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避难。

    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

    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

    “可以。”

    “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

    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

    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

    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

    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

    【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人】

    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

    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

    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

    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

    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

    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

    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

    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

    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

    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

    “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

    “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

    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

    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

    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郑国则派公子去疾到楚国当人质。

    就在楚军第二次围攻新郑的同时，荀林父率领的晋国大军正日夜兼程，前来救援郑国。

    此时的晋军仍为三军之制：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谷为副；士会为上军元帅，郤克为副；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为副。除此之外，赵括、赵婴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从这十三个人的名单不难看出，晋国的军政大权仍由晋文公年代的老臣及其后代把持，而赵家子弟占了四人，风头不减当年。

    晋军抵达黄河的时候，郑国已经臣服于楚国，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得到这个消息，主帅荀林父便想打道回府，他对众将说：“现在就算赶到郑国也已经晚了，我们又何必日夜兼程？不如等到楚军回国，我们再进军讨伐郑国，也不算晚。”

    士会赞同荀林父的意见：“言之有理。我听说用兵之法，就是要发现敌人有漏洞才进军。如果对方品德、刑法、政令、祭祀、礼仪都保持了常态，也就无隙可击。楚王讨伐郑国，恼怒其三心二意而可怜其低三下四，郑国背叛就讨伐它，臣服就放过它，楚国的仁德和刑罚已经完善了。楚军去年入陈，今年入郑，百姓不感觉疲劳，君王没招致怨恨，说明施政有方。大军在前方作战，国内的农、工、商各行各业均不受影响，车兵和步卒也能团结和睦，各安其分，实属难得啊！”

    士会此言并非夸大其辞。那些年间，楚国在令尹孙叔敖的治理下，各项法典不断完善，军政事务井井有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作战为例，楚军被划分为五个职能单位，右军追随主将，左军准备粮草，前军负责开路，中军侧重谋划，后军由精锐部队组成，负责致命一击。军官各司其职，军务自成体系，而且形成了完备的法典。

    孙叔敖的管理水平在当世首屈一指。一年之前，楚庄王命孙叔敖亲自监督沂城的建设。孙叔敖先派人拟订工程设计，报告给司徒审批后付诸实施，从计量工程、测算日期、分配材料、委派人员、计算远近到施工现场管理，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只用三十天就顺利完成任务，没有出现任何浪费和工程质量问题。

    另外，楚庄王本人也勤于政事，在人事方面，既重用王族亲戚，也注重在外姓贵族中选拔骨干，对于品德高尚的人予以重用，对于努力工作的人给予奖赏；平时还注意安抚老人，关心下层官吏的待遇；贵族和平民区别对待，贵族不能越权，平民亦有尊严，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各阶层的团结。

    士会接着说，适时而进，知难而退，是用兵的原则，请主帅整顿军备，等待时机，大不了我们还可以攻打弱小而昏乱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与楚国正面交锋？

    这话也许不中听，但是有道理。打仗的原则就是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不怕碰硬，更不硬碰。当时晋国众将听了荀林父和士会的发言，照旧产生了分歧。中军副帅先谷主张继续前进，称：“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军队勇敢，将士尽力。今天如果弃郑国于不顾，自然不能说是尽力；有仗不打，也算不得勇敢，还不如去死！况且整顿军队出来，一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实非大丈夫所为。身为统帅，却以不是大丈夫告终，在座各位做得到，我是做不到！”

    讨论的最后结果，主退派占了上风，荀林父于是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准备打道回国。第二天一早，众将齐集中军大帐，安排退军事宜，唯独先谷不见人。荀林父派人去找，却发现不仅先谷不见了，连他手下的数千部队也不见了。

    原来早在头天晚上，先谷偷偷拔营，渡过了黄河。如果估计没错的话，此时他应该已经离楚国大军很近了。

    先谷的擅自行动使得晋军全军陷入被动。下军大夫荀首悲观地说：“这军队危险了！周易上说，军队出征，必须以律法治理，否则大凶。有统帅而不能服从领导，真的打起来，必定失败，先谷此去，就算不战死，也有大灾难！”

    司马韩厥瞅了一眼荀林父，说：“先谷以偏师冒险，您的罪责最大。作为全军统帅，将士不听命令，是谁的责任？失去郑国，丢掉军队，这个责任太重大了。不如干脆进军，就算打了败仗，还有大伙共同承担责任，总比呆在这里，由您一个人承担责任好。”

    属下不听号令，统帅确实罪责难逃。但是，自从晋文公去世，晋国的众将就以桀骜不驯而著称，屡屡发生违令而行的事情，当事人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先谷擅自行动，又岂是荀林父纵容的结果？

    但事已至此，荀林父也只得听从韩厥的建议，命令全军渡河，接应先谷。

    楚庄王大军驻扎在郑国的郔城，由孙叔敖担任中军主帅，公子婴齐为左军主帅，公子侧为右军主帅，打算饮马黄河之后就回国。有趣的是，听到晋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楚庄王的第一个念头和荀林父一样：黄河水不喝了，立刻班师回朝。

    楚庄王害怕战争吗？当然害怕。自古以来，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越是对战争怀有敬畏感。因为战争不是游戏，是以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命为赌注的生死之搏，能够不打，尽量不打。远如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召集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兵强马壮，大家都说“纣可伐矣”，周武王却以“未知天命”为由，解散了队伍；近如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兴师动众，结果一箭不发，与楚国人签订了召陵之盟就回去了；又如晋文公在城濮大战前退避三舍，因害怕与成得臣争锋，直到临战的前一天晚上还在犹豫不决。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战争的辉煌，没有留意这些人在战前所作的思想斗争和痛苦抉择。

    楚庄王想逃，他手下有一个“嬖（bì）人”，名叫伍参，却力劝他打这一仗。

    所谓嬖人，就是宠臣，尤其指身份低贱而受到国君宠幸的人。可想而知，在门第观念很重的封建社会，嬖人实际上是不太被人看得起的。作为名门之后的孙叔敖对于嬖人伍参议论军机大事十分反感，他冷冷地说：“去年入陈，今年入郑，战事不断，将士们都已经很疲劳了。这次如果战而不胜，你伍参的肉够我们吃吗？”

    伍参针锋相对道：“如果战而获胜，是你孙叔敖无谋；战而不胜，伍参的肉早被晋军吃光了，哪轮得到你？”

    孙叔敖懒得跟一个嬖人耍嘴皮子，命令将自己的战车面向南方摆放，中军大旗也朝南而立，以示南下之意。

    当天夜里，伍参又跑到楚庄王帐中，说：“晋军统帅荀林父刚上任不久，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他的副手先谷刚愎自用，残暴不仁，根本不听他的指挥。三军主帅想要独断专行却办不到，想要听从命令却没有上级，导致将士们无所适从。这一仗，晋军必败无疑。再说，您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在晋国的卿大夫面前逃跑，楚国的面子何在？”

    伍参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个年代的人，是很讲究地位等级的，楚庄王权衡再三，觉得这场战争的胜算很大，而且有非打不可的理由，于是命令孙叔敖改变战车的方向，全军北上到管城，等待晋军的到来。顺便说一下，伍参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后人，叫做伍子胥。

    得到楚军前进的消息，晋军也在敖山附近安营扎寨，等待战机。

    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两国屡有战事，但都是小规模的战争，如此大规模的决战，还是第一次。一时间，郑国境内弥漫着大战之前的紧张气氛。做惯了墙头草的郑国人感觉到前景不明，不敢把宝都押在楚国人身上，又派大夫皇戌跑到晋军大营，对荀林父说：“郑国之所以屈服于楚国，只是为了保存江山社稷，并非对晋国有二心。楚军这些年连打胜仗，必定骄傲轻敌，加上这次出国作战已经半年，疲态已现，防备也不周密。您如果进攻楚军，郑国愿意配合，楚军必败！”

    平心而论，郑国人的所作所为很不厚道，皇戌这番话也不过是在忽悠晋国人。但是先谷听了很受用，跳起来说：“打败楚国，收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就听他的！”

    下军副帅栾书不同意了，说：“自从楚国平息庸国的叛乱以来，楚王没有一天不教育国民说，百姓安居乐业来之不易，祸患随时可能发生，不可以放松戒备。也时时训诫军队不可以坐在胜利结果上骄傲轻敌，绝不可学商纣王百战百胜却最终亡国。还用先祖若敖、蚡冒坐着柴车、穿着破衣开辟山林的事迹来鼓舞大家。这样的楚国怎么可以说是骄傲轻敌呢？当年城濮之战，先大夫狐突就曾说过，‘师出有名则理直气壮，师出无名则疲态毕现’，现在是我们做事情不合道德而和楚国结怨，理在楚国，又怎么说楚军疲态已现呢？我听说，楚君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兵车三十乘，右广值班到中午，再由左广接替，直到黄昏，再由亲近的内臣值班通宵，以备意外发生，这难道是防备不周密吗？

    “潘尫和公子去疾在各自的国家都是地位很崇高的人，潘尫代表楚国与郑国签订盟约，去疾跑到楚国当人质，楚郑两国的关系分明是如胶似漆！现在却跑到我们这里来劝我们打仗，我们如果赢了就投靠我们，如果输了就投靠楚国，郑国人的鬼话完全不可信！”

    听了栾书的话，皇戌心头一惊，脸色煞白。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却站起来说：“领兵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敌人决战。打败敌人，收服郑国，又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听从先谷的领导。”

    这又是两个不知死活的。身为军中大夫，应该听从统帅荀林父的领导，怎么说是听从先谷的领导呢？

    荀首白了他们两兄弟一眼，不屑道：“你们两个，不过是自取其祸之徒！”

    下军元帅赵朔是赵盾的儿子，也就是赵括和赵同的侄子，他对两位叔叔的鲁莽很不满意，但又不好得罪他们，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栾伯（指栾书）是个好人，听他的话，必能使晋国长治久安。”

    正当晋国众将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楚庄王派少宰（官名）为使者，来到了晋军大营。少宰客客气气地说：“我们的国君自幼经历坎坷，不善于辞令。听说成王和穆王两位先君曾经奔波于楚、郑之间，为的就是教训和平定郑国，并非想与晋国争利。请你们几位不要误会，别在这里呆得太久！”意思是说，楚国人教训郑国人，不关你们晋国人什么事，请你们走吧！

    士会回答说：“当年周平王曾经命令我先君晋文侯，说‘你与郑伯一道辅助王室，不要废弃王命！’今天郑国不遵循平王的旨意，与晋国离心离德，我们也不过是为了这事来质问郑国，哪里敢劳烦您前来过问？请回去向贵国国君转达我们的谢意。”士会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晋国人教训郑国人，也不关你们楚国人什么事，请你们别自讨没趣。

    这一来一往很有意思，好比两个人抢一张烧饼，又都不肯承认是抢，只肯说“我是来拿烧饼的，没你的事！”——两个人如果这样吵架，一般是打不起来的了。

    先谷认为士会这是在谄媚楚国人，私底下派赵括跟着少宰，走出营门之后才拉着少宰说：“刚刚那个人说的不算数，他没有资格代表晋国说话。我们国君派我们来，就是为了把你们赶出郑国，而且一再强调说，‘不要逃避作战！’我们不能推卸责任。”

    赵括此言一出，好比两个人抢烧饼，本来都不想打架，只是吵吵嘴皮子，其中有一个人突然蛮横起来，说：“我就是来打你的，怎么着？”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很快就要大打出手了。

    没想到，楚庄王听到少宰的回复，不怒反笑，又派使者来到晋营，直接与晋军统帅荀林父会谈，请求和平解决冲突。荀林父自然求之不得，答应了楚国方面的请求，双方还约定了举行会盟的日期和地点。

    想当年城濮之战，晋文公一让再让，一忍再忍，总是摆出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而成得臣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死死咬住晋文公不放，结果却是晋军大胜，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事隔四十年，晋楚两雄第二次狭路相逢，形势刚好倒过来，晋国人步步紧逼，而楚国人不断让步。到了这个时候，楚庄王还不放弃和谈的努力，他究竟是胆小懦弱，还是高深莫测？

    【第二次晋楚大战：邲之战】

    与楚庄王的使者谈妥了和平协议的条款之后，荀林父总算轻松了两天。自从两个月前离开绛都，他对这次远征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而一路上发生的事情，更使得他情绪低落，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接任这个所谓的中军元帅。

    表面上看，他带领的是当世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事实上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公公，赶着一群不听话的鸭子来到黄河边，耳朵里充满了“嘎嘎”的叫声，一不留神就发现一只鸭子已经不见了，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赶着剩下的鸭子去找那只鸭子……如果不是做恶梦，他上辈子一定是个鸭司令。

    最可恨是那个叫做先谷的家伙，仗着祖上的余威，根本不把他这个中军元帅放在眼里，胆大妄为，居然敢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将全军拖到战争的边缘。他也不想想，以这样的一盘散沙，怎么能够面对楚国的虎狼之师？幸好，那个楚王似乎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否则的话，一旦开战，他荀林父的一世英名很有可能就要毁于一旦了。

    正当荀林父微微眯上眼睛，准备小憩一阵的时候，中军帐外突然一阵骚动，一名侍卫匆匆跑进来汇报道：“楚军进攻了！”

    荀林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吃了一惊，连忙问：“多少战车？多少步卒？”

    “这个……战车一乘，战将三人，为首的似乎是楚国大将乐伯。”

    “哦？”荀林父陷入沉思。

    前来进攻晋军的确实只有一车三人，为首的是楚庄王的猛将乐伯，驾车的是许伯，担任护卫的是摄叔。

    春秋时期各国交战，仍留有些许商周之际的古风，每逢会战，先遣勇士单车挑战，进犯敌阵，称之为“致师”，意在压制敌方气焰，提高己方士气。

    楚庄王派人与荀林父和谈，盟约尚未签订，又派乐伯前来致师，用意是很明显的：既然晋军内部对于是战是和的意见分歧很大，将帅不团结，那就再放个烟雾弹，搞得他们无从判断楚军的真实意图，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需要说明的是，“致师”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在前往晋营的路上，许伯说：“我听说致师时驾车的人，要像风一样掠过敌人的阵地，所到之处，敌人的旌旗靡倒，直到敌人的营垒门口，才能回来。”许伯驾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乐伯点点头，也不含糊，说：“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左的人，要以长箭射击敌人，然后代替车夫执掌马缰，车夫下车整理好马身上的饰物和皮带，再上车而回。”乐伯以主将的身份，负责引弓射敌，同时还要求这个三人小团队保持优雅的姿态，出入敌阵就如同出门做客一般，连马匹身上的饰物都要打理得整整齐齐——这种临危不乱的武人气概，在日本叫做武士道，在欧洲叫做骑士精神，但是在中国，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似乎就渐渐变得稀缺了。

    摄叔听完，也给自己提了个标准：“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右的人，要跳入敌人的营垒，杀死敌人并割下耳朵，抓住俘虏后返回。”摄叔担任护卫，又称为“车右”，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也不低。

    三个人说着就到了晋军阵前。许伯快马加鞭，战车飞驰闯入晋军阵中；乐伯连发数箭，每箭皆不落空；表现最突出的是摄叔，像凶神恶煞一般跳下车，连砍数人，然后挥拳打晕一个已经吓得半死的士兵，抱着他跃回车上。做完这一切，许伯将缰绳交给乐伯，下车从容不迫地整理好战马身上的饰物。

    等到晋军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营寨，朝着楚营的方向急驰。晋将鲍癸（guǐ）带着数十乘战车，兵分三路追击乐伯。乐伯弯弓搭箭，左射马，右射人，箭无虚发，致使左右两路追兵乱成一团，只有鲍癸的中路人马仍然紧追不舍。

    乐伯本来想射鲍癸，伸手一摸箭囊，只剩一支箭。恰好前面有一群麋鹿，被突如其来的喧哗声惊动，作势欲逃。乐伯一转念，弓弦响处，长箭稳稳地钉在一头鹿的背部。

    乐伯叫摄叔下车，捧起死鹿挡在鲍癸车前。鲍癸心里泛了一个嘀咕，正在想这南蛮耍什么花样，就听见摄叔笑咪咪地说：“因为时节未到，应当奉献的动物没有来，只好将它奉献给您的左右作为膳食。”

    按照周礼，以猎物献人，要根据不同的季节献不同的品种。时值六月，献麋鹿尚为时过早，所以摄叔有此一说。

    鲍癸不知道这已经是乐伯的最后一支箭，心里想，这分明是在警告我，如果再追下去，下一支箭就是射我嘛。同时又感叹，区区一个护卫都将周朝的风俗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辞令通达，不亢不卑，谁敢说南蛮没有文化，不懂礼仪啊？

    鲍癸命人接受了摄叔的礼物，对左右说：“车左的楚将善于射箭，车右的护卫善于辞令，这都是君子啊！”于是不再追赶，乐伯三人得以安全返回。

    乐伯的挑战在晋营引起了骚动，也给先谷等“主战派”一个极好的理由，他们齐集在中军大营，逼问主帅荀林父：楚国人都踩到咱们头上来了，难道还要当缩头乌龟吗？

    赵括更是拔出佩剑，恶狠狠地砍在案几上，说：“我等即便战死，也不能忍受此等羞辱。”

    说起荀林父的帐中，那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位魏锜（qí），乃是晋文公的虎将魏犨之孙，颇通几分武艺，自视甚高。当年晋成公为了巩固公室的力量，曾经将一批异姓贵族任命为公族大夫，魏锜以为自己很有希望，谁知道榜上无名，因此一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就只想晋军打败仗。当时他听到赵括这么说，便站出来向荀林父请战，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将既然敢来致师，我军也不能示弱，请您派我前去致师！”

    话音未落，又有一位叫赵旃的站起来说：“如果魏将军前去致师，我愿为使者，前往楚营下战书。”赵旃乃是赵穿之子，一直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六卿（三军正副元帅）之一，但是连个三军大夫都没当上，因此也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

    荀林父被搞得心烦意乱，跟士会商量了一阵，决定同意魏锜和赵旃前往楚营，但是任务有所改变：魏锜的任务是去谴责楚军言而无信，赵旃则是去邀请楚庄王如期举行会盟。

    魏锜和赵旃接受了命令。看到这两个人雄纠纠气昂昂地驾车而去，上军副帅郤克苦笑道：“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咱们如果不作充分的防备，必败无疑。”

    先谷踹着路边的小石子，冷冷地说：“郑国人劝我们作战，我们不敢战；楚国人向我们求和，结果又不能和。主帅的意见飘忽不定，防备又有什么用呢？”

    士会劝说道：“还是要加强防备。如果这两个人惹怒了楚国人，楚国人乘机掩袭，我们就很危险了。有备则无患，如果楚国人放弃敌意，前来会盟，再解除戒备也不迟；如果楚国人带着敌意而来，我们有所防备，也不至于落败。”

    先谷不耐烦地说：“没那个必要。”

    士会是不想打这仗的，但是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又极力主张加强防备，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先谷很想打这仗，但是因为不痛快，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置于一边，在他的心里边，恐怕和魏锜、赵旃一样，都恨不得晋军失败，好等着看荀林父的笑话吧。

    士会越想越不放心，派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二将在敖山前面设下七路伏兵。中军大夫赵婴也觉得形势不容乐观，派人先在黄河边准备好船只。士会和赵婴都是聪明人，所不同的是，士会考虑的是大局，赵婴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路。

    魏锜奉命来到楚营，见到楚庄王，也不行礼，就大大咧咧地说：“荀元帅派我来告诉你们，准备好刀剑，咱们战场上见！”说完转身就走。楚将潘党被他这种无理的态度惹恼了，带上十几辆战车，一直追到荧泽（湖名）。正好有六头麋鹿在湖边吃草，魏锜心念一动，也张弓射死一头麋鹿，命手下献给潘党，并且说：“您有军事在身，兽人恐怕不能及时给您提供新鲜的野味，谨以此鹿献给您的部下。”

    所谓兽人，就是掌管打猎的官员。乐伯献鹿于鲍癸，魏锜献鹿于潘党，均不说是献给他本人，而是献给他的部下——这也是春秋时期人们常用的客套方式，意思是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只敢献给下人。

    潘党收下了这头鹿，对自己的手下说：“人家这是学乐伯呢，我们难道还不如晋国人懂礼貌？”于是也放弃了追逐。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头有一种骑士精神，即便是赳赳武夫，也很有绅士风度。

    相对于魏锜的鲁莽，赵旃的行为更具有疯狂气概。他带着几十名手下，趁夜来到楚军的营门之前，铺了一张席子，自己坐在席子上喝了一夜酒，又命手下混入楚营。

    由此可以看出，楚军的防卫实际上也出现了漏洞。

    前面说过，楚王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兵车三十乘。从拂晓直到中午，由右广担任警备；从中午到黄昏，由左广担任警备。楚庄王乘坐右广兵车，许偃驾车，神箭手养由基护卫；乘坐左广兵车，彭名驾车，屈荡护卫。直到第二天早上，楚军才发现有晋军混入营中。楚庄王十分恼怒，亲自带领左广追击赵旃。

    赵旃逃到一片树林前面，弃车跑入树林。屈荡也跳下车，尾随而入。赵旃酒也醒了，情知斗不过屈荡，干脆使了个金蝉脱壳，脱掉自己的盔甲，拼了命往树林深处跑。屈荡追赶不上，只好拿了他的盔甲回去向楚庄王交差。

    这个时候，荀林父也觉得不对劲了，派出重车部队出营接应魏锜和赵旃。潘党远远地看到晋军车队扬起的尘土，连忙派人报告说：“晋军出动啦！”

    孙叔敖怕楚庄王冲入晋军阵中，指挥全军出营列阵，说：“前进！宁可我军逼迫敌人，不要让敌人逼迫我们。诗上说，‘兵车十乘，率先破阵’，兵书上说，‘先人一步，可夺敌人的斗志’，全军前进！”

    这场史称“邲（bì）之战”的重大战役，就此拉开帷幕。楚军在孙叔敖的指挥下，战车飞驰，步兵奔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晋军。

    荀林父这老头子完全被楚军的攻势搞懵了。自出师以来，晋军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一直不太灵光，现在面对楚国人的全面进攻，更是顾此失彼，成为了一团散沙。眼见大势已去，荀林父在中军擂响大鼓，居然宣布：“撤退，先渡河者有赏！”

    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一道军事命令。依常理而言，就算是要撤退，也要有条不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荀林父这道命令一下，晋国的中军和下军都没命地向黄河边跑去，开始争夺渡河的船只。一时间，黄河岸边鬼哭狼嚎，先上船的士兵急于开船，后面的人死死掰住不放，往往是一船人满还不能动，于是有人拔出刀来砍那些掰住船舷的手，没过多久，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

    此情此景，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这竟然是曾经称霸中原数十年的晋国大军。

    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有人保持了霸主之国的尊严，那就是士会统领的上军。由于早有准备，楚国人一直未能突破士会的防线，尤其是设于敖山之前的七路伏兵，给楚国人不小的打击。

    楚庄王迅速调整部署，命工尹（楚官名）齐带领一个方阵为右路军，追逐晋国的下军；命其附庸唐国的军队为左路军，攻击晋国的上军。为了加强左路的攻势，又命潘党率领兵车四十乘加入，打算一举歼灭晋国上军。

    郤克问士会：“我们要坚守阵地吗？”

    士会说：“楚军现在斗志昂扬，如果集中力量打击我军，我军必然全军覆灭，不如收兵离开战场。我们没有与中军和下军在一起撤退，已经不需要承担临阵脱逃的责任，又保全了士卒的性命，也算可以啦！”于是亲自殿后，有条不紊地指挥上军撤退，保持了不败之势。

    大战之中，有许多花絮，被史官一一记录下来。

    楚庄王在左广的护卫之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遇到前来护驾的右广。楚庄王想换乘右广的战车，屈荡跳下车来，拦在马前说：“大王既然乘坐左广开始作战，就必须乘坐左广结束战斗！”楚庄王为其忠勇所感动，遂不换战车，而且自此之后，改变两广值班顺序，先乘坐左广的战车。

    战斗接近尾声，有一两乘晋国兵车陷入坑中，动弹不得。恰好有楚国士兵经过，楚国人教他们抽去车前的横木，才得以脱困。但是走了没几步，战马又不听使唤，徘徊不前，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才彻底逃出来。楚国人这样做，是因为楚庄王下令说，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不必再追杀晋国残兵。但是晋国人并不领情，逃出来之后，还回过头来嘲笑说：“哎呀，我们还真是不如贵军的逃跑经验丰富啊！”

    跑到楚军大营前喝了一夜酒的赵旃倒是不乏亲情，逃回军中后，将两匹好马让给自己的哥哥和叔父，自己另外找了一辆马车逃跑，在路上又遇到楚军的小股部队，第二次弃车入林。等他从树林里钻出来，正好看见大夫逢氏和他的两个儿子乘坐同一辆马车经过，便大声呼救。逢大夫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两个儿子说：“别回头看，装作没看见！”但这两个傻瓜没明白父亲的意思，忍不住回头，而且惊呼道：“这不是赵老头儿吗？”

    逢大夫无奈，只好停下车，让赵旃上车。赵旃长得胖，他一上车，逢家的两个儿子只好走路了，结果被楚国人追上，双双战死。

    晋国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荀罃（yīng）被楚将熊负羁俘虏。荀首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我还有脸回国吗？”于是带领自己的部属返回战场寻找儿子。魏锜素来与荀首关系很好，于是主动为其驾车。下军士兵为其英雄气魄感动，有不少人跟随着他。荀首手持一张大弓，看见楚军就射，但每次抽出箭都要先看一下，如果是支好箭，就顺手插入魏锜的箭袋之中。魏锜骂道：“你不去救儿子，反而爱惜起蒲柳来了，董泽的蒲柳难道用得完吗？”

    蒲柳是制造箭干的材料，晋国的董泽是当时的蒲柳产地。荀首回答道：“不得到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又怎么救得回来？我可不能随便就用完这些好箭！”正好看见楚庄王的儿子公子谷臣和楚将襄老在收拾战场，连珠箭射过去，射死了襄老，射伤了公子谷臣。

    荀首俘虏了公子谷臣，又将襄老的尸体载于车上，说：“有这两个宝贝，还愁我的儿子不回来吗？”

    晋军自清晨崩溃，直到黄昏时分，楚军在邲地安营扎寨，仍能听到晋军在渡河的声音。

    第二天，楚军的辎重车队抵达邲地，楚军于是前进到衡雍。楚军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潘党建议：“大王何不收集晋军的尸体建筑一座京观？我听说，如此重大的胜利一定要告示子孙后代，好让他们不忘记祖先的武功。”

    所谓京观，就是将尸体堆积而成的死人堆，用现代汉语来说，叫做白骨塔也许更合适。楚庄王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所谓‘武’字，止戈为武。当年周武王战胜商朝，作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美德，所以陈于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说，‘因此巩固你的业绩。’又说，‘广布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又说，‘安定万国，年年丰收。’赫赫武功，是用来禁止暴力，消弥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人民，团结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子孙后代牢牢记住。”

    后人无从猜测楚庄王此刻的真实想法，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身边的各位楚国大夫无不为之动容，甚至有人掩面而泣。楚庄王接着说：“今天我使两个国家的人民曝尸于黄河之滨，这是残暴；炫耀武力以威胁诸侯，兵器不能收藏。残暴而屡动干戈，怎么能够保持强大？晋国仍然存在，何谈巩固业绩？违反人民愿望的事情还很多，怎么安定人民？没有美好的品德而与诸侯争强斗胜，如何团结大众？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何以丰富财物？武功有七德，我却没有一样，拿什么昭示子孙后代？我们还是先修建供奉先王的祖庙，向祖先汇报一下胜利的信息就行了，战争的胜利并非我的功劳。”

    我私下以为，只有强国的君主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那句“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足以警醒世人：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如果总是对别国的灾难感到幸灾乐祸，欣喜若狂，其实是一种弱者的表现，这样的国家很难强大。

    楚庄王还说，古代的明君讨伐不敬之人，抓住罪大恶极的杀掉埋葬，因此才有京观以示惩戒，现在晋国并非罪大恶极，晋国的士兵更是死于尽忠报国，又凭什么建造京观呢？于是祭祀黄河之神，在黄河之滨修建楚国宗庙，举行了庄重的祭祖仪式之后便班师回朝了。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连楚庄王这个封建君主都知道尊重尽忠报国的敌军士兵，低调对待自己的武功，为什么后世的人们在拍摄那些内战题材的电影时，丝毫没有痛楚的感觉呢？

    关于邲之战，还有一段花絮没有记载于正史，但是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相传楚庄王当年打败斗椒之后，举行庆功酒宴，大宴群臣，并命自己的宠妾许姬给大家敬酒，忽然刮来一阵怪风，将蜡烛全部吹灭。估计是有人喝醉了，竟然趁着天色昏黑将许姬揽到怀里。许姬手快，一边挣脱，一边就将那个人帽子上的红缨摘下来。许姬摸索着走到楚庄王跟前，低声将这件事告诉了楚庄王，并且说，快命人点亮蜡烛看看是谁胆大包天，敢动大王的女人。楚庄王听了，大声命令内侍：“先不要点灯！寡人今天与众卿痛饮，不醉不休，请大家都将帽缨摘下来再说。”于是众人都将帽缨摘下来继续喝酒。等到内侍重新点亮蜡烛，满堂文武都戴着无缨之帽，自然也就不知道是谁非礼许姬了。邲之战中，楚庄王亲临战场，发现有一个下级军官杀敌异常勇敢，五次带队冲杀，五次冲破晋军的防线，所向披靡。战后楚庄王要奖赏这个下级军官，却被他拒绝。这个人告诉楚庄王，他就是当年调戏许姬之人，为报答国君的宽宏大量，就算战死沙场也没有遗憾。

    这个故事在京剧中有个名目，叫做《绝缨会》。至于是否确有其事，现已无从考证。也许人们认为楚庄王是个有作为的明君，所以编造出这个故事来体现他的宽厚吧。

    至于那位赶着鸭子上战场的白胡子老公公，他的结局倒也不差。因为打了败仗，他向晋景公请求以死谢罪。晋景公本来想答应他的请求，士会劝谏说：“不能让他死。当年城濮之战，我军大获全胜，吃楚军的粮食都吃了整整三天，先君文公却仍然面有忧色，说‘成得臣还没死，晋国的忧患还没有结束，困兽犹斗，何况是楚国的令尹？’直到楚王命成得臣自尽，文公才喜形于色，说‘这下他可害不了我了！’楚军战场失利，又自损一员大将，可谓一败再败，数十年间不敢再与晋国争强。今天的失败，也许是老天在警示晋国吧，如果再杀掉荀林父，那就是我们一败再败，恐怕也将长期无法与楚国争锋了。荀林父为您服务，进则尽忠，退则思过，是捍卫江山社稷的人，为什么要他死呢？再说，他的这次失败，就像是日食月食，对日月的光辉又有什么影响呢？”

    所谓日月，当然是指晋景公。他将士会的这番话反复咀嚼了几遍，终于想通了，于是赦免了荀林父，并且仍然让他担任中军元帅。

    【乘胜追击，楚国入侵中原各国】

    邲之战的胜利，巩固了楚庄王的霸权。战后不久，郑襄公与许昭公联袂来到郢都朝觐楚庄王，向他表示祝贺。在那个你攻我伐的年代，强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弱者摆布于股掌之上；而弱者在夹缝中求生存，风吹两面倒，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朝晋暮楚也在情理之中。

    据《左传》记载，邲之战之前，楚国大军围攻郑国，郑国大夫石制曾经秘密与楚庄王接触，主动提出愿意当楚庄王的内应，帮助楚军攻占郑国。条件是将郑国一分为二，楚国占一半，剩下一半交由郑国的公子鱼臣统治。邲之战结束后不到十天，郑襄公破获了这起阴谋，派人将公子鱼臣和石制杀死。

    石制的阴谋何以败露？《左传》没有言明，历史上也无人推敲。但是从郑襄公的表现来看，倒很有可能是楚庄王本人透露给他的，郑襄公感恩戴德，因此不远千里跑到郢都去朝贺。“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动乱离散是如此痛苦，哪里才是你的归宿）？”左丘明用这样的诗句来批评石制和公子鱼臣。无论天下太平还是礼崩乐坏，靠出卖国家利益来谋取一己私利的人，都得不到任何同情。

    楚军回国休整了半年。公元前597年冬天，楚庄王再度挥师北上，进攻宋国的附庸萧国。萧国人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囚禁起来，派人对楚庄王说：“如果贵国一定要打仗，就杀了他们。”

    熊相宜僚既然以“熊相”为氏，想必是楚国公室的分支，长期以来居住在萧国，相当于萧国的楚国侨民。楚庄王是个宗族观念很重的人，当场回复萧国人说：“千万别杀他们，我愿意退兵！”可是，萧国人听到宋国派大夫华椒为将，正联合蔡国人前来救援，觉得有所倚仗，加上时值寒冬，大雪纷飞，料想楚国人也呆不了多久，便又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给杀了。

    楚庄王大为震怒，命令部队包围萧城。那年天气特别冷，中原地区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而楚国士兵来自南方，虽然也作了御寒的准备，面对这样的冰雪天气，还是表现出了严重的不适应：有的士兵冻伤了手脚，有的士兵则得了伤寒，士气相当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巫臣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庄王，楚庄王于是亲自巡视三军，走遍所有的营寨，所到之处，与将士们促膝谈心，亲切地拍着士兵的肩膀鼓舞斗志。据说，不只是被他拍过的士兵能量倍增，连全军将士都感觉到暖流通过，如同身上盖了又厚又软的丝棉被一般，一点也不觉得冷了。

    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感召下，楚军顶住了严寒，将萧城包围得像铁桶一般，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援兵也进不来。随着城内粮食一天天减少，萧国人的斗志也一天天被消磨，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

    某天清晨，楚军将领司马卯正在巡视阵地，听起城墙上有人打招呼，抬头一看，是一个贵族打扮的人。“将军，将军，麻烦您叫申叔展前来和我说话。”那个人扯着嗓子喊道。

    “你认得申大夫？”司马卯问道。

    “认得，认得！您跟他说，故人还无射在此，他一定会来。”城上这么说。

    司马卯派亲兵跑到申叔展营中，没过多久，申叔展驾着马车赶来了。一看到城上那人，申叔展就激动起来：“还无射，果然是你啊！”

    “没错，叔展别来无恙？”还无射也连连招手。

    “咳，这个时候别客套了。你那里有麦曲吗？”申叔展问。

    “没呢。”

    “有山鞠穷吗？”

    “也没有。”

    “那河里的鱼肚子疼怎么办？”

    “看到枯井就有救啦！”

    “哦，你在井口放一根草绳，如果听见有人在井上哭，那个人就是我啊！”

    麦曲就是酒曲，乃酿酒之物；山鞠穷则是一种草药。司马卯在一边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第二天，楚军发动总攻，攻入萧城。因为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的事，萧国人害怕楚军屠城，四散溃逃。申叔展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一个上面垂着一根草绳的井，于是放声大哭。还无射在井中听到申叔展的声音，顺着绳子爬上来。漫天战火中，两个老朋友紧紧抱在一起。

    据说，这口枯井位于安徽萧县，直到唐朝仍有人见过。平心而论，还无射凭借与敌国将领的交情为自己谋求生路的做法，确实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身处乱世之中的人们仍能拥有如此珍贵的友情，足以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深受感动。

    由于感受到楚国扩张带来的压力，公元前597年冬天，就在萧国沦陷后，晋国的先谷、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和曹国的一位大夫在卫国的清丘（地名）举行了会盟，盟约为：“恤病，讨贰。”也就是救援有困难的国家，讨伐有二心的国家。

    会盟结束，宋国马上发动了对陈国的进攻。因为陈国早已经臣服于楚国，宋国的这次行动可以说是间接向楚国挑战，也是履行清丘盟约的一种积极表现。但是，宋国人用力过猛了。同盟国中，晋国和曹国对这次行动均持观望态度，而卫国更是出人意料地派兵救援陈国，公然与宋国对抗。

    对此，卫国大夫孔达表示：卫国和陈国世代友好，先君卫成公与陈共公更是交情笃深，曾经约定互为救护。现在宋国无缘无故进攻陈国，卫国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晋国因此而惩罚卫国，他孔达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以死谢罪。

    《左传》对于清丘之盟的评价是：“只有宋国可以免受谴责。”意思是只有宋国忠实地履行了盟约，其余三个国家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卫国更是明目张胆地背叛了盟约。

    事情真的应该这么看吗？其实不然。我的意见是，其余三个国家固然不厚道，宋国也不见得有多高尚。

    首先，清丘之盟对宋国最具有实际意义。四个结盟国家之中，晋国是楚国的死对头，也是唯一可以与楚国抗衡的国家，卫国和曹国则是看着晋国的眼色行事，但这三个国家离楚国都很远，在楚庄王的火力范围之外。而宋国则离楚国比较近，又刚刚在萧城之役中与楚国对着干，得罪了楚国，随时可能遭到楚国的报复，急切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国来保护自己。事实上，清丘之盟在这个时候举行，极有可能是宋国的提议，而晋国仅仅是出于战略考虑，顺水推舟附和了宋国的提议。

    其次，清丘之盟后，宋国马上攻打陈国，师出无名，殃及无辜，其用心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对陈国的战争，将晋国再度拉下水，形成晋楚两国的军事对峙，从而避免宋国与楚国单打独斗。这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为了将阿拉伯国家拉拢过来对付美国，不停地向以色列施放飞毛腿导弹，打的是同一套拳。

    只可惜，晋国人也不是傻瓜，怎么可能被宋国人牵着鼻子走？

    公元前596年夏天，楚庄王果然再次出兵北上，进攻宋国。晋国仍然保持沉默，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救援。清丘之盟“恤病讨贰”的约定，至此完全变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其实，晋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一年前的邲之战，晋国的中军和下军基本崩溃，元气大伤，至今尚未恢复。就算晋景公想帮助宋国，想必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吧。

    但盟约就是盟约，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既然签了字盖了章，还喝了血酒，就应该履行责任。国际社会对晋国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都嗤之以鼻，晋国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

    晋景公越想越恼火，将一肚子气都撒到代表晋国签订清丘之盟的先谷身上。当年秋天，西北的赤狄部落侵略晋国，打到了清原。晋景公找了个借口，说赤狄入侵晋国乃是先谷暗中通敌所致，再加上去年邲之战的失败也与先谷有很大关系，新账老账一起算，判了先谷诛九族之罪。

    先谷的曾祖父先轸是晋文公、晋襄公年代的重臣，曾经以中军元帅的身份指挥城濮之战和殽之战，一生尽忠公室，死而后已；先谷的祖父先且居子承父业，也曾在晋襄公年代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赵盾主政时期，先谷的父亲先克担任中军副帅，是赵盾的助手；先谷本人也担任了中军副帅。先家历代担任军政要职，四世四卿，可谓名门贵胄，盛极一时，没想到最终毁在了先谷的手上。《左传》对此评价：“恶之来也，己则取之。”认为先谷是咎由自取。从先谷在邲之战中的表现来看，这倒也没有冤枉他。

    为了挽回国际影响，也为了给正在孤军作战的宋国人一个交代，晋景公派使者来到卫国，谴责卫国背弃清丘之盟救援陈国的行为，而且威胁说：“如果没看到罪魁祸首受到惩罚，就派兵讨伐。”

    孔达倒是乐天知命，对卫穆公说：“如果这样做有利于社稷，就将罪过全部加到我一个人身上，请杀了我以求解脱吧。我身为国家的重臣，面对大国的责备，难道还能将责任推给别人吗？我已经作好死的准备了。”

    公元前595年春天，孔达自缢身亡。卫穆公派人将这个消息遍告诸侯，说：“寡君有不善之臣，挑拨我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伏罪，谨致通告！”自古弱国无外交，卫穆公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为了安抚国民愤怒的情绪，卫穆公将女儿嫁给了孔达的儿子，并让他继承了孔达的官位。

    休养生息了两年之后，晋国似乎恢复了元气。公元前595年夏天，晋景公亲自带领大军讨伐郑国，并且将这个消息事先遍告诸侯。但这次出征仅仅是虚张声势，晋景公在边境检阅了部队之后，全军就打道回府了。按照荀林父的说法，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向诸侯显示晋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给郑国施压，好让郑国人自己主动来认罪。

    郑襄公确实被吓得不轻，但是他没有向晋国投怀送抱，甚至也没有暗送秋波，而是轻车熟路地跑到楚国，找楚庄王哭鼻子去了。

    楚庄王好言安慰了郑襄公一把，要他不用担心晋国大军压境，因为只要他立场坚定，楚国就是郑国的坚强后盾，绝不会像晋国对待宋国那样背信弃义。

    郑襄公感激之余，又向楚庄王提出，想派公孙黑肱取代两年前入楚为质的公子去疾。楚庄王很爽快地答应了郑襄公的请求。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搏弈中，楚庄王就像一位宽宏大量的庄家，对于玩家提出的小小要求总是予以理解，也不吝于将高利贷借给那些有急切需要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敢和他对着干的人，他一定会穷追猛打，直到人家求饶。如果你想对楚庄王的个人气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大可以看看好莱坞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唐·柯里昂。

    在给郑国打气的同时，楚庄王酝酿了一次外交活动。他派出两路使者，一路以公子冯为首，途经郑国，出访晋国；一路以文之无畏为首，途经宋国，出访齐国。

    他给公子冯和文之无畏同时下达了一道霸气十足的命令：“你们分别从郑国和宋国过境，但是不可向两国政府请求借道。”言下之意，你们就把这两个国家当做自己领土，大摇大摆地过境就行了，不必理会他们的统治者。

    这道命令对于公子冯来说倒没什么，以郑襄公现在的态度，郑国差不多也就是楚国的一部分，公子冯完全可以来去自由，还将被当作上宾对待。但是对于文之无畏来说，这道命令无异于一道催命符——且不说仅仅在一年之前，楚国还与宋国发生了战争，双方正处于敌对状态；早在二十多年前，文之无畏本人就因为过于强硬，深深地伤害过宋国人的感情。

    公元前617年冬天，楚穆王与宋昭公在孟诸湖会猎，时任申县县公的文之无畏担任司马。因为宋昭公没有按楚穆王的命令携带引火之物，被文之无畏追究责任，当着众人的面将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拖下来暴打了一顿，宋国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直念念不忘。现在，楚庄王要文之无畏再度前往宋国，不是以使者的身份前去修好，而是要他故意激起宋国人的愤怒，这不是要他送死么？

    文之无畏当然知道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他对楚庄王说：“郑国人耳聪目明；宋国人昏聩无能。公子冯没有什么危险，我则必死无疑！”

    “是嘛？”楚庄王轻描淡写地说，“如果宋国人敢杀你，我就带兵讨伐宋国，一定替你报仇。”

    楚庄王此言一出，文之无畏便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就像是围棋中的一颗棋子，被楚庄王放置在对手的地盘之中，以此造成一个“劫”。对于宋国人来说，这个“劫”是两难的选择：如果听任文之无畏过境，等于默认了楚国的宗主权，放弃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如果杀了文之无畏，则给楚国制造了一个战争的借口，楚庄王将打着为文之无畏报仇的旗号，再度侵略宋国。

    文之无畏将自己的儿子申犀引见给楚庄王后就出发了。这样做的意思很明显——文之无畏可以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但是请楚庄王看在自己为国尽忠的份上，照顾好他的儿子，维护好他的家业。

    文之无畏到了宋国，宋国右师华元果然对当年孟诸湖之辱记忆犹新，对宋文公说：“楚国派使者经过宋国而不借道，是将宋国当做楚国的领土，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如果杀了楚国使者，楚国肯定讨伐我国，最坏的后果也不过是亡国罢了。”于是命人将文之无畏抓起来杀了。

    按照周朝的礼节，就算是天子的使者过境，也必须向该国借道，颇有强龙不压地头蛇之意。宋国这样对待文之无畏，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到郢都，楚庄王的反应只能用“狂怒”二字形容。只见他一甩袖子，拍案而起，光着脚就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叫：“马上集结军队，出发攻打宋国！”内侍拿着鞋子和佩剑在后面追赶，直到前院才给他穿上鞋子，到大门口才给他佩上宝剑。楚庄王一直走到郢都的大街上，左右两广护卫部队才急急忙忙跟上来，让他坐上戎车——说句题外话，楚国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很可能就是被楚庄王这种风风火火的脾气给磨练出来的。

    同年九月，楚国大军进逼到宋国的首都商丘城下。宋国人虽然早有准备，但是抵挡不住如狼似虎的楚国大军，只好一边守城，一边派大夫乐婴齐为使者前往晋国求救。

    宋国地处今天的河南，晋国地处今天的山西，当乐婴齐历经重重风险穿过楚军的防线，又经过楚国的盟国郑国的地界来到绛都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无论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出于对盟国的义务，晋景公这一次都决定不再袖手旁观，他命令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兵救援宋国的事宜。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夫伯宗给晋景公泼了一瓢冷水，将他的满腔热情都扑灭了。伯宗是这样劝告晋景公的：“古人曾经说，鞭长莫及。老天正眷顾楚国，即使晋国现在很强大，能够违背天命与楚国争锋吗？有句谚语说，高调低调，不过是一念之间。河流湖泊容纳污浊，山林沼泽包藏毒害，美玉难免也有瑕疵，国君也经常要忍受耻辱，这就是天道啊！请您务必忍耐，以待时机。”

    晋国与宋国相距遥远，中间又隔着一个正与楚国打得火热的郑国，伯宗说“鞭长莫及”倒也不虚。但更为重要的是，“老天正眷顾楚国”，楚国人现在兵强马壮，郑国、陈国、许国都争相向楚国献媚，连远在山东的鲁宣公也不甘落后，派大夫公孙归父前往宋国，向正在远征宋国的楚庄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晋国如果在这个时候派兵去救援宋国，恐怕很难占到便宜。

    晋景公考虑再三，听从了伯宗的建议，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他心里想，既然不能给实质性的帮助，至少也应该给宋国人一点精神安慰吧！于是乎，他派了一位叫做解扬的大夫前往宋国打气，也就是要解扬跑到宋国人面前去吹牛说：“晋国大军倾巢而出，很快抵达宋国，你们再坚持一下，千万不要投降！”

    怀里揣着晋景公的空头支票，解扬就出发了。经过郑国的时候，郑襄公派人抓住了他，并且送到宋国前线的楚军大营。

    楚国人一见解扬，哟，熟人啊！这不是十多年前北林之役中被俘虏过的晋国大夫吗？前几年刚被放回去，怎么现在又回来了？

    楚庄王得知这件事，也很感兴趣，他派人对解扬说：“如果你将晋侯要你说的话反过来说给宋国人听，我不但饶了你性命，而且许你荣华富贵。”解扬开始不受楚国人引诱，经不起再三劝说，立场不够坚定，一来二去地就应承了。

    于是解扬被带到了商丘城下，登上攻城的楼车向宋国人喊话，他扯着大嗓门就朝城内喊道：“晋侯大军正前来救宋国，你们不要屈服，援军马上就要到啦！”

    楚国人一听，赶紧又将解扬绑起来，拿臭袜子堵住他的嘴巴，送到楚庄王面前。楚庄王很生气，说：“你既然答应了我，又不遵守诺言，是什么理由？不是我言而无信，是你背信弃义，赶快去领受刑罚吧！”

    解扬这传话的任务也完成了，绑着就绑着也不挣扎了，等楚国人拿掉臭袜子，他才不慌不忙回答道：“我听说，制定和发布命令是国君的事，叫做义；贯彻落实国君的命令是臣下的事，叫做信；以信用承受道义并付诸实施，就叫做利。谋划大事而不失其利，保护社稷，则是卿大夫的职责。我受君命出使，宁死而不辱使命，难道可以因为威逼利诱而背叛吗？我之所以答应您，不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罢了。”

    也许是解扬在楚国当俘虏那几年与楚国人建立了友谊，楚国众将包括楚庄王的几个弟弟都为他求情。楚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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