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的这一点儿线索根本无法开展查找工作。但他们还有一线希望，因为就在他们离开蒲林前往上海之前，十九位寻亲的弃儿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写过一封信，表示想找到自己亲人的迫切心情，并希望得到上海市有关方面的帮助与支持。查找线索没有着落，他们首先想到了这封信，但一时又苦于无法得到黄菊同志对此事的看法。
到上海后所能查寻到的，与在蒲林得到的线索几乎差不多。陆一新在同傅宝林商议后，一起来到了宝山区政府信访办公室。一问，他们又看到了一丝希望。因为，他们给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的信，不仅早巳转到了宝山，而且黄菊同志在信的横眉上做了明确的批复；请宝山区民政部门帮助查找！批复的时间是“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恰好是一九九八年春节的正月初二。黄菊书记在春节的假日里为他们的事特别做了批复，这深深打动了陆一新和傅宝林。
尽管信访办公室的同志在春节后一上班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但却没有任何收获。
他们只好再转向宝山区委宣传部，向这里主管的《宝山报》，电台和宝山有线电视台求援，当那些记者编辑在听了那十九位弃儿的悲惨遭遇，读了那一封封饱蘸着血泪的思亲信件后，无不为这人间的最大悲剧所感染。宝山区委宣传部的负责人当即表示，全文登载这十九位寻亲遗孤的信件，并配发了一篇题为《亲人们，你们在哪里？》的评论员文章，电台一天中分五次广播由陆一新、傅宝林二人共同起草的“寻亲启事”，并免收广告费；宝山有线电视台不仅同意免费在晚问新闻中插播“寻亲广告”，同时将起码的制作费免去，甚至连加急制作的费用也不收分文。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天。宝山广播电台把陆一新和傅宝林请去，并走进了电台直播室，作为电台请去的嘉宾，节目主持人请他们在节目中谈谈这三十五年来对故土的思念。家乡好，家乡的人更好，这是陆一新和傅宝林刚刚坐进直播室后的第一个感觉。节目在进行之中，两个人慢慢地谈着，渐渐地，他们已经忍不住了，他们泣不成声地述说，感染了节目主持人，陪着他们一起落泪，为此，直播节目数次被打断……而在节目的最后，陆一新终于面对着直播室的话筒喊道：“妈妈呀，你在哪里呀？你的儿子回来了，他做梦都想和您见上一面啊……”这声音嘶哑地传播在故乡的大地上，久久地回荡……
然而，这仅仅是几家区级新闻媒体，影响面未免太小。于是，作为一个很有价值的新闻，以及宝山区委各家新闻单位的热情帮助，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上海电视台。电视台于第二天就赶到宝山，采访了他们，并在当晚新闻节目中播出，同一天还制作了一档“新闻透视”，在新闻节目后的黄金时间段插出。《宝山报》的——位编辑帮助他们与《解放日报旷社会新闻版》的责任编辑取得联系，并将——封“读者来信”用传真发送过去，此信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即本文开头的那封信）。这封短短的来信引起了报社——位值班副总编的注意，第二天《解放日报》派出记者，连续一个星期进行跟踪报道。《新民晚报》的记者也相继而动，一篇篇报道文章以“新闻特写”的形式，占据了报纸的重要版面。
一股集体“寻亲热”，霎时在上海滩掀起。
社会上对福建的这起寻亲事件颇感兴趣，人们茶余饭后常常拿此事作为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而一到上海就一直住在宝山区委招待所内的陆一新和傅宝林，他们的房间却十分冷清。一连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前来，更谈不上有认亲者到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陆一新懵了，傅宝林呆了。
宝山有线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记者编辑们也在为他们着急。彼此坐下来将线索再排一下。傅宝林突然想起了养父在那本旧“记账簿”里曾写到的那个地名：“宝山杨家桥公社姚东大队徐家村”。这会不会就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呢？
宝山有线电视台的人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当即与杨家桥乡党委联系。乡党委办公室主任打听到当年的杨家桥公社姚东大队徐家村有一个叫许根松的老人、曾在六十年代初期丢失过一个儿子。得到这个讯息，电视台当即派车将陆一新和傅宝林送到杨家桥乡许根松老人的家中。”
老人似乎早已知道他们的到来，并热情地将他们迎进屋。在唠家常中，老人告诉他们，他的大儿子早已去世，另有一个小儿子和他生活在一起，并找出小儿子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照片竟然跟傅宝林十分相像，简直就是一奶同胞亲兄弟般地相像。但是，仔细一看这张身份证持有人的出生年月，竟和博宝林同年，日期只相差两个月，原来的那分激动，一下子就回复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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