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管理混乱，严重地阻碍了水利的进步。
这一时期，总结性的水利科学著作相当丰富。明清之际和清朝末年曾一度引进西方水利技术，但并未得到普遍的应用。
（一）防洪与治河
这一时期，黄河含沙量过高，致使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给防洪带来了许多困难。
自汉朝起，就有人提出利用黄河自身的水流冲刷下游河床淤积的泥沙，但未能就此探讨出可以实行的工程技术方案。
明朝万历年间，主管防洪的总理河道潘季训总结前人的认识，系统提出“束水攻沙”的理论以及实现这一理论的实施方案。
这个系统堤防工程由缕堤、遥堤和格堤、月堤几部分组成。
缕堤在主流约束水流，提高流速，便于冲刷河床中积淤的泥沙。
遥堤在缕堤之外，距缕堤二三里，为的是洪水涨过缕堤时，防止洪水四处泛滥。为了防止特大洪水冲坏遥堤，还在某些地段的遥堤上建有溢洪坝段。
“束水攻沙”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杰出的，潘季训所设计的一系列工程措施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并未达到刷深河床、解决防洪的目的。
当年，黄河在淮阴一带夺淮入海，黄河河床和水位的抬高形成对淮河的压抑，不仅使淮河洪水排泄困难，并逐渐在淮阴以西造成了一个洪泽湖。
最后，黄河还将淮河入海的河道淤塞，而压迫淮河由三河闸改道入江，简直使淮河快成为长江的一个支流了。
向东入海的黄河与南北方向的运河交叉，运河一度依靠黄河之水，但黄河泛滥或淤积过多的泥沙时，运河便要中断。
康熙十六年（1677年），虽然“三藩之乱”尚未平定，清政府还是任命靳辅为治河总督，负责治理黄河和运河。
靳辅的幕僚陈潢重视调查研究，知识渊博。在治河方面，他虽强调筑堤的作用，但又力主治河方法多样化，认为必须因地制宜，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后来，他甚至提出阻止黄河上中游泥沙下行是治河之本，这是后代水土保持的先声。这一思想虽然当时未被人们所重视，但他的其他治河主张，却被靳辅在治河实践中采用了。
靳辅、陈潢治河的主要措施与潘季训基本相同，即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但筑堤范围要比潘氏广泛，除修复潘氏旧堤外，又在潘氏不曾修建的河段加以修建。如河南境内，他们认为“河南在上游，河南有失，则江南（原文为南字，当为北字之误）河道淤淀不旋踵”。因此，在河南中部和东部的荥阳、仪封、考城（仪封和考城现已并入兰考）等地，都修建了缕、遥二堤。又如在苏北云梯关（今滨海县）以东，潘氏认为这里地近黄海，不屑于修建河堤。而靳、陈认为“治河者必先从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则上流自不饱涨”，因此修建了18000 丈束水攻沙的河堤。
靳、陈治河除上面所说的与潘氏有异同外，还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潘氏。潘氏只强调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而靳、陈除了强调束水攻沙外，又十分重视人力的疏导作用。他认为三年以内的新淤，比较疏松，河水容易冲刷，而五年以上的旧淤，已经板结，非靠人力浚挖不可。
他们不仅注意人力浚挖，还总结出一套“川”字形的挖土法。在堵塞决口以前，在旧河床上的水道两侧三丈处，各开一条宽八丈的深沟，加上水道，成为“川”字形。堵决口、挽正流后，三条水道很快便可将中间未挖的泥沙冲掉。“川”字形挖土法，可减轻挖土的工作量，挖出来的泥沙，又可用来加固堤防。
在疏浚河口时，他们还创造了带水作业的刷沙机械，系铁扫帚于船尾，当船来回行驶时，可以翻起河底的泥沙，再利用流水的冲力，将泥沙送入深海中。这是我国利用机械治河的滥觞。
靳、陈等人经过10 年的努力，堵决口，疏河道，筑堤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筑堤为例，累计筑了1000 多里。这样，不仅确保了南北运河的畅通，也为豫东、鲁西、冀南、苏北的复苏创造了条件。
（二）灌区兴建
元明清三代政权相对稳定，农田水利呈平稳发展局面。
元朝时，蒙古族的游牧生活逐渐被内地发达的物质文明所同化。为了搞好农田水利，元廷专设了“都水监”、“河渠司”等水利机构，推动水利建设，并一再颁行《农桑辑要》等农业技术书籍，指导农业生产。
明太祖朱元璋也大力提倡农田水利。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统计，全国共兴建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渠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零四十八处。
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主要由地方或民众自办，以小型为主。由政府或军队主持的农田水利项目主要有畿辅营田（在今河北省），为的是促进京畿地区的农业发展，以减少南粮北运的负担。
随着边防的巩固，边疆水利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清前期的宁夏河套灌区建设，清中后期的内蒙河套灌区和新疆地区灌溉等成绩突出。台湾和沿海的福建、珠江三角洲的农田水利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明朝时，宁夏是边防要地。当时，东起辽东，西到陇西，明长城沿线驻有大军，设了九个军事重镇。其中，宁夏一地就占了两个，即宁夏镇和固原镇：宁夏镇的治所在今银川市，固原镇的治所在今固原县。
明朝推行军屯制度，在边镇驻兵中，有十分之四的人负责戍卫，十分之六的人负责屯田。
为了屯田需要，明军在宁夏平原大兴农田水利，既维修旧渠，又开凿新渠。
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在宁夏凿渠道300 多里。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年-1567年），新渠和旧渠灌田即达13000多顷了。
清朝，宁夏平原的水利建设也有不小的成绩。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相继开凿了大清、惠农、昌润等一批重要的渠道。这样，宁夏平原上新旧渠道有三十多条，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支渠，可谓密如蛛网。其中有十条较为重要，号称“宁夏十大渠”。这十大渠有三条在河东灌区，即秦渠、汉渠和天水渠；五条在河西灌区，即汉延渠、唐来渠、大清渠、惠农渠和昌润渠；两条在卫宁灌区，即由蜘蛛渠演变而来的美利渠和七星渠。
元明清三朝在我国北京建都，关中的政治地位下降，政府不像汉、唐两代那样大力建设这里的水利了。再加上泥沙的淤积越来越严重，关中水浇地的面积逐渐缩小了。
元朝，由于泾水继续刷深河床，泥沙不断淤高渠底，引水渠口只好一再上移。
到了明朝，除引泾工程外，还开发了引渭工程。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开凿了通济渠。此渠西起宝鸡，东到武功，全长210里，还配备了南北走向的四条支渠，可灌溉田地1600 多顷。
清朝，关中水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泾水、渭水、洛水等河流含沙量都很高，以这些河流作为水源的灌区沙害越来越重，灌渠引水也越来越困难。于是，人们只好放弃引泾、引渭、引洛等大型水利工程，而去开辟新水源。关中百姓开始用泉水和山溪水灌溉田地。泉水、溪水的流量毕竟有限，因此这些灌溉工程规模都很小，抗旱力也很弱。
（三）运河开凿
在元明清三朝，由于建都北京，政治中心移到北方，而经济重心却在南方。
太湖流域是元明清三代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自宋朝起，太湖流域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产粮区，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元朝初年，曾一度依靠海运联系南北，但安全是个严重问题，船毁人亡是常事。
当时，还有一条联系南北的水路，是将江南的粮食装船，沿江南运河、淮扬运河（扬楚运河）、黄河、御河（卫河，相当于永济渠中段）、白河抵达通州。这条运道问题较多。黄河为西东走向，北上粮船须向西绕到河南封丘，航程很远，而从封丘到御河，还有200 多里，无水道可用，必须车运，道路泥泞时，车行极为困难。这样，如果重复唐宋的老路来连接南北，则过于迂回曲折。
南北之间的交通联系是维护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元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有一条又直又安全的水道，从江南直达大都。
为实现这一愿望，关键问题是山东地区能否开凿运河。只要在这里凿出一条渠道，南北直运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于是，开凿北京直达杭州的大运河就成为当务之急了。
在大科学家郭守敬主持下，一些熟悉水利的大臣论证了海河水系的卫河、黄河下游、淮河、泗水沟通的可能性，并进行大范围的以海平面为基准的地形测量。最后，证实跨越山东的京杭大运河的方案是可行的。
得出肯定的答案后，忽必烈下令，从至元十三年（1276年）开始，征发大批民工，开凿京杭大运河的关键河段——今山东济宁至东平的一段，然后又向北延伸，与海河水系的卫河相通。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元朝，完善于明朝，到清朝时仍是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它北起全国政治中心大都（今北京市），南到太湖流域的杭州。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到三十年（1293年），三年间，在郭守敬的主持下，开通了今北京至通县的一段。至此，大运河南接江淮运河，航船可以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由杭州直抵北京，并在此后500年的时间里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这条长达3600里的运河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项杰作。
为了让南粮直达大都城，郭守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隋朝时，今北京一带本有一条永济渠。但永济渠的北段主要由桑干水改造而成，而桑干水的河道摆动频繁，史称无定河。唐朝时，由于桑干水改道，永济渠已经通不到涿郡（今北京）了。金朝，中都（今北京市）有一条名叫“闸河”的人工河道，由都城东到潞河，可以运粮。金朝后期，迫于蒙古大军的威胁，迁都洛阳，闸河便逐渐淤塞了。
元朝初年，为了解决大都——通州间的粮运问题，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在旧水道的基础上，拓建了一条重要的运粮渠道，叫阜通河。
阜通河以玉泉山水为主要水源，向东引入大都，注于城内积水潭。再从积水潭北侧导出，向东从光熙门南面出城，连接通州境内的温榆河，温榆河下通白河（北运河）。
玉泉山水的水量太少，必须严防泄水。运河河道比降太大，沿河必须设闸调整。于是，郭守敬于40多里长的运河沿线建了七座水坝，人称“阜通七坝”，民间称这条运河为“坝河”。
坝河的年运输能力约为100万石，在元朝，它与稍后修建的通惠河共同承担由通州运粮进京的任务。
元朝初年，还凿了一条名叫金口河的运道。金口河开凿于金朝，后来堵塞了。在郭守敬主持下，于至元三年（1266年）重新开凿。它以桑干水为水源，从麻峪村（在今石景山区）附近引水东流，经大都城南面，到通州东南的李二村与潞河汇合。这是一条以输送西山木石等建筑材料为主的水道，是从营建大都的需要出发的。
当初，元朝实行海运、河运并举。由于海运船小道远，运量不大；而河运又有黄河、御河间一段陆运的限制，运量也很少。两路运到通州的粮食总计100多万石，由通州转运入京的任务，坝河基本上可以承担。
后来，海运技术不断改进，采用了可装万石粮食的巨舶运粮，还摸索出比较直的安全海道，再加上济州、会通两河的开凿，运到通州的漕粮大量增加。这样，大都、通州之间仅靠坝河转运已经远远不够用了。于是，郭守敬主持开凿第二条水运粮道——通惠河。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新河工程正式开工。郭守敬通过实地勘察，见大都西北山麓一带山溪和泉水很多，便将它们汇集起来，基本解决了新河的水源问题。他从昌平县白浮村开始沿山麓和地势向南穿渠，大致与今天的京密水渠并行，沿途拦截神山泉（白浮泉）、双塔河、榆河、一亩泉、玉泉等水，汇集于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瓮山泊以下，利用玉河（南长河）河道，从和义门（今西直门）北面入城，注于积水潭中。以上这两段水道是新河的集水和引水渠道，瓮山泊和积水潭是新河的水柜，为新河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水量。积水潭以下为新运河的航道，它从潭东曲折斜行到皇城东北角，再折而向南沿皇城根直出南城，沿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到高丽庄（通县张家湾西北）附近与白河汇合。从大都到通县一段，因河床比降太大，也为了防止河水流失，特地修建了11 组复闸，共有坝闸24座。为了保证航运畅通，这24座坝闸都要派遣闸夫、军户管理。这些坝闸，开始时都是用木料制作的，因运行良好，后来都改成永久性的砖石结构了。
由引水段和航运段组成的这条新运河有320多里。经过一年多的施工，主体工程建成后，忽必烈赐名“通惠河”。通惠河建成通航后，大都的粮运问题终于解决了。积水潭成为大都城内的重要港口，舳舻蔽水，帆樯如林，盛况空前。
明朝时，对大运河的关键河段会通河进行了治理。
当初，会通河仅指临清——须城（东平）间的一段运道。明朝时，将临清会通镇以南到徐州茶城（或夏镇）以北的一段运河都称会通河了。会通河是南北大运河的关键河段。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原武（河南原阳西北）决口，洪水夹带泥沙北上，会通河三分之一的河段被毁。于是，大运河中断，不能运粮北上进京了。
永乐元年（1403年），朱元璋四子朱棣定都北平，易名为北京，准备将都城北迁。永乐皇帝鉴于海难频发，海运安全毫无保证，为解决迁都后的北京用粮问题，决定重开会通河。
永乐九年（1411年），永乐皇帝命工部尚书宋礼负责施工，征发山东、徐州、应天（今南京）、镇江等地30 万民夫改进分水枢纽，疏浚航道，整修坝闸，增建水柜。
元朝的济州河以山东省的汶水和泗水为水源，先将两水引到任城，然后进行南北分流。由于任城不是济州河的最高点，真正的最高点是其北面的南旺，因此，用任城分水时，南流的水偏多，北流的水偏少，以致济州河北段河道浅狭，只能通小舟，不能通大船。宋礼治理运河时，仍维持原来的分水工程，又采纳熟悉当地水文的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戴村附近的汶水河床上筑了一条新坝，将汶水余水拦引到南旺，注入济州河。这样，济州河北段随着水量的增多，通航能力也就大幅度地提高了。几十年后，人们完全放弃了元朝的分水设施，将较为丰富的汶水全部引到南旺分流，并建了南北两坝闸，以便更有效地控制水量。大体上说为三七开，三分南流汇合泗水，七分北流注入御河。人们戏谑地称之为“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接着，将被黄河洪水冲毁的一段运道改地重新开凿。旧道由安山湖西面北注卫河，新道改从安山湖东面北注卫河。这样，黄河泛滥时，有湖泊容纳洪水，可以提高运河水道的安全保障。另外，这里的地势西高东低，便于引湖水补充运河水量。
为了让载重量稍大的粮船也可以顺利通过，宋礼展宽并浚深了会通河的其他河道：拓宽到32尺，挖深到13尺。
南旺湖北至临清300里，地降90尺。南至镇口（徐州对岸）290里，地降116尺。会通河南北的比降都很大。为了克服河道比降过大给航运造成的困难，元朝曾在河道上建成31座坝闸。这次明朝除修复元朝的旧坝闸外，又建成7座新坝闸，使坝闸的配置更为完善，进一步改进了通航条件。由于会通河上坝闸林立，因此，明人又称这段运粮河为“闸漕”。
除上述工程外，为了更好地调剂会通河的水量，宋礼等人“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置了新的水柜。
经过明朝初年的全面治理，会通河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年平均运粮至京的数量，由以前的几十万石，猛增到几百万石。这也加强了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的决心。不久，他宣布停止取道海上运输南粮北上京城。
南宋初年，为了阻止金兵南下，杜充命令宋军掘开了黄河大堤。从此，黄河下游南迁，循泗水、淮河的水道入海。于是，在元、明两代，南北大运河从徐州茶城到淮安一段，便利用淮河水道作为运粮之道了。人们称这段长约500里大运河为“河运合槽”或“河淮运合槽”。由于黄、淮水量丰富，运道无缺水之患。但黄河多泥沙，汛期又多洪灾，也严重威胁着航运。黄河对于运河既有大利，也有大害，因此人们说“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
元、明两朝，黄河下游南迁日久，河床淤积的泥沙与日俱增，经常决口，对于运河已经发展到害大于利的地步了。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人们在淮北地区开凿了一批运河新道。
嘉靖五年（1526年），黄河在鲁西曹县、单县等地决口，冲毁了昭阳湖以西一段运河。南北漕运被阻，明廷决定开凿新河，于嘉靖四十六年（1567年）完工。这段新河，北起南阳湖南面的南阳镇，经夏镇（今微山县治所）到留城（已陷入微山湖中），长140 里，史称夏镇新河或南阳新河。旧河在昭阳湖西，原属会通河南段，易受黄河泛滥冲击。新河在湖东，有湖泊可容纳黄河溢水，比较安全。
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黄河在沛县决口，徐州以北运道被堵，两千多艘北上的粮船被阻于邳州（治所在今睢宁西北）。几十年后，黄河在山东西南和江苏西北一带再度决口，徐州一带运河断水。于是，在明廷主管工程的官员杨一魁、刘东星、李化龙等人相继主持下，除治理黄河外，又于微山湖的东面和东南面开凿新河，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全部完工。它北起夏镇，接夏镇新河，沿途纳彭河、东西泇河等水，南到直河口（江苏宿迁西北）入黄河，长260 里。它比旧河顺直，又无徐州、吕梁二洪之险，再加上位于微山湖东南，黄河洪水的威胁较小，所以它的开凿，进一步改善了南北水运。因为这条新河以东、西两泇河为主要水源，所以称为泇河运河。
最后，在明末清初，又开凿通济新河和中河。泇河运河竣工后，从直河口到清江浦（今清江市）一段运道约180 里，仍然河运合槽，运河并未彻底摆脱黄河洪水和泥沙的威胁。因而河运分离的工程必须继续进行。通济新河凿于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西北起直河口附近接泇河运河，东南至宿迁，长57 里。中河是清朝初年在著名治河专家靳辅、陈潢指挥下修建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动工，两年后基本凿成。它上接通济新河，下到杨庄（在清江市）。杨庄与南河北口隔河相望，舟船穿过黄河，便可进入南河。至此，河运分离工程全部告成。
河运分离工程是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治理运河的主要工程之一，它的完工，使淮北地区的运河基本上摆脱了黄河的干扰，保证了运河的正常航行。
（四） 海塘工程
元朝时，在杭州湾两岸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石塘修建。
在杭州湾北岸修一条长达150里的石塘，南起海盐，北到松江。
在南岸的余姚、上虞一带，地方官吏叶恒、王永等人也修建了4000多丈的石塘。
这些石塘在技术上有许多创新：一是对塘基作了处理，用直径一尺、长八尺的木桩打入土中，使塘基更为坚固，不易被潮汐淘空；二是在用条石砌筑塘身时，采用纵横交错的方法，层层垒砌，使石塘的整体结构更好；三是在石塘的背海面附筑碎石和泥土各一层，加强了石塘的抗潮性能。这种石塘结构已经比较完备，是后来明、清两朝石塘的前身。
元朝时，对苏北“范公堤”、“沈公堤”作了维修和扩展，使两堤的长度延伸到300里以上。
钱塘江口水面宽阔，从南岸到北岸远达几百里。由于中间屹立着一些岛屿，形成三条水道，分别叫作南大门、中小门和北大门。13世纪以前，无论是钱塘江水还是海潮，主溜基本上是走南大门。后来，由于钱塘口沙嘴变化等原因，海潮主溜逐渐移到北大门，而钱塘江口涌潮主溜则走南大门。因为南岸有许多小山，涌潮不致造成严重灾害。而钱塘江下游的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地势低平的太湖流域，涌潮主溜走北大门，便会酿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如万历三年（1575年），走北大门的涌潮毁农田八万多亩，死了三千多人。当主溜走南大门时，海宁旧城（盐官）南面有大片陆地，它离杭州湾40余里。主溜走北大门后，大片大片的陆地被涌潮吞噬，钱塘江岸步步后撤，旧海宁便成为一座面对大海的危城，只好北迁。杭州湾北岸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太湖流域的前沿，明政府频繁地组织人力、物力，修建当地的海塘。
明朝历时276年，在这里修建海塘就多达20多次。在频繁修建浙西海塘的进程中，人们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塘工结构，以提高抗潮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浙江水利佥事黄光升创造的五纵五横鱼鳞石塘。他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认为旧塘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塘基不结实，二是塘身不严密。因此，他主持建塘时，在基础方面，必须清除地表的浮沙，直到见到实土，然后再在前半部的实土中打桩夯实。这样的塘基承受力大，也不易被潮水淘空。在塘身方面，用长、宽、厚分别为六尺、二尺、二尺的条石纵横交错构筑，共18层，高三丈六尺；底宽四丈，五纵五横，以上层层收缩，呈鱼鳞状，顶宽一丈。石塘背后，加培土塘。这种纵横交错、底宽顶窄、状如鱼鳞的石塘十分坚固，但造价很高，每丈需用白银300 两。
因此，当他改造到全部塘工的十分之一时，筹集的经费便用光了。其他地方只好仍用旧塘。
除浙西海塘外，为防止长江口的涌潮危及南岸产粮区，明朝对嘉定、松江等地海塘的修建也同样重视。
黄河和淮水所携带的泥沙堆积，使苏北沿海淤成了大片新地，范公堤逐渐失去作用。人们又于堤外建新堤。先后建成土塘800 多里。
在清朝的大部分时期里，钱塘江涌潮的主溜在北部，仍然对着海宁、海盐、平湖等浙西沿海。清朝前期，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耗费纹银700多万两，将这里的大多数海塘都改建成朱轼创造的最坚固的鱼鳞石塘。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朱轼曾先后担任浙江巡抚、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在他任职期间，多次主持修建苏、沪、浙等地的海塘。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朱轼综合过去各方面的治塘先进技术，在海宁老盐仓修建了500 丈新式鱼鳞石塘。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台风和大潮同时在钱塘江口南北一带登陆，酿成了一次特大潮灾。当时，除朱轼在老盐仓所建的新式鱼鳞石塘外，杭州湾南北绝大部分的海塘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生命、财产损失十分惨重。
当初，朱轼改进的新鱼鳞石塘由于造价高，每丈需银300两，所以没有推广，只造了500 丈。经这次大潮考验后，被公认为海塘工程的“样塘”。为了浙西的安全，清政府不惜花费重金，决定将钱塘江北岸受涌潮威胁最大的地区一律改建成新式鱼鳞石塘。
此外，在崇明岛，清朝也着手兴建海塘工程。崇明岛是今天我国的第三大岛，面积一千多平方千米。唐朝时，它还是一个小沙洲，面积只有十几平方千米。由于江水和潮水中的泥沙不断沉积，到明、清时，逐步发展成为一座大岛了。从明末起，为了围垦这块新地，人们开始在岛上修建简单的海堤。乾隆时，筑了一条具有一定规模的土堤，长100 多里。光绪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又在其上修建了石堤。
清朝为了防止潮灾，做了一些新的探索。一是涌潮的主溜走北大门和南大门都易酿成潮灾，特别是走北大门时，灾害更为严重。因为只有走中小门时潮灾才较小，所以乾隆皇帝在位时曾组织力量疏浚中小门水道，引涌潮主溜由此通过，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二是清末修建海塘时，尝试着在工程中使用了新式建筑材料——水泥。这一试验当时虽因地基沉陷而失败，却为人们提供了经验教训。后来，逐渐以水泥作为塘工材料，并受到了青睐。
千百年来，苏、沪、浙海塘工程的发展，反映了当地人民与潮灾斗争的坚强毅力和聪明才智。
海塘的修建，对广大人民的人身安全，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都是有力的保证。
（五）水利科学
元、明、清三朝，水利规划理论有了很大的进步。
明朝，以潘季训为代表的“束水攻沙”治河思想的完善和系统堤防的修建，使治河堤防工程技术发展到了高峰。
明清以来，大批关于水利工程技术、治河防洪方法的专著陆续问世，现存的古代水利文献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编纂的。各地的地方志大多设置了水利专业志和漕运志。
在农田水利方面的专著中，最著名的有元朝王祯的《农书》、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清乾隆年间官修的《授时通考》。这些书对于各种类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尤其是对灌溉和水力机械方面的记述尤为精详。
地方性农田水利专著越出越多，如明朝姚文灏的《浙西水利书》和沈问的《吴江水考》、清朝吴邦庆的《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和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前两部书是太湖水利的代表性著作，后两部书分别是研究海河流域和新疆水利的重要著作。
专门记述工程的书也很多，如元朝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泾渠图说》，清朝王太岳的《泾渠志》、王来通的《灌江备考》、王全臣的《大清渠录》、程鸣九的《三江闸务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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