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二章 列国的内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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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穆姜的喜爱,所以将他立为臧孙家的继承人,原来的嫡子臧贾和臧为反而被迁到铸国外公家去居住。

    臧孙纥逃到邾国后,给臧贾送去一封信和一只大乌龟,说:“纥不才,以至于不能祭祀宗庙。然而纥的罪行不至于灭族,请您将这只大乌龟送给当权者,要求立您为臧孙家的族长。”

    臧贾的回答很有人情味:“这是家门不幸,不是您的过错,我听从这一安排。”他接受了那只大乌龟,并派臧为去曲阜办这件事。没想到,臧为很不厚道,一到曲阜便改变了说法,要求季孙宿立自己为臧家的族长。

    与此同时,臧孙纥写了一封信给季孙宿,大意是说我臧孙纥并无作乱之心,只不过一时糊涂才中了人家的圈套,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保留臧孙家的香火,我愿意将防城(臧孙家的领地)献给公家,自己远走他乡。

    有了臧孙纥的这一保证,再加上接受了臧家送来的那只大乌龟,季孙宿便答应了臧为的请求,立其为臧家的族长。臧孙纥如约献出了防城,转而逃到齐国。

    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有卿大夫逃亡到国外,当权者应当与在朝的诸位大夫盟誓,陈述出逃者的罪行,以示公允,同时也是谴责出逃者。臧孙纥在逃亡的路上,就有手下人问他:“季孙氏会为我们盟誓吗?”

    臧孙纥冷笑了一声:“我就怕他拿不出理由。”言下之意,如果以弃长立幼为罪,那还是季孙宿本人的意愿,谅他也不敢乱说。

    果然,当季孙宿将史官找来商量给臧孙纥定罪的时候,犯了难。史官说:“就写‘像东门遂那样不听国君的命令,杀嫡子,立庶子’,如何?”季孙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心想那不是戳我的软肋吗?连连摆手说:“不要这样写!”

    史官又说:“那就写‘像叔孙侨如那样废弃伦常,颠覆公室’,如何?”

    季孙宿还是摇头说:“臧孙纥的罪还没到那个地步。”

    大伙抓耳挠腮,一时想不出合适的罪行安在臧孙纥身上。这时孟家的有个叫孟椒的年轻人站出来说:“何不将他砍断鹿门门栓的事写进去呢?”

    季孙宿眼睛一亮,是啊,这事可是大伙有目共睹,言之凿凿。于是这样给臧孙纥的问题定了性:

    “臧孙纥触犯国法,砍断门栓!”

    有趣的是,臧孙纥在齐国听到这样的定论,不觉大惊失色,说:“鲁国还是有人才的啊!谁能想出这样的好主意,除了孟椒还有谁!”

    臧孙纥逃到齐国之后,受到齐庄公的重视,后者准备分给臧孙纥土地,好让他死心塌地地为齐国服务。

    齐庄公很清楚,掌握了臧孙纥,就掌握了控制鲁国的钥匙,为此付出几座城池是微不足道的。

    臧孙纥听到风声,马上跑到宫中去见齐庄公。当时齐庄公刚讨伐晋国归来,仍然沉浸在打败晋国的喜悦之中,便跟臧孙纥吹嘘起自己的战功来。

    “您的战功确实很了不得!”臧孙纥说,“可是在下臣看来,您却像是一只老鼠。”

    可以想象齐庄公当时错愕的表情。

    “您知道,这个老鼠啊,白天睡觉,晚上出动,不敢在宗庙中做窝,是因为害怕人的缘故。您趁着晋国有内乱然后起兵攻打它,等到它的内乱平定了,您又免不了去侍奉它,这不是老鼠又是什么呢?”臧孙纥很平静地说。

    “鲁国人!”齐庄公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了,“你胆敢羞辱寡人!”

    “不敢,下臣只是实话实说。”

    齐庄公将手按在剑柄上,几次想抽出来,但是终于强忍住,愤而离席。本来打算封给臧孙纥的土地,不消说,就算是泡汤了。

    后人认为,臧孙纥故意激怒齐庄公,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目的(比如不愿意为齐国服务),仅仅是觉得齐庄公的政权并不牢固,不想接受齐庄公的恩惠,从而避免卷入齐国的政治纷争罢了。

    孔夫子对臧孙纥此举的评价很高,但同时又说:“做聪明人难啊!有了臧孙纥这样的智慧,却不见容于鲁国,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合乎伦理,也不合乎恕道。”

    所谓恕道,就是行事之前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作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又是风流惹的祸】

    公元前550年冬天,也就是臧孙纥砍断门栓逃出鲁国的时候,齐国大军正从晋国得胜而归。

    途经莒国的时候,齐庄公突然下达了进攻且于(莒国城市)的命令。这次节外生枝的战斗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完全是因为齐庄公一时兴起。结果齐军猛攻了一天,不但没有攻下且于,齐庄公本人还被一支流矢射中大腿。

    第二天一早,齐军在寿舒(莒国地名)集结,准备攻打莒国的首都莒城。为了打莒国人一个出其不意,齐庄公还派大夫杞殖和华还带领一支奇袭部队,于前天夜里迂回进入了且于与莒城之间的山谷,准备突袭莒城。

    然而,让杞殖和华还意想不到的是,经过一夜行军,第二天早上,当他们逼近莒城下一个名叫蒲侯氏的小村子的时候,发现莒子(莒国国君)率领的一支部队已经在那里严阵以待了。

    奇袭部队如果被发觉,也就失去了奇袭的意义。再加上为了穿越山谷,奇袭部队全部由步兵组成,在严阵以待的战车方阵面前,可以说不堪一击。莒子派人给杞殖和华还送去一车金银财宝,说:“请你们不要死在这里,和我结盟吧!”

    站在莒子的角度考虑,齐国远远大于莒国,就算莒军取得一时的胜利,也无法改变齐国的军事优势。因此,莒子并不想把齐军打得太惨,而是希望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劝退齐军,息事宁人。

    “因为贪图财物而放弃使命,也是您所不齿的吧?”杞殖和华还答复莒子,“我们昨天晚上受君命而来,还没到今天中午就放弃了使命跟您结盟,就算活着回去,哪里有脸见人呢?”

    对于真正的武士来说,没有所谓体面的退却,只有战胜或者战死,非此即彼。

    这一战的结果,齐军奇袭部队全面崩溃,华还逃亡,杞殖战死。得知这一消息后,齐庄公偃旗息鼓,接受了莒国提出的停战协议。部队撤出莒国,继续向齐国前进。

    在临淄郊外欢迎的人群中,齐庄公看到了杞殖的老婆。想到杞殖之死完全是因为自己节外生枝,齐庄公觉得很过意不去,于是派了一名使者向那个女人致以吊唁。

    “杞梁(杞殖字梁)战败有罪,岂敢有劳国君派人来吊唁?如果有幸能够免罪,还有先人的破房子在城里,贱妾不敢在郊外接受吊唁。”那女人拒绝了齐庄公的吊唁。

    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身份低贱的人才在郊外接受吊唁。杞殖是大夫,齐庄公派人在郊外吊唁他,感情虽然真切,行为却是“非礼”。听到那女人的答复,齐庄公大为惭愧,回到临淄后,亲自跑到杞殖家里进行了吊唁。

    因为这件事,杞殖的老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儒家学者追捧其为“烈女”,曾子和孟子等人都毫不吝惜地对她表达了赞美之情。民间传说更是将她的故事进行改编,说她得知杞殖战死的消息后,“向城而哭,地为之崩,城为之陷”。毫无疑问,这一哭穿越了时空,成为数百年后孟姜女故事的最初蓝本。

    从晋国回来后,齐庄公就着手谋求与楚国建立军事同盟,多次派人访问楚国,甚至提出与楚康王会面的要求。公元前549年夏天,楚康王派薳(wěi)启疆作为全权特使访问了临淄,为齐、楚两国国君的会面作前期安排。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尤其是齐国上下都在担心晋国报复的形势下,薳启疆的到来,无疑给齐庄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为了体现齐国人的热情好客,齐庄公不但给予了薳启疆最高规格的接待,而且为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

    炫耀武力的背后,总隐藏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陈须无看到这一幕,冷冷地评价道:“齐国很快就要遭到侵犯了。我听说,有事没事把兵器拿出来炫耀,总有一天会割到自己!”

    晋国的报复来得比想象中快。同年秋天,晋平公召集鲁、宋、郑、曹、莒、邾、滕、薛、杞等十二国诸侯在晋国的夷仪会盟,准备讨伐齐国。齐庄公得到消息,连忙派陈须无的儿子陈无宇跟随薳启疆返回楚国,一方面向楚康王说明战事将临,不能如期会面,一方面请求楚国出兵救援。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为齐庄公争取了时间。这场大雨从十月下到十一月,洪水泛滥,淹没了道路,以晋国为首的十二国联军只能在夷仪待命,无法动弹。等到雨势消停,交通恢复的时候,楚康王行动了。他亲自带领大军从郢都出发,直扑郑国的首都新郑。楚军先是包围新郑的东门,发动几次威慑性的进攻,然后驻扎在新郑东南的棘泽,摆出一副迎战诸侯联军的架势。

    楚康王这一拳打得很准。郑国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如果有失,晋楚争霸的平衡马上就要被打破。晋平公输不起郑国,只好暂时将齐国放在一边,回师对付楚国。

    双方在新郑城郊对峙。

    自从公元前555年楚国令尹公子午率军讨伐郑国以来,楚国一直保持了军事上的沉默。

    公元前552年,公子午去世,公子追舒继任楚国令尹。但公子追舒只干了一年,就因为气焰太盛,用人失察,被楚康王派人杀死在朝堂之上。接着楚康王又任命薳子冯为令尹。有公子追舒的前车之鉴,薳子冯就小心谨慎得多了,凡事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楚国人那种敢作敢为、大刀阔斧的精神在薳子冯身上已经找不到任何痕迹——这恐怕也是楚国这些年来甘于蛰居南方、不问中原事务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是晋国有栾盈之乱,又被齐国人占了便宜,很难说楚国人敢不敢大举北上,与其一决雌雄。

    决战开始之前,晋平公派大夫张骼和辅跞前往楚军大营“致师”。

    前面介绍过,春秋时期,各国仍留有商周之际的古风,每逢会战,先遣勇士单车进犯敌阵,打击敌人的士气,称之为“致师”。

    张骼和辅跞向郑简公提出了一个要求:给他们派一名车夫。这个要求很合理,因为晋国人不熟悉地形,只能依靠郑国本地人来带路。

    郑简公不敢怠慢,经过精挑细选和问卜算卦,找到了一位根正苗红、政治过硬、技术精湛的公室子弟——公孙射犬来当此重任。

    考虑到晋国人心高气傲,视天下诸侯如无物,郑简公还特意派大夫子大叔向公孙射犬交代,对待大国的勇士一定要谦恭,不要企图与他们分庭抗礼,凡事多让着一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国际矛盾。

    听到子大叔这样说,公孙射犬很不乐意:“我不管什么大国不大国,车夫的地位在其他人之上,这是普天之下通行的公理,凭什么要让着他们?”

    时间如果往后推两千五百年,自会有人教育公孙射犬,在对待大国的问题上,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轮不到你来叽歪。可是子大叔很显然不知道这么高深的理论,估计也没见过扁担,只能干巴巴地对公孙射犬说:“话不是这样说的啦,小山之上没有松柏。”言下之意,郑国是小山,晋国是峻岭,根本不可相提并论,你又何必争这口气呢?

    公孙射犬憋了一肚子火,赶着战车来到晋军大营。正好张骼和辅跞在营帐里吃早餐,听说公孙射犬来了,也不传他进来,就让他坐在帐外等着。吃完了,才让人将剩下的食物端出去给公孙射犬吃。

    公孙射犬好歹也是郑国的“公孙”啊,张骼和辅跞显然没有将他当作“射犬”,而是将“射”字给省略了。公孙射犬强忍怒火,胡乱扒了两口食物,心里开始盘算着怎么报复这两个目中无人的家伙。

    吃完早餐,三个人出发前往楚营。张骼和辅跞让公孙射犬驾驶战车先行,自己却坐着舒适的乘车(平时乘坐的轻便马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这哪里是去致师,简直是去度假!公孙射犬看着那两个人悠闲自得的样子,恨得直咬牙。

    直到看见楚军的旗帜,两个人才搭上公孙射犬的战车,接着各自从背囊里掏出一把——琴,架在车后的横木上,调准了弦,闭上眼睛,一唱一和地弹起来。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张骼排行第三,故曰张老三)

    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晋国正在山西)

    公孙射犬实在是听不下去了,眼看接近楚营,他暗中一抖缰绳,也不通知那两个家伙,战车飞驰而入。

    “慢点,慢点!”晋国人一边将琴收入袋中,一边拿出头盔戴上。

    进入楚营之后,他们也不拿兵器,赤手空拳地跳下车,见人就打,打晕了再举起来,像扔沙包一样砸向其他的楚兵,或者捆绑起来夹在腋下。只听得楚军惨叫连连,霎时之间,就被收拾了一大片。

    公孙射犬瞅准了这个机会,突然掉转马头,快马加鞭向营外冲去。拜拜啰两位!你们就留在楚营继续扔沙包吧,老子可不奉陪了。公孙射犬暗自大笑,将皮鞭挥得噼啪作响。

    当他冲出营门,忍不住回过头去看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差点连缰绳都拿不住——不知是在什么时候,张骼和辅跞已经上了他的战车,正张弓搭箭射向追击的楚兵呢!

    三个人一路狂奔,脱离险境后,张骼和辅跞又拿出琴来弹。辅跞调侃道:“我说公孙啊,同坐一辆车,就是兄弟,为什么你出入楚营都不商量一下?”

    公孙射犬支吾着说:“进去的时候是一心想着进去,出来的时候是心里害怕,都顾不上商量呢。”

    两个晋国人都笑了,说:“公孙可真是个急性子的人啊!”把公孙射犬闹了个大红脸。

    受到这次致师的打击,加上吴国人在背后策动楚国的属国舒鸠背叛楚国,引起楚国国内震动,楚康王决定避开晋军的锋芒,主动将部队从棘泽撤回了楚国。

    楚康王的北伐虽然没有占到便宜,却让山东的齐庄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趁着晋楚两国在河南对峙,他忙里偷闲,派出数百名工匠前往王畿,为周灵王修筑去年因水灾而损毁的王宫。

    齐庄公不惜血本讨好王室,自然是希望得到王室的支持,在道义上获得对抗晋国的资本。有趣的是,鲁襄公得知这一消息,也赶紧派叔孙豹访问雒邑,就修复王宫一事向周灵王表示祝贺。《左传》如此记载:“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路。”说周灵王嘉许叔孙豹有礼,赐给他一辆“大路”车。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鲁国这次讨好王室,乃是间接地向齐国示好——你替天子修王宫,我就祝贺你修得好。这马屁拍得有水平!无奈齐庄公不吃这一套,第二年(公元前548年)春节刚过,就派崔杼带兵入侵鲁国的北部边境,以惩罚鲁国这些年来跟着晋国对付齐国。

    鲁襄公胆儿小,马上派人向晋国告急。大夫孟公绰分析说:“齐军这次入侵和往常不同,既没有劫掠财物,也没有逼攻城市,为什么?那是因为崔杼心里有别的打算,并不是真的想进攻我国,很快就会收兵回去,没有必要这么紧张。”

    这里插一句,孟公绰在儒学界还有点名气。孔夫子曾经这样评价他:“孟公绰如果做赵、魏的家臣,那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要他当滕、薛两国的大夫,那就不够格了。”

    赵、魏即晋国的赵氏和魏氏家族,在晋国权倾一时。滕、薛则是山东小国,是鲁国的附庸。孔夫子说这句话的意思,孟公绰为人廉洁清静,无欲无求,如果当大国上卿的家臣,地位尊贵而工作轻闲,自然不在话下;如果当小国的大夫,成天琐事缠身,肯定不堪其烦,恐怕难以胜任。

    孟公绰分析得很准确。崔杼仅仅是在两国边境上虚晃了一枪,很快就回去了。

    崔杼心里究竟有什么“别的打算”,以至于被孟公绰看出端倪呢?

    说起来竟是一桩风流韵事——

    崔杼有个家臣,名叫东郭偃。东郭偃有个姐姐,因为嫁给齐国棠邑的大夫棠公为妻,被人们称为棠姜。

    很多年前,当棠公去世的时候,东郭偃驾车送崔杼去吊唁。不料崔杼一见棠姜就魂不守舍,直接对东郭偃说:“我要娶你姐姐做老婆。”

    东郭偃吓了一跳,倒不是觉得崔杼荒诞——女人嘛,死了老公就再嫁一个,在那个年代极其平常——而是觉得这事不合规矩。

    这个规矩便是“同姓不婚”。

    “您是丁公的后人,我是桓公的后人,我们都是姜姓,怎么可以结亲呢?”东郭偃对崔杼说。丁公即齐丁公,是姜太公的儿子,齐国的第二任君主。桓公就是齐桓公姜小白。由此可以看出,崔杼是姜姓崔氏,东郭偃则是姜姓东郭氏,确实是同姓,不能结亲。

    崔杼当然也知道同姓不婚的道理。但是,棠姜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即便穿着黑色的丧服,也自有一股销魂蚀骨的味道,让他魂不守舍,欲罢不能。回到家之后,他立刻命人就娶棠姜一事算卦,结果是“遇困之大过”,也就是由“困”卦变为“大过”卦。

    困卦的上卦为兑(代表泽),下卦为坎(代表水),即所谓的“泽水困”;大过卦的上卦为兑,下卦为巽(代表风),即所谓的“泽风大过”。

    在《周易》的理论中,坎又代表中男(区别于长男和少男),兑又代表少女。算命先生知道崔杼很想得到棠姜,敷衍他说,“中男配少女,这是大吉。”

    崔杼很高兴,但还是不太放心,又去找陈须无分析。陈须无掐着指头算了半天,眉头微皱,对崔杼说:“这是丈夫跟风(坎变为巽),而且陨落于妻之下(巽在兑下),依我之见,您千万不可娶这个女人,否则必有后患!”

    崔杼不以为然:“她不过就是个寡妇嘛,又不是什么少女,能有什么妨碍?就算克夫,她的先夫已经克过了,与我无关。”遂不听陈须无的劝告,将棠姜娶回了家。

    说来也怪,棠姜嫁到崔家之后,崔杼在官场上的运气倒是扶摇直上,官越做越大。

    公元前554年,齐灵公临终之际,将大子光(即齐庄公)赶到齐国东部去居住,改立公子牙为大子。大子光在崔杼的帮助下回到临淄,藏在崔杼府上,找机会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崔杼因此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上卿。

    也许正是在这次藏匿的过程中,齐庄公跟棠姜有了亲密接触,两个人的关系便变得不清不楚起来。当上国君之后,齐庄公还常常往崔杼家里跑,找机会跟棠姜鸳梦重温。

    如果仅仅是有奸情便也罢了,崔杼还不至于为了一个再嫁的女人跟自己的主子闹翻。问题是,齐庄公得了便宜还卖乖,不但跑到崔杼家里公然调戏女主人,有一次还将崔杼的帽子带回宫来,赏赐给别人。

    连身边的近侍都认为齐庄公做得过了火,劝他不要拿上卿的帽子开玩笑。齐庄公却大笑道:“这帽子难道崔杼戴得,别人就戴不得?”

    世上还有比这更欺负人的事吗?自那时候开始,崔杼已经有了弑君之心,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因为齐庄公的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大内高手”,个个武艺高强,死心塌地为他卖命。

    齐庄公好武,是个“勇士迷”,搜罗勇士是他毕生的嗜好之一。据《庄子》记载:有一天,齐庄公外出打猎,看见一只虫举起双臂挡住他的车轮,他觉得很奇怪,就问车夫这是什么虫。车夫回答说:“这就是螳螂啊!这种虫的特点就是知进不知退,从来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就轻视敌人。”齐庄公感叹道:“如果人有这样的勇气,那就天下无敌了。”于是命令车夫回车避开螳螂。

    后人以“螳臂当车”形容不自量力,多为贬义。但是在齐庄公看来,螳臂当车更是勇气超群的表现,值得敬佩。

    事实上,齐庄公对于任何形式的勇气,都是持赞许甚至容忍的态度的。前面说过,杞殖的老婆不接受他在郊外吊唁,他便亲自跑到杞殖家里去吊唁,这恐怕不只是对杞殖的勇气的肯定,也是对这个女人的勇气的肯定。而臧孙纥当面说他像老鼠,他也仅仅是愤然离席,没有给臧孙纥任何惩罚。历史上评价齐庄公,多半将他划为穷兵黩武的昏君一类。但在我看来,对于勇气的偏爱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倒是一个民族不至于沦为乌合之众的基本要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齐庄公有这样的爱好,当时天下的勇士都向往临淄,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由顶尖高手组成的小圈子,当年由晋国逃亡而来的勇士州绰也名列其中,成为“齐宫八大高手”之一。

    有这些人在齐庄公身边,崔杼很难找到机会下手。

    但是,再周密的防备也难免有漏洞,而且漏洞往往出现在看似最不可能出问题的环节。

    “齐宫八大高手”中,有一个叫贾举的人,因为某件小事惹得齐庄公不开心,被齐庄公拿鞭子痛打了一顿。

    在齐庄公看来,打是亲,骂是爱,打完之后,依然将贾举带在身边,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崔杼打听到这个情报,就偷偷地跟贾举搭上了线。

    齐庄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通过贾举源源不断地传到崔杼的耳朵里。

    公元前548年5月,莒子为了答谢去年齐庄公放过了莒国一马,来到齐国朝觐齐庄公。齐庄公在北城设宴招待莒子。崔杼假称有病,没有参加这次宴会。第二天,齐庄公亲自到崔杼府上去慰问,进门一问,才发现崔杼竟然不在家。

    稍微有点政治敏感性的人,很容易从中发现不对劲。崔杼既然病得连重要的国事活动都不能参加,怎么可能不呆在家里呢?但是齐庄公的第一反应不是狐疑,而是窃喜。他轻车熟路地走向崔家的后院,来到棠姜的门前,轻轻拍着柱子唱了一首意韵悠长的情歌。

    见到此情此景,贾举做了一个鬼脸,将其他几位高手挡在了后院的门口,悄悄地关上了院门。没有人对贾举的举动产生怀疑——领导睡觉我站岗,他跟谁睡我不管,不是吗?

    齐庄公把歌唱完,棠姜的房间仍然没有动静。他不禁觉得奇怪,以往不是这样的啊!于是轻轻推开房门,一只脚刚跨进房门,一只脚还在门外,黑暗中一道寒光袭来!他下意识地一闪,躲过了这一刀。再定睛看时,房中哪有棠姜,只有黑压压一片全副武装的士兵!

    “崔杼,崔杼在哪?”齐庄公一边往后退,一边大声喝道。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只有步步紧逼。

    齐庄公跑到院子里,爬上假山上面的高台,这才发现崔杼为了对付他,竟然动用了一百名武士。这些人将假山团团围住,有人已经张弓搭箭瞄准了他。“不要杀我,不要杀我!”齐庄公大声叫道,“告诉崔杼,我知错了。”

    “不行。”有人回答。

    “我愿意与崔杼结盟,分给他半个齐国。”

    “不行。”

    “我是国君啊,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崔杼,崔杼,你在哪儿?你一定要我死的话,让我到大庙里自杀吧,我不想死在这些人手上。”

    “您就别叫了。您的臣子崔杼病得厉害,不能前来听命。这里是公宫附近,我们这些人奉命巡查,搜捕淫乱之人,除此之外,不接受任何命令。”下面的人这样回答。

    齐庄公一咬牙,做了一个助跑的动作,直接从高台上跳向围墙,企图越墙而出。人还没贴近围墙,一支箭射穿他的大腿,将他射倒在地。武士们一拥而上,将他砍死。

    与此同时,在门外守卫的“齐宫八大高手”,包括贾举,也被埋伏的士兵乱箭攻击,只有曾经被齐庄公称为大公鸡的殖绰侥幸逃脱。

    崔家的事变很快震动了整个齐国。

    大夫祝佗父当时正奉命在高唐举行祭祀,回来之后连祭服都没有脱,直接赶到崔家去谴责崔杼,被崔杼杀死。

    渔业部长(侍渔者)申蒯要家臣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逃跑,说:“国家有难,我只能以死报国。”家臣说:“我如果逃跑了,那岂不是违背了您的道义?”跟着他一起战死。

    齐庄公的舅舅鬷蔑在平阴被崔杼杀死。

    齐庄公的宠臣卢蒲癸和王何出逃到莒国。

    正当列位大臣前仆后继地以死报国的时候,有一个矮子带着自己的家臣站在崔杼的门外,既不发表演讲,也不拿刀进攻崔杼,就那样一连站了好几天。

    这个人就是晏婴。

    他的家臣忍不住问道:“我们也要以死来追随先君吗?”

    “胡说!”晏婴说,“他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君主吗?他是全体齐国人的君主,要死大家一起死,凭什么单要我为他死?”

    家臣松了一口气,马上说:“既然不死,那咱们赶快逃吧!”

    “笑话!又不是我杀了国君,我为什么要逃?”

    “那……”家臣一时语噎,“咱们回去吧?”

    “国君都死了,我们回哪里去啊?国君是人民的国君,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而是主持社稷的重要人物。作为国君的臣子,也不是为了那份工资,而是要扶持社稷。如果国君为社稷死,臣子也应当死;为社稷逃亡,臣子也应当跟着逃亡。如果国君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逃亡,除了他私人的亲信,别人为什么要跟着他去死、去逃亡呢?再说了,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想回,又能回到哪里去呢?”

    几天之后,崔家的大门终于打开。晏婴便走了进去,一直进到后院,将头枕在齐庄公的大腿上大哭。哭完之后站起来,向上跳了三次,才从容不迫地走出去。

    有人对崔杼说:“快趁机杀了这个矮子。”

    崔杼呆呆地看着晏婴远去的背影,老半天才摇摇头说:“不行。这个人在朝野之间声望极高,我不杀他,可以得民心。”

    前面说到,公元前575年冬天,鲁国的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将自己的女儿献给齐灵公。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孟姬,她为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有一个儿子取名叫杵臼。齐庄公死后,崔杼立杵臼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崔杼自己担任了齐景公的相国,又任命庆克的儿子庆封为左相,在大庙为齐景公举行了即位仪式。

    所谓的即位仪式,其实就是表忠心大会。

    不是对齐景公表忠心,而是对崔杼和庆封表忠心。为此,连宣誓的誓词都做了全新的设计。当司仪官念到“如果有不亲附崔氏、庆氏者……”的时候,晏婴突然站起来,打断司仪官的话,大声说:“我晏婴如果不亲附忠君爱国的人,请神降罪于我!”

    在场的人都大吃了一惊。庆封脸色大变,当时就想发作,还是崔杼拦住了他,说:“由得他去吧,咱们没有必要跟这个矮子较劲。”

    《春秋》记载:“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

    而据《左传》记载,齐国的太史也是这样写的:“崔杼弑其君。”崔杼看到后,就杀死了他。接着要太史的弟弟写,又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太史的弟弟。

    那个年代,太史是世袭的官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别人不能插手,因此崔杼又将太史的另外一个弟弟找来,结果还是“崔杼弑其君”,这个弟弟又被杀掉了。

    等到太史最后一个弟弟被叫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悬念,这个年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崔杼弑其君”五个字。这下连崔杼也没招了,只好听之任之。如果他再杀死这个年轻人,齐国的历史就只能由太史的副手来书写了,而太史的副手也做好了准备,手里拿着“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只等着崔杼来召唤。

    你能砍下史官的头颅,但是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

    同年六月,晋平公再度发动诸侯在夷仪会盟,准备攻打齐国。崔杼派隰鉏为使者,向晋平公请求和谈。并且派庆封到仪夷的联军大营,向晋平公献上男女奴隶数百名,以及一批齐国宗庙中的礼器。为了贿赂晋国人,崔杼可谓不惜血本,上至晋国六卿、下至三军大夫,甚至晋国国内的留守将领,都收到了齐国方面送来的厚礼。在这种情况下,晋平公答应了齐国的和谈,派大夫叔向遍告诸侯,夷仪之会由“兵车之会”变成了“衣裳之会”。

    至于那位牡丹花下死的齐庄公,此时正躺在冰冷的地下。崔杼将他安葬在临淄北部一个名叫士孙里的小村中,葬礼共使用了长柄扇四把,破车七辆,没有任何武器盔甲之类的陪葬品。

    对于齐庄公来说,没有黄金珠玉也许不是问题,无矛可持,无甲可贯,恐怕才是最难受的。

    【要会办事,也要会说】

    前面说到,公元前555年,公子嘉为了独揽大权,趁着公孙趸领兵出征,引狼入室,将楚国人招到郑国,既害得郑国生灵涂炭,也害得楚国人被冻死成千上万,无功而返。这件事使得公子嘉在郑国的威望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公元前554年4月,公孙趸因病去世。郑国人将讣告发到了晋国。按照周礼,诸侯国的卿大夫去世,讣告对外只发给相应级别的卿大夫。但是士匄收到讣告后,想起了公孙趸为晋国所做的一切,感念之余,又将这事对晋平公作了汇报。晋平公不知哪根神经触动,居然亲自提笔给周灵王写了一封信,请求王室关注公孙趸的丧事。周灵王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大笔一挥,便批示赐给公孙趸“大路”车一辆。所谓“大路”,一说是天子诸侯祭天时用的车,一说是天子赏赐之车的总称,总之极其珍贵。公孙趸以诸侯之卿的身份获得大路车送葬,可以说是异数,引起了天下的轰动,而这正是士匄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世,往往成为人们发泄不满、声讨不义之人的契机。公元前554年的新郑城中,一股怀念公孙趸、批判公子嘉的暗流涌动,终于在公孙趸的葬礼举行之后爆发。

    后人无从得知当时的人们是否发明了大字报——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似乎还不太可能,竹简毕竟不适合满街张贴——但是关于公子嘉的几大罪行,却被人们广为传播:

    其一,公元前563年的尉止之乱,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派刺客杀死了公子騑、公子发和公孙辄等重臣,公子嘉事先知道情况而没有揭发,坐视同僚被害;

    其二,尉止之乱后,公子嘉当权,独断专行,要求人们写盟书效忠于他,后来因为子产的劝阻才作罢;

    其三,公元前555年引狼入室。

    新郑城中群情汹涌,公子嘉也意识到危险临近,提高了戒备等级,每次出门,都由家臣带着族兵护卫。但这样做并没有使得他更安全。公元前554年秋天,公孙舍之和公孙夏突然发难,带领新郑的居民起来造公子嘉的反,将他杀死并瓜分了他的家室。

    公子嘉是郑穆公的儿子。当年郑穆公有两个宠妾,一个叫宋子,一个叫圭妫。宋子生了公子嘉和子然,圭妫生了公子志。宋子和圭妫情同姐妹,公子嘉兄弟和公子志也情同手足,好得就像一家人。子然和公子志死得早,但他们的后人子革和子良都视公子嘉如父,所以在这次政变中受到牵连,被迫逃到了楚国。子革后来还当上了楚国的右尹,被称为郑丹或者然丹,在楚灵王年代受到重用。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公子嘉死后,郑国的政局重新洗牌,公孙舍之成为郑国的当国(首席重臣),公孙夏执政,而子产也跻身于卿的行列,担任了少正(官名,相当于亚卿),在郑国众卿中排名第四。

    子产的长相十分奇特,据野史记载,“子产日角”,也就是额骨隆起,形成一个小太阳,和后世的包公有得一拼。虽然在民间传说中,他的知名度不如包公,但是在史学界和思想界,他的地位极其崇高,远非包黑子能及。

    《孟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送了一条鱼给子产,子产让仆人把它放养到池塘里。仆人偷偷把鱼煮来吃了,回去报告说:“刚放下它的时候,还半死不活的,不一会儿就摇着尾巴游开了,再后来就不见了。”子产听了很高兴,连连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去它该去的地方了,去它该去的地方了。)仆人出来后就对别人说:“谁说子产聪明,我明明把鱼吃到肚子里了,他还在说去它该去的地方了。”

    子产究竟知不知道仆人已经把鱼吃掉了?孟子的回答高深莫测:“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事欺骗他,难以用没有道理的事蒙骗他。”这句话在历史上有很多解释,最普遍的理解是:君子宅心仁厚,上当受骗是难免的事;但是君子的判断力不会背离常识,用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蒙骗君子也是不可能的。按照这种理解,鱼被放到池塘里,或者吃到仆人的肚子里,子产并不在意。人人都难免有自己的小算盘,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就好比你在街上遇到乞丐,他有可能是真的需要帮助,也有可能是来骗人的,但你没有必要寻根问底之后才扔给他一个钢镚儿。

    从这个故事来看,子产是个漫不经心的老好人,信奉的是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但是别以为老好人好欺负,老好人发起火来,简直就是雷霆之怒。

    公元前551年夏天,晋国派了一位使者到新郑,命令郑简公前往新田朝觐。子产以少正的身份接待晋国使者,劈头盖脸地发了一通牢骚:“我们郑国靠近晋国,你们好比草木,我们不过是草木散发出来的气味,哪里敢对你们有贰心?只要你们发布命令,我们就参加会盟,或者前来朝觐。没有朝觐的时候,我们没有一年不派人前来拜访,没有一件大事不跟从。但是,贵国的政令没有一个标准,搞得各国都很困乏,意外的事情屡屡发生,以至于我们没有一天不提高警惕,太累了!”

    晋国使者没想到子产会来这么一套,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子产这通牢骚,实际上是冲着晋国的中军元帅士匄来的。

    据《左传》记载,自从公元前554年士匄上台主政以来,晋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比以往更严苛,给各同盟国下达的朝贡指标一年高过一年,动辄命令诸侯前往新田朝觐,或者发动诸侯出兵打仗,诸侯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士匄因此也获得了一个“老饕”的美称。

    而在晋国国内,士匄的口碑也不太好。据《国语》记载,士匄曾经与和邑(地名)的大夫争夺田产,长期相持不下。士匄打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动用军队压服对方。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晋国的大夫们有的保持中立态度,有的表示愿意去攻打和邑,更多的则是委婉地表示反对,最后是士匄的家臣訾祏(shí)苦口婆心地说服了他,才不至于弄出乱子来。

    最让人耿耿于怀的是,公元前550年的栾盈之乱,主要原因是士匄心怀杂念,处事不公,有意打压栾氏家族。栾盈最后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士匄的所作所为使得国人十分反感,朝野之间议论纷纷,士氏家族的名望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但是士匄本人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太在意,自我感觉仍然十分良好。公元前549年春天,鲁国派叔孙豹访问晋国,士匄代表晋平公接见他。国事谈完后,士匄问了叔孙豹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不朽?”

    叔孙豹回答不上来。

    士匄便给他上了一堂历史课:“我士匄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虞舜以上的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氏和杜氏。周王室衰微,晋国成为诸侯的盟主,我们世代食邑于范地,又被称为范氏。人们所说的不朽,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家族吧!”

    叔孙豹听了很不是滋味,他很直率地对士匄说:“这不能叫做不朽,而是叫做‘世禄’。”

    “哦?”士匄没想到自己会碰到一个软钉子。

    叔孙豹说:“我们鲁国有位先大夫臧文仲,人虽然死了很久了,但是他所说过的话一直被人们记在心上,这才叫做不朽。我听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然时间久远而仍然活在人们心中,这就叫做不朽。如果只是家族延续,宗庙香火不断,世代有人祭祀,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家族,只能说你们家官做得大,不能算作不朽。”

    士匄半天说不出话来。

    同年二月,郑简公在公孙夏的陪同下访问晋国,子产托公孙夏给士匄带去一封信。

    “您主政晋国,四邻诸侯没有感受到您的美好品德,只感受到了沉重的负担,对此我深感困惑。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不担心没有财礼,而是害怕没有好名声。诸侯的财货都聚集在晋君家里,同盟内部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您如果将这个作为利益,晋国的内部不会团结,您的家族也会受到损害。您怎么就不明白呢,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国家,哪里用得着那么多财物?”

    “好名声,是装载品德的车子;品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根基牢固,才不至于毁灭。”子产接着写道,“一个人要有好的品德,快乐才能长久。诗上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快乐的君子啊,是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吧!‘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上天看着你呐,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说的有好名声吧!用宽容和谅解来发扬美德,那么就可以装上好名声向前走,远方的人都会前来投奔,近处的人也会感到安心。您是希望别人对您说‘是您养活了我’,还是说‘你榨取了我来养活自己’呢?告诉您,大象因为象牙而毁了自己,钱多不见得是好事!”

    春秋时期,人们是用竹简来书写文字。士匄读完这封信,不觉大汗淋漓,原因有二:

    第一,字太多,竹简太重;

    第二,子产骂得太狠了。

    良药苦口利于病。士匄出完这身汗,将自己主政以来的点点滴滴梳理了一番,反思了一番,不觉幡然醒悟,有如大病初愈。不久之后,他就下达命令,宣布减少诸侯朝觐的次数,减轻各国朝贡的负担。

    郑简公此次访晋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请求减轻朝贡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希望晋国批准郑国讨伐陈国。

    郑国之所以要对陈国用兵,是有原因的:公元前550年,楚康王为了支援齐庄公,亲率大军入侵郑国,陈国作为楚国的属国,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自从晋楚争霸以来,中原小国有如风中之烛,不是跟着晋国攻打楚国,就是跟着楚国攻打晋国,小国之间刀兵相见也是常有的事,本来不值得大动肝火。只不过陈国人在郑国的所作所为有点过分——陈军所到之处,填埋水井,砍伐树木,烧毁房屋,毁坏农田,极尽破坏之能事,给郑国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郑简公希望报复陈国。但是,打狗还得看主人。陈国好打,楚国不好惹,一旦楚国插手进来,事情就搞大了。郑简公需要征得晋国的同意才敢放手去干。换而言之,打狗既得看狗主人,也得看自己的主人。

    但是晋国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显得很暧昧,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晋平公派士匄跟郑简公会谈,要求郑国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轻率地进攻陈国。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战端一开,劳民伤财,对大家都不利。您说,这又是何苦呢?”士匄苦口婆心地劝说。

    郑简公不跟他争辩,突然朝着士匄行了一个叩拜之礼。士匄吓了一跳,连忙避开,表示不敢接受。

    晋国虽然大,士匄始终只是一个卿,而郑简公是诸侯级的人物,二者不可平起平坐,更不能颠倒尊卑,由郑简公来向士匄行大礼。士匄完全被郑国君臣搞糊涂了:子产写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郑简公却低三下四,向他磕头,这唱的是哪出戏啊?

    当时公孙夏在一旁陪着郑简公,士匄连连用眼神暗示公孙夏,意思是你倒是说句话,这是怎么回事啊?

    公孙夏也朝着士匄行了个叩拜之礼,然后说:“陈国依仗楚国而侵害郑国,寡君因此请求向陈国问罪,岂敢不向您行大礼?”意思很明白,咱们态也表了,头也磕了,至于晋国同不同意这件事,反正陈国是一定要打的。

    郑国人说到做到。公元前548年6月,郑国派公孙舍之为大将,子产为副将,带领兵车七百乘讨伐陈国。郑军行动迅速,趁着陈国人不注意,夜袭陈国首都宛丘,轻而易举地进了城。

    陈哀公慌不择路,在大子偃师的保护下,逃到郊外的墓地里藏了起来。正好司马袁侨驾着战车从墓地经过,两个人大叫起来:“带上我们,带上我们!”袁侨正急于逃命,哪里顾得上他们?一抽马鞭,跑得远远的,在黑夜中留下一句经典的回答:“我赶着去巡城呢!”

    没过多久,大夫贾获驾着马车,载着自己的老母和妻子经过。看到陈哀公和大子偃师,贾获便要母亲和妻子都下车,将马车交给大子偃师,让他们赶快逃命。陈哀公觉得很过意不去,要贾获的母亲上车(一车正好载三人)。贾获说:“您贵为国君,如果与我母亲同车,恐怕不祥。”于是和妻子搀扶着老母走进墓地藏了起来。陈哀公父子因此得以逃脱。

    有趣的是,郑国人虽然来势汹汹,进入宛丘之后,却表现得文质彬彬,不仅对宛丘的百姓秋毫无犯,连陈国的公宫都没有受到侵扰。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打劫,公孙舍之和子产还亲自把守在公宫门口,禁止任何人出入。

    打听到郑国人在宛丘的所作所为,陈哀公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郑国人不是来消灭陈国,而是来讨一个说法的。如果是那样,事情就好办多了。他马上派袁侨回到宛丘,拿了一批陈国宗庙里的宝物去见公孙舍之,要求投降。

    所谓宗庙里的宝物,无非是一些青铜容器或乐器,统称为礼器。这些礼器的时代有点久远了,很多都是周朝初年铸造的,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文物。但是在春秋时期,这些礼器的文物价值有限,人们更看重的是它们的政治价值,也就是它们代表着统治权力的象征意义。

    公孙舍之答应了陈哀公的要求。

    就这样,陈哀公从流亡之地又回到了宛丘。他穿上丧服,抱着社稷的神位,让宗室的男女反绑双手,分开排列,在朝堂上等待发落。类似的仪式,前面已经有过多次记述,大同小异,在此不再介绍。

    公孙舍之拿着绳子会见了陈哀公,捧着酒杯祝陈哀公身体健康,并向陈哀公奉上玉璧一双。绳子是用来系马足的。拿着绳子觐见,是当时的臣仆之礼,以示为君侯服务之意。

    子产进来后,仅仅是清点了一下男女俘虏的人数就出去了。接着郑国人在陈国的神社前举行了“祝祓”仪式,一方面因为入侵陈国,向陈国的社稷之神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陈哀公穿上了丧服,为其驱除不祥之气。总之,郑国人在陈国所做的一切,没有丝毫炫耀武功的意思,反而处处谨小慎微,堪称仁义之师。

    郑军入城的时候,陈国的官员纷纷逃亡,将管理民政的户籍本、掌握军权的兵符和代表土地所有权的地契全部留给了郑国人。陈哀公投降后,公孙舍之命令将户籍本交还给陈国的司徒,兵符交还给司马,地契交还给司空,然后就带着军队回国了。

    同年九月,郑简公派子产到晋国“献捷”,也就是向晋国报告讨伐陈国的战果,同时献上俘虏和战利品。

    前面说过,周礼对于献捷有明确的规定,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除此之外,皆为“非礼”。陈国并非四夷,晋平公也不是天子,因此,郑国这次献捷显得居心叵测,有拉晋国下水的嫌疑。让晋国人感到尤为吊诡的是,作为郑国的全权代表,子产居然一反常规地穿上了戎服。

    士匄已经于一个月前辞去了中军元帅的职务,接替他的是当年的“赵氏孤儿”赵武。新官上任三把火,赵武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进一步减轻诸侯的朝贡负担,提高接待诸侯的礼仪规格。他还公开表示:“从今以后,要尽量少打仗,最好不打仗。齐国的内乱刚刚平定,崔氏和庆氏都急于向诸侯示好。楚国的新任令尹屈建(薳子冯已经去世,屈建接任)和我私交甚深。只要我们依礼行事,谨言慎行,安定诸侯,战争就可以消除了!”

    新令墨迹未干,子产就来献捷,而且还是穿着戎服献捷,这不是存心和赵武唱对台戏么?

    士贞伯的儿子士弱奉命接见子产,要他先把攻打陈国的理由说清楚再谈献捷的事:“您想必也知道,去年郑伯前来请示攻打陈国的事,我们可是没有答应。陈国究竟有多大的罪恶,使得贵国一意孤行,一定要讨伐他们?我希望听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任何人想要和郑国人玩弄辞令,都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听到士弱用这种不客气的语调和自己说话,子产并不生气,而是以一种心平气和的语气回答道:

    “当年虞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陶器工业部长),服侍我们的先王。周武王见他工作勤勤恳恳,卓有成效,又考虑到他是舜的后裔,便将长女太姬嫁给他的儿子妫满,封他为陈侯,这也是对舜表示诚敬之意。所以说,陈国其实是我们周朝的后代,一直依赖周朝才得以延续。”

    子产的话说得很巧妙。晋国和郑国都是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而陈国是妫姓,是舜的后裔。通过回顾这段渊源,子产拉近了晋国和郑国的距离,而将陈国排除在外。

    子产接着说:“陈桓公死后,陈国发生动乱,蔡国人想干涉陈国的内政。先君郑庄公拥立公子佗为君,被蔡国人所杀。后来我们又立了陈厉公,乃至于陈庄公、陈宣公,都是我郑国所立。因为夏姬之乱,陈成公流离失所,又是我们让他回国的。现在陈国忘记了周朝的大恩大德,无视于郑国给予的种种恩惠,抛弃我们这个自古以来的姻亲,而去亲附楚国,仗着楚国人多势众来侵略我国,所到之处,填埋水井,砍伐树木,极尽破坏之能事。我们很担心这样会给太姬带来耻辱,所幸上天已经厌恶陈国,启发了我们攻打陈国的意愿。而陈国现在也知道自己的罪恶,甘愿接受惩罚。因此,我们才敢于向贵国献捷啊!”

    士弱说:“那你们攻打陈国,也是以大欺小,不符合国际原则。”

    “此言差矣!”子产说,“先王的命令,只要是有罪过的地方,就要给予惩罚,怎么能说是以大欺小呢?再说了,什么是大国?按照祖上的规定,天子地方千里,诸侯地方百里,现在的大国地方几千里,如果不是通过侵占小国,怎么能够大到这个地步呢?”言下之意,晋国之所以成为大国,难道不是牺牲了无数小国才达到的吗?

    士弱脸一红,赶紧又换个话题:“那您为什么穿戎服来晋见呢?”

    “我郑国的先君郑武公、郑庄公都曾担任天子的卿士。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发布命令说,‘各复旧职’,要郑文公穿上戎服辅佐天子,以授受楚国的俘虏献给天子——我今天这样做,也是不敢忘记天子的命令啊!”

    士弱理屈词穷,回去之后,把情况如实向赵武汇报。赵武说:“他的话顺理成章,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些大道理,恐怕不吉利。”于是接受了郑国的献捷。

    孔夫子评论这件事,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善于言辞的话,有谁知道你在想什么呢?所以没有文采的人,成不了大事。郑国讨伐陈国,如果不是因为子产的文辞,就不能算是功劳。”说白了,做得好,还要唱得好,一味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不可取。

    公元前547年春天,郑简公就入侵陈国一事论功行赏,赐给公孙舍之马车一辆、“三命之服”一套和城池八座;赐给子产马车一辆,“再命之服”一套和城池六座。

    子产收下了马车和“再命之服”,但是拒绝接受城池,他对郑简公说:“自上而下,赏赐的数额以二递减,这是规定。我在群臣中排名第四,按道理不能接受六座城池。再说入陈作战,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的功劳最大,我不敢要求赏赐,请您把城池收回去吧!”

    郑简公坚持要赏,最后子产只好接受了三座城池。

    【不是每个浪子都会回头】

    前面说到,公元前548年6月,晋平公召集诸侯在夷仪会盟,准备讨伐齐国。后来因为崔杼杀死了齐庄公,不惜血本用重金贿赂晋国君臣,晋平公便答应了齐国的和谈请求,夷仪之会也由“兵车之会”变成了“衣裳之会”。

    正是在这次夷仪之会上,齐国的使者隰鉏向晋平公提出了一个请求:十一年前,卫侯姬衎(即卫献公)因为得罪大臣孙林父和宁殖,被孙林父驱逐到齐国。现在时过境迁,再深的仇恨也该淡忘了,老让人家这么在外漂泊也不是个事。趁着这次开会的机会,请晋平公以霸主的身份出面斡旋一下这件事,让姬衎回卫国居住算了。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晋平公答应了。

    所谓霸主,就像是一个村里的村长。谁家有些家长里短,父子不亲,兄弟不和,村长都要管一管,这样才能体现村长的权威。夷仪之会还没落下帷幕,晋平公便派大夫魏舒和宛没前往齐国迎接卫献公,同时向卫国现任君主卫殇公提出,把夷仪让出来给卫献公居住。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夷仪并非夷仪之会的夷仪。夷仪之会的夷仪在今天的河北邢台境内,当时是晋国的地盘;准备让给卫献公居住的夷仪在今天山东聊城境内,当时是卫国的地盘。

    卫殇公当然不乐意,但是没有办法,晋平公都已经发话了,只能表示服从。就这样,两个月之后,卫献公从齐国起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卫国。

    回国之前,齐国的权臣崔杼找卫献公谈了一次话。谈话当然是为了送别,同时也是提醒卫献公:十一年前你被人赶到齐国来避难,齐国不但收留了你,还将郲地让给你居住,让你继续过着体面的生活。现在因为齐国的提议,你马上就要回到卫国去了,是不是该对齐国表示一下谢意呢?

    卫献公心知肚明,所谓谢意不是一句话或一封感谢信就能表达的。他很为难地对崔杼说:“我倒是很想报答齐国的恩情,只不过我回到卫国,也仅仅是在夷仪这个小城市当个寓公,无权又无钱,还得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就算我把夷仪献给齐国,齐国恐怕也看不上吧?”

    崔杼笑了。他拍了拍卫献公的肩膀:“夷仪你还是自个留着。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你如果真心实意要报答齐国,回去之后,想办法夺回君位,再把五鹿地区献给齐国吧。你可不要告诉我,你只是想当寓公,不想当国君哟!”

    崔杼的话给了卫献公一个明确的信号——他如果想夺回君位,齐国肯定是支持他的。而崔杼的另一个举动,就不仅仅是单纯地鼓励卫献公回去夺权那么简单了。

    他将卫献公的老婆孩子都留在了齐国。“什么时候献上五鹿,就什么时候将他们接回去。”崔杼很和气地说,“你只管放心,在这期间,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后人很难推测卫献公的复辟究竟是因为齐国的推动和胁迫,还是因为他本人早就有这种念头,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总之他搬到夷仪后不久,便给卫国的大臣宁喜写了一封信,要求宁喜帮助他重登君位。

    宁喜是宁殖的儿子。

    十一年前,卫献公虽然是被孙林父赶出卫国,事情的最初起因是卫献公得罪了孙林父和宁殖。因为这层关系,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孙林父和宁殖合谋赶走了卫献公。

    五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53年冬天,宁殖去世。弥留之际,他把宁喜叫到身边,说:“我得罪国君(指卫献公),追悔莫及。现在各国的史书都这样记载,说是‘孙林父、宁殖流放了他们的君主’。我有口莫辩。将来国君如果能够复国,你一定要将功赎罪,将这段历史改写,为我证明清白,这才配做我的儿子。如果做不到,就算死而为鬼神,我也不接受你的祭祀!”

    古人自有古人的价值观。在宁殖看来,卫献公尽管荒诞无礼,作为臣子却没有任何权力驱逐国君,否则就是以下犯上,是乱臣贼子,这样的罪名他担不起。

    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宁殖的迂腐,但是如果对照身边发生的事情便不难发现,古人的价值观仍然在改头换面地发生作用。就像周立波说的:“组织是什么?组织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他说无能为力;在你遇到不公时,他说要正确对待;在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说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他说你要相信组织;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他说是你的坚强后盾;在你取得成功时,他说是组织培养的结果。”总之,组织是它可以对不起你,你却不可以对不起的玩意。只要将“国君”换成“组织”,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价值观便找到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此打住。

    宁殖的遗言为卫献公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五年之后,当宁喜见到卫献公的使者,首先想起的便是父亲的遗言。他答应了卫献公的要求,但是提出一个条件:“此事非子鲜参与不可,如果子鲜不参与,事必不成。”

    子鲜就是卫献公的胞弟公子鱄,一直跟着卫献公流亡。与卫献公截然不同的是,公子鱄为人谦恭有礼,做事进退有度,深受人们好评。早在卫献公刚刚流亡到齐国的时候,鲁襄公派臧孙纥去慰问卫献公。在与公子鱄谈过话之后,臧孙纥就断言,卫献公虽然是个糊涂蛋,但只要有公子鱄的帮助,他复国是迟早的事。

    “如果有子鲜参与这件事,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啦!”宁喜这样安慰自己。然而,当大叔仪听闻这件事的时候,对宁喜的决定感到很不可理喻,说:“这就是所谓的‘我躬不说,遑恤我后’吧!”

    “我躬不说,遑恤我后”,见于《诗经·邶风》的《谷风》,意思是:我尚不容于世上,又怎么能够顾念我的后人呢?这既是批评宁殖临死的时候给宁喜摊派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又是批评宁喜不顾后代的福祉,同意帮助卫献公这样一个无道昏君重登君位。

    大叔仪还说:“君子行事,必须要考虑后果,还要考虑长远,要慎始敬终,才不至于陷入困境。现在宁喜看待国君还不如下棋那么认真。下棋如果举棋不定,必定失败,何况对国君三心二意呢?可惜啊,宁氏九代为卿,一朝就将灭亡,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不只是大叔仪不看好这件事,公子鱄也不想被卷入卫献公的复辟活动。当卫献公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去与宁喜谈判的时候,他跑到自己的母亲敬姒那里去诉苦:“哥哥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害怕这样做会导致祸患。”而敬姒的回答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答应他吧!”公子鱄这才极不情愿地答应了。

    在谈判的过程中,公子鱄向宁喜转达了卫献公开出的条件:“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政事由你宁喜决断,我只管管祭祀的事情,当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就行啦。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承诺,又有公子鱄作为谈判代表,宁喜仍然觉得心里面并不踏实,他跑去向蘧瑗请教。

    前面说过,当年孙林父起兵造反,蘧瑗曾经挺身而出,希望劝说孙林父悬崖勒马。劝说不成,蘧瑗便主动离开了卫国,不忍心看君臣相残。后来卫国政局逐渐稳定,蘧瑗又回到了卫国。

    宁喜刚把话说完,蘧瑗脸色就变了,长叹道:“当年我没能亲眼看到国君被赶出去,今天哪里敢过问他回来的事啊!”于是又一次带着家人离开卫国。

    现代人也许很容易指责蘧瑗不负责任,但在孔夫子看来,蘧瑗两次逃离卫国,却是仁、智、勇的表现:“君子哉蘧伯玉(蘧瑗字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在很多时候,用脚投票是最接近良知的现实抉择。

    有大叔仪的批评在先,又有蘧瑗的用脚投票在后,宁喜对于帮助卫献公复辟这件事越来越没信心了,他又跑去问大夫右宰谷。右宰谷一听,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不行不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老宁家就得罪了两任国君(得罪卫献公在先,得罪卫殇公在后),天下哪里有你的容身之所!”

    宁喜有些无奈地说:“这是先父临死前的重托,我怎么可以违背他的遗命?”

    右宰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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