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3日中午，白宫一楼西端的宴会厅里热闹非常。正中云石大壁炉上方的林肯总统坐像，标志着这是美国的国宴厅。金色的灯饰、四壁的英国橡木镶板、精美典雅的餐具使宴会厅很显豪华，遗憾的是它只能容纳一百四十名宾客进餐，使得好些很有身份的人都没能出席欢送黄镇的宴会。
黄镇在奉调离开华盛顿前参加这个难得的宴会时，还接受了离任前最后一个重要使命。
这是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设宴为即将回国的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饯行。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卡特总统也赶来了。卡特向黄镇同时也是向在场的记者们说：“中国派了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作为联络处第一任主任，使美国深感荣幸！由白宫出面为一位即将离任的外交使节饯行，在美国外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宴会刚开始，黄镇就在纷至沓来的赴宴者中寻找一个人。
黄镇要找的这个人就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是美国政府中的“鹰派”领袖，力主对苏持强硬政策，因而还获得了一个“北极熊克星”的绰号。他在卡特政府中是力主联华反苏的一个，在万斯对美中关系正常化采取拖延战略的时候，他却在积极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尽快发展。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他认为“美中关系本身就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因此他极力主张在批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之前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近年来他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就是建立同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对话关系，并认为或许这种对话关系就是某种战略关系的基础。他常与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定期会晤，在一起喝咖啡或是饮茅台，进行外交政策的探讨。这些讨论及时地被传送至北京的最高层，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布热津斯基还游说美国国务院支持美中关系正常化。他同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及霍尔布鲁克多次举行了对华政策评估会。
在万斯访华碰钉子回来不久，面对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美中关系，布热津斯基想：时机来了，该轮到我了！
他觉得自己需要对北京进行一次私人访问，觉得访华将使他在制定对华政策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并在实现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发挥作用。布热津斯基授意奥克森伯格向韩叙提出：他希望中国领导人邀请他去北京访问。与卡特关系密切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主张让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与中国关系亲近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也曾向北京方面建议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北京了解了布热津斯基的情况和想法，意识到奥克森伯格等人转达这一信息或建议的重要，立即作了回应。
黄镇就是接到北京的指示，要在这次饯别的宴会上当面向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的口头邀请。当时还有新闻记者在场，宴会后有关的新闻很快就传播出去了。
黄镇后来回忆说，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是自己在担任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五年半期间完成的最后一个重要使命。布热津斯基在与黄镇碰杯时，高兴地说：
“祝你卓越地完成了在美国的任务，祝你回程一路平安，很高兴将在北京与你再卡特总统夫妇为黄镇归国饯行。
次见面。”
布热津斯基愉快地接受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却受到了国务卿万斯的强烈反对。万斯一直在美苏缓和的复杂背景下制定对华政策，如今对苏强硬的布热津斯基访华将会干扰其对华政策。万斯最担心布热津斯基可能利用这次访问，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夺取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权，削弱国务院对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影响，并有可能不顾损害美苏缓和的危险，加速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
于是，万斯就极力阻止布热津斯基访华。
欢送黄镇的宴会刚结束，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就爆发了激烈争吵
欢送黄镇的午宴刚结束，万斯就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明确反对其访华。
两人在电话里就展开了一番舌战，为此引发了激烈的争吵。万斯提出的是：是否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可以到中国去，如果可以去，应该由谁去。万斯偏爱的去中国的人选是副总统蒙代尔。与布热津斯基不同，蒙代尔没有对外政策制定权，不会对万斯控制的对华政策构成挑战。
两人只好吵到了卡特总统面前。当时，卡特对应当派谁去中国以及对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一时还不能作出决定，就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其实，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的这种矛盾，追溯原因，应该说是卡特自己定的决策结构造成的。卡特以万斯为外交家，以布热津斯基为智囊，以自己为最终的决策者，但卡特却从没有明确过这两位顾问各自的职责。因此，双方都想争夺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使自己手下的组织成为引导和管理决策程序的中心。
一方面，国务卿万斯认为“外交不能只取决于某一个人的才能，要想站得住脚，我们的政策应由执行机关加以制定”，也就是说由国务院的专家们来考虑。在他看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只要做好决策系统的管理工作就行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仅仅是在决策机制中充当一名中立的管理者。布热津斯基说：“总统和我一致认为，国务卿并不负责制定白宫的外交政策，他只应当负责国务院的政策制定工作。”与尼克松和福特相反，卡特从不明确到底是万斯还是布热津斯基实际负责处理对外事务。总统不愿意在其班子内部进行明确的分工，这就使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之间的矛盾竞争也愈演愈烈。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只是他们竞争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1978年2月初，卡特在同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的一次谈话中，重申他有兴趣建立与中国的关系，但他表示合适的时机是在1978年11月国会选举或是1979年底总统竞选时期开始的某个阶段。至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卡特认为可以并行不悖地前进。由此看来，在万斯与布热津斯基的争论中，在1978年初的时候，卡特事实上是支持了万斯。卡特既不对关系正常化进程采取行动，也不派使者前往中国。可以说，在卡特执政的第一年，布热津斯基在与万斯的争论中败下阵来了。
尽管如此，布热津斯基仍然不懈地作出努力，来谋求卡特总统允许他去中国。因为他相信，如果他到北京，不仅可以帮助重新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势头，更可以在制定对华政策上享有更大的权力。1978年2月间的一天，布热津斯基利用他为总统简报国家安全问题的机会，建议说：“为了弥补我们在外交政策上对远东重视不够，不如选一个时间，让我去亚洲走一趟，把日本、韩国和中国列入行程。目的不是去谈判，而是进行协商。我一直在考虑，当前在战略方面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乃是上策。”
卡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的，你应该去的。”
万斯获悉后，赞同布热津斯基访问日本、韩国等国家，但仍然极力反对布热津斯基去中国，其内心的小算盘是担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通过访华把国务院对华政策的制定权夺走。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在尼克松总统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就通过秘密访华，将罗杰斯国务卿的这个权力给夺走了。万斯在给卡特总统的一份备忘录里写道：“任何与中国人的谈判被誉为卡特的“基辛格”的布热津斯基都必须经过我。”
万斯还担心正在进行的美苏战略武器会谈会因此受到冲击。万斯明确地告诉布热津斯基说：“像你这样接近总统的人，现在不宜到中国去，以免给人以美中关系即将正常化的错觉。会使美苏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限武’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如果真需要人去中国，依我看，蒙代尔副总统去北京更为适合。”
布热津斯基明白万斯赞同让蒙代尔访华，是因为副总统并不制定外交政策，而且对万斯的对华政策并不构成威胁。为了克服国务院的阻力，布热津斯基就在政府里寻找同盟者，幸好他得到了蒙代尔副总统和布朗国防部长这两个关键人物的支持。
到了1978年春天，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苏联在世界各地进行咄咄逼人的扩张攻势，并不断部署战略性核导弹，促使卡特总统重新评估他原来青睐的美苏缓和，重新认识苏联的威胁，相应地也降低了对作为其首席外交顾问的国务卿万斯的信赖。这个转变的标志是1978年3月17日卡特在威克·弗里斯特大学发表的演讲，强调美国现在是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时候了！
这时，中国在1978年间解决了坚强睿智的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的问题，并决定加速发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西欧、日本等国家在进入中国这个广阔市场的方面已经抢在美国的前面。卡特这才逐渐感到早日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不仅是美国安全的需要，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这样，布热津斯基所主张的政策就逐渐获得了白宫的重视。卡特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再三，最后，于邓小平复出，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1978年3月间拍板支持布热津斯基，批准了他在适当的时机应邀访问北京。访问的时间，将上报总统最后确定。为此，布热津斯基为访华召开了专门会议做准备，与会的有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主管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
万斯眼见无法限制布热津斯基访华，就转而给卡特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其内容是对美中关系正常化在程序上加以限定的框架。万斯想使布热津斯基在北京与中国官员的会谈只局限于战略对话的范畴内，而不讨论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质问题。万斯希望布热津斯基同其一起签字后，呈递给总统，用作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指导原则。布热津斯基婉言拒绝了。
卡特精心挑选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
1978年4月的这天，他来到办公室的时间比往日要早，布热津斯基尚未送当日的国家安全简报来。他觉得早上头脑清醒，就再将案头的那份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施战略报告又翻了一遍。
他的思绪在报告建议的建交时间“1979年1月1日”上停留了好一会儿。
他知道，中国人会很喜欢这个日子的，中国人将每年的1月1日叫做“元旦”，是吉祥的开始的含意。离这个日期还有不到八个月了，美中双方能在这不长的时间里消除障碍和分歧吗？美方的“最低限度”方案已经调整为：要中方接受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安排。这是建交谈判的核心基本点。
中国能接受吗？
没有人能知道，结果会怎样？
分析中国政府历来对主权问题的态度，觉得中方对此问题有高度的敏感，这就更增加了谈判前途的不确定性。
他曾授意伍德科克带着这个“最低限度”建交条件回北京去作一些试探，设法将美国的这一想法准确地传递给中国人，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些美国人可以接受的回应。1978年2月伍德科克回到北京以后，就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间接地试探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美国的最低条件。从驻华联络处发回来的报告来看，伍德科克为此花了很大的力气。伍德科克利用在联络处里中国工作人员在场的公开场合宣布美国的建交设想：卡特总统已经决心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但美国要在建交后继续卖武器给台湾。这些中国工作人员都是外交部系统的，他们应该会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中国的有关部门。伍德科克还游说到北京来访问的美国参议员、商人、记者等，向他们吹风，宣传美国建交立场的意义，并寻求他们对这一立场的支持。为了确保中国方面清楚地了解美国的立场，伍德科克又想出一招：逐一拜访与中国关系很好的巴基斯坦、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驻华大使，据说这些大使在北京能“通天”。总之，伍德科克使尽浑身解数，能做的都做了。唯一遗憾的是，伍德科克在北京尚未能直接“通天”。这就需要总统派出特别使节飞赴北京，直接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沟通了。
4月初，卡特总统和他的主要助手终于下定决心，要在1978年内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经万斯国务卿的提议，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起草了现在摆在桌面上的这份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实施报告。此报告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以及建交的利弊得失，并强烈地建议：将1979年1月1日作为美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日期。
为什么确定这个日期，而不是别的日期？
当然，这主要是由国内因素所决定的。所谓国内因素，也就是要考虑到国会里有一部分很强的亲台势力。1978年的秋冬，国会选举之后，正好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时机窗口”，是一个有利于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在这个时候，国会正在休会，由于刚刚经历人事调整，反对派力量相对薄弱，很难立即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这个“时机窗口”从秋天一直开到1979年1月中旬新一届国会开会之前。
国会开会之后，这个“窗口”就会因为两个因素的限制而关闭：一个是与苏联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一旦达成后，争取参议院的批准势必是一场战斗；二是1979年将是总统大选年，卡特的一班人要集中精力，应付总统大选，而这时必须考虑党派斗争和国会可能对某些外交政策的指责。
正在他审看这份报告时，助手进来说：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从波士顿来了电话。他一听觉得真巧，肯尼迪是极力主张尽快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有影响的人物，他正想就这份报告的内容听取其意见。
电话接通了，两人在说了一些别的事情后，卡特就问：“你年初刚刚访问过中国，我想听听你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意见。”
电话里，肯尼迪回答说：“吉米，我在访问回来后，立即在全美有线电视网上发表过讲话，呼吁尽快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我认为，在历史上这个独一无二的期间里，中国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关键。你想想，如果连日本都可以与中国达成妥协，美国为什么不能够呢？”
卡特问：“你在北京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有什么感受？”
肯尼迪说：“我感受到中国领导人对改善美中关系有着强烈的兴趣。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接任的领导人已经稳定下来了。而且我在北京感受到，这个文明古国对西方的开放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已经很务实了。我在北京就知道来了为数不少的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等国的商家，就是没听说有几个美国商家。……”
“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与中国建交为好？”
“我作为国会参议员提醒你，从国内因素来考虑，今年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时机。”
卡特明白肯尼迪这句话的含义，正与他想的一样，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这天上午，在与肯尼迪通话后，他签署批准了这个与中国建交政策报告为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工作纲领。
卡特单独会见布热津斯基，秘密授权给他访华作实质性建交会谈
1978年3月16日，第一个《巴拿马条约》在参议院通过的第二天，华盛顿便通知北京，布热津斯基接受了北京的邀请，具体日期待定。4月26日，第二个《巴拿马条约》在参议院通过后，白宫宣布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日期定为5月20日。卡特总统准备去迎接他另一个外交决策的挑战。
布热津斯基的访华准备工作于5月上旬完成。
5月12日上午，布热津斯基到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呈递最新简报，在介绍完最近二十四小时内世界各地的情况后正要离开，卡特让他留下来，说：“兹比格，你别走。我想找你专门谈一下你访华的事情。”
卡特同布热津斯基作了有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的专门谈话。卡特表示说：
“我已经想好了，希望能加快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你此次到了北京，如果看准了情况，你就可以见机行事，抓住机会，把关系正常化推进一步。”
布热津斯基兴奋起来，连眼睛都发亮了。
卡特继续说：“你见到中国领导人，就说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但是中方也须同意美方的两项基本条件：一、美方公开声明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请中方不要加以驳斥；二、美方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谈话后，布热津斯基在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的协助下，将总统的这次谈话整理成有五页纸的书面指示，呈交卡特审阅，请卡特签字，以作总统授权依据。
卡特并没有马上在此份书面指示上签字。他准备开一个会，给几个要员通气。
5月16日上午，卡特总统亲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布热津斯基即将进行的访华事宜。往常总统召开这类涉及外交事务的政策会议，通常都是万斯先作发言。这次，大家也像往常一样，先看看万斯。万斯则坐在沙发上，一反常态，闷头默不出声。
卡特知道万斯由于自己的意见未得到采纳不高兴，就示意国防部长布朗先说。布朗此次态度鲜明，极力主张总统授权布热津斯基同中国进行更为广泛、更加实质性的会谈。布朗说：“我们应当借助这次访问，将美中关系正常化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布热津斯基也说：“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大幅度地推进关系正常化，而且还要进一步发展美中军事战略关系。我想请总统考虑，能否在我的已经确定的访华代表团名单中，再增加助理国防部长阿布拉莫维兹，责成他在北京专门向中国方面通报全球战略形势。”
卡特基于急剧变化的美苏关系和国际形势，接受了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观点，因而在会上表态说：“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建立外交关系。”
总统在这样的会议上作了决定，万斯尽管不悦，也不再持反对意见。
5月17日，卡特在此份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书面指示上略作修改，然后签字。在这份文件中，卡特总统就中国问题作了一些重要而高度机密的决定。其中提到两个关键问题，即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问题和美中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卡特指示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人：
我们把美中关系看做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方面。美国和中国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双方有着彼此一致的长远的战略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全球或者地区性霸权。所以你的访问不是战术性的，而是要表明我们对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具有根本和持久的性质。访问一开始，你就要强调这一点。
关于美中建交问题，卡特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
你应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向前迈进，积极谈判，搬开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布热津斯基的访华之行，也就被赋予了洽谈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非同一般的重要使命。
与上次万斯所做的试探性访问相比，布热津斯基的访问是真正的实质性的访问。
布热津斯基格外重视这次访问，为了表示友好，他特地准备了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取回的岩石标本和一面带到月球上又带回来的五星红旗作为礼物，并成卡特每天早上听取布热津斯基（右）汇报安全形势。
功地说服了卡特总统给华国锋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
卡特在信中写道：
致华主席：
特备月岩标本一份赠送给您和中国人民，作为我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象征。
吉米·卡特
万斯对布热津斯基的行动有些耿耿于怀，在布热津斯基访华的计划确定后，他们原来商定不提前向苏联打招呼。但后来，布热津斯基得知，国务院有人未经白宫准许就擅自向苏联驻美大使馆打了招呼，以致苏联在布热津斯基抵达北京之前，就匆匆忙忙将离任已久的苏联驻华大使伊利切夫派回北京来。
在布热津斯基即将成行之际，万斯又去向卡特建议，在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前应该邀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美国，想以此来削弱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战略意义。布热津斯基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据布热津斯基在其所着的《实力与原则》一书中记述，为了不让苏联因素干扰其访华之行，他劝说卡特拒绝了万斯的建议。这样，邀请葛罗米柯访问美国的计划就经卡特同意被推迟至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之后。
布热津斯基临行前，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求见国务院官员和布热津斯基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希望美国考虑改变这个访华日期，因为那一天正好是台湾新“总统”蒋经国就职典礼的日子。国务院中华民国科的官员只好说对这种巧合表示遗憾。奥克森伯格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事无法改变了。”
沈剑虹还不甘心，就要求约见布热津斯基本人。但是，布热津斯基传出来的答复是太忙了，只能在访问北京回来以后再考虑见他。沈剑虹敏锐地感觉到形势有些不妙了。
5月19日，布热津斯基一行乘专机飞离华盛顿，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并按计划于5月20日抵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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