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无小事，何况是在如此重要的外交场合。郑国群臣都对孔张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感到十分厌恶。事后，大夫富子找到子产说：“您时常教导我们，对待大国来的人，一定要小心谨慎，稍有失言，就会给国家带来麻烦。这次晋国人公然取笑我们，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也难怪，平时就算我们做得再有礼，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这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更有理由不把郑国放在眼里了。恕下臣直言，孔张失礼，实在是您的耻辱。”
“胡说！”子产拍案而起，把富子吓了一跳，“我身为执政，如果政令不当，令而不行，刑罚不公，诉讼混乱，失礼于人，招致大国欺陵，让百姓们疲于奔命而一事无成，祸乱降临而不能预知，这些确实都是我的耻辱。但是孔张，他是先君襄公的兄长（指公子嘉）的孙子、执政的后人（公子嘉曾任郑国执政），是世袭的大夫，地位尊贵显赫。他奉命出使各国，受到国人的尊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他在朝中有官职，接受国家的俸禄和封邑，按时缴纳贡赋，有战争的时候就带领家臣参战，在国家的祭祀中也有一席之地。他家世代相传，保守家业，现在竟然忘记自己该处于什么位置，为什么该由我公孙侨来为他感到耻辱呢？你们这些宵小之徒把一切罪过都归于我这个执政，难道是说先君从一开始就用错了人吗？你呀你呀，你如果一定要教育我，请你找别的理由，这个理由恕不接受！”
子产一反往日的温文尔雅，脸红脖子粗，嗓门也高了八度，就像一只斗志昂扬的公鸡。富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坏了，两腿不住地发抖，眼睛看着地面，不敢再看子产一眼。
子产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一个人再有能耐，再有修养，遇到孔张这样的队友，也难免动雷霆之怒。这个时候去子产面前说三道四，只能是自讨没趣。
不过，发火归发火，韩起那边，子产还是要去应付的。
据《左传》记载，韩起有一副名贵的玉环，但是只持有其中的一片，另外一片在郑国商人手上，一直求之不得。趁着这次出访郑国的机会，他向郑定公提出，请郑国政府出面帮忙把那片玉环搞到手。
郑定公将这事交给子产去办。子产很干脆地告诉韩起：“您要的东西不在宫中，寡君压根不知道。”
这是什么态度？韩起要的东西，别说是玉环，就是杨玉环也得给啊！子大叔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他对子产说：“老韩这个人呢，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平时也没提什么要求，还总是帮着咱们说话，为人很公道。他不就是要片玉环吗？别说一片，就是十片百片我们也得送。您想想，上次孔张闹得不像话，我们就已经很被动了，现在连这么个小要求都不答应他，如果有些不安好心的人再从中挑拨离间，破坏晋、郑两国来之不易的信任关系，那是易于反掌！您又何必为了区区小事得罪大国呢？”
子产说：“我是故意不给他的。”
子大叔说：“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子产说：“这是个忠信的问题。我听说君子不怕没有财物，而是怕没有好名声。我还听说治国不怕大国有意见，而是怕国内自己乱了套。如果大国的人来到小国，有求必应，有一就有二，我们拿什么来满足源源不断的需求？这次给了，下次没有，岂不是更加得罪他？所以，对于大国的要求，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驳斥，没有什么情面好讲。否则的话，国将不国，早晚沦为大国的附庸。”
子大叔说：“您说的话我明白，不过呢，老韩这个人，跟别人还是有区别的……我不讲大道理，就是出于个人交情，我认为您也该为他把这事给办了。”
子产说：“如果是为了韩起好，那就更不能答应了。他奉命出使郑国，却私下向我们取玉环，这是假公济私的重罪啊！你想想，我们给他一个玉环，郑国因此失去独立，老韩也得个饕餮之名，两败俱伤，这又是何必呢？”
韩起最终没占到这个便宜，只能自己花钱从郑国商人那里去买那片玉环。
当然，所谓花钱，就是自己定价格，也不管商人同不同意，马上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倒不是韩起欺负河南人，因为他在山西也就是这么干的。那个年代，商人排在“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位，政治地位极其低下，根本不够资格跟韩起这样的大贵族讨价还价。
郑国商人自然知道韩起的来头，他乖乖地交出了玉环，但是强调：“请务必将此事告诉执政大人。”
韩起说：“为什么？”
商人说：“这是执政大人交代的。”
“什么？”韩起彻底被惹毛了，他怒气冲冲去找子产，劈头盖脸地说：“我找郑伯要这片玉环，您认为不义，我不敢反驳。现在我自己花钱到商人那里买，商人说必须告诉您，请问有那么回事吗？”
子产说：“确有此事。”
韩起说：“给我一个理由！”
子产说：“您先别生气，听我慢慢说。您想必也知道我们郑国的历史，当年先君郑桓公本是畿内诸侯，东迁到这里，得到了商界人士的鼎力相助，合作开发这片土地，才有今天的郑国。因此，我们与商人之间，世世代代都有盟誓，以此互相信赖。誓词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会强买你的东西，你不用乞求我，我也不会掠夺你，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加干涉。’双方都信守盟誓，直到今天。现在您带着深厚的情谊来到敝国，却又强夺商人的货物，这是让我们违背盟誓啊！我想，如果得到区区一片玉环而失去诸侯的拥戴，这样的事您肯定是不干的。如果大国要我们没完没了地贡献财物，把郑国当成附庸来对待，我们也是不干的。不知道这样的理由，您是否能够接受？”
韩起无言以对，回到宾馆就将玉环送回给商人，说：“韩起虽然不聪明，岂敢为了一块石头而获得两项大罪，谨将它退还给您。”
商人在郑国地位特殊，与公室交往甚密，是不争的事实。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就是因为被商人弦高撞破而失败（事见本书第33章），可知公室与商人之间是常有来往的。但是公室与商人之间竟然签订过如此平等的神圣条约，而且忠诚不渝地执行了两百余年，甚至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都不肯背弃，在当时难以想象，即便到现在也让人觉得感动——此后数千年，政府与商人的关系难得有如此和谐的时候。
韩起在郑国呆了一个月。公元前526年四月，他才从新郑启程回国，郑国六卿在设宴为他送行。韩起提议，请诸位君子即席赋诗，他好闻弦歌而知雅意，从中可以知道郑国对晋国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前任当国罕虎的儿子婴齐首先赋了一首《野有蔓草》，这是一首著名的爱情诗，写的是情人偶遇的惊喜之情：
〖野有蔓草，零露漙（tuán）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rǎng）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韩起听了十分高兴，说：“孺子真是个好人，我很欣慰。”罕虎死于公元前529年冬天，至此不满三年。按当时规矩，婴齐父丧未满三年，不论年龄多大，都可被称为孺子。
子产赋了一首《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诗意为：小羊皮袍子舒服又漂亮，勤勤勉勉的君子啊，为国操劳，矢志不渝。这是当面拍韩起的马屁。韩起连忙摆手说：“过奖了过奖了，我愧不敢当。”
子大叔赋了一首《褰（qiān）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zhēn）。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wěi）。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这是一首女子嗔怨情郎爽约的爱情诗，大意是：你如果心里想着我，就提起衣角渡河来看我；你如果心里没有我，难道我就不会找别的男人？你这狂妄的小子！
听到子大叔这样撒娇，韩起莞尔一笑，说：“只要有我在，怎么会让您心里想着别人？”子大叔连忙下拜致谢。韩起感慨道：“这首诗赋得太好了！如果不是常常警惕着自己的女人也有可能投入别人的怀抱，男人们是不会一直都对女人那么好吧？”
接下来驷偃赋《风雨》，丰施赋《有女同车》，印癸赋《萚兮》，都是表达女子对心上人的喜悦之情。韩起大为感动，说：“郑国大有希望！几位代表国君表扬韩起，所赋之诗都是郑国的名句，而且表达了友好的愿望。郑伯有你们保驾护航，可以不用害怕什么了。”命人牵出晋国出产的名马送给他们，而且回赠了一首《我将》：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这是《周颂》里的一首诗。韩起的意思是：我畏惧天命，将夙兴夜寐，致力于维护四方的平安。
子产听后下拜，而且示意其他五卿都下拜，说：“我们怎敢不拜谢您安定四方平息战乱的大恩大德？”
临别的时候，韩起又私下送给子产名玉和宝马，诚恳地说：“您要我放弃那片玉环，是赐给我金玉良言，使我免于罪责，我又怎敢不拜谢您的大恩大德？”
【子产的执政智慧（下）：维稳很不易】
公元前526年秋天，一场旱灾席卷中原。这一年的《春秋》记载：“九月，大雩（yú）。”雩即求雨的祭祀，一般以童男童女各八人起舞，祈求天降甘霖。大雩则是最高规格的雩，如非旱情严重，鲁国也不至于使用大雩来求雨。
郑国的灾情也很严重。郑伯派大夫屠击、祝款和竖柎（fū）前往桑山求雨。这三位仁兄到了桑山，就地取材，砍了数十棵大树搭台祭祀。结果雨没求下来，三个人都被子产撤了职，没收了封地。罪名是：“派你们去山里祭祀，就是要培育山林，蓄养水气，你们却砍伐树木，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
直到第二年，旱情也没有缓解，反倒是出现了种种不祥之兆。夏天“日有食之”，也就是日食；冬天则“有星孛于大辰”，即有彗星扫过心宿二（又名大火），彗星的长尾西及银河，蔚为壮观。
日食发生的时候，鲁国的祝史（祭祀官）向叔孙婼请示用什么牺牲祭祀土地之神，叔孙婼说：“按照周礼，发生日食的时候，天子不吃丰盛的菜肴，在土地庙里击鼓；诸侯则在土地庙里祭祀，在朝堂上击鼓。这些事情都有成文规定，这还用得着问吗？”
彗星经过的时候，鲁国大夫申须夜观天象，感叹道：“好大的扫把星！这是老天用来除旧布新的吧？你看它现在将大火星完全遮住了，等到大火星重新出现的时候，必定散布灾难，天下恐怕难免有火灾了！”
“确实如此。”大夫梓慎说，“去年我就关注到它了，现在它变得更加明亮，岂能不兴风作浪？如果发生火灾的话，恐怕主要在宋、卫、陈、郑四国。”
几乎与此同时，郑国的星象学大师、著名的乌鸦嘴裨灶也预测到了火灾的发生，他对子产说：“下臣夜观天象，预料宋、卫、陈、郑四国将同日发生大火。此火五百年一遇，所到之处，玉石俱焚，无所幸免。但是，如果您将宗庙里的玉杓交给我来举行祭祀，可以确保郑国躲过这一劫。”
子产笑了笑，拒绝了裨灶的建议。
大夫里析，已经七十多岁了，见多识广，颇有人望。他也跑去找子产说：“天象异常，恐怕有大事发生，人民会受到惊吓，国家将面临灭亡。”
子产说：“您也这么认为吗？”对于年迈的里析，子产总是保持特别恭敬的态度。
里析说：“我活了那么多年，应该不会看错。灾难正在到来，只不过当它来临的时候，我这个老头子恐怕已经不在世上了。”说着猛烈地咳嗽了几声，子产赶紧伸手搀扶住他，他一把抓住子产的手，说：“事关郑国存亡，请您认真考虑一下，实在不行的话，迁都如何？”
“这……迁都非同小可，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子产打了个马虎眼，将这件事搪塞过去了。
公元前524年五月七日，大火星刚刚出现在夏夜的天空，那天傍晚突然刮起了持续大风。梓慎再一次警告：“这是所谓的融风，乃是火灾的前兆。七日之后，火灾必至！”
两天之后，风势转大。十四日晚，风更大。梓慎登高远望，迎面扑来一股热浪。他闭上眼睛，喃喃自语道：“天火已经降临了，不出我所料，正是宋、卫、陈、郑四国。”
身边的人将信将疑。果不其然，数日之后，四国均派人来曲阜通报：十四日发生罕见大火，烈焰焚城，生灵涂炭！
火灾发生的时候，子产一如继往地沉着冷静。他将各位卿大夫召集起来，有条不紊地发布了几道命令：
第一，由他亲自将晋国公使从东门送出，取道安全的地方回国。
第二，派外交人员前往边境，谢绝一切来访的客人。
第三，封锁各国使馆区，派重兵把守，不许任何人进出，保证使节的安全。
第四，派子大叔的儿子游吉巡视各处祭祀的场所直至宗庙，派大夫公孙登将占卜用的大龟迁到安全地带，派祝史（祭祀官）将宗庙里安放神位的石匣搬到相对安全的周庙。
第五，严令各级官吏恪守岗位，派大夫商成公负责警备宫廷，将先君留下来的年纪较大的宫女安置在安全地带，年轻的则坚守宫中。司马、司寇等人则奔赴一线指挥灭火救灾，城外的驻军也列队进城维持秩序，防止有人趁火打劫。
第六，命令各大家族发放武器，武装族兵，登上城墙，加强守备。
第七，大夫里析刚刚过世，尚未下葬，派三十人为其抬棺，搬到安全的地方。
子大叔有点担心：“您刚送走了晋国的客人，现在又摆出一副备战的架势，难道就不怕晋国误会？”
子产说：“送走晋国客人，是怕他们万一有个闪失，成为晋国责难我们的口实。加强戒备，是怕别的国家趁乱而入。请问这有什么不妥吗？”
第二天早上，新郑城内的火势基本得到控制。子产又命令各地的治安官加强管理，约束各地征发的徒役，确保社会稳定。派祝史前往城北筑坛，向玄冥（水神）、回禄（火神）祈求平安。派官吏登记被烧毁的房屋，减免这些家庭的税赋，并发给他们重建家园的材料。新郑城全体市民致哀三天，停止一切交易活动。形势稳定后，才派外交官向各国通报情况。
不久之后，晋国的边境官吏果然给郑国送来一封责备的信。信上说：“郑国遇到重大灾害，晋侯和大夫都深感不安，又是占卜祷告，又是打探消息，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也在所不惜。郑国的灾难，就是寡君的忧患啊！但是听说贵国摆出一副打仗的样子，派人登墙戒备，这是打算向谁问罪呢？我们对此感到担忧，不敢不问个明白。”
子产回信：“诚如您所言，郑国的火灾就是晋侯的忧患。子产不才，执政不力，所以上天降罪于郑国，才有火灾发生。又害怕坏人趁火打劫，加重郑国的灾难，那就是加重晋侯的忧患了，所以才派人加强戒备，这也是为晋侯着想呀。所幸现在问题已经解决，郑国依然屹立不倒，有一些小小的误会也是可以解释的。如果郑国不幸灭亡，就算晋侯为我们操心，也于事无补了。郑国既然侍奉晋国，怎么敢有二心？请您明察。”
晋国人对这个解释表示接受，没有再拿这件事做文章。倒是裨灶再度提出要借用玉杓来祭祀祈祷，而且警告说：“不听我的，郑国还会有火灾发生！”
子产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
子大叔得知此事，劝道：“宗庙里的宝物，是用来保民平安的。如果再一次发生火灾，国家就要灭亡了，您为什么爱惜区区一个玉杓而不在乎国家的安危呢？”
子产说：“事情如果真像裨灶说的那样，为了国家的安危，就算要我的性命也无妨，怎么会吝惜宝物呢？只不过天道幽远艰涩，人道则切近易懂（天道远，人道迩），凡夫俗子又如何看得透天道？您认为裨灶懂得天道吗？我看他只不过是话说得多了，偶尔有一两次说中罢了！”
话虽如此，同年七月，子产还是大兴土木，修建土地神庙，举行祭祀向四方之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同时，为了提振民心士气，还挑选精锐部队在新郑举行盛大阅兵。
阅兵需要场地。不巧的是，子产圈定的进场道路正好穿过子大叔的宅子。具体来说，子大叔家的宗祠——游氏宗庙在路南，住房在路北，两者之间的庭院又小，不足以清理出一条大道。子大叔突然面临很多现代人经历过的噩梦——拆迁！而且为了保持道路笔直，必须拆掉宗庙而不是住房。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游氏宗庙第二次遇到拆迁问题。
前一次是在公元前530年郑简公去世的时候。当时为了给郑简公送葬，要清除道路障碍，游氏宗庙就被列为拆迁对象（可见这宗庙的选址也确实有些问题）。子大叔当然不愿意，命令家人拿着锹、镐之类的拆迁工具站在宗庙旁边，就是不动手，交代说：“如果子产过来，问你们为什么不动手，你们就说这是安放祖宗神位的场所，不忍拆除，但是上命不可违，我们不想拆也得拆了。”这一招果然奏效，子产听到子大叔的家人这么说，便命令施工队绕开游氏宗庙。
那时一同列为拆迁对象的，还有几位司墓（公墓的看守者）的房屋。如果拆掉，则灵车可直达公墓，清早即可下葬；如果不拆，则灵车必须迂回进墓园，须延迟至中午方可下葬。子大叔不厚道，保住了自家宗庙，便不顾他人的居所，向子产建议说：“拆吧！否则的话，要诸侯的使臣等到中午，恐怕他们不乐意。”
子产说：“诸侯既然派人来会葬，又怎么会在乎等到中午？不拆也没什么影响，而且也不会给民众带来麻烦，那为什么非要拆不可？”于是一并不拆，郑简公的灵车因此兜了远路，只能“日中而葬”。《左传》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子产知礼，“所谓礼，就是不为了成全自己而损害别人”（子产于是乎知礼，无毁人以自成也）。
事隔六年，游氏宗庙第二次面临拆迁，子大叔驾轻就熟，故伎重演，又是派几十个家人拿着拆迁工具站在宗庙的外边，交代说：“如果子产过来检查，命令迅速拆除，你们才真动手。”
三天之后，子产上朝，经过子大叔家，看到房子还好好的，几个巨大的“拆”字分外刺眼，不觉大怒，问是怎么回事。子大叔的家人见了，拿起镐钎，朝着宗庙的外墙“乒乒乓乓”就干起来。
子产边走边看，走了不到半里地，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急忙命随从：“快回去，命令他们住手！”
“啊？”
“还愣着干啥？要他们拆北边的房间，不要拆南边的宗庙，快去！”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子产为政宽猛相济，大原则不动摇，然而在细微处又体察人情，尽量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前523年，郑国六卿之一、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偃去世。
驷偃的嫡妻是晋国人，为他生了嫡子驷丝，当时还未成年。驷氏家族的几位头面人物聚在一起商量，决定立驷偃的弟弟驷乞为族长，继承卿位。
这件事当然需要得到子产的支持。但是子产的态度很暧昧，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主要原因，一来子产憎恶驷偃的为人，懒得去管他的身后事；二来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既然有驷丝这个嫡子在，轮不到驷乞插队。
在这种情况下，驷家人不敢轻举妄动。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觉察到儿子的继承权受到威胁，驷丝的嫡妻也写了一封信给晋国的娘家，希望娘家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外孙一把。娘家人把这事捅到了晋昭公那里。于是，同年冬天，晋国派出使者访问郑国，直截了当地质询驷家的事。
晋国使者来势汹汹，郑国朝中无人敢应对。为什么？理亏啊！人家正儿八经的嫡子，为什么不能继承家业呢？驷乞顶不住压力，想要逃走，被子产制止；想请求祝史占卜凶吉，又被子产拦住。卿大夫们也很紧张，专门开了一个会来讨论对策，商量了半天却没有结果。子产在一边冷眼旁观，讨论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最后才说：“诸位大夫就此打住，此事不用再议，就由我这把老骨头去对付吧！”
子产亲自跑到宾馆去见使者，说：“上天不保佑郑国，寡君的几位臣子都不幸早死，现在又轮到驷氏家族遭遇丧事。更不幸的是，驷家的继承人年龄尚幼，他的几位叔伯兄长怕宗族因此衰落，私下商量，想立他的叔叔。这件事情非常棘手，连寡君也难以定夺，私下对我们说，‘也许是上天故意扰乱世间的秩序，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谁敢去问为什么。现在您代表晋国来问这件事，我实话告诉您，寡君根本不支持这件事，也不敢支持，别人当然就更不敢插手了。”一句话，驷家的动乱，是他们自己的事，与郑伯无关。
子产接着说：“平丘之会上，晋侯与诸侯重温过去的誓词，强调说‘不要失职！’如果寡君的臣子不幸去世，晋国就伸长了手来干涉其继承之事，这不是把郑国当作晋国的一个县，甚至一个乡来对待吗？那样的话，郑国还像是一个国家吗？寡君岂不是失职吗？我这个执政岂不是失职吗？”言下之意，驷家的事，再怎么说也是郑国的内政，轮不到晋国人来插手。
晋国使者无言以对，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同年十二月，郑国气候反常，冬天竟然发生洪灾。有人看到两条龙在新郑南门外的洧水中争斗，自然认为这是洪灾的原因，于是请求举行祭祀，祈求平安。子产不同意，说：“我们争斗，龙不看；龙争斗，我们为什么要凑热闹跑去看呢？就算我们祭祀祈祷，那洧水本来就是它们的居所，岂能因为我们祭祀就离开？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自然也就对我们没什么要求，祭祀大可不必！”
也许子产是这么认为，一切神仙鬼怪，只要你不去招惹他，他就拿你没办法，你有事没事去祭祀他，他就给你找麻烦了。这一点，倒是与孔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谋而合。
说来也怪，自此之后很多年，郑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火灾害。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2年，子产去世了。
子产驰骋政坛四十余年，以“宽猛相济”而闻名，行事作风有儒家的仁爱，有法家的严厉，有外交家的灵活，还有改革家的勇气与智慧。当人们不理解他，在背后议论他的时候，他总是淡然处之，“不毁乡校”而倡言论自由之风，气度委实罕见；“铸刑书”是子产在当时最受争议的举动，即便是后世儒家也颇有微词，却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性事件，至今仍有现实价值；在外交上，子产坚持不亢不卑，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护国家的权益，赢得了广泛尊重。
《史记》记载：子产执政期间，郑国的儿童不用下田干活，年轻人作风正派，老年人可以安度余生；市场上买卖公平，物价稳定；社会和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子产去世后，郑国的青壮年失声痛哭，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而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似乎天都要塌下来了。更有野史记载：子产去世，郑国的男子不佩玉器，妇女不戴首饰，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痛哭悼念了整整三个月。
听到子产逝世的消息，还有一个人很伤心，那就是孔子。他大哭流涕，称子产为“古之遗爱”。在孔子给同时代人的评价当中，这个评价无疑是最高的。
孔夫子对子产最钦佩之处，还是“宽猛相济”。他说：“子产确实是善于治国。政策宽大百姓就容易产生轻慢之心，轻慢则用严厉的手段加以纠正。但是严厉又会伤害到百姓，又必须以宽大来安抚他们。只有宽猛相济，不急不慢，不刚不柔，从容不迫，才会政通人和。”
孔子如此尊崇子产，后世学者自然跟风膜拜，历朝历代对子产都是推崇备至。甚至有人说：“春秋的前半段，管仲唱主角；春秋的后半段，子产挑大梁。”更有人说：“后半段春秋，全靠子产生色。”言下之意，如果没有子产，后半段春秋就没有什么看头了。
当然，也有人对子产颇有微词，孟子就是其中一位。据传，郑国发大水的时候，子产命车夫驾着自己的马车，在洧水帮助百姓渡河。坐过他的车的人都感恩戴德，孟子却不以为然，说：“子产也就知道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却不知道怎么治国。提早两个月搭好桥，民众渡河就不会有困难了，哪里用得着马车？他一辆马车，能够让所有人都渡过河吗？君子只要能够治理好国家，就算出行的时候命令百姓都回避也没什么不妥。要想人人都说他的好话，只怕他活一万年都不够！”
孟子的话，说得也有道理。国家总理这个级别的干部，关键是要抓好大事，保证国家不出乱子，而不是在小事上体现所谓爱民之心。但是从子产的实际表现来看，孟子的指责又过于严厉，毕竟，在子产当政期间，郑国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诸侯不敢轻视——大事，他也抓好了。
子产弥留之际，子大叔陪侍左右。子产对子大叔说：“我死之后，您必定当政，有句话想送给您——这世上唯有有德之人能够以宽厚来使百姓服从，否则就不如采取严厉的手段。严厉就像是猛烈的火，人们一看就害怕，躲得远远的，自然不会被烧死；宽厚就像是温柔的水，人们容易轻视它，淹死的就很多。宽厚，毕竟是一件很难掌握的技巧啊！”
子大叔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干脆说我无德不就行了？子产死后，子大叔果然执政，他也学着子产那一套，“不忍猛而宽”，希望以德服人。结果不到半年，郑国盗贼四起，甚至有人在萑苻（huánfú，地名）啸聚山林，拉起了武装，公然跟朝廷对着干。子大叔追悔莫及，派军队进攻萑苻的盗贼，将他们赶尽杀绝，郑国的治安才稍有好转。
【傀儡天子的继承权争夺战】
公元前527年，王室流年不利。六月，周景王的大子寿不幸去世。八月，大子寿的母亲穆后因为过度悲伤，也撒手西去。
同年十二月，穆后的葬礼在雒邑举行，晋国给足面子，派出以下军副帅荀跞（lì）为首的代表团参加。
葬礼之后，周景王设宴款待荀跞和他的副手籍谈。王室对晋国派要员会葬穆后受宠若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个悲伤的时候请客吃饭，显然不合时宜。毕竟天子也是人，老婆刚刚下葬，就算是装，也得装出一副吃不下饭的样子啊！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席间使用的酒器，显然不是寻常之物，若以规格而论，休说招待荀跞，即便是招待晋侯，甚至祭祀列祖列宗也足够气派了。
“此乃今年鲁国进贡之物。”也许是看出了荀、籍二人的疑惑，周景王主动介绍道。
荀跞“哦”了一声，似乎明白点什么，他没有接周景王的话，而是偷偷地向籍谈使了个眼色。籍谈含笑微微点头，意思是您放心，由我来应付。
果然，喝过两杯之后，周景王突然对荀跞说：“伯父，寡人有一事不明，想向伯父请教。”
伯父、叔父本是天子对同姓诸侯的亲热称呼，用在荀跞身上，自然是十分客气。
荀跞赶紧说：“您请讲。”
周景王说：“这些年来，诸侯无论大小，都有礼器进贡给王室，唯独晋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荀跞很淡定地朝籍谈拱拱手，“就请你来为天子回答吧。”
籍谈早有准备，先是朝周景王作了一揖，然后才缓缓地说：“下臣听说，诸侯受封于天子的时候，天子会授予他们明器（仪仗），作为赋予权力的象征，好让他们镇抚社稷，安定百姓。反过来诸侯则进献彝器（祭祀用的礼器）给王室，以示服从王室的领导，这是自古以来的常理。按理说，晋国也应该向王室进贡。”说到这里，籍谈话锋一转：“只不过您想必也知道，晋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地处穷乡僻壤，长久以来与戎狄之人杂居，而远离王畿。王室的福分我们享受不到，倒是为了与戎狄周旋而忙个不停，实在是顾不上向王室进献彝器啊！”
言下之意，王室与诸侯礼尚往来，王室没有授予晋国明器，晋国也没有理由给王室进献彝器。
“叔父！”周景王称籍谈为叔父，“您大概忘了，晋国的先祖唐叔，乃是周成王的胞弟，周晋之间如此亲近的关系，怎么可能没有授予明器呢？”
籍谈心里一惊，强自镇定道：“下臣愿闻其详。”
周景王说：“您应该听说过，密须之鼓和大辂之车，是周文王用来检阅军队的；阙巩的皮甲，是周武王穿着讨伐商朝的。这些珍贵的物品，先王都赏赐给了唐叔，让他镇守封地，统帅戎狄。后来周襄王又赏赐给晋文公大辂和戎辂之服，还有弓箭、斧钺、御酒和虎贲之士，授予他南阳土地，让他领袖东方各国。这些事情，王室的史册有记载，晋国的史册想必也有记载，怎么可以说是没有授予明器呢？”
荀跞的脸“腾”地就红了，籍谈也赶紧把头低下去。
周景王乘胜追击：“您刚刚说到福分，寡人以为，晋国有功于王室，王室都记在档案里，从来没有忘记，而且用土地来奖赏，用彝器来安抚，用车服来表扬，用旌旗来给予荣耀，子子孙孙都记得这些事，这就是福分。谁敢说晋国没有享受到王室的福分？如果这样的福分都不算数，叔父认为怎么样才算？”
“至于叔父您，”周景王越说越激动，“我如果说得没错的话，当年叔父的先祖孙伯黡（yǎn）掌管晋国的文献典籍，位高权重，因此以‘籍’为氏。您既然是籍氏后人，世代掌握典籍，早就熟背于胸，怎么会对这些重要的史实视而不见？”
籍谈没想到这位周天子如此博闻强记，连自己的家史都搞得一清二楚，不由得面若死灰，服在地上战战兢兢，不敢再说话。
宴会结束，周景王意犹未尽，对几位近臣感叹道：“这个籍谈恐怕是要绝后了，他高谈阔论历史典籍，却忘了自己祖先的职责（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数典忘祖”作为一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后，籍谈的儿子籍秦死于晋国内乱，籍氏一族从此灭亡，倒是应了周景王的话。
籍谈回国后，向主管外交的叔向汇报情况，叔向说：“天子恐怕不得善终了！我听说，人往往会死在自己所喜欢的事上。天子今年遇到两次丧事，丧服未除就请吊丧的宾客喝酒，本来让人难以理解，又厚着脸皮跟人家要彝器，这是拿伤心的事作乐啊！虽然贵为天子，为亲人服丧也有一个期限，这就是礼。就算不能服丧期满，刚举行完葬礼就饮酒作乐，我看他啊，未免高兴得太早了。”
周景王贪财好货，不仅仅体现在厚着脸皮向诸侯索要贡赋。
公元前524年，周景王发布了一道货币改革令，命令王畿内统一使用新铸造的大钱。换而言之，就是印发大面额钱币，废除原来使用的小面额钱币。
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金属货币时代，在不提升货币质量的前提下，单方面提升货币面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对民间资本赤裸裸的掠夺。
王室卿士单穆公强烈反对周景王的计划，他指出：天子废轻币而铸重币，百姓将失去大量的资财，民间必然匮乏，由此导致王室也将匮乏，那时候就只能向百姓征重税，而百姓无法承受，就只能想办法逃离家园，王畿的政治经济势必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搜括民间财富来充实您的仓库，有如堵塞河道来蓄水一样，离水源枯竭的日子也就没有几天了。请您一定要认真考虑，不要贸然行事。”单穆公苦口婆心道。
但周景王还是强行推进了币制改革，一时间雒邑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
周景王倒是赚得盆满钵满，一下子阔绰起来了。公元前521年春天，他飘飘然地下了一道命令，要在王城雒邑铸造一口大钟，取名为“无射（yì）”。
宋朝的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写道：“噌吰（hóng）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kǎn）坎镗鞳（tāngtà）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本书前面已经说过，魏庄子之歌钟，就是晋悼公奖励给大将魏绛的乐器。与之齐名的，就是这位周景王的无射了。
无射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个标准音之一。铸造无射之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它很大，音律很难定准。但是对于博古通今而且精通音律的周景王来说，这不是难事，他又下令先铸造一口较小的“大林”之钟，用来为无射审音。
单穆公又一次表示反对：“前番币制改革，已经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现在又要铸造大钟，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啊？再说了，先王对于造钟有严格的规定，重量不能超过一百二十斤，现在您要造的钟远远超出这个规格，以至于耳朵都分辨不出清音浊音，听不出是否和谐适中，对于音乐没有任何好处，对于百姓来说则是劳民伤财，您铸造它究竟有什么用呢？”
周景王反驳道：“先王制订礼乐，不就是为了安定百姓吗？我现在无非是想把先王的礼乐弘扬光大，所以才特意把钟造得大点，这也有问题吗？”
单襄公说：“耳朵听到和谐的声音，嘴中说出美好的语言，以此作为法令而向百姓颁布，人们尽心跟随君主的法度而不厌倦，国家能够成就大事而不轻易改变，这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跟大小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您想想看，造这么大个钟，万一音律不能和谐，岂不是丢人丢到家了吗？”
这话倒是提醒了周景王，造钟这种事情，还是得问问专业人士的意见。于是将乐官州鸠找来，把单穆公的话对州鸠说了，然后问他有什么看法。
州鸠连连摇头：“哎哟哟，臣不过是一介乐官，哪里懂那么高深的政治理论啊？”但是又说，“如果您一定要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觉得现在铸造的大钟，乐音超过了无射的音律，对音乐确实是一种损害，不和谐。而且为了铸造它，用了太多的金属，导致财用匮乏。声音不和谐又浪费财力，这样的乐器恐怕不是咱们乐府能够掌握的。”
周景王脸一黑，州鸠赶紧闭嘴。
无射之钟就这样顶着各方压力铸成了。周景王派乐师去检查，乐师回来报告说：“钟声很和谐。”周景王很得意，对州鸠说：“你看看，即便没有你帮忙，钟声还是和谐了。”
“现在说这话还为时过早呢。”州鸠嘟嘟囔囔地回了一句。
“为什么？”
“天子制作乐器，百姓因此而安乐，这才叫和谐。现在为了造钟而搞得民众疲惫，怨声载道，这算什么和谐啊！我听说，只要是民心所向，就没有办不成的；如果相反，则没有不被抛弃的。古话说得好，众志成城，众口铄金。三年当中，您费尽心力办的这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和铸造大钟），只怕注定有一件会被废弃掉。”
周景王一拂袖子，说：“你真是越老越糊涂，懂个屁！”
州鸠退下来之后就对人说：“天子大概要因为心病而死去了。”
别人赶紧挡住他的嘴：“千万不要胡说！”
州鸠说：“这不是开玩笑。天子根据民间的风俗而制作乐曲，用乐器来承载它，用声音来表达它。小乐器发音不纤细，大乐器发音不粗犷，这就是和谐。一切和谐了，这音乐才是美好的。和谐的声音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安就快乐。如果过于粗犷，内心就会不安，不安就会生病。你看天子现在铸的这口大钟，要多粗犷有多粗犷，我怕他内心受不住，难以长久。”
换而言之，和谐不在声高，越是声嘶力竭高唱和谐，越有可能导致心脏病发作。
据史料记载，无射之钟最先被安放在雒邑，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将其迁至咸阳，两汉、两晋时期置于长安，南北朝时期迁于南京，隋朝又将它迁回西安，最终被隋文帝杨坚下令熔毁。算起来，它在世上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见证了诸多朝代的兴衰。
其实周景王的心病，倒不在于无射之钟扰乱心神，而是另有其事。
原来，当年大子寿去世之后，其胞弟王子猛被立为大子。但周景王并不太喜欢王子猛，而是喜欢庶子王子朝，对王子朝的师傅宾起也是宠信有加，久而久之，便有了废嫡立庶的念头。
在封建社会，废嫡立庶乃是大忌，即便是周天子也不敢随意作这个决定。再加上王子朝和宾起在朝中的名声都不怎么好，特别是王子朝，因为出言不逊，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卿士刘献公和单穆公。刘、单两家成为了王子朝上位的最大阻力。
说起这位单穆公，与叔向倒是有些渊源。《国语》记载，很久以前，有一次叔向到雒邑访问，单穆公的曾祖父单靖公设宴招待叔向，宴席不丰盛但是礼节恭敬，不私下表示亲热，谈话和赋诗言志均很得体，送别时也仅仅是送到城郊。叔向没有当面奉承单靖公，而是对他的家臣说：“奇怪啊，我听说一个朝代不会两度兴盛，但是看到单老先生之后，我感觉周朝很有可能打破这一规律。古人说‘最礼貌的行为莫过于恭敬，最善于持家的莫过于节俭，最好的品德莫过于谦让，最标准的行事方式莫过于不懂就问’，我看单老先生这些美德都具备了。有他担任卿士，周室哪有不兴盛的理由啊！”而且推断，单靖公保业守成，有子孙昌盛的福气。
在货币改革和铸造大钟这两件事上，单穆公已经搞得周景王很不爽，再加上在废嫡立庶这件事上与周景王对着干，单穆公无疑成为了周景王的眼中钉、肉中刺。
公元前520年四月，周景王狩猎北山，命令满朝大臣随行，想趁打猎的机会杀死刘、单二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他即将动手之际，突然心脏病发作，死于大夫荣锜氏家里——当然，这是官方的记载，后世有不少人推测，刘、单二人察觉到了周景王的阴谋，先下手为强，派人毒杀了周景王。
同样诡异的是，几天之后，刘献公也突然去世了。刘献公没有嫡子，庶子伯蚠（fén）本来在单穆公门下工作，跟单穆公的关系不错，于是由单穆公作主，伯蚠继承了家业。这样一来，局势基本就由单穆公控制了。
同年五月，刘、单两家联合出兵，杀死了宾起，拥立王子猛为王，并与周景王的其他几个儿子在单穆公家里盟誓，宣布效忠于王子猛。
王子朝不甘心就这样失去眼看就要到手的王位。这位没落王室的后裔，和他的父亲周景王一样，是个饱读诗书、自视甚高的人物。他有野心，也有行动力。同年六月，周景王的葬礼在雒邑举行。王子朝趁机发难，带领自己的人马进攻刘家。伯蚠得到消息，连忙出逃。单穆公倒是临危不乱，先跑到大庙之中将正在为周景王服丧的王子猛接到自己家里，然后紧闭大门，加强防范。
但是王子朝显然棋高一着，早就在单穆公身边安插了一颗钉子——王子还。单穆公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身边还有如此危险的潜伏者。当天夜里，王子还趁着单穆公不备，将王子猛劫持上一辆战车，马不停蹄地送到了王子朝府上。
这一来主客易位。单穆公手中失去了王牌，眼见王子朝的势力越来越大，只得步伯蚠的后尘，也逃出了雒邑。
王子朝紧追不舍，在雒邑附近的平畤（zhì）与单穆公大战了一场。结果出人意料，处于劣势的单穆公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王子还在内的八名敌将。王子朝落荒而逃。单穆公乘胜追击，伯蚠也从刘地赶来助战，两个人一鼓作气，又杀回了雒邑，再度将王子猛抢到手里。
仅仅是五天之后，战局再一次逆转。王子朝重新纠集余党反扑，在雒邑城下打败了单穆公的盟友巩简公和甘平公。单穆公感到形势危急，决定向晋国求助。同年七月，他留下王子处坚守雒邑，自己则带着王子猛取道平畤，来到一个名叫“皇”的地方，一面派人向晋国告急，一面静观待变。
王子朝自然知道夜长梦多，一面抓紧进攻雒邑，一面派心腹鄩肸（xúnxī）带兵进攻皇地，企图将王子猛夺回来。结果鄩肸用兵无方，吃了败仗，本人也成为俘虏。与此同时，王子朝却在雒邑城下打败了出城迎击的敌军，军势为之一振。雒邑城中的余党得知消息，也发动叛乱来策应王子朝，围攻单穆公的府邸，却又惨遭失败。双方互有胜负，战争陷入僵局。
同年十月，晋国终于出兵了。
晋国派出的还是荀、籍组合——以荀跞和籍谈为首，率领“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显然不是什么主力部队。也许在晋国人看来，解决王室的这点小小纷争，乃是杀鸡焉用牛刀，只要晋军大旗一出现，王子朝就会望风而降吧！
单穆公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听到晋国出兵的消息，他和伯蚠马上从皇地出发，奉着王子猛直奔雒邑。没想到王子朝根本不买晋国的账，不但把单、刘联军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将前来救援的晋国先头部队击溃。王子猛也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同年十一月，王子猛在雒邑郊外去世。
几天之后，周景王的另一个儿子王子匄（gài）被单穆公立为天子，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敬王。
事到如今，晋国也不敢对王子朝等闲视之，派出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进入王畿。到了十二月，从各地压向王子朝的晋军部队已经增加到七支，周敬王也亲自率军围攻，连夺数城，将王子朝逼到了死角。
公元前519年春天，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周敬王自认为胜券在握，派人给晋军统帅荀跞送去一封信，大意是王子朝已经穷途末路，单凭王室的力量便足以战胜他，不劳晋军再帮忙。晋军于是撤回国内。
这封信导致王畿的战乱被延长整整三年。
同年初夏，王子朝在尹地发动反攻，打败单穆公的部队，并且一举攻入雒邑，宣布自立为王。小小的王畿出现两王并立的奇景：王子朝居雒邑，被称为西王；周敬王居狄泉，被称为东王。双方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
公元前518年六月，子大叔陪同郑定公出访晋国，见到了士鞅。士鞅请教子大叔：“王室的事情该怎么处理才好？”子大叔的回答很幽默：“老夫连郑国的事情还搞不定呢，哪里敢管王室的事？不过俗话说得好，寡妇不担心自己织布的纬纱不够，而担心王室的没落，是因为怕祸乱殃及自身。现在王室动荡，我们这些小国当然害怕。至于你们大国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您如果想要安定王室，最好尽快动手。毕竟，王室动荡不安，也是晋国的耻辱啊！”
子大叔这番话使得晋国下定决心，召集诸侯会盟，强势介入王室内乱。但是晋国的行动实在是迟缓，直到第二年（公元前517年）夏天，诸侯大夫会盟才在黄父（地名，今山西省境内）举行。
代表晋国出席黄父会盟的是赵武的孙子赵鞅，他命令各国向王室提供经济援助（输王粟）和武装保护（具戍人）。但是论及具体何时帮助周敬王复国，竟然是“明年将纳王”，将时间又往后拖了一年。
公元前516年十二月，周敬王终于在晋国人的帮助下回到了雒邑。王子朝见大势已去，带着自己的党羽出逃到楚国。离开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釜底抽薪的事——将王室收藏的典籍席卷一空，一股脑儿都带到了楚国。
可以想象的是，从雒邑到郢都山长水远，王子朝又行色匆匆，所以这批珍贵的典籍极有可能在路途中就遭到大量损毁。中国的学者对这段历史似乎没有太多关注，倒是在日本人编撰的《左氏会笺》中，将这件事称为“大厄”，认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中国文化遭到的最大一次破坏。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