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共产党的兴衰沉浮
西方共产党历史勃兴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60多年前。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成立，这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与缔造的政治组织，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1869年，伴随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民族国家落地生根，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
我们注意到，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称作共产党，而是社会民主（工）党。这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一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而非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看来，19世纪中叶欧洲的社会民主派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曾指出，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实现的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极，而是为了缓和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其实质始终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这种改造始终不能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势。一方面，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时候，要慢慢地训练人民群众，在日常斗争中善于妥协，既不回避选举，也不放弃议会斗争，这种形势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迅速流行起来；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又使得这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也接受了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情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概念的态度做了一些调整：暂时容忍了它。
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创建了第二国际，其所属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上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在1896年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使社会民主党这个称呼所包含的内容发生了一次变化。会议虽然重申了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却把为夺取政权所应采取的措施归结为一系列相关普选权的要求。而随着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更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社会改良的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又使第二国际堕落成为在国际范围内替民族沙文主义辩护的联合会。面对这种状况，1914年12月5日，列宁发出了抛弃“被他们（指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作者注）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而恢复共产党人这个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4]的呼吁。欧洲各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纷纷响应他的号召，相继组建共产党，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共产党正式诞生。而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影响下，西方各国共产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西方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潮出现在二战后初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各国共产党积极动员和领导人民同法西斯势力展开斗争，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战争结束之初，各党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和群众拥护，自身力量空前壮大。在1945～1947年间，西方共产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450万，达到二战前的2.5倍。与此同时，许多共产党还积极参加了议会选举和政府的组阁活动，法国、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先后参与本国政府。
然而，西方共产党的这种发展局面并未能持续多久。1947年起，随着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开始，各党的处境不断恶化，很快转入了发展低潮。受西方反共势力的挤压，各国共产党纷纷丧失了参政权，组织力量也迅速下降。在反动势力的大肆迫害下，一些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一些共产党被迫处于半合法地位，还有一些共产党被迫流亡。
在这种发展困境中，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共产党加快了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脚步。这一时期发展探索的重要特点，是各国共产党表现出越来越独立自主的发展倾向。在实践中，它们致力于摆脱苏联共产党对其在思想、组织和政治上的影响和控制。在理论上，则认真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和教训，重新审视和认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思想和主张，进一步完善了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模式。这种积极的思考和探索，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共产党实现“欧洲共产主义”理论转型及其新的实践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进入70年代后，由于1968年后席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的学生及工人运动，也因为资本主义发生了由石油危机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危机，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转机。特别是一些倡导“欧洲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积极适应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变化，进行理论政策的变革和调整，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和作用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高潮。到70年代末时，法共党员数由60年代低谷时的30万猛增至70万。意共党员数也从150万增加到181万。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几个推翻国内独裁统治、获得合法地位的共产党，也得到迅速壮大。这样，在70年代共产党力量发展的回升期，西欧地区的共产党党员总数最高达到250多万，拥有选民两亿多，选票2000多万张。其他地区的一些共产党，如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力量也有小幅增加，对工人运动和群众组织产生了积极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右翼政党纷纷在西方国家上台执政，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发展再次陷入困境。各国共产党党员数大幅下降，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西班牙共产党仅存党员8万左右，意大利共产党党员数为143万，法国共产党只剩党员20多万。同时，各党议会得票率也急剧降低，法共在80年代初时表现尚好，在1981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均接近20%，并在1981～1984年参加政府。但到80年代中期法共开始显现颓势，在1986年3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跌到10%以下，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法共候选人仅获6.85%的选票。意共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也一路下滑，1976年为34.4%，1983年为29.9%，1987年为26.6%，1988年为21.9%。其他国家共产党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力量下降。这种下降趋势一直延续到苏东剧变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剧烈冲击和严重挫折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共产党再次陷入了长时间的发展低潮。
2.西方共产党在低潮中缓慢复苏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在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狂潮中，在10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如多米诺骨牌般相继丧失政权，丢掉了江山。世界上“红色政权”的土地面积随之缩小了2/3，人口减少了3亿多。苏东剧变也在西方国家共产党中造成了强烈震荡。一些共产党组织解散消亡了，一些共产党改名易帜，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政党，也有的共产党转变成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的边缘化激进团体。从整体上看，在剧变的冲击下，西方共产党力量损失过半。在共产党势力最为强劲、影响也最大的西欧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数目从剧变前的30多个减少到20多个，党员数从200多万锐减至不足100万，各共产党在本国议会中所占的议席数也由288席减少到89席。西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一时处于极大困境中。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顽强生存下来的共产党，顶住国内外压力，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战略和活动方式，致力于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经过长期不懈努力，这些共产党的组织力量逐渐趋于稳定，社会影响也慢慢有所恢复，为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延续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在过去20多年间，西欧地区的共产党在经历了不断分化与重组的考验之后，总体组织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西欧各国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大多不止一个，许多国家存在两个甚至三个以上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或者自称是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比如在英国，就有包括英国共产党（“晨星报派”）、新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马列）、苏格兰共产党等多个共产党组织。因此较之苏东剧变之初，西欧共产党在数量上有所扩大，现在该地区大约存在着30个共产党组织。但是，这些共产党的整体力量并不平衡。有影响的仍然是几个传统大党，比如法国共产党，拥有党员13万多；葡萄牙共产党，拥有党员约6万；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拥有3.7万党员；西班牙共产党，有4万多党员；希腊共产党，拥有党员3万多；意大利共产党人党，有党员2万。除此之外的共产党组织规模很小：芬兰共产党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大的共产党，在国内有一定影响，虽然在议会中没有代表，但在包括赫尔辛基在内的一些城市拥有地方议员，该党宣称拥有党员3000人；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约有200人；瑞典共产党在2010年议会选举中获得375张选票；丹麦共产党、丹麦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丹麦）共有约1000名党员；挪威共产党约有500人；德国的共产党在2008年拥有党员4200人，不到德国统一前的1/10，而且党员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英国最大的共产党组织是英国共产党（“晨星报派”），在2008年党代会上宣称拥有党员941人。
美国共产党是美国左翼中人数最多、影响也最大的政党。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一样，美共也因苏东剧变而受到影响。经过多年的重建努力，美共力量逐渐恢复，现在几乎每个州都有美共的分支。美共登记在册的党员约有2500～3000名，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拥有成员1000人。其党员成分主要是产业工人，也包括一些科技人员和教育、医疗工作者等。
日本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非执政共产党之一。由于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共就与苏共发生了严重分歧和冲突，多年来两党一直呈对抗状态，因此在苏东剧变发生时，日共并没有像其他共产党那样遭遇内部危机。近十几年来，日共一方面抓组织建设，一方面进行纲领路线的调整和变革，党自身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目前，日共的党员人数从1994年的不到36万增加到约40万，党支部发展到25000个，党的基层组织网覆盖全国。但在国会选举中，日共的劣势并未得到改善，参议院中的议席数一直在缓慢下降。针对这种状况，日共及时进行反思和调整，提出了一些直面日本社会要害问题的务实且大胆的新政策，使得日共人气飙升。仅在2007年9月至2008年5月间，就新增了约8000名党员。日本共同社2008年4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日共的民众支持率为4.1%，其中在30多岁男性中的支持率为11%，在20多岁女性中的支持率为9.4%，达到了日共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在世界其他发达地区，也依然有共产党存在和活动。在加拿大，虽然因为苏东剧变的发生引发了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但加共最终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了下来。现在加共拥有自己的机关报《人民之声》和党刊《火星报》，党员约有1000人。1989年，澳大利亚共产党也曾一度宣布停止活动，1996年澳大利亚的左翼小党“社会主义党”宣布更名为共产党，新澳共由此重建。重建后的澳共，积极致力于反资本主义和争取人民权益的斗争，通过机关报《卫报》传播其思想理念，目前是在南半球发达国家中唯一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共产党组织。
3.西方共产党思想理论的新变化
苏东剧变后，经历了生死存亡严峻考验而坚持下来的西方共产党，在为“生存而战”以及谋求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努力适应国内外形势和条件的变化，积极进行理论、战略策略的调整和创新，致力于探索一条摆脱危机、走出低谷的发展道路。
批判反思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必然胜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诸多新变化。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一些新特点，西方国家共产党虽然大都不再提“资本主义迅速崩溃”、“社会主义快速胜利”等观点，但普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绝不可能根本解决其基本矛盾，反而会使这些矛盾越来越深。它们坚信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没有变。法国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全球霸权的分化、政治的混乱、制度的退化孕育了新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从普遍层面上看，人们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陌生感，而共产主义的希望越来越具有现实性。要用劳动是否异化、人性是否得以实现、人是否全面发展作为标准来衡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法共的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统治。葡萄牙共产党指出，虽然资本主义有时展现出某种出人意料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但其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仍然面临着不可解决的矛盾。在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后，资本主义“终结历史”的神话并没有持续多久，新自由主义的处方以及诸多证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命题很快声名扫地。资本主义本身非但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利益，反而成为人类生存的一大威胁。社会主义的需要和可能性植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体系性矛盾之中。德国的共产党也指出，资本主义不能为日益深化的社会矛盾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今后仍将面临极大挑战。不仅经济、社会和其他差距仍然巨大，而且我们的生活基础也受到威胁。未来的替代只能是社会主义。
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西方共产党受苏联共产党影响很大，有照抄照搬、盲目追随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们依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苏东剧变后，它们逐渐摒弃了一味抄袭苏共的做法，更加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活动和斗争方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实践有了新的发展。西欧地区最大的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理论，倡导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变革”来“超越资本主义”。2006年召开的法共33大，又提出“21世纪共产主义观”，进一步丰富了“新共产主义”的理论内涵。葡萄牙共产党提出了以实现“先进民主”为目标，建设葡萄牙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希腊共产党倡导通过建立反帝反垄断民主阵线，来实现“人民经济”和“人民治理”的理论。美国共产党提出了带有明显美国特色的“权利法案社会主义”主张，突出强调维护权利法案与争取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民主对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日本共产党则依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对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日本式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补充和完善，指出“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是日共新世纪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主张通过和平的议会手段，建立多党执政的“民主联合政府”，在资本主义宪法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进而迈向日本式的社会主义。
从实际情况出发，调整制定新的理论政策。苏东剧变后，西方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加强了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积极进行理论政策的调整与革新。在进行理论变革过程中，各国共产党的观点和主张不尽相同，调整的幅度也存在差异。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探索稳健、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较多的类型，具有代表性的是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美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等。这些党的共同特点是：继承自己的传统较多一些，较为明确和坚定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比如，它们大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合理的经济计划，坚持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强调发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坚决反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等等。当然，它们对这些方面的坚持也结合了资本主义的实际和本国国情，而非像过去那样僵化、教条。
二是变化幅度大、强调自己的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大区别的类型，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等。它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有很大不同，比如它们有的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具体的社会制度；有的认为社会主义只是对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无形价值的追求，而不是公有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等有形特征；不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种在现有社会内部的“超越”工程；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是所有的进步力量都是平等主体，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党的主张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也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进行着反思和调整。比如近些年来，法国共产党就纠正了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偏向，逐渐转向强调党的阶级立场和工人阶级政党的身份特征，强调法共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相区别的独立性等等，其“新共产主义”理论主张得到充实和完善。
倡导民主团结，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努力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西方共产党也非常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当前西方各国共产党在党建上的共同特点，是普遍关注党内民主建设，突出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共产党依据“新共产主义”建设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民主的新型共产党的要求，不断强化党内民主运行机制，贯彻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并多次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调整与革新，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推进革新和开放中，一直主张增强党的政治争论和立场观点的透明性，展开真正自由的讨论。在2008年的七大上，重建共尤其指出，民主不仅是一种形式，而是要求其成员真正参与党的生活，参与政治规划和决定的形成，呼吁党员要自由地、非形式化地参与重要政治议程和抉择的决策过程。葡萄牙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原则，建立在对民主集中制的创造性发展基础之上。其显著特点表现在深入的党内民主、统一的总的行动路线和统一的中央领导层。葡共提出“团结协定”，要求加强党内团结、广泛开展争论、积极进行斗争，以建设一个更加强大、更具有影响力的党。美国共产党二十八大在充分肯定近年党建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建党战略的三项原则，即公开发展、独立自主和民主建党。为了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党，美共新党纲对民主集中制做了新的解释，指出党建应以灵活性、集体性、团结和互相承诺为目标，争取全体党员支持全党民主地制定政策，而不是以纪律来强迫少数人接受。2011年美共主席塞缪尔·韦伯公开发表长文《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党：形态、理论与立场》，为新世纪美共党建指明了方向。日本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党建工作，在斗争实践中，日共一直围绕着组织、思想、作风和财政进行党的建设。这些富有特色的党建工作，成为其长期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日共进一步提出要加速“以支部为主角”的党建工作，强调要加强基层支部和群众运动的联系，将日本共产党建设成为“能在选举中获胜的、强有力的政党”。
4.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的西方共产党
2007年末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弊端充分暴露出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和阐释重新受到关注，社会主义再次展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感召力。身处资本主义危机旋涡中心的西方各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危机给自己带来的发展机遇。它们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立场主张，彰显自己的政治存在，希望借此契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复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伊始，各国共产党迅即做出反应，对危机产生的动因、根源与实质进行深刻反思和剖析。它们普遍认为，这场危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由监管缺位、金融政策不当、金融发展失衡等原因酿成，但在根本上并非资本主义的一次偶然“失控”，而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和唯利是图的本质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冲击全球的危机并非仅仅局限于金融或经济领域，它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和生产方式上的危机。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危机，它既证明了“不合理、不道德、有悖历史发展潮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性”，也表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和崩溃，颠覆了苏东剧变代表着资本主义最终获得胜利的神话。危机并非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曲折，而是其必由之路。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各国共产党强调，在资本主义危机面前，任何管理性政策都不可能解决这一体系固有的腐朽性，危机使得为替代发展而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更加突显。“现在，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必要而可能的选择”。
在从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西方共产党进一步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力度。它们积极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尤其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利用网络平台上一些生动活泼、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传播党的思想主张，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力。比如，一些共产党利用网站上的视频对话等渠道，开展关于社会主义话题的讨论。日本共产党围绕国内普遍关注的“非正式工人就业”、“资本主义的局限”等话题，通过网络和电视媒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共产党人的观点。美国共产党设立专门的多媒体制作小组，把党的新闻和方针制作成视频，直接上传到You-tube。西班牙共产党采用漫画形式生动地阐释《资本论》的原理，在党的网站上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这些以现代传媒为载体的创新性宣传方式，拉近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扩大了共产党的思想覆盖面和接受度，对危机下西方共产党的斗争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
在实践上，西方共产党还积极投身于反资本主义的现实斗争。金融危机以来，法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从捍卫本国劳动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直接或通过自己的附属工会组织集会、游行、罢工，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要求政府在经济危机中更好地保护工人与消费者的利益。比如，2009年末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希腊共产党就一直频繁通过其阶级工会——“全国劳工斗争阵线”（PAME）组织发起罢工和抗议行动，引领民众与政府的反危机措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仅从2011年下半年至今，希腊共产党就直接或作为主要领导者参与组织了10余次产生重要影响的罢工行动，有力地遏制了各种反劳动措施的出台，维护了劳动者的薪酬和福利权。2011年9月“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后，许多共产党组织通过发表声明、文章、讲话等方式，给予这场唤醒了西方民众反抗意识的社会运动以鼓励和支持，一些共产党员甚至亲身投入到“占领”运动的洪流中。
资本主义危机下的这些理论和实践斗争，为西方共产党赢得了新的政治机会。许多共产党正是通过大力宣传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政治主张，通过积极参与或直接领导罢工运动填补了社会民主主义右转形成的左翼真空，在劳动阶层中树立了良好形象，争得了更多劳动者的支持，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这在最近西方各国举行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在这次危机中最为抢眼的希腊共产党，在2009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曾赢得7.5%的选票和21个议席。2012年5月，在因债务危机而提前举行的希腊议会选举中，希腊共产党的得票率进一步提升了1个百分点，议席增加了5个，选票增加了近1.9万张。葡萄牙共产党在2009年9月议会选举中得到了21世纪以来最高的7.9%的选票和15个议席，是葡萄牙议会的第四大党。在2011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该党不仅保持了2009年的得票率，还增加了一个议席。西班牙共产党在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内部争论和分歧不断，党的发展一直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在2008年的议会选举中，仅仅获得了不到4%的选票和2个议席，但在2011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它却一举成为各参选党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政党，共获得7%的选票和11个议席。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法国共产党也一直处于发展困境之中。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曾经最有影响的共产党之一，法共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甚至未能以独立身份进入议会。同年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中，作为候选人的时任法共全国书记玛丽-乔治·比费，在第一轮投票中的得票率没有超过2%。然而，在2012年5月6日举行的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中，作为法共主要候选人的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的得票率一举达到了11%。英国《金融时报》高度评价法共的选举进步，惊呼“激进左翼在法国复活”。
可见，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下总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利于西方共产党重新获得立足的基点，并在此基础上谋求新的发展。各国共产党能否抓住历史机遇，通过积极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实践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壮大？能否在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旗帜下与各种进步的社会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并将这些运动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对此，尚需它们付出更大的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深化，随着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蓬勃发展，必将给西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新的希望和机会。
5.西方共产党：问题、走向与未来
苏东剧变20年来，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低潮中坚持奋斗的西方国家共产党，经历了从顶住冲击压力到进行理论纲领和实践策略调整、探求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它们根据新阶段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等各方面的变化与挑战，依据本国客观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基于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传统，各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新的探索，在促进自身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由于所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也由于各自力量存在差异，它们的发展很不平衡，存在的问题也纷繁复杂，各有不同。
总的来说，西方各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着两大主要任务：一是继续捍卫生存，巩固自己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二是推进适合形势发展和本国人民要求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制定适宜的纲领战略，争取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增强自己同右翼资本主义势力做斗争的能力。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可以谋求参与政府，影响政治决策，使之有利于中下层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同时，各国共产党也要高度重视在议会和政府外进行动员组织广大群众的活动，开展广泛的社会斗争。
从实践上看，当前坚持下来的西方国家共产党普遍摆脱了苏东剧变之初极端困难的局面，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程度不同地有所回升。但不能否认的是，一些内部因素仍然制约着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最为重要的就是许多共产党组织内部不团结，面临着党内分裂的深刻危机。比如，法国共产党自“新共产主义”变革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不同路线的矛盾和斗争，内部存在着革新派、正统派和重建派三个主要派别，各派间围绕“变革”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建立不长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两次大的分裂，其中在1998年分裂后部分党员另行建立了一个新的共产党组织——“意大利共产党人党”，造成了同一国家内存在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的局面，在议会内外斗争中极大分散了共产党的实力。在西班牙共产党内部，派别争论和意识形态斗争也非常激烈。目前，以西班牙共产党为主体的左翼联盟——“联合左翼”（United Left），内部矛盾重重，面临着大规模的分裂。加拿大共产党也曾在苏东剧变之初和2005年先后两次发生分裂，党的力量遭到极大削弱。
与这种党内分裂状况并存的是理论的滞后或纲领的模糊。许多共产党虽然进行了理论政策的探索和调整，但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回答。例如，如何正确处理保持党的独特身份和独立行动与扩大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实际行动中区分革命性政党和改良性政党，确立和巩固自己“左翼中的左翼”的地位；如何处理好党的具体政治行动策略和党的长远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党的政治活动和斗争具有原则性和连续性；等等。理论上的滞后或含混，是造成其实践活动不顺利的重要原因，也制约着它们的长远发展。
总之，西方共产党组织在苏东剧变后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对于恢复和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和追求，维护和争取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对于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谷实现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共产党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所进行的调整、探索和创新，为解答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提供了许多新的有益启示。它们的斗争成就，也使人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时期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希望。同时，制约各共产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各共产党进行的探索只是初步的，自身建设也面临着许多难题和挑战。西方共产党要从整体上实现大的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根据时代和资本主义的变化，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仍然是当前西方共产党及其他社会主义力量面临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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