这里。不久，他便在庙后面山坡上的3/4处发现一个小山洞。这个石洞大概有3米高、6.6米长，方方的洞门，正好朝阳敞开，冬暖夏凉，空气清爽。洞前还有一块小草坪，周围浓荫蔽日，不见天空，于是达摩决定就在这里修行坐禅。相传，达摩在这个石洞里，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一次，达摩发现自己刚坐下修炼不久，便不知不觉开始打瞌睡，他认识到打瞌睡是绝不会达到佛教的终极境界的，于是，他毅然地用刀割断了自己的眼皮，扔出了山洞。不久以后，在达摩眼皮落地的地方竟长出一棵茶树芽。从此他不说话，默然地终日面朝石壁，五心朝天，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在思想深处“苦心练魔”。洞内静若无人，万籁俱寂，入定后连飞鸟都不知道这里有人，竟在达摩的肩膀上筑起巢穴来了。达摩在山洞里呆了九年，一直修炼达到佛教的终极。

    后来，当达摩离开山洞开始传授禅宗时，弟子们发现，他坐禅面对的那块石头上，竟留下了一个达摩面壁姿态的形象，衣锦织纹，隐约可见，宛如一幅淡色的水墨画像。在今天的嵩山少林寺西北的五乳峰的山腰，还有一个达摩洞。这是一个临崖开凿的洞，石洞幽邃，深约7米，宽3米。洞前有一座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雕刻的双柱单孔石坊，额上南面刻“默玄处”三字，北面刻“东来肇迹”四字，洞内有达摩及其弟子的石像。人像石旁有诗曰：“九年面壁佛祖在，灵石显影精气神。”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修行整整十年，而不是九年。即通常说的“十年面壁”，就是从这衍生出来的。有学者提出，所谓“面壁九年”的说法的真正原因是达摩所传的禅。他提出“理入”和“行出”的修行方法。所谓“理入”就是“壁观”。有人把“壁观”理解为“面壁静观”，于是就产生了“面壁九年”的说法。所谓“面壁’是比喻通过修行，使人心如墙壁、不偏不倚。实际上是要去除人的思维和认识作用，对于客观事物执著、不起分歧。这样就能“与道冥符，寂然无为”，达到佛教所说的“涅”境界。

    但也有人认为，达摩面壁的故事根本是后人杜撰的，只是表达一种佛学修炼的信念。达摩面壁九年的真实性是被后人质疑的——那么长的时间，不吃不喝也不睡觉，整日端坐在石洞里，这根本不符合生理规律。而且，今天的达摩洞里所谓的影壁，其实只是一些轮廓模糊的石纹线条。这显然是后人钦敬达摩面壁九年的坚定信念和他感天地、化顽石的决心，根据石壁的自然纹理和形态，逐渐揣度描摹而成的。就连达摩这个人，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有说他是“南天竺人”，有说他是“波斯国胡人”，还有说他是南印度人。

    其实，不管达摩有没有面壁九年，这种修行的方法对我国禅宗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5、 王羲之终老何处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以其飘逸的《兰亭集序》流传后世，被历代书法家尊为“书圣”，《兰亭集序》亦成为我国书法艺术中的瑰宝。根据《晋书·王羲之传》的记载，兰亭聚会后的两年，王羲之因为不受朝廷的重用，即“称病去郡”，从此开始了山水之游。然而，王羲之“去郡”以后终老何处？只因史籍语焉不详，至今史家仍无定论。

    第一种说法是认为王羲之终老诸暨苎萝。这种说法是根据宋朝《嘉泰会稽志》的记载确定的。另外，王羲之的好友孙绰所作的碑文，又和正史的记载相符合。同时，主持编撰《嘉泰会稽志》的乃南宋的著名大诗人陆游，历史上向来都对此志的史学价值有较高的评价。所以以上的记载都应当是可信的。

    但又有人提出疑问：《晋书》中所说“王”姓者能妄断就是王羲之吗？难道不可能是王羲之的父辈王旷、王导，昆弟彪之、兴之，或者是侄辈徽之、越之等人？甚至也可能是是与王羲之“不洽”的王述等。也就是说，凡是当时与孙绰友善的王姓贵族和文人都有可能是那个“王”姓者。另外一些认为王羲之的生卒年为321—379年的学者称，孙绰比王氏早9年去世，王羲之怎么可能在孙绰生前就请他为自己写好碑文？可见说王羲之终老诸暨苎萝说是不足信的。

    第二种说法认为王羲之终老于山阴。

    山阴即今天的浙江绍兴。当年王羲之徙至山阴时，绍兴鉴湖水利工程使绍兴的土地得到了较好的垦殖。发达的农业，山青水秀的自然风光，王羲之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了。曾经咏出“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千古名句。之后的几年里，他又在这里任会稽内史，美丽的山水风情已经让他“不能自拔”，那么王羲之决心终老山阴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还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王羲之终老于山阴，即智永移居云门寺。《绍兴县志》记载说，王羲之七世孙，隋初高僧智永，为了便于拜扫在绍兴云门山的先祖墓，便从永欣寺移居云门寺。智永作为王氏的后人，他的书艺在当时也是堪称大家的。作为书法家的智永所祭祀的先祖无疑是被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

    对此，有人提出了反对。持异议者提出，说王羲之因为喜好稽山鉴水而决心终老山阴，这根本就是一种臆测，王羲之所赏叹的地域岂仅限于山阴？这位喜好山水的人，所赞叹的地方还包括今天的嵊县、新昌等地。若据此就判断王羲之“终老山阴”，不是很武断吗？至于智永，虽然他所谓的“先祖”可能包括王羲之在内的智永父辈以上的祖父、曾祖等人，但是因为智永并没有明确说明“先祖”究竟为谁，因而也就不能据此断定智永所说的墓就是王羲之的墓。

    第三种说法认为王羲之终老嵊县金庭。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此种说法，颇有为大众认同之趋势。

    学者们找到了很多可据的史料。《浙江通志名胜》说王羲之的好友许询听说王氏隐居在金庭，便特意从萧山迁到嵊县与王羲之为邻，死后葬在邻金庭的孝嘉乡济庆寺。李白还写诗说：“此中久伫立，入剡（嵊县古称）寻王许。”此诗中所说的“王许”当指王羲之与许询。此外，也有史料记载说，公元361年，王羲之病逝，他的后人知道他喜爱金庭胜景，就将他葬于他的居宅旁边，并明确指出了王羲之是“自琅琊迁会稽、自会稽迁金庭之祖”。在今天的金庭，还有很多当年的遗迹。现在的新合乡有十几个自然村都以王姓为主，村民多自称是王羲之的后裔。王羲之为什么会想到去金庭度过晚年？人们分析说，王羲之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佛道鼎盛之时，整个社会都盛行着尊佛隐逸之风，王羲之本人更是如此。他与当时的高僧竺道潜、支遁、道猷等人都有着密切的交往。竺道潜出身于琅琊华族王氏，和王羲之的父辈有交，他所居住的地方是当时佛道修行者的中心地，支遁在原属剡县的沃洲建寺院教导僧众，人数多达百人；当时的金庭被称为是道家第七十二洞天。崇尚隐逸的王羲之，为了方便与高僧交往，便在辞官后选中了金庭作为自己归隐终老之所。

    虽然这个说法所依据的史料甚多，但是还是有人对它提出异议，比如对王氏《族谱》的怀疑，对王羲之墓中出土的砖乃梁大同年间一事的怀疑等等。

    看来王羲之这位飘逸如其书法的逸士，其人终老何处，还会让后人继续争议下去。

    6、 陈子昂为何英年早逝

    唐初诗人陈子昂，字伯玉，是奋力开拓唐诗发展道路的杰出先驱。他的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不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千百年来广为流传。陈子昂的一生刚正不阿，追求贤明政治，所作的《感遇》诗，指斥时弊，风格清峻，赢得后世的称颂。然而，陈子昂仅活了42岁，便死于非命，人们不禁要问，他到底死于何因？

    据陈子昂生前好友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及《新唐书》、《旧唐书》记载，陈子昂是被贪婪残暴的射洪县令段简迫害致死的。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在朝中任右拾遗的陈子昂上表，以父老乞罢职归侍。武则天下诏允许他带官返乡，仍领右拾遗薪俸。是年秋，陈子昂回到家乡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次年七月，陈子昂之父元敬病故，十月，陈子昂葬其父于射洪武东山南的石佛谷，并为之撰碑。守丧期间，他哀哭不止，气息欲绝，“杖不能起”，健康受到严重损伤。

    就在此时，县令段简“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罗织罪名，欲加害陈子昂。

    陈子昂慌惧，不得不使家人送交二十万缗钱，段简仍嫌太少，多次派吏用车子把病弱不堪的陈子昂拉到县衙传问审讯，进而定罪下狱。陈子昂自度难保性命，忧愤至极，含冤死在狱中。可是，陈子昂是带官归侍，且得到武则天的许可，区区县令段简岂有随意加害之理？由此看来，陈子昂之死，需要另找原因。

    唐代宗大历六年（771），赵儋代梓州刺史鲜于叔明撰写的《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曰：“及军罢，以父年老，表乞归侍。至数月，文林（陈元敬曾任文林郎）卒。公至性纯孝，遂庐墓侧，杖而后起，柴毁灭性，天下之人莫不伤叹。年四十有二，葬于射洪独坐山。”由此碑文可知，陈子昂至性纯孝，为父守丧庐于墓侧，悲伤过度而死，他人加害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然而，唐朝文人沈亚之在《上九江郑使君书》中，却将陈子昂之死同武三思挂起钩来，沈氏认为，武三思怀疑陈子昂摈排，指使县令段简直接加害，以致陈子昂惨死狱中。武三思和段简上下串通谋害陈子昂，则陈子昂只能仰而号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陈子昂或有过反抗武则天的计划，或写过诛讨武则天的文字，犯了武则天的大忌。段简正是抓住这个把柄，以碑文附会律法，以死罪相威胁，终使陈子昂在劫难逃。

    可是，仍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推想陈子昂有反抗武则天之计划或文字，未免凿空。若陈子昂确有其事，段简必然上奏，断无权擅自处理，而《陈子昂别传》也不得言“附会文法”。

    围绕陈子昂的死因，人们提出了诸种不同的看法，究竟何种解释更接近于历史真相，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7、 李白是汉人还是胡人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大诗人。历史上说他的长相特异，对月氏语十分精通，并且据说他的先世曾经流落到西域。那么他的家世如何？李白究竟是胡人还是汉人？

    根据李白自述及其好友的述说，李白是唐玄宗的族祖，出身显赫。在李白自己的作品中，他曾经自述说：“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以及“白本陇西布衣，流落楚汉”、“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等。

    据此，有人推断，李白应该是太宗李世民的曾侄孙。进而再推断，李白的曾祖父有可能是李世民的哥哥或弟弟中的某一个。

    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唐玄宗在天宝年间曾经下过诏书，准许李氏的子孙“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也就是说登记上皇族的户口。为什么李白一家没有去登记呢？李白后来进入了翰林院，有很多与皇帝接近的机会，为什么也从没有提起过？晚年的李白，处境很是艰难，求人推荐的心情也很是迫切，但是他仍然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皇族身份。身为皇族后代是十分荣耀的事情，足以使他光耀门户，青年时代的李白纵然豪放飘逸认为这不值得一提，可是晚年困境中的他为什么仍旧死守？这难道不是有点奇怪吗？有人推测，这大概是因为既然李白的祖上是李世民兄弟中的一个，便可能牵涉到玄武门事变这样一场宫廷恩怨。此外，前文还提到，李白可能是李陵的后裔，因为李陵曾因罪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是很好的名声，故而李白生前只承认远祖李广，却否认李陵。因此，李白生前不愿意将自己的家世公之于众。

    后世对李白父子的了解则更显得模糊。人们会提出疑问：李白的父亲李客为什么要“逃归于蜀”？为什么要“潜还广汉”？是国破家亡、流落异域，还是因为触犯刑律、流放边疆？无论是哪一种理由，在时隔百余年后，都构不成“逃归于蜀”和“潜还广汉”的可以讲得通的原因。那么，促使李客“逃归”、“潜还”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还会有什么更为严峻的理由使李客跑到偏僻的山中？李白父亲的“逃归”之谜，使人们对李白身世的了解更为迷离。

    有人认为，李客的出逃很可能与任侠、避仇有关。他推测说李客或许是一位行侠仗义的侠客，由于其行为触犯了当权者，所以只能是避到穷乡僻壤，隐姓埋名，终其一生。

    如果上述推断得以成立，那么李白家世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就可以略见端倪了。李白父亲特殊的经历和处境，使李白能在诗文中对身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饱含深情，却唯独对自己的家世闪烁其词。他的亲友在提及李白的家世籍贯时也出自“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目的，不得不使用一些托辞和曲笔。这样分析，李白这个皇族的后裔，他不敢将自己的家世形诸文字，更不能登记上皇族的户口，等等疑问，似乎也就有了答案。

    又有人根据李白的长相及其对外语和外族礼节的精通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认为李白的出身并非如他自己所言，而是西域的胡人。持这种说法的人考证说，其一，碎叶、条支等地，在隋朝末年并不在中央政权的势力范围内，怎么可能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这样推断，李白不是汉人而是胡人。其二，从李白之父的名字看，他们认为，其名字是在潜还蜀中后改的，其名为客，是因为西域人的名字与中原不一样，西域人往往被称为“胡客”，因此以“客”为名。其三，隋末，蜀中地区正是与西域胡人贸易往来的区域，李客也许以经商致富，入蜀后因富有渐成贵族。其四，从李白的相貌看，李白“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相貌具有胡人的特征，又精通月氏语，对少数民族的礼节也十分精通。总之，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一结论：李白根本就是一个胡人。

    同时也有许多人对此予以驳斥。他们指出，“窜谪”一词的含义不应如此被限制。古时凡是由汉族居住区域移往外域，即是“窜谪”。何况，李白的先世移居西域并非因罪窜谪，并且谁说这一事件发生在隋末呢？再有，不仅仅西域人入中原被称为“客”，外地汉人入蜀不也可以被称为“客”吗？说李白精通月氏语和懂得夷礼，这也不足以说明李白就是胡人。在唐朝这样一个地域博大、民族融合广泛的帝国里，一个汉族人，如果他的家世与西域有关联，是完全可能精通夷礼夷语的。至于说李白貌似胡人，汉族人中不是也有具有胡人特征的人吗？进而指出，倘若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李客不姓李，是胡人，那么也就不能肯定李白的先人是胡人。

    还有人认为，李白并不是李广的后代。他的先世应该是久居西域的汉人，“潜归蜀中”，后来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所以才更改了姓名。

    另外有一种看法较为折中，认为李白先世既非胡人也非汉人，而是汉胡两族的混血儿。他们查证古籍后，认为李白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嫡孙李陵的后代。当年汉武帝时，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盛怒之下将李陵在中原的妻儿老小全部杀死。李陵后来娶胡女为妻，他的后代也就随胡人俗。隋朝末年，其后裔又蒙难被流放到西域。李白的先世就属于这一支。这样，李白带有胡人的血统，那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分析，可以说折中了所有的观点，似乎也言之有理。

    然而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因为关于李白家世的文字记载之隐约其词而有漏洞，李白自己的记述也使自己的身世扑朔迷离。这位号为“诗仙”的传奇大诗人李白，其身世之谜何时能够解开？

    8、 杜甫死后葬何处

    唐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前忧国忧民，在他的诗歌中处处可见对国计民生的担忧和对君主的殷殷期待。然而，杜甫的一生更是穷困潦倒的一生。诗人的晚年生活更见窘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谓悲凉！后世通常认为杜甫最终死在湘江水上的一条小船里。他死后，儿子宗武无力葬父，只好将父亲的棺材权厝着，直到40多年后，孙子杜嗣业才借助于乞讨，将祖父安葬。那么杜甫究竟被葬在何处？

    关于杜甫最后的葬地，历史上通常有四种说法。分别是湖南的耒阳县、岳阳县、平江县以及河南的偃师县。

    《耒阳县志》记载说，杜甫开始时为避战乱到蜀，后侨居耒阳。当时正好赶上天降大雨，江水暴涨，杜甫很久都没有食物。聂氏县令乘船出迎，并把牛肉和白酒赠给杜甫。有一天晚上杜甫大醉，住宿在江上的酒家，结果被水淹死，只遗落一只靴子在江上，聂氏县令只好将靴子收埋。其他史书也都这样记载。

    由此可以看出，杜甫死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那么耒阳的杜甫墓其实只是一个埋其靴子的衣冠冢。据说，这个墓在耒阳县城北郊二里，建于南宋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明朝嘉靖年间曾为当时的知县马宣重修过。

    而唐朝也有史书认为杜甫死于衡州耒阳，葬于县城北宋江左畔。但是这个杜甫墓并不如前文所说的“尸体不存”。《偃师县志·陵墓志》记载，唐宪宗元和八年时，即杜甫死后的第四十三个年头，杜甫的孙子杜嗣业“启子美之柩，襄事于偃师”，实现了祖父归葬祖茔的遗愿。那么究竟在偃师的什么地方？有史料说是在偃师县西土楼村，也有说是在首阳山。

    唐朝诗人元稹曾经应杜甫孙杜嗣业的请求撰写过《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这篇墓志铭对于确定杜甫的葬处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段记载可以说是确定杜甫墓究竟是在偃师还是在湖南岳阳，或是在平江此三种说法的重要依据。

    后人参照元稹的墓志铭以及《湖南通志》、《巴陵县志》、《平江县志》等文献，认为杜甫在耒阳死后，其子杜宗武并没有继续南下，而是举家移居岳州（即今湖南岳阳），并将葬于耒阳的父亲的灵柩暂时厝于此，所谓元稹所说的“旅殡岳阳”。《巴陵县志》即记载说，“杜甫墓在岳州，今不知其处。按元微之（元稹）墓志，扁舟下湘江，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是杜墓在岳阳也。元和中，孙嗣业迁墓偃师，后人遂失其殡处。”

    后人寻找今天的岳阳，没有找到杜甫的墓地，也没有找到杜甫的后裔。但是后来在《平江县志》中找到了一点线索：今天汨罗江畔的湖南平江县小田村有杜甫墓，还有杜甫的后裔。进而考察出，平江在唐代称为昌江，隶属于岳州，因此“旅殡岳阳”就是权葬岳州昌江。后来，杜嗣业将祖父杜甫的灵柩迂回了河南偃师县西土楼村的祖茔。据《艺文志》记载，清朝乾隆年间，偃师的杜公墓被村民侵成麦地，后邑令朱续志找出了杜甫墓的遗址，并造茔树碑表示纪念。

    也有人认为杜甫原本就病逝于平江，而不是耒阳，所以他的墓所就在平江小田村。杜甫死后，杜宗武贫困无力迁葬，也在平江病逝。再加上当时的战乱，所以杜宗武、杜嗣业这一支就一直在平江留了下来，一方面也方便祭守墓地。

    清朝同治年间，张岳龄在实地考察偃师后，写了一篇《杜工部墓辨》，指出偃师既无杜甫墓，也没有杜氏后代。李元度的《杜工部墓考》也这样说，认为“岳属别无杜墓，遗迹在小田无疑”。

    关于杜甫究竟葬于何处的争论仍在继续，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的看法。战乱中的杜甫受尽了苦难，死后他的去处依旧是一个未解的谜。这是诗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9、 武当拳的鼻祖是张三丰吗

    “北崇少林，南尊武当。”武当派是我国古代一支重要的武学门派，与著名的少林派齐名。两派并称中华武术的两大主脉。武当派武功的特点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武当派的源流却十分复杂，引起众多人士的争论。

    据研究，武当派共有四大派，即正乙派、全真派、玄武派、三丰派。

    武当正乙派，一般不外传，是武当山本宫龙门内部传接的一派。正乙派的“武当太乙揉扑二十三式”曾被金子先生向世人披露过。当年他向他的师傅李合林道长发誓不以此传人，才学得此拳。

    李合林道长称，“武当太乙揉扑二十三式”是在明弘治年间，由本宫龙门及道门流派中的吐纳、导引、技击等融炼而成。从技击角度看，幅度较小，行动较慢。虽然后人不断更新此武功，但它仍具有很强的古典特征。

    武当全真派与玄武派都有许多拳术、剑术。众所周知的八卦掌、太极拳、形意拳以及鱼门拳、猿猱伏地拳、六步散手等民间珍贵拳种均包括在内；剑术有武当剑、白虹剑等。这一派传授之人众多。现存疑问颇多，如太极拳是否发源于陈家沟，董海川是否创立了八卦掌等等。

    历来认为武当派的鼻祖是武当三丰派。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武当武术由最简单的“八门五手”的十三势拳发展到今天，拥有众多门类，包括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武当太极拳、武当八极拳、武当剑、玄武棍、三合刀和龙门十三枪等。

    有人在对史料中的张三丰进行了考证研究后，却指出武当的祖师并不是明代道人张三丰，而是源于少林派。

    经过武当拳法研究会和一些专家在1999年初开始的潜心挖掘整理，100多个武当拳法门派和500多种拳谱得到基本确认。

    几年中，武当拳法研究会和武汉体育学院的一批专家深入到民间考察，通过探访、召开武术名家座谈会等多方搜集资料，并查阅了成堆史料和数百件碑拓笔记。整理的资料总计1000多万字。

    他们从以上史实资料中得出武当祖师张三丰历史上确有其人，并认为，在他提出的“守内、崇实、修性、健身”的原则指导下，武当拳运用“太极说”、“阴阳说”、“五行说”等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顺其自然、以静制动、技进于道”的特点，也进一步完善了武当派的独特理论和技术体系。

    10、 郑和为何下西洋

    郑和，我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最出色的航海家之一。他奉明成祖朱棣之命，7次下西洋，先后到达非洲、亚洲两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的东海岸，创造了远程航海史的壮举。可惜当年郑和航海的全部档案都被当时的兵部侍郎刘大夏付之一炬，后人难以对郑和航海的史料加以详细考证，于是就有了关于郑和航海的诸多谜案，其中一直让后世学者疑惑不解的是郑和下西洋的动机：郑和为何下西洋？朱棣称帝后为何忽然将目光转向了茫茫大海？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第一种说法是认为郑和远航乃是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寻找建文帝。

    众所周知，明成祖朱棣是通过谋反登上皇位的。当初建文帝朱允为了巩固皇权，相继废削了握有军政大权的周王、齐王、代王、岷王等藩王的职权。燕王朱棣唯恐自己被废，并且他对皇位觊觎已久，早就不甘心让自己的侄子为帝，所以就借口“朝无正臣，内有奸恶”，起兵谋反，号称为“靖难”。战争持续了4年之久，朱棣取得了最终胜利，登上了皇位，随即将都城迁至北京，称明成祖，改年号为永乐。就在朱棣大军攻破南京城时，建文帝朱允在一场大火中下落不明。虽然朝廷宣称建文帝已经在大火中丧命，但是朱棣心里明白这只是为了安定民心的做法，建文帝实在是“不知所终”，甚至他一直怀疑建文帝已经出逃。这种推测自然让有“篡位”之名的朱棣不得心安，为了彻底除去建文帝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他多次派人四处秘访建文帝的下落。郑和就是朱棣派出寻找建文帝下落的一支。近年来，有学者考证说，为了寻找建文帝，郑和不但下西洋，而且3次东渡扶桑，到日本去过。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寻访建文帝是郑和远航的一个附带任务，说他是“专程”寻找建文帝踪迹不合情理。他们认为郑和的远航有军事目的。而以郑和航海时的巨大规模，势必也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因为在郑和远航的15世纪，世界范围内还少有如郑和船队那样大的规模和气势，船队所展示出的强大的军事实力足以震慑异域。

    第三种说法认为郑和航海以经济目的为主。明成祖为了增加财源，弥补财政亏损，派郑和出海远航。史实表明，郑和的船队与其所到之处的居民开展了很多的经济贸易，不仅满足了明朝官方对外贸易上扩大市场的需求，而且沟通了西洋大国对明朝的“朝贡贸易”，收效甚好。并且有史料表明，明代的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与亚洲、非洲的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往来，不但明朝官府、周边国家，甚至连沿海官绅、百姓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鉴于这样总体的经济环境，说郑和远航是出自经济目的是有一定根据的。

    第四种说法认为郑和航海以政治目的为主。朱棣知道自己有篡位的坏名声，所以在他登基后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塑造一个好君主的形象。郑和下西洋的巨大规模向外界展示了自己所统治的国家的恢弘气势，这正是朱棣造成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以稳固政权的方式，并且也借此瓦解政敌势力。学者根据史料分析，郑和前三次航海，与东南亚、南亚沿海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后四次则向东亚以西的未知世界探访，开辟了新航路，使海外远国都“宾服中国”。也就是说，郑和远航已经达到了朱棣的既定目标。此外也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的，是“一箭双雕”的行为。

    第五种说法则认为上述的诸种说法都有失偏颇，他们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有阶段性目的的。前三次的目的大致有三：一是追寻传说中逃往海外的建文帝的下落；二是镇抚海外的臣民，同时也是为了炫耀国威；三则是为了扩大海外贸易，沟通与南洋诸国的联系，保持南部海疆的和平。之后的四次下西洋，更多的则带有探险和猎奇的性质。朱棣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对南亚以西的未知世界很感兴趣，同时也想让他们对自己所统治的明王朝有更多的认识，因此派郑和开辟新航路，让海外诸国“宾服中国”。

    尽管有这么多关于郑和远航原因动机的推测，但是至今并没有真正的结果。一个大陆国家为何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远程航海，都在刘大夏对史料的“付之一炬”中成了千古难解之谜。

    11、 唐伯虎点秋香之谜

    明代吴中才子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他恃才傲物，放浪不羁，每每遇到开心之处，则纵情开怀，放浪形骸。民间就流传有“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

    唐伯虎的确曾为一个女子隐名为佣。这在《中国野史大观》中有记载，但只不过这位女子并非叫秋香，而叫桂华，是当时锡山华虹山学士府中的一名女婢，深得华夫人喜爱。唐伯虎对她一见钟情，因而以一才子屈身为佣，最终赢得了美人归。所以说，“唐伯虎点秋香”可能就是唐伯虎赚妻桂华这一故事的演变，唐伯虎没有点秋香，但是点了桂华。

    一天，唐伯虎出去游玩，碰见了在华府为奴的桂华，对她一见钟情。从此唐伯虎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个漂亮女婢的身影，最终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到华府隐名为佣，改名华安伺机而动。

    他到华府先为伴读，结果一手好文章让华学士对他刮目相看，将他留为亲随，掌管文房。一应往来的书信，均令华安处理，没有不合华学士心意的。因此，华学士对华安更加器重，恩宠有加。

    不久，掌管华府典铺的主管不幸病逝，华学士便让华安暂时先代管其事，掌管典铺。华安不负所望，典铺的出纳账目处理得有条有理。华安的工作也特别小心谨慎，秋毫无私。华学士非常满意华安的工作，意欲将其升任为典铺的主管。但唯有一点使华学士不太放心，华安眼下尚是孤身一人，没有妻室，万一哪一天他一走了之的话，委任其主管这样的事务，岂不是有点儿用人不当？

    华学士觉得眼下这样还很难对华安委以重任，必须等到华安有了妻室，心真正安定下来才好，于是找媒婆，商议起为华安择偶婚配的事情来。

    最终，华安和桂华终于在华学士及其夫人的鼎力帮助下，拜过花堂，适时完婚。婚后二人情投意合，恩爱日深。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指出，唐寅并未自称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未点过秋香。唐在29岁时的科场冤案过后，本想以“功名命世”的他变成了一个“春光弃我竟如遗”的感伤者，变成了一个“猖狂披髦卧茅衡，万里江山笔下生”的失意者。在这种潦倒落魄的窘境里，曾经自谓“布衣之士”的唐伯虎决不会说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类自大之语的，更无心做什么三笑点秋香之事。

    因此到底真相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12、 蒲松龄血统之谜

    清朝著名的文言小说作家蒲松龄，以其蕴涵深刻思想意义的作品《聊斋志异》闻名于中国文学史，在海外也享有盛誉。随着人们对《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蒲松龄的血统问题产生了争议。有人说他是汉族，有人说他是蒙古族，有人说他是色目人，有人说他是回族人，还有人说他是女真人，一时间难辨各说真伪。而参考各种典籍文献，至今也难以确定蒲松龄的血统。

    有说法认为蒲松龄是蒙古族人。

    《蒙古族简史》就肯定地说：“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把采自民间的事编写成《聊斋志异》，借以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生动有趣。”

    持此看法的人又将蒲松龄自己写的《族谱序》作为此说的重要证据。在这篇序中，从“般阳土著”、“鲁浑”、“元总管”等字眼中可以看出，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应是元代般阳路总管，不像汉人。相传元朝即将灭亡的时候，蒲氏曾经将遗孤改换名姓寄养在杨氏处，后来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改回自己的蒲姓。而许多姓蒲的人，都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

    一说蒲松龄是回族人或回族人的后裔。

    有人考证历史，发现宋代时前来中国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名字前面大多冠有“蒲”字。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其中的一些人即以“蒲”为姓。而“蒲”是阿拉伯语的汉译，是“尊者”、“父亲”的意思。到了元代，回族人中一些人仍然使用阿拉伯名，但是逐渐改用了汉名汉姓。

    他们根据这个来推断，认为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蒲居仁都是取其父名中的第一个字“蒲”为姓，而“蒲居仁”则为汉人的名姓，“居仁”正取自于《孟子》的“居仁由义”。

    有书中还记载说，蒲居仁曾经任主盐酒铁醋专卖及管理市舶司的都转运盐使，当时担任此职务的人大多都是回族人。这无疑也为蒲松龄是回族人这一说法提供了旁证。

    此外，根据《蒲氏族谱》的记载，有“世秉亲真教，天下蒲皆一脉”的说法，所以，蒲姓者无疑是回族的后裔。

    对蒲松龄是回族人的说法，后人提出了质疑。

    人们分析了《聊斋志异》，发现在这部作品中，蒲松龄毫无顾忌地提及了佛教、道教及俗话中传说中的城隍、判官、阎王等，由此就可以判断蒲松龄绝不是回族人。回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其教徒只信仰真主，对于多神教的诸神是绝口不提的。

    另外，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说自己出生时，他的父亲曾经梦到一个佛教僧人托梦，并自称他的一生经历与僧人相似。可见，蒲松龄全家尊信的是佛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因此蒲松龄也就不可能是回族人。

    还有人亲自前往山东淄博采访了蒲松龄的同族人，从没有人说过蒲松龄是回族人。

    还有说法认为蒲松龄是色目人。有学者根据有关资料推断，蒲松龄的远祖为元朝的般阳总管，明初改姓隐身，因而断定，蒲松龄大概是色目人。此外根据元代的官制，总管路政的人大部分都是色目人，也有回族人和女真族人，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蒲鲁浑不是蒙古族人，而可能是色目人。

    有人在仔细研究了《金史》后发现，有的女真人的名字就是“蒲鲁浑”，而并不是姓“蒲”名“鲁浑”，也不是姓“蒲鲁浑”。也就是说，“蒲鲁浑”是金女真族习用的名字。根据这一点他们认为，蒲松龄可能是女真族后人。

    蒲松龄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则认为蒲松龄是汉族。这些工作人员仔细分析了《族谱序》，认为应该明确认定的是，蒲的祖先是“般阳土著”。般阳，是指汉朝时的般阳县，明洪武元年改州曰淄川，即今天山东淄博市。既然史料说蒲鲁浑、蒲居仁也是当地人，且是当地的“土著”，那么他们就不会是蒙古族人，也不是什么色目人、回族人、女真族人。

    蒲松龄写此《族谱序》时是康熙二十七年，修族谱也在这年，当时蒲松龄49岁，因而可以判断这部族谱是可信的。而福建的那部《蒲氏族谱》则并不可信，其所宣称的“世秉清真教，天下蒲氏皆一脉”，也没有理论根据，有些牵强附会，因此不足为信。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蒲松龄是汉族这一说法，但是由于相关的资料太少，所以还不足以证明他确实是汉族血统。人们期待着更多史料的发现，以早日解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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