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空中走廊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在70年代初，每十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这个州。洛杉矶的梦幻工厂好莱坞几乎吸引着全世界所有观众的视线，全世界所有发了大财的人都以在加州的金色海滩旁买了别墅为荣耀。这就使得它的空中交通特别发达。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你几乎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有名的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
但是，涂有五星红旗标志的中国民航飞机，你是难得看见的。据当时的加州地方报纸刊载，有一个专门在洛杉矶机场搜集拍摄世界各国飞抵这里的飞机标志的摄影爱好者，为了拍摄难得一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飞机标志，就触犯了机场的有关法规，被警方拘留扣押了一个月。这架飞机是搭载参加联大的中国代表团经停洛杉矶而飞往纽约的。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毛泽东曾经作出指示，出席每年联大的中国代表团要乘坐自己的飞机。这样，中国民航的专机因路过，才偶尔在洛杉矶机场出现。
1976年2月20日这天，一架崭新的中国民航波音707型专机负着一个特殊使命，飞抵洛杉矶附近的拉克斯机场。乘着这架专机来的是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朱司长接了辞职后的尼克松对人生有了深层的思考。
尊敬的美国客人上机之后，就启程飞返中国。
中国专机所接的美国客人不是别人，正是前总统尼克松夫妇。同行的还有尼克松的总管约翰·布伦南先生、两名通讯联络专家、海军看护兵罗伯特·邓恩与十五名特工人员。登机时，在泛美航空公司服务大楼的外面，有一百多名记者和摄影师在等候尼克松。当尼克松的黑色轿车驶进停车场时，记者们便一哄而上，围着尼克松七嘴八舌地大声提问。
尼克松没有理睬他们，与朱传贤等中国官员握手后，就挽起夫人帕特的胳膊，不慌不忙地登上了专机。
中国派一架专机迎接一个外国下台总统来华进行私人访问，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方面通过驻华盛顿联络处了解到卸任总统旅行搭乘交通工具的有关情况。尼克松在任时，为其前任约翰逊总统安排的待遇是出门旅行可以使用军用飞机，还配有通信设备和医护人员。尼克松说他为别人做了很多，他也指望福特给他同样的安排。但是，情况并不如他意。他辞职后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飞返加利福尼亚，白宫方面就有人要向他索取费用，这曾很令他生气。
中国方面获悉后，毛泽东同意派中国的专机迎接尼克松。
这架中国刚买的波音707型新飞机，与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乘坐的波音707型“空军一号”是同一个机型。尼克松在为他设置的专用客舱中就座时，空中小姐给他和夫人递上了热毛巾，问他要茶还是要咖啡。
朱传贤司长对他说：“总统先生，这架专机尽管在一些专用设备上比不上您在白宫乘坐的‘空军一号’，但这是中国最新最好的飞机，机上配备了中国最优秀的两套机组人员。”
尼克松心情很佳，对中国用最好的专机来接他感到高兴，也幽默地笑着说：
尼克松在加州住地写回忆录。
“当然，在这里不能指挥美国三军，也不会设有核按钮装置。但是这使我想起当年从北京去杭州乘坐周总理专机，那是苏联的伊尔型螺旋桨老飞机。这些年来，你们的民航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飞机飞越辽阔的太平洋上空，在漫长的夜航中，他心里不平静，怎么都难以入睡。
这次出访中国，是他辞职后第一次出国访问。在美国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当北京的《公告》传到白宫时，福特并不反对，但唯一担心的是他出访时间的选择。当时，下一届总统竞选的序幕已经拉开，他的对手是罗纳德·里根。在美国总统的竞选中，有一件被说得神乎其神的事情，就是每个竞选者在开始时都极为看重新罕布什尔州。新罕布什尔尽管只是美国东北海岸的一个不大的州，但每隔四年，新罕布什尔就会从阴影里钻出来，在总统竞选中成为全国瞩目的地方，成为全国脉搏的风向标。几乎成了一条规律，在新罕布什尔预选中失败的人，很少有当选总统的。总统候选人及其随从人马、民意测验人员、报纸和电视台纷纷来此准备进行“全国最早的”总统预选。
福特担心其在新罕布什尔的支持者落后于里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赦免了尼克松；如果再同意尼克松去中国访问，很可能引发出传媒界的不满而使自己竞选失败。连基辛格国务卿也持这种观点。但在韩叙给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的《公告》影印件的24小时内，白宫方面没有提出异议；这样，2月6日北京发布《公告》后，就无法改变尼克松的访问计划了。
事实上，福特及其助手们对新罕布什尔的支持者人数估计不足，而且夸大了因赦免尼克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月中旬，当福特与夫人贝蒂到风景美丽的新罕布什尔进行周末竞选活动时，一帆风顺，效果甚佳。回到华盛顿后，福特就说服助手们，不要再反对尼克松访问中国。福特还说：“尼克松已经是一个普通公民，他是以私人身份出访，他的旅行计划是他本人的事情，并不代表美国政府。而且，我也不打算要尼克松回国后向我汇报。我们内阁不能干涉他的访问。”
白宫没有问题了，国会里又出了麻烦。
巴里·艾德华特议员在参议院提出，司法部应考虑依据“洛根法”的条款对尼克松进行起诉。“洛根法”规定，禁止任何美国公民以私人身份同任何外国会谈。新闻界的指责更为严厉，有的报纸甚至对尼克松进行很难听的人身攻击与肆意中伤，说他的访华是“一种卑劣的行为”。威廉·巴克利在《全国评论》
杂志上写道：“中国人显然不清楚现在的尼克松已经不是哪一方面的领袖了。他对共和党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甚至不如霍华德·科塞尔了。他唯一可用的伎俩就是谄媚阿谀。”
飞机遇到了气流，产生了颠簸起伏。空中小姐到尼克松的客舱来查看问候，尼克松说没事，请她放心。
过了一会儿，他又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
为了自己的声誉，他给《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阐明：
1972年我曾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我当时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想在太平洋以至整个世界维持长久和平，一种新型的、富于建设性的美中关系便是必不可少的。我深信眼下这种关系甚至也许比四年前更为重要。我热切盼望着有机会再次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和人民。
他还在此信中明确表示，除了到中国访问之外，他决不再做任何影响大选之事。他还写道：“从中国回来以后，我就待在圣克利门蒂写回忆录。”
对周恩来的一生，未能看到的要比能看到的更有意义
尼克松乘坐的专机是2月21日晚间飞抵北京首都机场的。
他注意到了，与四年前不同的是，因为是私人性质的访问，机场上没有军乐队，没有红地毯，没有插彩旗，但是仍然有数百名群众代表挥舞着花束对他表示欢迎。
他不再能看到周恩来那张嘴角微带笑容的脸了。他记得杜勒斯不准与周恩来握手的失礼，因而那次他主动伸出手给周恩来。而现在当他伸出手时，迎面过来握手的是一个脸色红润、模样朴实、年纪只有五十多岁的华国锋代总理，还有他熟悉的外交部长乔冠华、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等高级官员前来迎接。乘坐的仍然是大红旗轿车，经过的仍然是天安门广场，下榻的仍然是上次住的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大厅里仍然贴着写有毛泽东的词《满江红》的中国画。
尼克松抵京的第二天清晨，就首先去中南海西花厅看望邓颖超，吊唁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的遗像前献了花。当他知道按照周恩来生前的愿望，已经将其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中时，他深为感动地对邓颖超说：“没有必要给他建立纪念碑，因为历史学家们会把他维持全球力量均衡的行动看做是他的伟大的明证。”
他又说了一遍他曾经就周恩来去世发表过的声明：“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尼克松抵达北京后，首先去看望周恩来夫人邓颖超。
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人。”
他说：“周总理的遗产是他帮助结束了黑暗。”
然后，他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周恩来非凡的经历：
“你未能看到的常常比你能看到的要更有意义。”
在与毛泽东的会面中，尼克松感到毛已在战斗至最后一息了
这几年来，他一直想与尼克松再见一次面。1972年那次他与尼克松的会面，是在他大病中稍有清醒时见的面，当时医疗组从他的身体状况考虑，规定了只见十五分钟。但他在精神亢奋的情况下，一谈就是一个钟头零五分钟。但他觉得谈得尚不够，有些问题还来不及交谈，因而他总是挂在心上。
他对尼克松在总统任上时在中美关系方面突破性的创见和胆识非常赞赏，对此作过很好的评价。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而回到加州的圣克利门蒂的时候，处境是极为尴尬的。他继续保持与尼克松的联系，让黄镇主任去加州登门看望，再次邀请其访华。他看准了这个机会，愿意多给尼克松一些荣誉，这些荣誉是其他人没有获得过的。在尼克松刚下台没几天，他在武汉会见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时，也曾请伊梅尔达·马科斯转告对尼克松再次访华的邀请。
他认为，“水门事件”是美国人的内政，中国无意干涉，但是对“水门事件”
中所反映出来的反尼克松观点，他是颇有看法的。他曾不平地说：“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
他还对来访的法国蓬皮杜总统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搞得满城风雨？我不懂得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竟然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
有一次，他分析“水门事件”引发的尼克松下台的原因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言论太自由了！”
他甚至当着基辛格的面说“水门事件”是“屁事”。
他也向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埋怨说：“‘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辞了。……
我认为，尼克松垮台是美国战争分子搞的鬼。请写信给尼克松，告诉他，我想念他。”
这次张罗已久的会见是在1976年2月23日中午进行的。毛泽东在代总理华国锋的陪同下，在书房里与尼克松夫妇一一握手寒暄。然后，尼克松夫人就退了出来。会谈从上午11时50分开始，到下午1时35分结束，历时一百零五分钟。这是毛泽东辞世前最后一次长时间与一个外国客人谈话。中方在场的还有外交部部长乔冠华、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等。
毛泽东与尼克松就像老朋友重逢，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这不仅满足了两人叙旧的愿望，而且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时候，毛泽东重病缠身，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但他的头脑仍然是敏捷而清晰的。
会见结束时，尼克松送给毛泽东一只由已故美国烧瓷大师博姆烧制的瓷天鹅。毛泽东则以茶代酒为他干杯。
尼克松在第一本回忆录《领导者》里，作了这样的记述：
1976年我再次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的动作全部僵化了。他的体态从来不曾优雅过。不过在82岁时，农民的拖沓的大步已经变成了一个缓缓地拖着脚步走的老人了。毛像年迈的丘吉尔一样，仍然是自豪的。在我们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尼克松又在另一本回忆录里记述道：
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将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导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但他现在却连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难。……不过，我与之交谈的这个人，仍然是近十亿人所爱戴的领袖，他在起始于四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在会谈中，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合作，不仅在我们两国之间，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寻求和平……在他刚咕哝出半个字时，他的脸就憋得通红。他的译员——一个穿着单调的毛制服很有吸引力的女士——试图将他那含糊的话译成英语。毛泽东掌握的英语足以使他明白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气地摇摇头，一把抓过她的笔记本，用中文写下他的话。她大声地用英语念道：“和平是你们唯一的目标吗？”
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稍稍停顿之后，我答道：“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尼克松对毛泽东的最后印象是：他始终不渝地在为所认定的理想而战斗和牺牲。他的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他的意志力产生了他超凡的魅力。他对斗争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他以他的品质鼓舞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任务，这使他因而也使他们成了似乎不可战胜的人。他有一种轻松的不可抑制的幽默感，又有一种坚忍不拔的品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毛，就会缺乏神秘性。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
尼克松深切地感到：毛泽东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仍然在奋进，在追求。
尼克松在北京还参观了清华大学。他在离京前的答谢宴会上说，美中关系的桥梁还没有架完，我们必须完成，不能半途而废。这是为了我今天在大学里见到的那些年轻人，为了美国的年轻人，也为了全世界所有的年轻人。
尼克松夫妇在黄镇夫妇的陪同下，2月26日离京之后来到山水如画的桂林，游览了漓江与阳朔。他感到疲倦了，年纪大了，动过手术的腿走那颇长的芦笛岩的石阶时，感到步履维艰了。中国方面派了一辆救护车紧跟着他。
28日来到最后一站广州，参观了毛泽东早年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广州游览市容时，许多群众认出了尼克松，成千上万的市民拥上街头，大家齐声热烈地呼喊着：“尼克松！尼克松！”
这使尼克松深受鼓舞，主动邀请记者与他照相留念。他笑得很开心、好舒展。布伦南总管后来曾对人说：他离开总统职位已经一年半了，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地笑过。
尼克松这次访华，是他辞去总统职务后第一次公开露面。这次访问，令他振作起来了。
在华盛顿，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等美国高级官员是高度关注着尼克松的访华之行的。尤其是在此时此刻，周恩来刚刚去世，原来有望接替周恩来总理职务的邓小平不再露面，代替他的是一个新人——代总理华国锋。华盛顿方面关注着中国高层的人事变动。再者，尼克松再次访华获得了成功，对于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也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本来在尼克松此次访华前，福特总统曾经对有意见的助手说，尼克松是去毛泽东与尼克松再次见面，以茶代酒干杯。
作私人访问，我们又不要求他回国后向国务院报告，我们没有理由不赞同他去中国。当看到了尼克松在广州的电视新闻镜头后，福特又改变了主意。
尼克松回到加州圣克利门蒂别墅后，很快就接到了基辛格打来的电话。
基辛格当时正在陪刚做过胃部手术的夫人在棕榈泉疗养。基辛格首先在电话中说：“阁下，我刚从传媒报道中得知你从中国回来了，我首先得表示不能亲自前往圣克利门蒂拜访你的歉意，因为在竞选尚未结束时我这样做会使福特感到难堪的。”
尼克松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基辛格扯来扯去，终于扯到了正题上：“福特对我说，白宫还是想得到一份你在中国访问的详尽而全面的报告。福特已经决定派你熟悉的弗农·沃尔特斯将军前来圣克利门蒂做记录。”
尼克松一听要派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沃尔特斯中将来，觉得规格太低，有失尊严，当即反驳说：“那不行，亨利。我不是不愿意向白宫作汇报，我非常乐意这么做。但是，汇报不能通过什么沃尔特斯将军，也不是你的国务院的办公厅派人来。我只能与福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面谈。
这才是适当的。”
基辛格向福特报告后，福特尽管心里嘀咕尼克松拿架子，但也只好同意。
可见，福特是非常重视尼克松从中国获得的印象和情况的。
尽管有毛泽东的限制，但江青天天都有事找尼克松
必须提到的是，这次尼克松在京访问期间，江青表现得格外活跃。
江青曾经提出尼克松夫妇是毛主席的客人，因而也是她的客人，她需要多参与一些接待工作，例如与尼克松的会谈、宴会等。但是，由毛泽东批准的接待方案中，涉及江青出面的，与上次尼克松访华一样，仅是陪同尼克松和夫人观看一次文艺演出。
江青很不满意毛泽东对她所作的限制。2月21日，在尼克松抵达之前，江青就派人送了一盆玉簪花到钓鱼台十八号楼尼克松夫妇的住房内。并特别指示礼宾司长朱传贤向尼克松夫妇作介绍，说此花是送给尼克松夫人的，花是江青栽培的。2月22日晚上，江青又委托章含之送去一盆水仙花，还让章含之详尽地转述有关水仙花的民间传说。
2月23日中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的江青十分急于得知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当日下午5时，尼克松与华国锋代总理正在会谈。江青让礼宾司的同志传话给正在参加谈判的黄镇：“江青那里来电话要你去一下。”
黄镇皱了一下眉头，虽说对江青很反感，但不去也不好，就对邻座的王海容说了江青要他去一下。王海容说：“你就去吧。”
黄镇来到十七号楼，见到江青。江青问：“今晚我要陪同尼克松观看演出，请你讲一下主席同尼克松谈话的主要内容，怕晚上要谈这些问题我不知道。”
黄镇说：“外交部都作了详细记录，你可以找来……”
江青打断他的话说：“详细记录我以后再看，你先说说吧。”
黄镇只好简要地作了介绍。江青听了立即就关心地问：“主席谈到国内问题没有？”
黄镇说：“没有。”
“一点都没有谈吗？”
“没有。”
江青听了很懊丧，就让黄镇走了。
在这天晚上演出之前，江青委托乔冠华部长和章含之，向尼克松夫妇作了一些介绍。据当时供内部参阅所发的《尼克松夫妇访华简报》第七期称：
乔部长说，江青同志对艺术创作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为了准备今晚这套节目，江青同志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由于一部分古典节目涉及一些历史背景，为了使尼克松先生和夫人能更好地欣赏，江青同志委托我在演出前把这些历史背景告诉尼克松先生和夫人。
这天晚上的演出中，安排有一个敏感节目，就是歌曲《台湾人民——我的骨肉兄弟》。这个节目是去年中国艺术团访美的计划安排节目中的一个，后来美国国务院要求删除这个节目。中国方面坚持不能删除，因为中美《上海公报》说得很清楚，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人不得干涉，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双方僵持，中方就没有安排中国艺术团访美。
在介绍这首歌时，江青说：“这事发生时，尼克松先生已经不在白宫了。我想，如果尼克松先生当时还在白宫，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尼克松仔细读了歌词后说：“歌词内容与《上海公报》是一致的。但是，我无意责怪任何人，当时我确实已经不在白宫了。”
接着，尼克松又半开玩笑地说，“也许你们应该把歌词改为‘按照《上海公报》解决台湾问题’，国务院就没有意见了。”
这首歌是由男高音演唱的。尼克松称赞这个男演员的音色好。
据《尼克松夫妇访华简报》第七期称：
歌曲唱完后，江青同志和其他中国同志起立鼓掌。尼克松夫人也起立并示意尼起立，尼环顾四周后作半起立状，并向江青同志说，他的腿不好，请江青同志原谅。
2月24日，有一个欢迎尼克松夫妇的宴会。参加宴会的名单也是经毛泽东毛泽东与尼克松握别，互道保重。
审阅的，没有江青。江青就特意做了几个淮扬菜送给尼克松夫妇品尝。《简报》
的第九期，作了一些记载：
2月24日晨，朱传贤按照江青同志嘱咐，向尼克松的总管布伦南表示：尼克松先生名义上是我国政府的客人，实际上是毛主席的客人，因此也是江青同志的客人。江青同志不参加宴会，本来是想参加欢迎尼克松和夫人的便宴的，由于她最近比较忙，睡眠不太好，因此就不去了，很抱歉。
由于不能陪他们吃饭，今天中午，江青同志准备向尼克松先生和夫人送几样南方口味的家庭菜，即：煎牛排、红烧鱼尾、豌豆、菠菜和清蒸鸡汤，请尼克松夫妇品尝。朱还向布表示，他不仅为尼克松做总管做得很好，而且对中国人民也很友好，因此江青同志也请他尝尝这些家庭菜。
2月24日上午，朱传贤还将江青挑选好的梅花盆景送给尼克松和夫人。晚上，还准备放两部江青推荐的纪录片《文冠果》和《西藏江南》。尼克松夫妇表示感谢，但说的确有些疲劳，想多休息一下。布伦南出于礼貌，看了这两部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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