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向”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想法，中间层面是目标，最高层面是理想。立志外求的是目标、是理想，所有的目标理想终究是内求来生发，良田生嘉禾，朴石出美玉。“正心”正是要通过修养心性，来让自己博大起来、宽容起来、高旷起来，为自己的事业做好基础性的准备。欧阳修说：
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辨左氏》）
把正心作为修身的基础，作为内求的关键。曾国藩也说：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家书·家教》）都把“正心”作为修身立志的首要之务。欧阳修认为，要成就谦谦君子，靠的是内外双修的努力。曾国藩则更强调了“正心”是自修，是慎独，是让自己的心灵无论在繁华处、还是在孤寂处都能够守正如一。
人的一切行事都是由心来决定的，要想自强自立，要想为人行事中于规矩、合乎道理，就要从“端正己心”做起，正所谓“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唐·王勃《上刘右相书》）。“正心”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正如唐太宗所言：“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贞观政要·政体》）人最难克服的困难在于自己的内心，“正心”就是一个琢磨砥砺的长期过程。如果不能够约束自己的内心，发蒙内心的善良与纯真，心灵很快就会荒芜起来。
§§§第一节明心
“心”，在中国典籍里经常被提到，儒释道三家的经典里都有，其思想渊源，或者说中国文化的本真，都在强调“心”。儒家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人全部行为的根源。
一、善良
《孟子·公孙丑上》讲：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他认为人的全部道德都来源于“心”，这个“心”实际是人性善的本原。中国文化中讲的“脑”、“心”，不是从器官上讲，是从其功能上来讲。具体来说，中医讲的“心”相当于西医讲的以心脏为中心的循环系统，中医讲的“肺”相当于西医讲的以肺为特征的呼吸系统，只有讲功能，中医才能产生“脉络”这样的医学理念。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都是在讲人的善念、精神、教养、智力等道德功能的根源。“端”即是根本、是开始、是本源。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孔子看来，人所有的情感和品德都是从“仁”生出来的，人有“仁心”，“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感情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观点，将其总结为“性善”。人因都具有恻隐之心而性本善，什么叫恻隐之心？孟子举例子说，看到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小孩在井边玩耍，所有人心中都会“怵惕之”，这一点就是恻隐之心，就是人本性中的善念。还举例说，梁惠王要拿一头牛来祭祀，看到牛在发抖就把牛放掉了，这也是恻隐之心，也是善念的发挥。所以说，心怀恻隐就是保有仁慈之想、为善之念，“仁者爱人”即是这个道理。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有时候会羞耻、憎恶于自己。羞耻，是因为觉察到自己行事不合乎规范；憎恶，是因为更感觉到这个事情不合乎人类的感情，可能是作奸犯科的事情。“羞恶”实际就是因为自己明白了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产生，而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情感判断，这是“义”的发端。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孔融三岁让梨，是一种辞让，作为成年人遇事更应该懂得礼让三先，这是基本的礼仪，也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素养。凡事都要抢夺，即便有了法制约束，最终也会变成明偷暗抢。而人人具有辞让之心，才会使得这个社会本分、安分。行事要明礼仪，特别是在利益面前更要有辞让的精神，彼此相安，才能彼此无事。羡慕嫉妒恨，不仅伤了自己的心性，也会成为社会秩序紊乱的动因。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判断。人能够对每件事都有基本的判断，这就是智慧的开启。儒家认为“仁、义、礼、智”这些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都是来自人的内心。这个观点被后人继承并多有发挥。如韩婴是秦汉时的儒学家，他也说：
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则独居而乐，德充而形。（《韩诗外传》）
“中心”是古人的说法，其实是心中。他认为人心惟善，并要“日新之”，心中既有善念，就要每天发展、提升自己的善念；若能如此，即使他一个人独处，也能够心怀喜乐，道德充盈广大，而不在于对外物的依附。所以说人要想自立、成德行、成事业，或是求自心的完满充实，都要首先“正心”。
事实上，关于人的发展，中国文化中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观点是来自孟子，即每个人心中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保有善念。把内心的善念发扬光大，使之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人就能成为坦坦荡荡的君子。这就是思孟学派讲的“求放心”，是从内到外的改化。后来到宋明时期，就形成了心学一派，以宋代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为代表。另一个观点则是认为人生下来就受后天的污染，必须用教育、礼乐加以约束、规范，人才能有所发展，即认为人性是恶的。荀子就是持这一理论，他认为人一出生便有“食色”的本性，就会生发贪婪的劣根性，这个劣根性不会自行消失，必须用外在的礼仪制度来规范、约束。这一派在宋代形成了程朱理学，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把人的欲望抛弃掉，让人完全按照上天的规矩做人做事。理学认为人要成长、完善，必须自外而内的矫正。不过，我们这里讲的“明心”，是继承着思孟学派的观点，遵循自内而外的途径。
二、光明
人要把内心的善性、德行发挥出来，即是“明心”。程颐*讲：
*程颢（1032—1085）与程颐（1033—1107）并称二程。两人为嫡亲兄弟，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两人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对朱熹的影响颇大。
人心贵乎光明洁净。（《薛文清公读书录》）
“明心”之“明”，是要做到内心深处的光明洁净。“光明”即是心里很清明、开朗；“洁净”就是无有秽浊、邪僻。我们有时说一个人内心阴暗或心胸狭窄，实际是在说其不能够“明心”。有的人朋友非常多，也正因为他内心光明、纯净，具有人最好的本质。
现在社会中也许充满了欺诈，用雨果的话讲，这个世界就是傻子和骗子的集合，但是只有每个人内心真诚，社会才能慢慢的变好起来。儒家就是在强调人光明的一面。朱熹说：
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于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答何叔京书》）
他把“明心”当成是人良心的发现。“不昧”即是“明”，是说最初的时候一定要下决心，要“猛省提撕”。“猛省提撕”是宋朝的土语，是说要与原先的旧我脱离，才能使心不昧。“明心”是一项要下工夫的本领，只有立起这项本领，才能“下学而上达”，学到的内在修养才能全都用于外在事功上。若没有这种“明心”，立不了这项本领，终究会作人浑浑噩噩、做事迷迷糊糊，人生若长处在浑噩糊涂中，便没有提高的余地，便没有发展的空间。
明心的重要，在于这是良心的发现，是善心善性的发挥，是做人的根本。胡达源在《茅蓬语录》中说：
心术不正，其为材也必劣；学问不深，其为器也必浅。
没有良心善念，再有才华和学问也只是歪才、怪才和劣才。一个正直诚实、坦坦荡荡的普通人，即使知识欠缺、学问不深，也远比一个行为龌龊、心理阴暗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要大。我们讲“勉志”、讲“正心”，还要讲“修身”、“养德”，讲“为学”，目的就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坦坦荡荡、心怀善念的人。
关于“明心”的论述，我最欣赏的一句是：
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
“修德”即为正心，“清心”即为宁心，两者仍然在讲“明心”的道理；“立本”“应务”之说，也是从内在修养和外在事功两个层面上着眼。道家也很强调“明心”，《列子·汤问》里面说：
明心为情主，形实无知耳。所以道者贵乎养神也。
之所以要“明心”，是因为“明心”是万物之主、万情之主，这是修身养性的根本。心窍被蒙蔽，任何的外部规定只能成为约束，不能成为动力。没有内在动力去修养，即使表现出来的得体举止，也只是伪装、是演戏。朱熹也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意思是若内心能够清明纯净，不生妄思妄念，人就不会做出贪鄙污浊的事情。
而要“明心”，正是要避免不良心性的生成，至少要抑制其不能坐大。《关尹子·三极》中讲：
利害心愈明，则亲属不睦；贤愚心愈明，则交友不长；是非心愈明，则修道不成；好恶心愈明，则事理不契。
此处的“明”，应理解为“过度”的意思，不是“明心见性”之“明”。
利害心，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有“智”无“慧”，像王熙凤一样，机关算尽，最后反算进了自己的“卿卿性命”。一个人为人太过精明、太重利益而不重情义，就连本该亲近他的亲戚都会躲着他，必然以孤家寡人收场。
贤愚心，与人交往的时候不能真诚相待、一视同仁，而总是在比较，总以一些外在的、物质的因素来衡量他人，把每个人都放在利益关系中去衡量，或者放在自己的价值尺度中去判断，从而决定是否与之交往。如果总是根据利益关系判断人际关系，不仅自己累，与之交往的人也会不胜其烦，这样很少交到真朋友，即使有了，也很难长久。
是非心，是总盯着是对是错、是好人是坏人的判断。为人处事始终在是非判断上下工夫，不论事情的大小与性质。这样的人过多纠缠于小事、细节，便不能通于大道、达于至理。因为“道”浑然一体，天下万物万事总在其中，是处即是非处，非处亦是是处。现实生活中看待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的角度不同，判断也就不同，永远没有最全面和最高明的审视。如果非对即错，非此即彼，凡事都要论个理，那在日常生活中，烦恼之事会接踵而来。有时我们看到很多人之所以烦恼，不是因为自己遇到了什么麻烦，而是看到一则报道，听到了一则传闻，就忍不住骂，骂同事、骂领导、骂时代、骂世界。这不是真正的是非分明，而是自找是非。
好恶心，是人的私情私爱在作祟，是设定一个小圈圈，爱之就鸡犬升天，恨之就株连九族。人的内心不能公正、平和地看待周围的人事，总是用情绪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是非对错取决于喜怒哀乐，就会遮蔽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偏离了正确、恰当的轨道，做事也就难免“与理不契”。
总之，我们所说的“正心”，就是要把“心”放在一个非常中和的位置，“利害心”、“贤愚心”、“是非心”、“好恶心”，都是人心的一种过度偏斜，皆可称之为“分别心”。
人心太聪明、太玲珑的时候，对外在人事做种种利害、贤愚、是非、好恶上的分别，内心就不再浑然、不再开阔、不再坚挺，而陷入了破碎、狭隘、脆弱的境地，这样的内心很容易受到损害。虽然我们讲人要聪明、要内心洁净，但一定不要过度，“明心”不是让人斤斤计较、存有过于细密的分别。
没有分别心，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要。有新闻说现在的“闪婚族”，结婚快，离婚也快，感情婚姻不能维持长久。除了所说的年轻人的好冲动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我觉得“分别心”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只懂得接受，很少懂得给予。每到节日，通常都是父母在给子女打电话，而主动给父母打电话的很少，有时候甚至对父母的电话还感到厌烦。这样的习惯，一旦恋爱或结婚，不自觉的会以自我为中心，对双方的财产、亲戚、老人的界限都分得很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常因分别心而产生矛盾。实际上，两个人要组成家庭，在感情上、在法律上，权利和义务都是同等的，双方都要想到那是共同的老人、共同的财产、共同的事业，不要有分别心。
从这个角度讲，“明心”最重要的是不能有分别心，一个部门不要只考虑一个部门的利益，一个地区不要只考虑一个地区的利益，一个人也不要总考虑自己的利益，能够从国家的发展、老百姓的安康、周围人的幸福角度想想该何去何从，稍微理解一下他人，关注一下他人，方便一下他人，帮助一下他人，这个社会就会和谐、安定得多。
三、端正
我们讲“明心”，不能只空谈心性，要了解“明心”的大用，在于辅助事功的追求，方为不负修养、不负所学。魏晋玄学的优点在于思辨，缺点就在于不去做。到了宋明理学才强调知行合一。《格言联璧·学问》里有句这样的话：
经济出自学问，经济方有本源；心性见之事功，心性方为圆满。
前半句是讲经济和学问两者不可分。我们不希望人读书越读越穷困，也不希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中最贫穷的阶层。现在有人抱怨硕士毕业、博士毕业后工作的待遇还是很差，不要总是想自己没有什么？抱怨自己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合适的机会。而是要想想自己有什么？是否有学识、是否有能力、是否有修养？
如果有了这些东西而没有那些东西，那不是你错了，是这个世界错了，是这个时代错了。如果没有，那答案就是：抱怨错了。
没有必要抱怨教育制度，再差的学校也有好学生；不能抱怨国家，正是有了问题才需要我们去解决，才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我们能做的，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即使从本科到博士，也至少要读八九年的书，大多数学生应该是十年，最后到毕业了却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保障，这最大的过错在谁？
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书是让人去学会如何贫穷，学了知识而不能有所用，就不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天天读《论语》、读《资治通鉴》，结果却弄得自己衣衫褴褛，莫不如不读。因为他学到的是字句，而不是其中的理。
当然，读书必须有经济作保障，比如理工科做研究而没有经费，就做不了实验，也出不了成果。做任何事情，尤其做艺术、做文学这些事情，首先要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否则没办法做学问。但是，我们要明白“经济出自学问”，读书一定是要跟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即使一时困顿艰难，也要好好培养对天下事情、对社会形势的观察，到一定时候就会找到做事业的切入点，把学问和经济都很好的发展起来。
光讲经济而没有学问，是暴发户，现在都被大家看不起；但是光有学问而无经济的人则是穷书生，是酸秀才，也得不到尊重。现在很多企业家去进行再培训、再教育，在于他们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了解到没有学问，经济则难以有更大的发展，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意识到要更加丰富自己的学识。对年轻人来讲，虽然一时经济不足，但要在学问上努力，不能操之过急，要对学问有信心，要明白经济和学问是不可分割，该读书时读书，该挣钱时挣钱，二者相互支撑，方才能够发展。
“心性见之事功，方为圆满”，空谈心性没有意义。“正心”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外在事功的成就，这才称得上是人生圆满。就学问而言，为学不能只会讲一些行业术语，有的人常常是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讲到了马克斯·韦伯、汤因比，从亚里士多德讲到了康德、费尔巴哈、弗洛伊德。我们学理论、懂理论，但不能空谈理论，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把这些理论内化到心灵深处，增加自己看待世界的睿智，让心性与外在世界结合起来，要用这个“正心”做事业才行。所以说，读书时要能做到：
何思何虑，居心当如止水；勿取勿忘，为学当如流水。（《格言联璧·学问》）
以宁静致远为座右铭。心一定要静，如静水一样波澜不惊，但又非一潭死水，在斗室中、在书桌前关注社会、关注天下。但要让学问像流水一样，鲜活的，汹涌澎拜的，气势充足的，能够把天下、生民和社会都囊括其中。我们常用活水来比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明·杨慎《升庵诗话》）。这不仅可以形容他们的散文风格，更可以形容他们把学问与对天下的深切关怀融合在了一起。如此用修心和读书熏习日久，学问与事功自然而然就能结合起来。
上面讲到了何为“心”及“心”之种种，讲到了何为“明心”以及“明心”之大用，不妨概括一下如何养心，那就是要能够：
宽心以容物，虚心以受善，平心以论事，潜心以观理，定心以应变。
要让自己的心胸宽广起来，容天下可容、难容之物；让自己的心灵虚静起来，生发善念、接受善念；让自己的心态平实起来，论事气度冲和、不躁进；让自己的心性沉潜下来，明察人事道理，行事中于规矩；让自己的心情安定下来，遇事不慌乱，对变局能够坦然应对。这话很妙，且应细细涵咏。
《格言联璧·摄生》里也讲：
多静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欲以养心，诵古训以警心，悟至理以明心。
是说平时如何注意修心。每天或者一段时期，都要给自己安排一些安安静静、无须做事的时间，用来静心静坐、养气收心。这些时间不必太长，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神在忙碌中能够静养一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人要能动，也要能静。酒色财气最能迷惑心志、使人糊涂，要少近嗜欲，尤其不能玩物丧志。有些古训不要认为是老生常谈，这些恰恰是贤者智者的经验总结，流传千年，自有睿智存在，有空读读《论语》、《道德经》、《心经》这类经典，包括翻翻《菜根谭》、《格言联璧》、《围炉夜话》、《呻吟语》这类格言集，也能给我们不少人生的启迪。读这些书，就是要多了解其中深刻的道理，来警醒自己、明了人生世间的意义所在。
做到这些，我们就可以在热闹中炼心，时时修炼自己，在内心沉静下来后扩展心胸；在行事时验心，看看做事是不是符合正心的标准，时刻省思，时刻成长。
§§§第二节全性
讲全性，就要理解中国文化里“性”的意义。“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类于动物的角度来讲，“性”即人的本性，近于我们现在讲的自然属性。二是从区别于动物的角度、从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度来讲，“性”即是人性，是区别于其他动物肉体之欲的伦理、价值、道德，近于我们现在讲的社会属性。中国学者从先秦时期就开始思考人“性”的问题：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什么？人生活于社会中，其存在的特征是什么？人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
一、辨性
对于“性”，先秦诸子和后代学者曾认真进行的讨论，形成了几种基本的观点：
一是生性。代表人物是告子。告子其人其书均不详，学说全赖《孟子》得以保存下来。据《孟子·告子上》记载，告子与孟子辩论何谓人的本性的问题。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通俗地说，他认为“性”就是人的肉体。用现在的概念来讲，“肉体”即为自然属性、是人性中最初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属性中最原始的部分。既然“生之谓性”，“性”由人的肉体而生，所以它是无善、无恶的；而且“性”如水一般，水放到高处的时候会向东、西、南、北流，人“性”的生发也是如此的自然而然。所以告子论“性”，是把“性”当作人自然而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然特质。
二是天性，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否认了告子的“性是肉体”的说法。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人也不例外。“道”有天道、地道、人道，人就是从“人道”中派生的，人“性”也是生于“道”中，一定要道法自然，要合乎自然的规律。实际上，庄子是把老子“道”的学说发展到了人的身上，老子重于讲天道而轻于讲人道，在于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道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人道总是残缺的。可以说，老子讲的是宇宙间大道理，是客观存在上至大的层面。而庄子认为这样何其累也，他转向讲人道。
庄子认为人变坏，全因在社会中受到了扭曲：人刚出生时是非常天真、非常善良的，但成长时却总被要求按照礼乐教化行事，被许多的规范规矩所束缚着，这是违背人道的。所以觉得人要想活得潇洒，就应该不受后天的约束，不按照后天的规范做事，不能扭曲自己，也不要被异化、奴化。什么是奴化呢？人生在天地间，都是天地的派生物，不管是高贵还是贫贱，是富足还是贫穷，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所以人都是应该平等的，每一个人从人格上来说是独立的、自尊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总会有一些不同的体系让有的人地位高起来、有的人地位低下去，这样人就会被奴役，过着委屈的、被侮辱的生活，这就是奴化。被奴化的人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而是只能做该做的事，这是人性被异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庄子认为人在现实世界中受到残败，应该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精神的自由、天性的自由。我们常说小孩子天性活泼，就是因为小孩子不受或者很少受后天约束，保持了由自然而来的那份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天性。庄子讨论人性时讲要恢复天性，这是比告子高明的地方。庄子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精神的超越，这与告子认为的客观肉体正好相反相成：告子注重人性何以存在，庄子注重人性如何完善。
三是性恶论，代表人物是荀子。我们习惯说荀子讲“性恶”，孟子讲“性善”，实际上，荀子理论吸取了告子的一些观点，他没有讲人最根本的“性”是恶的，并非如孟子所说“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认为，人心是有善的一面的，但自从人生下来的那一刻起，人性善的一面就开始受到后天的污染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一出生，人的自然属性因为是自然的东西，无所谓善恶，但每一个人都禀赋自然属性而来，在社会中这些自然属性会被引诱、污染，会变得无限扩大、没有约束，从而人性开始贪婪、自私、好利、不循礼法，这就是“性恶”。荀子讲要想改变人的“恶”性、要“化性起伪”，就得依靠后天的教育。《荀子》开篇即是《劝学》，就是要告诉大家去学习，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后天的教育，才能把人内心中已经生出的最阴暗、最贪婪的东西压制下去。
四是性善论，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认为人“性”有一种先验的善性，是随人的天命而来的道德体验。孟子的学说是承继孔子而来的，但是孔子直接谈论“性”的话很少，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主要谈论“仁”的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族群、区别于禽兽动物，就在于人的社会性，这个广泛的社会性被他概括为“仁”。“仁”是全部道德的根源。然而，孔子对何为“仁”并没有做具体地表述，只对弟子解释了哪些行为是仁，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更多的是一种行“仁”之方。“仁”在孔子那里是一个终极的概念，就像老子的“道”一样，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范围。
在孔子之后，有两个人具体地发展了“仁”：一个是墨子，一个是孟子。墨子最初是学儒学的，后来觉得儒家学说有些缺陷，于是自己创立了一个学派叫墨学。墨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兼爱”，这便是一个具体的理解。“兼爱”是什么呢？就是对所有人都要爱，类似于现在西方说的博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都要相亲相爱，这是把孔子的“仁”无限扩大化了。
而孟子则在孔子的行仁之方以外，开始思考何者为仁？思考“仁”的根源问题。孟子发现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点善念，他把这个善念叫“恻隐之心”。所以，孟子讨论何为“仁”、“仁”从何而来的问题，就归结到每个人的善性，即人的“恻隐之心”上来了。每个人都有一点原初的善念，如果能把这一点善念扩展开来，先是对自己的家人，再是对周围的朋友，进而是对天下人的关怀和关心，而这种关怀和关心就叫“仁”。孟子还讲每个人都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又分别是儒家所推崇的“仁、义、礼、智”的起端，广义上的“仁”所包含的这四个规范，都是从人心中生发出来的。孟子讲的“仁、义、礼、智”，实际上是把儒家的道德规范扩大化了，认为这正是人得以为人，人得以成群的基础。在孟子看来，每个人都有先验的、固有的善念，把这个善念表达出来就是“仁”，即我们所讲的人“性”。后世《三字经》里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来自孟子的理论。
荀子和孟子的分歧，成为后世谈论“全性”问题的两个方向。到宋明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探讨更为深入，形成了理学与心学的分别。宋明理学在探讨“性”的时候，多继承了荀子的观点。荀子认为人“性”在后天总容易被某些利益关系、厉害关系所污染，所以必须要用外在的礼仪和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让人回到合乎社会规范的道路上去。朱熹就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要用天理来约束人内心的欲望，这种欲望即是荀子讲的“恶”性。只有把这种“恶”压制下去，人才能合于社会规范，才能成就事业。
孟子讲“性善”，就是要用自己的内心关照万物，把内心的一点善念培植壮大，再全部发挥出来。陆九渊、王阳明等人讲的心学，要求人“求放心”，要人把内心打开，让内心的善性融入到天地万物之中，融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激励人做善事。这里也把“心性”的问题与天的问题结合起来，就像孟子讲的：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心正了，善性自然就能发挥出来；善性能发挥出来，人的生性就走向善良，就能通于神明、通向高明。正心也好，修养心性也好，最终都是为了“事天”，即是要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理解人生。
二、见性
除儒家之外，道家、佛家也都讲到了人“性”的问题。《淮南子》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可以将其理解为道家。《淮南子·览冥训》中说：*
全性保真，不亏其身；遭急迫难，精通于天。
“性”即本性，“身”即我们前面讲的肉体，“保真”是道家的术语，即是真身不坏。这里包含有两重重要的意义：一是“全性保真，不亏其身”，体现出对“性”与“身”的兼顾，注重讲肉体和精神的合一；二是像儒家一样，把“性”“身”的思考，上接到了通于“天”的更高层面。
“性”与“身”的并重、兼顾，在道教产生之后，形成了“性命双修”的观点。所谓的“性”就是道德修养，“命”就是“身”，是人的肉体。张伯端《悟真篇》中讲：“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认为道家理论存在不足，明确地提出了“性命双修”的口号，他认为人既要断绝各种各样的欲念，同时又要能够修养自己的德行。“性命双修”，就是要让肉体和精神都能够自由，都能够保全、保真，这是道教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始的道教有神仙思想，相信人能够长生不老，而要长生不老，即是要保证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永恒。到唐朝，人的认识得以发展，不再讲神仙学说，因为神仙可期不可学。但是神仙学说关于追求肉体和精神永恒的观念被保留了下来，经过调整，形成了“性命双修”的观点，强调生性、天性要合而为一。
佛家也讲明心见性。佛教有三本入门的读物《心经》、《金刚经》、《坛经》。《心经》主要告诉我们要能体会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真谛，知道世上万事既是缘，也是幻。《金刚经》提醒我们要用智慧去斩断一切烦恼，破除一切妄念、不识，防意如防城，保持内心如金刚一样不坏。《坛经》讲顿悟之法，讲一个人从修炼到顿悟、到开悟，靠的是心灵的明澈，超凡脱俗。
可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史都在思考并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天人问题，一个是心性问题。从心性的角度切入以达到“明心见性”，最后归于更高的层面，在天人问题上做到天人合一。在讲心性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即是要用自己的内心去关照万物，让自己的内心更加清明、善性得以扩大、恶念受到压制，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史、佛教史、道教史最终的答案。
所以我们讲“正心”，就要提到“性”，只有这样才能讨论清楚“心性”，进而去理解更大层面的天人问题，去解决更为完整的人生的修养与事功的问题。
把“心性”的讨论上升到哲学认识的层面，与外在事功相结合，古人用力很勤。沈近思在《读〈恽毓鼎澄斋日记〉》中讲：
养得性情和平，方可做事。看来古今莫大事业，皆从性情上做来。故圣贤之学只是理会性情。
人有七情六欲、自然有痛苦烦恼，但要摆脱痛苦烦恼，真正的至上境界应该是心情平静、性情平和的。人只有在平和时才能做事，才能沉着应对各种变局。中国有句俗话叫“无事生非”，很多人就是在闲散时生出无端的烦恼，做出不合乎规矩的事情。我们说人要有沉静的功夫，但一定不能有懒散的懈怠，所以人要把自己的性情修养用到那些正常的、健康的、有意义的事情之中。什么样的人境界比较好呢？那就是：
无事应有事，以有事应无事。
以无事应有事，即在面对非常烦琐的情况时，众人都找不到出路，只有他能够找到出路；众人都惊慌失措，只有他还能举重若轻，这样久而久之就能卓然自立。这种举重若轻既是一种中流砥柱般的大将风度，也是能洞达事物根本的一种能力。以有事应无事，即在做事情前，能做到未雨绸缪的思考一些问题；在无事闲散的时候，能心静下来先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情理顺，尔后指导接下来的行动。
自古以来，能做多大事，能成多少事，固然取决于能力，但根本取决于性情。中国古代的很多学堂、学校里制定一些规则，也是按照这样的观念来对读书人做出要求的。如《程董学则》就说：“修业有余功，游艺以适性。”修习学业一定要全力学习，要做到见功绩；学必有所游，要习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事，把自己的性情用在正道上。只有这样努力奋进，熟习六艺，才能把自己培养成有为的君子。
如何修养自己的性情？《礼记·乐记》讲：
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匿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正义。
“聪”是耳朵好，“明”是眼睛亮，“聪明”即是耳聪目明。君子耳目之内，不要有“奸声乱色”，不要有惑乱心志的声色犬马之事。为什么说是“内”呢？因为古人认为，这类声色玩乐之事不是绝对不可以有，即使有也不能入于本心，不能乱己之心。“淫乐”就是过度放纵享乐，“匿礼”就逾矩之礼，对于这些想都不要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更不要说让那些乌七八糟的想法“接于心术”了。修心，不要去触及懒惰、怠慢、奸邪、隐僻之类的事情，要维持心性修养的清澈。耳目鼻口心这些感知，要能感知于天地万物，要能完全顺应正气。总之，是要保持内心不受后天的污染，不受各种各样邪僻事物的侵袭。
清代刘源渌在《读书日记》总结存心善性时说：
须要耐烦、耐苦、耐惊、耐怕，方得纯熟。
一要“耐烦”。“耐烦”即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要“耐得下世俗烦恼，放得下世事纷扰”。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把心性修养与事业结合起来，就要耐得住烦恼。烦恼一般有二：一个是无事生烦恼，在闲散懈怠、无事可做的时候易生烦恼；另一个是太忙生烦恼，事情千头万绪、理不顺、做不完的时候就生烦恼。所以太忙碌、太空闲对人都没有好处，太闲时内心易空虚，太忙时内心则易疲倦。要处理好闲和忙的关系，就要用“弹钢琴”的方法，做到忙与闲的转化自然，就像弹钢琴一样，一个键按下去，另一个键就抬起来。事情虽千头万绪，但做事总也不乱，总是张弛有度、条理分明。
二要“耐苦”。人来到这个世间，要想成就事业，苦难在所难免。只要有追求就有痛苦，求上进的念头本身就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痛苦，人一定要耐得住、还要享受这种痛苦。
三要“耐惊”。“惊”即是惊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唐·杜甫《春望》），含有一种因世情而起感伤、遗憾的意思在里面，心总被惊起，则意不能安，不能安就不能定心做事。
四要“耐怕”。即是不畏恐惧，人要立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人做事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要有精气神，要有胆略。
三、内圣
内圣外王是中国人讲究的修养目的，内圣出于修养之高，外王本是修养之用。要想成大事，就先要让自己高大起来。这就需要不断熏染耳目，不断长进。
曾国藩注重内圣修养工夫，他曾说：
近来每苦心绪郁闷，毫无生机，因思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忮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曾国藩日记》）
在心情烦闷、毫无生机的时候，要找一些简单而又能愉悦身心的事情做，比如安安静静地休憩一下、平心静气地淡定下来读读书。很多人出现问题，就是在独处时、私处时出了问题。我们前面也讲，人最可贵的品质在于能沉静下来。看一个人境界的高低，全在看他独处的时候做什么事情，而众人都忙忙碌碌时就看不出来高下。勤劳而后憩息，在努力奋进的间隙，稍稍慢一下、停一下，安安静静地思考一下，这是一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勤劳之后的休憩，是一种认识自己价值之后的休憩，是对自己的奖赏，真能愉悦到心灵深处。尤其是在繁华浓艳处，在急雷迅风时，能够保持淡定，不去生妄念、生忮心，不产生过度的波动，始终保持喜乐的平常心。
曾国藩觉得在勤劳之余、至淡心境之中读读书，也是为乐之方。古代人比喻一部书写得好，说这本书扔到地上就会发出金石声响，读书也是要读出金石之声，才是真正的读透、读懂了书中的道理。就四大名著来说，其中蕴涵着深沉的人生智慧，尤其是蕴藏其间的悲剧意识，最令人掩卷叹息。《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的悲剧，《红楼梦》写的是文化的悲剧，《西游记》写的是性格的悲剧，《水浒传》写的是英雄的悲剧。读通了书中人物之所以成功、之所以失败，便可把经验、教训都在做人处事中加以借鉴。读书不一定只读中国的书，还可以读西方的文学、历史。比如内心静不下来，读一读《瓦尔登湖》，就能知道心该如何去纯净。读一读泰戈尔的《飞鸟集》、《游思集》、《新月集》，就知道如何保持灵性与平和。
若有兴趣，可以读读梁启超的家书，很多是他写给自己孩子的信，信的开头通常是“孩子们”，显得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很平等。他的孩子们多有成就，与良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梁启超*是怎么修养性情的呢？他说：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
每日静坐一二小时，求其放心。常使清明在躬，气智如神，梦剧不乱，宠辱不惊。他日一切成就，皆基于此。（《饮冰室合集》）
“求放心”，是要把内心的善意全部展示出来，这只有在静坐时才能细细体会。要求放心，首先要达到“清明在躬”的境地。“躬”即是自身，自己的身心能感觉到清新爽朗，这不能外求，只能内化。如果能静静地坐在那里想一想，看看春花，赏赏秋月，自然就会神清目明。“气志如神”是另一重境界。在身心清明之际，把自己的心中的善念慢慢发展起来，人有善念，自然开阔浩大。平日里大家都营营扰扰，心神很难体会到这一层次，但是我们都有一种经验，就是在晚上朦胧入睡的时候，反而觉得感官、意识都非常清楚，夜间听雨入耳更清晰、思考问题也容易入神。原因就在于，这时候心神脱离了繁杂事情的牵缠，进入了静的阶段，即是“放心”的阶段。我们有时候做事做不好，就是心里紧张、不放松。这就要试着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达到这种“放心”的境地，做事就很顺利，如有神助。人若做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就能够树立起心性，能够成就大事功，以致“梦剧不乱，荣辱不惊”，内在修养也就慢慢到家了。
梁启超一生不能算长寿，但他搞维新、闹革命、中年流亡，写了1000多万字的文章，还养了一大群出色的孩子，一在于勤奋，二在于心境。我们常听很多人说：最近太忙了，我要是闲了，将如何如何做一个宏伟的计划。这是推脱之词，关键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心境。梁启超在家书里经常写自己下午闲散了，读了什么诗，读了多少卷。有时候说自己昨日喝酒醉了，就跟孩子们说不要学这样子。他都是在很平常的话语、很平常的事情上表现出自己的修养和见识。梁启超说自己的一切成就“皆基于此”，心性修养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不能不使我们好好反省我们何以无成。
§§§第三节慎欲
正心，是对无底欲望、不良情绪的纠偏。人的欲望，很大程度上都起自“食”、“色”。“食”对小孩子来讲是吃饭，对成年人来讲就是要吃得好一些，这只是一个表面，实际上“食”是对满足口腹之欲的要求，是贪欲的起点。很多人在学生时代的生活很清苦，但参加工作、走上社会以后，就开始奢侈，一顿饭消费成千上万元，这正是人对自己欲望的无限扩大。尤其在中国，吃的文化很发达，纯粹的对“食”的需求之外的意义很丰富。很多时候人追求吃，不是出于营养，而是出于身份。人生一世，追求吃得好、穿得好，是人自身的一个本性，但是没有限制、没有约束，就会很容易走上贪欲的道路。
“色”就更好理解了。恋爱、婚姻对一个人来说是正常的需要，但很多时候“色”往往发展成占有，成为人的无尽之“恶”的欲望。现在很多官员为官腐败、走到身败名裂的境地，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点：一是贪财，这是从“食”上来的贪欲使然；一是好色，贪官一般都会有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是在“色”字上的作恶。
“食色，性也”，人的欲望既然是从这些很平常的地方生出的，那么人就一定要对自己的欲望警惕起来。欲望起自平常，起自细微，是从小事小处慢慢地变大、最终导致亡身的。中国文化对于这一点认识记载得很清楚，《礼记·学记》中说：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人怀有食、色欲望，一旦处于面对死亡、陷于贫苦的境地里，就会成为人之大恶，百身莫赎。《老子》很早之前也告诫说：
祸莫大于不知足，罪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世人总是欲望过盛，整日里想着篡权夺
位，想着贪污腐化，往往从小处不检点开始，
既得陇而复望蜀，欲望无限的膨胀，最终导致了遗恨终生的大罪、大祸、大咎的，正是从“不知足、欲得利”的心理开始的。正因为如此，孟子才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要想让自己的心性发展，就要“寡欲”。如果欲望不能压下去，小可以亡身，大可以亡国，如《吕氏春秋·为欲》所言：
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
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都是好色的，夏桀、殷纣、周幽王，最后都以亡国亡身为结局。所以，一个人要成长、要做事业，就一定要清楚自己内心最根本的欲望是什么，即一定要知道自己人性的缺点。有人好名、有人好利、有人好财、有人好官，人都有自己最根本的欲求，成也在此，败也在此。有正当的欲望，可以为之求索、为之奋斗，成在此；有过度的嗜欲，则贪妄、逾矩，失足于人，败也在此。我们对待欲望要慎之又慎，并将其压制下去，这样才能正心。
一、制欲
制欲，就是让欲望有所控制，这是慎欲的首要。程颐曾教导学生说：“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酿成滔天大祸，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是靠直觉，而是靠理性来判断是非对错，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私欲。《景行录·省心杂言》里有几句讲如何制欲：
外事无大小，中欲无浅深。有断则生，无断则死。大丈夫以断为主。
做事不分小大，都应该诚以处之；遏制欲望也不应论深浅，都要及时为之。做人做事，都要把欲望尽量压制下去，不能使小的欲望变大，直至欲壑难平，欲望太深则境地太险。为大丈夫者，即要成事业的人，都要有这种痛下决断的功夫。断绝欲望则成就事业，不能断绝私欲则不能成就事业。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一个人如果完全按照欲望来发展，他是没有回头路的。为官放纵欲念，就是贪婪腐败；做学问放纵欲念，就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最后学问做得急功近利，难有大成。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明·王阳明《与杨仕德薛尚谦》）每个人心中都有无限的欲望，都有对锦衣玉食的追求，对功名利禄的向往，甚至有时候整日陶醉在自己设置的幻境之中。每一个人都不能免却有梦想，但利人利己的梦想是理想，损人利己的梦想就是欲望，损人而不利己的梦想是邪念。
要摆脱来自名利的虚荣已经很难，更何况那些私欲。李白才华横溢，洒脱旷达，目无下尘，连他都免却不了虚荣心。李白的妻子不懂作诗，他就自己先写了一首诗作“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然后寄给妻子，再让妻子寄还自己，李白拿来品读，想想自己被妻子苦苦相思，便有莫大的心理安慰。对于生活在滚滚红尘之中的人来说，很多时候不是理想支持我们的行动，而是欲念支配我们的行为。反省一下自己做事的动力，就知道我们心性修养的功夫。
我们现在教育孩子，提倡赏识教育是很有必要的。赏识教育的要点在于，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要时刻鼓励孩子去做这样人，并且相信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时日长久，便能在孩子的心中确立起这样的信念，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支配他、指引他，使他走上正确的道路。
同样，在交友、恋爱、婚姻以及管理中，要意识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向善一面，也有向恶一面，要懂得运用赏识、鼓励来帮助他们把心中之“善”发挥出来，鼓励身边的人上进、向善，一起修养，一起成长，这也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理。
断欲念、去欲念说得有点儿学理化，用俗话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制欲，就是不要使性子。尤其现在大都是独生子女出身，从小在家里就被宠爱着、娇惯着，在很多事情上，都习惯了只接受、不给予。如此一来，心性就会很放纵，没有为他人着想的习惯。读书的时候，很多人便把这种对待生活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带到了学校，有的人就处理不好同学关系、朋友关系。而这一点对于婚姻的影响也在逐步凸显，有调查显示，中国现今的离婚率很高，而离婚的主力军却是“80后”的独生子女。为什么？
他们双方都习惯了让他人去为自己考虑。也许两人在结婚前的感情很好，但结婚以后却发现生活琐事太多，需要拿出很大的责任心来对待，琐事最易见心性，双方的缺点都开始暴露出来。若此时两人都不懂得给予和宽容，便容易导致反目成仇。网上有卖一种特制的骰子，上面写上做饭、洗衣、拖地板、看电视、看报纸等，卖给年轻的夫妻们去掷，这是一种游戏，玩玩可以，过日子既不能凭运气，也不能靠掷骰子。
生活不是一场游戏，一定要认真对待。做人做事包括成家立业的时候，都要对对方多体谅、多谅解，不能一切事情都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好恶来规定。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绝对的主导谁。在家庭中、在单位里，我们都要收住自己的心性，克制自己的欲求，要学会相互的妥协。
那么，如何“制欲”呢？
第一，能耐烦。前面说到“存心善性，须要耐烦、耐苦、耐惊、耐怕，方得纯熟”，“耐烦”是一项重要的功夫，也是一项当务之急。吕近溪《养正遗规》中讲：
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燥心粗，一生不济。
正心的时候要耐烦，遇事要能心平气和，不因纷扰而生气使性；性情暴躁、内心粗糙的人，一生做不了大事情。因为真正能成事业的人，都是有心之人，“处处留心皆学问”，做人也是如此，处处留心皆成就。人要能在纷冗的事务中，常使此心澄空，久而久之，就能耐烦起来。“澄”就是宁静，“空”就是空明。心能沉静下来、安宁下来，就少了许多贪妄的欲念，减了许多狭隘的想法，时间一长，人心就能纯熟起来。所谓“纯熟”，是对天地万物都能想明白，对社会人事都能应对自如，这是近于往古圣贤的境地了。
要“耐烦”，就是内心要平和，保持中正，心思不要来回的游移。不能“耐烦”者，心思不能沉静、游移多变，常常会导致各种问题。“心一模糊，万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心一执著，万事不得自然”（《格言联璧·存养》）。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坑蒙拐骗，卖假货骗钱财、说谎话骗信任，这都是在找人心思迷糊的缺点。人的心一模糊，就看不清真假、辨不明是非，做任何事情都会落得不可收拾的下场。
第二，不疏忽。心思疏忽会导致许多事情不受重视。有时候是待人接物上的疏忽，别人很用心地与他交谈，而他却心不在焉，人际关系由此开始破裂；有时候是事业上的疏忽，一个细节不曾注意，一个关键没有把握，都可能导致整个局面的失败。
第三，不过执。过执，是过于固执地想得的或者想抛弃，即佛教里所谓的“痴”。心中太想得到，欲求太强，人就不能安然处事。不管是升学，还是职场应聘，很多人在参加面试的时候都非常紧张，这就是因为对结果太执著。心一执迷，就总会觉得自己准备不够充分，由此生出不自信，生出不自然。如果我们能认清并正视自己欲望的话，就能保持心境的平和，对事对物都能够持一种中正之心，免除那些模糊、疏忽、执著的妄心，在事业上也就无往不利了。
前人的观点中，对于如何“制欲”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我们可以效仿。《小窗幽记·存养》中说：
以理听言，则中有主；以道窒欲，则心自清。
以理听言，即是说听别人的言语，听别人对自己的劝解、告诫，甚至阅读别人写在书中的言辞，都一定要揣摩其中的道理，揣摩其内在的逻辑、思想、见解，而不能停留在言辞表面。这样的话，他心中就会形成自己的主见和思考。
以道窒欲，即能按照道义来控制自己的欲望，心就自然变得清静。何为道义呢？就是对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事情应该如何做，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理性的想法。实际上，人常常不能够按照道义、依照内心理性的想法去做事，而完全照着自己的欲望去行动。这可能是诱于利，也可能是诱于名，如此一来，人心就难以安宁、难以端正。李鸿章对于“制欲静心”，也开出过药方：
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定力。
一说“古人书”，很多人就认为它是很破旧的东西。很简单地想一想，现实生活中有哪一句话可以被我们记上一年、十年的？而古人载在书中的言语，从古至今，两三千年有之，四五百年有之，是代代口耳相传的大道理。一个人孕育于父母，发蒙于父母，但是读书之后，就要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成长，不能只是停留于家庭里的基本教养，在中国积淀的传统文化中，自然还有安身立命的大信条。
人要成长，一是从读书中汲取养分，不能遇事只是想到父母的那些基本教导；二是要向老师、朋友多学长处，遇事能借鉴他人的经验，能遵从高人的指点。中国兵书上有一句话叫“不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清·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一隅”即是小事，说不能思考大局的人，对于细节小事也很难谋划妥当。人要常思考天下之事、思考全局之事。做学问、写文章都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打个比方，做经济学的人要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问题，就得想到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形势；研究历史的人，在写一个历史小事件的时候，就应该在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探问这个事件有没有普遍性。所以说，“静思天下事”不只是要志在治国安邦，而且还是在教导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注意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人如能做到此两点，就“可以敛浮气而增定力”。
人在年轻的时候，轻浮躁进之气相对较多，为人做事没有定力。有时自认为什么都懂，什么话都敢说，可以被称之为“百度”、“谷歌”了，但是时间一长，很可能就会说错话，为人言语不能收束，口无遮拦，是很影响自己做事的。
有时做事情躁进，没有定力，就很容易半途而废，常常是起初的时候非常努力，到后来就懈怠、停止了下来。平常做事如此，做学问、做管理也如此，总是在努力的过程中，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所做的事业没有什么用处，而对其失去了信心。实际上，研究者、管理者自己没有思考清楚，就轻易地把自己四年、五年的努力全部否定了。
有时太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有时候又是过于功利性地考虑研究的价值。任何一个研究、任何一个岗位不能先以有用无用来考虑，有的东西看似无用，恰恰有大用之处。看其无用的时候，人们只看到了它的局部。做学问就是要让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增加一定的高度，这就是做研究的贡献。
现在的全员管理，核心理念就是“让世界因我而精彩”，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一定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为人类发展增加一分力量。一个园丁把草坪修剪整齐、干净了，使他人感到赏心悦目、特别舒畅，这就是园丁的价值；一个平民能让周围的朋友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快乐，使他们的修养得以提高、他们的见识得以增长，这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作用。每一个人都不要妄自菲薄，要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要认识到自己对所从事的事业的贡献，心平气和地、定力十足地按照自己的路走下去。
高濂讲“制欲”要“忍”。他列出规则：
君子立心，未有不成于容忍，而败于不容忍也。容则能恕人，忍则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是无涵养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当容人，不可为人容；当制欲，不可为欲制。（《遵生八笺·清修妙论笺上》）
儒家讲学问，不是只讲知识，更是在讲修身。高濂所讲的“君子立心”，在说修养心性是成君子的要务，自然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君子就是拥有大格局之人，要想立起君子之心，做事的时候就要有容忍的气度，容忍则成功，不能容忍就会失败。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冲动是魔鬼”，不能压制自己的冲动，则会败坏“立心”“制欲”的所有努力。
“容”则能对人涵容宽恕，“忍”则能忍耐各种繁杂、各种变化，要有屡败屡战的坚韧。不能容忍，则是他人对意见稍微地拂却，他就勃然大怒；对他做事稍微地批评，他就愤然发作，这都是缺乏浑厚、坚毅的表现，人的福分也是非常浅薄的。所以说，为大丈夫者、要成就事业者，一定要能够容人、能够制欲。宽容别人，而不能总是要别人来宽容自己的过失；控制欲望，而不是被自己的欲望支配而毫无自主的能力。不能容忍就不能培养起开阔的心胸，就不能住控制自己的欲望，在对人、处事上，都难有发展、有进步。
二、慎独
儒家认为，人的欲望常常不是在人前显示的，而是在独处的时候显现出来的、日积月累的。“独处”即是一个人无事闲散、非常孤寂的时候。人在独处的时候不能做到诚以对己，欲望就会形成，人往往就心生不善的念头、行不善之事，故而《大学》里面讲：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
人在独处的时候易于自欺，这就需要慎独以诚意了。“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诚意，就是一个人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想法，真诚地来面对自己的意念，不自己欺骗自己，不陶醉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中。能够做到这样，即是勇敢地面对自我，儒家则认为这是最大的勇敢。慎独，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学》），是一个人全部修养的衡量标尺。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如果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意念，能把这种内心的真诚表达出来，即是“诚于中，形于外”，既有内在的诚实，又有外在的修养，即是文质彬彬的君子。
要做到慎独，依靠的是什么？《中庸》里面讲：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就是依靠“道”，即人的道义。人的道义之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放弃，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也好，在独处的时候也好，都要做到不偏离正道，不踏上邪僻之路。
我们可以把作为人的“我”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
“本我”是最可怕的层面，是人的欲望无节制的阶段。如我们讲独处，当下班回家以后坐在阴暗的角落里，开始算计这一天得到了什么好处、明天又该怎样做。这就是在隐秘的场合，“本我”最容易暴露；在最隐秘的时候，“本我”最容易主导。所以我们要在最微小的事情上，都不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是很难的，故而君子一定要慎之又慎。
“自我”是再上一层，是半理性半感性，要靠理智与理性来约束、指导“本我”，使自己做到正常的状态。
“超我”是最高的层面，遵循的是至善的原则，它才是一个人的最终决定力量。我们讲的“慎独”，就是讲人在“超我”层面上的反省、修养，让自己能够放弃本我，保持自我，达到超我，依从至善的原则，依从于“道”，做到纤尘不染，纯洁明净。
我们讲君子能慎独，最后能够成就事业，就因为要把这种“慎戒隐微”的精神用在做事上。很多时候，细节决定成败，过程决定结果，大事业就是从小事做起的。有的人讲在工作中领导不给机会，就是在他无意的时候、在一些细节之上把自己的信誉丧失掉了。工作上交待给他的事情如果草率应付，一次可以，第二次就不行了，到第三次机会自然就不会再有。我们做事要注意细节，不要把别人的叮嘱、托付轻易地忘掉，不要把向人许下的诺言轻易地忘掉，这就是“慎戒隐微”。
古人将“慎独”作为修身立志、教育子孙的铭言。杨继盛在《杨氏家训》告诫子孙：
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
在独处时、在深夜中，一个人完全地面对自己，心中念头纷繁，一个念头出现，就要马上自问“这是好念还是恶念？”若是好念，就要想办法把它扩充起来，然后执行它；是恶念，就再不能继续思考它，一定要遏制住。在行一事之前，也要做这样的思量，要看行事是不是合乎天理，这是从慎独时对善念、恶念的分判中来的。
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有两个，一是法家看结果，儒家看动机，法家认为为恶的念头可以有，做梦娶谁都是合理的，只要不做出来；儒家则认为不仅不能做，连想都不能想，因为有恶念时，就已经在作恶了。二是法家讲因性，法家用人循名责实，利用别人好色、好货、好名的心理，驾驭别人，不去改变别人，只想如何利用别人。儒家总想讲教化，想把天下一个个坏人都纠正过来。这个“慎独”，就是自己先纠正自己，是省思：
无事便思有闲杂念想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时时检点，到得从多入少、从有入无处，才是学问的真消息。（明·洪应明《菜根谭·修省》）
人在无事的时候，便要想自己是否有闲杂之念。闲念就是无事生非之念，杂念就是不该想之念，投机取巧、自作聪明、诓哄欺瞒、敷衍应付等都是闲杂之念。人在有事的时候，就要想自己是不是粗浅浮躁、没有耐烦？是不是有压制不住的意气？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学问、写文章有这种粗浮意气，就不愿意去查资料，不愿意去翻检原文，做的学问就是应付之学。人生在世，不认真不行，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持应付的态度，这就要抛却闲杂念，抛却粗浮的意气。人在得意、成功之时，一定要反思自己有没有骄矜之色，要警醒自己不能骄傲，不能一时得意就开始放纵。失意的时候做事不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失望气馁，有没有在人前表露怨望之色。事情成功了，他可以高兴，但是不要得意忘形；事情一时失败了，摇头叹气可以，但是不能沉沦崩溃。
人要时时检点自己，反省自己，要把闲杂之念、粗浮意气、得意时的骄矜、失意时的怨望，都从多入少、从有入无地逐渐消除掉。把这些从心中消除了，他就能看清自己，行事也就能达到很高的层次。比如做学问，他就能在学问中找到自己真正的旨趣，进而把握到学问的主旨；我们学习文学、历史、美术等文化知识，不仅仅是用以带来财富，而是为了生存得更好、更有情趣、更有风度。如此，人生才能变得更优雅。很多人读书只讲知识，不讲做人，最后变得有知识而没有文化、有知识而没有修养，这都不能算是学问的“真消息”。
王阳明是大儒，不仅学问好，而且活得洒脱，还能够建功立业。他讲的“慎独”从各个层面上对“心”做出了要求。《悟真录》中说：
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心通故时而理；心纯故让而恪；心宏故胜而不张，负而不驰；七者备而君子之德成。心端，即是内心要端正，不要有邪念，促使行为也端正。心敬，是讲内心要有恭敬之念，外在的容貌也就会显得严肃庄重。心平，是说一个人的心胸很舒展，那么他的言行也就非常舒展，开合自如。心专，内心专一的人看任何事物都能非常的深入，能体察入微。心通，内心通达，做事自然就显得非常有条理。心纯，内心纯净，人就会非常的谦卑、简让，不会与人多做计较，而且还能坚持自己的操守，做到得让而却。心宏，就是内心非常宏大、开朗，成功时不会张扬，失意时也不会松懈。能够达到心端、心敬、心平、心专、心通、心纯、心宏这七种修养心性之道，也就达到了“心学”的要求。
清朝名臣张英也从“心”的角度来谈“慎独”的修养，他说：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微者，理义之心，如帷之映灯，见之难而晦之易也。（《聪训斋语》）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是儒家学说常用的词，是所谓的“十六字心传”的一部分，“十六字心传”即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讲的是人心都是很危险的，正如《庄子·列御寇》所言的“人心险于山川”，要警惕之；但是道心却非常精到，非常美妙，需要时时开发之。之所以说人心危险，就在于每个人都有私念、欲望，这个欲望要加以控制，防意如防城，不能等到其崩溃而不可收拾。道心所以微，就在于其是义理之心，就像一盏灯，是黑暗的欲望世界里的一点光明，这就需要时时拨亮，使它烛照心性。
曾国藩在总结人如何慎独的时候，说：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曾文正公学案·正心》）
君子要想做一番事业，绝对不能去妄求别人，首先应该是要求自己，是要自己树立起志向。每一次祸患磨难，每一次忧虑惊虞，都是自己品行、德行得以长进的时机。如果身心能够坦荡，能够经得起磨砺，不但事业得以发展，而且身体也会因之康健。像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都是周游列国而不遇，一生困苦；佛家的真佛大德，也是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劫争，心灵往往备受折磨。但是圣贤之为圣贤，佛祖之为佛祖，正是在于经历了这些大难磨折而没有被挫败。心中踏实不虚漂，就会满是鲜灵之气、养出活泼泼的胸襟、见得到坦荡荡的景致。如此一来，虽然己身会有外物的侵袭，或者外物的引诱，但是内心会保持坚强，不再受到伤害了。
曾国藩本人，就受到了很大的磨难，但最后能成为清朝的中兴名臣，就在于他即使屡次失败、磨难都不伤自己的内心，不伤自己的意念和理想。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只是会做得意事而不会做失意事，稍有一点失误、一点挫折，内心就再也没有了坚强之念，一下子被打倒。要刚毅，才能顶得住压力；要坚持，才能经得起磨难。
三、淡定
制欲、慎独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淡定。淡定，是人的内心平和，不去多思、多想、多虑而达到的一个境界。有个广告词叫“简约而不简单”，说人的穿着一定要简约，不要奇装异服、过于花哨，但是为人则不能简单，而要追求不凡，这是很有道理的。
简约，用在修身修心上就是从容而淡定。从容，是任何事情都不会使他慌乱，不会扰乱他的方寸；淡定，就是内心平淡，对许多事情都了然于心、了然于胸，外界的事物不会损伤到他的处事方式、为人原则和做事要求。
我们讲“正心”时，“淡定”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境界。我们一般很难做到淡定，就因为对外物引诱的抵抗力不足，不能做到放弃。有的学生在校期间总是在关注学校安排交换留学生、选拔参加学术会议等相关事情，总是注意着外在事态，不能安心读书，更没有淡定的心境来好好做学问，将来是很难成大事的。学业上如此，工作上也是如此。参加工作之后，会有更多的事情在烦扰他，更多的利益在诱惑他，这时候，只有能够淡定下来的人才是能做成事业的人。
什么叫成熟？一是废话越来越少，年少时可以和朋友议论天下大事，但成年以后就要多关注手中要做的事情，而减少不必要的闲聊；二是意识到了可走的路越来越少。年轻的时候，人选择的可能性很多；但成年之后，人生选择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一定要把握住现在可以走的路，把握住有把握的路。因此，人能够淡定就意味着成熟，就不再有那么多的不平之气，不再去慷慨激昂地讲那么多的闲言碎语；淡定了，人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选择，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努力，不会荒废了人生中难得的机会。
古人说得好：
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宽。人之心境，多欲则忙，寡欲则闲。人之心术，多欲则险，寡欲则平。人之心事，多欲则忧，寡欲则乐。人之心气，多欲则馁，寡欲则刚。（《格言联璧·存养》）
欲望越多，人的心胸就会越狭窄，心境会越忙乱，心术会越险恶，心事会想得越多，心气也会下降而更容易放弃；欲望越少，心胸则会更开阔，心境更清闲，心术更平和，心事更少，心气也会更高。要能常消欲望，保持淡定的心境，要做到宽、闲、平、乐、刚，这才是我们修养心性所要求的目的。
有时，我们喜欢给自己订一大堆计划，一般来讲，这都是欲望的驱使。我在十年前读本科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计划一年做所谓的十件大事，如过英语六级、计算机等级、找到女友、拿到优秀奖学金等，最后却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一年要做完这十件事，常人本就很难办到，而他的欲望又太强、太急、太高，就更难做到。人要在淡定之下想问题、定目标，比如计划半年做成一件事就足够了，日积月累，成绩慢慢地会体现出来。不能什么都想抓，结果什么都抓不到。
如何来做到淡定？除了上面讲的欲望要少、心思要淡定之外，还要学会情绪的淡定。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心境永在自然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学者动静殊操、喧寂异趣，还是锻炼未熟，心神混淆故耳”（《菜根谭·修省》）。不能因事务顺利或者艰辛而改了节操；不能因境遇的繁华或冷清而变了趣味。人不能在变局中保持节操、坚持志趣，还是由于锻炼不足、心神不能纯静的缘故。
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经过千锤百炼，没有经历过世事，在现实生活中，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学生，还透着什么都不洞彻、缺少干练睿智的青涩气。中国有一句话叫“老其才，励其志”，才华要磨炼到纯熟，志向要磨砺到纯一，也是讲的这个道理。要让自己的心淡定下来，人就要有涵养：
须是操存涵养，定云止水中，有鸢飞鱼跃的景象；风狂雨骤处，有波恬浪静的风光，才见处一化齐之妙。（《菜根谭·修省》）
如果心境能涵养到如同定云止水，何其的从容舒卷，同时内心又有着鸢飞鱼跃的活泼景象，秀外慧中，表里澄澈。有了这样的心性涵养，外界即使是狂风骤雨，人心之内里也还是波恬浪静、微澜不生的。所以说淡定，实在是有处一化齐之妙，是人心达于至道的最高明境地。
要做到淡定，还要在日常行事上勤于修养。古人很推崇这一境界：
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格言联璧·存养》）
独处的时候能超然世外，和朋友相处的时候能和蔼可亲；无事闲散的时候，内心就保持澄明安静，有事忙碌的时候，就应该果断刚强；得意处一笑了之，失意时泰然自若。这些话都是教人在每时每处都有对淡定之心的追求。
古人把这种追求引到了具体生活之内，把粗浮和沉静、烦躁和淡定进行了对比：
静坐，然后知平日之气浮。守默，然后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后知平日之心忙。闭户，然后知平日之交滥。寡欲，然后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后知平日之念刻。（《格言联璧·持躬》）
静坐，即要能坐得住，要多想想自己平日的轻浮之气以警戒自己。守默，要少说话，多想想平日里的浮躁之言，对于其错误要怵然猛醒。省事，即是反省，要清楚自己平日里内心的芜杂。闭户，就是讲要减少不必要的交际，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知己。寡欲，只有清心寡欲的时候，才能知道自己平时的缺点很多。近情，就是懂得人情世故，这时他才能体会到，平日里自己的意念、想法是不是过于尖刻。
制欲、慎独的目的是要淡定，淡定的人是什么气象呢？古人概括说：
度量如海涵春育，应接如流水行云，操存如青天白日，威仪如丹凤祥麟，言论如敲金戛石，持身如玉洁冰清，襟抱如光风霁月，气概如乔岳泰山。（《格言联璧·持躬》）
这种修持功夫，是人人向往的理想人格，尽管穷一生修为，不一定能达到，但一定要心向往之，只有如此涵养，才能不断超越自我，进入日渐明朗的至上境界。
§§§第四节养气
明心、全性、慎欲，到了一定境地时，便要养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尽心下》）他本人就心存浩然正气。这是因为，孟子心在天下生民，思考的是天地间的大事，他在游说列国的时候，与君王见面总是应对自如，见到君王不对就敢于批评，常常是把这些君王辩论得无话可说，顾左右而言他。当时，诸国都不能用孟子，在于孟子秉持浩然之气，那些心胸狭隘的君王容不下他。
与孟子比较相反的是韩非*。当年秦王嬴政读完《韩非子》部分篇章时，非常惊讶，一定要得到这个人，和他好好谈一谈。就派兵攻打韩国，逼迫韩国把韩非派做使者出使到了秦国。但是秦王和韩非交谈过后，发现只能用其书而不能用其人，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韩非口吃，不善辩论言谈，不能打动秦王。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韩非一直想着保全韩国，他的气度太小，秦王嬴政是有“混一宇内”的大志向的，固然不能欣赏韩非。一个人如果没有浩然之气，器量就会太小，难以赢得别人的尊重。浩然之气不是表面对自己的装束，而是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坦荡之气、正义之气，一个人心胸中充盈了坦荡之气、正义之气的时候，他才能表现出一种格局，一种气度。吕坤总结说：
士君子要养心气，心气一衰，天下万事分毫做不得。（《呻吟语》）打败匹夫，可从肉体上折磨、征服、消灭，而对待英雄，只能征服其内心。中国古代军人在投降的时候都要举行仪式，要让败国之君把自己的衣服去掉，光着脊背，扛着国旗，还要跪着膝行，到别国大将的跟前把自己的贡物献上，这就是要让降兵从心里面彻底地放弃抵抗，让这个国家的心气完全丧失。一国没有浩然之气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人了。所以说，一个人心气一衰，天下万事就分毫也做不得了。
*韩非（约前281—前233），为战国时期韩国公子，诸子中法家的代表人物。
浩然之气就是正气，也是正气在自己心中的充盈。我们如何来养浩然之气呢？
一、畅达
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喜欢把自己包裹起来，不敢正常地与人交往，让人以为他总是在伪装、做作，很难与其沟通，这就是不能畅达。畅达，是要处理外在纷争而不扭曲，面对内心不足而不纠结。
在传统文化中，对“畅达”讲的也很多。例如，中医的理论对郁结作出了解释，内心郁结就是不能做到畅达。中医学说认为：
忧愁则气结；忿怒则气逆；恐惧则气陷；拘迫则气郁；急遽则气耗。（《格言联璧·摄生（附）》）
“忧愁则气结”，表现在有的人总爱叹气，人忧愁则气不顺，气不顺就是气结，他就只能靠叹气来解决了。“忿怒则气逆”，我们都知道老年人生气的时候容易犯高血压，生气发怒就会头晕目眩，这就是气逆。人身内里的气，本来都是顺着经络走，在生气发怒的时候气的流转就反过来了，这即是气逆。我们都有实际的经验，人一生气，就不容易感到饥饿，这就在于气逆时人体的功能器官随之产生问题，对饥饿的感知也就变得不明显。
“恐惧则气陷”，平时我们一说自己恐惧的感觉，就比喻说“觉得天塌了”，这就是内心里没有了气的支撑，失去了主心之气。
“拘迫则气郁”，“拘迫”就是我们所说的拘禁、压抑的感觉，内心长时期的处于压抑之下，就会使气郁积。“急遽则气耗”，特别着急慌乱的时候就耗气，有时候人着急快跑，就感觉上气不接下气，这就是耗费了太多的气。“气”在中医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用语，用中医的一些观点，就是为了说明人有时候不能做到畅达，是因为心气之上产生了问题。要培养浩然之气，首先就是要让心气做到畅达。
培养畅达之气，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养神。现实生活中，常听人讲某人“真有精神”，有精神是说这个人神明很足。中医上也讲“神明”，神明即是一个人生命的主宰。小孩子的眼睛特别明亮，神明十足，这个神明是从精神里透出来的。到老的时候，人就变得老眼昏花、耳不聪、目不明，这是因为神明已经衰退了。现实生活中，人也常常伤在自己的神明，神明一伤，人的心神就再不能畅达，就不能主宰自己了。古人概括有伤神明的行为，几乎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细节：
嗜饮伤神，贪色灭神，厚味昏神，饱食闷神，妄动乱神，多言伤神，多忧郁神，多思劳神，久睡倦神，久读枯神。（《格言联璧·学问》）
“嗜饮伤神”，总是喝酒贪醉就容易六神无主、醉而欲眠，即使次日醒来，神情还是昏昏沉沉、靡顿不振。“贪色灭神”，中国古代帝王的平均寿命是35岁，其中被篡夺谋杀的暂且不论，多数的帝王还是因为后妃太多，沉迷于色欲，早早地耗尽了肾阳，毁灭了神明。“厚味昏神”，“厚味”意即过于正常五味的那些腥燥之物，有的人在大吃大喝，尤其是吃特别腥的鱼肉之后，要么是咳嗽，要么是多痰，要么就是瞌睡昏沉，总是感觉不舒服。嗜于厚味的，神明就难免昏昏沉沉，不能简淡下来，《左传·庄公十年》中记载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着医学依据的。
“饱食闷神”，与“厚味昏神”有相同的道理，人常在吃饭以后，要休息一会儿，就是因为饭后消化耗费大量的气血，思考、辨析的能力退弱了。如果整天酒肉穿肠过，看似潇洒，实则容易昏庸困乏，缺少冥思，不能决断。
“妄动乱神”，“妄动”就是即使在没事的时候也静不下来。古代看相的书上说，凡是坐下来后双腿爱不停抖动的人，做事就会缺少恒心、缺乏定力，急躁无聊，一事无成。以前家教有传统的父母，讲究一些的家庭，发现孩子抖腿、仰脸、低头就要训斥，这不只是一个习俗的问题，还含有传统文化的理解。男子走路的时候不应该低头弯腰，女子走路的时候不应该仰面向天，这表面上是说的是走路的规矩，实际上也是在讲人的气质、品行。明清小说里面描写妓女有一个通用的姿态，即是仰脸、倚门、巧笑，这不只是形象的问题，而是心性。不要妄动、要有规矩，就是为了避免“乱”，因为妄动者小则乱神，大则乱家乱国。
“多言伤神”、“多忧郁神”，话多有失，忧多有郁，总是忧虑别人在算计他，总是抱有提防之心，活得就难以洒脱，杞人忧天是此典型。“多思劳神”，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不是不要人去想，而是不要胡思乱想。越是空想，就越是糊涂，一场辛劳全是白费。
“久睡倦神”，即是越睡越不足，越睡越困倦，这是个浅显的道理。“久读枯神”，这一点对于做学问很重要。读书不能一次读得太多，时间一久就会读不进去，这时候就应该静心恢复，避免久耗，防止心神的枯竭。有同学给我发邮件，说自己订计划每天要读书八小时，这样读书就没有什么效果，人哪能够每天连着读书八小时？读书是要认认真真地读到一定程度，累了就该放下来娱乐一下，要不然读书就读得太累。有的人读书，看似时间很长，但是不能算做真正的读书，因为他不够专心，一边喝水，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这样读书看着时间很长，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要读，就要认真读，专心读，保持活泼的心境来读。
畅达是要能想得开、放得下、看得破，这就需要智慧，也需要心志，古人的格言总结得很精辟：
清明以养神，湛一以养虑，沈警以养识，高远以养志，果断以养才，凝重以养气，宽容以养量，刚正以养操，涵育以养深，浑厚以养天。（《格言联璧·存养》）
人要用清静、明晓来养自己的神，用纯粹、专一养自己的思虑，用沉着、精辟养自己的见识，用高远、宽广养自己的志向，用果敢、决断养自己的才能，用凝神、稳重养自己的气度，用宽和、容物养自己的肚量，用刚强、正直养自己的节操，用涵育、宽广养自己的深度，用浑朴、厚重养自己的天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畅达。
二、乐天
讲正心，是要求人向好处看、向高尚之处走，而在其中，内心的快乐也是很重要的。人一定要做乐天派，做到乐观自信，要相信世界上任何问题都能解决，相信我们的社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这绝对不是麻痹自己，而是要激励自己为社会贡献力量，在做事的时候为自己增加一份信念。
孔子非常赞美颜回，认为在所有弟子中，颜回的德行是最好的，他说：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颜回都能乐观自信。在只有一碗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街巷里勉强能生活下去的情况下，别人都忧愁纠结，而颜回却很快乐。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才是有德行的人，才是真君子。颜回即便自己穷困潦倒，依然能够不改其乐。快乐来自于对道的坚持，是对责任、品格、修养的坚持。
乐天，就是即便在困顿时，也要像颜回一样活着，能够在困穷的境地里坚持操守。这话看似轻巧，实则有很深的道德寄托。“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格言联璧·持躬》）奢侈的人无论有多少财富都不够挥霍，而简朴的人即使贫困也常感到有余而知足，原因在于欲望的多寡、道德的高下。欲望过盛而奢侈的人，心灵反而是贫瘠的；道德高尚却穷苦的人，心灵却是富足完满的。有时候我们羡慕他人的富足，就心生向往；有时候见到他人的成功，就心生嫉妒。这便是处于心神混沌时，不能把很多事情想明白，不能看清好多人事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
《老子》曾说：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说的是世事变化无常，世间哪有什么长保的事物，不如看透而暂且休止吧。人生苦短，即使金玉满堂，也总有消亡的那一天；更有的人富贵了就生骄慢之气，不待自然休亡，就已经招来祸咎，自取身灭。人一定要做到功遂身退，快意而能思持而盈之的自然之道，才能远避祸患。“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唐·李白《江上吟》），当年楚王的台榭在哪里呢？残垣亦不可见，而只有屈原的辞赋流传后世，如同日月光辉，垂丽万古。人生在世，从来没有长久的富贵，也没有长久的功名，羡慕富贵功名不如珍惜眼前的幸福。佛家讲“活在当下”，即是讲既不要沉迷于过往，也不要陶醉于未来的虚幻，要懂得眼前的快活最为珍贵。
能够懂得老子讲的消息盈虚的“天之道”，能够体会到孔子所称赞颜回的“堪以忧”，我们就能做到“乐天”。
杜甫《写怀二首》中说：
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
不能显贵的时候，穷贱也不能让自己悲伤戚戚；不能富足的时候，即使贫苦，自己也知足心安。这是一种高尚平和的心境。
中国历代诗人之中，最艰难困苦的莫过于杜甫。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逃难的路上甚至落到行乞的地步，建一个容身的草堂都要靠他人的帮助，年老之时想回老家却饥寒交迫，到岳麓的时候在一条船上冻饿而逝。但是，杜甫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一生即使如此，也能坦然处之，有一种大度。草房被风吹破的时候，他还能够由一身之寒冷，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能够如此博大，在于他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也有“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春日江村》）的认真努力，二者合在一起，使得他不以自己的辛苦为叹息，而以百姓的安危为喜忧。
我们都吟诵过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只有心胸开阔了，一己之忧乐系于天下，人才不会被打倒，才能有真正快乐起来的心性。从这个角度说，何谓大丈夫？
丈夫之高华，只在于道德气节。鄙夫之炫耀，但求诸服饰起居。（《格言联璧·敦品》）
真正的大丈夫，真正的君子，其高贵不在于有多少财富、有什么功名，而在于拥有多高的道德和气节。历史上的许由、伯夷、叔齐都是很高洁的人，田横、荆轲也是很有气节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子。而“鄙夫之炫耀”之“鄙”，即是浅薄，浅薄的人可以炫耀的只是服饰起居，是谈不上什么道德气节的。
中国人认为，人应该追求道德气节，不能像现在很多人那样整天去讨论吃穿、讨论房子。有的朋友会说，这是现实所趋，我们很无辜、很无奈、很受伤，但重要的是不能把这些当做人生全部的追求。人生的目的，应该在于去明白天地万物的大道理，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培养出至高的道德。这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息的精神力量，应当成为我们的理想，我们追求、向往的境界，即使达不到如此，但还是应该不停地为之努力，心向往之。
有时我们不如意，会骂这个社会乌七八糟、人心不古，但如果每个人都能用这些精神财富来修养自己、改变自己，待人接物之时慢慢地把自己的格局养成，即便做不成天下的事业，也可以尽一份力、尽一份责做成局部的事业，乃至去影响周围的人，社会就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
三、知足
中国文化常讲知足常乐，尤其是主张清净无为的道家，认为知足是关系到一个人安身立命、荣辱安危的大问题。《老子》言：
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
人要是能知足，能够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受到他人的欺侮，不会留下终身的耻辱。
人要知足，第一是要明白做事总有尽头，总有界限。老子讲的“知止常止”，就是此意。《大学》讲的“知止而后能定”，也是在说一个人要定下志向，要有目标，志向、目标即是自己为人行事的界限，是决定自己何去何从的起点，立意不同，指向也有差异。人做事没有界限，就很容易自取其辱。比如说中国官员的待遇很好，但总有人不满足，最后把自己弄得锒铛入狱。最近网上有新闻，一个官员言行不谨，却又很高调，使人们很是反感，结果就有人在网上开始调查，发现他抽高档烟、戴名牌表，这样的奢侈不是一个普通的局长可以负担的。由于舆论的压力，引起了政府的调查，最后查出他确实有很严重的经济问题。人不知足，不知道界限，自然不可避免做出狂妄的事情，自取其辱，甚而身败名裂。
第二是要知道欲望的边界。《老子》就一直在讲这个道理：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若不懂得知足，欲望过盛，难免会招来祸患。一个人对一种东西特别地喜爱，特别地想占有，他就会费心、费神、费力、费财地去追求。而等到得到的时候，便再也舍不得放弃，一定要深藏起来，惜之爱之。庄子认为越是这样，失去的就会越多。把东西藏在柜子里，最后可能连柜子都被拿去了。古代帝王对待其下贪赃的大臣就是如此，自己手下有贪官了，就先养着不惩戒也不杀，等到太子即位再来处置，一是可以把大量的钱财收来充实新君的国库，二是借以树立新君的威严。乾隆不杀和珅而让嘉庆杀之，就是这个道理。
人要知道欲望的底线，做到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就不会轻易受到侮辱，也不会轻易招致败亡。“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三国·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也是这样的道理。
“乐天”是一种心境，“知足”则是一种气度。对于要培养人的知足之气度，古人常有教训：“不可吃尽，不可穿尽，不可说尽；又要洞得，又要做得，又要耐得。”（《格言联璧·持躬》）生活上不可吃尽、不可穿尽、不可说尽，意即做事都要留余地；但是做人则是要洞得、做得、耐得。洞得，就是要洞晓世事、洞悉人性。做管理，做服务，交朋友，甚至恋爱、教育孩子既需要明白晓畅，又要能留有余地。做得，就是在明白通晓之后，一定诚心实意地去做，还要能做、会做。耐得，就是做事的坚持，读书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做服务就要能耐得住繁杂琐碎，这是成事的最后一关。
知足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智慧，还有要意识到：
难消之味休食；难得之物休蓄；难酬之恩休受；难久之友休交；难再之时休失；难守之财休积；难雪之谤休辩；难释之忿休较。（《格言联璧·持躬》）
不好消化的东西不要吃，不好保存的东西不要储存，这是在讲有的事情一定不能去做。有人给他终身都难以酬答的恩情，自己就一定不要接受，否则很难做到用一生去还，就容易将其辜负。人不能滥交朋友，一定要寻求那些真正志同道合的、能够长相切磋、相互扶助的人做知己、做朋友。一日难再晨，一生难再少，珍惜光阴的道理我们都懂，那就要立刻去行动。很多不义之财就是难守之财，积攒这样的财富，早晚会有祸咎。另外，自己不能驾驭的财富也是一种难守之财。比如现在炒股票的人把几十万元、上百万元投到股票市场里，就像把一片树叶扔到汪洋大海里面一样，自己根本就不能驾驭。我们不能把梦想寄托在这样的财富上面。同样，面对毁谤、误解而自己又解释不清的时候，就不要再去辩白，由此而起的无名愤怒和恼火，也要让它化解，一定不要太在意、太计较这些。
既然讲知足是一种气度，一种博大的胸襟，那就要把自己的修养与对天下生民的关怀联系起来，只要想想那些其他人的艰辛、无助、无奈，就知道自己的幸福所在：
家坐无聊，当思食力担夫。红尘赤日，官阶不达，须念高才秀士，白首青衿。将啼饥者比，则得饱自乐。将号寒者比，则得暖自乐。将劳役者比，则优闲自乐。将疾病者比，则康健自乐。将祸患者比，则平安自乐。将死亡者比，则生存自乐。（《格言联璧·持躬》）
平时在家无聊闲坐的时候，或者觉得自己生活不幸福的时候，他就要去想想街上飘荡的人、做力工的人，相比之下，他便不会觉得自己不幸福了。如果自己是一个职位较低的官员，经常红尘赤日、到处奔波，感觉自己的职务做得还不够高，就要想想那些怀才不遇的秀士们，至今还白首青衿，没有功名。所以说，多想想那些饥寒交迫的人，自己淡饭简蔬能得饱足，布衣粗帛能得温暖，就要感念知足。看到别人的辛苦劳役，自己就会珍惜眼前的快乐；看到别人病体奄奄，自己就会爱护难得的康健。与别人不停地遭受祸患相比，他会觉得平安才是自己的福分；与那些早夭的、短寿的人相比，好好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能常常这样想，自然消除了几分郁闷，获得了一丝安慰，能想到天下生民的痛苦，再想想自己的安定现状，他就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一个人若能知足，无所欲求或是欲求很少，他就能忍辱、能随遇而安、能够看透生死，不会有贫贱穷困之感，不会有病痛祸患之叹，不会觉得不会孤单，也不会觉得陷入绝境，这只有懂得知足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如果“人人知足，则天下有余”（《呻吟语》），这样的社会便会少了争斗、阴谋、算计和杀掠。
四、简约
讲简约，“简”就是简朴、简单，“约”就是少而精。我们看小孩穿衣服，越鲜艳越好，年轻的时候也是红男绿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就越来越抛弃大红大绿、姹紫嫣红的装束，心态上也不像早年那样充满一种姹紫嫣红的梦想，这就是简约起来了。
前面已讲，人的成熟有一个标志，就是闲言碎语的废话越来越少。清代赵翼评价陆游诗时说他：*
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
（《瓯北诗话·陆放翁诗》）
这是陆游的诗风，也是通常一个人的人生三变：少年时，追求的是藻饰繁华，哪里热闹往哪里去。中年时境界一下子开阔了，开始追求一种壮阔之美，哪里博大往哪里去。晚年时的心态平和了，追求恬淡，哪里安逸就往哪里去。“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总是在变化，慢慢地从藻绘到宏肆，再到简约平淡。
那么，什么是简约？简约是少了很多装饰，洗尽铅华，变得纯粹而朴素，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宁静、平和之美。我们这里讲的，并不是指外表的装饰花哨抑或朴素，而是在讲人内心的简约。
为什么正心要追求简约呢？因为有时候人面对的选择太多，导致其内心无法端正、常常痛苦、做事迷茫。欲望太盛，想得到所有的东西却又无法得到，内心就会痛苦。人要简约，就是要让自己心里面能够做到“放下”。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发现自己可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而自己需要放下的东西越来越多。在这个时候，人就应该成熟起来，要能够明白什么是可以追求的，什么是必须要放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对社会、国家、家庭应当担负起的责任就会越来越多，一定要放下许多的欲望，真正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文化善于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见出真正的道理。讲简约，首先便是要落在安于俭朴宁静的生活层面上来。只活了33岁，却对唐代学术很有影响的王通，在《文中子·关朗》中讲：“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是说如果他不能勤劳，不能俭朴，他就成不了人上人，这说得很直接，把俭朴作为励志的动机，把辛勤作为成事的手段。*
看一个人的德行如何，不是在灯红酒绿之间，而是要在其走投无路的时候、人生处于迷茫的时候，看他选择什么、追求什么。儒家讲“君子固穷”，这才足以见其德行。前面我们讲，孔子称赞颜回安贫乐道，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是合乎道义而得到的富贵，就像过眼浮云一样。这就是儒家称道的“君子固穷”，君子能够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坚持自己的道义，坚持自己的理想。君子固穷，坚守的正是一种简约的生活。在简约的生活中，能够透露出一种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修为。
*全稿共诗八首，均刊入《剑南诗稿》第五十五卷。
诸葛亮《戒子书》也说：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他把俭朴视为养德的方式。真正想要提高自己的修为，就要宁静下来，这个“宁静”不是单指身体安静下来，而更是指人的心中要宁静。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在做事业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什么是自己必须放下的，这就叫“静以修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的欲望很容易放纵，放纵了就难以约束，要能够固守心性，这就是“俭以养德”。
从明朝开始，知识分子对富足、富贵的向往与追求开始变得强烈起来。“三言”“二拍”里经常写到知识分子或是与仙女喜遇、或是出海巧遇、或是前世积下阴德，然后荣华富贵起来。这说明中国人开始敢于把对金钱富贵的追求讲出来了，不再隐藏，走到了很实际的层面。但这种追求不能太强，更不能成为内心中的一种欲望。在现实中，许多人已经变得无所事事、不思努力。社会即使向功利化、商业化的方向发展，还是要让自己的内心简淡下来，让“简约”成为自己的信念，放下很多名誉、欲望的东西，回到平淡、宁静的心境里，即便不为别人，也是为了自己。
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简约，是为了修养德行，它关系到现实的层面，即小到个人的成败，大到国家的兴衰。韩非子也讲：
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韩非子·显学》）
说贫和富完全是靠他自己的作为，懒惰而又奢侈的人就会贫穷，勤劳而又俭朴的人就会富足。这个观点也是和韩非子的治国思想相联系的。韩非治国的思路和儒家的治国思路不同，儒家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追求贫富的差距不能太大，做到公平就可以了。但是韩非认为如果国家的制度制定好了，一个人能合于规矩地致富，那是能力的体现，如果还有贫穷的人的话，就说明这些人非常懒惰。
韩非认为贫穷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个人，贫穷的人都是咎由自取。他强调了人的努力，这一点是很有见地的。孔丛子也认为“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孔丛子》）。何为富贵？富，是不取于人，只要他做的任何事情、得到的任何利益，都是堂堂正正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不是从他人处乞求而得，这就是富足。贵，即是不被别人侮辱，很多时候人是自取其辱，自己先丧失了尊严，然后别人才能来侮辱他。什么样的人最好管理？鲁迅曾说，那些想得到而还没有得到的人是最好管理的。人有想得到的，就是有欲望，只要有欲望就会被利用，想得到的就成为其受到牵引、受制于别人的把柄。
简约，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至关重要的。李商隐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他在迟暮的晚唐间阅尽王朝兴衰，《咏史》诗中感慨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们观察中国各代的历史，兴衰成败，兴盛常常是来自勤俭，败亡常常是来自奢侈。
周朝时期，周文王就是能够与民同乐，最初只有几十亩的地，后来也得了天下。汉高祖刘邦最初攻下秦都咸阳，便与民约法三章，范增评价他是“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在成功之后也很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保持了勤俭。到东汉的时候，光武帝刘秀坐天下，宫里后妃们穿的衣服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而刘秀自己穿衣也是最俭朴的。在唐朝初期亦如此，唐太宗很勤政，长孙皇后的衣饰和丫鬟的衣饰也很简单，魏征还曾因此谏言。
一个国家要稳固、要兴盛，都要讲勤、俭两字，这在每一个朝代之初都很明显。而当国家到中叶之后，就不能再保持这种勤俭了，反而开始修建宫阁楼台、对外穷兵黩武，国力很快衰弱下去，即使变法图强，也很难再将那些臃肿的机构、杂多的人员裁撤掉，很难把那些繁文缛节、苛捐杂税削减掉，积重难返，最后就是亡国的结局。欧阳修说：“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每一件溺爱的东西，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过失，每一次生发的哪怕再微小的放纵的欲望，都是对自己心性的束缚，都是祸患的积累，能不谨慎吗？
中国人在制定家训的时候，常出现一句话，就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便是告诫子孙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培养这样一种警惕心，希望他们能够过着简约的生活。只有简约才能立身，才能兴家，才能保国。
现在与古代不同，要求也会有所区别，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心中不要有那么多的物欲，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做到简约，不要那么复杂地生活，少些装饰，少些做作，少些算计，让内心安静下来，静静地体验自然的优美，体味家庭的幸福，体味独处的乐趣，看似并没有灯红酒绿式的辉煌，但这其中的安逸祥和，却是权位、名利和财富换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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